我猛劲地拉开抽屉，又狠狠地把它推进桌子里，桌子“彭”地发出一声闷响，那座带电子钟的笔架被震翻在桌面上。也许我没有资格阻止她的任何行为，但我却莫名其妙地发了火。
对他近乎荒诞的解释我很不以为然，这具纵横欢场之中的行尸走肉居然也不嫌害臊地大谈什么爱情，这多少有点象阿道夫希特勒洗心革面充当和平使者的味儿，使人觉得滑稽、不可信，甚至令人作呕。晚上，我独自走进了一间酒吧。
酒吧里荡漾着理查德德克莱德曼的《水边的阿狄丽雅》，可此刻我的心境跟酒吧里恬淡的气氛极不和谐，我要了两支啤酒，缩在墙角的一张桌子旁啜饮起来。
这时，一个男人叫嚷着晃了进来，一进门便蹭到了吧台小姐的身边，并伸手在那位小姐粉嫩的脸上捏了一把。从吧台小姐忍辱含垢的微笑里，我可以看出那个男人是个不容易侍候的主。由于他背对着我，我没能看清他的脸容。我顾自低头饮酒，懒得去揣测与己无关的事情，可他与吧台小姐无所顾忌的调笑声却无可阻挡地撞击着我的耳膜。我抬头扫了他一眼，这时他刚好转过脸来，目光正好与我相撞，我们惊愕地看着对方，随即他爽朗地大笑起来，走过来朝我身上重重击了一拳：“好小子，啥时跑深圳来了？也不跟哥们打个招呼。”
我愣怔半晌，搪塞道：“走得仓促，来不及打招呼。”
他要了几样上好的酒菜，就着酒菜我们慢慢地聊开了……
他也是我高中的同学，叫杨福林。高中毕业后我们仅在前年春节时见过一次面，记得他当时给了我一张名片，那时我对自己所在的单位感觉颇好，根本没想到日后会跑到深圳来，所以还没细看那张名片便随手把它扔了，没想到今晚会在这地方以这样的形式与他邂逅。我心里一直没把他当过朋友，原因是他曾经兴师动众地追过苗燕，我心里暗暗地把他视作情敌。而他今天这种重逢知己般的热情却让我感到了一丝愧疚。
他眼睛里闪着兴奋的光，频频举杯向我敬酒。身在异地，能碰上熟人已是万幸，更何况是同窗多年的同学，我抛开了先前对他的那种敌意，跟他畅饮起来，那些因苗燕而使我们曾经有过的隔阂仿佛都在这酣畅的醉意和无尽的寒暄中化解了。
“兄弟是个有能力的人，看来在这混得不错吧？”我说。
“马马虎虎吧，能力这东西其实是个很含糊的概念，具体地讲，我也很难说清自己具有哪方面的能力。不过在这地方呆了这么多年，多少掌握了一点生存的本领。特区是有钱人的天下，现在的有钱人，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的嗜好——猎艳。如果你懂得投其所好，弄几个漂亮女人给你的老板开开心，就不怕他不给你加薪，如果你的上司有着某些非法活动，只要你嗅觉灵敏，能掌握一些证据，就不怕他不提拔你。也许你会觉得这样做有些卑鄙下作，反正这是一种很管用的手段。”
我心里暗忖：这不成了“拉皮条”搞敲诈了么？我这种人一辈子也学不来。我不置可否地笑了笑。
“东西南北中，发财在广东。凭兄弟你的才学，早该到广东来求发展了。”他睁着微醉的双眼，话语里尽是怂恿鼓动之意。
“哪里？这次要不是苗燕帮忙，还不知现在正在哪条街上要饭呢。”我自我解嘲地说。
“别说得那么难听好不好？”他递给我一支烟，忽然怔了一下，道：“苗燕？你找到苗燕了？她什么时候跑到深圳来了？”
“连你都不知道么？”我诧异地问。
“嗨，这小娘们，瞒得够实在的。”他两手一摊，作出一副无奈的样子，目光里却流露出几许对苗燕的怨恨。
“我这有她的电话号码，你有空可以会会她。”瞧他那一往情深的样子，我当即把苗燕的电话号码给了他。
倘若在我知道苗燕成为别人情妇之前遇见杨福林，我是决不会把她的电话号码告诉他的。眼下的情况使我有了新的想法。苗燕从中学到现在一直对我有好感，这我是知道的，但她现在已经成了别人的“二奶”，凭这一点，就注定了我和她情绝缘尽了。我很了解自己，我脑子里的传统意识使我无法接受一位曾经是别人“二奶”的女人成为我的妻子。从我的主观愿望出，我又不希望我所爱的人永远堕落下去，如果把这段爱情嫁接到杨福林身上，苗燕的命运或许会有转机。听杨福林自己说，他已经是一家公司的总经理助理，从他刚才表现出来的神态看，他也的确是爱她的，他完全有能力让她过得幸福。
我和杨福林这次意外的会面在一曲舒缓的乐曲声中结束了。我踉踉跄跄地走出酒吧时，已是午夜时分，街上的行人象是长途飞行后的倦鸟，三三两两地慢行着，朝着各自家的方向。
我回到住处时，发现苗燕无精打采地倚在我的房门口，她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这地方我呆不下去了。”
我不解地瞪着她，并不答话。
她低垂着眉，继续说：“崔楠的老婆就要从香港过来了，这婆娘要亲自督阵。”
“崔总的态度如何？”我问。
“男人就这德性，背着老婆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当着老婆的面却装得比孙子都乖。他还能怎么样？给了点钱让我走呗。”她忿忿地说。
这倒是促成她投身到杨福林处的一次好机会，于是我把今晚跟杨福林相遇的事告诉了她。她惊诧道：“他也在深圳？”
我说：“这小子志得意满，混上总经理助理了，至今对你还念念不忘呢。”
“八成你是要把我当礼物送人了。”她的嘴角*了几下，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我心虚地把脸别开。
果然没几天杨福林就打电话过来把苗燕约去了，从苗燕回来后的反应看，他们已经得到了很好的沟通。我心里不知是什么味儿，既有摆脱一种精神困扰的窃喜，又有点失去一份情缘的忧伤。
终于到了苗燕要离开“富达”公司的这一天。她心情沉重地来跟我辞行，并把一台收录机拎到了我的房间，说是带着不方便，干脆留我这里了。看得出她今天精心打扮了一番，脸上施了薄薄的脂粉，得体的穿著使她比任何一天都更显得姿色迷人。
“走吧，他会好好爱你的。”我轻轻地推开她偎依在我胸前的身体。她扭身出了门，一直没有回头。我倚着窗，望着她的背影渐渐地溶入街道的人流中。当我到达苗燕的宴会地点时，让我吃惊得半天也合不拢嘴，新郎是一位谢了顶的肥胖老头。我走到苗燕身边轻声问：“怎么不是杨福林？”苗燕道：“那畜牲，他只当了一次红娘，我会好好报答他的。不过，能嫁给他的老板也不错的，你说呢？”
婚宴上，我烂醉如泥。
其实我很在乎下岗
看来，如今这世道女人要比男人吃得开，要不，怎么象屈虹这样的女人也能成为有名的私营企业主呢？我们那一届毕业生中也就算屈虹出人头地了，这对我们这些曾经大话喧天的男生们不啻是一种深刻的讽刺。
屈虹走上服装行业跟她不爱学习爱扮靓的天性有关。读书时她就很注意穿什么牌子的服装，并且能一口气说出几十种世界有名的服装品牌，就跟我们这些男生能一口气叫出几十个球星的名字一样。没想到她那些被老师无数次指责过的缺点却成了她日后闯世界的资本。
屈虹的纳美时装公司在城东的双青桥附近，直插云霄的工厂大楼巍峨地耸立起一个女人的骄傲。
正当她的事业如日中天之时，我所在的那家国营企业却因效益不好而需要大批裁员，象我这种交际场上的白痴，不用说你也该明白接下来是一种什么样的命运在等着我——我下岗了。见我闲在家里无所事事，妻子舒婕给我出了一道既简单又让人煞费脑筋的“选择题”。这道题有两个答案可供选择：一是拉下大学生的架子去街边擦皮鞋。我深为妻子愿意把自己的丈夫奉献在这些光荣的行业中的义举感动，但我没有明确表态，这并不说明我除了能在国营企业混口饭吃之外连那么简单的工作都难以胜任，委实是这种岗位置换的落差超出了我的心理承受能力。我东拉西扯地找着话题，企图逃避这种类似于投河还是上吊结果一致而只是死法不同的选择。舒捷不耐烦了，嗓音大得不顾邻居的情绪，言语也不再有丝毫的婉转：“你到底干不干？都到什么地步了还怕丢人？”说着还怒其不争地剜了我一眼，那眼神分明在说：也不知你怎么混的，那么多的中专生都没有下岗，怎么你一个本科生却下岗了？舒婕的话直白点说应该是这样的：你下岗已经很丢人了，再丢那么几回也无所谓。尽管这道理很通俗易懂，但我心里仍不服气，舒婕让我这样去选择与其说是对生活采取的一种积极态度，倒不如说是一种理性的堕落。我不去拉车或擦鞋自有我的理由，因为我还不至于象妻子那么悲观。在妻子埋怨我连选择当车夫还是当擦鞋工的这点果敢都没有的时候，一位同样是“下字号”的哥们把我call到了闹市区的“玉液琼浆”酒吧。一路上我怀里揣着一个问号，不知道哥们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在沾着一身霉气的今天难道还会有什么喜事？
莫不是哥们发了什么意外之财吧。我远远地看见哥们很焦急地在酒吧的门口徘徊着，并不时的引颈向大路张望，神情酷似等待约会迟到的情人。哥们见到我时眼睛忽闪忽闪地亮了几下，然后拽着我的胳膊走进了酒吧。
哥们并没有什么喜事，酒吧里气氛也没有往日的诗情，这也许与心情有关。我们占了靠近吧台的位置坐下，似乎怕自己的这副打扮被善分贵*的吧台小姐忽略。哥们脸上是一副死了爹的表情，脖颈上有几处耀眼的血道道，这无疑是他老婆的杰作，亦是相伴着下岗而来的有形创伤。这让我有些庆幸自己的婚姻，与哥们相比，可以说我的家里还存在着一丝温情，尽管舒婕三番四次地逼着我继承祥子衣钵，但还不致于大动干戈。我掠了一眼哥们脖子上的那些血道道赶紧把目光挪开了，我知道那里面蕴含着一个关于男人自尊的敏感话题，可是哥们还是意识到了我眼里带有探究性的内容。哥们迅速地用袖子擦了一把沾在唇上的啤酒沫，口气消极得隐隐透着悲凉。“女人真*狭隘，不就是下岗吗？”他一忽儿又摆出一副气贯长虹的姿态来，好象下岗是一件多么微不足道的事，然而他这种要死要活的异常情绪，又恰恰是给下岗折腾。我禁不住苦笑起来，十有*他也刚刚经受跟我相同的选择。
夜色在渐渐地加深，酒吧已经拥挤不堪，吧台小姐见我们牢骚多于消费，开始吝啬她那在金钱面前才能绽开的笑容。我摸了摸羞涩的口袋，付过账，我们识趣地离开了酒吧，那落魄的样子跟孔乙己摸出四文大钱的情形很相似。
我们仰面朝天地躺在街边的草地上，我们已经不怕夜巡的警察。警察算什么？他们也有下岗的危险，我们心安理得地躺着，仿佛下岗成了我们露宿街头的充分理由。
对他近乎荒诞的解释我很不以为然，这具纵横欢场之中的行尸走肉居然也不嫌害臊地大谈什么爱情，这多少有点象阿道夫希特勒洗心革面充当和平使者的味儿，使人觉得滑稽、不可信，甚至令人作呕。晚上，我独自走进了一间酒吧。
酒吧里荡漾着理查德德克莱德曼的《水边的阿狄丽雅》，可此刻我的心境跟酒吧里恬淡的气氛极不和谐，我要了两支啤酒，缩在墙角的一张桌子旁啜饮起来。
这时，一个男人叫嚷着晃了进来，一进门便蹭到了吧台小姐的身边，并伸手在那位小姐粉嫩的脸上捏了一把。从吧台小姐忍辱含垢的微笑里，我可以看出那个男人是个不容易侍候的主。由于他背对着我，我没能看清他的脸容。我顾自低头饮酒，懒得去揣测与己无关的事情，可他与吧台小姐无所顾忌的调笑声却无可阻挡地撞击着我的耳膜。我抬头扫了他一眼，这时他刚好转过脸来，目光正好与我相撞，我们惊愕地看着对方，随即他爽朗地大笑起来，走过来朝我身上重重击了一拳：“好小子，啥时跑深圳来了？也不跟哥们打个招呼。”
我愣怔半晌，搪塞道：“走得仓促，来不及打招呼。”
他要了几样上好的酒菜，就着酒菜我们慢慢地聊开了……
他也是我高中的同学，叫杨福林。高中毕业后我们仅在前年春节时见过一次面，记得他当时给了我一张名片，那时我对自己所在的单位感觉颇好，根本没想到日后会跑到深圳来，所以还没细看那张名片便随手把它扔了，没想到今晚会在这地方以这样的形式与他邂逅。我心里一直没把他当过朋友，原因是他曾经兴师动众地追过苗燕，我心里暗暗地把他视作情敌。而他今天这种重逢知己般的热情却让我感到了一丝愧疚。
他眼睛里闪着兴奋的光，频频举杯向我敬酒。身在异地，能碰上熟人已是万幸，更何况是同窗多年的同学，我抛开了先前对他的那种敌意，跟他畅饮起来，那些因苗燕而使我们曾经有过的隔阂仿佛都在这酣畅的醉意和无尽的寒暄中化解了。
“兄弟是个有能力的人，看来在这混得不错吧？”我说。
“马马虎虎吧，能力这东西其实是个很含糊的概念，具体地讲，我也很难说清自己具有哪方面的能力。不过在这地方呆了这么多年，多少掌握了一点生存的本领。特区是有钱人的天下，现在的有钱人，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的嗜好——猎艳。如果你懂得投其所好，弄几个漂亮女人给你的老板开开心，就不怕他不给你加薪，如果你的上司有着某些非法活动，只要你嗅觉灵敏，能掌握一些证据，就不怕他不提拔你。也许你会觉得这样做有些卑鄙下作，反正这是一种很管用的手段。”
我心里暗忖：这不成了“拉皮条”搞敲诈了么？我这种人一辈子也学不来。我不置可否地笑了笑。
“东西南北中，发财在广东。凭兄弟你的才学，早该到广东来求发展了。”他睁着微醉的双眼，话语里尽是怂恿鼓动之意。
“哪里？这次要不是苗燕帮忙，还不知现在正在哪条街上要饭呢。”我自我解嘲地说。
“别说得那么难听好不好？”他递给我一支烟，忽然怔了一下，道：“苗燕？你找到苗燕了？她什么时候跑到深圳来了？”
“连你都不知道么？”我诧异地问。
“嗨，这小娘们，瞒得够实在的。”他两手一摊，作出一副无奈的样子，目光里却流露出几许对苗燕的怨恨。
“我这有她的电话号码，你有空可以会会她。”瞧他那一往情深的样子，我当即把苗燕的电话号码给了他。
倘若在我知道苗燕成为别人情妇之前遇见杨福林，我是决不会把她的电话号码告诉他的。眼下的情况使我有了新的想法。苗燕从中学到现在一直对我有好感，这我是知道的，但她现在已经成了别人的“二奶”，凭这一点，就注定了我和她情绝缘尽了。我很了解自己，我脑子里的传统意识使我无法接受一位曾经是别人“二奶”的女人成为我的妻子。从我的主观愿望出，我又不希望我所爱的人永远堕落下去，如果把这段爱情嫁接到杨福林身上，苗燕的命运或许会有转机。听杨福林自己说，他已经是一家公司的总经理助理，从他刚才表现出来的神态看，他也的确是爱她的，他完全有能力让她过得幸福。
我和杨福林这次意外的会面在一曲舒缓的乐曲声中结束了。我踉踉跄跄地走出酒吧时，已是午夜时分，街上的行人象是长途飞行后的倦鸟，三三两两地慢行着，朝着各自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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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解地瞪着她，并不答话。
她低垂着眉，继续说：“崔楠的老婆就要从香港过来了，这婆娘要亲自督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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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就这德性，背着老婆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当着老婆的面却装得比孙子都乖。他还能怎么样？给了点钱让我走呗。”她忿忿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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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这小子志得意满，混上总经理助理了，至今对你还念念不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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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到了苗燕要离开“富达”公司的这一天。她心情沉重地来跟我辞行，并把一台收录机拎到了我的房间，说是带着不方便，干脆留我这里了。看得出她今天精心打扮了一番，脸上施了薄薄的脂粉，得体的穿著使她比任何一天都更显得姿色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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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宴上，我烂醉如泥。
其实我很在乎下岗
看来，如今这世道女人要比男人吃得开，要不，怎么象屈虹这样的女人也能成为有名的私营企业主呢？我们那一届毕业生中也就算屈虹出人头地了，这对我们这些曾经大话喧天的男生们不啻是一种深刻的讽刺。
屈虹走上服装行业跟她不爱学习爱扮靓的天性有关。读书时她就很注意穿什么牌子的服装，并且能一口气说出几十种世界有名的服装品牌，就跟我们这些男生能一口气叫出几十个球星的名字一样。没想到她那些被老师无数次指责过的缺点却成了她日后闯世界的资本。
屈虹的纳美时装公司在城东的双青桥附近，直插云霄的工厂大楼巍峨地耸立起一个女人的骄傲。
正当她的事业如日中天之时，我所在的那家国营企业却因效益不好而需要大批裁员，象我这种交际场上的白痴，不用说你也该明白接下来是一种什么样的命运在等着我——我下岗了。见我闲在家里无所事事，妻子舒婕给我出了一道既简单又让人煞费脑筋的“选择题”。这道题有两个答案可供选择：一是拉下大学生的架子去街边擦皮鞋。我深为妻子愿意把自己的丈夫奉献在这些光荣的行业中的义举感动，但我没有明确表态，这并不说明我除了能在国营企业混口饭吃之外连那么简单的工作都难以胜任，委实是这种岗位置换的落差超出了我的心理承受能力。我东拉西扯地找着话题，企图逃避这种类似于投河还是上吊结果一致而只是死法不同的选择。舒捷不耐烦了，嗓音大得不顾邻居的情绪，言语也不再有丝毫的婉转：“你到底干不干？都到什么地步了还怕丢人？”说着还怒其不争地剜了我一眼，那眼神分明在说：也不知你怎么混的，那么多的中专生都没有下岗，怎么你一个本科生却下岗了？舒婕的话直白点说应该是这样的：你下岗已经很丢人了，再丢那么几回也无所谓。尽管这道理很通俗易懂，但我心里仍不服气，舒婕让我这样去选择与其说是对生活采取的一种积极态度，倒不如说是一种理性的堕落。我不去拉车或擦鞋自有我的理由，因为我还不至于象妻子那么悲观。在妻子埋怨我连选择当车夫还是当擦鞋工的这点果敢都没有的时候，一位同样是“下字号”的哥们把我call到了闹市区的“玉液琼浆”酒吧。一路上我怀里揣着一个问号，不知道哥们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在沾着一身霉气的今天难道还会有什么喜事？
莫不是哥们发了什么意外之财吧。我远远地看见哥们很焦急地在酒吧的门口徘徊着，并不时的引颈向大路张望，神情酷似等待约会迟到的情人。哥们见到我时眼睛忽闪忽闪地亮了几下，然后拽着我的胳膊走进了酒吧。
哥们并没有什么喜事，酒吧里气氛也没有往日的诗情，这也许与心情有关。我们占了靠近吧台的位置坐下，似乎怕自己的这副打扮被善分贵*的吧台小姐忽略。哥们脸上是一副死了爹的表情，脖颈上有几处耀眼的血道道，这无疑是他老婆的杰作，亦是相伴着下岗而来的有形创伤。这让我有些庆幸自己的婚姻，与哥们相比，可以说我的家里还存在着一丝温情，尽管舒婕三番四次地逼着我继承祥子衣钵，但还不致于大动干戈。我掠了一眼哥们脖子上的那些血道道赶紧把目光挪开了，我知道那里面蕴含着一个关于男人自尊的敏感话题，可是哥们还是意识到了我眼里带有探究性的内容。哥们迅速地用袖子擦了一把沾在唇上的啤酒沫，口气消极得隐隐透着悲凉。“女人真*狭隘，不就是下岗吗？”他一忽儿又摆出一副气贯长虹的姿态来，好象下岗是一件多么微不足道的事，然而他这种要死要活的异常情绪，又恰恰是给下岗折腾。我禁不住苦笑起来，十有*他也刚刚经受跟我相同的选择。
夜色在渐渐地加深，酒吧已经拥挤不堪，吧台小姐见我们牢骚多于消费，开始吝啬她那在金钱面前才能绽开的笑容。我摸了摸羞涩的口袋，付过账，我们识趣地离开了酒吧，那落魄的样子跟孔乙己摸出四文大钱的情形很相似。
我们仰面朝天地躺在街边的草地上，我们已经不怕夜巡的警察。警察算什么？他们也有下岗的危险，我们心安理得地躺着，仿佛下岗成了我们露宿街头的充分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