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夏天夏天第一章我三十一岁我读书我睡眠我写作我厌倦我坐立不安我四下走动我探头探脑我漫不经心我无聊至极我孤独寂寞我单调乏味我不值一提我的生活支离破碎。
甚至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描述我的生活我弄不清楚自己用意何在我只是盲目地做着我认为可做的事情我就是这样。

三十一岁是讨厌的年龄我这么说的原因是——到了三十一岁我现自己走入荒原清点行装觉贴身物品只有两件——无聊的欢乐和不可告人的痛苦这足以使我断言三十一岁讨厌之极。

我自认为不是那种积极向上的人但我是非常尊敬积极向上的人我尊敬他们的忍耐精神和挣扎斗志我也尊敬他们的生活方式我认为如果没有积极向上、永远抗争、挑战命运之类活泼可爱的迷信活动人生简直就闪不出火花来。

我不会闪出火花我颤抖但不闪烁我犹豫但不后退我怀疑一切我背对生活我是另一种人是那种所谓还未找到信仰的人我头重脚轻缺乏根基因此在茫茫人海里我显得步履蹒跚左顾右盼行动迟缓不着边际。

我自命不凡不知高低。相反却又十分害羞我的羞耻感来源于对自身无能的判断另一方面当我看到周围那些比我更蠢的人却不自知不由得怒火中烧以至形如斗犬只要听到他们说话便要出口驳斥而不问就里而出口说完之际我又总是感到后悔总之我忽高忽低忽上忽下头脑混乱自相矛盾。

很多俗话对我不适用比如:我就弄不清万事开头难是什么意思也不知难在哪里我只知万事从零开始一如我的近况——九九年四月里的一天我正在读一本美国人保罗-福塞尔所著名为《格调》的讲美国社会等级与生活品味的书忽然电话铃响起。

我得说一下电话在我生活中所具有的意义由于没有所谓正式工作我的生活来源全部仰仗那部放在写字桌前的电话电话一响对于我的生活来讲无非两件事上身——套用经济学术语——生产或消费。所谓生产便是有工作上门写剧本或是文章于是手工作坊顿时开业。所谓消费便是朋友们耐不住各自的寂寞蠢蠢欲动要求聚会当然聚会是要花钱的。电话生涯看似过得去其实很被动这个结论是我翻看《格调》得来的起初我也错认为自己的生活天马行空很是自由但《格调》告诉我像我这种无产文人生活实在格调低下、俗不可耐、惨不忍睹——就如同书中最后一章冲破常规的另类人一样。

我拿起电话是一个编辑打来他约我写一本十五万字左右的小说难得我连忙答应下来。

我说过无产文人生涯格调低下、俗不可耐、惨不忍睹这话可能要让某些人看不顺眼但这是我本着理智与诚实两条原则分析总结而得出的结论原因很简单那就是文人有求于社会文人讲话希望别人听到并有所反应自由文人是社会的业余者总以业余身份参与社会活动这很合乎欧美上层阶级的行为准则似乎很有格调不幸的是文人的业余者的身份是被迫的。况且根据无用即美这一原理文人工作一旦有用美即立刻消失丑便找上门来这种所有文人皆能倒背如流的大道理不知是否适用于文人本身?保罗-福塞尔在书中并没有告诉我。

我的观点:热爱自由、追求真理等等行为应归于个人爱好甚至**如果有人在做这些工作最好放在业余时间悄悄进行如果能做到东躲西藏、偷偷摸摸、以至神不知鬼不觉那就是最好最有格调因为诚实地讲只有那些东西才配得上那种不引人注目的方式而且就我所知从古至今世上了不起的人都是这么做的。

我的小说以此开头想必令人惊诧不已但凡事必有开头以现实开头总比说些不着边际的话要来得诚实这也是我的个人观点。读者在往下读我小说时请不要忘记我对自己的写作是何种态度。当然以此态度作出的小说有无阅读价值也请读者明察。

我要说的是我不喜欢这个世界对它了解越多就越不喜欢。

我要说的是我不喜欢我的生活我曾想使用怠工、逃跑、毁坏劳动工具等手段离开我的生活不幸的是我即使从马克思的书中也未找到那些奴隶在如此这般之后的最终去向。

我要说的是我所写的故事来源于现实却又与现实格格不入。

我要说的是我自认为是一名格调真正低下的作家。

我要说的是我生于北京喜欢北京希望北京更好而不是更坏于是我写北京没有人要求我这么做我是自愿地为北京而写作我生就如此活该倒霉因为除此之外我简直无法找到任何可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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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到底多久?我弄不清反正都一样每一天都是那么无聊如果要能弄清无聊和无聊之间的差别我想我就能分清一天和另一天的差别一年和另一年的差别。可惜那是异想天开。

新生活是从哪一天开始的?我记不起。我只记得不知从哪天起我换了一批新朋友于是便有了所谓的新生活我指的是一直延续到我现在的这种生活我是指碎片。是的那是碎片五颜六色闪闪光而凑上前去仔细观看却是一些没用的渣滓我是指我的生活。

我的生活集中在北京我生于北京随父母几次搬家从宿舍到胡同大杂院从大杂院到筒子楼从筒子楼到居民楼从北城到南城从城里到郊区总之是在北京城里兜圈子有一天我算了一下三十岁之前我离开北京的时间加起来不过半年。

我喜欢北京从心底里喜欢简直可以说是住也住不厌看也看不完。我很少真正想过要离开北京离开它我去哪儿呢?

北京的很多街道我都走过我十六岁时走过的西单现在已今非昔比菜市口大街已经完全推倒重建更不用说如同戏法一样变幻的王府井大街也许北京这十几年是世界上最繁忙的工地北京人热衷于一遍遍地把道路和房屋拆了建、建了拆以此表明这个城市充满活力从父母家书架下面的相册里我可以看到我五岁时站在**广场上面对我父亲向我举起的海鸥牌相机所做出的表情可是那个人是我吗?

北京的街上永远车水马龙川流不息即使到了夜里十点以后二环路上的汽车也是尾相接真是一个大城市。

大城市一条条宽阔的带有路灯的大街一个个夜里也能闪亮的巨形广告牌一幢幢气派的大楼逛也逛不完的级市场红灯、绿灯还有——

人很多人各式各样的人行人、醉鬼、演员、公司职员、小商贩、吸毒者、罪犯、工人、外地的漂亮娼妓、农民、军人、运动员、甚至还有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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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告诉我一个人一生中应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工作对于此人只有这个工作才是真正的工作只有这个工作才是此人存在的借口也可以说此人应以这个工作得到存在这一报酬。

不幸的是这个人并没有告诉我我的工作是什么于是我的存在便失去意义。

当然这没什么了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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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四年由于一次偶然的机会我认识了几个新朋友其中一个叫大庆是个导演认识我的时候他正筹拍一部二十集的电视系列剧我随大庆一起在他家中看了几部电影通过观看他把一些关于编剧的知识一股脑儿倒给了我随后我又从他们家抱走了几十期《世界电影》这是一本上面登有外国电影剧本的月刊我一本本读下去居然也就写起了剧本于是我辞了手边的工作摇身一变成为编剧。

转眼间我一口气写了十几集的电视剧本由于制片人回本心切这部戏眨眼间便拍完接着就进入行没过多久全国的电视台就开始一集集播放起来。终于有一天我在电视里看到我的大名赫然署于编剧一栏的后面虽然接踵而至的那一集电视剧叫我汗如雨下如坐针毡羞愧不已但事情就是这样这部戏一集集播完顺理成章我又接到约稿开始写下一部戏。

现在还记得一些大庆给我看的片名有法国贝内克斯的《三十七度二》、有昆廷-塔仑蒂诺的《水库狗》、有菲利浦-考夫曼的《亨利和琼》有吉姆-贾穆什的《地球的夜晚》中国电影有杨德昌的《牯岭街少年杀人案》等等补充说明一下时至今日在我看了上千部各种电影之后我仍然认为这些电影值得一看。

顺便介绍一下大庆此人个子不高他女朋友吴莉如果穿上高跟鞋他就得踮起脚尖两人才能做出相亲相爱的动作我是指接吻。当然大庆与吴莉从来没有当众表演过这种哗众取宠的丑行。大庆上学时的外号叫钩针儿可见他瘦得可以现在却长得白白胖胖但两条细腿却依然如故站在那里活像是两根竹竿上挑着一块猪油平日里他戴一副眼镜眼镜不慎摔碎时立刻目露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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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剧生涯一点准谱儿没有今天还在大鱼大肉大把花钱明天就两手空空四处举债。由于工作时间地点都不固定有剧本写时忙得恨不能四脚并用没有时又闲得要死整日无所事事因此生活极不规律两年下来身体变得坏得要命。

老朋友成家立业事业有成渐渐与我断了往来只在逢年过节打个电话新朋友几乎全都是自由职业基本从酒桌上认识来得快去得也快大多数时间是自己跟自己在一起逛书店买录相带在家做饭酒吧嗅蜜如此而已。

九五年是过渡期对于那个浑浑噩噩的年份我的记忆只停留在一些小事上诸如赌博失利、一夜情之类到了九六年我已习惯这种生活用四个字形容叫做支离破碎。

九六年整整一年因为种种原因我没接到价钱好的剧本生活拮据得无以复加汽车也卖掉了至于精神上也日渐颓废过一天算一天。

支离破碎烂透了的生活即使这样在我身边也有些事情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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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梦里经过一番搏斗我还是被一只浑身花斑的南美大蜘蛛吃掉了听到自己骨头碎裂的声音之后我手脚冰凉地醒来翻身的当口把辛虹撞醒了她头也不回地对我说:大麻抽完了。

我从床上爬起来一丝不挂地坐到沙上拿起放在茶几上的杯子喝了一口昨夜剩下的残酒把头靠在沙靠垫上眼睛望向窗外窗外深蓝色的夜空像要自己飘走一样。我闭上眼睛感到太阳穴在跳动。

辛虹是我三天前的夜里从三里屯一个叫翼的酒吧领回来的三陪回来时喝得烂醉。第二天晚上才睡醒醒后浑身滚烫说自己烧了我给她到药店买了一瓶退烧药又过了一天烧退了起来后我们一起做了一锅方便面她吃完后打开电视边看电视边把一瓶龙徽干红喝光了并且和我一起把我的最后一块大麻抽完后来她给我讲嫖客的故事讲了四个嫖客以后便又睡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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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出租车停在亚运村11号楼下然后走进楼洞坐电梯上到8楼出了电梯往右拐走了三米后来到朱玲的门前我敲了几下门里面传来朱玲的声音接着是她的拖鞋声门开了朱玲站在我面前。进来吧。她说。

我进了门坐到沙里。

大麻没了。我说。

朱玲给我端来一杯茶:你先喝口茶吧。

我伸手接过茶杯喝了一口把身体尽量往沙里沉下去。

怎么了?朱玲问我。

没什么。

情绪那么低落。

谁知道——一直这样。

这样不好。

是不好。

你还有钱吗?

有。

姑娘?

有。

原来是这样。

朱玲笑了。

你笑什么?

我觉得你挺有意思。

有意思?

是有意思

朱玲。

啊?

谢谢你。

谢我?

当然。

为什么?

你帮我买大麻——

这没什么顺手的事儿。

可我什么也没干——天天呆着。

那不挺好嘛——总比干坏事强。

我低下头不知说什么好。

朱玲去了一趟厨房回来时手里多了一个小信封她递给我。

我接过来捏了捏信封里是一个小塑料袋里面是一小块大麻。

我把它放进兜里。

然后我开始一小口一小口地喝水。

朱玲看着我。朱玲。啊。本来我不想告诉你——说吧。是坏事。没关系。我和辛虹在一起她是我从三里屯带回来的一个姑娘有性病昨天夜里我喝多了跟她睡觉没带避孕套。你干嘛不早说?刚想起来的。那快去医院吧。我一会儿去。现在就去!朱玲急了她三步并做两步冲到门前把门拉开:快走。我看了她一眼站起来。那我走了。滚蛋。我走了出去门在后面被重重关上了。我*在门上吓了一跳我突然感到有点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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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玲是我在硬石认识的那时候是九四年我二十六岁刚刚开始写剧本剧本的活儿时有时没有有剧本写就有钱花就高兴就能跑到外面混没剧本写就没钱就不高兴同样也要跑到外面混总之无论生什么情况我和我的一班朋友天亮入睡下午起床聚在一起往往一顿晚饭便吃到太阳落山然后一起熬过漫漫长夜直至天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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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夜里比起一个人孤零零地面对电脑或者一本本不知所云的书籍我更愿意与别人在一起无论那是些什么人无论他们是好是坏那是在九五年。

不用说我那时陷入难以言喻的苦闷之中。

但在白天我宁可睡去即使吃上一百片安眠药我也要在白天睡去白天是那些浑浑噩噩的家伙的天下在白天他们穿上西装或便装她们描上红唇或画深眉毛他们刷好牙齿把脸洗净装出一副无所畏惧的样子冲出家门他们压抑着卑劣的念头走上大街他们做出一个个计划。他们实施一个个计划他们生产、交换、消费他们控制别人他们摆脱别人的控制他们积极向上。他们是这个破烂不堪的城市的动机他们让这个臭气熏天的城市在人海里航行而不至沉没他们奋力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他们随着成功或失败或沾沾自喜或垂头丧气他们给自己理由给自己借口让自己存在让自己有价值他们在阳光下庸庸碌碌。一句话他们在挣扎着那一副副辛辛苦苦的尊容足以叫人肃然起敬他们是那些正常人。

而当路灯亮起咖啡店开门迎客酒吧的霓虹灯开始招摇闪烁之际正常人便纷纷从他们的岗位上鱼贯而出返回家园他们拧亮电视听听里面的胡言乱语他们吃起晚饭与家人一起谈论工作的艰辛待遇的不公以及各种生活琐事与此同时北京这座城市猛地撕下面具刹那间露出另一付面孔。

我喜欢北京的另一付面孔我喜欢看电影院里情侣嘴里讲着甜言蜜语手里却做着下流的动作我喜欢看迪厅里怪异的着装和扭曲的形体我也喜欢看酒吧里那些一言不的孤独者苦捱时光我还喜欢在饭馆里看人相互吹牛、讲大道理我更喜欢看妓女们浓妆艳抹去骗取嫖客的金钱与欢心——这些夜里的景致一再上映我则不厌其烦地一再观看。

于是我扔掉手里的书熄灭烟头忍住从胃里泛上来的阵阵恶心跳下床披上衣服装好钱包走出家门去观看那些被黑夜撕碎的碎片我麻木不仁无聊至极但我也因此而能忘掉孤单忘掉自己的痛苦不再想生活是否真正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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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玲是大庆介绍给我的有一天半夜十点钟我和大庆一起在他家边听卡拉斯唱的《蝴蝶夫人》边讨论去哪里混时常有人打电话来问我们去不去这儿去不去那儿可那天我们不知为什么对那些人和地方不感兴趣卡拉斯听完换成贝多芬早期四重奏然后换成老古尔德弹的带着哼哼声的《哥德堡变奏》然后换成齐默尔曼弹的《莫扎特第2钢琴奏鸣曲》越听越无聊听着听着有电话响大庆接了电话说了几句行行行好好好之类以后便毅然挂下电话关掉唱机拾起外套穿上顺手把灯关掉黑暗里我听他对我说:你一姑娘怎么样?我十个吧。滚吧!

我们俩迅出门上了一辆出租车大庆对出租司机说:硬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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