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象升是南直隶常州府宜兴县人，在明末的历史上当然也是一位神一样的人物。如今仅仅二十七岁的年纪，就已经是大名府的知府了。而他当上大名府的知府，还不是说靠了家世或者靠了谁的关系，而是全凭自己的才干和努力。
这个人绝对是文武双全，是明末历史上凤毛麟角似的人物，比万年年间能文能武的熊廷弼还要生猛。公元一六零零年才出生的卢象升，天启二年的时候就考上了进士，而当时的他才刚满二十二岁。
五年时间，政绩斐然，从一个七品县令，迅速升任北直隶大名府的知府。这就类似于后世一个二十二岁就当上县长的人，靠着天赋的才干，五年之间就升任了一个地级市的市长一样。
很多人说，明朝政治腐败，但是像卢象升这样的存在，又无时无刻不在说明，明朝政治腐败的程度，并没有后世人们想象的那样严重。
卢象升不仅通过会试、殿试考上了进士，而且本身武艺高强，擅使大刀，并且精通骑射，绝对是一个能文能武的帅才。
历史上，崇祯二年的冬十月，后金之主黄台吉，带领八旗军和蒙古军队十余万绕道东蒙古诸部驻地，进军到了北京城下。作为大名府知府的卢象升，随即募兵万人北上勤王，一路上作战勇猛、所战皆捷，最后与孙承宗指挥的其他军队一起，将八旗军赶出了关外。
卢象升在大名府所募的军队，史称“天雄军”，一直跟随着他战斗在抗击满清入侵的第一线。崇祯二年的募兵勤王结束不久，卢象升就被崇祯皇帝新任和器重，很快就升任了宣大总督。
说明末政治腐败，或者说崇祯皇帝有眼无珠的人，其实并不是真的了解明末的历史。明朝灭亡，实在是因为财政上的破产，如果说还有别的原因，那就是朝廷之上的党争不断。所以明朝的灭亡，并不是因为崇祯皇帝的昏庸无能。
其实，朱由校、朱由检兄弟都很命苦，他们不适合当皇帝，但却被命运推上了皇帝的宝座，尤其在明末这个特殊的时期，注定了他们人生的悲剧。
这一世，由于崇祯皇帝拥有了一个来自后世的灵魂，自然是早早就下旨军机处组织募民屯垦、编练新军，之后又设置了直隶总督府统一协调北直隶各州府配合行事，早有此意的卢象升立刻执行。
山西、河南等地的州府县官，因为治下流民太多，巴不得都给赶到外地屯田，尤其是河南府、怀庆府、开封府、归德府土地兼并严重，大量农民流离失所，听说朝廷募民屯垦，并发给种子农具，纷纷北上。
这些人北上的途中只要不是沿着冬季封冻的运河，多数都要经过大名府，而途径大名府的时候，就被卢象升派出募民屯垦的手下给截住了，然后就地安置开荒屯垦，这里的气候也比京畿周边暖和一些，流民到了这里，既然有人管，也就不再前往更冷的北方了。这样一来，卢象升的做法就给京畿、保定等地减轻了压力，二来也为自己今后积攒了大量的兵源。
就这样，一个大名府，几个月下来，接收安置垦荒的流民，竟然都快赶得上军屯司在京畿周边安置的数量了。
这个情况被杨应乾得知之后，很快就报到了直隶总督兼军机大臣孙承宗的那里，孙承宗一听说也是非常高兴，很快行文北直隶各州府主官，效仿卢象升的做法。
崇祯皇帝自然也很快知道了这个情况，并且当机立断，通过军机处，授予卢象升在大名府大规模募民屯垦和编练新军的权力。
募民屯垦走上正轨之后，崇祯皇帝很快就要求军机处在北直隶率先编练新军两万人，但是明确规定，其中的五千人，要交给大名府的知府卢象升来完成，一年十万的新军饷银，也要由军机处如期如数拨给。
对很多北直隶的州府主官来说，募民练兵绝对是个苦差事，一些州府主官，在庆幸编练新军的指标没有落到自己头上的同时，更是幸灾乐祸地等着看大名知府卢象升的笑话，既然你卢象升爱抢风头，那就活该吃编练新军的苦头。
但是让这些人没想到的是，卢象升不仅没有向朝廷叫苦，也没有趁机向朝廷提出任何条件，而是很高兴地就接受了，并且马上就投入到了挑选新军士卒的任务之中。
既然从朝廷正规的渠道知道了卢象升的情况，这一世的崇祯皇帝当然不会不赋予其重任。
接到直隶总督府命令其继续扩大募民屯垦规模，并就地编练新军五千的公文之后，卢象升很快又被巩永固派出的锦衣卫找到，并领了一道皇帝的亲笔手谕，这个手谕授予他大名府、广平府、顺德府三府兵备道的职务，并给了他“天雄营”的番号，而且授予他密折奏事之权，可以不必经过直隶总督府、通政司、内阁或者军机处这几个层级，直接将想要上报或者请示的事情，送到皇帝的书房案头。
对于“天雄营”的番号，卢象升虽然不知道皇帝是出于什么考虑给命的名，但是琢磨了一会儿，很快就莫名其妙地喜欢上了这个听起来十分响亮的名字。
特别是当他拿到那两个密折盒子的时候，卢象升突然生出了一种士为知己者死的情绪，崇祯皇帝的信重，令他激动不已。
对于那个时代的文人士大夫来说，为皇帝效命，本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如果这个皇帝对自己还有知遇之恩，那就更不用说了，唯有效死而已。
如今的崇祯皇帝，当然与历史上不同，他对编练新军的事情，自然是考虑了很久。他一开始想用新式的师团营三级编制，但又觉得这样做，与这个时代有点格格格不入，想来想去，还是决定使用这个时代文武官员乃至天下百姓早已习惯了的称谓，先采用营兵制，然后逐渐扩大编制，在营的上面逐渐升格，也给以后新军官佐的升职，预留出广阔的空间。
如今的九边各镇，军事编制上都叫作镇，其最高军事职务叫作总兵官。其实在明初的时候，总兵官是一个非常尊贵的称呼，而且也不是一个常设的职务。平时，军队都归前后左右中五军都督府管理，战时，由兵部派出将领担任总兵官指挥作战。
这个制度挺合理，但是时间一长就乱了套，到了明朝后期，卫所制度废弛，于是营兵制开始盛行，总兵官也就成了兼管卫所军队和营兵的常设职务。到了明末，更是总兵遍地走，参将多如狗了。
在崇祯皇帝的设想之中，编练新军要分阶段循序渐进。第一阶段，先由杨应乾等人，在京西涿州、房山、良乡等地屯垦之民中，招募两万青壮，进驻涿州新军预备大营，先苦练其体能队列，并教之以军法纪律，如此三月之后，从中精选一万五千人，移驻通州大营，集中朝廷现有的军械枪炮马匹粮饷等物资，优先编练一个镇，番号为新军第一镇，设总兵官一员、监军御史一员，副总兵一员、参谋长一员。
总兵官管练兵作战指挥，监军御史管军纪饷禄叙功，副总兵管军备后勤辎重，参谋长管军情军令军务，同时全镇上下皆受总兵官节制调遣。
一个镇下设前后左右中五个标，每个标下有三千人，由副将一员统领，参谋、训导、参将佐之，副将管全标人马作战指挥，参谋管军令军情谍报，训导管军纪饷禄叙功，参将管军务后勤辎重。
标下设三营，每营一千人，营官为游击、副营官为守备，同时设参谋训导管军务和军纪，营下一千人，分为前后左右中五个哨，每个哨下二百人，哨官为千总、副千总。
哨下设三个队，每队六十人，设一把总、副把总领之，分为三个排；每排二十人，设排长、副排长领之；剩下二十人编为哨官直属排，负责通信传令督战等事务；排下再设伍，伍长领之。
与此同时，涿州新军预备大营再行招募青壮，与剩余人员混编，继续训练，三个月后另行挑选一万五千人，编练新军第二镇，如此源源不断，到崇祯二年秋的时候，就可以陆陆续续编练出新军四五个镇，七八万人。
再加上授权李邦华在遵化白冶炼编练的矿营五千人，卢象升在大名、广平、顺德三府编练的天雄营五千人，以及漕运总督袁可立在淮安等地编练的督标、漕营八千人。
等到崇祯二年黄台吉带兵入侵京畿的时候，除了原有边地驻军，崇祯皇帝的手中，至少又有了新增的十万新军，到时候情况肯定要比历史上好很多。
而且这样一个镇一个镇地编练，每年在原来九边十二镇基础上新增的军费，也不会增加太多，不至于严重超出国库和内库的收入，影响其他方面的进展。手机用户请浏览阅读，更优质的阅读体验。
这个人绝对是文武双全，是明末历史上凤毛麟角似的人物，比万年年间能文能武的熊廷弼还要生猛。公元一六零零年才出生的卢象升，天启二年的时候就考上了进士，而当时的他才刚满二十二岁。
五年时间，政绩斐然，从一个七品县令，迅速升任北直隶大名府的知府。这就类似于后世一个二十二岁就当上县长的人，靠着天赋的才干，五年之间就升任了一个地级市的市长一样。
很多人说，明朝政治腐败，但是像卢象升这样的存在，又无时无刻不在说明，明朝政治腐败的程度，并没有后世人们想象的那样严重。
卢象升不仅通过会试、殿试考上了进士，而且本身武艺高强，擅使大刀，并且精通骑射，绝对是一个能文能武的帅才。
历史上，崇祯二年的冬十月，后金之主黄台吉，带领八旗军和蒙古军队十余万绕道东蒙古诸部驻地，进军到了北京城下。作为大名府知府的卢象升，随即募兵万人北上勤王，一路上作战勇猛、所战皆捷，最后与孙承宗指挥的其他军队一起，将八旗军赶出了关外。
卢象升在大名府所募的军队，史称“天雄军”，一直跟随着他战斗在抗击满清入侵的第一线。崇祯二年的募兵勤王结束不久，卢象升就被崇祯皇帝新任和器重，很快就升任了宣大总督。
说明末政治腐败，或者说崇祯皇帝有眼无珠的人，其实并不是真的了解明末的历史。明朝灭亡，实在是因为财政上的破产，如果说还有别的原因，那就是朝廷之上的党争不断。所以明朝的灭亡，并不是因为崇祯皇帝的昏庸无能。
其实，朱由校、朱由检兄弟都很命苦，他们不适合当皇帝，但却被命运推上了皇帝的宝座，尤其在明末这个特殊的时期，注定了他们人生的悲剧。
这一世，由于崇祯皇帝拥有了一个来自后世的灵魂，自然是早早就下旨军机处组织募民屯垦、编练新军，之后又设置了直隶总督府统一协调北直隶各州府配合行事，早有此意的卢象升立刻执行。
山西、河南等地的州府县官，因为治下流民太多，巴不得都给赶到外地屯田，尤其是河南府、怀庆府、开封府、归德府土地兼并严重，大量农民流离失所，听说朝廷募民屯垦，并发给种子农具，纷纷北上。
这些人北上的途中只要不是沿着冬季封冻的运河，多数都要经过大名府，而途径大名府的时候，就被卢象升派出募民屯垦的手下给截住了，然后就地安置开荒屯垦，这里的气候也比京畿周边暖和一些，流民到了这里，既然有人管，也就不再前往更冷的北方了。这样一来，卢象升的做法就给京畿、保定等地减轻了压力，二来也为自己今后积攒了大量的兵源。
就这样，一个大名府，几个月下来，接收安置垦荒的流民，竟然都快赶得上军屯司在京畿周边安置的数量了。
这个情况被杨应乾得知之后，很快就报到了直隶总督兼军机大臣孙承宗的那里，孙承宗一听说也是非常高兴，很快行文北直隶各州府主官，效仿卢象升的做法。
崇祯皇帝自然也很快知道了这个情况，并且当机立断，通过军机处，授予卢象升在大名府大规模募民屯垦和编练新军的权力。
募民屯垦走上正轨之后，崇祯皇帝很快就要求军机处在北直隶率先编练新军两万人，但是明确规定，其中的五千人，要交给大名府的知府卢象升来完成，一年十万的新军饷银，也要由军机处如期如数拨给。
对很多北直隶的州府主官来说，募民练兵绝对是个苦差事，一些州府主官，在庆幸编练新军的指标没有落到自己头上的同时，更是幸灾乐祸地等着看大名知府卢象升的笑话，既然你卢象升爱抢风头，那就活该吃编练新军的苦头。
但是让这些人没想到的是，卢象升不仅没有向朝廷叫苦，也没有趁机向朝廷提出任何条件，而是很高兴地就接受了，并且马上就投入到了挑选新军士卒的任务之中。
既然从朝廷正规的渠道知道了卢象升的情况，这一世的崇祯皇帝当然不会不赋予其重任。
接到直隶总督府命令其继续扩大募民屯垦规模，并就地编练新军五千的公文之后，卢象升很快又被巩永固派出的锦衣卫找到，并领了一道皇帝的亲笔手谕，这个手谕授予他大名府、广平府、顺德府三府兵备道的职务，并给了他“天雄营”的番号，而且授予他密折奏事之权，可以不必经过直隶总督府、通政司、内阁或者军机处这几个层级，直接将想要上报或者请示的事情，送到皇帝的书房案头。
对于“天雄营”的番号，卢象升虽然不知道皇帝是出于什么考虑给命的名，但是琢磨了一会儿，很快就莫名其妙地喜欢上了这个听起来十分响亮的名字。
特别是当他拿到那两个密折盒子的时候，卢象升突然生出了一种士为知己者死的情绪，崇祯皇帝的信重，令他激动不已。
对于那个时代的文人士大夫来说，为皇帝效命，本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如果这个皇帝对自己还有知遇之恩，那就更不用说了，唯有效死而已。
如今的崇祯皇帝，当然与历史上不同，他对编练新军的事情，自然是考虑了很久。他一开始想用新式的师团营三级编制，但又觉得这样做，与这个时代有点格格格不入，想来想去，还是决定使用这个时代文武官员乃至天下百姓早已习惯了的称谓，先采用营兵制，然后逐渐扩大编制，在营的上面逐渐升格，也给以后新军官佐的升职，预留出广阔的空间。
如今的九边各镇，军事编制上都叫作镇，其最高军事职务叫作总兵官。其实在明初的时候，总兵官是一个非常尊贵的称呼，而且也不是一个常设的职务。平时，军队都归前后左右中五军都督府管理，战时，由兵部派出将领担任总兵官指挥作战。
这个制度挺合理，但是时间一长就乱了套，到了明朝后期，卫所制度废弛，于是营兵制开始盛行，总兵官也就成了兼管卫所军队和营兵的常设职务。到了明末，更是总兵遍地走，参将多如狗了。
在崇祯皇帝的设想之中，编练新军要分阶段循序渐进。第一阶段，先由杨应乾等人，在京西涿州、房山、良乡等地屯垦之民中，招募两万青壮，进驻涿州新军预备大营，先苦练其体能队列，并教之以军法纪律，如此三月之后，从中精选一万五千人，移驻通州大营，集中朝廷现有的军械枪炮马匹粮饷等物资，优先编练一个镇，番号为新军第一镇，设总兵官一员、监军御史一员，副总兵一员、参谋长一员。
总兵官管练兵作战指挥，监军御史管军纪饷禄叙功，副总兵管军备后勤辎重，参谋长管军情军令军务，同时全镇上下皆受总兵官节制调遣。
一个镇下设前后左右中五个标，每个标下有三千人，由副将一员统领，参谋、训导、参将佐之，副将管全标人马作战指挥，参谋管军令军情谍报，训导管军纪饷禄叙功，参将管军务后勤辎重。
标下设三营，每营一千人，营官为游击、副营官为守备，同时设参谋训导管军务和军纪，营下一千人，分为前后左右中五个哨，每个哨下二百人，哨官为千总、副千总。
哨下设三个队，每队六十人，设一把总、副把总领之，分为三个排；每排二十人，设排长、副排长领之；剩下二十人编为哨官直属排，负责通信传令督战等事务；排下再设伍，伍长领之。
与此同时，涿州新军预备大营再行招募青壮，与剩余人员混编，继续训练，三个月后另行挑选一万五千人，编练新军第二镇，如此源源不断，到崇祯二年秋的时候，就可以陆陆续续编练出新军四五个镇，七八万人。
再加上授权李邦华在遵化白冶炼编练的矿营五千人，卢象升在大名、广平、顺德三府编练的天雄营五千人，以及漕运总督袁可立在淮安等地编练的督标、漕营八千人。
等到崇祯二年黄台吉带兵入侵京畿的时候，除了原有边地驻军，崇祯皇帝的手中，至少又有了新增的十万新军，到时候情况肯定要比历史上好很多。
而且这样一个镇一个镇地编练，每年在原来九边十二镇基础上新增的军费，也不会增加太多，不至于严重超出国库和内库的收入，影响其他方面的进展。手机用户请浏览阅读，更优质的阅读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