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观水没有回来！
柳子元去找李晨风去了，然后我们看着他面色铁青地从李晨风的办公室里出来。
组里的气氛有些凝重，山雨欲来风满楼。
要说首长们对“蝴蝶”来信，对我们组的工作不重视那是没良心的。
最高的授权，各系统的精英骨干，各情报机构的配合，连绝密的基地都拿出来给我们做办公室了。
当然，那是一号机出来的时候的事情。首长们当时也许觉得这样子应该已经足够了。
然后，首长们突然发现自己可能还是想得太简单了。
正在追寻的零号机还只是传说，手里的一号机除了金无怠方面的内容（而这部分只有个别首长掌握）大部分都是讲军队和部队建设方面的内容，并不能说服有关首长，像预知未来这么不科学和不布尔什维克的事情，很多首长宁愿相信这是潜在敌人对我们国家的一个别有用心、用心良苦、居心叵测的战略情报欺骗计划，他们甚至宁可去相信什么奇门遁甲、生辰八字，也不认为有人能预见未来并准确地表述出来。
五号机的横空出世，闪亮登场，打了大家个措手不及，也打消了一切对“蝴蝶”的疑虑。
五号机里洋洋洒洒几万言，政治、经济、军事、工业、农业、商业、科研、交通、文化、教育、卫生等等几乎无所不包，都对未来的发展和进步进行了描述，对存在的问题、出现的教训更是进行了分析。
别看“蝴蝶”在信里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地零打碎敲，但他信中的内容主线非常地明确，就是和平与发展，就是发展才是硬道理！
言之凿凿，情之切切！
而一号机里描述的和平与发展、经济全球化的未来前景，正是与一号首长关于未来的发展战略与思路相契合的，再联想到“蝴蝶”把他的第一封信直接就寄到了一号办，那么就几乎可以肯定，至少在“蝴蝶”的未来世界里，一号首长是最可靠的，如果，我是说如果，如果不是一号办的周春兰把“蝴蝶”的信弃如敝履，不当回事的话，那么...
于是，其他首长不可能迟钝到没有意识到其中的厉害，于是他们开始行动了，怎么也要再争一下在“蝴蝶”来信这件事上的发言权了。
好了，关于五号机未来还会经常提到，关于它的相关研究文字几乎可以开一个小型的专题图书馆了，还是回过头来说说我们组里的事情吧。
五号机来后的几天，整个组里还是风平浪静，组长每天都要进一次城，其它工作也都在按部就班地进行，柳子元和沐雨尘已经在草拟寻找“蝴蝶”的新的工作方案和计划了。
我们组里除了组长，消息最灵通的就是章天桥了，也许是看我顺眼，或者是我的保密级别高一些，要不就是她实在闷得无聊，或者是兼而有之，她喜欢找我讲点她听来的小道消息，都是与我们的工作相关的，而且很多关于南海里的那些首长们对五号机、一号机内容的反应。
关起门来聊首长的八卦，真的是有种雪夜闭门读**的味道，非常地惊险刺激，她每每看到我听了后惊吓得目瞪口呆的样子都要得意地呵呵地很开心地笑。
当然，她和我说的内容都是到我这里为止，如果我在外面说出去一个字，那我也就吃不了兜着走了。
她只要开心就好。
按道理我们组的工作内容主要有几项，一是要找到“蝴蝶”这个调皮的小鬼（一号首长语），并把他保护起来，让他把他对未来的知识和了解更好地为四化建设服务；二是在没找到“蝴蝶”之前负责接收“蝴蝶”来信，并立即向首长报告；三是做好“蝴蝶”来信的保密等相关工作；四是督促专案组尽快找到零号机等等。
目前我们自我感觉工作开展得还好，大家也算努力，但大神打架，小鬼遭殃！上层关于“蝴蝶”来信的博弈了，理所当然就一定会牵涉到我们组里了。
这一次只是有常委气得要住院，下次“蝴蝶”再捅个篓子出来，直接跳出来说哪位大佬在未来会怎么怎么负面，然后哪次哪次大会会将他开除党籍，送司法审判，噼里啪啦，如何、如何，那画面太美，令人无法想象。
于是，我们组又开始了最严格的内部审查。
为什么说又？因为我们进组前已经审查过了，甚至我们进单位的时候，在单位里，都经历过各式各样的内审，但这次与众不同。
首长们突然惊觉当初成立我们组还是太仓促了，人选也许并不是非常地可靠和放心，业务能力也许并不对口，因为在寻找“蝴蝶”上毫无进展，更成了很好的插手的理由。
陈观水因为和那份未来变节叛逃者名单上的第一名曾经私交甚密，已经被隔离审查了。
随着三辆红旗开进小院，车上下来的是中办、国办、军办里的三位情报系统的主要负责人，他们都是在世界情报界里响当当的大人物，身经百战，意志如钢，狡诈如狐，洞察入微。然后审查正式开始了。
从李晨风开始，然后是章天桥，江边洗萝卜，一个一个来，审查从清晨开始一直持续到深夜，然后还是在一直继续进行着，大家都独自待在自己的办公室里，饭菜都是打好了送进来，叫一个名字进去一个，其他人就是在漫长的等待中煎熬。
我是最后一个被审查的对象。
审查室的格局很简单，两张桌子，5把椅子。
房间里有5个人，我，三位首长，还有一名机要记录员。
三位首长虽然查了大半天了，但丝毫看不出任何疲倦的样子，态度也很和蔼。
他们首先安慰我这只是一个正常的流程，然后就要求我对审查要坦坦荡荡，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要相信把我放在这个重要位置上的眼光，然后要求我做自我简述。
我叫林千军，林是森林的林，千是千万的千，军是解放军的军。我是家中的独子，我没有一个叫林万马的弟弟。
我介绍了自己的家庭情况，工作经历，其实这些在档案里都有，但一般审查都是这样由浅入深，一点一点深入，直至实质部分。
在我汇报完毕后，他们开始发问。
我的经历其实很简单，社会交际也不复杂，读书、参军、保送读书、参战、然后参加情报工作。
首长们在问了几个简单的问题后，就是开始直入主题，问得深一点了。
比如我在战场上的表现，我是怎么立了二等功的，对那场战争是怎么认识和反思的？
比如我在青年军官政治学院的表现，和老师、同学们的关系，为什么要选择情报专业，对情报工作是如何理解的？
我的家庭关系脉络非常地清晰，根正苗红，他们主要就是问我的社会关系，发小、朋友、同学、战友、同事，有没有对社会主义制度不满的，有的话又是如何表现的？
问我的经济来源和开支情况，生活作风是否爱慕虚荣，抽什么烟，喝什么酒，打不打牌，钱从哪来，是否有积蓄？
问我是否谈过恋爱，有没有女朋友，喜欢什么样的女孩子，是什么样的身份背景？
我一一如实地作了回答，颇有点轻松自如，实话实说就是了。
然后问我的几个问题就问得我汗流浃背了。
问我某年某月某日在某趟列车上是不是和同车的乘客就自由民主、国家体制、国际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指点江山、高谈阔论，当时发表意见的有哪些人，分别阐述了什么样的观点，我的观点的出发点何在？
问我是不是被国安拉拢过，打算脱军装转业到国安发展，在徐老师组织的饭局中有哪些人，是什么身份，都说了什么内容，徐是否向你暗示过其它方面的事情，事后又与国安方面有哪些联系和勾搭，有没有为国安在军情这边的办事提供过便利或拉过军情这边的同事一起过去，当时的初衷和想法是什么？
问我是不是在前几天向国安系统的柳子元暗示了五号机里指出了国安系统的大叛徒是谁，表示国安系统的内部排查即将结束，我向他透露国家绝密情报的动机是什么，是否知道后果的严重性？
我被一个接一个的要命的问题给问懵了，虽然我在接受审查前按照我学过的内容进行了心理建设，甚至想审查而已，总不会在安南那边打穿插更惊心吊魄、更危险吧。但我果然还是太年轻了。
我自以为在部队，在单位、在组里，我的工作表现总还是算得上中规中矩几个字的评价，但没想到，首长们一个一个问题追问下来，特么，我怎么没发现自己居然还是个潜在的危险分子和意念不坚定者。
但我在犀利的追问下并没有崩溃，我始终还是相信一点，自己做过的事情瞒不了人也并无可瞒人之处，我虽然感觉自己能在组里继续待下去的时间已经屈指可数了，等待自己的将是在某个秘密基地担任闲职然后带着秘密日渐消沉，过着被监视终身不自由但清闲的下半生，直到把秘密带到坟墓里去。
我没有为自己的行为做辩解，只是努力回忆当时的情景和所思所想，并尽量用平静的语气详实地把它们表述出来。
听完我的叙述以后，首长们依然非常地冷静，和我进来时一样没有任何变化，即使审查过程中几乎感觉不到日夜交替，时间流逝，但我估计光审查我就用了几个小时，夜已经很深了，我感觉问话应该已经问得差不多了，我已经身心俱疲，等待着首长们对我的宣判结果。
没想到这时候，军办的首长说，要我等一下，还有一个问题。
然后他从自己的包里拿出了一个绝密档案袋，再从档案袋里拿出一个透明的小塑料袋，里面就放着两张很小很小的小纸条，问我知不知道这个是怎么回事？然后又把塑料袋给其他两位首长看了看。
我一眼就认出这是我因为一号机被局长关禁闭时混在我的饭菜里被送进来的那两张小纸条，里面的内容我打死都记得，一张是：“保守党的秘密，对党忠诚。永不叛党！！！”
这是入党誓词里的话，当时我激动得热泪盈眶。
另一张是在菜里扒出的一个小纸团。
内容是：“出了什么事？家里正在想办法。”
我不知道军办首长为什么要自曝家丑，把这件事情摊在桌子上来问，我只能如实描述当时的情况，把收到这两张纸条的经过向他们做了汇报。
然后，另两位首长的表情变得十分地微妙。
当我从审查室里出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的接近黎明的时刻了，我留恋地看了看这身边的一切，小楼，庭院，军营，远处山的剪影。
管不了那么多了，回去睡觉！
毕竟，明天又是另外一天了！
柳子元去找李晨风去了，然后我们看着他面色铁青地从李晨风的办公室里出来。
组里的气氛有些凝重，山雨欲来风满楼。
要说首长们对“蝴蝶”来信，对我们组的工作不重视那是没良心的。
最高的授权，各系统的精英骨干，各情报机构的配合，连绝密的基地都拿出来给我们做办公室了。
当然，那是一号机出来的时候的事情。首长们当时也许觉得这样子应该已经足够了。
然后，首长们突然发现自己可能还是想得太简单了。
正在追寻的零号机还只是传说，手里的一号机除了金无怠方面的内容（而这部分只有个别首长掌握）大部分都是讲军队和部队建设方面的内容，并不能说服有关首长，像预知未来这么不科学和不布尔什维克的事情，很多首长宁愿相信这是潜在敌人对我们国家的一个别有用心、用心良苦、居心叵测的战略情报欺骗计划，他们甚至宁可去相信什么奇门遁甲、生辰八字，也不认为有人能预见未来并准确地表述出来。
五号机的横空出世，闪亮登场，打了大家个措手不及，也打消了一切对“蝴蝶”的疑虑。
五号机里洋洋洒洒几万言，政治、经济、军事、工业、农业、商业、科研、交通、文化、教育、卫生等等几乎无所不包，都对未来的发展和进步进行了描述，对存在的问题、出现的教训更是进行了分析。
别看“蝴蝶”在信里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地零打碎敲，但他信中的内容主线非常地明确，就是和平与发展，就是发展才是硬道理！
言之凿凿，情之切切！
而一号机里描述的和平与发展、经济全球化的未来前景，正是与一号首长关于未来的发展战略与思路相契合的，再联想到“蝴蝶”把他的第一封信直接就寄到了一号办，那么就几乎可以肯定，至少在“蝴蝶”的未来世界里，一号首长是最可靠的，如果，我是说如果，如果不是一号办的周春兰把“蝴蝶”的信弃如敝履，不当回事的话，那么...
于是，其他首长不可能迟钝到没有意识到其中的厉害，于是他们开始行动了，怎么也要再争一下在“蝴蝶”来信这件事上的发言权了。
好了，关于五号机未来还会经常提到，关于它的相关研究文字几乎可以开一个小型的专题图书馆了，还是回过头来说说我们组里的事情吧。
五号机来后的几天，整个组里还是风平浪静，组长每天都要进一次城，其它工作也都在按部就班地进行，柳子元和沐雨尘已经在草拟寻找“蝴蝶”的新的工作方案和计划了。
我们组里除了组长，消息最灵通的就是章天桥了，也许是看我顺眼，或者是我的保密级别高一些，要不就是她实在闷得无聊，或者是兼而有之，她喜欢找我讲点她听来的小道消息，都是与我们的工作相关的，而且很多关于南海里的那些首长们对五号机、一号机内容的反应。
关起门来聊首长的八卦，真的是有种雪夜闭门读**的味道，非常地惊险刺激，她每每看到我听了后惊吓得目瞪口呆的样子都要得意地呵呵地很开心地笑。
当然，她和我说的内容都是到我这里为止，如果我在外面说出去一个字，那我也就吃不了兜着走了。
她只要开心就好。
按道理我们组的工作内容主要有几项，一是要找到“蝴蝶”这个调皮的小鬼（一号首长语），并把他保护起来，让他把他对未来的知识和了解更好地为四化建设服务；二是在没找到“蝴蝶”之前负责接收“蝴蝶”来信，并立即向首长报告；三是做好“蝴蝶”来信的保密等相关工作；四是督促专案组尽快找到零号机等等。
目前我们自我感觉工作开展得还好，大家也算努力，但大神打架，小鬼遭殃！上层关于“蝴蝶”来信的博弈了，理所当然就一定会牵涉到我们组里了。
这一次只是有常委气得要住院，下次“蝴蝶”再捅个篓子出来，直接跳出来说哪位大佬在未来会怎么怎么负面，然后哪次哪次大会会将他开除党籍，送司法审判，噼里啪啦，如何、如何，那画面太美，令人无法想象。
于是，我们组又开始了最严格的内部审查。
为什么说又？因为我们进组前已经审查过了，甚至我们进单位的时候，在单位里，都经历过各式各样的内审，但这次与众不同。
首长们突然惊觉当初成立我们组还是太仓促了，人选也许并不是非常地可靠和放心，业务能力也许并不对口，因为在寻找“蝴蝶”上毫无进展，更成了很好的插手的理由。
陈观水因为和那份未来变节叛逃者名单上的第一名曾经私交甚密，已经被隔离审查了。
随着三辆红旗开进小院，车上下来的是中办、国办、军办里的三位情报系统的主要负责人，他们都是在世界情报界里响当当的大人物，身经百战，意志如钢，狡诈如狐，洞察入微。然后审查正式开始了。
从李晨风开始，然后是章天桥，江边洗萝卜，一个一个来，审查从清晨开始一直持续到深夜，然后还是在一直继续进行着，大家都独自待在自己的办公室里，饭菜都是打好了送进来，叫一个名字进去一个，其他人就是在漫长的等待中煎熬。
我是最后一个被审查的对象。
审查室的格局很简单，两张桌子，5把椅子。
房间里有5个人，我，三位首长，还有一名机要记录员。
三位首长虽然查了大半天了，但丝毫看不出任何疲倦的样子，态度也很和蔼。
他们首先安慰我这只是一个正常的流程，然后就要求我对审查要坦坦荡荡，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要相信把我放在这个重要位置上的眼光，然后要求我做自我简述。
我叫林千军，林是森林的林，千是千万的千，军是解放军的军。我是家中的独子，我没有一个叫林万马的弟弟。
我介绍了自己的家庭情况，工作经历，其实这些在档案里都有，但一般审查都是这样由浅入深，一点一点深入，直至实质部分。
在我汇报完毕后，他们开始发问。
我的经历其实很简单，社会交际也不复杂，读书、参军、保送读书、参战、然后参加情报工作。
首长们在问了几个简单的问题后，就是开始直入主题，问得深一点了。
比如我在战场上的表现，我是怎么立了二等功的，对那场战争是怎么认识和反思的？
比如我在青年军官政治学院的表现，和老师、同学们的关系，为什么要选择情报专业，对情报工作是如何理解的？
我的家庭关系脉络非常地清晰，根正苗红，他们主要就是问我的社会关系，发小、朋友、同学、战友、同事，有没有对社会主义制度不满的，有的话又是如何表现的？
问我的经济来源和开支情况，生活作风是否爱慕虚荣，抽什么烟，喝什么酒，打不打牌，钱从哪来，是否有积蓄？
问我是否谈过恋爱，有没有女朋友，喜欢什么样的女孩子，是什么样的身份背景？
我一一如实地作了回答，颇有点轻松自如，实话实说就是了。
然后问我的几个问题就问得我汗流浃背了。
问我某年某月某日在某趟列车上是不是和同车的乘客就自由民主、国家体制、国际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指点江山、高谈阔论，当时发表意见的有哪些人，分别阐述了什么样的观点，我的观点的出发点何在？
问我是不是被国安拉拢过，打算脱军装转业到国安发展，在徐老师组织的饭局中有哪些人，是什么身份，都说了什么内容，徐是否向你暗示过其它方面的事情，事后又与国安方面有哪些联系和勾搭，有没有为国安在军情这边的办事提供过便利或拉过军情这边的同事一起过去，当时的初衷和想法是什么？
问我是不是在前几天向国安系统的柳子元暗示了五号机里指出了国安系统的大叛徒是谁，表示国安系统的内部排查即将结束，我向他透露国家绝密情报的动机是什么，是否知道后果的严重性？
我被一个接一个的要命的问题给问懵了，虽然我在接受审查前按照我学过的内容进行了心理建设，甚至想审查而已，总不会在安南那边打穿插更惊心吊魄、更危险吧。但我果然还是太年轻了。
我自以为在部队，在单位、在组里，我的工作表现总还是算得上中规中矩几个字的评价，但没想到，首长们一个一个问题追问下来，特么，我怎么没发现自己居然还是个潜在的危险分子和意念不坚定者。
但我在犀利的追问下并没有崩溃，我始终还是相信一点，自己做过的事情瞒不了人也并无可瞒人之处，我虽然感觉自己能在组里继续待下去的时间已经屈指可数了，等待自己的将是在某个秘密基地担任闲职然后带着秘密日渐消沉，过着被监视终身不自由但清闲的下半生，直到把秘密带到坟墓里去。
我没有为自己的行为做辩解，只是努力回忆当时的情景和所思所想，并尽量用平静的语气详实地把它们表述出来。
听完我的叙述以后，首长们依然非常地冷静，和我进来时一样没有任何变化，即使审查过程中几乎感觉不到日夜交替，时间流逝，但我估计光审查我就用了几个小时，夜已经很深了，我感觉问话应该已经问得差不多了，我已经身心俱疲，等待着首长们对我的宣判结果。
没想到这时候，军办的首长说，要我等一下，还有一个问题。
然后他从自己的包里拿出了一个绝密档案袋，再从档案袋里拿出一个透明的小塑料袋，里面就放着两张很小很小的小纸条，问我知不知道这个是怎么回事？然后又把塑料袋给其他两位首长看了看。
我一眼就认出这是我因为一号机被局长关禁闭时混在我的饭菜里被送进来的那两张小纸条，里面的内容我打死都记得，一张是：“保守党的秘密，对党忠诚。永不叛党！！！”
这是入党誓词里的话，当时我激动得热泪盈眶。
另一张是在菜里扒出的一个小纸团。
内容是：“出了什么事？家里正在想办法。”
我不知道军办首长为什么要自曝家丑，把这件事情摊在桌子上来问，我只能如实描述当时的情况，把收到这两张纸条的经过向他们做了汇报。
然后，另两位首长的表情变得十分地微妙。
当我从审查室里出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的接近黎明的时刻了，我留恋地看了看这身边的一切，小楼，庭院，军营，远处山的剪影。
管不了那么多了，回去睡觉！
毕竟，明天又是另外一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