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凯申的新生活运动搞得轰轰烈烈，他的讲话甚至被灌成唱片，要求全国各地的广播必须协助宣传。
这不，元宵节没过多久，周赫煊的中华广播电台，就开始每天播放常凯申的新生活讲话了：“我们要改革社会，要复兴一个国家和民族，不是用武力就能成功的。要如何才可以成功呢？简单的讲，第一就是要使一般国民具备国民道德，第二就是要使一般国民具备国民知识……德国不到十五年功夫，居然能够复兴起来。人家刚刚战败，过几年就可以不付赔款，要赖账就赖了。而我们几十年或百多年的赔款，到现在还是每年照付。总之，德国也是一个国家，中国也是一个国家，德国没有武力而能与各国平等，中国虽有武力，依然不能求得平等，这是什么道理？没有旁的，完全是由于我们一般国民的知识道德不及人家……”
嗯，这番话的大致意思，就是说这一届的国民不行，而非中央政府统治不力。
于是乎，伟大的空一格蒋委员长，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新生活运动。首先从国民的衣食住行着手，吃饭要规规矩矩的坐在桌上吃饭，不能随便找个地儿蹲着吃；穿衣服不能袒胸露腹，扣子必须老老实实扣好，头发也不能搞成烂鸡窝……
蒋委员长还说，“一个人或一国国民的精神、思想、知识、道德，通通可以从基本生活的样法表现出来”。他对比中国人和日本人吃饭、洗脸的样子，得出一个非常英明的结论，即日本人比中国人更有纪律性和更具国民素质。他说：“我们和日本人不必在枪林弹雨之下来冲锋陷阵，就只对日常生活比一比，就可以晓得高低强弱。”
很快，全国各大报纸都在陆续报道“新生活运动”，并且中央政府还下达指令，把4月份的第一周定为“新生活运动宣传周”。
全国上下搞得鸡飞狗跳，国党的行动队带着红袖箍，走街串巷到处抓那些衣衫不整、奇装异服、发型凌乱者，轻则罚款、重则拘留。各街巷也被划分了区域，凡是发现卫生情况不达标的，所属区域的商家和住户全都要受罚。
黄包车夫们那是很郁闷啊，载着客人跑得大汗淋漓，还不敢把衣服扣子解开凉快一下。因为一旦被逮到不扣扣子，立即就要遭受罚款，忙活半天的收入直接泡汤。
天津的市民们，以前喜欢一边坐在巷口吃晚饭，一边听电台广播节目。现在也完全不敢了，因为吃饭必须围坐着桌子吃，路边吃饭是不符合新生活运动的指示的。
好在就那么一阵风，等“新生活运动宣传周”过去，国党行动队就查得没那么严了，大家该干啥干啥。只有那种走背运的家伙，正好遇到巡查人员，才会惨遭罚款，反正自认倒霉吧。
民国的“新生活运动”属于长期活动，整整搞了十多年时间。
反正隔三差五就要抽风弄出新内容，比如禁止婚丧嫁娶寿宴的浪费，禁止穿戴奇装异服，禁止男女浴室同坐，禁止中小学生留长发，禁止妇女烫发和裸腿，禁止在汽车、戏院、会场、山林抽烟，提倡守时运动，劝道人畜分居，提倡救济慰劳伤兵，宣传禁毒禁赌等等。
其中大部分内容都是好的，对改善社会风气很有帮助。但有些内容就管得太宽了，比如一些地方禁止烫发和裸腿，搞得女人连裙子都不敢穿。
最可怕的是劳民伤财，到1935年新生活运动达到巅峰时，全国有相关劳动服务团6万余人。这几万人的主要工作就是推进新生活运动，靡费了国家大量的财政支出。
不但如此，由于中央对地方的管控不力，许多地方官员拿着鸡毛当令箭。他们借“新生活运动”之名，到处胡乱抓人罚款，有时候你好端端的走在街上，就因为一颗上衣扣子没扣，便被抓起来强行罚款。
“老蒋这是吃错药了吧？整天正事不敢，专门搞这些虚头巴脑的运动。”胡政之无语地说。
周赫煊笑道：“老蒋在给自己树立威信呢。”
在周赫煊看来，常凯申搞新生活运动的初衷就是刷存在感，并在执行过程中宣扬他那套儒家观念。这是一场思想意识形态的独裁运动，反对乱七八糟的各种主义，提倡四维（礼义廉耻）、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从而统一国民的思想道德。
当然，还有一点就是搞全民军事化，方便以后全面抗战时征兵。
老蒋也知道中日之间必有一战，但他又不敢直接高喊抗日口号，所以就把为抗日做准备悄悄掺杂进新生活运动当中。用老蒋的原话来说：“新生活运动的最终目的，就是要使国民的生活能够做到整齐划一。整齐划一四个字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现在一般人所说的军事化……新生活运动，就是军事化运动。”
然而屁用都没有，老百姓被管得很严，当官的吃喝嫖赌抽照样在干。
所以冯玉祥才说：“新生活是说着骗人的。”
宋美龄的好闺蜜项美丽则评价：“新生活运动是全国性的一场不大不小的笑话。”
有位外国友人更直接，评价新生活运动是“建基于牙刷、老鼠夹与苍蝇拍的民族复兴运动”。
反正周赫煊是懒得迎合伟大领袖的精神指示，他穿西装不喜欢扣扣子，每次出门都敞着外套。也没见有哪个不长眼的家伙，敢跑过来扭着他要罚款。
“新生活运动且不管他，”胡政之低声说道，“《非攻》编辑部那边你得管管了，上一期的杂志内容有问题，有个搞新闻审查的朋友提醒我，说上头对杂志的某些言论很不满。”
“没事的，那些报道是经过我同意的。”周赫煊笑道。
“反正别太过火，不然连《大公报》都要被牵连。”胡政之提醒道。
《非攻》杂志暂时还挂靠在《大公报》旗下，财务、印刷、校对和发行方面，都由《大公报》的人员在负责。
至于胡政之说的“过火”内容，是新一期《非攻》报道了东北抗联成立，以及杨靖宇带领东北抗联打出第一场胜仗。东北抗联是共党领导成立的，不管是南京政府，还是关东军，都对其深恶痛绝。
周赫煊甚至收到常凯申秘书发来的电报，让他以后不准再提东北抗联半个字，否则直接把《非攻》杂志封杀。
“唉，这年头弄本杂志也破事一堆。”周赫煊必须插手了，不能再由着编辑部那些共党乱来。
这不，元宵节没过多久，周赫煊的中华广播电台，就开始每天播放常凯申的新生活讲话了：“我们要改革社会，要复兴一个国家和民族，不是用武力就能成功的。要如何才可以成功呢？简单的讲，第一就是要使一般国民具备国民道德，第二就是要使一般国民具备国民知识……德国不到十五年功夫，居然能够复兴起来。人家刚刚战败，过几年就可以不付赔款，要赖账就赖了。而我们几十年或百多年的赔款，到现在还是每年照付。总之，德国也是一个国家，中国也是一个国家，德国没有武力而能与各国平等，中国虽有武力，依然不能求得平等，这是什么道理？没有旁的，完全是由于我们一般国民的知识道德不及人家……”
嗯，这番话的大致意思，就是说这一届的国民不行，而非中央政府统治不力。
于是乎，伟大的空一格蒋委员长，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新生活运动。首先从国民的衣食住行着手，吃饭要规规矩矩的坐在桌上吃饭，不能随便找个地儿蹲着吃；穿衣服不能袒胸露腹，扣子必须老老实实扣好，头发也不能搞成烂鸡窝……
蒋委员长还说，“一个人或一国国民的精神、思想、知识、道德，通通可以从基本生活的样法表现出来”。他对比中国人和日本人吃饭、洗脸的样子，得出一个非常英明的结论，即日本人比中国人更有纪律性和更具国民素质。他说：“我们和日本人不必在枪林弹雨之下来冲锋陷阵，就只对日常生活比一比，就可以晓得高低强弱。”
很快，全国各大报纸都在陆续报道“新生活运动”，并且中央政府还下达指令，把4月份的第一周定为“新生活运动宣传周”。
全国上下搞得鸡飞狗跳，国党的行动队带着红袖箍，走街串巷到处抓那些衣衫不整、奇装异服、发型凌乱者，轻则罚款、重则拘留。各街巷也被划分了区域，凡是发现卫生情况不达标的，所属区域的商家和住户全都要受罚。
黄包车夫们那是很郁闷啊，载着客人跑得大汗淋漓，还不敢把衣服扣子解开凉快一下。因为一旦被逮到不扣扣子，立即就要遭受罚款，忙活半天的收入直接泡汤。
天津的市民们，以前喜欢一边坐在巷口吃晚饭，一边听电台广播节目。现在也完全不敢了，因为吃饭必须围坐着桌子吃，路边吃饭是不符合新生活运动的指示的。
好在就那么一阵风，等“新生活运动宣传周”过去，国党行动队就查得没那么严了，大家该干啥干啥。只有那种走背运的家伙，正好遇到巡查人员，才会惨遭罚款，反正自认倒霉吧。
民国的“新生活运动”属于长期活动，整整搞了十多年时间。
反正隔三差五就要抽风弄出新内容，比如禁止婚丧嫁娶寿宴的浪费，禁止穿戴奇装异服，禁止男女浴室同坐，禁止中小学生留长发，禁止妇女烫发和裸腿，禁止在汽车、戏院、会场、山林抽烟，提倡守时运动，劝道人畜分居，提倡救济慰劳伤兵，宣传禁毒禁赌等等。
其中大部分内容都是好的，对改善社会风气很有帮助。但有些内容就管得太宽了，比如一些地方禁止烫发和裸腿，搞得女人连裙子都不敢穿。
最可怕的是劳民伤财，到1935年新生活运动达到巅峰时，全国有相关劳动服务团6万余人。这几万人的主要工作就是推进新生活运动，靡费了国家大量的财政支出。
不但如此，由于中央对地方的管控不力，许多地方官员拿着鸡毛当令箭。他们借“新生活运动”之名，到处胡乱抓人罚款，有时候你好端端的走在街上，就因为一颗上衣扣子没扣，便被抓起来强行罚款。
“老蒋这是吃错药了吧？整天正事不敢，专门搞这些虚头巴脑的运动。”胡政之无语地说。
周赫煊笑道：“老蒋在给自己树立威信呢。”
在周赫煊看来，常凯申搞新生活运动的初衷就是刷存在感，并在执行过程中宣扬他那套儒家观念。这是一场思想意识形态的独裁运动，反对乱七八糟的各种主义，提倡四维（礼义廉耻）、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从而统一国民的思想道德。
当然，还有一点就是搞全民军事化，方便以后全面抗战时征兵。
老蒋也知道中日之间必有一战，但他又不敢直接高喊抗日口号，所以就把为抗日做准备悄悄掺杂进新生活运动当中。用老蒋的原话来说：“新生活运动的最终目的，就是要使国民的生活能够做到整齐划一。整齐划一四个字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现在一般人所说的军事化……新生活运动，就是军事化运动。”
然而屁用都没有，老百姓被管得很严，当官的吃喝嫖赌抽照样在干。
所以冯玉祥才说：“新生活是说着骗人的。”
宋美龄的好闺蜜项美丽则评价：“新生活运动是全国性的一场不大不小的笑话。”
有位外国友人更直接，评价新生活运动是“建基于牙刷、老鼠夹与苍蝇拍的民族复兴运动”。
反正周赫煊是懒得迎合伟大领袖的精神指示，他穿西装不喜欢扣扣子，每次出门都敞着外套。也没见有哪个不长眼的家伙，敢跑过来扭着他要罚款。
“新生活运动且不管他，”胡政之低声说道，“《非攻》编辑部那边你得管管了，上一期的杂志内容有问题，有个搞新闻审查的朋友提醒我，说上头对杂志的某些言论很不满。”
“没事的，那些报道是经过我同意的。”周赫煊笑道。
“反正别太过火，不然连《大公报》都要被牵连。”胡政之提醒道。
《非攻》杂志暂时还挂靠在《大公报》旗下，财务、印刷、校对和发行方面，都由《大公报》的人员在负责。
至于胡政之说的“过火”内容，是新一期《非攻》报道了东北抗联成立，以及杨靖宇带领东北抗联打出第一场胜仗。东北抗联是共党领导成立的，不管是南京政府，还是关东军，都对其深恶痛绝。
周赫煊甚至收到常凯申秘书发来的电报，让他以后不准再提东北抗联半个字，否则直接把《非攻》杂志封杀。
“唉，这年头弄本杂志也破事一堆。”周赫煊必须插手了，不能再由着编辑部那些共党乱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