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服饰继承前汉,但东汉又是中国服饰制度形成的重要时期。后世所说的“汉服”,主要指东汉明帝时期制定的服饰制度。
高祖刘邦立国初期,国力惨淡,甚至找不到四匹纯色的马来拉车,将相只能坐牛车。那时的刘邦以为服装不过是遮体之物,曾将儒生的高冠用来当溲器(尿盆)。后采用秦朝的黑衣大冠为祭服和朝服,对一般服装,除他当亭长时用竹皮自制的“刘氏冠”不许一般人戴之外,没有什么禁忌。

元封七年(公元前104年),汉武帝刘彻才决定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天,同时把元封七年改为太初元年,以正月为岁首,服色尚黄,数用五。前汉末年,新莽代汉,也以黄色为基本服色,但都没有规定详细的章服制度。

也就是说,从刘邦建国至元封七年,黑色是汉朝祭服、朝服的流行色。而从元封七年至新莽末年,黄色是祭服、朝服的流行色(有的电视剧常忽视这个)!

东汉明帝永平二年(公元59年),汉明帝刘庄下诏采用《周官》、《礼记》、《尚书·皋陶篇》,制定了严格的舆服制度。永平二年正月祀光武帝明堂位时,刘庄和公卿诸侯首次穿着冕冠衣裳举行祭礼,这是舆服制度在中国得以全面贯彻执行的开端,“汉服”正式形成。

汉服的基本特征是交领、右衽、无扣系带,根据《后汉书·舆服志》记载,汉明帝制定的服饰制度主要分祭服、朝服、常服三类。

先说祭服。

《后汉书·舆服志》记载,“天子、三公、九卿、特进侯、侍祠侯,祀天地明堂,皆冠旒冕,衣裳玄上纁下。”即祭祀时,皇帝与臣子都要头戴有垂旒的冠冕,衣服底色为上黑下红。皂色、玄色皆为黑色,而纁色与绛色皆为大红色。

祭服对章服与冠冕有明确规定。《后汉书·舆服志》记载,“乘舆备文,日月星辰十二章,三公、诸侯用山龙九章,九卿以下用华虫七章,皆备五采,大佩,赤舄絇履,以承大祭。百官执事者,冠长冠,皆祗服。五岳、四渎、山川、宗庙、社稷诸沾秩祠,皆袀玄长冠,五郊各如方色云。百官不执事,各服常冠袀玄以从。”

皇帝祭服上“十二章”全部使用,三公、诸侯用山龙九章,九卿以下各有规定,不得僭越。

与服饰相配套的是冠冕,《后汉书·舆服志》规定,“冕皆广七寸,长尺二寸,前圆后方,硃绿里,玄上,前垂四寸,后垂三寸,系白玉珠为十二旒,以其绶采色为组缨。三公诸侯七旒,青玉为珠;卿大夫五旒,黑玉为珠。皆有前无后,各以其绶采色为组缨,旁垂黈纩。郊天地,宗祀,明堂,则冠之。”

这种冕冠俗称“平天冠”,与秦、周时冕冠有重大区别,以后基本历代相袭。

祭祀时百官执事者,主要冠长冠,着玄服。因汉高祖刘邦曾以竹皮为长冠,因此也被称为“高祖冠”或“刘氏冠”。其余不参与祭祀的官员,则戴常冠(注:主要是委貌冠和皮弁冠),着玄服即可。

祭服中对女子服饰也有明确规定,本文略。

再说朝服。

朝会之时,皇帝主要戴通天冠。《后汉书·舆服志》记载,“通天冠,高九寸,正竖,顶少邪却,乃直下为铁卷梁,前有山,展筒为述,乘舆所常服。”

诸侯则戴远游冠,《后汉书·舆服志》记载,“制如通天,有展筒横之于前,无山述,诸王所服也。”

三公以下官员主要戴高山冠、进贤冠、法冠、武冠、鹖冠、方山冠等等。

朝服均是深衣制的袍,《后汉书·舆服志》记载,“服衣,深衣制,有袍,随五时色。”即东汉朝服主要是衣裳相连的深衣制的袍装,东汉深衣主要是直裾。

西汉时,深衣多为曲裾,原因是西汉的裤子无裆,需要有曲裾的遮挡。而至东汉,由于服饰的完备,男女一般着有裆裤,故不再需要繁琐的曲裾,便产生了简洁的直裾袍,曲裾因此渐渐淡出了历史舞台。

关于常服。

汉明帝明定舆服制度,主要是规定祭服与朝服,东汉年代,常服则很随意,与前汉大约相同。

巾和帻——汉代男子裹头之物。

巾是“谨”的意思。古人蓄发,故要以巾或帻裹头。秦国以黑巾裹头,称为黔首,黔首也是黎民百姓的代称。帻战国时兴起,开始只把鬓发包裹,不使下垂,汉代在额前加立一个帽圈,名为“颜题”,与后脑三角状耳相接,文官的冠耳长,武官的冠耳短。

巾覆在顶上,使原来的空顶变成“屋”,后来高起部分呈介字形屋顶状的称为“介帻”,跨于介帻之上的冠体称为展筒,展筒前面装表示等级地位的梁。呈平顶状的称“平上帻”,身份高贵的可在帻上加冠。

平上帻也有无耳的。帻的两旁下垂于两耳的缯帛名为“收”。据说王莽无发,把帻加上巾屋,将头盖住,有“王莽秃,帻施屋”的说法,这就是“屋帻”的来源。

汉代未成年人的帻是空顶的,即未冠童子,帻无屋者。文官在进贤冠下衬介帻,武官在武冠下衬平上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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