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né开车送我回沥川的宾馆，在路上我随便买了几件换洗的衣服。在浴室里匆忙地洗浴了一番之后。又被René送回了医院的家属休息室。
我和衣而卧，睡了整整十六个小时。睁开眼，发现René一动不动地坐在我的床边。
他的眼光是湛蓝的。
奇怪，这人怎么擅离职守？不去守着沥川，到我这里来做什么？
“René？”
“我需要和你谈一谈。”他说，“不代表我自己，代表Alex。”
我坐直起来，找了把梳子梳头。
“Alex希望你立即离开北京，由我来送你去机场。”
这话的口气好像是警方人员要把间谍递解出境，我心一烦，手用力一拽，拽断一小把头发，语气强硬了，“你打算怎么送我去机场？绑架？”
“安妮，Alex的意志不是轻意可以改变的。如果他能改变，你们俩也不会受这么多年的罪。”
“我的意志也是不可以轻意改变的。”
“他不愿见你，也没力气争论。我想，”他的目光不知何时，变得很莫测，“在这种时候，你还是不要和他争辩了。你的公寓在哪里？行李早已准备好了吧？你打算去哪个城市？我给买机票。还有——”
“你别劝我了。沥川现在这样子，随时都可能挂掉。你想让我这时走？不可能。”我尽量保持镇定，“活着，我要等到他康复；死了，我也要跟尸体告别。”
René一脸的无可奈何：“你知道，病人有权力不让你探视。”
“我也有权力在门外等着。”
说罢，我拿着洗漱用品去了洗手间。洗脸、梳头、化妆、更衣。然后，我去餐厅吃了一顿饭，香辣鸡块加红烧牛肉。吃完了我端着一大杯浓咖啡，拿了一本杂志，盘腿坐在407门外的地板上。
René看见我，恨不得拔自己的头发：“你这是干什么？静坐示威？”
“练瑜珈。你不让啊？”
他深深地叹气，将我从地上拉起来：“进去吧，他要见你。”
推开门，我看见小穆正用轮椅将沥川从洗手间里移出来，送回床上。护士进来换了一袋药水，检查点滴的情况。
不知是错觉还是窗外的阳光太明媚，沥川的气色比在ICU时好了很多。只是衣服空荡荡地，七天粒米未进，瘦得有些刺目。他的胸口半敞着，一个纽扣型的针管直接插在锁骨下方一个微微鼓出的、硬币大小的肿块上。在ICU时René告诉我，这个就是“内植式中央静脉导管”，是手术植入皮下的一个输液装置，以前用于化疗。现在沥川有凝血功能障碍，需要长期输血，传统软针穿刺会对身体造成伤害，也靠这个来输液。其实在瑞士时我就发现了这个肿块，因为当时沥川不那么瘦，所以不那么明显。而且，沥川很容易过敏，我还以为是过敏引起的大包，不敢多碰。问过他，他遮掩过去了。
我想起刚才吃的红烧肉，也许沥川能喝点粥，便问护士：“他能吃东西吗？”
护士摇头，用一种专业的语气说：“病人吞咽有困难，不能吃饭、也不能喝水。靠营养液维持。你没看见他还插着胃管鼻饲吗？”
看得出沥川想和我单独说话，他的眼光闪了闪，默默地等待护士离开。偏偏那个护士不肯走，把他身上的管子、针头检查了一遍又一遍，又给他量耳温、量血压。她问他冷不冷，不顾沥川摇头，给他换了一条刚刚烘暖的毯子，又细心地替他掖好。
没办法，沥川就是长得太好看了，不放电也有电。
我在一旁站着，耐心地等着护士照料完毕，做了记录，终于离去。
“Hi，”一直垂眸若睡的他，忽然抬起头来凝视我，“昨天睡得好吗？”
我觉得，他的口气有些生疏。这种时候，沥川绝对不愿意看见我。
“挺好，睡了十六个小时。刚才到餐厅里好好地吃了一顿，红烧牛肉。”我还为刚才的事生气，脸上不知为什么，竟挤出了一个笑容。
眸中掠过一丝怀疑，他反问：“你不是吃素吗？”
“改了。吃太多素，人会……会没力气。”没油没盐的句子，我居然都说得嗓音发颤，好像当庭作证似地。生怕说错一个字他听了生气，会昏厥过去。
他的目光落到我的腿上。
“腿好些了吗？”他黯然地说，“为什么……”
他突然垂下头，没说下去。
“已经好了，只是肌肉还需要锻炼一段时间。别盯着这拐杖，我是觉得很酷才用的，其实没它我也能走。”
“别骗我了，”他说，“就你骨折过啊。”
我愣了愣，既而释然。沥川的心态和我是一样的，不是吗？我们谁也不愿意让对方知道自己有病、看见自己受罪。
“难受吗？”他又问。
“什么难受？”
“一个人独自住在医院里。”他喃喃地道，“像我这样，一袋又一袋地吊着点滴。我以为，这回你总该恨我了吧。”
“不难受，也不恨。呵呵，我天天看《雍正王朝》来着。还复习了全套的金庸。对了，那电视剧挺好看的，我买了全套的碟子，等你出院了我陪你再看一遍，好不好？”我想让语气显得快活点，说出来，又嫌夸张了。
“出院？”他哼了一声，嘴角漾出一丝苦笑，“这些年，我住院的时间比出院的时间还长。我爷爷居然对我说，在家养病也是一种重要的工作。”
“……”这话有点逗，我想笑又不敢笑，终究还是笑了。
“这么说，那个博士，对你还不错。”
“是啊，对我挺好的。”我半开玩笑，其实说的也是实话。
他的腮帮子动了动，手用力拧着床单，仿佛咬牙切齿：“不会骑摩托就别骑，我真想揍他！”
我苦笑了一声，心里说，你不来看我，我也想揍你！
“过来，小秋，”他轻轻伸出手，“我有话要和你说。”
我们的距离很近，我却走了好几步。到了床边，他握住我的手，将它放到自己的怀里。
微微的心跳闪电般传入我的指尖。他的额头淡然无光，几缕被冷汗浸湿的头发搭下来，雪白的枕头脸孔深陷，气息微弱地拂着，那样稀薄、那样无力、带着几分消毒水的味道。
“离开这里，好吗？”沥川很少求我，这种纯粹乞求的语气，从来没用过。
“不好。”我的回答坚决又果断。
他当然预料到了，无奈地看着我，目光在我的脸上停留：“René已经告诉了你我的病情，对吗？”
我点点头。
“他说的，其实只是阳光的那一面。”
“什么？”我傻眼了。
——骨癌、MDS、截肢、肺叶切除、化疗……这还叫阳光啊？
“他没有告诉你，我的癌症复发的可能性很大。我是混血的亚洲人种，骨髓配型也非常难找。现在我的抵抗力几乎全线崩溃，已经支撑不了多久。……别瞪我，跟我没关系。我真的已经很小心了，按时吃药、定期输血、注意营养、医生说什么我听什么。可是，情况仍然在恶化。你千万不要对我的未来抱太多乐观的想法。”
沥川的语气非常漠然，好像他自己是医生，在说别人的病情。我暗暗地想，这么多年病下来，一波又一波的治疗，一次又一次的打击，承受这一切，需要一个多么强大的意志啊。而我和他的那一点点短暂的欢乐，又该是多么地珍贵。沥川那么地需要爱和支持，却又那么坚决地拒绝我，他的固执，真是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
我忍不住嚷嚷：“小心？你这叫小心啊？你跳垃圾箱割破手、冒雨和我吵架、去酒吧喝酒、吐得要死还要逞强——这一切都说明，你根本不会照顾自己。”
“小秋，”大约说多了话，他疲惫地咳嗽了一声，眸光转暗，“如果癌症转移，继续转移到肺，我已经切除了大半个肺，没有什么退路了。MDS继续恶化，是急性白血病，死亡率很高。等待骨髓配型，遥遥无期。就是配上了，也不是一了百了，还会有层出不穷的并发症。你还想听更多吗？”
“继续说——”
他低头沉默半晌，定定地看着我：“治疗期间，我们不能要孩子，也许永远也不能有。经过多次化疗……我可能……可能会令你生出外星人。”
我终于明白了。
这一定是沥川最大的心结。我一直和沥川说我喜欢孩子，喜欢很多孩子，发誓要给他们足够的母爱。
“不要就不要，咱们可以领养。我还省事儿呢，我特怕疼！”我再笨也知道保住了分母才有分子。没有沥川，我什么都没了，还谈什么孩子。
“怎么？”他张口结舌了，“听了这么多，你一点也不害怕？”
“不害怕。”
“我答应你，小秋，如果你……”说得太急，他不得不停下来喘气。过了十秒钟，方能继续，“如果你现在离开北京，我一定努力地活下去。”
“不，我不离开北京。我喜欢北京。”
“那好，你留在北京，我去别的城市。”
“你去哪儿我都跟着，别想甩掉我。”
他苦恼地看着我，脸是灰色的，头大如斗的样子。
“小秋，”他抚摸着我的脸，蒙住我的眼睛，用催眠术般动听的声音在我耳边说，“你只有二十四岁啊。二十四岁的女孩子，如花似玉，多少男人愿意珍宝般地把你捧在手心里。你不必跟着我这半死的人去混日子。除了痛苦、担心和恐惧，我什么也不能给你。你应当有个幸福完整的人生、一份长久的爱、嫁一个可以呵护你一辈子的男人。或者至少你受欺负了，他可以为你去打架……”
“沥川，”我瞪着他，“既然知道‘如花似玉’这个词，你少耽误我点，好不好？再说，我本来已是要走的，是你自己给我打的电话。所以，是你求我留下的。”
“我？”他眉头拧成一团，“我什么时候给你打过电话？”
“辞职的那天晚上。”
“那天晚上我没给你打过电话。”他肯定地摇头。
“你打了。”
“我没打，”他说，“绝对没打。”
我给他看来电显示：“这是不是你的号码？”
他看看我，又看看手机，愣了愣，说：“我真的没打。当时觉得有点不舒服，想给René打电话。刚按下键就觉得反胃，于是挂掉手机去了洗手间，回来的时候我不大舒服，趴在桌上睡着了，以后发生了什么事，我就不知道了。”
我张大嘴，额头亮晶晶地，被打击了：“这么说，你是按错了键？”
他的眼睛像两只冰雹子：“恐怕是的。”
“我问你，René是R，我是X，中间差多少个字母？”
“在我的手机里你是Q，秋。”
找到他的手机，打开通讯簿，果然，我的名字是Qiu，正好排在René的前面。两个号码挨在一起。
我气馁了：“沥川同学，你就不能浪漫点？就算不浪漫，你也得给我一个浪漫的回忆不是吗？”
“我觉得，得实事求是。”
他疲惫地应付着我们的谈话，疲惫地呼吸着。握着我的手的那只手，渐渐变得没有任何力道，最后，像块石子似地坠在我手中。
“歇一会儿吧，”我托着他的腰，给他垫了一个枕头，“等你好些了咱们再讨论吧。”
他闭上眼，静静地喘息了十分钟，忽然说：“这样吧。如果我还活着，你跟我在一起。如果我死了，你答应我以最快的速度move on。这个——你总不难做到吧？”
哦！沥川！
我的脸绯红了，拼命地点头：“我答应你！”
他的头微微侧过来，目光停留在我的脸上：“你说话，算话？”
“我发誓！如果你死了，我马上move on，两年之内就把自己嫁掉，决不当寡妇！”
他默默地笑了，笑容里有一丝安慰，又藏着一丝不易捕捉的忧伤：
“小秋，我累了，想休息了。”
接下来的那三天，我天天陪着沥川，他睡着了我才离开医院，天不亮还没醒我又赶过来了。大约是觉得我不可救药，那天谈话之后，沥川忽然变得寡言少语，像个小孩子一样由着我和小穆照顾。在床上躺了十来天，手脚都纤细了，坐起来都会头昏。医生说他的病情没什么大的起色，又说这回的感染大伤了元气，他几乎没有什么抵抗力了。除了输液之外，他还需要输红细胞和血小板。终于一天里有那么一两个小时不用输液时，我推着沥川到楼下花园去散步，晒晒太阳。
每天我和小穆都会在床边帮助沥川活动关节。依照护士的指点，认真地活动他的胳膊和腿。沥川一直拒绝让我干这些事，我不理他，他没办法，眉头就一直皱着，满心的不情愿。之后，他又坚持独自去洗手间，被医生劝了一顿，终究敌不过他的固执，改由小穆陪着进去。小穆只好将他抱上轮椅，然后将氧气、点滴、鼻饲等仪器搬出来，挂在椅后。等到好不易进了洗手间，没过一秒钟，沥川就昏迷了。护士们赶进来将他送回床上，一群人围着他忙乱了好一阵子，他才苏醒。看见我，神态漠然，眼底里尽是难堪和恼怒。他还是会礼貌地说话，声音却是虚无飘渺的。听了的人都知道，他不想理睬任何人。
我心里明白，沥川一直拒绝我，因为他宁死也绝不愿意我看到这一切。
所以，每到这个时候，我都找理由去餐厅喝咖啡，让小穆独自护理他。
到了周四，沥川忽然问我：“那个《雍正王朝》真的好看吗？”
除了躺着就是躺着，沥川这十天无一事可干，可能，就是太无聊了吧。
我灵机一动，说：“想看吗？碟片就在我公寓里。在电脑里就能放呀！我这就去取！咱们一起看，不懂的地方我来翻译！”
他用力地点头：“想看。”
我拿着手袋出了医院，打出租，去了我的公寓。
沥川出事的第二天，房东打电话来问我，为什么他的房子里还有我的行李。我连忙托René去帮我多交了两个月的房金。回去打开行李才想起来，那套碟子和我所有的书，已经装箱运到昆明我姨妈那儿去了。我只好拿着电脑，打出租去另一条街上的电子商厦去买新的。所幸《雍正王朝》是畅销剧，到处都有卖。买了它，我同时还买了一些别的连续剧，统统装进一个大包里，兴冲冲地赶回医院。
打开407的门，沥川的床是空的。
我立即去护士值班室问沥川的去向。她们说，可能是小穆推着他到花园散步去了。
我下楼去花园，花园很大，里面有很多人。不少病人都由家属或护工陪着在晒太阳。沥川应当很显眼，我通常一眼就能看见他。可是我找了一大圈，没找着。
可能正好他们回病房，错过了吧。
我坐电梯赶回407，病房仍然是空的。这回护士也着急了，问我：“病人马上要点滴了，小穆怎么去了那么久还没回？”
另一个护士说：“会不会去了活动室？”
康复活动室在二楼，里面有人打牌、下棋、看电视，是病人娱乐的地方。可是，沥川和我一样，从来不爱凑热闹。
我口里虽说不会，还是和两位护士去活动室里找了一圈。果然不在。
末了，她们又说：“会不会去了哪一层楼的洗手间？”
这倒是有可能。
也许沥川在半路上突然想方便，即使有小穆的照顾，他也需要花很长时间来完成。
我们检查了每一个厕所。仍旧没有下落。
意识到情况不妙，大家面面相觑，脸都青了。
我们冲回到值班室查小穆的手机，发现小穆没有手机只有BB机。怎么呼叫也没有回音。
一个人说：“门房进出有记录，快去门房查一下。”
我们以第一速度冲到了住院部的门房。
在那里，查到了沥川的签名。在出门原因那一栏里，有一行字。
“外出十五分钟购物。病人，王力川。护工，穆小柱。”——简体中文，还有一个错别字，绝对不是沥川的手迹。
女护士跺跺脚，说：“购物？这两人究竟想买什么啊！”
我打René的手机，响了五声才接通。
“小秋？”
“René，沥川在你这儿吗？”
“沥川？怎么可能？我在国家图书馆。”
“沥川不见了！”
“什么？不可能！他现在根本不能走路！”
“小穆也跟着失踪了。”我带着哭腔简要地说了大致的情况。
“你继续找，我马上赶过来。”
赶过来的还有CGP的两位老总，江浩天和张少华。
“医院里找遍了，没人。”我说，“护士组派人去附近的商场也找过了。”
江浩天点点头：“小秋你先别着急。我打了电话给小穆的室友，他说他什么也不知道。小穆没和他谈起任何可疑的事。”
“会不会是绑架？”René在一旁插话，急着满头大汗。
“小穆的人品非常可靠，不然我也不会介绍给你。他在我家照顾我父亲，酬劳不低。在这里照顾王先生，你们开的工资更是高于他的想象。他不会铤而走险。如果真是绑架，他也会留言勒索。”
René对着手机用法语急切地说了很多话后，挂上手机，问我：“小秋，沥川最近有什么不寻常的举动？比如情绪低落、烦躁不安？他说过什么不寻常的话了吗？”
我闭上眼睛，回忆：
——“如果我还活着，你跟我在一起。如果我死了，你答应我以最快的速度move on。这个，你总不难做到吧？”
——“我累了，想休息了。”
我抬起头，呆呆地看着René，舌头打颤：“是的。他说，他有一次说，如果他死了，希望我答应他以最快的速度move on。又说他累了，想休息。”
René怔怔地看着我：“什么时候说的？”
“三，三天前。”
“你答应了？”
“我发了誓……”
忽然间，金星乱冒，面前的人影变得模糊起来，René一把抓住我，吼道：“小秋！你得镇定！如果这时还有人能找到沥川，这个人只可能是你！”
我定了定神，心跳太快，出了一身冷汗。
看到我脸色不对，几欲崩溃，张少华到餐厅去给我买了杯又浓又苦的咖啡。
René说：“Alex不可能走太远。他基本上不能动。小穆带着他走，也不会很方便。他们现在，一定还在附近。”
这个道理谁不知道？可是，这是北京啊！
北京太大了。出门就是出租和地铁，四通八达。饭店、旅馆不计其数。如果沥川选择一个地方藏起来，几乎是不可能在几个小时之内找到。
只有江浩天最沉着：“现在我们兵分几路。少华你去报警。看看警方可不可帮忙查找各个旅馆近一个小时内的登记情况。我和王先生的秘书小薇分头给王先生认识的所有客户及往来友人打电话，寻问线索。小秋和René，你们回忆一下，按照王先生的生活习惯，他在北京还有什么熟人和朋友、有什么地方他最有可能去。此外，清理一下他的衣物。他带走了些什么。钱包带了吗？手机带了吗？护照带了吗？”
我听罢直奔沥川的病房，到衣柜里一找。果然，沥川带走了他的一个包，里面有他的护照、钱包和手机。
那么，我猜对了。沥川是故意要走的了。
我呆呆地看着点滴架上吊着的药液，旧的一瓶点完了，新的一瓶还没开始。中间有两个小时的休息时间，同时，护士换班。
他支开了我。我真傻，不知是计，还在商场里挑了半天，想多给他买些影碟。
我立即给龙璟花园打电话。保安说，没见到过沥川。沥川从龙璟搬走已经好几年了。我不相信，请求他亲自到最顶层去查看。他带着手机上去，查了第五十层，又查了第四十九层，都说没有。
我给纪桓打电话，问他是否最近和沥川联系过。他说一个月前倒是和他一起在狼欢喝过一次茶。最近没有他的任何消息。
我从电话本上查到了江横溪和叶季连的号码，那个开画廊的夫妇。他们是我唯一知道的除了纪桓之外，沥川在北京的熟人。找电话一一询问。他们都说有好几年没见到沥川了。他们俩实际上是霁川的朋友。
René不怎么会说中文，着急起来错得更多，他只好在一边看我打电话。
一小时之后，张少华打电话过来，说他找公安局的朋友查了，附近五公里以内的所有旅馆都没有一个叫王沥川或者穆小柱的客人前来登记。
过了一会儿，沥川的主治医生龚启弦亦闻讯而来，René跟他说了发生的事。他问：“龚医生，您看以Alex目前的情况，如果他不治疗，不打点滴，不输血，不进行鼻饲，可以维持多久？”
龚启弦沉默了片刻，摇摇头：“你们最好今天就找到他。以沥川的情况，绝对挺不过三天。他自己的病就不用说了，吞咽还成问题。不能吃饭、也不能喝水。你说说看，一个人不能喝水，能挺几天？”
我颓然坐倒。
又过去了一个小时。
江浩天过来说，查了沥川留给小薇的通讯录，没有任何有用的消息。沥川有五年不在北京，回来的时候一直生着病，几乎没跟什么人联系过。为防遗漏，他们连很关系很远的、平时不怎么和CGP联络的客户都问过了。
忽然想起了什么，我问René：“沥川有没有可能跟苏黎世的家人打电话？”
René摇头：“我让霁川侧面地询问过了，都没有。他父亲目前在香港，心脏不大好。爷爷奶奶的身体这几年也不行，我们还不敢通知他们。霁川明早到北京。”
我拿了手机，开着René租来的车，在北京城的大街上乱逛。
我去了一切曾经和沥川一起走过的地方：我们一起散步的公园、买菜的商场、喜欢去的咖啡馆、电影院、餐厅、及图书城。没有他的影子。沥川坐着轮椅，而且还有人推着，如果他真的在这些地方出现，很容易被我找到。
夜晚悄悄来临。仍然没有任何进展。沥川也根本没有回医院。
我加满汽油，在夜色中，一趟一趟地在大街小巷上彷徨。
我找到了小穆在北京的住处。他的室友让我查看了他的卧室。小穆很爱干净，卧室整整齐齐，生活非常节俭。室友说他挺能干，就是家里穷，高中没毕业。他的家在陕西的一个偏远农村、有一个妹妹务农。妈妈改嫁了。父亲重病在床，由他妹妹照顾着。巨大的医药费像个无底洞，压得他喘不过气。他很需要钱，马不停蹄地工作着。
显然，小穆也是有准备的。他的房间里没有留下任何通讯录或地址，连垃圾桶都是空的。早上，他一如既往地去医院上班，就再也没回家。
出了小穆住处，我开车继续在大街上转。直到凌晨，回到医院，发现江浩天、张少华、René和龚先生都在那里等着我。
大家互相看了看，又互相摇了摇头。
没有新的消息，只有更多的绝望。
龚先生说：“我托人查了北京所有医院的急诊室，没有沥川的下落。”
René苦笑：“沥川如果决定离开医院，就不会再进任何急诊室了。”
上午十点，霁川到了。
他从罗马赶过来，只带了一个随身的小包，一脸的疲惫和憔悴。
霁川与沥川相貌很相似，可从没有像今天这么相似过。以至于一眼看见他，一直保持镇定的我立即泪流满面、痛哭失声。
他过来拥抱我。在我耳边轻轻地说：“小秋，别放弃。就算倾其所有，我们也要找到沥川！”
大家继续商量。
霁川说，他打电话去银行查了沥川的信用卡和银行卡。在离开医院不久，沥川在北京的几个提款机里取出了大量的现金。显然他不想让人知道他的去向。如果直接用信用卡消费，很快就会被查出来。
虽然毫无线索，我们又开始了新一轮的猜测和新一轮的搜索。大家兵分四路，寻找各种可能性，一直忙碌到晚上，仍是一无所获。
回到医院碰头，人人面色沉重。
就在这时，我忽然想起了一个人。
陈东村。
我不知道陈东村与沥川是什么关系，可是沥川让他经手自己的房产和支票，显见是非常信任的。沥川时时提醒我不要每月再交钱给他，显然，这个陈律师和他保持着相当稳定的联系。我一直以为沥川认识陈东村是因为他的事务所与CGP有业务关系，相信江浩天早已打电话问过他了。
当我问起江浩天是否打过电话时，他却微微一愣，说他从来没听说过这个人，也从来没听沥川提起过。CGP和陈东村没有任何业务关系。
我立即拨通了陈东村的手机。
“你好。”
“陈先生，我是谢小秋。”
“啊，小秋，怎么样？好久不见。”他的声音听起来很愉悦。
“是这样，您最近和沥川有联系吗？”
“有啊，昨天他还给我打过电话呢。”
我的心咚咚直跳，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什么？他给你打过电话？”
“是啊。我一直以为他在瑞士，想不到他在北京。”
“打电话找你什么事？”
“他让我帮他订一趟商务专机。”
“商务专机？去哪里？”
“他说有个紧急的业务，要在一两个小时之内赶去昆明。”
“你……你帮他办了？”
“不是很好办，不过，我有个朋友专干这个的，沥川又出了很好的价钱，所以很快就谈妥了。支票都是从我这儿出的。怎么，出什么事了吗？”
“沥川是癌症病人，最近抢救过一次，几乎病危。他昨天从医院失踪了。”
“我的天！他不会是……”
“请你告诉我你那位朋友的电话。我要向他打听沥川的下落。”
从话筒里听到我的问答，大家的脸上均现喜色。
陈东村立即告诉了我他的朋友老蔡的手机。打电话去问时，那位蔡先生说，沥川和小穆的确是坐商务包机去了昆明。沥川看上去病得不轻，在飞机上一个字也没说，什么也没吃。一切交接均由小穆代理。他们下了飞机就不知道去了哪里。
霁川夺过话筒问道：“老蔡，你的包机能马上再去一趟昆明吗？价钱你说了算。”
早上七点，我们一行人到了昆明。
已是立秋天气，初晨的薄雾中带着一丝寒气。
昆明虽然比北京小，可也是大城市，有六百万人口。
霁川和René则更加茫然。他们从没来过昆明。在机场他们双双问我：“小秋，你说，沥川会去哪里？”
我想了想，说：“个旧。”
沥川是个浪漫的人，曾多次问起我的家乡，问起我小时候的生活。他说，他来过个旧，去过我的高中，从我家门口路过，可惜没有机会拜访我的家、认识我的父亲和弟弟。为此，他特地复制了很多张我小时候的照片和家人的合影。
我想，如果他还有什么未了的心愿，也许就是这个吧。
昆明距个旧有318公里。我们租了一辆小巴，走石林高速公路转326国防公路，三个半小时到达个旧。
一路上龚先生都在摇头。说以沥川的身体，挺得过三个小时的飞机，绝对挺不过三个小时的长途汽车。何况，地方小，医院也小，抢救病人很成问题。
汽车将我们带到金河宾馆，放下行李我们就借了一本厚厚的电话簿，查问每一家宾馆和酒店，是否有一个叫王沥川的人入住。半个小时之内，所有大的宾馆全部问遍，查无此人。我又发动舅舅替我四处打听小一点的旅店。
怀疑沥川会借住小镇上的私人房屋，我和霁川在我家附近的街道上一家一家地敲门询问。
没有消息。
我只好又带他去了南池高中的那条街，一家一家地打听。
也没有结果。
一趟趟地敲门问下来，就已经到了黄昏。虽然沥川极不可能坐长途客运，我还是去了长途客运站，一个一个地问司机有否看见像沥川那样的人乘车。
大家都说没有。
晚上，龚先生带我去了附近医院的急诊室，看看小穆有否良心发现，送沥川去医院。
没有。
大家心急如焚，不敢看龚先生的脸。他的脸越来越阴沉。
沥川失踪两天半了。我想，龚先生已在怀疑他可能不在人世了。
夜里，除了我和霁川，所有人都疲惫不堪地睡着了。
我独自在街上徜徉，霁川不放心，一直紧紧地跟着我。
大街上，走来走去的只有我们两个孤独的身影。
“唉。就算沥川真的来了个旧，这个时候，他也不会在大街上逛。”霁川拍了拍我的肩，“你还是回去睡一会儿吧，积蓄力量，明天继续寻找。”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那么肯定沥川会来个旧。
也许我根本就错了。
我试图想起点什么，可是大脑已经麻木，不能思考了。
我像一个幽灵灰溜溜地在夜半的街头游荡。凌晨四点，霁川强行将我拉回宾馆。我倒在床上，半梦半醒，直到天亮。
我以为，像章回小说写的那样，沥川会托梦来见我。
沥川没有出现。
醒来我暗自庆幸。这至少说明，沥川还没有变成鬼。
早上七点，大家在餐厅里碰头。江浩天提议报警，然后在报纸和电视台播放寻人广告。虽然知道这样做找到的可能性也不大，但目前没有别的法子。我们分头去了公安局、当地报社及电视台。霁川甚至提出巨额悬赏，给任何一个通报重要线索的人。
中午大家再次到餐厅碰头，仍旧一无所获。
我头痛欲裂，独自去楼下的小卖部买了一包烟，在大门口猛抽。
忽然有人从背后拍了拍我的肩：“谢大侠！”
叫我外号的人，只可能是我的高中同学。我一回头，看见了齐涛。高二七班的体育委员，也有六七年没见了。他没考上大学，留在个旧做服装生意。
“嗨！”我没精打彩地打了一个招呼。
“怎么抽起烟来了？”他大吃一惊，“三好学生也抽烟？”
这个时候，我哪有心情开玩笑？便随口问一了句：“你怎么在这里？”
“我陪朋友来吃饭。小冬好吗？你家人好吗？”大概是随意寒暄，他忽然意识到我父母已经去世，连忙改口，“你姨妈好吗？”
我呆呆地看着他，半天没说话。
“你怎么啦？大白天跟见了鬼似的。也不是见鬼，我看你跟鬼差不多。”他还像以前那样跟我打趣。
我拨腿就跑，去敲霁川的房间。
霁川和René正在低声说话，见是我，齐声问：“有消息？”
我颤声道：“沥川……他在昆明。翠湖宾馆。”
“你确信？”
“百分之九十。”
我们以飞快的速度赶到昆明，直奔翠湖宾馆。到了服务台，说明来意，给工作人员看了医院开出的证明。工作人员说，最近客人比较多，宾馆非常忙碌，但表示一定配合我们寻找。
我直截了当地说：“请先查709号房间。”
服务员在电脑里打了几个字，立即抬头：“住着两个人。其中一个是外国护照：L.C. Wong.”
龚先生马上打医院的急救电话，我们拿过备用钥匙就冲进了电梯。
楼道静悄悄地。七楼是昂贵的套房区，住的人不多。
龚先生在电梯里叮嘱我们，要安静地进入房间，不能引起病人的惊慌。他说沥川的血小板太低，又有肺部感染，他会咳嗽，咳嗽会导致胸腔出血。出血占据了肺部，肺部无法张开，极有可能出现呼吸衰竭。
转过一道走廊，霍然看见709号房间的门口静静地站着小穆。
大家看着他，很愤怒，却都不敢动气。
他的神情非常肃穆，我的脊背一阵发寒。浑身不由自主地发起抖来，只觉得双腿有千斤重，半天挪不动步子。蓦然间，手臂被人一挽，霁川半扶半抱地将我拉到小穆的面前。
“小穆，沥川他……还好吗？”我柔声地问，生怕惊吓了他。
“我想，”他安静地看了一眼大家，“他是在弥留之际了。他让我出来，在外面等他结束。”
我和衣而卧，睡了整整十六个小时。睁开眼，发现René一动不动地坐在我的床边。
他的眼光是湛蓝的。
奇怪，这人怎么擅离职守？不去守着沥川，到我这里来做什么？
“René？”
“我需要和你谈一谈。”他说，“不代表我自己，代表Alex。”
我坐直起来，找了把梳子梳头。
“Alex希望你立即离开北京，由我来送你去机场。”
这话的口气好像是警方人员要把间谍递解出境，我心一烦，手用力一拽，拽断一小把头发，语气强硬了，“你打算怎么送我去机场？绑架？”
“安妮，Alex的意志不是轻意可以改变的。如果他能改变，你们俩也不会受这么多年的罪。”
“我的意志也是不可以轻意改变的。”
“他不愿见你，也没力气争论。我想，”他的目光不知何时，变得很莫测，“在这种时候，你还是不要和他争辩了。你的公寓在哪里？行李早已准备好了吧？你打算去哪个城市？我给买机票。还有——”
“你别劝我了。沥川现在这样子，随时都可能挂掉。你想让我这时走？不可能。”我尽量保持镇定，“活着，我要等到他康复；死了，我也要跟尸体告别。”
René一脸的无可奈何：“你知道，病人有权力不让你探视。”
“我也有权力在门外等着。”
说罢，我拿着洗漱用品去了洗手间。洗脸、梳头、化妆、更衣。然后，我去餐厅吃了一顿饭，香辣鸡块加红烧牛肉。吃完了我端着一大杯浓咖啡，拿了一本杂志，盘腿坐在407门外的地板上。
René看见我，恨不得拔自己的头发：“你这是干什么？静坐示威？”
“练瑜珈。你不让啊？”
他深深地叹气，将我从地上拉起来：“进去吧，他要见你。”
推开门，我看见小穆正用轮椅将沥川从洗手间里移出来，送回床上。护士进来换了一袋药水，检查点滴的情况。
不知是错觉还是窗外的阳光太明媚，沥川的气色比在ICU时好了很多。只是衣服空荡荡地，七天粒米未进，瘦得有些刺目。他的胸口半敞着，一个纽扣型的针管直接插在锁骨下方一个微微鼓出的、硬币大小的肿块上。在ICU时René告诉我，这个就是“内植式中央静脉导管”，是手术植入皮下的一个输液装置，以前用于化疗。现在沥川有凝血功能障碍，需要长期输血，传统软针穿刺会对身体造成伤害，也靠这个来输液。其实在瑞士时我就发现了这个肿块，因为当时沥川不那么瘦，所以不那么明显。而且，沥川很容易过敏，我还以为是过敏引起的大包，不敢多碰。问过他，他遮掩过去了。
我想起刚才吃的红烧肉，也许沥川能喝点粥，便问护士：“他能吃东西吗？”
护士摇头，用一种专业的语气说：“病人吞咽有困难，不能吃饭、也不能喝水。靠营养液维持。你没看见他还插着胃管鼻饲吗？”
看得出沥川想和我单独说话，他的眼光闪了闪，默默地等待护士离开。偏偏那个护士不肯走，把他身上的管子、针头检查了一遍又一遍，又给他量耳温、量血压。她问他冷不冷，不顾沥川摇头，给他换了一条刚刚烘暖的毯子，又细心地替他掖好。
没办法，沥川就是长得太好看了，不放电也有电。
我在一旁站着，耐心地等着护士照料完毕，做了记录，终于离去。
“Hi，”一直垂眸若睡的他，忽然抬起头来凝视我，“昨天睡得好吗？”
我觉得，他的口气有些生疏。这种时候，沥川绝对不愿意看见我。
“挺好，睡了十六个小时。刚才到餐厅里好好地吃了一顿，红烧牛肉。”我还为刚才的事生气，脸上不知为什么，竟挤出了一个笑容。
眸中掠过一丝怀疑，他反问：“你不是吃素吗？”
“改了。吃太多素，人会……会没力气。”没油没盐的句子，我居然都说得嗓音发颤，好像当庭作证似地。生怕说错一个字他听了生气，会昏厥过去。
他的目光落到我的腿上。
“腿好些了吗？”他黯然地说，“为什么……”
他突然垂下头，没说下去。
“已经好了，只是肌肉还需要锻炼一段时间。别盯着这拐杖，我是觉得很酷才用的，其实没它我也能走。”
“别骗我了，”他说，“就你骨折过啊。”
我愣了愣，既而释然。沥川的心态和我是一样的，不是吗？我们谁也不愿意让对方知道自己有病、看见自己受罪。
“难受吗？”他又问。
“什么难受？”
“一个人独自住在医院里。”他喃喃地道，“像我这样，一袋又一袋地吊着点滴。我以为，这回你总该恨我了吧。”
“不难受，也不恨。呵呵，我天天看《雍正王朝》来着。还复习了全套的金庸。对了，那电视剧挺好看的，我买了全套的碟子，等你出院了我陪你再看一遍，好不好？”我想让语气显得快活点，说出来，又嫌夸张了。
“出院？”他哼了一声，嘴角漾出一丝苦笑，“这些年，我住院的时间比出院的时间还长。我爷爷居然对我说，在家养病也是一种重要的工作。”
“……”这话有点逗，我想笑又不敢笑，终究还是笑了。
“这么说，那个博士，对你还不错。”
“是啊，对我挺好的。”我半开玩笑，其实说的也是实话。
他的腮帮子动了动，手用力拧着床单，仿佛咬牙切齿：“不会骑摩托就别骑，我真想揍他！”
我苦笑了一声，心里说，你不来看我，我也想揍你！
“过来，小秋，”他轻轻伸出手，“我有话要和你说。”
我们的距离很近，我却走了好几步。到了床边，他握住我的手，将它放到自己的怀里。
微微的心跳闪电般传入我的指尖。他的额头淡然无光，几缕被冷汗浸湿的头发搭下来，雪白的枕头脸孔深陷，气息微弱地拂着，那样稀薄、那样无力、带着几分消毒水的味道。
“离开这里，好吗？”沥川很少求我，这种纯粹乞求的语气，从来没用过。
“不好。”我的回答坚决又果断。
他当然预料到了，无奈地看着我，目光在我的脸上停留：“René已经告诉了你我的病情，对吗？”
我点点头。
“他说的，其实只是阳光的那一面。”
“什么？”我傻眼了。
——骨癌、MDS、截肢、肺叶切除、化疗……这还叫阳光啊？
“他没有告诉你，我的癌症复发的可能性很大。我是混血的亚洲人种，骨髓配型也非常难找。现在我的抵抗力几乎全线崩溃，已经支撑不了多久。……别瞪我，跟我没关系。我真的已经很小心了，按时吃药、定期输血、注意营养、医生说什么我听什么。可是，情况仍然在恶化。你千万不要对我的未来抱太多乐观的想法。”
沥川的语气非常漠然，好像他自己是医生，在说别人的病情。我暗暗地想，这么多年病下来，一波又一波的治疗，一次又一次的打击，承受这一切，需要一个多么强大的意志啊。而我和他的那一点点短暂的欢乐，又该是多么地珍贵。沥川那么地需要爱和支持，却又那么坚决地拒绝我，他的固执，真是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
我忍不住嚷嚷：“小心？你这叫小心啊？你跳垃圾箱割破手、冒雨和我吵架、去酒吧喝酒、吐得要死还要逞强——这一切都说明，你根本不会照顾自己。”
“小秋，”大约说多了话，他疲惫地咳嗽了一声，眸光转暗，“如果癌症转移，继续转移到肺，我已经切除了大半个肺，没有什么退路了。MDS继续恶化，是急性白血病，死亡率很高。等待骨髓配型，遥遥无期。就是配上了，也不是一了百了，还会有层出不穷的并发症。你还想听更多吗？”
“继续说——”
他低头沉默半晌，定定地看着我：“治疗期间，我们不能要孩子，也许永远也不能有。经过多次化疗……我可能……可能会令你生出外星人。”
我终于明白了。
这一定是沥川最大的心结。我一直和沥川说我喜欢孩子，喜欢很多孩子，发誓要给他们足够的母爱。
“不要就不要，咱们可以领养。我还省事儿呢，我特怕疼！”我再笨也知道保住了分母才有分子。没有沥川，我什么都没了，还谈什么孩子。
“怎么？”他张口结舌了，“听了这么多，你一点也不害怕？”
“不害怕。”
“我答应你，小秋，如果你……”说得太急，他不得不停下来喘气。过了十秒钟，方能继续，“如果你现在离开北京，我一定努力地活下去。”
“不，我不离开北京。我喜欢北京。”
“那好，你留在北京，我去别的城市。”
“你去哪儿我都跟着，别想甩掉我。”
他苦恼地看着我，脸是灰色的，头大如斗的样子。
“小秋，”他抚摸着我的脸，蒙住我的眼睛，用催眠术般动听的声音在我耳边说，“你只有二十四岁啊。二十四岁的女孩子，如花似玉，多少男人愿意珍宝般地把你捧在手心里。你不必跟着我这半死的人去混日子。除了痛苦、担心和恐惧，我什么也不能给你。你应当有个幸福完整的人生、一份长久的爱、嫁一个可以呵护你一辈子的男人。或者至少你受欺负了，他可以为你去打架……”
“沥川，”我瞪着他，“既然知道‘如花似玉’这个词，你少耽误我点，好不好？再说，我本来已是要走的，是你自己给我打的电话。所以，是你求我留下的。”
“我？”他眉头拧成一团，“我什么时候给你打过电话？”
“辞职的那天晚上。”
“那天晚上我没给你打过电话。”他肯定地摇头。
“你打了。”
“我没打，”他说，“绝对没打。”
我给他看来电显示：“这是不是你的号码？”
他看看我，又看看手机，愣了愣，说：“我真的没打。当时觉得有点不舒服，想给René打电话。刚按下键就觉得反胃，于是挂掉手机去了洗手间，回来的时候我不大舒服，趴在桌上睡着了，以后发生了什么事，我就不知道了。”
我张大嘴，额头亮晶晶地，被打击了：“这么说，你是按错了键？”
他的眼睛像两只冰雹子：“恐怕是的。”
“我问你，René是R，我是X，中间差多少个字母？”
“在我的手机里你是Q，秋。”
找到他的手机，打开通讯簿，果然，我的名字是Qiu，正好排在René的前面。两个号码挨在一起。
我气馁了：“沥川同学，你就不能浪漫点？就算不浪漫，你也得给我一个浪漫的回忆不是吗？”
“我觉得，得实事求是。”
他疲惫地应付着我们的谈话，疲惫地呼吸着。握着我的手的那只手，渐渐变得没有任何力道，最后，像块石子似地坠在我手中。
“歇一会儿吧，”我托着他的腰，给他垫了一个枕头，“等你好些了咱们再讨论吧。”
他闭上眼，静静地喘息了十分钟，忽然说：“这样吧。如果我还活着，你跟我在一起。如果我死了，你答应我以最快的速度move on。这个——你总不难做到吧？”
哦！沥川！
我的脸绯红了，拼命地点头：“我答应你！”
他的头微微侧过来，目光停留在我的脸上：“你说话，算话？”
“我发誓！如果你死了，我马上move on，两年之内就把自己嫁掉，决不当寡妇！”
他默默地笑了，笑容里有一丝安慰，又藏着一丝不易捕捉的忧伤：
“小秋，我累了，想休息了。”
接下来的那三天，我天天陪着沥川，他睡着了我才离开医院，天不亮还没醒我又赶过来了。大约是觉得我不可救药，那天谈话之后，沥川忽然变得寡言少语，像个小孩子一样由着我和小穆照顾。在床上躺了十来天，手脚都纤细了，坐起来都会头昏。医生说他的病情没什么大的起色，又说这回的感染大伤了元气，他几乎没有什么抵抗力了。除了输液之外，他还需要输红细胞和血小板。终于一天里有那么一两个小时不用输液时，我推着沥川到楼下花园去散步，晒晒太阳。
每天我和小穆都会在床边帮助沥川活动关节。依照护士的指点，认真地活动他的胳膊和腿。沥川一直拒绝让我干这些事，我不理他，他没办法，眉头就一直皱着，满心的不情愿。之后，他又坚持独自去洗手间，被医生劝了一顿，终究敌不过他的固执，改由小穆陪着进去。小穆只好将他抱上轮椅，然后将氧气、点滴、鼻饲等仪器搬出来，挂在椅后。等到好不易进了洗手间，没过一秒钟，沥川就昏迷了。护士们赶进来将他送回床上，一群人围着他忙乱了好一阵子，他才苏醒。看见我，神态漠然，眼底里尽是难堪和恼怒。他还是会礼貌地说话，声音却是虚无飘渺的。听了的人都知道，他不想理睬任何人。
我心里明白，沥川一直拒绝我，因为他宁死也绝不愿意我看到这一切。
所以，每到这个时候，我都找理由去餐厅喝咖啡，让小穆独自护理他。
到了周四，沥川忽然问我：“那个《雍正王朝》真的好看吗？”
除了躺着就是躺着，沥川这十天无一事可干，可能，就是太无聊了吧。
我灵机一动，说：“想看吗？碟片就在我公寓里。在电脑里就能放呀！我这就去取！咱们一起看，不懂的地方我来翻译！”
他用力地点头：“想看。”
我拿着手袋出了医院，打出租，去了我的公寓。
沥川出事的第二天，房东打电话来问我，为什么他的房子里还有我的行李。我连忙托René去帮我多交了两个月的房金。回去打开行李才想起来，那套碟子和我所有的书，已经装箱运到昆明我姨妈那儿去了。我只好拿着电脑，打出租去另一条街上的电子商厦去买新的。所幸《雍正王朝》是畅销剧，到处都有卖。买了它，我同时还买了一些别的连续剧，统统装进一个大包里，兴冲冲地赶回医院。
打开407的门，沥川的床是空的。
我立即去护士值班室问沥川的去向。她们说，可能是小穆推着他到花园散步去了。
我下楼去花园，花园很大，里面有很多人。不少病人都由家属或护工陪着在晒太阳。沥川应当很显眼，我通常一眼就能看见他。可是我找了一大圈，没找着。
可能正好他们回病房，错过了吧。
我坐电梯赶回407，病房仍然是空的。这回护士也着急了，问我：“病人马上要点滴了，小穆怎么去了那么久还没回？”
另一个护士说：“会不会去了活动室？”
康复活动室在二楼，里面有人打牌、下棋、看电视，是病人娱乐的地方。可是，沥川和我一样，从来不爱凑热闹。
我口里虽说不会，还是和两位护士去活动室里找了一圈。果然不在。
末了，她们又说：“会不会去了哪一层楼的洗手间？”
这倒是有可能。
也许沥川在半路上突然想方便，即使有小穆的照顾，他也需要花很长时间来完成。
我们检查了每一个厕所。仍旧没有下落。
意识到情况不妙，大家面面相觑，脸都青了。
我们冲回到值班室查小穆的手机，发现小穆没有手机只有BB机。怎么呼叫也没有回音。
一个人说：“门房进出有记录，快去门房查一下。”
我们以第一速度冲到了住院部的门房。
在那里，查到了沥川的签名。在出门原因那一栏里，有一行字。
“外出十五分钟购物。病人，王力川。护工，穆小柱。”——简体中文，还有一个错别字，绝对不是沥川的手迹。
女护士跺跺脚，说：“购物？这两人究竟想买什么啊！”
我打René的手机，响了五声才接通。
“小秋？”
“René，沥川在你这儿吗？”
“沥川？怎么可能？我在国家图书馆。”
“沥川不见了！”
“什么？不可能！他现在根本不能走路！”
“小穆也跟着失踪了。”我带着哭腔简要地说了大致的情况。
“你继续找，我马上赶过来。”
赶过来的还有CGP的两位老总，江浩天和张少华。
“医院里找遍了，没人。”我说，“护士组派人去附近的商场也找过了。”
江浩天点点头：“小秋你先别着急。我打了电话给小穆的室友，他说他什么也不知道。小穆没和他谈起任何可疑的事。”
“会不会是绑架？”René在一旁插话，急着满头大汗。
“小穆的人品非常可靠，不然我也不会介绍给你。他在我家照顾我父亲，酬劳不低。在这里照顾王先生，你们开的工资更是高于他的想象。他不会铤而走险。如果真是绑架，他也会留言勒索。”
René对着手机用法语急切地说了很多话后，挂上手机，问我：“小秋，沥川最近有什么不寻常的举动？比如情绪低落、烦躁不安？他说过什么不寻常的话了吗？”
我闭上眼睛，回忆：
——“如果我还活着，你跟我在一起。如果我死了，你答应我以最快的速度move on。这个，你总不难做到吧？”
——“我累了，想休息了。”
我抬起头，呆呆地看着René，舌头打颤：“是的。他说，他有一次说，如果他死了，希望我答应他以最快的速度move on。又说他累了，想休息。”
René怔怔地看着我：“什么时候说的？”
“三，三天前。”
“你答应了？”
“我发了誓……”
忽然间，金星乱冒，面前的人影变得模糊起来，René一把抓住我，吼道：“小秋！你得镇定！如果这时还有人能找到沥川，这个人只可能是你！”
我定了定神，心跳太快，出了一身冷汗。
看到我脸色不对，几欲崩溃，张少华到餐厅去给我买了杯又浓又苦的咖啡。
René说：“Alex不可能走太远。他基本上不能动。小穆带着他走，也不会很方便。他们现在，一定还在附近。”
这个道理谁不知道？可是，这是北京啊！
北京太大了。出门就是出租和地铁，四通八达。饭店、旅馆不计其数。如果沥川选择一个地方藏起来，几乎是不可能在几个小时之内找到。
只有江浩天最沉着：“现在我们兵分几路。少华你去报警。看看警方可不可帮忙查找各个旅馆近一个小时内的登记情况。我和王先生的秘书小薇分头给王先生认识的所有客户及往来友人打电话，寻问线索。小秋和René，你们回忆一下，按照王先生的生活习惯，他在北京还有什么熟人和朋友、有什么地方他最有可能去。此外，清理一下他的衣物。他带走了些什么。钱包带了吗？手机带了吗？护照带了吗？”
我听罢直奔沥川的病房，到衣柜里一找。果然，沥川带走了他的一个包，里面有他的护照、钱包和手机。
那么，我猜对了。沥川是故意要走的了。
我呆呆地看着点滴架上吊着的药液，旧的一瓶点完了，新的一瓶还没开始。中间有两个小时的休息时间，同时，护士换班。
他支开了我。我真傻，不知是计，还在商场里挑了半天，想多给他买些影碟。
我立即给龙璟花园打电话。保安说，没见到过沥川。沥川从龙璟搬走已经好几年了。我不相信，请求他亲自到最顶层去查看。他带着手机上去，查了第五十层，又查了第四十九层，都说没有。
我给纪桓打电话，问他是否最近和沥川联系过。他说一个月前倒是和他一起在狼欢喝过一次茶。最近没有他的任何消息。
我从电话本上查到了江横溪和叶季连的号码，那个开画廊的夫妇。他们是我唯一知道的除了纪桓之外，沥川在北京的熟人。找电话一一询问。他们都说有好几年没见到沥川了。他们俩实际上是霁川的朋友。
René不怎么会说中文，着急起来错得更多，他只好在一边看我打电话。
一小时之后，张少华打电话过来，说他找公安局的朋友查了，附近五公里以内的所有旅馆都没有一个叫王沥川或者穆小柱的客人前来登记。
过了一会儿，沥川的主治医生龚启弦亦闻讯而来，René跟他说了发生的事。他问：“龚医生，您看以Alex目前的情况，如果他不治疗，不打点滴，不输血，不进行鼻饲，可以维持多久？”
龚启弦沉默了片刻，摇摇头：“你们最好今天就找到他。以沥川的情况，绝对挺不过三天。他自己的病就不用说了，吞咽还成问题。不能吃饭、也不能喝水。你说说看，一个人不能喝水，能挺几天？”
我颓然坐倒。
又过去了一个小时。
江浩天过来说，查了沥川留给小薇的通讯录，没有任何有用的消息。沥川有五年不在北京，回来的时候一直生着病，几乎没跟什么人联系过。为防遗漏，他们连很关系很远的、平时不怎么和CGP联络的客户都问过了。
忽然想起了什么，我问René：“沥川有没有可能跟苏黎世的家人打电话？”
René摇头：“我让霁川侧面地询问过了，都没有。他父亲目前在香港，心脏不大好。爷爷奶奶的身体这几年也不行，我们还不敢通知他们。霁川明早到北京。”
我拿了手机，开着René租来的车，在北京城的大街上乱逛。
我去了一切曾经和沥川一起走过的地方：我们一起散步的公园、买菜的商场、喜欢去的咖啡馆、电影院、餐厅、及图书城。没有他的影子。沥川坐着轮椅，而且还有人推着，如果他真的在这些地方出现，很容易被我找到。
夜晚悄悄来临。仍然没有任何进展。沥川也根本没有回医院。
我加满汽油，在夜色中，一趟一趟地在大街小巷上彷徨。
我找到了小穆在北京的住处。他的室友让我查看了他的卧室。小穆很爱干净，卧室整整齐齐，生活非常节俭。室友说他挺能干，就是家里穷，高中没毕业。他的家在陕西的一个偏远农村、有一个妹妹务农。妈妈改嫁了。父亲重病在床，由他妹妹照顾着。巨大的医药费像个无底洞，压得他喘不过气。他很需要钱，马不停蹄地工作着。
显然，小穆也是有准备的。他的房间里没有留下任何通讯录或地址，连垃圾桶都是空的。早上，他一如既往地去医院上班，就再也没回家。
出了小穆住处，我开车继续在大街上转。直到凌晨，回到医院，发现江浩天、张少华、René和龚先生都在那里等着我。
大家互相看了看，又互相摇了摇头。
没有新的消息，只有更多的绝望。
龚先生说：“我托人查了北京所有医院的急诊室，没有沥川的下落。”
René苦笑：“沥川如果决定离开医院，就不会再进任何急诊室了。”
上午十点，霁川到了。
他从罗马赶过来，只带了一个随身的小包，一脸的疲惫和憔悴。
霁川与沥川相貌很相似，可从没有像今天这么相似过。以至于一眼看见他，一直保持镇定的我立即泪流满面、痛哭失声。
他过来拥抱我。在我耳边轻轻地说：“小秋，别放弃。就算倾其所有，我们也要找到沥川！”
大家继续商量。
霁川说，他打电话去银行查了沥川的信用卡和银行卡。在离开医院不久，沥川在北京的几个提款机里取出了大量的现金。显然他不想让人知道他的去向。如果直接用信用卡消费，很快就会被查出来。
虽然毫无线索，我们又开始了新一轮的猜测和新一轮的搜索。大家兵分四路，寻找各种可能性，一直忙碌到晚上，仍是一无所获。
回到医院碰头，人人面色沉重。
就在这时，我忽然想起了一个人。
陈东村。
我不知道陈东村与沥川是什么关系，可是沥川让他经手自己的房产和支票，显见是非常信任的。沥川时时提醒我不要每月再交钱给他，显然，这个陈律师和他保持着相当稳定的联系。我一直以为沥川认识陈东村是因为他的事务所与CGP有业务关系，相信江浩天早已打电话问过他了。
当我问起江浩天是否打过电话时，他却微微一愣，说他从来没听说过这个人，也从来没听沥川提起过。CGP和陈东村没有任何业务关系。
我立即拨通了陈东村的手机。
“你好。”
“陈先生，我是谢小秋。”
“啊，小秋，怎么样？好久不见。”他的声音听起来很愉悦。
“是这样，您最近和沥川有联系吗？”
“有啊，昨天他还给我打过电话呢。”
我的心咚咚直跳，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什么？他给你打过电话？”
“是啊。我一直以为他在瑞士，想不到他在北京。”
“打电话找你什么事？”
“他让我帮他订一趟商务专机。”
“商务专机？去哪里？”
“他说有个紧急的业务，要在一两个小时之内赶去昆明。”
“你……你帮他办了？”
“不是很好办，不过，我有个朋友专干这个的，沥川又出了很好的价钱，所以很快就谈妥了。支票都是从我这儿出的。怎么，出什么事了吗？”
“沥川是癌症病人，最近抢救过一次，几乎病危。他昨天从医院失踪了。”
“我的天！他不会是……”
“请你告诉我你那位朋友的电话。我要向他打听沥川的下落。”
从话筒里听到我的问答，大家的脸上均现喜色。
陈东村立即告诉了我他的朋友老蔡的手机。打电话去问时，那位蔡先生说，沥川和小穆的确是坐商务包机去了昆明。沥川看上去病得不轻，在飞机上一个字也没说，什么也没吃。一切交接均由小穆代理。他们下了飞机就不知道去了哪里。
霁川夺过话筒问道：“老蔡，你的包机能马上再去一趟昆明吗？价钱你说了算。”
早上七点，我们一行人到了昆明。
已是立秋天气，初晨的薄雾中带着一丝寒气。
昆明虽然比北京小，可也是大城市，有六百万人口。
霁川和René则更加茫然。他们从没来过昆明。在机场他们双双问我：“小秋，你说，沥川会去哪里？”
我想了想，说：“个旧。”
沥川是个浪漫的人，曾多次问起我的家乡，问起我小时候的生活。他说，他来过个旧，去过我的高中，从我家门口路过，可惜没有机会拜访我的家、认识我的父亲和弟弟。为此，他特地复制了很多张我小时候的照片和家人的合影。
我想，如果他还有什么未了的心愿，也许就是这个吧。
昆明距个旧有318公里。我们租了一辆小巴，走石林高速公路转326国防公路，三个半小时到达个旧。
一路上龚先生都在摇头。说以沥川的身体，挺得过三个小时的飞机，绝对挺不过三个小时的长途汽车。何况，地方小，医院也小，抢救病人很成问题。
汽车将我们带到金河宾馆，放下行李我们就借了一本厚厚的电话簿，查问每一家宾馆和酒店，是否有一个叫王沥川的人入住。半个小时之内，所有大的宾馆全部问遍，查无此人。我又发动舅舅替我四处打听小一点的旅店。
怀疑沥川会借住小镇上的私人房屋，我和霁川在我家附近的街道上一家一家地敲门询问。
没有消息。
我只好又带他去了南池高中的那条街，一家一家地打听。
也没有结果。
一趟趟地敲门问下来，就已经到了黄昏。虽然沥川极不可能坐长途客运，我还是去了长途客运站，一个一个地问司机有否看见像沥川那样的人乘车。
大家都说没有。
晚上，龚先生带我去了附近医院的急诊室，看看小穆有否良心发现，送沥川去医院。
没有。
大家心急如焚，不敢看龚先生的脸。他的脸越来越阴沉。
沥川失踪两天半了。我想，龚先生已在怀疑他可能不在人世了。
夜里，除了我和霁川，所有人都疲惫不堪地睡着了。
我独自在街上徜徉，霁川不放心，一直紧紧地跟着我。
大街上，走来走去的只有我们两个孤独的身影。
“唉。就算沥川真的来了个旧，这个时候，他也不会在大街上逛。”霁川拍了拍我的肩，“你还是回去睡一会儿吧，积蓄力量，明天继续寻找。”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那么肯定沥川会来个旧。
也许我根本就错了。
我试图想起点什么，可是大脑已经麻木，不能思考了。
我像一个幽灵灰溜溜地在夜半的街头游荡。凌晨四点，霁川强行将我拉回宾馆。我倒在床上，半梦半醒，直到天亮。
我以为，像章回小说写的那样，沥川会托梦来见我。
沥川没有出现。
醒来我暗自庆幸。这至少说明，沥川还没有变成鬼。
早上七点，大家在餐厅里碰头。江浩天提议报警，然后在报纸和电视台播放寻人广告。虽然知道这样做找到的可能性也不大，但目前没有别的法子。我们分头去了公安局、当地报社及电视台。霁川甚至提出巨额悬赏，给任何一个通报重要线索的人。
中午大家再次到餐厅碰头，仍旧一无所获。
我头痛欲裂，独自去楼下的小卖部买了一包烟，在大门口猛抽。
忽然有人从背后拍了拍我的肩：“谢大侠！”
叫我外号的人，只可能是我的高中同学。我一回头，看见了齐涛。高二七班的体育委员，也有六七年没见了。他没考上大学，留在个旧做服装生意。
“嗨！”我没精打彩地打了一个招呼。
“怎么抽起烟来了？”他大吃一惊，“三好学生也抽烟？”
这个时候，我哪有心情开玩笑？便随口问一了句：“你怎么在这里？”
“我陪朋友来吃饭。小冬好吗？你家人好吗？”大概是随意寒暄，他忽然意识到我父母已经去世，连忙改口，“你姨妈好吗？”
我呆呆地看着他，半天没说话。
“你怎么啦？大白天跟见了鬼似的。也不是见鬼，我看你跟鬼差不多。”他还像以前那样跟我打趣。
我拨腿就跑，去敲霁川的房间。
霁川和René正在低声说话，见是我，齐声问：“有消息？”
我颤声道：“沥川……他在昆明。翠湖宾馆。”
“你确信？”
“百分之九十。”
我们以飞快的速度赶到昆明，直奔翠湖宾馆。到了服务台，说明来意，给工作人员看了医院开出的证明。工作人员说，最近客人比较多，宾馆非常忙碌，但表示一定配合我们寻找。
我直截了当地说：“请先查709号房间。”
服务员在电脑里打了几个字，立即抬头：“住着两个人。其中一个是外国护照：L.C. Wong.”
龚先生马上打医院的急救电话，我们拿过备用钥匙就冲进了电梯。
楼道静悄悄地。七楼是昂贵的套房区，住的人不多。
龚先生在电梯里叮嘱我们，要安静地进入房间，不能引起病人的惊慌。他说沥川的血小板太低，又有肺部感染，他会咳嗽，咳嗽会导致胸腔出血。出血占据了肺部，肺部无法张开，极有可能出现呼吸衰竭。
转过一道走廊，霍然看见709号房间的门口静静地站着小穆。
大家看着他，很愤怒，却都不敢动气。
他的神情非常肃穆，我的脊背一阵发寒。浑身不由自主地发起抖来，只觉得双腿有千斤重，半天挪不动步子。蓦然间，手臂被人一挽，霁川半扶半抱地将我拉到小穆的面前。
“小穆，沥川他……还好吗？”我柔声地问，生怕惊吓了他。
“我想，”他安静地看了一眼大家，“他是在弥留之际了。他让我出来，在外面等他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