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抽出电子钥匙,轻轻地打开门。
六年前,我在这间房里照顾过沥川,至今还记得枕头和被套的颜色。一切还是那样熟悉。

沥川静静地躺在床的中央,盖着一张浅绿色的毯子。小穆将他擦洗得很干净,他的脸毫无生气,双目微合,又没有完全闭上。仿佛无力睁开,却又要透过一条缝隙,再看一眼这个世界。

一缕阳光照在他的额头上,苍白的肌肤几乎是圣洁的。他的嘴角残留着一丝微笑,仿佛陷入在某个美好的回忆之中。

沥川还是那么美,那么英俊,哪怕是在他最后的时刻。

我在他床前跪下来,拉着他的手,一连叫了几声“沥川”,他都没有反应。

我不禁失声哭泣。

龚先生听了听他的呼吸,又按了按他颈上的脉博。他掀开毯子,我看见沥川的身上有一片一片皮下出血导致的淤青。

“沥川,是我,小秋!”我将他的手放在我的脸上,轻轻摩挲着,手迅速被泪水打湿了,“你醒醒!我求你醒醒!”

龚先生把我拉到一边,拍了拍我的肩,半是安慰半是警告:“他命悬一线,已失去了抗争的意志。这个时候,你要尽量鼓励他。”

我含泪点头。

“他最想听什么,你就说什么。让他高兴、让他放心。”

我将嘴轻轻地凑到他的耳边,柔声地呼唤:“沥川,我在这儿!你别离开我……我求你别离开我……我再也不逼你啦!你放心,等你好些了,我马上就move on。我会离开北京,我会去别的城市,我不会给你打电话,也不会再来找你啦。这一次是真话,我说到做到,再也不变卦了!你答应我,一定努力活下去,好不好?”

那一刻,我觉得,我的话他听进去了。

因为他的眼皮终于轻轻地动了一下。

抢救病人的平车进来了。

随行的医生说:“救护车就在楼下,医院那边已经按您的要求准备好了。病人情况如何?”

“严重脱水、低血容性休克、呼衰。我怀疑还可能有血胸和急性肾衰。到医院后立即拍胸片、抽血。先给他500毫升生理盐水扩容。请通知医院准备全红细胞和血小板各四个单位。我得现场插管,准备好呼吸气囊手动通气。”龚大夫果然是名医风范,临危不乱、井井有条。随行医生应声忙碌开了。

消毒程序开始后,龚大夫让我和霁川到门外回避。

过了一会儿,门猛地开了。插着气管的沥川被医务人员推入电梯,救护车风驰电掣般冲向医院。我和霁川、René以及江、张两位老总紧随而至。

沥川这回,在ICU里待了整整十七天。龚大夫说得不错,由于凝血功能障碍,肺部出血,造成大量血胸,他被插了胸管。撤掉呼吸机之后,胸管还是不能拆除,一直插着,每天都有粉红的血从管子里流出来,呼吸时痛得浑身打颤。越是如此,医生反而越要鼓励他咳嗽、深呼吸,以便尽早排出肺内痰液和血块。见沥川如此痛楚不堪,我请求医生给他注射吗啡或者杜冷丁。医生说这些止痛药都会抑制呼吸,不能用。

那段日子,连我的头发也稀疏了。每次握着沥川的手都能感到他的痛,身子痉挛着,冷汗湿遍全身。连一旁的我都跟着发起抖来。

苏醒之后,沥川不和任何人说话,包括我在内,仿佛意识已离他而去了。大多数时候他都在昏睡,很痛的时候会醒,谁叫他都不理睬。

沉睡的时候他会拉着我的手。任何时候都紧紧地拉着,仿佛那是自己的手。如果轻轻用十指抚摸他的头,他会睡得很快,好像婴儿一样。

一个月之后,沥川略有好转,霁川坚持要送他回苏黎世治疗和疗养,毕竟那里的医生更加熟悉他的病情。临行前,龚先生坦白地告诉我,两次抢救,沥川的身体已垮掉了大半,健康正在迅速恶化。如果不及时进行骨髓移植,前景非常不乐观。

沥川去苏黎世时我没跟他告别。霁川请求我陪他们一起去,我也没答应。

我履行自己的诺言。Move on。

事实证明,我不在的时候更利于沥川养病。他一连为我三次病危,我不能再让这种情况发生了。

我回北京继续拖运行李,到昆明找了一个小的翻译公司,继续****的本行。

一切终于烟消云散了。

我感到幸福,也深深感谢上苍。

毕竟,我所爱的人还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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