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1章不能动，更不能乱动
“许老师喜欢喝香槟？”看着许老师有些兴奋的笑容，杨夏微微叹了口气。
喝香槟，是因为这家国营二食堂里，并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白酒，有瓶装酒和散酒两种，自己还未成年，肯定不能喝；红酒，很对不起，虽然这个时代有红酒卖，但在这家食堂里却没有；啤酒，对不起，这个时代的乡镇上，绝对没有，就是县城里，也很难说有。然后，就剩下一些譬如毛梨酒这类的果酒，以及酒味更淡的香槟了。
“小时候，父亲生日，家中宾客很多，大人们喝白酒，我们小孩就喝香槟，但每人限量一小杯，不能多喝。”许怀丽回忆道。
“我在哪本小说中看到，西方人有什么喜事时，大多开香槟庆祝。”杨夏只是顺着说了一句。家中宾客很多，有好多？杨夏很想打听一下，但没敢问出口。
“来，杨夏，干杯，谢谢你啊。”可是，许怀丽却没有接着香槟的话说下去，待菜来了后，许怀丽竟然主动端杯，让杨夏也颇为惊奇。
“许老师，新年快乐！”
因为是冬天，而杨夏点的两个主菜更适合趁热吃，因此，两人在碰了杯之后，就开始频频开动，直到两份主菜吃得差不多了，节奏才慢下来。
“许老师，我看你用餐时，很淑女呢。”杨夏找了一个由头说道，当然，这也是他暗中观察的结果。重生之后，或许与修炼[大光明诀]有关吧，杨夏的感觉愈来愈灵敏了。
“你年龄小小的，知道啥淑女？”许怀丽丢了一个卫生眼给杨夏。
“哎，一种感觉罢了。”杨夏突然发现，这话他不太适合继续阐述下去，一来年龄差别大，二来两人身份不同，再有，这个时代还不允许男女之间开过份的玩笑。
“杨夏，你的理想是什么？”许怀丽也换了个话题。
“考大学。”杨夏想也没想，就冲出了三个字。这个问题，并不需要发挥，实话实说就好。
“哪一所大学？”
“上京大学。”
“怎么不考虑清木？”
“我准备上文科，而上京的文科要强一些。”
“文科？哦，是了，你是作家呢。”
“那个，其实算不了什么。”杨夏同样实话实说，作家，不是杨夏的理想。杨夏选择文科，说到底是重生者的通病，不想在学校里面多呆，文科，有一个本科文凭就足够了，如果想做学问，完全可以自学自己研究，但理科却不行，离开了实验室，除数学外的其他理工科什么也做不出来。
“大学毕业，想做什么工作？”
“想做什么工作，可能由不得我们选择吧？”杨夏说的是这时大学生毕业均由国家“包分配”的情况，除非家庭颇有权势，否则个人的命运早就由组织决定了。
“你只是想一想，而我也只是听一听罢了。”许怀丽坚持道。
“如果只是想一想的话，我最想做的工作是自由职业者。”
“自由职业者？”饶是许怀丽见多识广，也没听过这种职业。
“即没有固定单位的工作，这种职业，目前我们国家还没有，但是，今天早晨的广播里不是说了么，华夏要与‘与各先进强国并驾齐驱’，这么说起来，这自由职业者以后也会有的。”杨夏只能如此解释道。
“谢谢你，杨夏，老师今天很高兴。”大约下午一点过，两人的饭局终于结束。
“许老师，不客气，一顿饭而已，再说，这赤泉镇也没什么好吃的。”杨夏也颇为高兴地说道。
杨夏颇为高兴，是因为他与许怀丽的关系又进了一步，如果将这关系前后进行一番比较，那此时两人就是纯粹的师生关系，而这次饭局后，便多少有了些私人关系，或私人友谊在内。至于更多的内容，杨夏没有想。即便是想，也没有用。
回到学校，杨夏终于找到了向军方写报告的感觉，那就是此前的构思是不对的，杨夏一直想以逻辑的或官方公文的格式向军方反映自己的意见，那其实正是杨夏感觉到有些别扭的原因。
杨夏最正确的态度，应该是以一个少年人的心态来处理这件事，哪怕在报告中可以浮想联翩，可以见多识广，但语气却只能童声童气，在一片清新而童真的语言中，将想要说的问题说清楚。
一个外行看到这个报告，最多以为杨夏是忧国忧民罢了，而只有懂军事的专家看到之后，才有可能引起重视。
而这个感觉，则与许怀丽很有关系。因为许怀丽是“成人”，杨夏是“学生”或“未成年人”，这就决定了两人在交往时的态度与礼仪，否则，就是逾礼。所以，杨夏在与许老师的谈话中，哪怕内心里花得不行，但语言上态度上却一直谨守着本份。
假如，杨夏要谈一个许老师他们成人的问题，该采取怎样的态度呢？显然，装萌是最好的态度与方式，站在自己的少年人的角度，向许老师“请教”和“汇报”，想必许老师也不会怪自己什么。
而军方和官方，自然是“成人”、“大人”，而杨夏自己同样是“少年学生”；将态度降低一点，并以请教的口气，或者再加一点担心的口气，只要军方专业人士看到，就很容易受到启发。
如自己的报告只是到达外行手上，起不到应有的作用，那也只能怪华夏军人的命不好，而不能由此责怪杨夏。
当然，以这样的态度写的报告，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尽可能地隐藏杨夏成人的灵魂。
而思考到这儿的杨夏，也感到非常庆幸。因为此前他发表的诗歌以及散文，更多的只涉及到审美，而不涉及复杂的社会以及人际关系，也即没暴露他的成人思维模式。
在晚饭前，杨夏对自己就有了一个新的约束，那就是遇事要多想想自己的年龄，多想想这个时代，不可轻易决定，不可轻易表态。
或许有人认为，杨夏此举也太谨小慎微了吧，只要你不说，谁知道你是重生者啊？
杨夏当然不会说自己是重生者，但这个世界上，并不是你不说就万事大吉了。人活在世人，必须衣食住行，必须物质利益，因此必然与他人发生矛盾和冲突。譬如杨夏此时每个月四五笔稿费，收入两三百元，你以为别人不动心？只是，易得龙也好，张勇也好，包括彭卫红在内的大哥大姐类人物，都在杨夏手上吃了亏，而且是吃了大亏，这才暂时止住了别人的行动罢了。
或许，还有人认为，作为一个重生者，这杨夏也活得太不精彩啦，除了上学读书和写作，还是上学读书和写作，难道没其他事儿可做，譬如娱乐什么的？
没经历过这个时代的人，不知这个时代的恐怖。
首先，杨夏的行踪是被固定了的，即蔡家湾、赤泉镇、赤泉中学这三个地方可以随便去，或去别的公社也行，那得有人接待你；但杨夏想去县城就不行，因为此时一个农民想要进县城，必须得有大队出具的进城“证明”才可能写得到旅馆，否则，就只有露宿街头。如果没有必须的理由，普通农民一辈子也不要想进一次县城。
杨夏是学生，应该能去县城吧？对不起，杨夏也不能，因为这个时代的学校，还没有发学生证，也即杨夏离开了赤泉区范围，什么也不是。当然，以杨夏同校长和老师的良好关系，想要请学校开一个身份证明，也是很容易的。可是，杨夏去县城干嘛呢？这个时代的县城，除了县百货公司的商品看起来要丰富一些，其他的与乡场相比，没什么不同。
当然，县城里有公园，有电影院，不过，见惯了后世发达景象的杨夏，怎么可能对此时的小公园感兴趣呢？
大集体时代，所有人都被固定在一个很小的环境里，农民被固定在土地上，学生被固定在学校里，城里人被固定在工厂或单位里，待业青年被固定在街道或小区里，如果离开了原来的区域，就会被称为“流民”，将受到政府的“遣返”。
杨夏如果不读高中，平时想要上一趟赤泉镇，得向生产队长请假；如果想进县城，就得向大队长请假开证明了；如果要出远门，譬如出县出省，就得到公社出具手续。
千万不要以为像后世那样，请假一请就准。
如果你在生产队表现很差，不爱劳动，生产队长一个月里最多允许你上一次场镇；如果想进县城，对不起，你什么理由，有亲戚在县城？有家人在县城？没，我只是想去购物呢……购物？你购什么物，你有多少钱？有什么东西不可以在公社买？说不出个正当理由，就不要想出门。
至于离开/县域，除非是上面的任务，譬如搞水利大会战，或其他政治任务，否则，农民根本没任何理由离开/县境。去省城看病？不可能，省里的大医院怎么可能收治一个农民？即便有钱，也不行，因为在大医院看病是要讲级别的。
有亲戚在省城，亲戚叫我去省城过春节？好吧，你说说，你家什么亲戚，在省城是干什么的，他请你去，有什么证据？这时，即便是你最私密的信件，也得交给大队和公社的领导“审查”，否则，你根本就出不了门。
惟有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华夏农民才获得了数千年来想也不敢想的自在与自/由。
“许老师喜欢喝香槟？”看着许老师有些兴奋的笑容，杨夏微微叹了口气。
喝香槟，是因为这家国营二食堂里，并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白酒，有瓶装酒和散酒两种，自己还未成年，肯定不能喝；红酒，很对不起，虽然这个时代有红酒卖，但在这家食堂里却没有；啤酒，对不起，这个时代的乡镇上，绝对没有，就是县城里，也很难说有。然后，就剩下一些譬如毛梨酒这类的果酒，以及酒味更淡的香槟了。
“小时候，父亲生日，家中宾客很多，大人们喝白酒，我们小孩就喝香槟，但每人限量一小杯，不能多喝。”许怀丽回忆道。
“我在哪本小说中看到，西方人有什么喜事时，大多开香槟庆祝。”杨夏只是顺着说了一句。家中宾客很多，有好多？杨夏很想打听一下，但没敢问出口。
“来，杨夏，干杯，谢谢你啊。”可是，许怀丽却没有接着香槟的话说下去，待菜来了后，许怀丽竟然主动端杯，让杨夏也颇为惊奇。
“许老师，新年快乐！”
因为是冬天，而杨夏点的两个主菜更适合趁热吃，因此，两人在碰了杯之后，就开始频频开动，直到两份主菜吃得差不多了，节奏才慢下来。
“许老师，我看你用餐时，很淑女呢。”杨夏找了一个由头说道，当然，这也是他暗中观察的结果。重生之后，或许与修炼[大光明诀]有关吧，杨夏的感觉愈来愈灵敏了。
“你年龄小小的，知道啥淑女？”许怀丽丢了一个卫生眼给杨夏。
“哎，一种感觉罢了。”杨夏突然发现，这话他不太适合继续阐述下去，一来年龄差别大，二来两人身份不同，再有，这个时代还不允许男女之间开过份的玩笑。
“杨夏，你的理想是什么？”许怀丽也换了个话题。
“考大学。”杨夏想也没想，就冲出了三个字。这个问题，并不需要发挥，实话实说就好。
“哪一所大学？”
“上京大学。”
“怎么不考虑清木？”
“我准备上文科，而上京的文科要强一些。”
“文科？哦，是了，你是作家呢。”
“那个，其实算不了什么。”杨夏同样实话实说，作家，不是杨夏的理想。杨夏选择文科，说到底是重生者的通病，不想在学校里面多呆，文科，有一个本科文凭就足够了，如果想做学问，完全可以自学自己研究，但理科却不行，离开了实验室，除数学外的其他理工科什么也做不出来。
“大学毕业，想做什么工作？”
“想做什么工作，可能由不得我们选择吧？”杨夏说的是这时大学生毕业均由国家“包分配”的情况，除非家庭颇有权势，否则个人的命运早就由组织决定了。
“你只是想一想，而我也只是听一听罢了。”许怀丽坚持道。
“如果只是想一想的话，我最想做的工作是自由职业者。”
“自由职业者？”饶是许怀丽见多识广，也没听过这种职业。
“即没有固定单位的工作，这种职业，目前我们国家还没有，但是，今天早晨的广播里不是说了么，华夏要与‘与各先进强国并驾齐驱’，这么说起来，这自由职业者以后也会有的。”杨夏只能如此解释道。
“谢谢你，杨夏，老师今天很高兴。”大约下午一点过，两人的饭局终于结束。
“许老师，不客气，一顿饭而已，再说，这赤泉镇也没什么好吃的。”杨夏也颇为高兴地说道。
杨夏颇为高兴，是因为他与许怀丽的关系又进了一步，如果将这关系前后进行一番比较，那此时两人就是纯粹的师生关系，而这次饭局后，便多少有了些私人关系，或私人友谊在内。至于更多的内容，杨夏没有想。即便是想，也没有用。
回到学校，杨夏终于找到了向军方写报告的感觉，那就是此前的构思是不对的，杨夏一直想以逻辑的或官方公文的格式向军方反映自己的意见，那其实正是杨夏感觉到有些别扭的原因。
杨夏最正确的态度，应该是以一个少年人的心态来处理这件事，哪怕在报告中可以浮想联翩，可以见多识广，但语气却只能童声童气，在一片清新而童真的语言中，将想要说的问题说清楚。
一个外行看到这个报告，最多以为杨夏是忧国忧民罢了，而只有懂军事的专家看到之后，才有可能引起重视。
而这个感觉，则与许怀丽很有关系。因为许怀丽是“成人”，杨夏是“学生”或“未成年人”，这就决定了两人在交往时的态度与礼仪，否则，就是逾礼。所以，杨夏在与许老师的谈话中，哪怕内心里花得不行，但语言上态度上却一直谨守着本份。
假如，杨夏要谈一个许老师他们成人的问题，该采取怎样的态度呢？显然，装萌是最好的态度与方式，站在自己的少年人的角度，向许老师“请教”和“汇报”，想必许老师也不会怪自己什么。
而军方和官方，自然是“成人”、“大人”，而杨夏自己同样是“少年学生”；将态度降低一点，并以请教的口气，或者再加一点担心的口气，只要军方专业人士看到，就很容易受到启发。
如自己的报告只是到达外行手上，起不到应有的作用，那也只能怪华夏军人的命不好，而不能由此责怪杨夏。
当然，以这样的态度写的报告，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尽可能地隐藏杨夏成人的灵魂。
而思考到这儿的杨夏，也感到非常庆幸。因为此前他发表的诗歌以及散文，更多的只涉及到审美，而不涉及复杂的社会以及人际关系，也即没暴露他的成人思维模式。
在晚饭前，杨夏对自己就有了一个新的约束，那就是遇事要多想想自己的年龄，多想想这个时代，不可轻易决定，不可轻易表态。
或许有人认为，杨夏此举也太谨小慎微了吧，只要你不说，谁知道你是重生者啊？
杨夏当然不会说自己是重生者，但这个世界上，并不是你不说就万事大吉了。人活在世人，必须衣食住行，必须物质利益，因此必然与他人发生矛盾和冲突。譬如杨夏此时每个月四五笔稿费，收入两三百元，你以为别人不动心？只是，易得龙也好，张勇也好，包括彭卫红在内的大哥大姐类人物，都在杨夏手上吃了亏，而且是吃了大亏，这才暂时止住了别人的行动罢了。
或许，还有人认为，作为一个重生者，这杨夏也活得太不精彩啦，除了上学读书和写作，还是上学读书和写作，难道没其他事儿可做，譬如娱乐什么的？
没经历过这个时代的人，不知这个时代的恐怖。
首先，杨夏的行踪是被固定了的，即蔡家湾、赤泉镇、赤泉中学这三个地方可以随便去，或去别的公社也行，那得有人接待你；但杨夏想去县城就不行，因为此时一个农民想要进县城，必须得有大队出具的进城“证明”才可能写得到旅馆，否则，就只有露宿街头。如果没有必须的理由，普通农民一辈子也不要想进一次县城。
杨夏是学生，应该能去县城吧？对不起，杨夏也不能，因为这个时代的学校，还没有发学生证，也即杨夏离开了赤泉区范围，什么也不是。当然，以杨夏同校长和老师的良好关系，想要请学校开一个身份证明，也是很容易的。可是，杨夏去县城干嘛呢？这个时代的县城，除了县百货公司的商品看起来要丰富一些，其他的与乡场相比，没什么不同。
当然，县城里有公园，有电影院，不过，见惯了后世发达景象的杨夏，怎么可能对此时的小公园感兴趣呢？
大集体时代，所有人都被固定在一个很小的环境里，农民被固定在土地上，学生被固定在学校里，城里人被固定在工厂或单位里，待业青年被固定在街道或小区里，如果离开了原来的区域，就会被称为“流民”，将受到政府的“遣返”。
杨夏如果不读高中，平时想要上一趟赤泉镇，得向生产队长请假；如果想进县城，就得向大队长请假开证明了；如果要出远门，譬如出县出省，就得到公社出具手续。
千万不要以为像后世那样，请假一请就准。
如果你在生产队表现很差，不爱劳动，生产队长一个月里最多允许你上一次场镇；如果想进县城，对不起，你什么理由，有亲戚在县城？有家人在县城？没，我只是想去购物呢……购物？你购什么物，你有多少钱？有什么东西不可以在公社买？说不出个正当理由，就不要想出门。
至于离开/县域，除非是上面的任务，譬如搞水利大会战，或其他政治任务，否则，农民根本没任何理由离开/县境。去省城看病？不可能，省里的大医院怎么可能收治一个农民？即便有钱，也不行，因为在大医院看病是要讲级别的。
有亲戚在省城，亲戚叫我去省城过春节？好吧，你说说，你家什么亲戚，在省城是干什么的，他请你去，有什么证据？这时，即便是你最私密的信件，也得交给大队和公社的领导“审查”，否则，你根本就出不了门。
惟有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华夏农民才获得了数千年来想也不敢想的自在与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