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打完井的当天下午，刘权岳领着张泽羽来到了他的学校。之所以称之为他的学校，因为张泽羽目前的身份是这所学校的代理校长。学校的xìng质属于文汇书馆的附属中学，故而暂用名为文汇中学。学制为五年，相当于后世的初高中连读，地点位于大南关的文汇书馆内。
除了张泽羽以外，其他的教师均为文汇书馆的兼职教师。另一个时空的的文汇中学是应该于1904年才开始招初中班的，张泽羽的到来，让这件事提前了半年。此时并不是开学的季节，等到张泽羽来了之后才知道为什么刘权岳这么着急了，因为不急还真不行。怎么个事呢？
这文汇书馆现在一共十名老师，其中六名外籍教师中五名是医生，四名中国籍教师中，除了一名国文教师是外聘的非教会教师外，另外三名也都是医院的助理医生。这些老师一边要在学校里给学生上课，另一边还要去给患者看病，根本就忙不过来。而此时的老师还不好找，好老师就更不好找了。所以刘权岳就本着宁可错杀绝不放过的想法，在见到张泽羽之后没几个小时就给他签了合约。刘权岳认为，张泽羽说他教本科以下的课程没问题，那先让他去文汇书馆将一两堂课看看，能讲就留在文汇书馆当大学老师，如果水平不行，就教预科班。预科班再教不了，就教中学课程。再说现在学校也没正式开学，这校长职务也是代理的，如果张泽羽水平真的不行，到时候要么换个校长，要么学校干脆不开了，也免得得罪人。牛皮吹那么大，总不至于连中学课程都教不了吧。
这里不得不说一下文汇书馆。文汇书馆是由当时东北三大基督教分会，丹麦路德会、爱尔兰长老会和苏格兰长老会在1902年时联合创立的教会大学。此时的校长是爱尔兰人纪礼备（W.H.Gillespie（1868－1920），现代一般音译为吉莱斯皮）文汇书馆之所以十个老师八个是大夫，这和基督教在中国发展之初遇到的尴尬局面有很大关系。
刚开始外国人来中国传教的时候，中国人是打死都不带信的。假设你是个老老实实的农民，从小到大都没干过啥坏事，突然来个洋和尚对你说，你有罪。你心里是不是会想，你有病。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有要抽他的冲动。好，就算你脾气好，没上来就跟他死磕，也没转身就走，而是继续和他理论。一般情况下，你会先阐述一下你的为人处世的态度，例如，乐善好施，喜欢帮助别人，不欺负弱小等等，然后再为自己申辩说，你从来没犯过罪。这时候洋和尚会告诉你，违法和犯罪不是一个概念。法律是由国家来制定的，你可能没违法，但是你犯罪了，因为不按照上帝的旨意生活就有罪。这时候，就算你脾气再好，恐怕也懒得搭理这洋和尚了，因为这货根本就不讲理。这不是在强词夺理么，为什么不按照上帝的旨意生活就有罪？我们中国人都不按照上帝的旨意生活了几千年了，难不成孔子、孟子这些古圣先贤也都错了？再说下去，恐怕就连有涵养的读书人也忍不住要动手了。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英国传教士高积善，他1888年到吉林传教，就是因为坚持原罪论，惹怒了当地居民，以至于在省城内连个住的地方都找不到，一连几年的时间都只能居住在宽城子（今长chūn【注１】）。有一次他到吉林去传教，因为他的说辞太招当地居民讨厌，当地居民又不敢揍他，就以诱拐小孩为名义报官。高积善让清兵逮住胖揍了一顿之后被关了起来。最后还是英国驻牛庄（营口）领事向清zhèng fǔ提出强烈抗议才把他给放了。
早期来华的很多传教士都有过类似的经历，这可愁死他们了。他们就整不明白了，你说同样是和尚，中国的和尚出来化缘，老百姓给吃给喝笑脸相迎；我们这些洋和尚啥也不要，只是想传个福音，咋一说话就容易挨揍呢。同样是和尚，差距咋就这么大呢？哎，到底怎么能让中国人信仰上帝，相信自己有罪呢？
于是，一些传教士就开始想办法了解中国人。在慢慢的了解了中国文化之后，这些传教士发现，中国人信仰的宗教很多，但也可以理解为什么都不信。因为中国人是实用主义者，总是先烧香后还愿，也不论你的教派的主神是谁，只要你灵我就信你。而中国人到寺庙里所求的，不外乎家人的健康和对幸福生活的渴望。
找到了问题的根源，一切也就迎刃而解了。
家人生病了不是，我给你看病，病好我再说你有罪你总该信了吧。知道你为什么生病不？就是因为你不信上帝。
孩子上不起学是不？来教会学校上学，不但不收学费，而且还供饭。知道你孩子为什么上不起学不？就是因为你不信上帝。
全家人吃不上饭是不？来教堂吃，米饭馒头管够吃。做一次礼拜还可以打包打走个十斤八斤的。知道你为什么吃不上饭不，就是因为你不信上帝。信上帝吧，接受洗礼之后终身管饱，死了还保你上天堂。
如此一来，传教工作就得以顺利的展开了。第一批来华的传教士们给国内写信要的最多的不是牧师和神父，而是钱、教师和医生。
教会有钱归有钱，可也不会干买两碗豆浆喝一碗倒一碗的事儿，送一个教师再送一个医生到中国，不如送一个既能讲课又能看病的省事。于是就出现了教会学校里的十个老师八个大夫这种事。
这些老师的主要第一职业是牧师，第二职业是医生，第三职业才是老师。你要让他讲讲圣经，讲讲妇科和男科【注2】他们都挺擅长的，你让她们讲讲别的，那水平实在就不敢恭维了。倒也不能说他们不懂，在来中国之前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也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可术业也是有专攻的，有几门课程他们讲的都惨不忍睹。张泽羽算是明白为什么刘权岳这么求贤若渴了。再这么下去，这所大学就变成神学院和医学院了。他猜的还真没错，另一个时空，这所学校后来真的被拆分成了奉天医科大学（1912年）、奉天神学院（1924年）和文会高级中学。
在文汇书馆听了两天课之后，张泽羽翻看了很多学生的笔记。他发现大学部的很多学生基本上都打算献身于上帝了，将来的想法不是当医生就是当牧师。这要是玩网游的话，都是nǎi妈职业，自己没法帮他们就职，也不误人子弟了，要尊重每个人的理想嘛。毕竟，晚清这个副本也是需要nǎi妈的。他又走访了预科班的十几名学生，他们倒是还有点别的想法，这颇受张泽羽的喜欢，孺子可教啊。
和纪礼备打好招呼之后，张泽羽把预科班接了过来，刘权岳又送来几名小学毕业的学生，文汇中学就算是开始营业了。
作为这所学校唯一的专职非nǎi系导师，张泽羽表现出了不同于nǎi系导师的才能。
预知后事如何，切听下次分解。
【注解1】当时吉林省的省会是吉林市。吉林省的名字也是因市而得名。后因俄国人在东北修建的铁路途经长chūn，长chūn的经济飞速发展超过吉林，省会才由吉林改为长chūn。)
【注解2】并非笔者嘴损，当时教会医院最擅长的确实就是这两样。
妇科主要是接生。当时中国传统的稳婆接生死亡率太高，一些陋习简直就是故意把人往死了整，尤其是在难产的时候，她们能想出各种千奇百怪的方式出来。比如用擀面杖挤压产妇的肚子，让产妇趴在牲口的背上颠簸，或者干脆就把留着长长指甲的手伸进产道死拉硬拽，有时甚至会把胎儿和**一起从产道里拖出来。然后再用未经消毒的剪刀剪断脐带，这些并非是笔者夸张，而是当时社会的真实发生过的场景。
男xìng科主要是治xìng病。当时安全套还没有发明，男xìng染xìng病的比例非常高，加之患者得上这种病之后难以启齿不好意思去中医诊所看病。所以去西医诊所看这种病的人非常多。这里有些数据可以说明当时的xìng病患病率有多高。1917年英国社会学家甘博尔（S.D.Camble）曾对世界8大都市公娼人数和城市总人口做过调查，结果是伦敦1:906，柏林1:582，巴黎1:481，芝加哥1:437，名古屋1:314，东京1:277，北平1:259，上海1:137。国人亦做过统计，结果是北平1:205，汉口1:150，上海1:147，广州1:837，哈尔滨1:82，牛庄（营口）1:113，平均为1:257两者调查娼jì与人口比例相差不多。而官娼的意思是向zhèng fǔ上税，挂牌营业的娼jì，暗娼无法统计，但是暗娼的数量肯定要远远大于官娼的数量的。有数量众多的从业人群，就必然有数量更加众多的消费群体。在辽宁省卫生志中提到，当时jì女xìng病发病率达95%左右，把两个数字相乘，当时的xìng病感染率可想而知，绝对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
除了张泽羽以外，其他的教师均为文汇书馆的兼职教师。另一个时空的的文汇中学是应该于1904年才开始招初中班的，张泽羽的到来，让这件事提前了半年。此时并不是开学的季节，等到张泽羽来了之后才知道为什么刘权岳这么着急了，因为不急还真不行。怎么个事呢？
这文汇书馆现在一共十名老师，其中六名外籍教师中五名是医生，四名中国籍教师中，除了一名国文教师是外聘的非教会教师外，另外三名也都是医院的助理医生。这些老师一边要在学校里给学生上课，另一边还要去给患者看病，根本就忙不过来。而此时的老师还不好找，好老师就更不好找了。所以刘权岳就本着宁可错杀绝不放过的想法，在见到张泽羽之后没几个小时就给他签了合约。刘权岳认为，张泽羽说他教本科以下的课程没问题，那先让他去文汇书馆将一两堂课看看，能讲就留在文汇书馆当大学老师，如果水平不行，就教预科班。预科班再教不了，就教中学课程。再说现在学校也没正式开学，这校长职务也是代理的，如果张泽羽水平真的不行，到时候要么换个校长，要么学校干脆不开了，也免得得罪人。牛皮吹那么大，总不至于连中学课程都教不了吧。
这里不得不说一下文汇书馆。文汇书馆是由当时东北三大基督教分会，丹麦路德会、爱尔兰长老会和苏格兰长老会在1902年时联合创立的教会大学。此时的校长是爱尔兰人纪礼备（W.H.Gillespie（1868－1920），现代一般音译为吉莱斯皮）文汇书馆之所以十个老师八个是大夫，这和基督教在中国发展之初遇到的尴尬局面有很大关系。
刚开始外国人来中国传教的时候，中国人是打死都不带信的。假设你是个老老实实的农民，从小到大都没干过啥坏事，突然来个洋和尚对你说，你有罪。你心里是不是会想，你有病。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有要抽他的冲动。好，就算你脾气好，没上来就跟他死磕，也没转身就走，而是继续和他理论。一般情况下，你会先阐述一下你的为人处世的态度，例如，乐善好施，喜欢帮助别人，不欺负弱小等等，然后再为自己申辩说，你从来没犯过罪。这时候洋和尚会告诉你，违法和犯罪不是一个概念。法律是由国家来制定的，你可能没违法，但是你犯罪了，因为不按照上帝的旨意生活就有罪。这时候，就算你脾气再好，恐怕也懒得搭理这洋和尚了，因为这货根本就不讲理。这不是在强词夺理么，为什么不按照上帝的旨意生活就有罪？我们中国人都不按照上帝的旨意生活了几千年了，难不成孔子、孟子这些古圣先贤也都错了？再说下去，恐怕就连有涵养的读书人也忍不住要动手了。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英国传教士高积善，他1888年到吉林传教，就是因为坚持原罪论，惹怒了当地居民，以至于在省城内连个住的地方都找不到，一连几年的时间都只能居住在宽城子（今长chūn【注１】）。有一次他到吉林去传教，因为他的说辞太招当地居民讨厌，当地居民又不敢揍他，就以诱拐小孩为名义报官。高积善让清兵逮住胖揍了一顿之后被关了起来。最后还是英国驻牛庄（营口）领事向清zhèng fǔ提出强烈抗议才把他给放了。
早期来华的很多传教士都有过类似的经历，这可愁死他们了。他们就整不明白了，你说同样是和尚，中国的和尚出来化缘，老百姓给吃给喝笑脸相迎；我们这些洋和尚啥也不要，只是想传个福音，咋一说话就容易挨揍呢。同样是和尚，差距咋就这么大呢？哎，到底怎么能让中国人信仰上帝，相信自己有罪呢？
于是，一些传教士就开始想办法了解中国人。在慢慢的了解了中国文化之后，这些传教士发现，中国人信仰的宗教很多，但也可以理解为什么都不信。因为中国人是实用主义者，总是先烧香后还愿，也不论你的教派的主神是谁，只要你灵我就信你。而中国人到寺庙里所求的，不外乎家人的健康和对幸福生活的渴望。
找到了问题的根源，一切也就迎刃而解了。
家人生病了不是，我给你看病，病好我再说你有罪你总该信了吧。知道你为什么生病不？就是因为你不信上帝。
孩子上不起学是不？来教会学校上学，不但不收学费，而且还供饭。知道你孩子为什么上不起学不？就是因为你不信上帝。
全家人吃不上饭是不？来教堂吃，米饭馒头管够吃。做一次礼拜还可以打包打走个十斤八斤的。知道你为什么吃不上饭不，就是因为你不信上帝。信上帝吧，接受洗礼之后终身管饱，死了还保你上天堂。
如此一来，传教工作就得以顺利的展开了。第一批来华的传教士们给国内写信要的最多的不是牧师和神父，而是钱、教师和医生。
教会有钱归有钱，可也不会干买两碗豆浆喝一碗倒一碗的事儿，送一个教师再送一个医生到中国，不如送一个既能讲课又能看病的省事。于是就出现了教会学校里的十个老师八个大夫这种事。
这些老师的主要第一职业是牧师，第二职业是医生，第三职业才是老师。你要让他讲讲圣经，讲讲妇科和男科【注2】他们都挺擅长的，你让她们讲讲别的，那水平实在就不敢恭维了。倒也不能说他们不懂，在来中国之前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也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可术业也是有专攻的，有几门课程他们讲的都惨不忍睹。张泽羽算是明白为什么刘权岳这么求贤若渴了。再这么下去，这所大学就变成神学院和医学院了。他猜的还真没错，另一个时空，这所学校后来真的被拆分成了奉天医科大学（1912年）、奉天神学院（1924年）和文会高级中学。
在文汇书馆听了两天课之后，张泽羽翻看了很多学生的笔记。他发现大学部的很多学生基本上都打算献身于上帝了，将来的想法不是当医生就是当牧师。这要是玩网游的话，都是nǎi妈职业，自己没法帮他们就职，也不误人子弟了，要尊重每个人的理想嘛。毕竟，晚清这个副本也是需要nǎi妈的。他又走访了预科班的十几名学生，他们倒是还有点别的想法，这颇受张泽羽的喜欢，孺子可教啊。
和纪礼备打好招呼之后，张泽羽把预科班接了过来，刘权岳又送来几名小学毕业的学生，文汇中学就算是开始营业了。
作为这所学校唯一的专职非nǎi系导师，张泽羽表现出了不同于nǎi系导师的才能。
预知后事如何，切听下次分解。
【注解1】当时吉林省的省会是吉林市。吉林省的名字也是因市而得名。后因俄国人在东北修建的铁路途经长chūn，长chūn的经济飞速发展超过吉林，省会才由吉林改为长chūn。)
【注解2】并非笔者嘴损，当时教会医院最擅长的确实就是这两样。
妇科主要是接生。当时中国传统的稳婆接生死亡率太高，一些陋习简直就是故意把人往死了整，尤其是在难产的时候，她们能想出各种千奇百怪的方式出来。比如用擀面杖挤压产妇的肚子，让产妇趴在牲口的背上颠簸，或者干脆就把留着长长指甲的手伸进产道死拉硬拽，有时甚至会把胎儿和**一起从产道里拖出来。然后再用未经消毒的剪刀剪断脐带，这些并非是笔者夸张，而是当时社会的真实发生过的场景。
男xìng科主要是治xìng病。当时安全套还没有发明，男xìng染xìng病的比例非常高，加之患者得上这种病之后难以启齿不好意思去中医诊所看病。所以去西医诊所看这种病的人非常多。这里有些数据可以说明当时的xìng病患病率有多高。1917年英国社会学家甘博尔（S.D.Camble）曾对世界8大都市公娼人数和城市总人口做过调查，结果是伦敦1:906，柏林1:582，巴黎1:481，芝加哥1:437，名古屋1:314，东京1:277，北平1:259，上海1:137。国人亦做过统计，结果是北平1:205，汉口1:150，上海1:147，广州1:837，哈尔滨1:82，牛庄（营口）1:113，平均为1:257两者调查娼jì与人口比例相差不多。而官娼的意思是向zhèng fǔ上税，挂牌营业的娼jì，暗娼无法统计，但是暗娼的数量肯定要远远大于官娼的数量的。有数量众多的从业人群，就必然有数量更加众多的消费群体。在辽宁省卫生志中提到，当时jì女xìng病发病率达95%左右，把两个数字相乘，当时的xìng病感染率可想而知，绝对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