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9·18”后，湖南是全国抗战文化运动兴起最早，声威最壮，影响最大的省份之一，对推动省zhèng fǔ和南京当局向抗rì方面转化起了重要的先导和催化作用；“7·7”事变以后年半之内，湖南是全国抗战文化的传播辐shè中心，丰富、发展、壮大了全国抗战文化的声威和内涵，对唤醒民众抗rì，促进全省抗rì民族统一战的扩大，推动全国抗战文化深入发展有深远的影响。但迄今出版的中国抗战文化史著作中几近空白，现在恢复其应有的历史地位，展示先进文化的作用，对深化抗战文化史研究，促进当代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有着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湖南抗rì文化运动的先导作用
1931年9月rì，素具“心忧天下”、“敢为人先”湖湘文化jīng神的湖南人民获悉rì军侵占沈阳的消息后，即有200多个学生、教师、工人走上街头，宣讲“9·18”事变真相。湖南《大公报》、《通俗rì报》、《工人报》、《全民rì报》等大小报纸连续报道rì本侵占东北的消息和全国各地游行示威情况，发表各群众团体宣言通电。9月25rì，长沙教师、学生、工商各界群众近20万人举行湖南人民反对rì本武装侵辽示威大会，声讨rì本侵华暴行，谴责南京zhèng fǔ不抵抗政策，作出《团结民众力量，一致对rì宣战，实行对rì经济绝交》决议，将对rì援侨委员会改组为湖南人民反rì救国会，领导抗rì救亡运动。全市工商学实行“三罢”声援。衡阳、邵阳、锡矿山分别举行5万人、3万人、2万人游行示威大会。
省会还组织了学生、教育、新闻等30多个抗rì救国会；全省70多个县市和地区成立了反rì救国会及学生、教师、工人、商民等分会，共计300余抗rì团体遍布全省。这些团体举办的《湖南反rì救国会会刊》、《抗rì救国半月刊》、《抗rì周刊》、《抗rì专刊》、《铁血青年》、《反rì专刊》、《抗rì特刊》、《讨倭专刊》、《反rì歌谣》等刊物多达40多种，进行抗rì宣传鼓动。全省各界还组织反rì宣传队，深入街道、里弄、兵营、学校、剧场、车站、码头、影院乃至偏僻山村，作演讲、出壁报、演话剧，向各界宣传抗rì救亡，主要内容有：1、充分揭露rì帝侵华罪行和野心，唤醒民众起来抗rì，指出“亡国灭种之祸，行将见于中国”。2、批评南京和省政当局的害民误国政策，敦促当局抗rì御侮。湖南文化界人士发通电、交呈文，指出“暴rì侵略我国，实由党国领袖只顾争权”、“不去抗rì引起”，要求zhèng fǔ停止*，取消湘鄂等九省联防，团结御侮。
1935年“12·9”运动后，**长沙青年运动党团推动《大公报》、《中山rì报》等报报道北平学生请愿受伤和津沪汉学生响应罢课游行消息。17rì，湖南学生提倡国货会发出三个通电：一电国民zhèng fǔ，要求保障学生爱国运动，明令声讨“冀东防共自治zhèng fǔ”及汉jiān殷汝耕；二电全国各界，呼吁声援北平学生；三电北平同学，希望继续努力，全湘同学誓为后援。20rì，长沙万名学生冲破何键当局的威胁阻拦，夺门越墙到教育会坪集合，高呼“反对华北自治”、“铲除汉jiān”等口号，散发《告同胞书》等传单，提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rì本帝国主义”的政治纲领。游行队伍穿过25条大小街道，市民万人空巷给予支持。随后，常德、衡阳等地学生集会游行示威声援“12·9”运动。**长沙青年运动党团还创办《更生》旬刊，第一次在湘公开提出建立抗rì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
1936年夏，一大批从平、沪、宁、汉回湘的**党员如谭丕模、李仲融、李锐等与在长的苏镜等出版刊物，举办业余学校，组织读书会、歌咏队，建立演剧团体，团结各界成立湖南学生、文化、妇女等救国协会，促使湖南抗rì文化运动掀起高cháo：7月组建湖南民族解放先锋队，创办《湘流》三rì刊，开辟“救亡通讯”、“救亡言论”、“文艺小说”等专栏，宣传抗rì救亡，反映停止内战，一致抗rì的呼声，批评当局“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要求当局释放救国会“七君子”，考虑张杨两将军建议，释放政治犯，开放救国zì yóu，立即准备抗战。**党员撰写《和平、奋斗、救中国》的社论，赞扬张杨救国主张，反对进攻西安，要求团结抗战救中国，于12月16rì同时在《全民rì报》和《楚三报》发表，引起轰动。
民先队还办了一批业余夜校和歌咏队等，到工厂农村演唱聂耳、冼星海等谱写的救亡歌曲。组织湖南文化界抗rì救国会，并由文抗会发起成立学生、妇女、工人等各界抗rì救国会和救亡文艺社团：一是“紫东文艺社”，有文化界七八百人参加，分头在车站、码头、街头巷尾、郊区农舍演唱《救亡进行曲》、《义勇军进行曲》等，声势浩大，影响深广。二是“1936剧社”，深入各校排演《汉jiān的子孙》等抗rì独幕剧和五大救亡歌曲，得到《全民rì报》、《力报》等新闻媒体的支持，使长沙观众耳目一新。还有现代剧社，演出《我们的故乡》等多幕抗rì话剧；又创设《现代文艺》、《现代戏剧》等专刊附于《力报》出版，并在《全民rì报》发起组织文艺界统一战线的讨论，批判菲薄鲁迅的言论，支援“中国旅行剧团”来省公演《雷雨》、《祖国》等，并多次邀请长沙文艺界座谈，形成了大革命失败以来湖南罕有的新气象。
局部抗rì阶段掀起的湖南文化抗rì救亡运动，席卷全省70多个县市的城乡，持续6年之久，使湖南成为全国抗rì救亡规模最大，声威最壮，持续时间最长的省份之一。对促进南京和省zhèng fǔ当局向抗rì方面转化，推动全国抗战局面的形成，起了重要的先导和催化作用，为抗rì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抗rìmín zhǔ运动的发展准备了初步的群众基础和政治思想基础。连*老手何键都在“9．18”后多次参与抗rì救亡的群众集会，拨给救亡团体一定经费，并向国民zhèng fǔ表示了愿率三湘军队“枕戈擐甲”准备随时出征杀敌，在“7．7”事变前后就抽调8万湘军开赴江浙支援上海抗战，是全国投入部队最早，投入兵力最多，作战最勇敢的省份之一，抗战第一年湖南征募员兵达30多万。
二、“7·7”事变后湖南抗战文化勃兴鼎盛
“7·7”事变后，特别是武汉失守后，湖南成了全国抗战文化的中转站口和辐shè传播中心，**湖南省委负责人称“当时除武汉以外，长沙被称为文化城”，凝聚了全国文化名人和抗战文化资源，极大地壮大了全国抗rì文化的声威。
1、**人来湘，文化名人云集。“7·7”事变后，代表先进文化的**即有计划地从平津沪宁等地派遣了一批湘籍**人和进步人士回湘从事抗rì救亡活动，7月24rì即成立了湖南人民抗敌后援会，要求zhèng fǔ对rì宣战。9月北方局派吕振羽回湘“开荒”，10月建立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12月德高望重的老教育家徐特立受党zhōng yāng派遣回湘建立八路军驻湘通讯处，不久高文华等来湘组建**湖南省委。他们发展党组织，深入开展统战工作，促成了湖南抗rì民族统一战线的实现。
1938年10月，周恩来、叶剑英亲临湖南，为湖南抗rì文化运动向乡村深入发展指明了方向。同时，随着战火逼近，大批文教机关和文化人迁湘，北大、清华、南开等3所著名大学迁湘组成长沙临时大学，北平民国学院、南京国立戏剧学校、山东省立戏剧学校、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等10多所大中学校迁湘，上海商务印书馆、三一出版社、中国战史出版社、抗敌救亡出版社、正气出版社、上海杂志公司、生活书店、新知书店等10多个出版发行单位也迁来长沙；流亡来湘的各种艺术团体20多个。特别是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前后，湖南一度成为国统区政治军事重心，在年半时间内先后来湘活动的学生和文化人超过1500多人，其中有较大影响的700多人，著名人士100余人，主要有郭沫若、茅盾、沈钧儒、闻一多、朱自清、曹禺、吴祖光、王鲁彦、王西彦、艾青、孙伏园、梁实秋、熊佛西、董每戡、阳翰笙、邹韬奋、郁达夫、徐悲鸿、冯友兰等外地名人；有吕振羽、田汉、翦伯赞、沈从文、张天翼、廖沫沙、周立波、谢冰莹、蒋牧良、向培良、杨东莼、谭丕模等湘籍名人；加上长沙本地李仲融、杨荣国、孙伟、朱云倬等名人；还有萧敏颂、黎澍、李锐等一批湘籍大学生返湘。他们与各地数以千计的进步师生汇合，形成了一支以**员、进步人士为骨干的广泛团结爱国人士的抗rì文化大军，他们以耳闻目睹的rì军暴行宣传，更激起湖南人民的义愤；再加上世界学联代表团、菲律宾记者战地访问团、世界妇女代表团何登夫妇以及美国记者史末特莱、法国记者李蒙夫妇、英国作家阿特丽、rì本反战作家鹿地亘夫妇等来湘访问或参加抗rì救亡，使湖南原有相当规模的抗rì文化运动发展得如火如荼，并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
2、群众文化团体发展壮大，报刊图书出版发行空前繁荣。当时群众文化团体发展到30多个，影响较大的有中苏文化协会湖南分会、中国记者协会长沙分会、民族解放先锋队等；影响最大的是1937年10月成立的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下属团体35个，与36个县通讯往来，会员发展到1000多人。不仅发动社会各界募捐、慰问伤员、救济难民，而且多次举办大规模的读书、演讲、歌咏、演剧活动，开办各类战时培训班，培养学员800余人，分赴各县发动群众，推动全省抗rì救亡宣传，对大后方各省产生了影响。当时全省除原有《大公报》、《国民rì报》等40余家报刊外，**和进步人士创办的《观察rì报》、《抗战rì报》、《中苏》半月刊、《抗战文化》、《火线下》、《湘流》、《前进》、《民族呼声》、《文艺新地》、《大众报》、《真报》、《呼声报》、《老百姓》周刊，迁湘的《中国农村》等多达40多种，合计全省影响较大的救亡报刊近百种，还有各县各校的小型报刊，合计300多种，连湘西都有进步刊物30多种，发表了大量抗rì救亡的政治文章、散文、诗歌、小说、通讯、报告文学。长沙书店、书业、出版社也由原来60余家发展到125家，衡阳、耒阳、邵阳、常德、沅陵等地出版发行业也兴旺起来。合计全省书局书店300余家。
其中，影响最大的有战时书报发行所湖南分所、生活书店湖南分店、大众书店、三一出版社、中华书局，发行《新华rì报》、《群众》等进步报刊，出版图书700余种，发行*的《论持久战》、《论新阶段》，朱德《抗战的游击战术》、萧劲光《实用游击战术》、罗瑞卿《抗rì军队的政治工作》、《徐特立先生论文集》以及《抗战小丛书》、《中苏小丛书》、《农民抗战小丛书》、《经济丛书》、《国民知识小丛书》等数以百计。发行多的书籍和报刊分别达5000册和3万份以上；还有中国青年记者协会和国际新闻社等数十家通讯社，更有长沙、武汉广播电台一起代行中国广播电台职责，被称为“中国唯一之喉舌”。总之，这些进步报刊、图书、出版、新闻，在传播**抗rì主张，推动全省全国抗rì救亡高cháo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3、文艺社团林立创作繁荣、戏剧歌咏讲演空前活跃。抗战初期湖南有70来个文艺社团，其中长沙原有和新创的有“青chūn”、“醒狮”、“赫曦”、“今rì”、“北峰”、“一致”、“中国诗艺社”等35个文艺社团和11个剧院，更有上海标准剧团、新时代剧团、南京和山东戏校、běi jīng雷电剧团、江苏大同抗rì宣传队、临大剧团、三厅抗敌演剧一、二、四、六、八、九队等24个外来剧团；还有寓居各县的艾青、沈从文、王西彦等著名文学家。他们创作的长篇小说、短篇小说集、散文集、诗集达17部之多。其中，艾青作诗近20首，《火把》在国统区反响强烈。茅盾的《埋伏》、田汉的《烽火遍黄花》、《祖国的血》、王鲁彦《炮火下的孩子》、周立波《三至长沙》、董每戡《敌》等，在讴歌抗rì军民业绩，展现人民苦难，揭露rì军残暴，唤起抗战意识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尤以张天翼讽刺国民党文化**官僚的《华威先生》，吴祖光描写抗rì义勇军英勇杀敌殉国的《凤凰城》，在全国乃至港澳、rì本、东南亚引起强烈反响。这些剧团公演《血战卢沟桥》等100多个抗rì剧目，慰劳将士，为前方募捐，使抗敌演剧运动发展至高峰。长沙从1937年7月19rì上演话剧《抗rì救国》拉开救亡剧序幕，每周每团义演一rì捐给前方，持续数月。演出《新雁门关》、《旅伴》、《卢沟晓月》、《南苑惊魂》、《南口血战》、《黄埔风云》以及《八百壮士》、《抗敌救国》、《放下你的鞭子》、《全面抗战》、《岳飞》、《木兰从军》等戏。演至“暴rì兽行时”，台下观众“泣不成声”。外地来湘的20多个剧团多上演《天津黑影》、《菱姑》、《中国妇女》三大国防名剧以及《上海血战》、《华北血战》、《反正》、《zha药》、《毁家纾难》等抗rì名剧，具有较大声势。随后长沙的湖大、国师、周南等10多个大中学校剧团，驻军的铁血、凌霄、阵中等剧团也广泛发动起来，使多种大型演出连绵不断，气势壮观。由于有剧界名师曹禺等执教，有向培良率团示范演出，又有田汉、洪深等戏剧家编剧或导演，还有冼星海、张曙等著名音乐家谱曲，故上演质量有较大提高，抗rì救亡戏剧运动使整个长沙沸腾起来了。同时，全省各地党组织和进步青年建立的剧团和歌咏队达300多个，参加者6000多人，长沙常有2000多人在街头演出。他们教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松花江上”、“义勇军进行曲”、“牺牲已到最后关头”等救亡歌曲，闻者无不动容落泪，对于激发民众爱国心、动员民众参军参战、支援前线起了鼓动作用。还有周恩来、叶剑英、沈钧儒、茅盾、徐特立、郭沫若等领导和名人到影院、电台讲演，使会场人山人海、水泄不通，对团结抗战局面的形成有重要作用。
4、抗战教育突飞猛进。战时湖南教育出现了民国时期的“黄金时代”。1937年全省小学2．58万所，中等学校173所，分居全国第一、三位。战火逼近后，学校转移农村，1941年教育经费陡增4倍，至1945年小学、中学分别增至3．2万所、394所，仍居全国一、三位。1938年后，接连创办国立师院和农、工、商三个专科学校。爱国学者冯友兰、金岳霖在长沙临大期间分别写下了《新理学》、《论道》两部名著，对传统哲学的近代化做出了可贵的贡献；翦伯赞则出版了《历史哲学教程》，成为我国早期系统宣传历史唯物主义专著。而且，湘西十县少数民族教育空前发展，除外地迁入的国立八中等校外，各县立中学增到20所，出现了清末以来的“第二次辉煌”。特别是以抗战教育为中心的社会教育更为发达，成绩突出。不仅有省立农民教育馆等10余个社会文教机构，而且有1938年省zhèng fǔ举办两届全省民众干部训练班，培养青年知识分子6000余人，又通过他们到全省组训民众68万人；还有**湖南省委举办八期党员干部训练班，培训抗rì骨干200余人，并深入友军举办“云干班”培养友军抗rì骨干300余人，举办华容东山战时中学和桂阳战时中学，培养抗rì骨干500余人；特别是塘田战时讲学院，培养抗rì中坚250多人，被誉为“南方抗大”；还有国共合作举办“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培养了3000多名抗rì游击干部，使湖南成了抗rì干部的培训基地。这种声势浩大的抗rì文化运动在全省全国产生了重要影响：极大地激化了广大群众的爱国热情，促使群众抗rì救亡积极xìng空前高涨：
一是捐钱献物支援前线。“7·7”事变之后，湖南掀起了“毁家纾难”、“捐款劳军”、“募捐购机”热cháo。一年即捐款400余万元，捐衣100万套以上，先后组织4批汽车队，数十个敢死队、义勇队、服务团和慰劳队赴南京、上海前线支援抗战。仅在上海吴淞口战斗中就有600多人壮烈牺牲。
二是推动了国防军工生产。湖南1．5万民工用一年筑成近千公里的湘桂铁路，各地还抢修717公里公路，超额完成军服皮带、防毒面具等军工生产任务。
三是救护安置伤兵5万，难民50万人。
四是使湖南成为抗rì物资的供应基地，每年供应军粮1000万担，军布300万匹，军棉7万担；而且，抗战开始就出现了“母子参军”等动人事迹，《救国时报》报道后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蒋介石嘉奖，称其为“夙世楷模，殊堪嘉奖”。抗战8年湖南征募兵员210余万，占全国征募总数的15％，居全国第三位；平均15人中就有一个人参军，居全国人均参军人数第一位，湖南人民用鲜血和生命支撑了中华民族的抗rì战争。推动湖南抗rì民族统一战线“黄金时代”的出现。范长江1938年7月20rì在汉口《大公报》上发表《湖南抗战的政治准备》指出，张治中治湘最大特点是“能大胆地信任青年，使用青年”，而这个特点的形成不仅是抗rì文化运动引发的，而且是它推动配合下贯彻的。张将全省5万知识青年培训后，以73人取代原任，担任了县长，近2000人担任乡镇长，3万多人任保长。由这些人举办民众夜校和识字运动，组织歌咏队，创办壁报，教唱救亡歌曲，唤醒民众救亡意识，收到了明显的效果。在此基础上，至1938年底又训练组建了30万预备队和70万后备军，合计100万以上抗rì自卫团，拥有10多万支枪等武器，使湖南成了抗rì战争的兵源基地，也为rì后抗rì游击队和100余万群众支前队伍的组建打下了基础。1939年3月18rì《新华rì报》赞扬当时湖南已出兵额当在百万以上，就是有力的证明。
三、湖南抗战文化丰富了全国抗战文化的内涵
由于**zhōng yāng和zhōng yāng局先后派吕振羽、徐特立、高文华等来湘以及全国文化名人云集，湖南成了抗战文化的中转基地和**抗rì主张的传播中心，丰富了全国抗战文化的内涵，在全省全国产生了深远影响。
1、进一步揭露rì本侵略野心，动员爱国的文化人团结起来充当民众抗rì的“先锋队”，对rì抗战到底。1937年10月由**人建立的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发表成立宣言指出：rì帝的企图“在消灭我国家，奴役我民族，斩绝我历史文化”。在此危局下，首先要求文化人团结起来，担负起抗战文化的三项任务：一是将抗战文化扩大到全体民众中去，“加强其斗争的民族意识”，“消灭一切汉jiān理论和汉jiān思想”；二是发展“斗争的创造的mín zhǔ的大众的”、“民族的”新文化；三是将刚毅创新的“湖南jīng神”，发挥为现代的“民族jīng神”，为湖南“即将成为一个新的文化中心”，担负起“披荆斩棘”的“前锋任务”。文抗会成员通过报纸和讲演，宣传只有全民抗战，开放群众运动才是对付rì寇的唯一办法。12月徐特立在《抗rì十大纲领》中号召一切爱国的文化人“写文章提高人民对于政治的了解，并鼓励全国人民坚决抗rì”，“讲演抗rì的方法和rì本灭亡中国的野心，报告抗战胜利的消息及战胜的理由”，“演打倒rì本的戏剧”，“唱救国的歌曲”，“画rì本侵略中国的漫画”，“训练人民抗rì军事知识”，等等来发动民众抗rì。这就基本勾画了抗rì文化的内容和形式。
2、强调全民抗战、实行mín zhǔ、改善民生等三项基本要求，指出发动全民抗战是抗战胜利的基础。1937年12月徐特立指出抗战只是zhèng fǔ和军队包办，是前段战争失败“最主要的原因”，故必须学习八路军“实行全民的抗战”，要改雇佣兵役制为义务兵役制，让适龄男子“自动的当兵”。为此，文化人协助省zhèng fǔ举办了全省兵役宣传周和数万人参加的兵役宣传火炬大游行，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强调扩大mín zhǔ是发动民众救国的根本条件。1938年9月至10月，谭丕模发表《动员民众的基本问题》、《对于湖南抗战统一委员会的期望》两文指出：“民众是抗战的基础”，“而组织民众团体又是动员民众唯一的捷径”；“zhèng fǔ对于民众应当采取指导的态度去扶助它”，不能“去制裁”。
3、揭露、打击汉jiān卖国贼，坚持团结抗战。徐特立早在1937年12月就指出了要jǐng惕rì本收买汉jiān卖国贼从内部破坏抗rì工作。许多报刊把揭露汉jiān作为文化抗战的重要内容。1938年3月《中苏》半月刊发刊词指出：“汉jiān”、“亲rì派”，“在中国国内以破坏民族统一战线为能事”。湖南记者严怪愚1938年底将汪jīng卫投敌叛国首次在《力报》刊出，震动全国；翦伯赞在《论反汉jiān斗争》中强调了反汉jiān斗争的长期xìng、复杂xìng和重要xìng，指出国民党zhōng yāng永远开除汪jīng卫党籍，但不能说汉jiān“完全从我们内部清洗了”。
4、宣传持久战思想，鼓舞抗战信心。1939年2月，吕振羽在《抗战的前途》一书中说，目前我们是一个弱国，但人多地广，资源丰富，只要我们团结起来，力量是无穷的；而“rì本是小国”，“资源缺乏”，“兵力不足”，“军需困难”，经不起持久战争拖累，已引发“经济困难”，“民众生活恶化”和“反战厌战情绪”；而且由于其战争的“侵略xìng”、“野蛮xìng”、“掠夺xìng”，遭到全世界反对，“国际地位”rì益堕落，而中国是正义战争，必然得到国际同情援助和国内群众支持。因此，胜利一定是我们的，但这个过程是持久的、艰苦的，只有坚持持久抗战，才能取得最后胜利。
5、为国统区抗rì文化坚持大众化、mín zhǔ化、通俗化，采用民族形式，坚持dú lì自主原则，开展“文化拓荒运动”起了先行、开拓和辐shè传播作用。率先提出了抗战文化大众化、mín zhǔ化、通俗化，坚持民族形式和“暴露文学”等主张。1937年10月湖南文抗会成立宣言就明确提出抗战文化的一个主要任务是创造“mín zhǔ的”“大众的”“通俗的”“民族的”新文化。1938年6月茅盾发表《大众化与利用旧形式》指出：文艺要发挥战斗作用就必须大众化，而要大众化就必须利用（民族的）旧形式。田汉也指出要动员民众参战就必须注意通俗化。1939年3月19rì《抗战rì报》发表社论《民族抗战与文艺工作》指出：文艺就是要肩负起坚持团结抗战，反对妥协投降；揭露rì寇暴行，争取外援，鼓励士气；要求改善mín zhǔ，动员组织民众三项任务。田汉更是疾呼文化人“到农村去，到前线去，到敌人后方去！”在文化名人大力倡导下，湖南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文化拓荒运动”：白雪剧团率先下乡，1936剧社到了前线，一致剧社到湘西作流动宣传，湘剧到湘东、湘南、湘中、湘西演出，一些画家也背起画板到乡村、上战场，动员民众投身抗rì斗争。尤其是抗敌演剧二、八队和铁血剧团等，多次赴湘北和江西前线演出，深入衡山、衡阳、南岳、湘潭等地演出《军民合作》、《三江好》、《壮丁》等剧目，这对国统区文化“下乡”、“入伍”有启发、带头和指导意义。
一、湖南抗rì文化运动的先导作用
1931年9月rì，素具“心忧天下”、“敢为人先”湖湘文化jīng神的湖南人民获悉rì军侵占沈阳的消息后，即有200多个学生、教师、工人走上街头，宣讲“9·18”事变真相。湖南《大公报》、《通俗rì报》、《工人报》、《全民rì报》等大小报纸连续报道rì本侵占东北的消息和全国各地游行示威情况，发表各群众团体宣言通电。9月25rì，长沙教师、学生、工商各界群众近20万人举行湖南人民反对rì本武装侵辽示威大会，声讨rì本侵华暴行，谴责南京zhèng fǔ不抵抗政策，作出《团结民众力量，一致对rì宣战，实行对rì经济绝交》决议，将对rì援侨委员会改组为湖南人民反rì救国会，领导抗rì救亡运动。全市工商学实行“三罢”声援。衡阳、邵阳、锡矿山分别举行5万人、3万人、2万人游行示威大会。
省会还组织了学生、教育、新闻等30多个抗rì救国会；全省70多个县市和地区成立了反rì救国会及学生、教师、工人、商民等分会，共计300余抗rì团体遍布全省。这些团体举办的《湖南反rì救国会会刊》、《抗rì救国半月刊》、《抗rì周刊》、《抗rì专刊》、《铁血青年》、《反rì专刊》、《抗rì特刊》、《讨倭专刊》、《反rì歌谣》等刊物多达40多种，进行抗rì宣传鼓动。全省各界还组织反rì宣传队，深入街道、里弄、兵营、学校、剧场、车站、码头、影院乃至偏僻山村，作演讲、出壁报、演话剧，向各界宣传抗rì救亡，主要内容有：1、充分揭露rì帝侵华罪行和野心，唤醒民众起来抗rì，指出“亡国灭种之祸，行将见于中国”。2、批评南京和省政当局的害民误国政策，敦促当局抗rì御侮。湖南文化界人士发通电、交呈文，指出“暴rì侵略我国，实由党国领袖只顾争权”、“不去抗rì引起”，要求zhèng fǔ停止*，取消湘鄂等九省联防，团结御侮。
1935年“12·9”运动后，**长沙青年运动党团推动《大公报》、《中山rì报》等报报道北平学生请愿受伤和津沪汉学生响应罢课游行消息。17rì，湖南学生提倡国货会发出三个通电：一电国民zhèng fǔ，要求保障学生爱国运动，明令声讨“冀东防共自治zhèng fǔ”及汉jiān殷汝耕；二电全国各界，呼吁声援北平学生；三电北平同学，希望继续努力，全湘同学誓为后援。20rì，长沙万名学生冲破何键当局的威胁阻拦，夺门越墙到教育会坪集合，高呼“反对华北自治”、“铲除汉jiān”等口号，散发《告同胞书》等传单，提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rì本帝国主义”的政治纲领。游行队伍穿过25条大小街道，市民万人空巷给予支持。随后，常德、衡阳等地学生集会游行示威声援“12·9”运动。**长沙青年运动党团还创办《更生》旬刊，第一次在湘公开提出建立抗rì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
1936年夏，一大批从平、沪、宁、汉回湘的**党员如谭丕模、李仲融、李锐等与在长的苏镜等出版刊物，举办业余学校，组织读书会、歌咏队，建立演剧团体，团结各界成立湖南学生、文化、妇女等救国协会，促使湖南抗rì文化运动掀起高cháo：7月组建湖南民族解放先锋队，创办《湘流》三rì刊，开辟“救亡通讯”、“救亡言论”、“文艺小说”等专栏，宣传抗rì救亡，反映停止内战，一致抗rì的呼声，批评当局“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要求当局释放救国会“七君子”，考虑张杨两将军建议，释放政治犯，开放救国zì yóu，立即准备抗战。**党员撰写《和平、奋斗、救中国》的社论，赞扬张杨救国主张，反对进攻西安，要求团结抗战救中国，于12月16rì同时在《全民rì报》和《楚三报》发表，引起轰动。
民先队还办了一批业余夜校和歌咏队等，到工厂农村演唱聂耳、冼星海等谱写的救亡歌曲。组织湖南文化界抗rì救国会，并由文抗会发起成立学生、妇女、工人等各界抗rì救国会和救亡文艺社团：一是“紫东文艺社”，有文化界七八百人参加，分头在车站、码头、街头巷尾、郊区农舍演唱《救亡进行曲》、《义勇军进行曲》等，声势浩大，影响深广。二是“1936剧社”，深入各校排演《汉jiān的子孙》等抗rì独幕剧和五大救亡歌曲，得到《全民rì报》、《力报》等新闻媒体的支持，使长沙观众耳目一新。还有现代剧社，演出《我们的故乡》等多幕抗rì话剧；又创设《现代文艺》、《现代戏剧》等专刊附于《力报》出版，并在《全民rì报》发起组织文艺界统一战线的讨论，批判菲薄鲁迅的言论，支援“中国旅行剧团”来省公演《雷雨》、《祖国》等，并多次邀请长沙文艺界座谈，形成了大革命失败以来湖南罕有的新气象。
局部抗rì阶段掀起的湖南文化抗rì救亡运动，席卷全省70多个县市的城乡，持续6年之久，使湖南成为全国抗rì救亡规模最大，声威最壮，持续时间最长的省份之一。对促进南京和省zhèng fǔ当局向抗rì方面转化，推动全国抗战局面的形成，起了重要的先导和催化作用，为抗rì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抗rìmín zhǔ运动的发展准备了初步的群众基础和政治思想基础。连*老手何键都在“9．18”后多次参与抗rì救亡的群众集会，拨给救亡团体一定经费，并向国民zhèng fǔ表示了愿率三湘军队“枕戈擐甲”准备随时出征杀敌，在“7．7”事变前后就抽调8万湘军开赴江浙支援上海抗战，是全国投入部队最早，投入兵力最多，作战最勇敢的省份之一，抗战第一年湖南征募员兵达30多万。
二、“7·7”事变后湖南抗战文化勃兴鼎盛
“7·7”事变后，特别是武汉失守后，湖南成了全国抗战文化的中转站口和辐shè传播中心，**湖南省委负责人称“当时除武汉以外，长沙被称为文化城”，凝聚了全国文化名人和抗战文化资源，极大地壮大了全国抗rì文化的声威。
1、**人来湘，文化名人云集。“7·7”事变后，代表先进文化的**即有计划地从平津沪宁等地派遣了一批湘籍**人和进步人士回湘从事抗rì救亡活动，7月24rì即成立了湖南人民抗敌后援会，要求zhèng fǔ对rì宣战。9月北方局派吕振羽回湘“开荒”，10月建立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12月德高望重的老教育家徐特立受党zhōng yāng派遣回湘建立八路军驻湘通讯处，不久高文华等来湘组建**湖南省委。他们发展党组织，深入开展统战工作，促成了湖南抗rì民族统一战线的实现。
1938年10月，周恩来、叶剑英亲临湖南，为湖南抗rì文化运动向乡村深入发展指明了方向。同时，随着战火逼近，大批文教机关和文化人迁湘，北大、清华、南开等3所著名大学迁湘组成长沙临时大学，北平民国学院、南京国立戏剧学校、山东省立戏剧学校、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等10多所大中学校迁湘，上海商务印书馆、三一出版社、中国战史出版社、抗敌救亡出版社、正气出版社、上海杂志公司、生活书店、新知书店等10多个出版发行单位也迁来长沙；流亡来湘的各种艺术团体20多个。特别是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前后，湖南一度成为国统区政治军事重心，在年半时间内先后来湘活动的学生和文化人超过1500多人，其中有较大影响的700多人，著名人士100余人，主要有郭沫若、茅盾、沈钧儒、闻一多、朱自清、曹禺、吴祖光、王鲁彦、王西彦、艾青、孙伏园、梁实秋、熊佛西、董每戡、阳翰笙、邹韬奋、郁达夫、徐悲鸿、冯友兰等外地名人；有吕振羽、田汉、翦伯赞、沈从文、张天翼、廖沫沙、周立波、谢冰莹、蒋牧良、向培良、杨东莼、谭丕模等湘籍名人；加上长沙本地李仲融、杨荣国、孙伟、朱云倬等名人；还有萧敏颂、黎澍、李锐等一批湘籍大学生返湘。他们与各地数以千计的进步师生汇合，形成了一支以**员、进步人士为骨干的广泛团结爱国人士的抗rì文化大军，他们以耳闻目睹的rì军暴行宣传，更激起湖南人民的义愤；再加上世界学联代表团、菲律宾记者战地访问团、世界妇女代表团何登夫妇以及美国记者史末特莱、法国记者李蒙夫妇、英国作家阿特丽、rì本反战作家鹿地亘夫妇等来湘访问或参加抗rì救亡，使湖南原有相当规模的抗rì文化运动发展得如火如荼，并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
2、群众文化团体发展壮大，报刊图书出版发行空前繁荣。当时群众文化团体发展到30多个，影响较大的有中苏文化协会湖南分会、中国记者协会长沙分会、民族解放先锋队等；影响最大的是1937年10月成立的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下属团体35个，与36个县通讯往来，会员发展到1000多人。不仅发动社会各界募捐、慰问伤员、救济难民，而且多次举办大规模的读书、演讲、歌咏、演剧活动，开办各类战时培训班，培养学员800余人，分赴各县发动群众，推动全省抗rì救亡宣传，对大后方各省产生了影响。当时全省除原有《大公报》、《国民rì报》等40余家报刊外，**和进步人士创办的《观察rì报》、《抗战rì报》、《中苏》半月刊、《抗战文化》、《火线下》、《湘流》、《前进》、《民族呼声》、《文艺新地》、《大众报》、《真报》、《呼声报》、《老百姓》周刊，迁湘的《中国农村》等多达40多种，合计全省影响较大的救亡报刊近百种，还有各县各校的小型报刊，合计300多种，连湘西都有进步刊物30多种，发表了大量抗rì救亡的政治文章、散文、诗歌、小说、通讯、报告文学。长沙书店、书业、出版社也由原来60余家发展到125家，衡阳、耒阳、邵阳、常德、沅陵等地出版发行业也兴旺起来。合计全省书局书店300余家。
其中，影响最大的有战时书报发行所湖南分所、生活书店湖南分店、大众书店、三一出版社、中华书局，发行《新华rì报》、《群众》等进步报刊，出版图书700余种，发行*的《论持久战》、《论新阶段》，朱德《抗战的游击战术》、萧劲光《实用游击战术》、罗瑞卿《抗rì军队的政治工作》、《徐特立先生论文集》以及《抗战小丛书》、《中苏小丛书》、《农民抗战小丛书》、《经济丛书》、《国民知识小丛书》等数以百计。发行多的书籍和报刊分别达5000册和3万份以上；还有中国青年记者协会和国际新闻社等数十家通讯社，更有长沙、武汉广播电台一起代行中国广播电台职责，被称为“中国唯一之喉舌”。总之，这些进步报刊、图书、出版、新闻，在传播**抗rì主张，推动全省全国抗rì救亡高cháo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3、文艺社团林立创作繁荣、戏剧歌咏讲演空前活跃。抗战初期湖南有70来个文艺社团，其中长沙原有和新创的有“青chūn”、“醒狮”、“赫曦”、“今rì”、“北峰”、“一致”、“中国诗艺社”等35个文艺社团和11个剧院，更有上海标准剧团、新时代剧团、南京和山东戏校、běi jīng雷电剧团、江苏大同抗rì宣传队、临大剧团、三厅抗敌演剧一、二、四、六、八、九队等24个外来剧团；还有寓居各县的艾青、沈从文、王西彦等著名文学家。他们创作的长篇小说、短篇小说集、散文集、诗集达17部之多。其中，艾青作诗近20首，《火把》在国统区反响强烈。茅盾的《埋伏》、田汉的《烽火遍黄花》、《祖国的血》、王鲁彦《炮火下的孩子》、周立波《三至长沙》、董每戡《敌》等，在讴歌抗rì军民业绩，展现人民苦难，揭露rì军残暴，唤起抗战意识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尤以张天翼讽刺国民党文化**官僚的《华威先生》，吴祖光描写抗rì义勇军英勇杀敌殉国的《凤凰城》，在全国乃至港澳、rì本、东南亚引起强烈反响。这些剧团公演《血战卢沟桥》等100多个抗rì剧目，慰劳将士，为前方募捐，使抗敌演剧运动发展至高峰。长沙从1937年7月19rì上演话剧《抗rì救国》拉开救亡剧序幕，每周每团义演一rì捐给前方，持续数月。演出《新雁门关》、《旅伴》、《卢沟晓月》、《南苑惊魂》、《南口血战》、《黄埔风云》以及《八百壮士》、《抗敌救国》、《放下你的鞭子》、《全面抗战》、《岳飞》、《木兰从军》等戏。演至“暴rì兽行时”，台下观众“泣不成声”。外地来湘的20多个剧团多上演《天津黑影》、《菱姑》、《中国妇女》三大国防名剧以及《上海血战》、《华北血战》、《反正》、《zha药》、《毁家纾难》等抗rì名剧，具有较大声势。随后长沙的湖大、国师、周南等10多个大中学校剧团，驻军的铁血、凌霄、阵中等剧团也广泛发动起来，使多种大型演出连绵不断，气势壮观。由于有剧界名师曹禺等执教，有向培良率团示范演出，又有田汉、洪深等戏剧家编剧或导演，还有冼星海、张曙等著名音乐家谱曲，故上演质量有较大提高，抗rì救亡戏剧运动使整个长沙沸腾起来了。同时，全省各地党组织和进步青年建立的剧团和歌咏队达300多个，参加者6000多人，长沙常有2000多人在街头演出。他们教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松花江上”、“义勇军进行曲”、“牺牲已到最后关头”等救亡歌曲，闻者无不动容落泪，对于激发民众爱国心、动员民众参军参战、支援前线起了鼓动作用。还有周恩来、叶剑英、沈钧儒、茅盾、徐特立、郭沫若等领导和名人到影院、电台讲演，使会场人山人海、水泄不通，对团结抗战局面的形成有重要作用。
4、抗战教育突飞猛进。战时湖南教育出现了民国时期的“黄金时代”。1937年全省小学2．58万所，中等学校173所，分居全国第一、三位。战火逼近后，学校转移农村，1941年教育经费陡增4倍，至1945年小学、中学分别增至3．2万所、394所，仍居全国一、三位。1938年后，接连创办国立师院和农、工、商三个专科学校。爱国学者冯友兰、金岳霖在长沙临大期间分别写下了《新理学》、《论道》两部名著，对传统哲学的近代化做出了可贵的贡献；翦伯赞则出版了《历史哲学教程》，成为我国早期系统宣传历史唯物主义专著。而且，湘西十县少数民族教育空前发展，除外地迁入的国立八中等校外，各县立中学增到20所，出现了清末以来的“第二次辉煌”。特别是以抗战教育为中心的社会教育更为发达，成绩突出。不仅有省立农民教育馆等10余个社会文教机构，而且有1938年省zhèng fǔ举办两届全省民众干部训练班，培养青年知识分子6000余人，又通过他们到全省组训民众68万人；还有**湖南省委举办八期党员干部训练班，培训抗rì骨干200余人，并深入友军举办“云干班”培养友军抗rì骨干300余人，举办华容东山战时中学和桂阳战时中学，培养抗rì骨干500余人；特别是塘田战时讲学院，培养抗rì中坚250多人，被誉为“南方抗大”；还有国共合作举办“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培养了3000多名抗rì游击干部，使湖南成了抗rì干部的培训基地。这种声势浩大的抗rì文化运动在全省全国产生了重要影响：极大地激化了广大群众的爱国热情，促使群众抗rì救亡积极xìng空前高涨：
一是捐钱献物支援前线。“7·7”事变之后，湖南掀起了“毁家纾难”、“捐款劳军”、“募捐购机”热cháo。一年即捐款400余万元，捐衣100万套以上，先后组织4批汽车队，数十个敢死队、义勇队、服务团和慰劳队赴南京、上海前线支援抗战。仅在上海吴淞口战斗中就有600多人壮烈牺牲。
二是推动了国防军工生产。湖南1．5万民工用一年筑成近千公里的湘桂铁路，各地还抢修717公里公路，超额完成军服皮带、防毒面具等军工生产任务。
三是救护安置伤兵5万，难民50万人。
四是使湖南成为抗rì物资的供应基地，每年供应军粮1000万担，军布300万匹，军棉7万担；而且，抗战开始就出现了“母子参军”等动人事迹，《救国时报》报道后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蒋介石嘉奖，称其为“夙世楷模，殊堪嘉奖”。抗战8年湖南征募兵员210余万，占全国征募总数的15％，居全国第三位；平均15人中就有一个人参军，居全国人均参军人数第一位，湖南人民用鲜血和生命支撑了中华民族的抗rì战争。推动湖南抗rì民族统一战线“黄金时代”的出现。范长江1938年7月20rì在汉口《大公报》上发表《湖南抗战的政治准备》指出，张治中治湘最大特点是“能大胆地信任青年，使用青年”，而这个特点的形成不仅是抗rì文化运动引发的，而且是它推动配合下贯彻的。张将全省5万知识青年培训后，以73人取代原任，担任了县长，近2000人担任乡镇长，3万多人任保长。由这些人举办民众夜校和识字运动，组织歌咏队，创办壁报，教唱救亡歌曲，唤醒民众救亡意识，收到了明显的效果。在此基础上，至1938年底又训练组建了30万预备队和70万后备军，合计100万以上抗rì自卫团，拥有10多万支枪等武器，使湖南成了抗rì战争的兵源基地，也为rì后抗rì游击队和100余万群众支前队伍的组建打下了基础。1939年3月18rì《新华rì报》赞扬当时湖南已出兵额当在百万以上，就是有力的证明。
三、湖南抗战文化丰富了全国抗战文化的内涵
由于**zhōng yāng和zhōng yāng局先后派吕振羽、徐特立、高文华等来湘以及全国文化名人云集，湖南成了抗战文化的中转基地和**抗rì主张的传播中心，丰富了全国抗战文化的内涵，在全省全国产生了深远影响。
1、进一步揭露rì本侵略野心，动员爱国的文化人团结起来充当民众抗rì的“先锋队”，对rì抗战到底。1937年10月由**人建立的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发表成立宣言指出：rì帝的企图“在消灭我国家，奴役我民族，斩绝我历史文化”。在此危局下，首先要求文化人团结起来，担负起抗战文化的三项任务：一是将抗战文化扩大到全体民众中去，“加强其斗争的民族意识”，“消灭一切汉jiān理论和汉jiān思想”；二是发展“斗争的创造的mín zhǔ的大众的”、“民族的”新文化；三是将刚毅创新的“湖南jīng神”，发挥为现代的“民族jīng神”，为湖南“即将成为一个新的文化中心”，担负起“披荆斩棘”的“前锋任务”。文抗会成员通过报纸和讲演，宣传只有全民抗战，开放群众运动才是对付rì寇的唯一办法。12月徐特立在《抗rì十大纲领》中号召一切爱国的文化人“写文章提高人民对于政治的了解，并鼓励全国人民坚决抗rì”，“讲演抗rì的方法和rì本灭亡中国的野心，报告抗战胜利的消息及战胜的理由”，“演打倒rì本的戏剧”，“唱救国的歌曲”，“画rì本侵略中国的漫画”，“训练人民抗rì军事知识”，等等来发动民众抗rì。这就基本勾画了抗rì文化的内容和形式。
2、强调全民抗战、实行mín zhǔ、改善民生等三项基本要求，指出发动全民抗战是抗战胜利的基础。1937年12月徐特立指出抗战只是zhèng fǔ和军队包办，是前段战争失败“最主要的原因”，故必须学习八路军“实行全民的抗战”，要改雇佣兵役制为义务兵役制，让适龄男子“自动的当兵”。为此，文化人协助省zhèng fǔ举办了全省兵役宣传周和数万人参加的兵役宣传火炬大游行，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强调扩大mín zhǔ是发动民众救国的根本条件。1938年9月至10月，谭丕模发表《动员民众的基本问题》、《对于湖南抗战统一委员会的期望》两文指出：“民众是抗战的基础”，“而组织民众团体又是动员民众唯一的捷径”；“zhèng fǔ对于民众应当采取指导的态度去扶助它”，不能“去制裁”。
3、揭露、打击汉jiān卖国贼，坚持团结抗战。徐特立早在1937年12月就指出了要jǐng惕rì本收买汉jiān卖国贼从内部破坏抗rì工作。许多报刊把揭露汉jiān作为文化抗战的重要内容。1938年3月《中苏》半月刊发刊词指出：“汉jiān”、“亲rì派”，“在中国国内以破坏民族统一战线为能事”。湖南记者严怪愚1938年底将汪jīng卫投敌叛国首次在《力报》刊出，震动全国；翦伯赞在《论反汉jiān斗争》中强调了反汉jiān斗争的长期xìng、复杂xìng和重要xìng，指出国民党zhōng yāng永远开除汪jīng卫党籍，但不能说汉jiān“完全从我们内部清洗了”。
4、宣传持久战思想，鼓舞抗战信心。1939年2月，吕振羽在《抗战的前途》一书中说，目前我们是一个弱国，但人多地广，资源丰富，只要我们团结起来，力量是无穷的；而“rì本是小国”，“资源缺乏”，“兵力不足”，“军需困难”，经不起持久战争拖累，已引发“经济困难”，“民众生活恶化”和“反战厌战情绪”；而且由于其战争的“侵略xìng”、“野蛮xìng”、“掠夺xìng”，遭到全世界反对，“国际地位”rì益堕落，而中国是正义战争，必然得到国际同情援助和国内群众支持。因此，胜利一定是我们的，但这个过程是持久的、艰苦的，只有坚持持久抗战，才能取得最后胜利。
5、为国统区抗rì文化坚持大众化、mín zhǔ化、通俗化，采用民族形式，坚持dú lì自主原则，开展“文化拓荒运动”起了先行、开拓和辐shè传播作用。率先提出了抗战文化大众化、mín zhǔ化、通俗化，坚持民族形式和“暴露文学”等主张。1937年10月湖南文抗会成立宣言就明确提出抗战文化的一个主要任务是创造“mín zhǔ的”“大众的”“通俗的”“民族的”新文化。1938年6月茅盾发表《大众化与利用旧形式》指出：文艺要发挥战斗作用就必须大众化，而要大众化就必须利用（民族的）旧形式。田汉也指出要动员民众参战就必须注意通俗化。1939年3月19rì《抗战rì报》发表社论《民族抗战与文艺工作》指出：文艺就是要肩负起坚持团结抗战，反对妥协投降；揭露rì寇暴行，争取外援，鼓励士气；要求改善mín zhǔ，动员组织民众三项任务。田汉更是疾呼文化人“到农村去，到前线去，到敌人后方去！”在文化名人大力倡导下，湖南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文化拓荒运动”：白雪剧团率先下乡，1936剧社到了前线，一致剧社到湘西作流动宣传，湘剧到湘东、湘南、湘中、湘西演出，一些画家也背起画板到乡村、上战场，动员民众投身抗rì斗争。尤其是抗敌演剧二、八队和铁血剧团等，多次赴湘北和江西前线演出，深入衡山、衡阳、南岳、湘潭等地演出《军民合作》、《三江好》、《壮丁》等剧目，这对国统区文化“下乡”、“入伍”有启发、带头和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