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安二年八月，司马颙兵出函谷，司马颖兵出朝歌，两军分别由西北东北成夹角之势攻向洛阳，惠帝司马衷亲自率兵御敌。
这自然是为司马乂所迫，司马颙司马颖势大，司马乂不得不故技重施，借助皇帝的威风压制敌人，鼓励士气。
作为一种效果工具的司马衷当然不必亲临前线，因此他出都至城外十三里桥即停了下来，由司马乂指挥皇甫商率兵万人，迎向了张方。
第一战不利，皇甫商到达宜阳，与张方交战几个回合之后，大败而回，惠帝随即一退再退，最后退到缑氏（洛阳东南约四十里处）。
这种情况首先吓死了司马衷的岳父羊玄之，他因为忧惧得了一场大病，不治而亡。
这时候司马颖大军也到了，司马颖派遣中护军石超进逼缑氏，司马乂慌忙又带着惠帝退入了洛阳城中。
这仗看起来根本没法打。
司马乂全军退避城中，陆机大军得以直逼都下，洛阳顿时风雨飘摇，危如累卵。
事情却在这时候出现了转机。
这个转机就在陆机身上，这背后的故事却是说来话长。
这个陆机就是东吴名帅陆抗的儿子，那个与弟弟陆云同时在历史上以文才著名的陆机。
名冠东吴的二陆何以会到了司马颖门下，成为他大军的主帅呢？这事得从司马炎灭吴说起，其原因，其过程，也即可以说是司马颖这次兵败的原因和过程。
这个故事很足使人伤感，因为它的结局是一个幻灭的结局，反映的是一代士人的挣扎和衰落，写满了对一个时代的控诉。
西晋灭吴之时，陆机年仅二十岁，作为江东第一望族陆家后人的陆机，在这时的命运就已经被历史决定了。
山河破碎的耻辱和痛苦，家族衰落的失落和悲哀，对于陆抗这种出身这种心灵的年轻人来说，其感受无疑是尤其剧烈的，这种感受将贯穿了他的一生。
西晋灭吴之后，陆机陆云兄弟隐居到了华亭（今上海市），他们在这里一住十年。
十年啊，人生能有多少个十年呢？而且是人生中最美丽的十年，陆抗陆云这十年里就这样埋首在诗词文章里面，躲避着这个乱世，舔舐着周身的伤口。
可是他们真的能够从此忘记家世的荣耀，从此舍弃他们那种刻进骨子里的儒家理想吗？他们的心还那么年轻，他们周身的血还那么鲜活，他们真的能够甘心就这样永远把心付与无尽的落寞，随时间让热血渐渐冷却，风干吗？
很难。
他们起先跟江东大多数文人，世家子弟一样，也时时不能忘记亡国灭亲之痛，对司马炎政权充满了难言的仇恨，但是这一切随着时间的流逝，终于渐渐淡化了，消失了。
时间是无比强大的，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敢于跟时间相抗，十年，对于历史来说很短，不值一提，但是对于一个人，对于某种情绪来说，也许足够了。
十年后的陆机兄弟又迎来了一个人生的chūn天，一切都蠢蠢yù动。
他们传承的可是最高贵的陆氏家族的热血啊，这种血是再怎么也不会甘于寂寞的，它们应该永远沸腾，永远奔流，永远。
陆机兄弟把目光投向了他们的先人，他们家族曾有的辉煌。
一门二相，五侯，十将军，祖父陆逊父亲陆抗都是东吴的柱石之臣，他们都成就过不朽的功业，整个东吴看向陆氏家族的眼光都无不充满了景仰，这一切难道就要终结在他们手中了吗？
陆氏家族的人都是积极入世的，他们都有齐国平天下的大志，渴望建立丰功伟业，光宗耀祖，身上流淌着他们的血的陆机兄弟在此时更负有振兴家族的神圣使命感，他们是再也不能淡于功名，做一介隐士了。
这时候司马炎正好向江东士人绽开了笑脸，张开了温暖的怀抱。
东吴被灭之初，江东士人无不对西晋持有顽强的对立情绪，司马炎也对他们抱有戒心，敬而远之，以致使这种对立一直得不到缓解，矛盾时时激化，反抗时时发生，时间一长，司马炎渐渐感到忧惧，于是他采纳了大臣刘颂华谭的建议，改变策略，开始主动向南人示好，着意招揽。
太康九年（公元289年），司马炎向天下发出了“内外群官举清能，拔寒素”的诏令，第二年，陆机陆云兄弟即随同大批江东才俊应诏来到了洛阳。
很显然，这个时间已到了江东士人全体立正向后转的时间，这是他们思想感情的一个集体转折点。
对立情绪消解了，出世的思想也随即露出了头，可是等待他们的是什么呢？
毫无疑问，江东士人对于这次重出江湖的结果是抱有极大的热情的，渴望一展抱负，建立功业也好，热衷功名利禄，追逐荣华富贵也好，他们都把这里当作了新的起点，一个多姿多彩的大舞台。
但是他们想错了。
魏晋时代是一个最注重门阀的时代，他们在东吴曾经因为他们的出身获得了无限的风光，但是在这里，他们失去了这一切。
在西晋人眼里，作为“亡国之余”，他们身上的那层光环已经消失了，西晋人不肯承认他们的身份，无法跟他们平起平坐。除了几个稍有政治头脑见识不凡的人外，西晋人几乎毫无例外地向这批“亡国之余”投去了蔑视的目光。
西晋人的蔑视不只因为他们是“亡国之余”，还因为他们是化外之人。
中原在历史上一直是作为经济文化的中心存在的，代表了华夏文明，洛阳的那些显贵由此自居为华夏的代表，心理无比优越，这种荒唐的优越感，加上胜利者的骄傲，使他们眼中的江东人尤其显得稀奇怪诞，鄙陋可笑。
这包括江东人的习俗，风物，衣着，和他们的语言。
中国地域辽阔，古代人交通闭塞，交流不畅，方言情况尤其显著，这些说着鸟语的江东人也因此遭到了嘲笑。
西晋人认为他们是该说普通话的，他们把这称为“雅言”，或者“正音”，不能说普通话，说“雅言”，说“正音”，那自然也说明了他们就是那种来自不开化之地的“远人”。
在那时普通话就是洛阳语。
这原因有二，一，这决定于中原优势的地理地位，中原文化由这里传播向四方，这种语言作为载体就自然成了所谓的“雅言”，士人学习文化交流思想就必须要用到这种语言；二，这也与首都的位置有关。这种所谓的“雅言”“正音”往往会以一个朝代京城地区的贵族语音为基准，汉魏晋三代都定都洛阳，这里的风俗语言也就必然主导了天下。
河南人应该骄傲啊，你们的语言曾经也作为普通话统治过天下悠悠众口的，那个时代西晋人就因为这个朝东吴人直翻白眼，直吐唾沫。
这一切都在东吴人的心中蒙上了巨大的yīn影，使他们的求仕之路布满了荆棘。
耻辱和痛苦又一次压向了他们，原来这些东西并不是那么容易消除的。
这自然是为司马乂所迫，司马颙司马颖势大，司马乂不得不故技重施，借助皇帝的威风压制敌人，鼓励士气。
作为一种效果工具的司马衷当然不必亲临前线，因此他出都至城外十三里桥即停了下来，由司马乂指挥皇甫商率兵万人，迎向了张方。
第一战不利，皇甫商到达宜阳，与张方交战几个回合之后，大败而回，惠帝随即一退再退，最后退到缑氏（洛阳东南约四十里处）。
这种情况首先吓死了司马衷的岳父羊玄之，他因为忧惧得了一场大病，不治而亡。
这时候司马颖大军也到了，司马颖派遣中护军石超进逼缑氏，司马乂慌忙又带着惠帝退入了洛阳城中。
这仗看起来根本没法打。
司马乂全军退避城中，陆机大军得以直逼都下，洛阳顿时风雨飘摇，危如累卵。
事情却在这时候出现了转机。
这个转机就在陆机身上，这背后的故事却是说来话长。
这个陆机就是东吴名帅陆抗的儿子，那个与弟弟陆云同时在历史上以文才著名的陆机。
名冠东吴的二陆何以会到了司马颖门下，成为他大军的主帅呢？这事得从司马炎灭吴说起，其原因，其过程，也即可以说是司马颖这次兵败的原因和过程。
这个故事很足使人伤感，因为它的结局是一个幻灭的结局，反映的是一代士人的挣扎和衰落，写满了对一个时代的控诉。
西晋灭吴之时，陆机年仅二十岁，作为江东第一望族陆家后人的陆机，在这时的命运就已经被历史决定了。
山河破碎的耻辱和痛苦，家族衰落的失落和悲哀，对于陆抗这种出身这种心灵的年轻人来说，其感受无疑是尤其剧烈的，这种感受将贯穿了他的一生。
西晋灭吴之后，陆机陆云兄弟隐居到了华亭（今上海市），他们在这里一住十年。
十年啊，人生能有多少个十年呢？而且是人生中最美丽的十年，陆抗陆云这十年里就这样埋首在诗词文章里面，躲避着这个乱世，舔舐着周身的伤口。
可是他们真的能够从此忘记家世的荣耀，从此舍弃他们那种刻进骨子里的儒家理想吗？他们的心还那么年轻，他们周身的血还那么鲜活，他们真的能够甘心就这样永远把心付与无尽的落寞，随时间让热血渐渐冷却，风干吗？
很难。
他们起先跟江东大多数文人，世家子弟一样，也时时不能忘记亡国灭亲之痛，对司马炎政权充满了难言的仇恨，但是这一切随着时间的流逝，终于渐渐淡化了，消失了。
时间是无比强大的，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敢于跟时间相抗，十年，对于历史来说很短，不值一提，但是对于一个人，对于某种情绪来说，也许足够了。
十年后的陆机兄弟又迎来了一个人生的chūn天，一切都蠢蠢yù动。
他们传承的可是最高贵的陆氏家族的热血啊，这种血是再怎么也不会甘于寂寞的，它们应该永远沸腾，永远奔流，永远。
陆机兄弟把目光投向了他们的先人，他们家族曾有的辉煌。
一门二相，五侯，十将军，祖父陆逊父亲陆抗都是东吴的柱石之臣，他们都成就过不朽的功业，整个东吴看向陆氏家族的眼光都无不充满了景仰，这一切难道就要终结在他们手中了吗？
陆氏家族的人都是积极入世的，他们都有齐国平天下的大志，渴望建立丰功伟业，光宗耀祖，身上流淌着他们的血的陆机兄弟在此时更负有振兴家族的神圣使命感，他们是再也不能淡于功名，做一介隐士了。
这时候司马炎正好向江东士人绽开了笑脸，张开了温暖的怀抱。
东吴被灭之初，江东士人无不对西晋持有顽强的对立情绪，司马炎也对他们抱有戒心，敬而远之，以致使这种对立一直得不到缓解，矛盾时时激化，反抗时时发生，时间一长，司马炎渐渐感到忧惧，于是他采纳了大臣刘颂华谭的建议，改变策略，开始主动向南人示好，着意招揽。
太康九年（公元289年），司马炎向天下发出了“内外群官举清能，拔寒素”的诏令，第二年，陆机陆云兄弟即随同大批江东才俊应诏来到了洛阳。
很显然，这个时间已到了江东士人全体立正向后转的时间，这是他们思想感情的一个集体转折点。
对立情绪消解了，出世的思想也随即露出了头，可是等待他们的是什么呢？
毫无疑问，江东士人对于这次重出江湖的结果是抱有极大的热情的，渴望一展抱负，建立功业也好，热衷功名利禄，追逐荣华富贵也好，他们都把这里当作了新的起点，一个多姿多彩的大舞台。
但是他们想错了。
魏晋时代是一个最注重门阀的时代，他们在东吴曾经因为他们的出身获得了无限的风光，但是在这里，他们失去了这一切。
在西晋人眼里，作为“亡国之余”，他们身上的那层光环已经消失了，西晋人不肯承认他们的身份，无法跟他们平起平坐。除了几个稍有政治头脑见识不凡的人外，西晋人几乎毫无例外地向这批“亡国之余”投去了蔑视的目光。
西晋人的蔑视不只因为他们是“亡国之余”，还因为他们是化外之人。
中原在历史上一直是作为经济文化的中心存在的，代表了华夏文明，洛阳的那些显贵由此自居为华夏的代表，心理无比优越，这种荒唐的优越感，加上胜利者的骄傲，使他们眼中的江东人尤其显得稀奇怪诞，鄙陋可笑。
这包括江东人的习俗，风物，衣着，和他们的语言。
中国地域辽阔，古代人交通闭塞，交流不畅，方言情况尤其显著，这些说着鸟语的江东人也因此遭到了嘲笑。
西晋人认为他们是该说普通话的，他们把这称为“雅言”，或者“正音”，不能说普通话，说“雅言”，说“正音”，那自然也说明了他们就是那种来自不开化之地的“远人”。
在那时普通话就是洛阳语。
这原因有二，一，这决定于中原优势的地理地位，中原文化由这里传播向四方，这种语言作为载体就自然成了所谓的“雅言”，士人学习文化交流思想就必须要用到这种语言；二，这也与首都的位置有关。这种所谓的“雅言”“正音”往往会以一个朝代京城地区的贵族语音为基准，汉魏晋三代都定都洛阳，这里的风俗语言也就必然主导了天下。
河南人应该骄傲啊，你们的语言曾经也作为普通话统治过天下悠悠众口的，那个时代西晋人就因为这个朝东吴人直翻白眼，直吐唾沫。
这一切都在东吴人的心中蒙上了巨大的yīn影，使他们的求仕之路布满了荆棘。
耻辱和痛苦又一次压向了他们，原来这些东西并不是那么容易消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