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第二次“跌倒”：结束宦官专权后的袁家
虽然打倒了梁冀，汉桓帝却无法规避梁冀留下的麻烦。太学的扩招，制造出许多清高的文化名人。皇帝没法给他们设计那么多官位，掌握了话语权的文人们只好靠批评政府和相互吹捧来发泄不满。于是，东汉中后期没有再诞生过一位“好皇帝”。
为了咸鱼翻身，袁家借住文人们的“无私”帮助，打倒了把持朝政的宦官们，并给成年的袁绍冠上了“字”——本初。“本初”象征着命运，象征着权欲，也象征着仇恨。可现实又一次跟他们开了个大玩笑，昔日的仇敌——窦家，居然再次当上了外戚！
梁冀垮台、五宦官受封万户侯，象征着一个旧时代的结束，以及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从公元159年开始，宦官将会连续把持东汉帝国的朝政30年。汉桓帝的性格和政策可以决定东汉帝国的前途，但决定不了袁氏家族的命运。无论当权者是外戚、宦官，还是党人，东汉帝国政府都迟早离不了袁家的辅佐。
当袁家成员暂时处于在野的轻闲状态时，刚刚当权的大宦官、车骑将军单超却遇到了烦心事。当了万户侯之后，单超给侄子单匡弄到了济阴太守的肥缺。济阴郡属兖州管辖，而兖州刺史第五种是东汉初年名臣第五伦的曾孙。说来这位第五伦和袁家还很有渊源，他当年因为在北匈奴政策上与汉章帝和太仆袁安唱反调，结果丢掉了司空的职务，由袁安取而代之。就这样，袁安踩着第五伦的肩膀，跻身于三公行列。
身为典型的公族成员，第五种非常看不起阉党。他见单匡到任后骄横不法，便派一名叫卫羽的官吏暗中调查，发现单匡在半年任期内贪污了6千万钱，于是上奏朝廷，要求罢免单匡，并谴责单超。单匡派刺客任方去刺杀卫羽，没想到卫羽武功高强，反而把任方抓住，解送洛阳。这样一来，单匡罪上加罪，单超极为被动，只好设法帮任方从狱中逃走，又编造罪名逮捕第五种，发配到朔方充军。时任朔方太守的是单超的外孙董援，他受单超旨意，只等第五种一到，就准备乱棍击毙。不料第五种刚到太原，就有大侠拦路杀死解押衙役，将第五种救到安全的地方隐居起来。单超听说之后，又气又急，加上单匡被捕入狱，他遭受牵连处分，竟然暴病而死。此事在民间影响很大，后来成为《水浒传》等许多武侠演义小说的蓝本。
单超之死并不能令其他半阉人收敛。左悺、具瑗、徐璜、唐衡等四侯都竞相建造豪宅，娶美女作妻妾，生活铺张奢靡，如同皇亲国戚。有民谣评论他们说：“左回天，具独坐，徐卧虎，唐两墯。”这是说：左悺可以令皇帝改变心意，具瑗无需依附任何政治派别，徐璜容易发脾气，唐衡则左右逢源。四侯的兄弟亲戚或任刺史，或为太守，也都热衷于盘剥百姓。
虽有宦官的横行霸道，后梁冀时代的东汉政局却还是出现了一些新气象。河南尹李膺上任之后，声誉日高一日，每日宾客盈门，却很少能得到他的接见。能够进李膺家大门的，号称“登龙门”。太学生尤其追捧李膺，陈留人符融拜李膺为师，李膺每次见符融，都与他独处一单间，令其他太学生羡慕不已。不久后，符融又向李膺推荐自己的同学——太原人郭泰(字林宗)。(《后汉书》作者范晔的父亲叫范泰，需要避“泰”字的讳，所以在《后汉书》中将所有叫“泰”的人都改名为“太”，如郭太、郑太等等。)
因为和李膺一见如故，郭泰很快名扬京师。有一次郭泰回太原老家，李膺专程去送他过黄河，二人同舟共济，河岸上观者如云，都称李、郭二人有如神仙下凡。郭泰喜欢评论人物，后来他的点评常能决定一个人在官场的前途。郭泰为人稳重，不愿入官场惹是生非，社会上评论说：“郭林宗自己虽然不是三公，但他的一句话就能让别人成为三公。”
另一个为李膺看重的太学生是荀爽。荀爽之父荀淑是李固、李膺等人的老师，有子八人，号称“荀氏八龙”，其中荀爽的名气最大，和李膺的关系也最好。荀家成员都擅长谋略，后逢汉末乱世，他们为袁绍、曹操等军阀献计献策，风光无限，这些是后话不提。
李膺的名气既大，其好友陈蕃、杜密、王暢等人也备受知识分子崇拜。太学生视他们为正义和知识的化身，为其编了顺口溜：“天下模楷李元礼(李膺)，不畏强御陈仲举(陈蕃)，天下俊秀王叔茂(王暢)。”又称李膺、杜密为“李、杜”。“李”、“杜”两姓似乎特别有缘，中国历史上有好几对著名的“李、杜”，为首的就是死于梁冀、马融、袁汤等人手中的李固、杜乔，其次便是李膺、杜密，他们虽然没有唐朝的李白、杜甫那样有名，但也堪称流芳千古了。李、郭两姓同样有缘，东汉时就有李膺、郭泰和李傕、郭汜这两对，唐朝时就更多了。但是，刘、李两家却不大合得来，汉朝时李姓往往不得志，唐朝时刘姓往往不得志，这无疑和五德终始理论有密切的关系，当然也有现实政治的考虑。
几年之内，大批政治、文化名人经常在一起聚会，纵情谈论家事、国事、天下事，而又以批评政府和相互吹捧为主。崇拜他们的太学生们仿效古籍中的“八元”、“八恺”，给这些自己崇拜的偶像们编了名单，分为五类，号称“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虽然具体人名众说纷纭，但总不外乎李膺、陈蕃、杜密、王暢、郭泰等人。如此一来，倒是很方便东汉政府日后将这些以清高自许的所谓“党人”一网打尽。
对于党人或清流的历史地位，历来有不少争议。一方面，许多人认为他们道德高尚，才能卓越，被当朝的黑暗势力所不容；另一方面，也有人认为他们眼高手低，不切实际，清谈误国。平心而论，在野人士因为不掌握实权，具有与生俱来的道德优势或道德高尚感，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这是人性使然，也无可厚非。执政者因为掌握实权，具备谋私利的客观条件，加上独裁帝国的监察制度不可能完备，所以必然会有值得批判的缺点。以西汉的两大贤臣为例，萧何有经济问题，卫青有人事问题，可谓人无完人。可是，如果赋予貌似品德完美的在野人士以同样的权力，他们确实也未必就能做得更好。
帝国的政治制度如果不能从根本上得到改变，就只有两种选择：一是禁止自由言论，特别是私撰历史；二是把尽可能多的知识分子纳入政府，让他们成为既得利益集团的成员。秦朝走的主要是前一条路线，汉朝走的主要是后一条路线。前一条路线简便有效，却不能长期维持；后一条路线成本巨大，却可以维持较长时间。从商周到东汉，中国经历了一个从贵族治国，再到武夫治国，最后到文士治国的历史沿革。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东汉帝国却面临着空前的尴尬局面。汉桓帝承梁冀乱政和汉羌百年战争的余弊，为了加强自身权力和重新发动边疆战争，不肯扩大外朝，将更多知识分子纳入政府，又不肯禁止自由言论，于是陷入自我矛盾的泥潭。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汉桓帝时代与以往的时代有所不同呢？主要是教育。东汉是中国前所未有的教育普及时代，因为东汉的开国皇帝刘秀本人就曾是太学生。通过历代东汉执政者对教育的大力支持，儒家思想前所未有地深入民心，也就是正统儒家学者司马光曾经高度赞扬的“自三代既亡，风化之美，未有若东汉之盛者也。”但是，对于帝国制度来说，太多的知识分子其实是灾难，明清时期90％多的文盲率才是完美的，因为文盲更容易被统治。梁家兄妹在本初元年颁布的《学而优则仕诏》，为汉桓帝制造了一个巨大的历史包袱——他得给3万多名受过正统儒家思想教育的太学生找工作，而儒家教育是教人做官的，不是教人务农、经商的。这些太学生不屑于从事农、牧、工、商、医、兵等当时被视为下贱的行业，一心要做官，而帝国政府内压根就没有这么多职务，过高的官民比例也会令国库入不敷出，并且会造成官僚主义恶性发展。
知识分子没有官做，必然会批评政府，特别是批评掌握最高权力的皇帝。于是，我们看到了这样的现象：东汉中后期，居然连一位“好皇帝”都没有。谁要是以为这就是历史的真相，他就忘记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所有的史书都是由知识分子撰写，也是为知识分子辩护的。当史书作者看到与自己的地位和经历相似的人受到打击或排挤时，便不免会兔死狐悲，不由自主地要为之辩护了。
如果汉桓帝顺从知识分子的意见，抑制中朝，重用李膺、陈蕃、杜密等“正直的党人”，历史将会向什么方向发展呢？只有一种：改朝换代。王莽的鬼魂在东汉时期始终挥之不去，历代东汉君主很清楚，知识分子、特别是中原的知识分子，在骨子里是“保中国不保大汉”的。假若顺其自由发展，下一个皇帝恐怕就不再姓刘，也许姓李，也许姓陈，也许姓杜，也许姓袁——对了，这些姓氏不都是属土德，崇尚黄色吗？知识分子们也一直在说：汉朝都满365年了，黄龙不断出现，灾异齐备……这里的潜台词是：姓刘的，你们的时候早到了，赶紧自觉地下台吧。正如范晔在《后汉书-孝献帝赞》里说的那样：“天厌汉德久矣！”但是，“天何言哉？”“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而已！
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为了尽量加强自身权力，并延长东汉皇朝的寿命，汉桓帝不得不频繁地更换政府成员，这样才能让更多的人有官作，也不至于提高官民比例。每隔几年，他就会打击一次当朝势力，有时是外朝的党人，有时是中朝的宦官。但这对于帝国机器的高效运转来说，实在是非常有害的。秦、汉、魏、晋一脉相承的“中华第一帝国”之衰落，祸根其实在东汉初期，甚至西汉后期便已经埋下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的普及，唤醒了民众参政议政的公民意识，削弱了他们的奴性，对倡导独裁专政的帝国制度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青年袁绍也参予到了时髦的“党人崇拜”活动中去了吗？史无明文，但是可能性很大。按照孔子“吾十有五而志于学”的教导，年满15虚岁的青年男子，特别是出身达官贵族家庭的名门子弟都可入东汉太学。公元160年，袁绍已经年满15虚岁，有了进太学的资格，这时也正处于“党人崇拜”运动开始步入**的时间段，他不可能不受影响。后来与袁绍关系密切的党人有：陈蕃、李膺、荀爽、王允、韩融、伍琼、陈纪、张邈、刘表、胡母班等人及其家族成员，数量可谓相当大。若非经常出入于太学，袁绍很难结识这么多党人。
上太学期间，袁绍还有一件大事要办，就是结婚。与袁绍联姻的家族当然不会是无名之辈，但所有史籍都没有记载他的首任妻子姓名，所以我们不妨暂且放到后文中分析。
结婚几年以后，袁绍终于到了要毕业的时候。按规矩，成绩好的太学毕业生可以担任“郎”的官职。在太学里，袁绍肯定选修了他的家学《孟氏易》，所以成绩也不会差。《汉末英雄记》说袁绍“幼使为郎”，也就是不足20虚岁，尚未举行成年冠礼的时候便从太学毕业，担任“郎”。“郎”分好几种，有负责向朝廷提意见的“议郎”，有负责礼仪事务的“治礼郎”，也有负责在宫殿内外站岗值勤的“郎中”、“中郎”、“侍郎”，等等。“郎”官的俸禄相差很多，可达两倍以上。大体说来，议郎的工作最轻松，不用值班，没有重体力工作。但实际上，议郎也最危险，因为他必须经常发表对时政的看法，容易招来杀身之祸。
当了几年“郎”以后，袁绍终于迎来了自己的20虚岁生日，也举行了自己的成年冠礼。那应该是在公元165年。
和安静简朴的婚礼相比，汉代中国人的冠礼过程要热闹许多，也复杂许多。
在等级森严的古代中国，行将举行冠礼的青年人可以分为三类，即嫡子、孤子和庶子。正妻生的儿子叫嫡子，妾和婢生的儿子叫庶子，父亲已经去世的嫡子叫孤子。袁绍本来是庶子，但因为过继给伯父袁成，所以一跃而为嫡子；因为袁成早已去世，所以他又变成了孤子，得按照孤子的规矩举办冠礼。
冠礼开始前，还得先占卜，看哪个日子举办冠礼比较吉利。随后，袁绍就应委托自己的一位叔父(很可能是他的亲生父亲袁逢)邀请袁氏家族的亲朋好友、同事故吏们来参加自己的冠礼，人数越多越好。在来宾之中，又要通过占卜，挑选出一位主宾，他将是冠礼上最忙碌的人。
此外，袁家还必须准备好三套衣冠：爵弁、皮弁、进贤冠。这三种冠都是先秦古冠，汉朝时已经发展出了好几十种新式冠，但在冠礼上还是以这三种古冠为主。在20虚岁之前，未成年男子没有资格穿戴这三种社交场上的正式衣冠。
爵弁又称冕，是在普通的冠上装一块长木板，但是与帝王和高官贵族戴的冕旒不同，没有用玉珠串做成的旒，地位比其它种类的冠尊贵；皮弁即诸葛亮在图画、戏剧和影视作品中常戴的冠，用鹿皮做成，地位较爵弁低一等；进贤冠即先秦的缁布冠，用缁布做成，前高后矮，形制最为简单，地位也最低。这三种衣冠又各有各的用处：爵弁最华丽，用于宗教祭祀活动；皮弁最结实，用于军事狩猎活动；进贤冠最简便，用于日常工作和生活。古代中国人认为，“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宗教高于军事，军事又高于政治、法律、经济等日常工作。同时代的印度人、埃及人和巴比伦人等许多民族也都有这种思想。
古代中国人讲究“衣冠一体”，每一种冠都要配相应的服饰：爵弁配爵弁服，皮弁配缁麻衣，进贤冠配玄端服，不能混用，否则就是“非礼”。现代阿拉伯男子在戴包头时必穿长袍，穿西装时则不能戴包头，也是基于同样的道理。
在冠礼那天，孤子袁绍按照主人的规矩在门口迎接来宾，并陪同他们进屋。袁家全体男性成员也都要在场，大家一律穿着黑色的玄端服，头戴进贤冠。只有袁绍还不能戴冠，作为未成年人，他头上只是简单地束着左右两根辫子，叫做“两髦”，也称“总角”。
冠礼在袁绍家中父庙里举行，庙内的正堂就是袁绍的T形台。经过一系列程序，主宾解开袁绍头上的两髦，扎成一个发髻，随后依次把进贤冠、皮弁、爵弁戴在袁绍的头上。每次戴冠的时候，主宾都要对袁绍说些祝福的套话。每换一种冠，袁绍就要进侧房去换上相应的服饰，再出来向宾朋们展示自己的新形象。最后，袁绍戴上最尊贵的爵弁，与宾朋们饮酒并祭祀。冠礼至此只完成了一半，他还得带着祭祀用的干肉去见自己的母亲，然后回到主宾面前接受更加重要的“字”。
“字”是由主宾在大庭广众中向袁绍宣布的。他应该这么说：“现在，三次加冠的仪式都已经完成，又正逢良月吉日，我现在要清楚地宣布你的‘字’。这个字非常美好，正与你这样的帅哥般配。字取得适宜就是福分，你要接受并永远保有它。你的字就叫‘本初’。”
冠礼至此结束，宾朋们现在可以尽情地大吃大喝，并在饭桌上讨论袁绍的未来了。与婚礼晚宴上新婚夫妇吃的大鱼大肉相比，这顿饭荤素搭配，营养更加丰富，就餐者还能够品尝到像蜗牛这样很受欢迎的风味小吃。
但是我们仍然不知道，是谁给袁绍起了“本初”这么一个字。从先秦古籍看来，“字”虽然由主宾宣布，却和“名”一样，由父亲选定，并在事先通知他的儿子。主宾只是个传声筒，他不会更改早已确定的“字”。袁成死后，袁家的嫡子变成了袁绍的亲生父亲袁逢，“本初”这个字或许就是由他选定的。当然还有另一种可能性：袁绍的祖父袁汤此时如果依然健在的话，肯定也会干涉此事。
既然如此，那么袁汤或袁逢给袁绍起“本初”这样一个字，用意究竟何在？本初元年既是袁绍的生年，又是袁成的亡年，还是袁汤当上“三公”的年份。对于袁绍来说，这个“字”象征着命运，象征着权欲，也象征着仇恨。只要袁绍不忘记自己的字，他就不可能忘记血腥的宫廷政治，忘记不了对禁卫军的控制，忘记不了对皇帝的废立，忘记不了袁家是怎样获得三公与侯爵头衔的，更忘不了追求中华帝国的最高权力。此外，本初元年又是东汉帝国政府颁布《学而优则仕诏》的年份，是太学剧烈扩招的年份，也是“党人”开始形成的年份。袁绍既然决定以“本初”为字，就不可能再与太学和党人脱离关系。
在冠礼上，刚刚成年的袁绍很可能通过与贵宾高朋们的交流，确定了自己下一步的发展方向。当时，官场上的升迁总是需要显贵大员们的介绍信，而这恰好是袁绍冠礼上最好的贺礼，聪明人绝不会放过这个巴结袁家的天赐良机。不久以后，年方“弱冠”的袁绍就辞去了那个打杂的“郎”官，到濮阳当县令去了。
当代的濮阳只是省级贫困县，但在东汉时期，濮阳县令可不是七品芝麻官。东汉帝国分为13郡，即司隶校尉部、豫州、冀州、兖州、徐州、青州、荆州、扬州、益州、凉州、并州、幽州、交州。兖州分为6郡2国，其中总人口排在第4位的是东郡，而濮阳就是东郡的首府。它雄踞黄河南岸，位于黄河中游和下游的结合部，交通便利，商业繁华，土地肥沃，战略位置极为重要。秦汉制度，人口超过1万的大县，其行政机关首脑叫“县令”；人口不足1万的小县，其行政机关首脑叫“县长”。东汉濮阳县的城乡居民总数接近10万人，相当于一个小郡，濮阳县令的政治地位至少相当于现代的开封市委书记兼市长。在出任这一要职时，袁绍不过20岁出头，又从未立过什么功劳，袁家在官场上的崇高地位和深厚关系由此可见。沮授后来说袁绍“弱冠登朝，播名海内”，可谓少年得志，意气风发。
从洛阳前往濮阳上任的路上，袁绍不可避免地得经过偃师、成皋、荥阳、阳武、白马等5县。在阳武县西郊渡过著名的运河“鸿沟”时，他很可能要使用一个当时名气还不大的渡口——官渡。但在30多年之后，这个小渡口将因为袁绍的失败而名垂千古。
在濮阳为官期间，袁绍给自己积攒下了不错的社会口碑。《三国志》说他“有清名”，也就是两袖清风，不曾贪赃枉法。是啊，一个20岁的亿万富翁还需要贪污吗？
从出生到就任濮阳县令期间，袁绍的表现近乎无可挑剔。还在襁褓时，他便为继父袁成之死痛哭流涕，正所谓“仁孝之心，发于天性”。完成太学的学业，步入官场之后，他在就职期间廉洁奉公。把这两件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联系到一起，便很容易得出结论：袁绍是“孝廉”的典范。东汉人非常重视道德操守，最重要的一项选拔官吏制度就是“举孝廉”。之所以要同时考虑“孝”与“廉”，是因为这两种道德之间经常会发生冲突，只有既“孝”又“廉”的人才最适合当官。举例来说，一个人很孝顺，在当官之后，把公家的财物拿去孝敬父母，此人显然孝而不廉，不适合当官。而一个廉而不孝的人容易犯上作乱，对朝廷的忠诚值得怀疑。汉武帝在公元前134年诏命天下郡县“举孝廉”，正可见他的雄才大略。袁绍未必被官府举为孝廉，但他通过自己有意识的行动，成功地得到了官民的一致拥戴，由此“播名海内”。
在道德标兵袁绍举办冠礼，并且出任濮阳县令的公元165年，中国还发生了许多大事。
随着时间的推移，汉桓帝渐渐发现自己新提拔的这些官员根本不够用，于是从消灭梁冀集团的兴奋中平静下来，开始重新起用梁冀的“故吏”们。胡广、韩縯、周景等人因为在倒梁运动中态度模糊被革职，但没过一年就都被召回了朝廷：胡广任太中大夫，韩縯任司隶校尉，周景任尚书令。
这位韩縯的祖父韩棱曾任司空，所以韩家也是个典型的公族。韩棱是袁安的好友，当年都以反窦宪闻名；后来与袁绍关系极深的“袁氏故吏”韩馥与韩縯同乡(豫州颍川郡)，又同姓韩，恐怕也是他的亲戚。
周景也是个有趣的人物。他是袁安“故吏”周荣之孙，又是周瑜的从祖父。梁冀当政初期，他忠实地追随梁、袁两家，曾任豫州刺史，发现并起用了陈蕃、李膺、杜密等著名党人。所以，袁、韩、周三家与党人的关系早就非比寻常。《后汉书》把他们三家列入同一篇传记中，大有深意。
梁氏“故吏”们的复兴，再加上士人的联合抵~制，宦官们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朝廷每年都会收到大批检举他们横行不法的奏折。虽然如此，只要汉桓帝不肯答应，宦官们就还无须为自己的命运担心。但在公元165年，随着汉桓帝的私生活发生变化，政治形势突然有了180度的大转折。
和自己的列祖列宗一样，汉桓帝为人好色，宫女据说多达6千人，而且喜新厌旧。梁冀倒台后，他对皇后梁猛的宠爱依旧，只是让她改姓为“薄”，不久后又恢复邓姓。邓猛在当了6年皇后之后，年长色衰，渐渐失宠，而桓帝则与郭贵人和采女田圣陷入热恋。这样一来，邓皇后、郭贵人和田采女之间便不可避免地经常发生纠纷。
公元165年二月己酉日，洛阳皇宫内的千秋万岁殿发生火灾，而南宫内又发现了黄龙。按照五行学说，这两件事都预示着东汉的火行已经走到了尽头，将要被崇尚黄色的新皇朝取而代之。汉桓帝对这两件事感到非常烦躁，于是决心办一些大事，首先就是要废掉邓皇后。但是邓家是老牌贵族，在宫里宫外都关系深厚，很多宦官为邓皇后说情。汉桓帝觉得这些奴才太不象话，该好好教训一下。正赶上太尉杨秉、司空周景、司隶校尉韩縯等人又联名上奏，报告说中常侍左悺、侯览的亲戚贪赃枉法，汉桓帝于是破天荒地下令严查到底。袁绍的生父袁逢时任京兆尹，参予调查侯览的哥哥侯参一案。结果，侯参、左悺及左悺的哥哥左称相继自杀，徐璜、侯览和具瑗的哥哥具恭都被革职逮捕。因在倒梁运动中立功而受封万户的“五侯”及其继承人也全部降为乡侯，剥夺大部分封地，这批宦官的6年统治就此戛然而止。
打倒了宦官集团之后，桓帝就迫不及待地废掉了邓皇后，将她软禁起来。没过几天，邓皇后暴死，她的两个哥哥也都被处决。东汉的首席开国元勋邓禹一家在三起三落之后，至此终于彻底倒台，再也不能复兴。
如今，汉桓帝总算可以策立他的新欢田圣作皇后了。但是反对的声音依然不少，特别是与旧贵族集团关系密切的党人。太尉陈蕃坚持认为田氏卑微，不可立为皇后，而推荐扶风平陵人窦武之女窦妙。桓帝勉强让步，召窦妙入宫，拜为贵人，又封窦武为郎。经过三个月试婚，公元165年十月，桓帝终于立窦贵人为皇后，并拜窦武为越骑校尉，封槐里侯，后来又改封为城门校尉。
“窦”这个姓看上去好生面善。不错，窦武正是窦宪的堂侄。在窦宪倒台73年之后，窦家居然咸鱼翻身，再次当上了外戚。窦武与窦宪之间的亲戚关系如下：
扶风平陵窦氏家族简化谱系
窦融
↓
窦穆
↙↘
窦勋窦嘉
↙↘↓
窦宪汉章帝皇后窦奉
↓
窦武
↙↓↓↘
窦绍窦机窦恪窦妙(汉桓帝皇后)
备受汉桓帝宠爱的田圣之所以无法当皇后，其实并不是因为田氏家族的社会地位低微，而又是因为“五德终始”理论。和袁氏一样，田氏也是陈氏的分支。按照传统说法，他们都出自虞舜，属土德，崇尚黄色，具备取代东汉的前提条件。按照王莽亲自撰写的《自本》，他的“王”姓也出自田氏。所以，终东汉一朝，虞、陈、田、袁、王、李、项、许等被认为出自虞舜、属土德、崇尚黄色的姓氏都不得出皇后，当然也就没法成为外戚了。这也就是袁家后来虽然权倾天下，却不曾与东汉皇室联姻的原因——他们必须避王莽之嫌。
其实，袁家成员拥有非常优秀的基因。所有史籍都一致记载，袁家男子个个身材高大，相貌堂堂，而且相当长寿。袁汤病逝时已经86虚岁，袁隗被董卓处死时也不下70虚岁。长寿是东汉人能够出任三公的必要条件之一，50虚岁以下的人几乎没有出任三公的。袁家女子的各方面条件应当也相当优秀，是社会名流竞相追求的对象。《后汉纪》和《后汉书》都记载，名士黄允年已40多岁，听说袁隗对别人讲：“找女婿，像黄允这样的就足够了”，便立即和妻子离婚，等着当袁隗的女婿。结果，黄允被前妻夏侯氏在大庭广众之下痛骂，而袁隗也没有如愿把女儿或侄女嫁给他，赔了夫人又丢脸，竹篮打水一场空。若非有五行理论在其中阻碍，袁家可能早就成了外戚。如果是那样，袁氏成员的职位肯定也就不仅限于三公，而是将会升至东汉帝国的实际执政者——大将军。但是这样一来，他们迟早也会像窦宪、梁冀那样倒台，不可能连续五代居官显赫了。
第四节党锢风云:袁绍的早期仕途
“黄河清，天下平”，公元166年的老百姓满怀希望地等啊等，结果既没等来“天下平”，也没等来“圣人出”。他们等来的是一种全新的政治运动——党锢。
汉桓帝是个成功的帝王，领土不断扩大，人口平稳增长，遥远的罗马也来进贡，俨然有中兴之相。可这些却堵不住知识分子的嘴。于是，在军队的坚决支持下，桓帝终于发怒了。
袁绍母亲的“及时”去世，让他躲过了一场浩劫，可这个家伙居然一连服了六年的丧。他真的那么孝顺吗?
公元166年初，全中国人都在谈论一件怪事：一年以来，黄河水竟然变得清澈见底了。自古以来，因为流经黄土高原的原因，河套以下的黄河河水都夹带大量泥沙，浑浊不堪。可是在公元165年四月到166年四月之间，不光是黄河上游，从中游直到入海口，整条黄河居然都变清了。那么多泥沙到那里去了呢？人们百思不得其解。
这时候，最受东汉知识分子崇拜的圣书《易经》就必须出来救急了。按照从袁氏家学《孟氏易》发展而来的《京氏易》(又称《京房易传》)的解释，“河水清，天下平。”这正是民间谚语“黄河清，圣人出”的典故来源。后来，“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在其代表作《登楼赋》里说：“惟日月之逾迈兮，俟河清其未极。冀王道之一平兮，假高衢而骋力。”表达的也是这种思想。
看着空前清澈的黄河水，汉桓帝不知会作何感想。或许他挺高兴：天下将要太平了，自己也成了圣人。但他同样可能很忧虑：“圣人出”的意思或许是说，在今年，会有一个神圣的婴儿降生，他将取代东汉，建立新的皇朝，那个朝代属土德，崇尚黄色……抱有这种想法的一些帝王将会毫不犹豫地下令，处死当年出生的所有婴儿，例如《圣经》里的犹太王希律。所幸，汉桓帝还不像希律王那么残忍。
老天爷实在是太幽默了。东汉的老百姓在看到黄河水变清之后，就满怀希望地等啊等，等了一年多，结果却既没等来“天下平”，也没等来“圣人出”。最终，他们等来的是一种全新的政治运动：党锢。
在黄河水开始变清之前不过几十天，也就是公元165年三月，汉桓帝曾经宣布大赦天下。没想到，就是这次大赦引发了党锢大狱。当时，河内郡有个叫张成的人擅长预测，推算出皇帝即将大赦天下，便指使自己的儿子杀人。当时担任司隶校尉的李膺，将张成逮捕归案，判处死刑。正待行刑，突然大赦令下。李膺一怒之下，违旨把张成处死。
其实，张成能够提前算出汉桓帝即将大赦天下，实在不算神奇。首先，汉桓帝是一个酷爱大赦的皇帝，在公元165年之前，他在位18年，已经大赦12次，从未连续2年不大赦。公元164年没有大赦，所以公元165年一定会大赦。其次，汉桓帝喜欢在政局变动之后大赦，以往在杀李固、梁冀等人后都宣布大赦，所以在公元165年二月废掉邓皇后之后，也一定会大赦。更何况，张成与宫中有不少联系，许多宦官找他算过命，就连桓帝都向他咨询过，所以此人对宫中的消息比像李膺这样的外朝官员灵通，一点都不奇怪。
张成之死要赶上一般时期，未必能掀起什么波澜，但正好赶上陈蕃等人逼迫汉桓帝立窦皇后，皇帝对士大夫心怀不满，再加上张俭案起，往日积怨便突然爆发了。
“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谭嗣同的这首《狱中题壁诗》尽管有众多版本，但都说明，东汉的张俭与杜根是谭嗣同生前想到的最后两位历史人物。清末经学盛行，而经学的根源在于两汉，所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对汉朝典故特别熟悉。通过这首诗，谭嗣同清楚地表示，不愿意像张俭那样，为了自己逃命而连累亲朋好友。张俭在他心目中的地位，由此不难想见。
作为党锢运动的导火索，张俭一案非常复杂奇异。较早成书的《后汉纪》和较晚成书的《后汉书》对此案情的描述截然不同，而《资治通鉴》偏取《后汉书》的说法，“为贤者讳”的春秋笔法颇为明显。以当时情况而言，《后汉纪》所载远比自相矛盾的《后汉书》真实可靠。
对于张俭案的起因，各种资料的说法倒很一致。中常侍侯览是因在倒梁冀运动中立功，而被封侯的13名宦官之一。他祖籍兖州山阳郡，有一个同乡叫张俭，时任山阳郡东部督邮。督邮相当于太守的助理，通常每郡设立东、南、西、北、中五部督邮，代表太守调查民情，督察下级官吏，整顿治安。受山阳郡太守翟超委托，张俭调查侯览，发现他行为不法，于是上书朝廷，请求将他治罪。但这封奏折落入侯览之手，被扣压不奏，侯览又在桓帝面前说翟超的坏话，罗织罪名将他逮捕，侯、张两人从此结仇。
这段故事有两个疑问。第一，山阳郡人侯览犯法，当由山阳郡太守翟超上书朝廷报告，不应由督邮张俭直接上奏。如果各地案件事务都由督邮、县令越级直接上书朝廷，那要太守干什么？如果说翟超不敢得罪侯览，又与所有史料记载都不符。第二，侯览家住山阳郡防东县，此县位于山阳郡的西南部，张俭身为东部督邮，根本不该经手此事。如果全郡的事务都由一个督邮来管，那要其他4位督邮干什么？总之，按照东汉制度，像这种情况，应该由山阳太守责成西部或南部督邮调查，尔后太守将调查结果写成公文，上奏朝廷才对。
翟超被捕以后，太尉陈蕃多次向汉桓帝为他说情。这位陈蕃是袁汤的故吏周景的故吏，所以其实也可以算作袁氏故吏。而袁绍的生父——京兆尹袁逢曾负责调查侯览的哥哥侯参一案，并导致了侯参的自杀，所以侯览与袁家的关系必定也相当恶劣。当时袁赦仍是中常侍，所以袁家并非与阉党水火不容，而只是与侯览等少数宦官有矛盾。但大多数党人却不这么想，他们一心希望彻底铲除宦官，掌握全部政权，由此便产生了大量地方官与宦官的纠纷。汉桓帝夹在两派中间，努力保持平衡。往年，宦官张让的弟弟犯法，河南尹李膺将其处死。汉桓帝调查明白后，责备张让，而升李膺为司隶校尉。济北相滕延见侯览、段珪等宦官的宾客欺压百姓，便命衙役当场斩杀数十人。侯览、段珪等人向桓帝哭诉，桓帝反而将滕延提升为京兆尹。这些例子说明，汉桓帝并非一味袒护宦官，而侯览如果只是因为被没收了部分财产，就要置对方于死地，那他根本忙不过来，也不可能成功。其实，张俭的上司翟超也只是被判剃掉头发，罚作苦役而已。张俭如果只是受翟超之命，参予没收了侯览的财产，恐怕侯览不会特别在意他。
张俭案的影响之所以会如此广泛而深远，原因是张俭不仅破坏侯览的财产，而且还杀了侯览的家人，情节比滕延案还要严重。《后汉书-党锢列传》只是简单地提及“山阳张俭杀常侍侯览母”，而《后汉纪-桓帝纪》对此案的记载比较详细，情节大致如下：
张俭在街道上遇到侯览的母亲一行，对方不肯让路。张俭大怒，带人将侯览的母亲及其家眷、仆役百余口人当场杀死，又捣毁了侯览在山阳郡防东县的房舍，随后只身潜逃。汉桓帝闻报后便下达诏书，传唤张俭到廷尉府接受调查。但此时张俭已经逃走，还有很多对朝廷不满的官员和百姓暗中保护，官府根本抓不到。在庇护张俭的人中，最年轻、也最著名的一位，就是时年16虚岁的孔融。后来，张俭在孔融等人的帮助下，翻越长城，投奔鲜卑人去了。
如果张俭案的真相确如《后汉纪》所说，那么党锢案的来龙去脉就容易解释了。本来，如果张俭像滕延一样去廷尉接受质询，那么他罪止一身，甚至可能会像滕延那样被赦免，而绝不会引发党锢大案，株连他人。但是他一逃，事情便说不清楚了。汉桓帝的为人向来始乱终弃，就连徐璜、具瑗、左悺等老资格的宦官都难以避祸，侯览也曾受过严惩，不可能被特别袒护。汉桓帝所担心或气愤的，肯定不是张俭擅杀侯览的家人，而是张俭逃走后一直不能被抓住，最后居然还让这个通缉犯长驱上千里，渡过黄河，穿过众多城镇和要塞，翻越长城去投奔敌国。无疑，这反映了地方当局和民间团体是多么激烈地反对东汉政权，乃至于整个帝国制度。因此，桓帝才感到有必要发动一场旨在清理官僚队伍的政治运动，而这次运动的名字就叫“党锢”，意思是“禁止结党营私的人当官”。同时，他命令逮捕所有曾经窝藏过张俭的人员，并将其中许多人处死，但孔融却得到了赦免。
身为宦官，侯览很善于揣摩皇帝的心思。公元166年秋季，他指使张成的弟子牢修(《后汉纪》作“牢顺”)上书，说李膺、杜密等官员与太学生结党，诽谤朝廷，败坏风俗。桓帝见了，果然不喜。侯览又指使同乡朱并上书，说张俭与山阳郡的刘表等24人相互吹捧，结为所谓的“八俊”、“八顾”、“八及”等团社，还刻石立碑。桓帝闻报大怒，下诏逮捕这24人，但只抓到少数几名，刘表等人都失踪了。经调查，发现刘表是长乐卫尉王暢的同乡兼学生，王暢又是太尉陈蕃的故吏，事情于是越闹越大。确实，王暢与刘表的关系一向密切，后来刘表担任荆州牧时，王暢的孙子、“建安七子”之一王粲不远千里，从长安前去投奔他，自有其道理。
公元166年底，汉桓帝下诏，命令逮捕司隶校尉李膺、太仆杜密等数百名党人，以“钩党罪”关入监狱。许多党人像张俭一样逃走，朝廷悬赏重金捉拿，但最终还是没能全部抓住。汉桓帝委托中常侍王甫与三公会审李膺、杜密等被捕的党人，最终的审问记录需要王甫和三公的联合签字，才能发生法律效力。
当时与王甫会审党人的三公究竟是谁，竟然也没有定论。再一次，范晔的《后汉书》令人失望地自相矛盾。《后汉书-孝桓帝纪》说，公元166年七月，太尉陈蕃被免职；九月，光禄勋周景升太尉；十二月，党锢运动开始。这样一来，参予审讯党人的太尉应该是周景，而不是陈蕃。但《后汉书-陈蕃列传》中却说，李膺等党人被捕之后，太尉陈蕃上表劝谏，结果被革职。《后汉书-党锢列传》中又说，陈蕃作为太尉，被要求和其他两位三公一样，在王甫审讯党人的记录上签字。后来司马光读《后汉书》至此，显然一头雾水，所以在他的《资治通鉴》里根本不写党锢运动发生在哪个月。
所以，我们还是采信《后汉纪》的说法吧。党锢运动始于公元166年九月，陈蕃的太尉职务则并未被汉桓帝革除。陈蕃本应和其他两位三公，即司徒胡广、司空刘茂一样，在王甫审讯党人的记录上签字，但他坚决不肯，随后又上表为党人说情。汉桓帝不为所动，命令将李膺、杜密等党人关进洛阳各监狱里，长期囚禁起来。
党锢运动的矛头，直接指向了全中国最有名望的知识分子，因而也特别为当时和后来的知识分子诟病。对于以“士大夫”自居的多数知识分子来说，东汉帝国从党锢运动开始，就完全不再值得他们的维护了。
但是，士大夫尽管拥有书写历史的特权，却很少能够真正改变国家的命运。真正能够决定历史走向的，往往是那些被士大夫鄙视的军人。而在党锢运动前后，军队却坚决地站在汉桓帝与宦官一边，这就决定了士大夫的所有反抗最终都将被武力镇压的命运。
和中国古代所有帝王一样，汉桓帝的谥号“桓”代表了朝廷在他死后对他的官方评价。“桓”可绝对不是恶谥。按《逸周书-谥法解》：“辟疆服远曰桓，克敬勤民曰桓，辟土兼国曰桓。”汉桓帝的一生，其实是勤于政事的一生，也是武功赫赫的一生。导致他死后蒙上恶名的，正是迫害士大夫的党锢运动。
如前文所述，汉桓帝亲政之后，为了扭转东汉中期日渐衰颓的国势，便排“仁”用“义”，不再重要郭、马、袁、杨等开国元勋的后代和世卿世禄的豪门成员，而着重从民间提拔新人才。在军事领域里，桓帝“举贤上功”，用人唯才而不唯亲，弃用长期垄断西北军权的邓、马、耿、窦等将门成员，转而提拔下级军官，其中最重要的是来自凉州的三位将领：皇甫规、张奂、段颎。皇甫规字威明，张奂字然明，段颎字纪明，所以合称“凉州三明”。张奂和段颎都是梁冀的故吏，梁冀倒台之后，汉桓帝没有一味排斥梁党，而是重用“凉州三明”。近百年来，东汉军队在对外作战中胜少败多，特别是羌人多次横扫凉州，延及并州和益州，造成了巨大的破坏。而在凉州三明的努力下，汉军很快扭转了以往的被动局面，征服了众多游牧民族，收复了大片国土。
公元166年，鲜卑人的攻势渐渐衰减，西羌已经陷入绝境，东羌也陆续投降，东汉帝国的国际声望重新大幅提升。是年九月，洛阳迎来了前所未有的远方来客——大秦王安敦的使团。“安敦”显然是“安东尼”(Antonius)的汉朝译音，而此处的“大秦王安敦”，当为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琉-安东尼(MarcusAureliusAntonius，公元161～180年在位)。此人博学多才，号称“哲学家皇帝”，对东方文化怀有浓厚的兴趣，所以向中国派遣使团似乎并不奇怪。可是，当时就有汉朝官员怀疑这个使团是假冒的，因为在汉代中国人眼里，大秦向来以“宝众”著称，而这些使者并未带来什么稀奇贵重的礼品，甚至连火浣布都没有，只有象牙、犀角、玳瑁等东南亚的特产。但不容怀疑的是，这个使团知道当朝的罗马皇帝姓“安东尼”。还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是经东南亚海上坐船来到中国的，说明西北陆上丝绸之路此时仍然不通。此前半个世纪在罗马出版的托勒密巨著《地理志》，也已记载了从红海出发，渡过印度洋和南海，到中国南方的航线。无论怎样，这都可以说是东西方交流史上的空前盛事，甚至比马可-波罗造访中国更重要。
罗马人在公元166年造访中国，并非出于偶然。在后面的篇章中，我们将会看到这个所谓的“大秦使团”访问中国的历史背景；我们也将会发现，他们其实给中国带来了一件连送礼者本人都始料未及的稀奇礼品。打开这个神秘的“潘多拉盒子”，从里面飞出来的小东西就会令业已走上复兴之路的东汉帝国骤然衰亡。
送走大秦使团之后，公元167年正月，东羌又开始了侵略。时任护匈奴中郎将的张奂派遣麾下的两员悍将——尹端和董卓分路出击，击退敌军。同月，最后一支西羌部落——当煎羌围攻武威郡，时任护羌校尉的段颎千里驰援故乡，一举全歼敌军。至此，西羌部落被完全平定。在持续了60多年之后，汉羌战争终于有了即将结束的征兆。
按照“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这个传统标准来衡量，桓帝的确是成功的君主，特别是与他之前和之后的几位皇帝相比，显得更是突出。桓帝亲政时期，天下风调雨顺，饥民显著减少，暴~动近乎消失，经济迅速恢复，人口平稳增长，帝国的领土和威望不断地扩大，罗马和印度等遥远的国家连年入贡，东汉帝国俨然有中兴之相。桓帝一朝是东汉人口最多的时期，公元157年全国在籍人口56486856人，加上隐藏户口和少数民族，实际上可能接近7千万，为西汉后期以来之最，比隋唐时期的户口都多，直到北宋时期才被超过。
但是，汉桓帝并不能让士大夫满意，他们不断指责桓帝荒淫无度，沉迷于宗教，敌视正直的知识分子。实际上，齐桓公、汉武帝、汉光武帝和汉明帝这些所谓的“明君”也和桓帝一样“寡人有疾”，而在全体知识分子都信仰五德终始理论的时代，东汉后期根本不可能出现任何一位能够令士大夫满意的君主，除非他甘愿把大汉政权拱手让人。
随着汉羌战争的节节胜利，汉桓帝也变得日益刚愎自用。除了太尉陈蕃之外，朝廷上已无敢于为党人说情者。正在此时，新息县长贾彪悄然来到了洛阳。
在士大夫的眼里，这位贾彪本不是什么善人。他本是太学生领袖，与郭泰齐名，后来举孝廉，到汝南郡当了新息县长。不久后，党人岑晊因为与张俭、刘表等人并列为“八及”，又在大赦期间屠杀汉桓帝宠幸的张美人全家二百余口，遭到通缉，逃亡进汝南郡中。各级地方官员都争相帮助他隐藏，只有贾彪不肯接纳，说：“此人要挟皇上，滥杀无辜，自犯重罪，而又不敢担当责任，四处逃亡，连累亲友，不是大丈夫。我身为县长，不去逮捕他就算宽厚了，难道反而要帮助他继续隐藏吗？”
但听说李膺、杜密等人下狱，贾彪却坐不住了，秘密前往洛阳，求见尚书霍谞和城门校尉窦武。霍谞曾助汉桓帝诛灭梁冀，因功封侯，颇受信赖，窦武又是桓帝的岳父。经三人密谈，窦武上书，一面赞颂大破羌人、万国来朝的功绩，提醒桓帝应该大赦天下，一面为党人鸣冤，最后称自己身体不好，希望交还城门校尉和槐里侯的印绶，退休回家。
同时，党锢案的主审官——中常侍王甫的态度也发生了动摇。经过半年审讯，被捕的党人竟然没有一个肯认罪的，而李膺、杜密等人又说他们与很多宦官子弟关系密切，令王甫左右为难。见窦武上书，他干脆便也跟着上奏，请桓帝下大赦令。
公元167年六月庚申日，汉桓帝终于宣布大赦，释放党人。第一次党锢运动在持续了10个月之后，暂时告一段落，党人们也陆续返回朝廷做官。在这次运动中，除了与张俭、岑晊等人命案直接有关者外，并无党人被处死。党人们回到故里，反而如同衣锦还乡，各色人等远至上百里外迎接，聚集的马车多达数千辆，造成了严重的交通堵塞。党人范滂见此情景，长叹说：“你们这不是加重我的罪过吗？”
第一次党锢运动发动之时，身为濮阳县令的袁绍应当恰好躬逢其盛。在此前后，他还遇上了两件要事：第一件是娶妻生子，第二件是他的母亲去世。因为母亲去世，所以袁绍按照官场的规矩，辞去濮阳县令一职，回家送葬服丧。
在前文中，我们已经讨论过袁绍首次结婚的时间和袁绍三位儿子的生年问题，结论是：袁绍娶妻在公元170年之前，袁谭出生在公元171年以前，袁熙出生在公元172年以前，而袁尚出生在公元172年以后。
袁绍的母亲究竟何时去世，史无明文。但是，袁绍的治丧却十分著名。据《三国志》裴松之注引皇甫谧《逸士传》的记载，袁绍与袁术兄弟丧母时，归葬于家乡汝南，曹操、王俊等三万人会葬。曹操见到葬礼的盛况，就悄悄对王俊说：“天下即将大乱，为乱首者一定是这两兄弟。要想拯救天下，为百姓请命，不先杀这二人，祸乱就要开始了。”王俊回答：“像你这么说，能拯救天下的英雄，除了你自己，还有谁呢？”曹、王二人于是相对而笑。
轻信这种荒谬记载的人，恐怕没有研究过袁绍兄弟的生平。首先，袁绍和袁术肯定不同母，如果袁绍之母去世，袁术未必会参加葬礼；其次，综合各方面的史料看，袁绍母亲去世时，曹操应当不过十岁左右；第三，曹操年青时，与袁绍的关系非常好，后来又长期追随袁绍，怎会突然说出这种话；第四，东汉末年，只有一个人的葬礼吸引过三万名宾客，就是享誉天下的高士陈萛，袁绍之母身为女奴，袁家当时又正处于事业的低谷，她的葬礼怎能有陈萛那么高的号召力。凡此种种，都是曹魏集团为了证明曹操早已与袁绍、袁术兄弟断绝关系，从未与袁绍同心而挖空心思编造的，破绽百出，不值一驳。
然而，袁绍在母亲的葬礼上确实做了些奇怪的事情，那就是服三年之丧，并且在此后“又追行父服，凡在冢庐六年。”先为母亲服丧三年，又为亡父“追补”服丧三年，这听上去很感人，其实却是“非礼”的。幼年丧父，青年丧母，袁绍的情况与孔子极为相似，而孔子只服母丧，不再追服父丧。孔子确实说过：“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孟子也说过：“三年之丧，自天子达于庶人。”但孔子又说：“过犹不及。”所以，连续服丧六年，其实和没服丧差不多。而且，汉朝官员服丧，根本无需服三年。《礼记-三年问》规定：“三年之丧，二十五月而毕”，汉文帝又诏令丧期以日易月，实服25日。东汉时，关于“三年之丧”的讨论曾多次进行，汉桓帝在位初期，梁冀曾经一度允许“二千石”级别以上的官员服三年之丧，但在汉桓帝亲政后便明令禁止。身为“一千石”级别的县级官员，袁绍要连续服6年丧，虽然无可非议，其实有不合情理与时代风尚之处。
更何况，袁绍其实并不太为母亲的去世而伤心。据《后汉书-郭符许列传》记载，汝南人许劭字子将，是袁绍的同郡老乡，以品评人物著称。袁绍因母丧辞去濮阳县令，穿着豪华的衣饰，带着大批车徒回家，将入汝南郡界时，突然想起许劭，于是说：“我这身打扮、车骑和随从，怎么能让许子将见到呢？”于是遣散宾客，换上简朴的衣服，独自驾车回家。可见，袁绍坚持长期服丧，并非出自对母亲和继父的真心哀悼，而主要是在别人，特别是许劭等社会名流面前演戏。
但袁绍的这场戏可不好演。在葬礼和长达6年的服丧期间，他将过着怎样的生活呢？
葬礼和丧礼是儒家文化中最复杂的礼仪，至今在中国民间仍然部分保存着，因此无需作详细介绍。有时，我们在乡间会看到有人穿着破麻衣，爬上自家的房顶，挥舞着死者生前的衣服高喊：“魂兮归来！归来归来！”在灵堂里，又会看到有许多人聚在一起蹦蹦跳跳，口中念念有词，一会儿同时痛哭，一会儿又同时止哭。这正是中国现存最早的葬礼，至少已经有2千多年的传统了，也是包括袁绍在内的汉朝中国人应当举行的葬礼。
在服丧期间，袁绍必须披麻戴孝，也就是穿麻衣、粗草鞋等丧服。他还得“囚首丧面”，也就是披散头发，在脸上涂满灰泥，还拄着一根拐棍(也就是所谓的“哭丧杖”)，以示自己悲痛得已经没有力气再站立了，看上去一小半像人，一多半像鬼。在服丧期间，袁绍不许欢笑，不许歌唱，不许听音乐，不许跳舞，不许洗澡，不许上班，不许投资，不许吃肉，不许饮酒，不许性~交，还有许多其它的忌讳。如果违反了这些忌讳，那就是不孝，就是伪君子，服丧也就白服了。所以，有些人在丧期举办宴会，有些人的妻妾在丧期内怀孕，甚至只是为生活所迫而做点小买卖，都会受到社会舆论的严厉谴责。不难想象，许多服丧者都度日如年，每天必做的事情就是翻黄历。也不难理解，包括汉桓帝在内，历代中国皇帝都不大赞许这种古老的习俗，一再对家有丧事的官员“夺情”，即禁止他们辞职长期服丧，以免影响政府工作的正常进行。然而，毕生热衷于功名利禄的袁绍却在自己最宝贵的青春年华，主动把这只需行25天的苦修延长到了72个月。这是为什么呢？
为了回答这个复杂的问题，我们必须首先了解，在袁绍服六年之丧期间，东汉帝国里都发生了哪些重大事件。
赦免党人之后，汉桓帝满脑子想的都是与羌人的最后决战。几年来，“凉州三明”虽然都屡战屡胜，但在桓帝的心目中，高下已判。度辽将军皇甫规、中郎将张奂的策略是软硬兼施，而以招抚为主，都不肯痛下杀手。只有段颎血气方刚，能够坚决执行桓帝的剿羌战略。公元167年底，桓帝召“凉州三明”回京，皇甫规、段颎先到，张奂因为还在与东羌僵持，不能及时返回。桓帝于是单独给段颎下诏，与他商讨作战方案，拨调兵马钱粮，以便尽快出征。岂料出师未捷君先死，长使将军泪满襟！
窦武之女窦妙虽然立为皇后，但因为是陈蕃撮合的包办婚姻，根本不受桓帝的宠爱。段颎出征后不久，即公元167年冬季，桓帝又封田圣等九女为贵人，严重威胁到了窦皇后的地位，她的被废看来已经指日可待。作为直接利益相关者，窦武、陈蕃等人当然不会坐视这种情况的出现。
公元167年十二月丁丑日，中国历史上生前公开挨骂最多、被骂得也最狠的君主——汉桓帝暴崩于洛阳宫中，享年36虚岁。
桓帝并非没有生育能力，据《后汉书·皇后纪》记载，他共有三个女儿：刘华、刘坚、刘修，其中长女安长公主刘华嫁给辅国将军伏完，他们生下的长女又与汉献帝结婚，就是后来被曹操杀害的伏皇后。但无论如何，在桓帝死后，没有任何一位皇子活下来。桓帝的遗体还停在前殿时，窦皇后就杀了田圣，又要把其她八位贵人处死，多亏中常侍管霸、苏康苦谏，这才救下她们的命。窦武父子也没闲着，跑到宫中选美，挑了许多宫女带回家里享受，还顺便拿走许多宫内财宝，几天之内就成了暴发户。
据《后汉纪·灵帝纪》，窦武共有5子2女，其中3个儿子知名：窦绍、窦机、窦恪。《后汉书·窦何列传》则说窦绍是窦武哥哥的儿子，还有一个弟弟窦靖。这样就又产生了矛盾。其他几人在史书上都一笔带过，可以不论；窦绍却是窦武的左膀右臂，又与袁绍同名，所以值得研究一番。无论采信哪一种记载，窦武自己都不是没有儿子，但桓帝每次封赏窦家，窦绍都仅次于窦武受封，而窦武的哥哥却不在其列。这些情况说明两件事：窦武把窦绍看作自己的儿子；窦武如果有哥哥的话，也早就死了。
综上所述，最有可能的情况是：窦绍是窦武的亲生儿子，但在窦武的长兄去世后，被追认过继给他，故而起名为“绍”；窦武还有窦机等几个儿子，但对窦绍的感情却最深，窦绍的能力也比窦武的其他几个儿子强。这可能是因为窦武年长，更可能是因为，窦绍作为窦武哥哥的宗法继承人，需要从小独立照管许多事情。很多中外历史名人都是早年丧父，不得不自幼挑起家庭重担，所以显得特别早熟，综合能力大大强于有父母长期照料的孩子。袁绍和窦绍的情况更为特别：他们的亲生父亲还健在，时刻可以提供帮助；自己又有孤儿的身份，必须承担许多责任。从人性上讲，窦武和袁逢喜爱窦绍和袁绍，甚于自己其他的儿子，也在情理之中。
桓帝死后，窦太后临朝听政，太傅陈蕃、大将军窦武、司徒胡广辅政。为了能够长期执政，他们效仿王莽和梁冀，想在刘氏宗室中寻找一个少儿当皇帝，最后选择了年纪最小的候选者——解犊亭侯刘苌与董夫人所生的儿子刘宏。
虽然打倒了梁冀，汉桓帝却无法规避梁冀留下的麻烦。太学的扩招，制造出许多清高的文化名人。皇帝没法给他们设计那么多官位，掌握了话语权的文人们只好靠批评政府和相互吹捧来发泄不满。于是，东汉中后期没有再诞生过一位“好皇帝”。
为了咸鱼翻身，袁家借住文人们的“无私”帮助，打倒了把持朝政的宦官们，并给成年的袁绍冠上了“字”——本初。“本初”象征着命运，象征着权欲，也象征着仇恨。可现实又一次跟他们开了个大玩笑，昔日的仇敌——窦家，居然再次当上了外戚！
梁冀垮台、五宦官受封万户侯，象征着一个旧时代的结束，以及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从公元159年开始，宦官将会连续把持东汉帝国的朝政30年。汉桓帝的性格和政策可以决定东汉帝国的前途，但决定不了袁氏家族的命运。无论当权者是外戚、宦官，还是党人，东汉帝国政府都迟早离不了袁家的辅佐。
当袁家成员暂时处于在野的轻闲状态时，刚刚当权的大宦官、车骑将军单超却遇到了烦心事。当了万户侯之后，单超给侄子单匡弄到了济阴太守的肥缺。济阴郡属兖州管辖，而兖州刺史第五种是东汉初年名臣第五伦的曾孙。说来这位第五伦和袁家还很有渊源，他当年因为在北匈奴政策上与汉章帝和太仆袁安唱反调，结果丢掉了司空的职务，由袁安取而代之。就这样，袁安踩着第五伦的肩膀，跻身于三公行列。
身为典型的公族成员，第五种非常看不起阉党。他见单匡到任后骄横不法，便派一名叫卫羽的官吏暗中调查，发现单匡在半年任期内贪污了6千万钱，于是上奏朝廷，要求罢免单匡，并谴责单超。单匡派刺客任方去刺杀卫羽，没想到卫羽武功高强，反而把任方抓住，解送洛阳。这样一来，单匡罪上加罪，单超极为被动，只好设法帮任方从狱中逃走，又编造罪名逮捕第五种，发配到朔方充军。时任朔方太守的是单超的外孙董援，他受单超旨意，只等第五种一到，就准备乱棍击毙。不料第五种刚到太原，就有大侠拦路杀死解押衙役，将第五种救到安全的地方隐居起来。单超听说之后，又气又急，加上单匡被捕入狱，他遭受牵连处分，竟然暴病而死。此事在民间影响很大，后来成为《水浒传》等许多武侠演义小说的蓝本。
单超之死并不能令其他半阉人收敛。左悺、具瑗、徐璜、唐衡等四侯都竞相建造豪宅，娶美女作妻妾，生活铺张奢靡，如同皇亲国戚。有民谣评论他们说：“左回天，具独坐，徐卧虎，唐两墯。”这是说：左悺可以令皇帝改变心意，具瑗无需依附任何政治派别，徐璜容易发脾气，唐衡则左右逢源。四侯的兄弟亲戚或任刺史，或为太守，也都热衷于盘剥百姓。
虽有宦官的横行霸道，后梁冀时代的东汉政局却还是出现了一些新气象。河南尹李膺上任之后，声誉日高一日，每日宾客盈门，却很少能得到他的接见。能够进李膺家大门的，号称“登龙门”。太学生尤其追捧李膺，陈留人符融拜李膺为师，李膺每次见符融，都与他独处一单间，令其他太学生羡慕不已。不久后，符融又向李膺推荐自己的同学——太原人郭泰(字林宗)。(《后汉书》作者范晔的父亲叫范泰，需要避“泰”字的讳，所以在《后汉书》中将所有叫“泰”的人都改名为“太”，如郭太、郑太等等。)
因为和李膺一见如故，郭泰很快名扬京师。有一次郭泰回太原老家，李膺专程去送他过黄河，二人同舟共济，河岸上观者如云，都称李、郭二人有如神仙下凡。郭泰喜欢评论人物，后来他的点评常能决定一个人在官场的前途。郭泰为人稳重，不愿入官场惹是生非，社会上评论说：“郭林宗自己虽然不是三公，但他的一句话就能让别人成为三公。”
另一个为李膺看重的太学生是荀爽。荀爽之父荀淑是李固、李膺等人的老师，有子八人，号称“荀氏八龙”，其中荀爽的名气最大，和李膺的关系也最好。荀家成员都擅长谋略，后逢汉末乱世，他们为袁绍、曹操等军阀献计献策，风光无限，这些是后话不提。
李膺的名气既大，其好友陈蕃、杜密、王暢等人也备受知识分子崇拜。太学生视他们为正义和知识的化身，为其编了顺口溜：“天下模楷李元礼(李膺)，不畏强御陈仲举(陈蕃)，天下俊秀王叔茂(王暢)。”又称李膺、杜密为“李、杜”。“李”、“杜”两姓似乎特别有缘，中国历史上有好几对著名的“李、杜”，为首的就是死于梁冀、马融、袁汤等人手中的李固、杜乔，其次便是李膺、杜密，他们虽然没有唐朝的李白、杜甫那样有名，但也堪称流芳千古了。李、郭两姓同样有缘，东汉时就有李膺、郭泰和李傕、郭汜这两对，唐朝时就更多了。但是，刘、李两家却不大合得来，汉朝时李姓往往不得志，唐朝时刘姓往往不得志，这无疑和五德终始理论有密切的关系，当然也有现实政治的考虑。
几年之内，大批政治、文化名人经常在一起聚会，纵情谈论家事、国事、天下事，而又以批评政府和相互吹捧为主。崇拜他们的太学生们仿效古籍中的“八元”、“八恺”，给这些自己崇拜的偶像们编了名单，分为五类，号称“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虽然具体人名众说纷纭，但总不外乎李膺、陈蕃、杜密、王暢、郭泰等人。如此一来，倒是很方便东汉政府日后将这些以清高自许的所谓“党人”一网打尽。
对于党人或清流的历史地位，历来有不少争议。一方面，许多人认为他们道德高尚，才能卓越，被当朝的黑暗势力所不容；另一方面，也有人认为他们眼高手低，不切实际，清谈误国。平心而论，在野人士因为不掌握实权，具有与生俱来的道德优势或道德高尚感，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这是人性使然，也无可厚非。执政者因为掌握实权，具备谋私利的客观条件，加上独裁帝国的监察制度不可能完备，所以必然会有值得批判的缺点。以西汉的两大贤臣为例，萧何有经济问题，卫青有人事问题，可谓人无完人。可是，如果赋予貌似品德完美的在野人士以同样的权力，他们确实也未必就能做得更好。
帝国的政治制度如果不能从根本上得到改变，就只有两种选择：一是禁止自由言论，特别是私撰历史；二是把尽可能多的知识分子纳入政府，让他们成为既得利益集团的成员。秦朝走的主要是前一条路线，汉朝走的主要是后一条路线。前一条路线简便有效，却不能长期维持；后一条路线成本巨大，却可以维持较长时间。从商周到东汉，中国经历了一个从贵族治国，再到武夫治国，最后到文士治国的历史沿革。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东汉帝国却面临着空前的尴尬局面。汉桓帝承梁冀乱政和汉羌百年战争的余弊，为了加强自身权力和重新发动边疆战争，不肯扩大外朝，将更多知识分子纳入政府，又不肯禁止自由言论，于是陷入自我矛盾的泥潭。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汉桓帝时代与以往的时代有所不同呢？主要是教育。东汉是中国前所未有的教育普及时代，因为东汉的开国皇帝刘秀本人就曾是太学生。通过历代东汉执政者对教育的大力支持，儒家思想前所未有地深入民心，也就是正统儒家学者司马光曾经高度赞扬的“自三代既亡，风化之美，未有若东汉之盛者也。”但是，对于帝国制度来说，太多的知识分子其实是灾难，明清时期90％多的文盲率才是完美的，因为文盲更容易被统治。梁家兄妹在本初元年颁布的《学而优则仕诏》，为汉桓帝制造了一个巨大的历史包袱——他得给3万多名受过正统儒家思想教育的太学生找工作，而儒家教育是教人做官的，不是教人务农、经商的。这些太学生不屑于从事农、牧、工、商、医、兵等当时被视为下贱的行业，一心要做官，而帝国政府内压根就没有这么多职务，过高的官民比例也会令国库入不敷出，并且会造成官僚主义恶性发展。
知识分子没有官做，必然会批评政府，特别是批评掌握最高权力的皇帝。于是，我们看到了这样的现象：东汉中后期，居然连一位“好皇帝”都没有。谁要是以为这就是历史的真相，他就忘记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所有的史书都是由知识分子撰写，也是为知识分子辩护的。当史书作者看到与自己的地位和经历相似的人受到打击或排挤时，便不免会兔死狐悲，不由自主地要为之辩护了。
如果汉桓帝顺从知识分子的意见，抑制中朝，重用李膺、陈蕃、杜密等“正直的党人”，历史将会向什么方向发展呢？只有一种：改朝换代。王莽的鬼魂在东汉时期始终挥之不去，历代东汉君主很清楚，知识分子、特别是中原的知识分子，在骨子里是“保中国不保大汉”的。假若顺其自由发展，下一个皇帝恐怕就不再姓刘，也许姓李，也许姓陈，也许姓杜，也许姓袁——对了，这些姓氏不都是属土德，崇尚黄色吗？知识分子们也一直在说：汉朝都满365年了，黄龙不断出现，灾异齐备……这里的潜台词是：姓刘的，你们的时候早到了，赶紧自觉地下台吧。正如范晔在《后汉书-孝献帝赞》里说的那样：“天厌汉德久矣！”但是，“天何言哉？”“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而已！
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为了尽量加强自身权力，并延长东汉皇朝的寿命，汉桓帝不得不频繁地更换政府成员，这样才能让更多的人有官作，也不至于提高官民比例。每隔几年，他就会打击一次当朝势力，有时是外朝的党人，有时是中朝的宦官。但这对于帝国机器的高效运转来说，实在是非常有害的。秦、汉、魏、晋一脉相承的“中华第一帝国”之衰落，祸根其实在东汉初期，甚至西汉后期便已经埋下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的普及，唤醒了民众参政议政的公民意识，削弱了他们的奴性，对倡导独裁专政的帝国制度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青年袁绍也参予到了时髦的“党人崇拜”活动中去了吗？史无明文，但是可能性很大。按照孔子“吾十有五而志于学”的教导，年满15虚岁的青年男子，特别是出身达官贵族家庭的名门子弟都可入东汉太学。公元160年，袁绍已经年满15虚岁，有了进太学的资格，这时也正处于“党人崇拜”运动开始步入**的时间段，他不可能不受影响。后来与袁绍关系密切的党人有：陈蕃、李膺、荀爽、王允、韩融、伍琼、陈纪、张邈、刘表、胡母班等人及其家族成员，数量可谓相当大。若非经常出入于太学，袁绍很难结识这么多党人。
上太学期间，袁绍还有一件大事要办，就是结婚。与袁绍联姻的家族当然不会是无名之辈，但所有史籍都没有记载他的首任妻子姓名，所以我们不妨暂且放到后文中分析。
结婚几年以后，袁绍终于到了要毕业的时候。按规矩，成绩好的太学毕业生可以担任“郎”的官职。在太学里，袁绍肯定选修了他的家学《孟氏易》，所以成绩也不会差。《汉末英雄记》说袁绍“幼使为郎”，也就是不足20虚岁，尚未举行成年冠礼的时候便从太学毕业，担任“郎”。“郎”分好几种，有负责向朝廷提意见的“议郎”，有负责礼仪事务的“治礼郎”，也有负责在宫殿内外站岗值勤的“郎中”、“中郎”、“侍郎”，等等。“郎”官的俸禄相差很多，可达两倍以上。大体说来，议郎的工作最轻松，不用值班，没有重体力工作。但实际上，议郎也最危险，因为他必须经常发表对时政的看法，容易招来杀身之祸。
当了几年“郎”以后，袁绍终于迎来了自己的20虚岁生日，也举行了自己的成年冠礼。那应该是在公元165年。
和安静简朴的婚礼相比，汉代中国人的冠礼过程要热闹许多，也复杂许多。
在等级森严的古代中国，行将举行冠礼的青年人可以分为三类，即嫡子、孤子和庶子。正妻生的儿子叫嫡子，妾和婢生的儿子叫庶子，父亲已经去世的嫡子叫孤子。袁绍本来是庶子，但因为过继给伯父袁成，所以一跃而为嫡子；因为袁成早已去世，所以他又变成了孤子，得按照孤子的规矩举办冠礼。
冠礼开始前，还得先占卜，看哪个日子举办冠礼比较吉利。随后，袁绍就应委托自己的一位叔父(很可能是他的亲生父亲袁逢)邀请袁氏家族的亲朋好友、同事故吏们来参加自己的冠礼，人数越多越好。在来宾之中，又要通过占卜，挑选出一位主宾，他将是冠礼上最忙碌的人。
此外，袁家还必须准备好三套衣冠：爵弁、皮弁、进贤冠。这三种冠都是先秦古冠，汉朝时已经发展出了好几十种新式冠，但在冠礼上还是以这三种古冠为主。在20虚岁之前，未成年男子没有资格穿戴这三种社交场上的正式衣冠。
爵弁又称冕，是在普通的冠上装一块长木板，但是与帝王和高官贵族戴的冕旒不同，没有用玉珠串做成的旒，地位比其它种类的冠尊贵；皮弁即诸葛亮在图画、戏剧和影视作品中常戴的冠，用鹿皮做成，地位较爵弁低一等；进贤冠即先秦的缁布冠，用缁布做成，前高后矮，形制最为简单，地位也最低。这三种衣冠又各有各的用处：爵弁最华丽，用于宗教祭祀活动；皮弁最结实，用于军事狩猎活动；进贤冠最简便，用于日常工作和生活。古代中国人认为，“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宗教高于军事，军事又高于政治、法律、经济等日常工作。同时代的印度人、埃及人和巴比伦人等许多民族也都有这种思想。
古代中国人讲究“衣冠一体”，每一种冠都要配相应的服饰：爵弁配爵弁服，皮弁配缁麻衣，进贤冠配玄端服，不能混用，否则就是“非礼”。现代阿拉伯男子在戴包头时必穿长袍，穿西装时则不能戴包头，也是基于同样的道理。
在冠礼那天，孤子袁绍按照主人的规矩在门口迎接来宾，并陪同他们进屋。袁家全体男性成员也都要在场，大家一律穿着黑色的玄端服，头戴进贤冠。只有袁绍还不能戴冠，作为未成年人，他头上只是简单地束着左右两根辫子，叫做“两髦”，也称“总角”。
冠礼在袁绍家中父庙里举行，庙内的正堂就是袁绍的T形台。经过一系列程序，主宾解开袁绍头上的两髦，扎成一个发髻，随后依次把进贤冠、皮弁、爵弁戴在袁绍的头上。每次戴冠的时候，主宾都要对袁绍说些祝福的套话。每换一种冠，袁绍就要进侧房去换上相应的服饰，再出来向宾朋们展示自己的新形象。最后，袁绍戴上最尊贵的爵弁，与宾朋们饮酒并祭祀。冠礼至此只完成了一半，他还得带着祭祀用的干肉去见自己的母亲，然后回到主宾面前接受更加重要的“字”。
“字”是由主宾在大庭广众中向袁绍宣布的。他应该这么说：“现在，三次加冠的仪式都已经完成，又正逢良月吉日，我现在要清楚地宣布你的‘字’。这个字非常美好，正与你这样的帅哥般配。字取得适宜就是福分，你要接受并永远保有它。你的字就叫‘本初’。”
冠礼至此结束，宾朋们现在可以尽情地大吃大喝，并在饭桌上讨论袁绍的未来了。与婚礼晚宴上新婚夫妇吃的大鱼大肉相比，这顿饭荤素搭配，营养更加丰富，就餐者还能够品尝到像蜗牛这样很受欢迎的风味小吃。
但是我们仍然不知道，是谁给袁绍起了“本初”这么一个字。从先秦古籍看来，“字”虽然由主宾宣布，却和“名”一样，由父亲选定，并在事先通知他的儿子。主宾只是个传声筒，他不会更改早已确定的“字”。袁成死后，袁家的嫡子变成了袁绍的亲生父亲袁逢，“本初”这个字或许就是由他选定的。当然还有另一种可能性：袁绍的祖父袁汤此时如果依然健在的话，肯定也会干涉此事。
既然如此，那么袁汤或袁逢给袁绍起“本初”这样一个字，用意究竟何在？本初元年既是袁绍的生年，又是袁成的亡年，还是袁汤当上“三公”的年份。对于袁绍来说，这个“字”象征着命运，象征着权欲，也象征着仇恨。只要袁绍不忘记自己的字，他就不可能忘记血腥的宫廷政治，忘记不了对禁卫军的控制，忘记不了对皇帝的废立，忘记不了袁家是怎样获得三公与侯爵头衔的，更忘不了追求中华帝国的最高权力。此外，本初元年又是东汉帝国政府颁布《学而优则仕诏》的年份，是太学剧烈扩招的年份，也是“党人”开始形成的年份。袁绍既然决定以“本初”为字，就不可能再与太学和党人脱离关系。
在冠礼上，刚刚成年的袁绍很可能通过与贵宾高朋们的交流，确定了自己下一步的发展方向。当时，官场上的升迁总是需要显贵大员们的介绍信，而这恰好是袁绍冠礼上最好的贺礼，聪明人绝不会放过这个巴结袁家的天赐良机。不久以后，年方“弱冠”的袁绍就辞去了那个打杂的“郎”官，到濮阳当县令去了。
当代的濮阳只是省级贫困县，但在东汉时期，濮阳县令可不是七品芝麻官。东汉帝国分为13郡，即司隶校尉部、豫州、冀州、兖州、徐州、青州、荆州、扬州、益州、凉州、并州、幽州、交州。兖州分为6郡2国，其中总人口排在第4位的是东郡，而濮阳就是东郡的首府。它雄踞黄河南岸，位于黄河中游和下游的结合部，交通便利，商业繁华，土地肥沃，战略位置极为重要。秦汉制度，人口超过1万的大县，其行政机关首脑叫“县令”；人口不足1万的小县，其行政机关首脑叫“县长”。东汉濮阳县的城乡居民总数接近10万人，相当于一个小郡，濮阳县令的政治地位至少相当于现代的开封市委书记兼市长。在出任这一要职时，袁绍不过20岁出头，又从未立过什么功劳，袁家在官场上的崇高地位和深厚关系由此可见。沮授后来说袁绍“弱冠登朝，播名海内”，可谓少年得志，意气风发。
从洛阳前往濮阳上任的路上，袁绍不可避免地得经过偃师、成皋、荥阳、阳武、白马等5县。在阳武县西郊渡过著名的运河“鸿沟”时，他很可能要使用一个当时名气还不大的渡口——官渡。但在30多年之后，这个小渡口将因为袁绍的失败而名垂千古。
在濮阳为官期间，袁绍给自己积攒下了不错的社会口碑。《三国志》说他“有清名”，也就是两袖清风，不曾贪赃枉法。是啊，一个20岁的亿万富翁还需要贪污吗？
从出生到就任濮阳县令期间，袁绍的表现近乎无可挑剔。还在襁褓时，他便为继父袁成之死痛哭流涕，正所谓“仁孝之心，发于天性”。完成太学的学业，步入官场之后，他在就职期间廉洁奉公。把这两件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联系到一起，便很容易得出结论：袁绍是“孝廉”的典范。东汉人非常重视道德操守，最重要的一项选拔官吏制度就是“举孝廉”。之所以要同时考虑“孝”与“廉”，是因为这两种道德之间经常会发生冲突，只有既“孝”又“廉”的人才最适合当官。举例来说，一个人很孝顺，在当官之后，把公家的财物拿去孝敬父母，此人显然孝而不廉，不适合当官。而一个廉而不孝的人容易犯上作乱，对朝廷的忠诚值得怀疑。汉武帝在公元前134年诏命天下郡县“举孝廉”，正可见他的雄才大略。袁绍未必被官府举为孝廉，但他通过自己有意识的行动，成功地得到了官民的一致拥戴，由此“播名海内”。
在道德标兵袁绍举办冠礼，并且出任濮阳县令的公元165年，中国还发生了许多大事。
随着时间的推移，汉桓帝渐渐发现自己新提拔的这些官员根本不够用，于是从消灭梁冀集团的兴奋中平静下来，开始重新起用梁冀的“故吏”们。胡广、韩縯、周景等人因为在倒梁运动中态度模糊被革职，但没过一年就都被召回了朝廷：胡广任太中大夫，韩縯任司隶校尉，周景任尚书令。
这位韩縯的祖父韩棱曾任司空，所以韩家也是个典型的公族。韩棱是袁安的好友，当年都以反窦宪闻名；后来与袁绍关系极深的“袁氏故吏”韩馥与韩縯同乡(豫州颍川郡)，又同姓韩，恐怕也是他的亲戚。
周景也是个有趣的人物。他是袁安“故吏”周荣之孙，又是周瑜的从祖父。梁冀当政初期，他忠实地追随梁、袁两家，曾任豫州刺史，发现并起用了陈蕃、李膺、杜密等著名党人。所以，袁、韩、周三家与党人的关系早就非比寻常。《后汉书》把他们三家列入同一篇传记中，大有深意。
梁氏“故吏”们的复兴，再加上士人的联合抵~制，宦官们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朝廷每年都会收到大批检举他们横行不法的奏折。虽然如此，只要汉桓帝不肯答应，宦官们就还无须为自己的命运担心。但在公元165年，随着汉桓帝的私生活发生变化，政治形势突然有了180度的大转折。
和自己的列祖列宗一样，汉桓帝为人好色，宫女据说多达6千人，而且喜新厌旧。梁冀倒台后，他对皇后梁猛的宠爱依旧，只是让她改姓为“薄”，不久后又恢复邓姓。邓猛在当了6年皇后之后，年长色衰，渐渐失宠，而桓帝则与郭贵人和采女田圣陷入热恋。这样一来，邓皇后、郭贵人和田采女之间便不可避免地经常发生纠纷。
公元165年二月己酉日，洛阳皇宫内的千秋万岁殿发生火灾，而南宫内又发现了黄龙。按照五行学说，这两件事都预示着东汉的火行已经走到了尽头，将要被崇尚黄色的新皇朝取而代之。汉桓帝对这两件事感到非常烦躁，于是决心办一些大事，首先就是要废掉邓皇后。但是邓家是老牌贵族，在宫里宫外都关系深厚，很多宦官为邓皇后说情。汉桓帝觉得这些奴才太不象话，该好好教训一下。正赶上太尉杨秉、司空周景、司隶校尉韩縯等人又联名上奏，报告说中常侍左悺、侯览的亲戚贪赃枉法，汉桓帝于是破天荒地下令严查到底。袁绍的生父袁逢时任京兆尹，参予调查侯览的哥哥侯参一案。结果，侯参、左悺及左悺的哥哥左称相继自杀，徐璜、侯览和具瑗的哥哥具恭都被革职逮捕。因在倒梁运动中立功而受封万户的“五侯”及其继承人也全部降为乡侯，剥夺大部分封地，这批宦官的6年统治就此戛然而止。
打倒了宦官集团之后，桓帝就迫不及待地废掉了邓皇后，将她软禁起来。没过几天，邓皇后暴死，她的两个哥哥也都被处决。东汉的首席开国元勋邓禹一家在三起三落之后，至此终于彻底倒台，再也不能复兴。
如今，汉桓帝总算可以策立他的新欢田圣作皇后了。但是反对的声音依然不少，特别是与旧贵族集团关系密切的党人。太尉陈蕃坚持认为田氏卑微，不可立为皇后，而推荐扶风平陵人窦武之女窦妙。桓帝勉强让步，召窦妙入宫，拜为贵人，又封窦武为郎。经过三个月试婚，公元165年十月，桓帝终于立窦贵人为皇后，并拜窦武为越骑校尉，封槐里侯，后来又改封为城门校尉。
“窦”这个姓看上去好生面善。不错，窦武正是窦宪的堂侄。在窦宪倒台73年之后，窦家居然咸鱼翻身，再次当上了外戚。窦武与窦宪之间的亲戚关系如下：
扶风平陵窦氏家族简化谱系
窦融
↓
窦穆
↙↘
窦勋窦嘉
↙↘↓
窦宪汉章帝皇后窦奉
↓
窦武
↙↓↓↘
窦绍窦机窦恪窦妙(汉桓帝皇后)
备受汉桓帝宠爱的田圣之所以无法当皇后，其实并不是因为田氏家族的社会地位低微，而又是因为“五德终始”理论。和袁氏一样，田氏也是陈氏的分支。按照传统说法，他们都出自虞舜，属土德，崇尚黄色，具备取代东汉的前提条件。按照王莽亲自撰写的《自本》，他的“王”姓也出自田氏。所以，终东汉一朝，虞、陈、田、袁、王、李、项、许等被认为出自虞舜、属土德、崇尚黄色的姓氏都不得出皇后，当然也就没法成为外戚了。这也就是袁家后来虽然权倾天下，却不曾与东汉皇室联姻的原因——他们必须避王莽之嫌。
其实，袁家成员拥有非常优秀的基因。所有史籍都一致记载，袁家男子个个身材高大，相貌堂堂，而且相当长寿。袁汤病逝时已经86虚岁，袁隗被董卓处死时也不下70虚岁。长寿是东汉人能够出任三公的必要条件之一，50虚岁以下的人几乎没有出任三公的。袁家女子的各方面条件应当也相当优秀，是社会名流竞相追求的对象。《后汉纪》和《后汉书》都记载，名士黄允年已40多岁，听说袁隗对别人讲：“找女婿，像黄允这样的就足够了”，便立即和妻子离婚，等着当袁隗的女婿。结果，黄允被前妻夏侯氏在大庭广众之下痛骂，而袁隗也没有如愿把女儿或侄女嫁给他，赔了夫人又丢脸，竹篮打水一场空。若非有五行理论在其中阻碍，袁家可能早就成了外戚。如果是那样，袁氏成员的职位肯定也就不仅限于三公，而是将会升至东汉帝国的实际执政者——大将军。但是这样一来，他们迟早也会像窦宪、梁冀那样倒台，不可能连续五代居官显赫了。
第四节党锢风云:袁绍的早期仕途
“黄河清，天下平”，公元166年的老百姓满怀希望地等啊等，结果既没等来“天下平”，也没等来“圣人出”。他们等来的是一种全新的政治运动——党锢。
汉桓帝是个成功的帝王，领土不断扩大，人口平稳增长，遥远的罗马也来进贡，俨然有中兴之相。可这些却堵不住知识分子的嘴。于是，在军队的坚决支持下，桓帝终于发怒了。
袁绍母亲的“及时”去世，让他躲过了一场浩劫，可这个家伙居然一连服了六年的丧。他真的那么孝顺吗?
公元166年初，全中国人都在谈论一件怪事：一年以来，黄河水竟然变得清澈见底了。自古以来，因为流经黄土高原的原因，河套以下的黄河河水都夹带大量泥沙，浑浊不堪。可是在公元165年四月到166年四月之间，不光是黄河上游，从中游直到入海口，整条黄河居然都变清了。那么多泥沙到那里去了呢？人们百思不得其解。
这时候，最受东汉知识分子崇拜的圣书《易经》就必须出来救急了。按照从袁氏家学《孟氏易》发展而来的《京氏易》(又称《京房易传》)的解释，“河水清，天下平。”这正是民间谚语“黄河清，圣人出”的典故来源。后来，“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在其代表作《登楼赋》里说：“惟日月之逾迈兮，俟河清其未极。冀王道之一平兮，假高衢而骋力。”表达的也是这种思想。
看着空前清澈的黄河水，汉桓帝不知会作何感想。或许他挺高兴：天下将要太平了，自己也成了圣人。但他同样可能很忧虑：“圣人出”的意思或许是说，在今年，会有一个神圣的婴儿降生，他将取代东汉，建立新的皇朝，那个朝代属土德，崇尚黄色……抱有这种想法的一些帝王将会毫不犹豫地下令，处死当年出生的所有婴儿，例如《圣经》里的犹太王希律。所幸，汉桓帝还不像希律王那么残忍。
老天爷实在是太幽默了。东汉的老百姓在看到黄河水变清之后，就满怀希望地等啊等，等了一年多，结果却既没等来“天下平”，也没等来“圣人出”。最终，他们等来的是一种全新的政治运动：党锢。
在黄河水开始变清之前不过几十天，也就是公元165年三月，汉桓帝曾经宣布大赦天下。没想到，就是这次大赦引发了党锢大狱。当时，河内郡有个叫张成的人擅长预测，推算出皇帝即将大赦天下，便指使自己的儿子杀人。当时担任司隶校尉的李膺，将张成逮捕归案，判处死刑。正待行刑，突然大赦令下。李膺一怒之下，违旨把张成处死。
其实，张成能够提前算出汉桓帝即将大赦天下，实在不算神奇。首先，汉桓帝是一个酷爱大赦的皇帝，在公元165年之前，他在位18年，已经大赦12次，从未连续2年不大赦。公元164年没有大赦，所以公元165年一定会大赦。其次，汉桓帝喜欢在政局变动之后大赦，以往在杀李固、梁冀等人后都宣布大赦，所以在公元165年二月废掉邓皇后之后，也一定会大赦。更何况，张成与宫中有不少联系，许多宦官找他算过命，就连桓帝都向他咨询过，所以此人对宫中的消息比像李膺这样的外朝官员灵通，一点都不奇怪。
张成之死要赶上一般时期，未必能掀起什么波澜，但正好赶上陈蕃等人逼迫汉桓帝立窦皇后，皇帝对士大夫心怀不满，再加上张俭案起，往日积怨便突然爆发了。
“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谭嗣同的这首《狱中题壁诗》尽管有众多版本，但都说明，东汉的张俭与杜根是谭嗣同生前想到的最后两位历史人物。清末经学盛行，而经学的根源在于两汉，所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对汉朝典故特别熟悉。通过这首诗，谭嗣同清楚地表示，不愿意像张俭那样，为了自己逃命而连累亲朋好友。张俭在他心目中的地位，由此不难想见。
作为党锢运动的导火索，张俭一案非常复杂奇异。较早成书的《后汉纪》和较晚成书的《后汉书》对此案情的描述截然不同，而《资治通鉴》偏取《后汉书》的说法，“为贤者讳”的春秋笔法颇为明显。以当时情况而言，《后汉纪》所载远比自相矛盾的《后汉书》真实可靠。
对于张俭案的起因，各种资料的说法倒很一致。中常侍侯览是因在倒梁冀运动中立功，而被封侯的13名宦官之一。他祖籍兖州山阳郡，有一个同乡叫张俭，时任山阳郡东部督邮。督邮相当于太守的助理，通常每郡设立东、南、西、北、中五部督邮，代表太守调查民情，督察下级官吏，整顿治安。受山阳郡太守翟超委托，张俭调查侯览，发现他行为不法，于是上书朝廷，请求将他治罪。但这封奏折落入侯览之手，被扣压不奏，侯览又在桓帝面前说翟超的坏话，罗织罪名将他逮捕，侯、张两人从此结仇。
这段故事有两个疑问。第一，山阳郡人侯览犯法，当由山阳郡太守翟超上书朝廷报告，不应由督邮张俭直接上奏。如果各地案件事务都由督邮、县令越级直接上书朝廷，那要太守干什么？如果说翟超不敢得罪侯览，又与所有史料记载都不符。第二，侯览家住山阳郡防东县，此县位于山阳郡的西南部，张俭身为东部督邮，根本不该经手此事。如果全郡的事务都由一个督邮来管，那要其他4位督邮干什么？总之，按照东汉制度，像这种情况，应该由山阳太守责成西部或南部督邮调查，尔后太守将调查结果写成公文，上奏朝廷才对。
翟超被捕以后，太尉陈蕃多次向汉桓帝为他说情。这位陈蕃是袁汤的故吏周景的故吏，所以其实也可以算作袁氏故吏。而袁绍的生父——京兆尹袁逢曾负责调查侯览的哥哥侯参一案，并导致了侯参的自杀，所以侯览与袁家的关系必定也相当恶劣。当时袁赦仍是中常侍，所以袁家并非与阉党水火不容，而只是与侯览等少数宦官有矛盾。但大多数党人却不这么想，他们一心希望彻底铲除宦官，掌握全部政权，由此便产生了大量地方官与宦官的纠纷。汉桓帝夹在两派中间，努力保持平衡。往年，宦官张让的弟弟犯法，河南尹李膺将其处死。汉桓帝调查明白后，责备张让，而升李膺为司隶校尉。济北相滕延见侯览、段珪等宦官的宾客欺压百姓，便命衙役当场斩杀数十人。侯览、段珪等人向桓帝哭诉，桓帝反而将滕延提升为京兆尹。这些例子说明，汉桓帝并非一味袒护宦官，而侯览如果只是因为被没收了部分财产，就要置对方于死地，那他根本忙不过来，也不可能成功。其实，张俭的上司翟超也只是被判剃掉头发，罚作苦役而已。张俭如果只是受翟超之命，参予没收了侯览的财产，恐怕侯览不会特别在意他。
张俭案的影响之所以会如此广泛而深远，原因是张俭不仅破坏侯览的财产，而且还杀了侯览的家人，情节比滕延案还要严重。《后汉书-党锢列传》只是简单地提及“山阳张俭杀常侍侯览母”，而《后汉纪-桓帝纪》对此案的记载比较详细，情节大致如下：
张俭在街道上遇到侯览的母亲一行，对方不肯让路。张俭大怒，带人将侯览的母亲及其家眷、仆役百余口人当场杀死，又捣毁了侯览在山阳郡防东县的房舍，随后只身潜逃。汉桓帝闻报后便下达诏书，传唤张俭到廷尉府接受调查。但此时张俭已经逃走，还有很多对朝廷不满的官员和百姓暗中保护，官府根本抓不到。在庇护张俭的人中，最年轻、也最著名的一位，就是时年16虚岁的孔融。后来，张俭在孔融等人的帮助下，翻越长城，投奔鲜卑人去了。
如果张俭案的真相确如《后汉纪》所说，那么党锢案的来龙去脉就容易解释了。本来，如果张俭像滕延一样去廷尉接受质询，那么他罪止一身，甚至可能会像滕延那样被赦免，而绝不会引发党锢大案，株连他人。但是他一逃，事情便说不清楚了。汉桓帝的为人向来始乱终弃，就连徐璜、具瑗、左悺等老资格的宦官都难以避祸，侯览也曾受过严惩，不可能被特别袒护。汉桓帝所担心或气愤的，肯定不是张俭擅杀侯览的家人，而是张俭逃走后一直不能被抓住，最后居然还让这个通缉犯长驱上千里，渡过黄河，穿过众多城镇和要塞，翻越长城去投奔敌国。无疑，这反映了地方当局和民间团体是多么激烈地反对东汉政权，乃至于整个帝国制度。因此，桓帝才感到有必要发动一场旨在清理官僚队伍的政治运动，而这次运动的名字就叫“党锢”，意思是“禁止结党营私的人当官”。同时，他命令逮捕所有曾经窝藏过张俭的人员，并将其中许多人处死，但孔融却得到了赦免。
身为宦官，侯览很善于揣摩皇帝的心思。公元166年秋季，他指使张成的弟子牢修(《后汉纪》作“牢顺”)上书，说李膺、杜密等官员与太学生结党，诽谤朝廷，败坏风俗。桓帝见了，果然不喜。侯览又指使同乡朱并上书，说张俭与山阳郡的刘表等24人相互吹捧，结为所谓的“八俊”、“八顾”、“八及”等团社，还刻石立碑。桓帝闻报大怒，下诏逮捕这24人，但只抓到少数几名，刘表等人都失踪了。经调查，发现刘表是长乐卫尉王暢的同乡兼学生，王暢又是太尉陈蕃的故吏，事情于是越闹越大。确实，王暢与刘表的关系一向密切，后来刘表担任荆州牧时，王暢的孙子、“建安七子”之一王粲不远千里，从长安前去投奔他，自有其道理。
公元166年底，汉桓帝下诏，命令逮捕司隶校尉李膺、太仆杜密等数百名党人，以“钩党罪”关入监狱。许多党人像张俭一样逃走，朝廷悬赏重金捉拿，但最终还是没能全部抓住。汉桓帝委托中常侍王甫与三公会审李膺、杜密等被捕的党人，最终的审问记录需要王甫和三公的联合签字，才能发生法律效力。
当时与王甫会审党人的三公究竟是谁，竟然也没有定论。再一次，范晔的《后汉书》令人失望地自相矛盾。《后汉书-孝桓帝纪》说，公元166年七月，太尉陈蕃被免职；九月，光禄勋周景升太尉；十二月，党锢运动开始。这样一来，参予审讯党人的太尉应该是周景，而不是陈蕃。但《后汉书-陈蕃列传》中却说，李膺等党人被捕之后，太尉陈蕃上表劝谏，结果被革职。《后汉书-党锢列传》中又说，陈蕃作为太尉，被要求和其他两位三公一样，在王甫审讯党人的记录上签字。后来司马光读《后汉书》至此，显然一头雾水，所以在他的《资治通鉴》里根本不写党锢运动发生在哪个月。
所以，我们还是采信《后汉纪》的说法吧。党锢运动始于公元166年九月，陈蕃的太尉职务则并未被汉桓帝革除。陈蕃本应和其他两位三公，即司徒胡广、司空刘茂一样，在王甫审讯党人的记录上签字，但他坚决不肯，随后又上表为党人说情。汉桓帝不为所动，命令将李膺、杜密等党人关进洛阳各监狱里，长期囚禁起来。
党锢运动的矛头，直接指向了全中国最有名望的知识分子，因而也特别为当时和后来的知识分子诟病。对于以“士大夫”自居的多数知识分子来说，东汉帝国从党锢运动开始，就完全不再值得他们的维护了。
但是，士大夫尽管拥有书写历史的特权，却很少能够真正改变国家的命运。真正能够决定历史走向的，往往是那些被士大夫鄙视的军人。而在党锢运动前后，军队却坚决地站在汉桓帝与宦官一边，这就决定了士大夫的所有反抗最终都将被武力镇压的命运。
和中国古代所有帝王一样，汉桓帝的谥号“桓”代表了朝廷在他死后对他的官方评价。“桓”可绝对不是恶谥。按《逸周书-谥法解》：“辟疆服远曰桓，克敬勤民曰桓，辟土兼国曰桓。”汉桓帝的一生，其实是勤于政事的一生，也是武功赫赫的一生。导致他死后蒙上恶名的，正是迫害士大夫的党锢运动。
如前文所述，汉桓帝亲政之后，为了扭转东汉中期日渐衰颓的国势，便排“仁”用“义”，不再重要郭、马、袁、杨等开国元勋的后代和世卿世禄的豪门成员，而着重从民间提拔新人才。在军事领域里，桓帝“举贤上功”，用人唯才而不唯亲，弃用长期垄断西北军权的邓、马、耿、窦等将门成员，转而提拔下级军官，其中最重要的是来自凉州的三位将领：皇甫规、张奂、段颎。皇甫规字威明，张奂字然明，段颎字纪明，所以合称“凉州三明”。张奂和段颎都是梁冀的故吏，梁冀倒台之后，汉桓帝没有一味排斥梁党，而是重用“凉州三明”。近百年来，东汉军队在对外作战中胜少败多，特别是羌人多次横扫凉州，延及并州和益州，造成了巨大的破坏。而在凉州三明的努力下，汉军很快扭转了以往的被动局面，征服了众多游牧民族，收复了大片国土。
公元166年，鲜卑人的攻势渐渐衰减，西羌已经陷入绝境，东羌也陆续投降，东汉帝国的国际声望重新大幅提升。是年九月，洛阳迎来了前所未有的远方来客——大秦王安敦的使团。“安敦”显然是“安东尼”(Antonius)的汉朝译音，而此处的“大秦王安敦”，当为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琉-安东尼(MarcusAureliusAntonius，公元161～180年在位)。此人博学多才，号称“哲学家皇帝”，对东方文化怀有浓厚的兴趣，所以向中国派遣使团似乎并不奇怪。可是，当时就有汉朝官员怀疑这个使团是假冒的，因为在汉代中国人眼里，大秦向来以“宝众”著称，而这些使者并未带来什么稀奇贵重的礼品，甚至连火浣布都没有，只有象牙、犀角、玳瑁等东南亚的特产。但不容怀疑的是，这个使团知道当朝的罗马皇帝姓“安东尼”。还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是经东南亚海上坐船来到中国的，说明西北陆上丝绸之路此时仍然不通。此前半个世纪在罗马出版的托勒密巨著《地理志》，也已记载了从红海出发，渡过印度洋和南海，到中国南方的航线。无论怎样，这都可以说是东西方交流史上的空前盛事，甚至比马可-波罗造访中国更重要。
罗马人在公元166年造访中国，并非出于偶然。在后面的篇章中，我们将会看到这个所谓的“大秦使团”访问中国的历史背景；我们也将会发现，他们其实给中国带来了一件连送礼者本人都始料未及的稀奇礼品。打开这个神秘的“潘多拉盒子”，从里面飞出来的小东西就会令业已走上复兴之路的东汉帝国骤然衰亡。
送走大秦使团之后，公元167年正月，东羌又开始了侵略。时任护匈奴中郎将的张奂派遣麾下的两员悍将——尹端和董卓分路出击，击退敌军。同月，最后一支西羌部落——当煎羌围攻武威郡，时任护羌校尉的段颎千里驰援故乡，一举全歼敌军。至此，西羌部落被完全平定。在持续了60多年之后，汉羌战争终于有了即将结束的征兆。
按照“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这个传统标准来衡量，桓帝的确是成功的君主，特别是与他之前和之后的几位皇帝相比，显得更是突出。桓帝亲政时期，天下风调雨顺，饥民显著减少，暴~动近乎消失，经济迅速恢复，人口平稳增长，帝国的领土和威望不断地扩大，罗马和印度等遥远的国家连年入贡，东汉帝国俨然有中兴之相。桓帝一朝是东汉人口最多的时期，公元157年全国在籍人口56486856人，加上隐藏户口和少数民族，实际上可能接近7千万，为西汉后期以来之最，比隋唐时期的户口都多，直到北宋时期才被超过。
但是，汉桓帝并不能让士大夫满意，他们不断指责桓帝荒淫无度，沉迷于宗教，敌视正直的知识分子。实际上，齐桓公、汉武帝、汉光武帝和汉明帝这些所谓的“明君”也和桓帝一样“寡人有疾”，而在全体知识分子都信仰五德终始理论的时代，东汉后期根本不可能出现任何一位能够令士大夫满意的君主，除非他甘愿把大汉政权拱手让人。
随着汉羌战争的节节胜利，汉桓帝也变得日益刚愎自用。除了太尉陈蕃之外，朝廷上已无敢于为党人说情者。正在此时，新息县长贾彪悄然来到了洛阳。
在士大夫的眼里，这位贾彪本不是什么善人。他本是太学生领袖，与郭泰齐名，后来举孝廉，到汝南郡当了新息县长。不久后，党人岑晊因为与张俭、刘表等人并列为“八及”，又在大赦期间屠杀汉桓帝宠幸的张美人全家二百余口，遭到通缉，逃亡进汝南郡中。各级地方官员都争相帮助他隐藏，只有贾彪不肯接纳，说：“此人要挟皇上，滥杀无辜，自犯重罪，而又不敢担当责任，四处逃亡，连累亲友，不是大丈夫。我身为县长，不去逮捕他就算宽厚了，难道反而要帮助他继续隐藏吗？”
但听说李膺、杜密等人下狱，贾彪却坐不住了，秘密前往洛阳，求见尚书霍谞和城门校尉窦武。霍谞曾助汉桓帝诛灭梁冀，因功封侯，颇受信赖，窦武又是桓帝的岳父。经三人密谈，窦武上书，一面赞颂大破羌人、万国来朝的功绩，提醒桓帝应该大赦天下，一面为党人鸣冤，最后称自己身体不好，希望交还城门校尉和槐里侯的印绶，退休回家。
同时，党锢案的主审官——中常侍王甫的态度也发生了动摇。经过半年审讯，被捕的党人竟然没有一个肯认罪的，而李膺、杜密等人又说他们与很多宦官子弟关系密切，令王甫左右为难。见窦武上书，他干脆便也跟着上奏，请桓帝下大赦令。
公元167年六月庚申日，汉桓帝终于宣布大赦，释放党人。第一次党锢运动在持续了10个月之后，暂时告一段落，党人们也陆续返回朝廷做官。在这次运动中，除了与张俭、岑晊等人命案直接有关者外，并无党人被处死。党人们回到故里，反而如同衣锦还乡，各色人等远至上百里外迎接，聚集的马车多达数千辆，造成了严重的交通堵塞。党人范滂见此情景，长叹说：“你们这不是加重我的罪过吗？”
第一次党锢运动发动之时，身为濮阳县令的袁绍应当恰好躬逢其盛。在此前后，他还遇上了两件要事：第一件是娶妻生子，第二件是他的母亲去世。因为母亲去世，所以袁绍按照官场的规矩，辞去濮阳县令一职，回家送葬服丧。
在前文中，我们已经讨论过袁绍首次结婚的时间和袁绍三位儿子的生年问题，结论是：袁绍娶妻在公元170年之前，袁谭出生在公元171年以前，袁熙出生在公元172年以前，而袁尚出生在公元172年以后。
袁绍的母亲究竟何时去世，史无明文。但是，袁绍的治丧却十分著名。据《三国志》裴松之注引皇甫谧《逸士传》的记载，袁绍与袁术兄弟丧母时，归葬于家乡汝南，曹操、王俊等三万人会葬。曹操见到葬礼的盛况，就悄悄对王俊说：“天下即将大乱，为乱首者一定是这两兄弟。要想拯救天下，为百姓请命，不先杀这二人，祸乱就要开始了。”王俊回答：“像你这么说，能拯救天下的英雄，除了你自己，还有谁呢？”曹、王二人于是相对而笑。
轻信这种荒谬记载的人，恐怕没有研究过袁绍兄弟的生平。首先，袁绍和袁术肯定不同母，如果袁绍之母去世，袁术未必会参加葬礼；其次，综合各方面的史料看，袁绍母亲去世时，曹操应当不过十岁左右；第三，曹操年青时，与袁绍的关系非常好，后来又长期追随袁绍，怎会突然说出这种话；第四，东汉末年，只有一个人的葬礼吸引过三万名宾客，就是享誉天下的高士陈萛，袁绍之母身为女奴，袁家当时又正处于事业的低谷，她的葬礼怎能有陈萛那么高的号召力。凡此种种，都是曹魏集团为了证明曹操早已与袁绍、袁术兄弟断绝关系，从未与袁绍同心而挖空心思编造的，破绽百出，不值一驳。
然而，袁绍在母亲的葬礼上确实做了些奇怪的事情，那就是服三年之丧，并且在此后“又追行父服，凡在冢庐六年。”先为母亲服丧三年，又为亡父“追补”服丧三年，这听上去很感人，其实却是“非礼”的。幼年丧父，青年丧母，袁绍的情况与孔子极为相似，而孔子只服母丧，不再追服父丧。孔子确实说过：“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孟子也说过：“三年之丧，自天子达于庶人。”但孔子又说：“过犹不及。”所以，连续服丧六年，其实和没服丧差不多。而且，汉朝官员服丧，根本无需服三年。《礼记-三年问》规定：“三年之丧，二十五月而毕”，汉文帝又诏令丧期以日易月，实服25日。东汉时，关于“三年之丧”的讨论曾多次进行，汉桓帝在位初期，梁冀曾经一度允许“二千石”级别以上的官员服三年之丧，但在汉桓帝亲政后便明令禁止。身为“一千石”级别的县级官员，袁绍要连续服6年丧，虽然无可非议，其实有不合情理与时代风尚之处。
更何况，袁绍其实并不太为母亲的去世而伤心。据《后汉书-郭符许列传》记载，汝南人许劭字子将，是袁绍的同郡老乡，以品评人物著称。袁绍因母丧辞去濮阳县令，穿着豪华的衣饰，带着大批车徒回家，将入汝南郡界时，突然想起许劭，于是说：“我这身打扮、车骑和随从，怎么能让许子将见到呢？”于是遣散宾客，换上简朴的衣服，独自驾车回家。可见，袁绍坚持长期服丧，并非出自对母亲和继父的真心哀悼，而主要是在别人，特别是许劭等社会名流面前演戏。
但袁绍的这场戏可不好演。在葬礼和长达6年的服丧期间，他将过着怎样的生活呢？
葬礼和丧礼是儒家文化中最复杂的礼仪，至今在中国民间仍然部分保存着，因此无需作详细介绍。有时，我们在乡间会看到有人穿着破麻衣，爬上自家的房顶，挥舞着死者生前的衣服高喊：“魂兮归来！归来归来！”在灵堂里，又会看到有许多人聚在一起蹦蹦跳跳，口中念念有词，一会儿同时痛哭，一会儿又同时止哭。这正是中国现存最早的葬礼，至少已经有2千多年的传统了，也是包括袁绍在内的汉朝中国人应当举行的葬礼。
在服丧期间，袁绍必须披麻戴孝，也就是穿麻衣、粗草鞋等丧服。他还得“囚首丧面”，也就是披散头发，在脸上涂满灰泥，还拄着一根拐棍(也就是所谓的“哭丧杖”)，以示自己悲痛得已经没有力气再站立了，看上去一小半像人，一多半像鬼。在服丧期间，袁绍不许欢笑，不许歌唱，不许听音乐，不许跳舞，不许洗澡，不许上班，不许投资，不许吃肉，不许饮酒，不许性~交，还有许多其它的忌讳。如果违反了这些忌讳，那就是不孝，就是伪君子，服丧也就白服了。所以，有些人在丧期举办宴会，有些人的妻妾在丧期内怀孕，甚至只是为生活所迫而做点小买卖，都会受到社会舆论的严厉谴责。不难想象，许多服丧者都度日如年，每天必做的事情就是翻黄历。也不难理解，包括汉桓帝在内，历代中国皇帝都不大赞许这种古老的习俗，一再对家有丧事的官员“夺情”，即禁止他们辞职长期服丧，以免影响政府工作的正常进行。然而，毕生热衷于功名利禄的袁绍却在自己最宝贵的青春年华，主动把这只需行25天的苦修延长到了72个月。这是为什么呢？
为了回答这个复杂的问题，我们必须首先了解，在袁绍服六年之丧期间，东汉帝国里都发生了哪些重大事件。
赦免党人之后，汉桓帝满脑子想的都是与羌人的最后决战。几年来，“凉州三明”虽然都屡战屡胜，但在桓帝的心目中，高下已判。度辽将军皇甫规、中郎将张奂的策略是软硬兼施，而以招抚为主，都不肯痛下杀手。只有段颎血气方刚，能够坚决执行桓帝的剿羌战略。公元167年底，桓帝召“凉州三明”回京，皇甫规、段颎先到，张奂因为还在与东羌僵持，不能及时返回。桓帝于是单独给段颎下诏，与他商讨作战方案，拨调兵马钱粮，以便尽快出征。岂料出师未捷君先死，长使将军泪满襟！
窦武之女窦妙虽然立为皇后，但因为是陈蕃撮合的包办婚姻，根本不受桓帝的宠爱。段颎出征后不久，即公元167年冬季，桓帝又封田圣等九女为贵人，严重威胁到了窦皇后的地位，她的被废看来已经指日可待。作为直接利益相关者，窦武、陈蕃等人当然不会坐视这种情况的出现。
公元167年十二月丁丑日，中国历史上生前公开挨骂最多、被骂得也最狠的君主——汉桓帝暴崩于洛阳宫中，享年36虚岁。
桓帝并非没有生育能力，据《后汉书·皇后纪》记载，他共有三个女儿：刘华、刘坚、刘修，其中长女安长公主刘华嫁给辅国将军伏完，他们生下的长女又与汉献帝结婚，就是后来被曹操杀害的伏皇后。但无论如何，在桓帝死后，没有任何一位皇子活下来。桓帝的遗体还停在前殿时，窦皇后就杀了田圣，又要把其她八位贵人处死，多亏中常侍管霸、苏康苦谏，这才救下她们的命。窦武父子也没闲着，跑到宫中选美，挑了许多宫女带回家里享受，还顺便拿走许多宫内财宝，几天之内就成了暴发户。
据《后汉纪·灵帝纪》，窦武共有5子2女，其中3个儿子知名：窦绍、窦机、窦恪。《后汉书·窦何列传》则说窦绍是窦武哥哥的儿子，还有一个弟弟窦靖。这样就又产生了矛盾。其他几人在史书上都一笔带过，可以不论；窦绍却是窦武的左膀右臂，又与袁绍同名，所以值得研究一番。无论采信哪一种记载，窦武自己都不是没有儿子，但桓帝每次封赏窦家，窦绍都仅次于窦武受封，而窦武的哥哥却不在其列。这些情况说明两件事：窦武把窦绍看作自己的儿子；窦武如果有哥哥的话，也早就死了。
综上所述，最有可能的情况是：窦绍是窦武的亲生儿子，但在窦武的长兄去世后，被追认过继给他，故而起名为“绍”；窦武还有窦机等几个儿子，但对窦绍的感情却最深，窦绍的能力也比窦武的其他几个儿子强。这可能是因为窦武年长，更可能是因为，窦绍作为窦武哥哥的宗法继承人，需要从小独立照管许多事情。很多中外历史名人都是早年丧父，不得不自幼挑起家庭重担，所以显得特别早熟，综合能力大大强于有父母长期照料的孩子。袁绍和窦绍的情况更为特别：他们的亲生父亲还健在，时刻可以提供帮助；自己又有孤儿的身份，必须承担许多责任。从人性上讲，窦武和袁逢喜爱窦绍和袁绍，甚于自己其他的儿子，也在情理之中。
桓帝死后，窦太后临朝听政，太傅陈蕃、大将军窦武、司徒胡广辅政。为了能够长期执政，他们效仿王莽和梁冀，想在刘氏宗室中寻找一个少儿当皇帝，最后选择了年纪最小的候选者——解犊亭侯刘苌与董夫人所生的儿子刘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