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梦都想住上阔绰的房子。
小时候,我住在曾祖父分给我爷爷,爷爷又分给父亲的小四合院里。在我懂事的时候,我家六口人就挤在一间不足三十平方米的二层楼里。那房子的楼下垒着大小两个灶台,大灶台的后面放着一个盛泔水的大缸,小灶台的旁边放着一外被炊烟熏得墨黑的菜厨,菜厨边放着一把竹青变成了红色的小竹椅,爷爷常常坐在小竹椅上打磕睡。靠着走廊,有一个冬天用来藏蕃莳的地塘。地塘上放着一张大方桌。那桌好象是专门用来放剩菜的,除了节日,一家人很少坐在桌上吃饭。楼上一个藏稻谷和杂物的木仓和一个大塔柜,铺着三张床。阴雨天,衣服晒在靠窗口的竹竿上,像一面面战败的破旗。大姐就钻到破旗下睡觉。

每年秋收以后,楼下的地上堆着蕃莳,楼上的床下也藏着蕃莳。那蕃莳滚得满地都是,我娘和姐常常抱着小妹摔倒在蕃莳上。

造房子!母亲摸摸摔疼的屁股下了决心。

我家的造房简直是小鸟垒窠。那木料和工钱全是粮食出粜的,那粗工全是父亲跟别人换着做的。为了造房,一般来说,一周只吃一餐白米饭。有年春节,二姐手冻僵了,端不住碗,碗和面条掉到了地上。二姐噙着泪瞧着地上的面条和碗的碎片发抖。她既为倒了面条,要饿一个晚上而心疼,又怕打碎了碗,娘要揍她。我娘就端来一个碗,小心奕奕地掸回面条。她用凉开水一泡,二姐就狼吞虎咽地吃下了。你们别以为我娘对我二姐特别苛刻。为了造房,我这上无兄下无弟的宠子,十五六岁的小伙子竟要穿一件父亲已穿的半旧的青纱卡褂子过春节。

一九六六年十月,我们搬进了新家。我忘不了那迁居的仪式。

那年冬天,“四清”工作队还没有撤走,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是“破四旧,立四新”之际。我娘偷偷地请人择了黄道吉日,偷偷地做了一盘豆腐。深夜里炊一了甑热气腾腾的饭。

第二天凌晨,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我提着灯笼走在最前头,父亲端着饭甑,母亲背着一根秤,二姐背着小妹,大姐提着一筐碗盘筷铲,浩浩荡荡偷偷摸摸进驻新房。

这岂是新房?新是名副其实,但房就不太成形,只是瓦片能挡雨,四周连挡风的板壁都没有。但住过鸽笼似的房子里的人一旦住进空旷的房子,就如鸟儿被人放到了原野。

三十年后,一家人吃穿不悉,房子做了水泥地面,楼板和墙壁粉刷得雪白,大衣厨、五斗厨、写字台,家具琳琅满目,但是我要到县城买房。

“你还买屋干啥呢,家里不是有了吗?”娘的脸上没有半点喜悦。

我说:“娘,住城里比住山里生活好得多呢。我想搬到城里。”

“搬到城里,家里的田地呢?能搬吗?”娘噘着嘴巴,满脸不高兴。

“光在家种田,能过活吗?再说城里教学质量好,我们要为后代想想啊!”

这是我的杀手锏,说是我为儿子,我娘即使不乐意,也无话可说。但是那田地确实来之不易。

说起田,往事就涌上我们的心头。

那是三十年前腊月的一个夜晚。太阳已下山,晚霞已经褪尽,天地一片昏暗。我和娘抱着一只家编织的紫麻袋走向回龙庙。

暮色笼罩着山野,那些还留着残雪的山包灰蒙蒙的活像一堆堆水泥坟。庙后的老枫树见不到一片叶子,向四处伸出的枝枝丫丫简直是一只只厉鬼的魔爪。屋脊上的白雪变成了坚硬的固体,屋檐下悬挂着一条条微微闪光的冰棱。

我和娘走进了庙门。

会计没有抬头,只顾自己嘀嘀嗒嗒地打着算盘。队长瞟了我们一眼,眼光中充满怒气,仿佛是我三代都欠他的债似的。我拉着娘找个最不显眼的角落坐下。这里原是土地公、土地婆的神位,佛身六六年就被红卫兵砸成土块而搬走,但那些虔诚的信徒们暗地里来烧纸烧香,将本来不白的墙壁熏得黝黑黝黑。

一般的会议是在会计家进行。这次为找补连争了几夜。会计媳妇连骂带赶,只好移到村尾的回龙庙。

“大嫂,不是我太苛刻,你赶快将缺粮交掉。大家等着你呢!”看我和娘到来,队长首先开口。

“我哪来的钱啊?”我娘流着泪说。

“我们汗捋把,捋把,能白养你们吗?”队长金刚似的圆睁着一双怒眼。

叫我从哪里去弄钱呢?

那年,我刚死了父亲,丧事一办,什么钱也没有了。

“是否请个人先担保一下。”会计看着我娘无可奈何,又看看凶神恶煞了生产队长,出来打圆场。

我娘瞧遍了所有的人,没有一个妥当,最后将眼落到队长的脸上,说:“您能替我担保吗?我明年将猪卖了,还您。”

“卖掉猪?娘!”

凭什么要我出钱?我没欠!你们挑两只粪桶,我娘也一只粪桶一只粪滴,我放假回家也一只粪桶一只粪滴。你们凭什么弄得我们连一个劳力还不值?我很不乐意地喊了一声。

队长瞟了我一眼,好象担保了,我家会永远不还;好象怪我不该继续读书,而要他汗捋把捋把供我,说:“你找人家吧,我不行。”

“队长,我求你们了。今年我家等着这点谷过年。明年,无论哪个田头地角给我都行,我娘儿俩绝不向你们讨一粒。”我将肝火压住,一字一顿地说。

“嗬,知识分子带头搞资本主义?”队长满眼凶光转为惊讶。

“都是被你们逼的。”

“有胆你自己去请示华国锋吧。我们托你的福。”队长话中充满不满和讽刺。

沉默,庙里出现了片刻宁静。

“别理他,大家称谷去。”

队长的手一挥,人们潮水般地涌出庙门。

人们怏怏不乐地离去,回龙庙恢复了宁静。我抱着盛满失意的紫麻袋走出回龙庙,借着微弱的夜光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回走。当我踏上冰时,狠狠地踩上一脚,想把所有的怨和恨都汇到脚上。我要跺碎的不是一块由污水凝结的冰,而是一个没有光明的龌龊世界。我恨不得汇足所有力气,蹬脚腾飞起来,飞出捉弄我的永安村,而且永不回头。

第二年,家里也承包了责任田,我也高中毕业。

屋有了,田也有了,解决了温饱,就得奔小康。住够了乡村的泥房,就跑到城里买洋房。

去年春节,我准备乔迁,特地回家请娘。

娘唬着脸道:“我不去,我要在家里陪你爹。”

“娘,我们归新屋,别的客人都要来,您不去,我们的脸往哪里搁呀?”

哪个母亲不疼儿?儿子能行事业,娘虽然担心儿子丢弃她辛苦一辈子造起的老屋,丢弃来之不易的责任田,还是乐呵呵地跟着我走了。

我娘没进门,妻子递出一双拖鞋,她就呆在那里向上翻了一下眼皮。直到我穿了拖鞋,她才慢慢地弯下腰穿上。我搀着她的手,她就朝里瞧。我叫她坐在沙发上休息。她朝外看看,朝上看看,四处瞧瞧,嘴上啧啧不停。她以前看见的只有一种电灯——白炽灯,从来没有看见过有十几个灯泡的吊灯。她只看见过来自县里剧团挂在舞台上的布幕,而从来没看见过印着漂亮花鸟的宽大的窗帘。她只看见过缝裂得在楼上能看见楼下人的楼板,从来没看见过用油漆刷得锃亮的实木地板。她低头瞧瞧漆得锃亮的木地板,小心奕奕地摸摸漆成金黄的沙发和茶几,又走过去摸摸舞台布幕似的窗帘。

“难怪你们还肯回去!”我娘恍然大悟。

“娘,如果您住得惯,就别回去了。”我媳妇说。

“我真不。我不回去,那田谁种呀?”我娘说。

“老是田、田、田,我少抽几包烟就是了。”我一说,娘就有些不高兴。

其实那田还不都是我种?耕田是我出钱,化肥我出钱,割稻全家动员,娘只不过看看田水。我收入多少不会去算,只不过出钱给老人家买个快乐。

晚宴,在金都大酒店举行。我娘坐着我的小车七弯八转,一上桌,就说头晕。

开宴,娘看我端着酒杯站着,她也想端着酒杯跟着。我妻子拉了她一下衣襟说:“娘,您就坐着吧。”

“我坐着?”看人们端着杯一个个站得笔直,她还是慢悠悠地站了起来,似乎不站一下就是对人不礼貌。

这宴席确实是亏待了我娘,她在家粗菜淡饭,一碗酸菜一碗粥。一见乌龟王八蛇虫蝉,身上就冒出了鸡皮疙瘩。

在家喝家酿,我娘也算是海量,在酒缸里舀出一碗,常常是一饮而尽。但这次不知是晕车,还是怕桌的动物,只在玻璃板上敲了几次,下辈们还来不及祝她老人家寿比南山,福如东海,就趴在桌睡了。

宴席未散,作为东道主的我不好告退,我叫妻子送她回家。

我娘揉揉眼睛说:“如果你爹还在该多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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