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有一本相簿，贴满了年代久远，但却保存得极好的照片。照片里的那个少女，标致美丽。漆黑发亮的头发，长可及肩；长长的丹凤眼，隐隐含笑。她穿着时髦的泳衣，倚在游泳池畔的栏杆上，星星点点的阳光在她脸上跳跃；她穿着紧身的格子长裤，骑着脚踏车在马路上奔驰，黑黑亮亮的头发在风里神气地飞扬；她穿着圆领细腰的大花裙，斜斜地坐在如茵的草地上，笑容比周围嫣红姹紫的花卉更为灿烂。
照片中的这位少女，如今已经65岁了。她是我的母亲。
结婚之前，没有任何人相信，母亲能够吃苦。外祖父是怡保数一数二的殷商，拥有一幢占地极广的双层大宅。虽是富商，然而，外祖父全无伧俗的铜臭味。相反的，音符和书香，满屋飘溢。
天生聪慧的母亲，在这种优渥的环境里，逐渐成长为一名极为出色的女性。她静如处子，动若脱兔；入水能游，出水能弹（钢琴）。她不但通晓中英双语，而且能写出一手流畅的好文章。
1945年，被誉为“抗战英雄”的父亲，在拜会怡保侨领外祖父时，看到了坐在小厅里为外祖父处理文件的母亲。
惊艳。
从此，外祖父那座大宅便变成了一块强力磁石，每天晚上，风雨不改，父亲一定准时报到。终于，成功地俘虏了美人心。
婚后的生活，时而安定，时而坎坷。父亲曾与朋友在一个唤作“和丰”的地方开采锡矿。然而，由于所投资的那一大块土地锡米不多，因此，那几年的辛苦便白白付诸东流。
我出世时，父亲已是个小酒铺的店主了。小小的酒铺里，访客川流不息；然而，这些来访的人，谈酒不买酒，他们谈文化、政治、社会、理想。每每尽兴而归时，生性慷慨的父亲便把一瓶瓶的酒送人。这种“特殊”的经营方式使小酒铺的赤字愈来愈多，最后，闭门大吉！
这时，一向热衷于文化事业的父亲，高高兴兴地办起报纸来。这份报纸，取名《迅报》。
筹办《迅报》期间，家中的经济拮据不堪。我们住在一所无电无水供应的茅屋里，屋外乱草丛生、群蚊飞绕。一条邋里邋遢的河，日夜不停地在屋外呜咽抽泣。
有了三个稚龄孩子，母亲的家务永永远远也做不完。婚前那一双保养得极好的手，粗糙了，起泡了，生茧了。童年里最为清晰的一个印象是：穿得极为朴素的母亲，蹲在地上，用竹枝扎成的扫把，一下一下清扫地上的污水。
那一年农历新年，近在眉睫。可是，米缸却有断炊之虞。夜极深，爸爸还在外头奔波张罗。母亲煮了一锅稀稀的白粥，三个小孩儿狼吞虎咽。母亲坐在桌旁，双眉微蹙，不言不语。她面前的那碗白粥，没了烟气，冷冷的、白白的、圆圆的一团，好似一张血色被抽离了的忧伤的脸。远处，隐隐地传来了爆竹的声响，稀稀落落的，好像是星星点点的喜气，可是，这喜气，却是摒绝在我家门外的。好不容易等到爸爸回家来了，两个人相对看时的表情是没有表情。
外祖父对于女儿困窘的情境并不是视而不见的，可是，母亲倔犟的傲骨却使她不肯接受任何来自娘家的接济。而情*极高的父亲，对于金钱的概念始终很淡薄。夫妻两人打定心意，齐心协力地咬紧牙根以渡过人生这一段萧瑟酷寒的黑暗期。
在贫穷的夹缝里为三餐营营碌碌的母亲，精神生活却是丰富多彩的。她为父亲的《迅报》写长篇连载小说，笔触细腻，情节曲折，据说拥有不少读者呢！
我依然清楚地记得母亲低着头在沾着油迹的木桌上写作时那美丽绝顶的神情。煤油灯里闪烁不定的火舌映照在褐色格子的稿纸上，好似无数小精灵在快乐地起舞，母亲嘴角含着温柔的笑意，整张脸的轮廓显得非常地柔和。在这个全神贯注地进行创作的时刻，她不是母亲，不是妻子，她是她自己，一个完完全全的自己。
除了创作，母亲也自行翻译外国的文稿。她对语文，有着强烈的兴趣，数十年来，不论处于顺境或是逆境，她都不曾放弃阅读。常常涉猎英文杂志报纸的结果，使她有了极强的英文基础，因此，从事翻译，得心应手。
文化事业，是恒远地寂寞的。父亲创办的《迅报》，在苦苦支撑了三年之后，因为曲高和寡而闭门大吉了。
这时，父亲决定离开怡保，南下新加坡另谋发展了。下这决定时，家中老幺刚出世不久。母亲在初生婴儿不断啼哭的烦乱里，在稚龄儿女不停吵闹的慌乱中，保持着高度的镇定，有条不紊地把行李一件一件地打点好。
1958年，我们一家子挥别了淳朴美丽的故乡怡保，来到了当时繁乱而不繁华的新加坡，在地点偏远的火城，租下了一个房间，一家六口挤在一起住。
初到异乡的父亲，在他哥哥的协助下，当起了建筑承包商。早出晚归，日夜拼搏。
母亲呢，足不出户地照顾四个小孩儿。外头的花花世界，她连看一眼的兴趣也没有。邻居的东家长、西家短，她充耳不闻。柴米油盐酱醋茶、尿布桌布窗帘布，是她生活的全部。写作与阅读，和她已成了毫不相干的两码事。
在那段年轻的日子里，我曾是母亲眼中的刺猬。有一回，闹了情绪，受了责骂，足足几天，不和母亲对话。晚上，她一边抹桌子，一边叹气，说：“我是你母亲呢，怎么说你几句就当我是仇人。”
我抬头看她，就在明亮的灯光下，我看到她头上闪出了几根刺目的白发，眉眼处也牵出了几道惹目的皱纹。
我很震惊。母亲居然有白头发、有小皱纹了呢！千句万句“对不起”，悄悄地在心底响了千遍万遍，可是，说不出口来。
上了大学，忙着适应新生活、忙着结交新朋友，就算是周末也好似蜻蜓点水似的，轻轻一转，又飞离家门，在外头辽阔的世界里寻找自己的大快乐。
这时，父亲的事业已经有了很好的基础，生活过得很宽裕。孩子又一个个长大了，母亲有了可以随意外出看戏购物的时间、自由和经济能力，可是，她依然还是足不出户。她窝在家里，弹钢琴、读书报、看电视、听音乐。这些，原都是她生活里的最爱，可是，生命里有一段很长很长的时间为生活而挣扎，她默默地痛苦地把它们都放弃了。现在，有了重温旧梦的机会，她当然紧紧地抓住每一分每一秒来充分享受了。
母亲偶尔外出，也是为了拾掇青春期间曾有的快乐：她去游泳。尽管“荒废”了那么多年，可是，她的泳术并不曾生疏。一跳进蔚蓝的池水里，她便化成了一条灵活的鱼，溜溜滑滑地由一头游到另一头去。整个游泳池的水，都感染了她的快乐而轻快地荡漾着。有时，亲戚从外地来访，大家一块儿到马林百列公园去野餐。这时，母亲便会租一辆自行车从草地中央的羊肠小道飞来驰去。
我大学毕业那一年，五十余岁的母亲“自动请缨”地为我誊抄洋洋十多万字的毕业论文。伏在闪着亮泽的花梨木桌上，母亲心无旁骛地把秀丽如花的字一个一个嵌入纤细的格子里。
去年，当上了专科医生的弟弟把父母亲都接到英国去住了。母亲寄来了大沓的照片：在伦敦大桥下的、在蜡像馆与伊丽莎白女皇合摄的、在泰弗加广场让鸽子站在肩膀上拍摄的……全都显得神采飞扬。
在给我的信里，她说：“几十年来，活在琐碎的家务中，整个人都好像是套在一个固定的模式里，很腻。现在，来到了风光明媚的伦敦，过着不必为开门七件事而烦心的生活，我好像亦回到了青春期那种无忧无虑的日子里。这些年来，养儿育女的艰辛，一言难尽；但是，在舒适的晚年里看到儿女事业有成，那种满足感和成就感，也是我难以描绘的。”
然而，母亲的“满足感”和“成就感”，是她押了一生的岁月而换取的！
照片中的这位少女，如今已经65岁了。她是我的母亲。
结婚之前，没有任何人相信，母亲能够吃苦。外祖父是怡保数一数二的殷商，拥有一幢占地极广的双层大宅。虽是富商，然而，外祖父全无伧俗的铜臭味。相反的，音符和书香，满屋飘溢。
天生聪慧的母亲，在这种优渥的环境里，逐渐成长为一名极为出色的女性。她静如处子，动若脱兔；入水能游，出水能弹（钢琴）。她不但通晓中英双语，而且能写出一手流畅的好文章。
1945年，被誉为“抗战英雄”的父亲，在拜会怡保侨领外祖父时，看到了坐在小厅里为外祖父处理文件的母亲。
惊艳。
从此，外祖父那座大宅便变成了一块强力磁石，每天晚上，风雨不改，父亲一定准时报到。终于，成功地俘虏了美人心。
婚后的生活，时而安定，时而坎坷。父亲曾与朋友在一个唤作“和丰”的地方开采锡矿。然而，由于所投资的那一大块土地锡米不多，因此，那几年的辛苦便白白付诸东流。
我出世时，父亲已是个小酒铺的店主了。小小的酒铺里，访客川流不息；然而，这些来访的人，谈酒不买酒，他们谈文化、政治、社会、理想。每每尽兴而归时，生性慷慨的父亲便把一瓶瓶的酒送人。这种“特殊”的经营方式使小酒铺的赤字愈来愈多，最后，闭门大吉！
这时，一向热衷于文化事业的父亲，高高兴兴地办起报纸来。这份报纸，取名《迅报》。
筹办《迅报》期间，家中的经济拮据不堪。我们住在一所无电无水供应的茅屋里，屋外乱草丛生、群蚊飞绕。一条邋里邋遢的河，日夜不停地在屋外呜咽抽泣。
有了三个稚龄孩子，母亲的家务永永远远也做不完。婚前那一双保养得极好的手，粗糙了，起泡了，生茧了。童年里最为清晰的一个印象是：穿得极为朴素的母亲，蹲在地上，用竹枝扎成的扫把，一下一下清扫地上的污水。
那一年农历新年，近在眉睫。可是，米缸却有断炊之虞。夜极深，爸爸还在外头奔波张罗。母亲煮了一锅稀稀的白粥，三个小孩儿狼吞虎咽。母亲坐在桌旁，双眉微蹙，不言不语。她面前的那碗白粥，没了烟气，冷冷的、白白的、圆圆的一团，好似一张血色被抽离了的忧伤的脸。远处，隐隐地传来了爆竹的声响，稀稀落落的，好像是星星点点的喜气，可是，这喜气，却是摒绝在我家门外的。好不容易等到爸爸回家来了，两个人相对看时的表情是没有表情。
外祖父对于女儿困窘的情境并不是视而不见的，可是，母亲倔犟的傲骨却使她不肯接受任何来自娘家的接济。而情*极高的父亲，对于金钱的概念始终很淡薄。夫妻两人打定心意，齐心协力地咬紧牙根以渡过人生这一段萧瑟酷寒的黑暗期。
在贫穷的夹缝里为三餐营营碌碌的母亲，精神生活却是丰富多彩的。她为父亲的《迅报》写长篇连载小说，笔触细腻，情节曲折，据说拥有不少读者呢！
我依然清楚地记得母亲低着头在沾着油迹的木桌上写作时那美丽绝顶的神情。煤油灯里闪烁不定的火舌映照在褐色格子的稿纸上，好似无数小精灵在快乐地起舞，母亲嘴角含着温柔的笑意，整张脸的轮廓显得非常地柔和。在这个全神贯注地进行创作的时刻，她不是母亲，不是妻子，她是她自己，一个完完全全的自己。
除了创作，母亲也自行翻译外国的文稿。她对语文，有着强烈的兴趣，数十年来，不论处于顺境或是逆境，她都不曾放弃阅读。常常涉猎英文杂志报纸的结果，使她有了极强的英文基础，因此，从事翻译，得心应手。
文化事业，是恒远地寂寞的。父亲创办的《迅报》，在苦苦支撑了三年之后，因为曲高和寡而闭门大吉了。
这时，父亲决定离开怡保，南下新加坡另谋发展了。下这决定时，家中老幺刚出世不久。母亲在初生婴儿不断啼哭的烦乱里，在稚龄儿女不停吵闹的慌乱中，保持着高度的镇定，有条不紊地把行李一件一件地打点好。
1958年，我们一家子挥别了淳朴美丽的故乡怡保，来到了当时繁乱而不繁华的新加坡，在地点偏远的火城，租下了一个房间，一家六口挤在一起住。
初到异乡的父亲，在他哥哥的协助下，当起了建筑承包商。早出晚归，日夜拼搏。
母亲呢，足不出户地照顾四个小孩儿。外头的花花世界，她连看一眼的兴趣也没有。邻居的东家长、西家短，她充耳不闻。柴米油盐酱醋茶、尿布桌布窗帘布，是她生活的全部。写作与阅读，和她已成了毫不相干的两码事。
在那段年轻的日子里，我曾是母亲眼中的刺猬。有一回，闹了情绪，受了责骂，足足几天，不和母亲对话。晚上，她一边抹桌子，一边叹气，说：“我是你母亲呢，怎么说你几句就当我是仇人。”
我抬头看她，就在明亮的灯光下，我看到她头上闪出了几根刺目的白发，眉眼处也牵出了几道惹目的皱纹。
我很震惊。母亲居然有白头发、有小皱纹了呢！千句万句“对不起”，悄悄地在心底响了千遍万遍，可是，说不出口来。
上了大学，忙着适应新生活、忙着结交新朋友，就算是周末也好似蜻蜓点水似的，轻轻一转，又飞离家门，在外头辽阔的世界里寻找自己的大快乐。
这时，父亲的事业已经有了很好的基础，生活过得很宽裕。孩子又一个个长大了，母亲有了可以随意外出看戏购物的时间、自由和经济能力，可是，她依然还是足不出户。她窝在家里，弹钢琴、读书报、看电视、听音乐。这些，原都是她生活里的最爱，可是，生命里有一段很长很长的时间为生活而挣扎，她默默地痛苦地把它们都放弃了。现在，有了重温旧梦的机会，她当然紧紧地抓住每一分每一秒来充分享受了。
母亲偶尔外出，也是为了拾掇青春期间曾有的快乐：她去游泳。尽管“荒废”了那么多年，可是，她的泳术并不曾生疏。一跳进蔚蓝的池水里，她便化成了一条灵活的鱼，溜溜滑滑地由一头游到另一头去。整个游泳池的水，都感染了她的快乐而轻快地荡漾着。有时，亲戚从外地来访，大家一块儿到马林百列公园去野餐。这时，母亲便会租一辆自行车从草地中央的羊肠小道飞来驰去。
我大学毕业那一年，五十余岁的母亲“自动请缨”地为我誊抄洋洋十多万字的毕业论文。伏在闪着亮泽的花梨木桌上，母亲心无旁骛地把秀丽如花的字一个一个嵌入纤细的格子里。
去年，当上了专科医生的弟弟把父母亲都接到英国去住了。母亲寄来了大沓的照片：在伦敦大桥下的、在蜡像馆与伊丽莎白女皇合摄的、在泰弗加广场让鸽子站在肩膀上拍摄的……全都显得神采飞扬。
在给我的信里，她说：“几十年来，活在琐碎的家务中，整个人都好像是套在一个固定的模式里，很腻。现在，来到了风光明媚的伦敦，过着不必为开门七件事而烦心的生活，我好像亦回到了青春期那种无忧无虑的日子里。这些年来，养儿育女的艰辛，一言难尽；但是，在舒适的晚年里看到儿女事业有成，那种满足感和成就感，也是我难以描绘的。”
然而，母亲的“满足感”和“成就感”，是她押了一生的岁月而换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