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我不会像自己的想象中的赤祼地站着，一些无形的外衣将会一直包装我，掩饰我真实灵魂的永远缺席。
——费尔南多，佩索阿
他脸上有一道伤痕，如果不仔细看，被他的鬓角遮住的伤疤像一道新月，弧线从耳边延伸到脖子上。除了这道优美伤疤的弧线，他的脸瘦而清秀，皮肤白净，只看他的脸蛋，会觉得他其实是长相不赖的年轻男人。但如果视线往下移，人们会倒抽了一口冷气。一个侏儒，一个身材不足一米的触目惊心的残废侏儒，他的双脚永远盘曲在一个用轮子滚动的木架盘子上。双脚像一道艰难的哲学命题无法伸展，也无从得知二十一二岁的他何时不能再直立行走。他的背永远弯得像一张弓，是盈虚的无法拉开的弓，他只有努力地抬起头和人们说话。然而，他的脸上洋溢着天使般的微笑。这种纯净的微笑出现在一个被上帝扭曲捏造而成的残废侏儒身上，人们会责怪上帝的残忍而庆幸自己四肢健全。他的真实姓名无人知道，广州江南西的居民都喊他为“高达”，听上去像是讽刺，这样一只爬着的“生物”——无论如何也不能叫“高大、英俊”之类的名字。这实在是汉语带来的莫大讥诮与快乐。
他生存在江南西的某个小区，靠卖女人戴的廉价假花、头饰为生。广州江南西的居民时不时到他的小摊子上买点东西。这个小矮人，估且这样喊他，他的生意勉强可以维持生计，靠一个木架子上为数不多的零碎玩意儿换钱，他做生意有点像乞讨，用一个罐子装着钱放在自己面前，一元、五元的毛票历历可见，这样他也能生存下去。他据说好喝点酒。一年之中总有几次躲在他的房间里，猛喝几天不省人事，清醒后依然用木轮小车拖着他与他的假花摊子，停靠在小区的不喷水的水池边。他静静地守着太阳，守着女人成群结队从他身边走过。人们看他都需要低下头，只有五六岁的小孩可以比他高一点。于是他可以和孩子平视，孩子们并不喜欢他摊子上的东西。有时会调皮地偷走一件属于他的货物，并且远远地跑开邪恶地取笑他“小矮人！小狗一样爬”。没有礼貌的孩子毕竟少数，大部分的广州居民，都还是和气地对他，尽管这种“和气”等于“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淡漠。
我最近一次来广州出差的时候，遇上了暴雨，躲进了广州这条老街的一个小酒店里，看着雨柱从屋檐打下来，想只好在此找家酒店住下来了。酒店摆放着红漆圆桌，有明朝红木家私的味道，在这条透着广州老城区浓浓生活气息的街上，如是灯火昏暗的天，瓢泼大雨，人们实在应该找点乐子，打发空虚多余的时间。
高达，后来我知道他的名字。正是人们乐子中的一份子。他或许喝多了酒，白净的脸绽红了，有点可爱的胭脂红从颧骨泛出，伤疤也有点狰狞地红艳了，残废侏儒瘦小弯曲的身体只能趴在桌子上，他被店主用靠椅小心地护着，防止他不小心跌倒。店主与他熟悉，做生意笑脸相迎是广州人的生意经。店外雷鸣闪电，忽然有人提到高达脸上的伤疤，小矮人脸一沉，人们以为他会生气，但没想到他却蔫蔫地笑，如他平时般纯净的笑，“我把我的故事说给你们听，但是有一点，不管我说得有多丢人，多么不光荣，我都如实说来……”
2005年前后，我和我的老表老毕，我们一同从江西过来，老毕是我同村人，你们看到了我了，我这种当然一个人是爬不上火车的，没有老毕我肯定被汽车当狗一样碾死了。可以说老毕抱着我一起到了广州。我们一起贩水果卖。你们别笑，我还可以看看车，把把秤的。我算数快，又会写字。我还读《*党宣言》、背《成语字典》，你们觉得我没文化啊？我小学作文也是拿高分的。我们找了个好地方，天河有四所大学的中间地带你们知道的吧？岗顶、石牌，我们一直在那里混饭吃。老毕出钱买了三轮车，把水果拉到华南师范大学门口卖。学生有钱，一车水果一下午就卖完了。钱好赚哪……比我们在江西赚得要多得多了。每天有一两百块进账，老毕高兴坏了。我们终于租了房子，赚的钱老毕全存起来，说要在广州找个媳妇，我笑他痴人说梦。对了，老毕都四十岁了，胡子拉杂的谁看得上他呢，再说，还有我跟在他身边。他在江西他讨过一个老婆，可惜太穷养不住，跟人跑了。我们俩人的床对正着，睡对面，我负责切菜，他负责烧饭，我连锅灶都够不着，老毕忙前忙后把重活全包了。
我又瘦小又窝囊，只好看水果车。像一只无脊椎动物似的叫人看了难受。不过我也能去批货，上公交车的技术我学会了，公交车的台阶虽然高，可我用双棍撑着也可以上，不过人们会笑话我，习惯了也当没看到我。幸好司机坏的不多，一般都会停下来等等我。我一般不上太挤的车，很容易被踩死，毕经常说，你再乱跑，广州人像踩只蚂蚁一样踩死你。
我没被广州人像踩蚂蚁般踩死。老毕却没活过那个冬天。我们一直在华南师大西区校门口摆摊，也不用交什么费用，一到晚上，摊子挤满了校区门口的街，吃的穿的、卖二手书的，啥都有。学生心地好，常来光顾，货也出得快。你们问到老毕咋死的，别急，说起来这事怪我不好。真的，全怨我。
老毕爱喝两口，2006年的冬天，生意开始不好做了。城管像乌鸦一般，总在天黑出来“扫荡”。出来赶无证摊贩，没收秤和三轮车，那天晚上老毕喝多了，我本来劝他别去，可他不听，说挣满了三千就回江西，不再来广州了。广州这地方热死了，老毕天天看着女学生从他眼前花技招展地过去，心痒痒，他真的想回老家。我知道他有时想的夜里掉眼泪。他不像我，我从不哭，可他爱哭。
那天城管又开着车来，天气也不好，冷得像要冻死人，都没几个摊拉，大家都觉得今夜没事了，也没提防，我和老毕跑不快。正被城管逮个正着，老毕带着我又不好自己开溜。城管非要没收老毕的三轮车和一车水果，老毕急了，酒劲上来，用秤打了其中一个城管。后来你们也知道了，老毕挨了一顿打，我本来想冲上去护着他，可我这么一个残废不要命了吗。结果我刚冲上去就被推在一边，脸被石头刮了一下，一看血我就昏了，事后想想，我都不知道自己是吓昏的还是真昏了。老毕不但挨了打，还被罚了款，车也没了。一身伤地回去。他又喝上了，一口气灌了一瓶烧刀子，我知道你们笑他傻，这点事都过不去，可三轮车是他的*，我个废人拖累他。那天夜里，老毕说要出去走走，临走前说，小子，我带你出来，保得了你一时，保不了你一世。如果我有事，我存的钱，你帮我寄一部分回家，另一部分你自己留着。事后想想，我当时该拉着他别让他出去，他的话就透着邪气，有临别的意味，可我当时昏头了，没听出来。
老毕一去没再回来。我不知道他怎么跑到珠江去的。我老想着他肯定不是跑去寻短见，可能喝醉酒一头栽下去的，再也没起来。
老毕的死讯，我几天后才知道。老毕留下的钱，我取了出来，原来他真的存了一千多块。是了，你们猜对了。我是该死。我没有按他说的把钱寄回家。我身上没钱，连个暂住证都没办，房东又来赶我走，说房子租给我让人笑话。我花了钱找人做了个证，然后换了地方，对了，我在这里做生意没事，其实我是送了东西给这边的居委会打过招呼的。送了几百块的礼。让人逼得。
高达说到这里停住了，听的人都呆呆地看着他，发现他的手在颤抖。
“后来怎么样了？”我问道。
“我把老毕的钱都花了。逃到这里，老觉得他在跟着我。我出来喝酒也带上他。”可怜的侏儒*了一声，幽幽地指着脸上的伤疤，“如果我那天不晕血，可能老毕也不会死了。”
“难道你们不信吗？有人说我的情况可以申请低保的。我没有那样做，我坚决不会那样做，我这道伤总是提醒我，不要再靠别人养活。我讲了这个故事，只是想跟你们说，我真的很想好好活下去，唯一希望不靠别人也要活下去。这是我唯一的信仰。你们从头听到尾都快睡着了。真是没劲的故事是吧？我其实谁也庇护不了谁。这道卑*的伤疤挂在我脸上，对了，我叫高达，下次见到我，帮我买点头花送给你老婆。”
——费尔南多，佩索阿
他脸上有一道伤痕，如果不仔细看，被他的鬓角遮住的伤疤像一道新月，弧线从耳边延伸到脖子上。除了这道优美伤疤的弧线，他的脸瘦而清秀，皮肤白净，只看他的脸蛋，会觉得他其实是长相不赖的年轻男人。但如果视线往下移，人们会倒抽了一口冷气。一个侏儒，一个身材不足一米的触目惊心的残废侏儒，他的双脚永远盘曲在一个用轮子滚动的木架盘子上。双脚像一道艰难的哲学命题无法伸展，也无从得知二十一二岁的他何时不能再直立行走。他的背永远弯得像一张弓，是盈虚的无法拉开的弓，他只有努力地抬起头和人们说话。然而，他的脸上洋溢着天使般的微笑。这种纯净的微笑出现在一个被上帝扭曲捏造而成的残废侏儒身上，人们会责怪上帝的残忍而庆幸自己四肢健全。他的真实姓名无人知道，广州江南西的居民都喊他为“高达”，听上去像是讽刺，这样一只爬着的“生物”——无论如何也不能叫“高大、英俊”之类的名字。这实在是汉语带来的莫大讥诮与快乐。
他生存在江南西的某个小区，靠卖女人戴的廉价假花、头饰为生。广州江南西的居民时不时到他的小摊子上买点东西。这个小矮人，估且这样喊他，他的生意勉强可以维持生计，靠一个木架子上为数不多的零碎玩意儿换钱，他做生意有点像乞讨，用一个罐子装着钱放在自己面前，一元、五元的毛票历历可见，这样他也能生存下去。他据说好喝点酒。一年之中总有几次躲在他的房间里，猛喝几天不省人事，清醒后依然用木轮小车拖着他与他的假花摊子，停靠在小区的不喷水的水池边。他静静地守着太阳，守着女人成群结队从他身边走过。人们看他都需要低下头，只有五六岁的小孩可以比他高一点。于是他可以和孩子平视，孩子们并不喜欢他摊子上的东西。有时会调皮地偷走一件属于他的货物，并且远远地跑开邪恶地取笑他“小矮人！小狗一样爬”。没有礼貌的孩子毕竟少数，大部分的广州居民，都还是和气地对他，尽管这种“和气”等于“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淡漠。
我最近一次来广州出差的时候，遇上了暴雨，躲进了广州这条老街的一个小酒店里，看着雨柱从屋檐打下来，想只好在此找家酒店住下来了。酒店摆放着红漆圆桌，有明朝红木家私的味道，在这条透着广州老城区浓浓生活气息的街上，如是灯火昏暗的天，瓢泼大雨，人们实在应该找点乐子，打发空虚多余的时间。
高达，后来我知道他的名字。正是人们乐子中的一份子。他或许喝多了酒，白净的脸绽红了，有点可爱的胭脂红从颧骨泛出，伤疤也有点狰狞地红艳了，残废侏儒瘦小弯曲的身体只能趴在桌子上，他被店主用靠椅小心地护着，防止他不小心跌倒。店主与他熟悉，做生意笑脸相迎是广州人的生意经。店外雷鸣闪电，忽然有人提到高达脸上的伤疤，小矮人脸一沉，人们以为他会生气，但没想到他却蔫蔫地笑，如他平时般纯净的笑，“我把我的故事说给你们听，但是有一点，不管我说得有多丢人，多么不光荣，我都如实说来……”
2005年前后，我和我的老表老毕，我们一同从江西过来，老毕是我同村人，你们看到了我了，我这种当然一个人是爬不上火车的，没有老毕我肯定被汽车当狗一样碾死了。可以说老毕抱着我一起到了广州。我们一起贩水果卖。你们别笑，我还可以看看车，把把秤的。我算数快，又会写字。我还读《*党宣言》、背《成语字典》，你们觉得我没文化啊？我小学作文也是拿高分的。我们找了个好地方，天河有四所大学的中间地带你们知道的吧？岗顶、石牌，我们一直在那里混饭吃。老毕出钱买了三轮车，把水果拉到华南师范大学门口卖。学生有钱，一车水果一下午就卖完了。钱好赚哪……比我们在江西赚得要多得多了。每天有一两百块进账，老毕高兴坏了。我们终于租了房子，赚的钱老毕全存起来，说要在广州找个媳妇，我笑他痴人说梦。对了，老毕都四十岁了，胡子拉杂的谁看得上他呢，再说，还有我跟在他身边。他在江西他讨过一个老婆，可惜太穷养不住，跟人跑了。我们俩人的床对正着，睡对面，我负责切菜，他负责烧饭，我连锅灶都够不着，老毕忙前忙后把重活全包了。
我又瘦小又窝囊，只好看水果车。像一只无脊椎动物似的叫人看了难受。不过我也能去批货，上公交车的技术我学会了，公交车的台阶虽然高，可我用双棍撑着也可以上，不过人们会笑话我，习惯了也当没看到我。幸好司机坏的不多，一般都会停下来等等我。我一般不上太挤的车，很容易被踩死，毕经常说，你再乱跑，广州人像踩只蚂蚁一样踩死你。
我没被广州人像踩蚂蚁般踩死。老毕却没活过那个冬天。我们一直在华南师大西区校门口摆摊，也不用交什么费用，一到晚上，摊子挤满了校区门口的街，吃的穿的、卖二手书的，啥都有。学生心地好，常来光顾，货也出得快。你们问到老毕咋死的，别急，说起来这事怪我不好。真的，全怨我。
老毕爱喝两口，2006年的冬天，生意开始不好做了。城管像乌鸦一般，总在天黑出来“扫荡”。出来赶无证摊贩，没收秤和三轮车，那天晚上老毕喝多了，我本来劝他别去，可他不听，说挣满了三千就回江西，不再来广州了。广州这地方热死了，老毕天天看着女学生从他眼前花技招展地过去，心痒痒，他真的想回老家。我知道他有时想的夜里掉眼泪。他不像我，我从不哭，可他爱哭。
那天城管又开着车来，天气也不好，冷得像要冻死人，都没几个摊拉，大家都觉得今夜没事了，也没提防，我和老毕跑不快。正被城管逮个正着，老毕带着我又不好自己开溜。城管非要没收老毕的三轮车和一车水果，老毕急了，酒劲上来，用秤打了其中一个城管。后来你们也知道了，老毕挨了一顿打，我本来想冲上去护着他，可我这么一个残废不要命了吗。结果我刚冲上去就被推在一边，脸被石头刮了一下，一看血我就昏了，事后想想，我都不知道自己是吓昏的还是真昏了。老毕不但挨了打，还被罚了款，车也没了。一身伤地回去。他又喝上了，一口气灌了一瓶烧刀子，我知道你们笑他傻，这点事都过不去，可三轮车是他的*，我个废人拖累他。那天夜里，老毕说要出去走走，临走前说，小子，我带你出来，保得了你一时，保不了你一世。如果我有事，我存的钱，你帮我寄一部分回家，另一部分你自己留着。事后想想，我当时该拉着他别让他出去，他的话就透着邪气，有临别的意味，可我当时昏头了，没听出来。
老毕一去没再回来。我不知道他怎么跑到珠江去的。我老想着他肯定不是跑去寻短见，可能喝醉酒一头栽下去的，再也没起来。
老毕的死讯，我几天后才知道。老毕留下的钱，我取了出来，原来他真的存了一千多块。是了，你们猜对了。我是该死。我没有按他说的把钱寄回家。我身上没钱，连个暂住证都没办，房东又来赶我走，说房子租给我让人笑话。我花了钱找人做了个证，然后换了地方，对了，我在这里做生意没事，其实我是送了东西给这边的居委会打过招呼的。送了几百块的礼。让人逼得。
高达说到这里停住了，听的人都呆呆地看着他，发现他的手在颤抖。
“后来怎么样了？”我问道。
“我把老毕的钱都花了。逃到这里，老觉得他在跟着我。我出来喝酒也带上他。”可怜的侏儒*了一声，幽幽地指着脸上的伤疤，“如果我那天不晕血，可能老毕也不会死了。”
“难道你们不信吗？有人说我的情况可以申请低保的。我没有那样做，我坚决不会那样做，我这道伤总是提醒我，不要再靠别人养活。我讲了这个故事，只是想跟你们说，我真的很想好好活下去，唯一希望不靠别人也要活下去。这是我唯一的信仰。你们从头听到尾都快睡着了。真是没劲的故事是吧？我其实谁也庇护不了谁。这道卑*的伤疤挂在我脸上，对了，我叫高达，下次见到我，帮我买点头花送给你老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