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都很难相信，原判只有三年有期徒刑的我，在服刑了三十年之后，还有十二年的余刑。这不是在编故事，确确实实是我的亲身经历。三十年加上十二年，就是四十二年呵！正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黄金阶段，却要在痛苦和悔恨中度过。而造成这样结果的正是我自己，在走了一条危害国家、社会和人民的犯罪之路后仍不思悔改，又三次脱逃继续制造着罪恶，最终毁掉了自己的一生。
虽然多少个事实都证明了脱逃是一条绝路，是一条通向万丈深渊的危险之路，可愚蠢的我就是不信这个“邪”，认为只要逃出监狱，就能早日脱离苦海，就能早获自由。于是，我一次次地与法律做着“鸡蛋碰石头”的较量，撞得头破血流。
我输了，输掉了自己四十多年的光阴，输掉了大好的青春年华；还输掉了妻子的性命，输掉了亲情和其他的许多许多……
我叫良，1951年出生在江西省余江县的一个富农家庭。从小我就养成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习惯，不好好上学读书，更不愿参加生产劳动，小学还没念完就开始整天游手好闲，和社会上的一些不法分子混在一起，到处打架斗殴、招惹是非。十五岁时，我学会了扒窃。我都记不清自己被依法拘留和送劳动教养过多少次了，但每一次释放和解教后，我都不思悔改又继续作案，终于在一九七六年三月被法院以扒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从此，我带着“罪犯”的身份度过了至今的三十一个春秋。
被判刑后，对自己的行为给社会、给人民造成的危害我从来就没有好好地反省过，总是叹息自己的运气差、太不小心了才会落入法网。在囚禁的日子里，监狱里那些纪律规章的严格约束让我很不适应，一直怀念着以前社会上逍遥自在和纸醉金迷的生活，脱逃的念头也由此而产生。一九七六年七月四日，在出工劳作时我趁带工干部不留神，一头窜进了劳作区旁边的草丛里，然后顺着一片树林逃逸。“回”到社会后，我又和昔日那些“朋友”们混在一起，继续干着扒窃的犯罪勾当。然而不久后，我再一次“失手”了，于一九七八年五月被法院以脱逃罪、扒窃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随后被送往江西省第四监狱服刑。
再次成囚后，我依然没有反省自己，仍不甘心“束手成囚”，投劳还不到一个月就瞅准机会又一次实施了脱逃。
但这一次“自由”后我却不敢回到家乡了，而是流窜在省内外的其他城市里。我白天睡觉，或是到处闲逛、踩点，到了晚上就大肆进行扒窃、盗窃和抢劫等犯罪活动。期间，我在南昌还认识了一个女孩，花言巧语骗取她的芳心后，与她结婚并先后生了两个女儿。一九八四年六月二十八日，在伙同他人窜至南昌市彭家桥实施盗窃时，我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于一九八四年九月十二日被南昌市人民法院以脱逃罪、盗窃罪、抢劫罪判处无期徒刑，很快又回到了逃离近六年的省第四监狱服刑。
几天后，妻子带着两个女儿赶来看我。一见到我她的泪水就直往外涌，两个女儿也都哭喊着“爸爸”。那一刻我的心底真有一种说不出的愧疚。良久，妻子才说：“你要听政府的话，安心改造，我会照顾好孩子的。”望着在短短时间里迅速憔悴、消瘦了的妻子，一时间我不知说什么才好，只是忙着点头。
说句实话，对于家庭，我还是充满着牵挂。望着妻子和两个女儿离去的背影，我的心里无比惆怅。我多么希望和她们在一起，陪伴在她们的身边呀！可我现在是一个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罪犯，什么时候才能回家？如果真的给我一个机会，我一定会安分守纪的过日子，再也不去犯罪。可是，到哪儿去寻找这样的机会呢？突然，一个大胆的念头在我的脑海中闪过：逃，还是只有逃出去，才能实现自己的这个愿望。这个念头是那样的强烈，以至于使我忘记了刚才在妻子面前作出的保证——“说什么再也不去犯罪了”。当然，也忘了脱逃的本身就是一种犯罪。
正当一门心思琢磨着怎样逃出去时，一九八五年九月八日，我却踏上了开往大西北的专列，被遣往昆仑山下一所监狱服刑。面对着那茫茫无际的戈壁和风沙来临时的昏暗天空，以及用铁丝网包围起来的“地窝子”，我的心都凉了。难道这就是让我改造的地方吗？这么恶劣的环境，这样艰苦的生活，我还能活着回去吗？巨大的条件反差更加激起了我对家乡、对妻子和两个女儿的思念，也使我脱逃的念头更加的强烈：我一定要逃出去！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十二日晚上九点钟左右，在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之后，我趁着值班干警交接班之际，从铁丝网下钻了出去。夜深人静，戈壁滩上阴森恐怖，我壮起胆子向前走。由于害怕被人发现，我不敢走大路，只能朝着平日干活时确定的方向盲目行进。戈壁荒滩，荆棘从生，不一会儿，我的身上就血迹斑斑，脚上还扎进很多根刺，全身感到钻心的疼痛却又不能停留。就这样，我像个不敢见人的野生动物一样，白天找个隐蔽的地方睡一觉，利用晚上黑暗的掩护来赶路。其实即使在睡梦中我也不得安稳，记得有一次因惊恐过度，梦见一帮警察向我走来，吓得起身就跑，不但摔了一跤还惊出了一身冷汗。在那段逃亡的日子里，饿了我就找一些甘草根、芦苇根吃，渴了就抓些冰块含在嘴里。直到有一天我爬上一列东去的火车，半个多月后终于逃回了南昌。再次以花言巧语骗得了妻子的信任后，我隐姓埋名摆了个卖水果的摊位，开始过起了平淡的生活。
一九九九年六月三十日，在卖水果时我与一名顾客发生了争吵，引来一位正在附近值勤的民警。当时全国上下正在联网追捕逃犯，虽然我戴了一副眼镜，但那位民警还是觉得我与网上追捕的一个逃犯十分相似，忙与南昌市西湖公安分局联系，经证实后当场将我抓获。三个月后，我被押回原监狱，结束了这次长达十一年七个月又十九天的逃亡之旅。让我意想不到的是，当妻子得知我是一个逃犯时，经受不住这么沉重的打击，竟然跳楼自杀身亡，所有的亲人也都不再理睬于我。而酿成这杯苦酒的不是别人，恰恰正是我自己。
那是刚逃回家时，面对妻子的询问，我编造了一套“案情有出入，现在是无罪释放”的谎言，把单纯善良、对法律又不甚了解的她给哄骗了。然后，在我“重新做人”的信誓旦旦下，妻子同意搬家与别人换了一套房子。我不但自己改名更姓，还让两个女儿跟随母姓的异常举动也没有引起她的过多怀疑。就这样，我戴上一副平光眼镜，进行简单的伪装后开始做起了贩卖水果的小生意。一晃十多年过去了，我本想着只要自己不再出去作案，就能以“非法自由人”的身份一直过着安稳平静的生活，与妻子白头偕老，把女儿抚养成人。然而，法律的尊严是不容许任何人亵渎的，“逃到天涯总是囚”这句话真是一点都不夸张。随着我的被捕，妻子的精神世界一下子坍塌了，在万分的悲哀和失望下终于寻了短见。亲戚们因此对我恨之入骨，而已经上了初中的两个女儿也发誓再也不认我这个父亲。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我作恶多端应得的报应啊！
回到新疆我被直接送进了监狱的禁闭室。禁闭室里漆黑一片，仿佛正昭示着我的未来。面对一系列难以承受的打击，我开始绝望了。
三个月后，裁定下来了，我被加刑五年，仍然执行无期徒刑。这个结果对于当时已经四十八岁的我，似乎并没产生什么沮丧或疼痛的感觉。因为妻子的自杀身亡、亲人的怨恨、尤其是女儿与我断绝关系的事实，早已让我的神经麻木。潜意识里，我甚至还有一种超脱之外的快感——瞧，这就是你应得的下场场。对于一个连亲人都唾弃的人，已经没有在这个世界上继续生存的意义了。于是，我想到了死，或许只有死才能解脱这一切。一天，等监区的犯人出工后，我躺在床上，用早就准备好的刀片咬牙在自己的肚皮上连划了三刀，顿时，血流如注，渐渐的我就不省人事了……
当我再次睁开眼睛时，看到的是一张张熟悉和陌生的面孔。熟悉的有监区副教导员、管教和卫生员，陌生的却是穿着白大褂的大夫。待意识恢复，我才反应过来，自己正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原来，那天我昏迷后被值班民警及时发现，监区领导听到报告立即安排车辆送我到医院抢救，硬是从死神手中把我给拽了回来。看到我苏醒，副教导员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他倒了一杯开水，扶我坐起来喝下，然后安慰我说“不要多想，好好养伤。”望着警官们一张张真诚关切的面孔，看到床头柜上摆满了奶粉、麦乳精等营养品，我的喉头顿时哽咽了。但我硬是忍着不让眼泪流出来，在心里对自己说：“千万不能被他们用感情给俘虏了。”所以，我既不说话，也不吃东西。细心的副教导员也许是看出了我的想法，也没多说什么，安排了一个住院服刑人员好好照顾我之后，就带着几位民警回去了。
一个月后，我伤愈回到了监区。在休养期中监区领导轮番来看望和安慰我，并安排大伙房每餐都为我做可口的病号饭以增加营养。说心里话，当时的我还是深受感动的。可这并不能治愈我心灵上的创伤。每当夜不成寐时，一幕幕往事不由自主地浮现在我眼前：一次次的犯罪入狱、一次次的脱逃又一次次的被抓获、十几年来总是过着心神不宁的日子，对家庭不但没有承担起应尽的责任，还总让妻儿担心、牵挂，最终还深深地伤害了她们。想像中妻子跳楼时幽怨的目光和女儿们愤怒下的指责在梦境中显得是那样的真实，使我备受煎熬，让我实在是难以放弃一死了之的念头。那天，趁值班民警有事离开，我挣扎着爬到上铺头朝下把自己往下掼。不料人在空中方向就难以控制，头没着地反把脊椎骨给摔断了。一时间，求死不成却带来的剧痛使我呻吟不止，值班民警听到动静后急忙赶来……
随后，我再次被送到了医院。为了接好脊椎骨，大夫不得不进行手术，从我的背上穿进一根不锈钢钢筋以起到固定的作用。以至于直到现在每逢天气变化，我都会腰酸背痛，留下了在自己那段万念俱灰的时期一个永久性的证据。
从二000年初被加刑后到二00一年底的近两年时间里，我先后自杀未遂二次，自伤自残一次，被禁闭一次、严管三次，其他各类违纪连自己都记不清了。对民警的真心挽救和苦口婆心的教育我置之不理，大有“撞了南墙也不回头”之势。按理说，对于像我这样的“顽石”即使是放弃了，任其自生自灭也不为过。可是，监区民警却没有灰心，仍然一次次的开会研究讨论对我的转化对策和教育方法，渐渐地摸准了我的“脉膊”。监区把与我的两个女儿取得联系作为切入点，以亲情来感化我的这颗僵死的心。说实话，我的心里确实非常牵挂着两个女儿，总希望她们能与我联系。但是一想到她们因母亲的自杀而怨恨于我，曾经发下“永远不再有你这样的父亲”的誓言，我的心就凉了，对监区采取的这一措施也不抱什么希望。
由于当时监区还未装有亲情电话，监区只能以写信的方式与我的女儿取得联系。一封、二封、三封………一个月、二个月、三个月……很快，一年过去了，监区先后共发出了十八封信，都如石沉大海，杳无音讯。正当连监区领导也觉得渺茫，打算放弃这个方法，重新制定对我的转化措施时，二00二年二月的一天，一封从江西省南昌市寄来的信送到了监区办公室。看完后，教导员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当晚他就把我叫到了谈话室，拿出了这封我女儿给监区寄来的信。直到今天，我都记得上面的几句话：“……既然连人民政府都不计较我爸爸的所有过错，还千方百计地教育他、鼓励他好好地活着。作为他的女儿，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去尽亲人的责任和义务呢……”读完信后，我竟忘了躺在医院病床时对自己“千万不能被他们用感情给俘虏了”的告诫，眼泪如潮水般涌个不停。教导员拍了拍我的肩膀：“不要让你的女儿再失望了。”我像个孩子似的边抹眼泪边连连点头。
几天后，我也收到了自回到监狱两年多以来女儿的第一封来信，大意是她们都盼望着我能够摒弃脱逃和寻死的念头，通过好好改造早日回到她们的身边。天哪！女儿们终于原谅了我，这与监区发出的那十八封信有着很大的关系。为此，我从内心深处彻底改变了对大漠警官的看法和态度。有时候遇到不顺的事还主动找警官聊聊。不久，监区装上了亲情电话，把第一个与亲人通话的机会给了我。在电话里，我倾听着那久违的声音而泪流满面，两个女儿也不停地安慰和鼓励我，使我激动不已。这一刻，是警官们付出了多少心血和努力才换来的，又怎不让我为之而深受感动呢！
是呵，他们并没有歧视我是一名囚犯，相反，总是用亲人般的关心来融化我。即使我在改造中一错再错——脱逃、抗拒管理、自杀自残，他们也没有因此而怨恨、折磨或是放弃我，而是以发自内心的真诚帮助和耐心细致的谆谆教诲对我进行着引导，在百忙之中抽空与我促膝谈心，教育我要认清形势，珍惜生命和改造的机会重新做人。在谈人生观、价值观和进行法律常识教育的同时，他们还列举了许多我熟悉和不熟悉的脱逃事例，阐述着只有积极改造才是正途，逃跑绝无出路的改造真理。这一番番教诲如柔柔细雨，滋润着我干枯已久的心田。我开始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有了深刻的反省，既然已经犯下了罪行，就要勇敢地承担起责任，再也不能给自己的改造道路上设置障碍了，更不能再让亲人们痛苦和失望了。我要明确方向、奋起直追，我要在有生之年里证明自己是一个知错能改、敢于承担责任的男子汉。
思想认识上有了提高，行为上也就有了转变。从那以后的改造中，我服从管理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再也没有过违规违纪。二00二年十一月，我由无期徒刑被减为有期徒刑十九年，二00四年和二00六年又两次获得减刑共三年三个月，并且，今年底将有望再获减刑。如今，我对前途充满了信心，将争取在二0一三年自己六十二岁的时候获得新生，回到家乡去与亲人们团聚，共享天伦之乐。
回顾自己这三十一年的改造历程，让我深深地懂得了犯罪是可恨的，而妄想通过脱逃来逃避惩罚是可耻的，其下场将是可悲的。我真诚地希望自己的经历能给社会上的朋友一点启迪，给大墙里的朋友一个警醒，也希望这份忏悔不会来得太迟。
虽然多少个事实都证明了脱逃是一条绝路，是一条通向万丈深渊的危险之路，可愚蠢的我就是不信这个“邪”，认为只要逃出监狱，就能早日脱离苦海，就能早获自由。于是，我一次次地与法律做着“鸡蛋碰石头”的较量，撞得头破血流。
我输了，输掉了自己四十多年的光阴，输掉了大好的青春年华；还输掉了妻子的性命，输掉了亲情和其他的许多许多……
我叫良，1951年出生在江西省余江县的一个富农家庭。从小我就养成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习惯，不好好上学读书，更不愿参加生产劳动，小学还没念完就开始整天游手好闲，和社会上的一些不法分子混在一起，到处打架斗殴、招惹是非。十五岁时，我学会了扒窃。我都记不清自己被依法拘留和送劳动教养过多少次了，但每一次释放和解教后，我都不思悔改又继续作案，终于在一九七六年三月被法院以扒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从此，我带着“罪犯”的身份度过了至今的三十一个春秋。
被判刑后，对自己的行为给社会、给人民造成的危害我从来就没有好好地反省过，总是叹息自己的运气差、太不小心了才会落入法网。在囚禁的日子里，监狱里那些纪律规章的严格约束让我很不适应，一直怀念着以前社会上逍遥自在和纸醉金迷的生活，脱逃的念头也由此而产生。一九七六年七月四日，在出工劳作时我趁带工干部不留神，一头窜进了劳作区旁边的草丛里，然后顺着一片树林逃逸。“回”到社会后，我又和昔日那些“朋友”们混在一起，继续干着扒窃的犯罪勾当。然而不久后，我再一次“失手”了，于一九七八年五月被法院以脱逃罪、扒窃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随后被送往江西省第四监狱服刑。
再次成囚后，我依然没有反省自己，仍不甘心“束手成囚”，投劳还不到一个月就瞅准机会又一次实施了脱逃。
但这一次“自由”后我却不敢回到家乡了，而是流窜在省内外的其他城市里。我白天睡觉，或是到处闲逛、踩点，到了晚上就大肆进行扒窃、盗窃和抢劫等犯罪活动。期间，我在南昌还认识了一个女孩，花言巧语骗取她的芳心后，与她结婚并先后生了两个女儿。一九八四年六月二十八日，在伙同他人窜至南昌市彭家桥实施盗窃时，我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于一九八四年九月十二日被南昌市人民法院以脱逃罪、盗窃罪、抢劫罪判处无期徒刑，很快又回到了逃离近六年的省第四监狱服刑。
几天后，妻子带着两个女儿赶来看我。一见到我她的泪水就直往外涌，两个女儿也都哭喊着“爸爸”。那一刻我的心底真有一种说不出的愧疚。良久，妻子才说：“你要听政府的话，安心改造，我会照顾好孩子的。”望着在短短时间里迅速憔悴、消瘦了的妻子，一时间我不知说什么才好，只是忙着点头。
说句实话，对于家庭，我还是充满着牵挂。望着妻子和两个女儿离去的背影，我的心里无比惆怅。我多么希望和她们在一起，陪伴在她们的身边呀！可我现在是一个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罪犯，什么时候才能回家？如果真的给我一个机会，我一定会安分守纪的过日子，再也不去犯罪。可是，到哪儿去寻找这样的机会呢？突然，一个大胆的念头在我的脑海中闪过：逃，还是只有逃出去，才能实现自己的这个愿望。这个念头是那样的强烈，以至于使我忘记了刚才在妻子面前作出的保证——“说什么再也不去犯罪了”。当然，也忘了脱逃的本身就是一种犯罪。
正当一门心思琢磨着怎样逃出去时，一九八五年九月八日，我却踏上了开往大西北的专列，被遣往昆仑山下一所监狱服刑。面对着那茫茫无际的戈壁和风沙来临时的昏暗天空，以及用铁丝网包围起来的“地窝子”，我的心都凉了。难道这就是让我改造的地方吗？这么恶劣的环境，这样艰苦的生活，我还能活着回去吗？巨大的条件反差更加激起了我对家乡、对妻子和两个女儿的思念，也使我脱逃的念头更加的强烈：我一定要逃出去！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十二日晚上九点钟左右，在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之后，我趁着值班干警交接班之际，从铁丝网下钻了出去。夜深人静，戈壁滩上阴森恐怖，我壮起胆子向前走。由于害怕被人发现，我不敢走大路，只能朝着平日干活时确定的方向盲目行进。戈壁荒滩，荆棘从生，不一会儿，我的身上就血迹斑斑，脚上还扎进很多根刺，全身感到钻心的疼痛却又不能停留。就这样，我像个不敢见人的野生动物一样，白天找个隐蔽的地方睡一觉，利用晚上黑暗的掩护来赶路。其实即使在睡梦中我也不得安稳，记得有一次因惊恐过度，梦见一帮警察向我走来，吓得起身就跑，不但摔了一跤还惊出了一身冷汗。在那段逃亡的日子里，饿了我就找一些甘草根、芦苇根吃，渴了就抓些冰块含在嘴里。直到有一天我爬上一列东去的火车，半个多月后终于逃回了南昌。再次以花言巧语骗得了妻子的信任后，我隐姓埋名摆了个卖水果的摊位，开始过起了平淡的生活。
一九九九年六月三十日，在卖水果时我与一名顾客发生了争吵，引来一位正在附近值勤的民警。当时全国上下正在联网追捕逃犯，虽然我戴了一副眼镜，但那位民警还是觉得我与网上追捕的一个逃犯十分相似，忙与南昌市西湖公安分局联系，经证实后当场将我抓获。三个月后，我被押回原监狱，结束了这次长达十一年七个月又十九天的逃亡之旅。让我意想不到的是，当妻子得知我是一个逃犯时，经受不住这么沉重的打击，竟然跳楼自杀身亡，所有的亲人也都不再理睬于我。而酿成这杯苦酒的不是别人，恰恰正是我自己。
那是刚逃回家时，面对妻子的询问，我编造了一套“案情有出入，现在是无罪释放”的谎言，把单纯善良、对法律又不甚了解的她给哄骗了。然后，在我“重新做人”的信誓旦旦下，妻子同意搬家与别人换了一套房子。我不但自己改名更姓，还让两个女儿跟随母姓的异常举动也没有引起她的过多怀疑。就这样，我戴上一副平光眼镜，进行简单的伪装后开始做起了贩卖水果的小生意。一晃十多年过去了，我本想着只要自己不再出去作案，就能以“非法自由人”的身份一直过着安稳平静的生活，与妻子白头偕老，把女儿抚养成人。然而，法律的尊严是不容许任何人亵渎的，“逃到天涯总是囚”这句话真是一点都不夸张。随着我的被捕，妻子的精神世界一下子坍塌了，在万分的悲哀和失望下终于寻了短见。亲戚们因此对我恨之入骨，而已经上了初中的两个女儿也发誓再也不认我这个父亲。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我作恶多端应得的报应啊！
回到新疆我被直接送进了监狱的禁闭室。禁闭室里漆黑一片，仿佛正昭示着我的未来。面对一系列难以承受的打击，我开始绝望了。
三个月后，裁定下来了，我被加刑五年，仍然执行无期徒刑。这个结果对于当时已经四十八岁的我，似乎并没产生什么沮丧或疼痛的感觉。因为妻子的自杀身亡、亲人的怨恨、尤其是女儿与我断绝关系的事实，早已让我的神经麻木。潜意识里，我甚至还有一种超脱之外的快感——瞧，这就是你应得的下场场。对于一个连亲人都唾弃的人，已经没有在这个世界上继续生存的意义了。于是，我想到了死，或许只有死才能解脱这一切。一天，等监区的犯人出工后，我躺在床上，用早就准备好的刀片咬牙在自己的肚皮上连划了三刀，顿时，血流如注，渐渐的我就不省人事了……
当我再次睁开眼睛时，看到的是一张张熟悉和陌生的面孔。熟悉的有监区副教导员、管教和卫生员，陌生的却是穿着白大褂的大夫。待意识恢复，我才反应过来，自己正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原来，那天我昏迷后被值班民警及时发现，监区领导听到报告立即安排车辆送我到医院抢救，硬是从死神手中把我给拽了回来。看到我苏醒，副教导员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他倒了一杯开水，扶我坐起来喝下，然后安慰我说“不要多想，好好养伤。”望着警官们一张张真诚关切的面孔，看到床头柜上摆满了奶粉、麦乳精等营养品，我的喉头顿时哽咽了。但我硬是忍着不让眼泪流出来，在心里对自己说：“千万不能被他们用感情给俘虏了。”所以，我既不说话，也不吃东西。细心的副教导员也许是看出了我的想法，也没多说什么，安排了一个住院服刑人员好好照顾我之后，就带着几位民警回去了。
一个月后，我伤愈回到了监区。在休养期中监区领导轮番来看望和安慰我，并安排大伙房每餐都为我做可口的病号饭以增加营养。说心里话，当时的我还是深受感动的。可这并不能治愈我心灵上的创伤。每当夜不成寐时，一幕幕往事不由自主地浮现在我眼前：一次次的犯罪入狱、一次次的脱逃又一次次的被抓获、十几年来总是过着心神不宁的日子，对家庭不但没有承担起应尽的责任，还总让妻儿担心、牵挂，最终还深深地伤害了她们。想像中妻子跳楼时幽怨的目光和女儿们愤怒下的指责在梦境中显得是那样的真实，使我备受煎熬，让我实在是难以放弃一死了之的念头。那天，趁值班民警有事离开，我挣扎着爬到上铺头朝下把自己往下掼。不料人在空中方向就难以控制，头没着地反把脊椎骨给摔断了。一时间，求死不成却带来的剧痛使我呻吟不止，值班民警听到动静后急忙赶来……
随后，我再次被送到了医院。为了接好脊椎骨，大夫不得不进行手术，从我的背上穿进一根不锈钢钢筋以起到固定的作用。以至于直到现在每逢天气变化，我都会腰酸背痛，留下了在自己那段万念俱灰的时期一个永久性的证据。
从二000年初被加刑后到二00一年底的近两年时间里，我先后自杀未遂二次，自伤自残一次，被禁闭一次、严管三次，其他各类违纪连自己都记不清了。对民警的真心挽救和苦口婆心的教育我置之不理，大有“撞了南墙也不回头”之势。按理说，对于像我这样的“顽石”即使是放弃了，任其自生自灭也不为过。可是，监区民警却没有灰心，仍然一次次的开会研究讨论对我的转化对策和教育方法，渐渐地摸准了我的“脉膊”。监区把与我的两个女儿取得联系作为切入点，以亲情来感化我的这颗僵死的心。说实话，我的心里确实非常牵挂着两个女儿，总希望她们能与我联系。但是一想到她们因母亲的自杀而怨恨于我，曾经发下“永远不再有你这样的父亲”的誓言，我的心就凉了，对监区采取的这一措施也不抱什么希望。
由于当时监区还未装有亲情电话，监区只能以写信的方式与我的女儿取得联系。一封、二封、三封………一个月、二个月、三个月……很快，一年过去了，监区先后共发出了十八封信，都如石沉大海，杳无音讯。正当连监区领导也觉得渺茫，打算放弃这个方法，重新制定对我的转化措施时，二00二年二月的一天，一封从江西省南昌市寄来的信送到了监区办公室。看完后，教导员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当晚他就把我叫到了谈话室，拿出了这封我女儿给监区寄来的信。直到今天，我都记得上面的几句话：“……既然连人民政府都不计较我爸爸的所有过错，还千方百计地教育他、鼓励他好好地活着。作为他的女儿，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去尽亲人的责任和义务呢……”读完信后，我竟忘了躺在医院病床时对自己“千万不能被他们用感情给俘虏了”的告诫，眼泪如潮水般涌个不停。教导员拍了拍我的肩膀：“不要让你的女儿再失望了。”我像个孩子似的边抹眼泪边连连点头。
几天后，我也收到了自回到监狱两年多以来女儿的第一封来信，大意是她们都盼望着我能够摒弃脱逃和寻死的念头，通过好好改造早日回到她们的身边。天哪！女儿们终于原谅了我，这与监区发出的那十八封信有着很大的关系。为此，我从内心深处彻底改变了对大漠警官的看法和态度。有时候遇到不顺的事还主动找警官聊聊。不久，监区装上了亲情电话，把第一个与亲人通话的机会给了我。在电话里，我倾听着那久违的声音而泪流满面，两个女儿也不停地安慰和鼓励我，使我激动不已。这一刻，是警官们付出了多少心血和努力才换来的，又怎不让我为之而深受感动呢！
是呵，他们并没有歧视我是一名囚犯，相反，总是用亲人般的关心来融化我。即使我在改造中一错再错——脱逃、抗拒管理、自杀自残，他们也没有因此而怨恨、折磨或是放弃我，而是以发自内心的真诚帮助和耐心细致的谆谆教诲对我进行着引导，在百忙之中抽空与我促膝谈心，教育我要认清形势，珍惜生命和改造的机会重新做人。在谈人生观、价值观和进行法律常识教育的同时，他们还列举了许多我熟悉和不熟悉的脱逃事例，阐述着只有积极改造才是正途，逃跑绝无出路的改造真理。这一番番教诲如柔柔细雨，滋润着我干枯已久的心田。我开始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有了深刻的反省，既然已经犯下了罪行，就要勇敢地承担起责任，再也不能给自己的改造道路上设置障碍了，更不能再让亲人们痛苦和失望了。我要明确方向、奋起直追，我要在有生之年里证明自己是一个知错能改、敢于承担责任的男子汉。
思想认识上有了提高，行为上也就有了转变。从那以后的改造中，我服从管理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再也没有过违规违纪。二00二年十一月，我由无期徒刑被减为有期徒刑十九年，二00四年和二00六年又两次获得减刑共三年三个月，并且，今年底将有望再获减刑。如今，我对前途充满了信心，将争取在二0一三年自己六十二岁的时候获得新生，回到家乡去与亲人们团聚，共享天伦之乐。
回顾自己这三十一年的改造历程，让我深深地懂得了犯罪是可恨的，而妄想通过脱逃来逃避惩罚是可耻的，其下场将是可悲的。我真诚地希望自己的经历能给社会上的朋友一点启迪，给大墙里的朋友一个警醒，也希望这份忏悔不会来得太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