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的外号，我一直耻于人说。每次提起，心里都会升起一种深悔的痛，“噩梦醒来方知迟”，我把大好青春虚掷在昨天的狂妄、无知和野蛮的遗恨中……
一
我于1970年出生在四川省达县市。8岁上学，14岁辍学。当时，父亲“望子成龙”心切，一气之下把我狠狠地给揍了一顿。
那时，我年幼无知，不明就理的离家出走，和一伙“二**”混在了一起。喝洒、赌博、横行不法，不久混了个外号。而最终，于1986年被送往劳教所。
但二年的劳教生涯并没有改变我的人生。出来后，面对村里人异样的目光和父母喋喋不休的唠叨，按理说，我应该有所醒悟，然而，我固执地认为：“出了一个小牢宠，又进了一个大牢宠”，于是，又一次赌气离家，踏上了不知何去也不知何从的浪迹天涯之路。跟着一个江湖朗中“走乡”、“串户”，卖“虎皮膏”，招摇撞骗。后来，因盗窃罪被判有期徒刑14年。
二
走进监狱，我依然没有冷静的认识自己，错将罪过归咎于社会的冷漠，亲人的遗弃，权力和金钱的压榨……心里充满愤懑和仇恨。
由于这种冥顽不化的思想作崇，我狂妄地认为，人生缺少悲壮的豪情，“生不逢时，死又何惧！”因此，我很快和那些“问题”犯走在了一起，置监规纪律、监管秩序于不顾，一味地“挑刺”、“找碴”和政府对着干。虽然，我明知和强大的国家机器对着干，无疑是“飞蛾投火”，但我就是不死心，以此来发泄心中的不满。记得有一次，警官找我谈话，话不投机，就嚷了起来，气恼的我一头撞在了桌子上，撞破了头，流了血。我借此大喊大叫：“政府打人啦！打人啦……”，以此要挟警官在全监区服刑人员面前作检讨。
“蜂无王不群。”一时间，在一些反改造分子的鼓吹和奉承下，我得意忘形，飘然、晕然，俨然一副“天降大任于斯人也”的作派，无形中扭曲的心灵得到了满足。
一次，分监区警官在讲评时带出一句不文明的话，我和几个抗改分子立即起哄，搅闹会场，殴打警官，掀起一场轩然大波。事后，为了阻挠监狱调查，我们歃血为盟，决心告黑状。
我被戴上脚镣关进了禁闭室。当时，我满不在乎，哼着小曲写纸条，操纵他犯继续告状。但第二天，检察院来提审，我才知道事态的严重，被打的警官脑部於血，昏迷未醒。表面的镇静并不能掩饰我内心的恐惧，我感到了末日的来临……
整日提心吊胆，我害怕听到铁门响和墙外的脚步声。我不敢入睡，一闭上眼睛就会看到：黑洞洞的枪口直直地对着我，一排排子弹呼啸着飞向我。我拼命地喊：“不要，不要……”可就是喊不出声。不几天，我的头发几乎全白了，眼窝也塌了下去。
但我还是装着满不在乎，一遍一遍地告诉自己：“死有什么可怕的！一个人终归要死的，来自于大地，必将回归于大地。”可话虽这么说，我内心的恐惧却一天天的在加剧。我一次次地跪倒在水泥地上双手合十，祈求上苍给我一次活下来的机会。我不信迷信，但我不得不用这种方式来安慰自己，以减轻内心的恐惧和精神的压力。我有时也会为自己的怯懦感到羞愧，甚至无地自容，但我无法左右自己……
随着调查的深入，我的那些“铁哥们”一个个把我供了出来。所谓控告信上的那些条条款款已被证实子虚乌有。我成了棋局上的一颗死棋。我感到了自己坠入一个深不见底的深渊，飘浮着，旋转着一直往下坠，可一直坠不到底，这种感觉无以复加地占据着我的身心。生命不堪承受之重，我的精神已临近崩溃的边沿……
我因不思悔改，拉帮结伙、哄监闹事、殴打警官、挠乱监管秩序，被加刑6年。
加刑后，我反而平静了，一反常态，心里的石头总算着了地。
三
1991年我被调到昆仑山下一所监狱服刑改造。初始，我一直在观望，闷不作声地躲在无人的角落里回忆。大漠“死亡之海”，凝望处残阳如血，一种悲凉油然而生，青春、理想、抱负，一切的一切都终将在无形中消失。也曾后悔，但失去的已无法挽回，我听到了心灵的哭诉和灵魂的低泣。既然如此，忍受痛苦不如“一杆子”打下去，也许是一种解脱。于是，我内心压抑的邪念又开始迅速膨胀。
经过深思熟虑，我终于明白自己过去的行为是多么的鲁莽。干什么都要讲个策略，不能一味地蛮干，蛮干就会吃亏。策略就是运用技巧，事半功倍的达到预期目的。
于是，我又滑向了抗改的深渊。在犯群中恶意散布：“这里的监狱完全违背国家的监狱政策，无视犯人的死活，以劳动为主体，加班加点……不把犯人当人看。既然我们不想被环境改变，就得团结起来改变坏境，为争取人的基本权利而斗争！”在我的煸动下，不到三个月，新转监的犯人和警官发生磨擦6次，集体绝食一次，罢工2次。但很快警官就把视线转移到了我的身上。暗的不行，就来明的。我公然跳出来，充当了新转监犯人的“代言人”。一次，管教对犯群进行思想摸底，我对不明真相的犯人说，管教正在打人，带着一帮人冲进了管教办公室，又一次危及监管安全。
当时，我知道自己错了，但心虚并不害怕。我鼓动大家积极地团结起来，准备应对可能发生的事情。可未曾想到，管教只找我谈了一阵子话，问明情况后，管教指着我说，“铁陀呀，铁陀！你这脑袋怕是真的锈成坨坨了。”
四
转化工作有条不紊的进行。监区把我确定为重点转化对象，由监区长牵头落实“包夹”措施。在近5个不时的谈话中，讲得口干舌燥的时候，我笑着告诉他，你说的我都懂，也早已听得不耐烦了，也不想再听了，还是来点实际的。但他似乎并未生气，只是淡淡地告诉我“人活着不但是为了自己，也得为亲人想一想。”
这句话针一样搁在了我的心里，扎刺刺地痛。
父母都是老实巴脚的山里人，一辈子都没有离开过那一亩三分地。父亲在村头的山坡上开了一片菜园子，每天早上天不亮母亲就背着菜赶场去卖。他们千辛万苦的把我拉扯大，而我的入狱带给他们多大的伤害呀！父亲因抬不起头做人，郁闷成疾，不久抛开了人世。母亲孤苦伶丁地一个人过活。我无法忘却被捕的那天，当警车呼啸着开走时，母亲披头散发地在后面追，那凄惨的一幕永远定格在我的记忆里。从某个方面来讲，年迈的母亲衣食无着是直接或间接导致我思想认识严重倾斜的诱因之一。
但我并没想到，这一不为人知的情况被监区知道了，并作为转化的“突破口”一次又一次地与当地的乡政府进行了取糸、沟通，请求协助工作。经过多方努力，乡政府终于同意把我的母亲安排到了养老院。
不久，我收到母亲请人代写的一封信，还有乡政府出示的养老院生话状况的简介。母亲在信中说“孩子呀！娘有今天，多亏了你们的警官，替娘谢谢他们！”我的心在颤抖，泪水顺着脸颊流了下来。当日，服刑7年后的我第一次向管教递交了思想汇报，并以母亲和我的共同名义写了一封感谢信。
五
自此，我彻底改变了，变成了另外一个我。我开始省思自己，省思一个严峻的话题：“什么是改造？改造的意义何在？”通过省思，我清楚地认识到，“一个人跌倒后站起来并不难，难的是站起来后怎样去面对自己？”于是，我开始制定个人改造规划，并一一补充了规划细节，逐步落实。
我明白，要想告别昨天，彻底与过去决裂，就必须从根本上解决思想矛盾。我把过去看成一个污浊的泥淖，远离过去，远离那些可能消极影响我的人。并利用业余时间努力学习，提高文化素质，巩固思想，增强抵御外力的适应能力。在大漠警官的关怀教育和帮助下，我的改造逐步走向了正常化，改造情绪也空前高涨。1997年，由于我改造成绩突出，年底被评为改造积极分子。1998年，荣获减刑1年6个月的奖励。
服刑9年，这是我第一次减刑。这对于其他人来说太普通了，而对于我是多么的来之不易呀！它见证了大漠警官在转化过程中的诚挚、无私和呕心沥血的经历。这份荣誉让我看到了明天，看到了荒漠的土地上，也会有春色。
一
我于1970年出生在四川省达县市。8岁上学，14岁辍学。当时，父亲“望子成龙”心切，一气之下把我狠狠地给揍了一顿。
那时，我年幼无知，不明就理的离家出走，和一伙“二**”混在了一起。喝洒、赌博、横行不法，不久混了个外号。而最终，于1986年被送往劳教所。
但二年的劳教生涯并没有改变我的人生。出来后，面对村里人异样的目光和父母喋喋不休的唠叨，按理说，我应该有所醒悟，然而，我固执地认为：“出了一个小牢宠，又进了一个大牢宠”，于是，又一次赌气离家，踏上了不知何去也不知何从的浪迹天涯之路。跟着一个江湖朗中“走乡”、“串户”，卖“虎皮膏”，招摇撞骗。后来，因盗窃罪被判有期徒刑14年。
二
走进监狱，我依然没有冷静的认识自己，错将罪过归咎于社会的冷漠，亲人的遗弃，权力和金钱的压榨……心里充满愤懑和仇恨。
由于这种冥顽不化的思想作崇，我狂妄地认为，人生缺少悲壮的豪情，“生不逢时，死又何惧！”因此，我很快和那些“问题”犯走在了一起，置监规纪律、监管秩序于不顾，一味地“挑刺”、“找碴”和政府对着干。虽然，我明知和强大的国家机器对着干，无疑是“飞蛾投火”，但我就是不死心，以此来发泄心中的不满。记得有一次，警官找我谈话，话不投机，就嚷了起来，气恼的我一头撞在了桌子上，撞破了头，流了血。我借此大喊大叫：“政府打人啦！打人啦……”，以此要挟警官在全监区服刑人员面前作检讨。
“蜂无王不群。”一时间，在一些反改造分子的鼓吹和奉承下，我得意忘形，飘然、晕然，俨然一副“天降大任于斯人也”的作派，无形中扭曲的心灵得到了满足。
一次，分监区警官在讲评时带出一句不文明的话，我和几个抗改分子立即起哄，搅闹会场，殴打警官，掀起一场轩然大波。事后，为了阻挠监狱调查，我们歃血为盟，决心告黑状。
我被戴上脚镣关进了禁闭室。当时，我满不在乎，哼着小曲写纸条，操纵他犯继续告状。但第二天，检察院来提审，我才知道事态的严重，被打的警官脑部於血，昏迷未醒。表面的镇静并不能掩饰我内心的恐惧，我感到了末日的来临……
整日提心吊胆，我害怕听到铁门响和墙外的脚步声。我不敢入睡，一闭上眼睛就会看到：黑洞洞的枪口直直地对着我，一排排子弹呼啸着飞向我。我拼命地喊：“不要，不要……”可就是喊不出声。不几天，我的头发几乎全白了，眼窝也塌了下去。
但我还是装着满不在乎，一遍一遍地告诉自己：“死有什么可怕的！一个人终归要死的，来自于大地，必将回归于大地。”可话虽这么说，我内心的恐惧却一天天的在加剧。我一次次地跪倒在水泥地上双手合十，祈求上苍给我一次活下来的机会。我不信迷信，但我不得不用这种方式来安慰自己，以减轻内心的恐惧和精神的压力。我有时也会为自己的怯懦感到羞愧，甚至无地自容，但我无法左右自己……
随着调查的深入，我的那些“铁哥们”一个个把我供了出来。所谓控告信上的那些条条款款已被证实子虚乌有。我成了棋局上的一颗死棋。我感到了自己坠入一个深不见底的深渊，飘浮着，旋转着一直往下坠，可一直坠不到底，这种感觉无以复加地占据着我的身心。生命不堪承受之重，我的精神已临近崩溃的边沿……
我因不思悔改，拉帮结伙、哄监闹事、殴打警官、挠乱监管秩序，被加刑6年。
加刑后，我反而平静了，一反常态，心里的石头总算着了地。
三
1991年我被调到昆仑山下一所监狱服刑改造。初始，我一直在观望，闷不作声地躲在无人的角落里回忆。大漠“死亡之海”，凝望处残阳如血，一种悲凉油然而生，青春、理想、抱负，一切的一切都终将在无形中消失。也曾后悔，但失去的已无法挽回，我听到了心灵的哭诉和灵魂的低泣。既然如此，忍受痛苦不如“一杆子”打下去，也许是一种解脱。于是，我内心压抑的邪念又开始迅速膨胀。
经过深思熟虑，我终于明白自己过去的行为是多么的鲁莽。干什么都要讲个策略，不能一味地蛮干，蛮干就会吃亏。策略就是运用技巧，事半功倍的达到预期目的。
于是，我又滑向了抗改的深渊。在犯群中恶意散布：“这里的监狱完全违背国家的监狱政策，无视犯人的死活，以劳动为主体，加班加点……不把犯人当人看。既然我们不想被环境改变，就得团结起来改变坏境，为争取人的基本权利而斗争！”在我的煸动下，不到三个月，新转监的犯人和警官发生磨擦6次，集体绝食一次，罢工2次。但很快警官就把视线转移到了我的身上。暗的不行，就来明的。我公然跳出来，充当了新转监犯人的“代言人”。一次，管教对犯群进行思想摸底，我对不明真相的犯人说，管教正在打人，带着一帮人冲进了管教办公室，又一次危及监管安全。
当时，我知道自己错了，但心虚并不害怕。我鼓动大家积极地团结起来，准备应对可能发生的事情。可未曾想到，管教只找我谈了一阵子话，问明情况后，管教指着我说，“铁陀呀，铁陀！你这脑袋怕是真的锈成坨坨了。”
四
转化工作有条不紊的进行。监区把我确定为重点转化对象，由监区长牵头落实“包夹”措施。在近5个不时的谈话中，讲得口干舌燥的时候，我笑着告诉他，你说的我都懂，也早已听得不耐烦了，也不想再听了，还是来点实际的。但他似乎并未生气，只是淡淡地告诉我“人活着不但是为了自己，也得为亲人想一想。”
这句话针一样搁在了我的心里，扎刺刺地痛。
父母都是老实巴脚的山里人，一辈子都没有离开过那一亩三分地。父亲在村头的山坡上开了一片菜园子，每天早上天不亮母亲就背着菜赶场去卖。他们千辛万苦的把我拉扯大，而我的入狱带给他们多大的伤害呀！父亲因抬不起头做人，郁闷成疾，不久抛开了人世。母亲孤苦伶丁地一个人过活。我无法忘却被捕的那天，当警车呼啸着开走时，母亲披头散发地在后面追，那凄惨的一幕永远定格在我的记忆里。从某个方面来讲，年迈的母亲衣食无着是直接或间接导致我思想认识严重倾斜的诱因之一。
但我并没想到，这一不为人知的情况被监区知道了，并作为转化的“突破口”一次又一次地与当地的乡政府进行了取糸、沟通，请求协助工作。经过多方努力，乡政府终于同意把我的母亲安排到了养老院。
不久，我收到母亲请人代写的一封信，还有乡政府出示的养老院生话状况的简介。母亲在信中说“孩子呀！娘有今天，多亏了你们的警官，替娘谢谢他们！”我的心在颤抖，泪水顺着脸颊流了下来。当日，服刑7年后的我第一次向管教递交了思想汇报，并以母亲和我的共同名义写了一封感谢信。
五
自此，我彻底改变了，变成了另外一个我。我开始省思自己，省思一个严峻的话题：“什么是改造？改造的意义何在？”通过省思，我清楚地认识到，“一个人跌倒后站起来并不难，难的是站起来后怎样去面对自己？”于是，我开始制定个人改造规划，并一一补充了规划细节，逐步落实。
我明白，要想告别昨天，彻底与过去决裂，就必须从根本上解决思想矛盾。我把过去看成一个污浊的泥淖，远离过去，远离那些可能消极影响我的人。并利用业余时间努力学习，提高文化素质，巩固思想，增强抵御外力的适应能力。在大漠警官的关怀教育和帮助下，我的改造逐步走向了正常化，改造情绪也空前高涨。1997年，由于我改造成绩突出，年底被评为改造积极分子。1998年，荣获减刑1年6个月的奖励。
服刑9年，这是我第一次减刑。这对于其他人来说太普通了，而对于我是多么的来之不易呀！它见证了大漠警官在转化过程中的诚挚、无私和呕心沥血的经历。这份荣誉让我看到了明天，看到了荒漠的土地上，也会有春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