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是一种令人敬畏的东西，遥想沓然已逝的过去，瞑望遥不可及的未来，时间以其强大的理性使一切有生命感的生灵感受着宇宙的辽阔和自我之渺茫。
我是洋溢着少年人特有的理想主义气息跨入民院的，现实与我的想象拉开了差距：虽然“大学者，非谓大楼之谓也，大师之谓也”，但我还是期待那令人仰视的图书馆，绿草如茵的足球场，宽敞明亮的宿舍，以及身穿各族服饰的漂亮女生。从那一刻起，我便隐约觉得有些不妙，第一次感受到了我身上由来已久的乌托邦情结准会与现实产生碰撞。
8号楼的楼道又黑又长，多年以后我还能清晰地记得刚到这里眼前一黑的情景。因而我更喜欢夜晚，讨厌白天，那让我不止一次地想起伏契克的《绞刑架下的报告》。“注意！267号房间，三个犯人一切正常。”您瞧，人家只有三个人！而我们则有8个弟兄，每当夜幕降临卧谈会开始的时候，四个人怒视床板，四个人怒视楼板。我刚到8号楼时被分配到一层东侧的一个宿舍，据说该宿舍以面对厕所臭气熏天而著名。更令人胆战心惊的是，据称那里已住了由预科升至本班的五大“恶霸”（四年的事实证明，他们皆忠厚敦实且柔情似水）。我硬着头皮推开门后，眼前的场景酷似如今先锋派小剧场话剧中的一幕，更像是海明威所谓“迷悯”的一代的中国版本：一个胖子斜靠在靠窗的铺上吞云吐雾，两只眼睛穿过由小渐大的烟圈正出神地盯着夕阳；一个瘦子在靠门的上辅以睡姿跷着二郎腿并辗转反侧；一个可爱的圆脑袋正转过身子愣愣地瞧着我，我一眼便看到了其神态中的幸灾乐祸。这也就罢了，更可怕的是一个海南人开始企图对我发号施令了。此人光着脚丫子蹲在床头，在他面前放了一个围棋棋盘，只见他一边落子如飞，一边斜眠着我：刚来的吧！别到处乱走！晚上早点回来……
听着他凶狠的落子力道和“呼呼”作响的棋子声，我被吓坏了，只好假装用沉默来保持尊严。整个屋子里只有一个广西的小伙子很勤奋地扫着地并高兴地接待了我，并热情地叮嘱我一些小知识，譬如当对面的厕所水漫金山时我该如何如厕并如何筑坝保护我那靠门的下铺……
这些便是和我共度四年的弟兄们，那个胖子叫郭磊，是一个貌似深沉而内心单纯的男人。那个瘦子是巴图，这个内蒙来的小伙子后来以抱起吉它迷倒女生而著称，圆脑袋名叫韩韶云，后来成为本班的终身制班长，绰号“老扎”，考证不详。广西的小伙子则有一个可爱的名字：蓝晓毅。这是一个脑体并重的天才运动员，民院的象棋冠军兼蓝坛高手。而那个貌似流氓的海南人就是陈成智，他是这所大学里真正的天皇巨星，校十大歌手之一和“粤语派”领军人物，这个曾给过我当头棒喝的家伙后来成了我最好的朋友之一。
有什么事情比男人们结下“革命的友谊”更快呢？答案是：没有。尽管我们的省份不同、口音不同、高矮不同、胖瘦不同、出身不同（后经考证，本室至少有两人以上的家庭成份是地主），但我们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发现了我们有不少共同爱好。卧谈会开得越来越起劲，一时海阔天空，唾液飞溅。每当谈及政治问题，面红耳赤的争论是在所难免的，此时宿舍便会发生“政治力量的”分化组合，形成多极化格局，于是“多数党”“少数派”、“执政党”、“在野党”都统统产生了。各人为佐己证，或慷慨陈词，或深沉叹息……最后这些挤在一起的“夜间政治家”被迫从柏拉图的理想国撤出，屋中只剩下“呼”声一片。我们的话题有时也略显沉重，屋中充满了“长太息今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氛围。沉重也好，轻松也罢，如今想来都是令人怀念的，因为在年少的时候，我们都有着年少的血气和幼稚。
宿舍条件虽差，但学校的有关部门却总是给我们以希望。在四年中，我们如候鸟一样迁徙了三四次。从西到东，自下而上，每一次的搬家，我们都像流浪汉拉兹一样捧着书、端着盆、挟着被子、拎着一堆破烂，心中却满怀欢喜地想着好事。一次次的残酷事实使我们逐渐安于现状。这件事有两个意义：它既锻炼了我们经受失意的意志，也证明了我们的想象力仅仅是想象力。不过全班的男生宿舍却在搬迁中走向集中，由于本班号称是全球最大的新闻本科班（53人）。男生占据了整整4间宿舍，因而在8号楼的二层中也就形成了一种“憾山易，憾93新闻难”的气势。那时，我们宿舍最终落脚在二楼的前水房，此屋无名无号，门板光光恰似麻将中的白板。时朔风渐起，“9.18”纪念日在即，经抗日分子（本人）大声呼吁，本室正式定名为“九一八”室，并用毛笔在门上慨然写下“九一八”三个大字，其字行若游龙，遒然有力。不料正当我们洋洋自得之际，女楼长上门兴师问罪，罪名是“不注意宿舍卫生”，不过此时我们已入高年级，楼长倒也不敢造次，更由于擦去“九一八”关乎民族情感，大义之下，谁敢放肆？以事后来便不了了之。
一代报人于佑任先生曾说记者是时代最得意的职业，此言断不可信。本班就有不少人面对经济大潮坐立不安，欲弃文从商，到市场中弄弄潮。却说有一贵州来的小伙子名唤三皮者，此人身高肉少（与同是贵州的郭胖子站在一块，该省的贫富差距令人心惊肉跳），常神秘地出入219宿舍，引起了不少低年级小男生的恐慌，郭胖子和三皮都有聚天下之财为己有的理想，不同的是，前者光说不练而后者只做不说。忽有一日，三皮突然宣布他已承包了学校大门对面的剧场放电影，今日就是“开张大吉”，让大伙“同去同去”。众人在惊讶之余皆对他富贵不相忘的精神大加赞赏。可是电影的广告贴出后我们很快便发现情况有些不妙，大概是片于太臭或促销不得力，购票者甚是寥寥。时至下午，到晚上开映时间已所剩不多，三皮手中仍捧着一堆票，男生们都急了，如果本班第一个下海的人被淹了，这可不是一个好兆头。于是众人一齐出动，一边兵分几路前往北外、北理工等院校促售，一边以8号楼入口为基地，张贴广告，大造*声势。我们还昧着良心把一部马来西亚的电影改为奥斯卡大片，并乘着夜色第一次各自诈骗自己的老乡（据说许多人在几个星期之后见着老乡都不敢抬头）。一时，叫卖声、撕票声、点钱声使8号楼前顿时热闹起来，结果销售成绩喜人！时值隆冬，大家裹着大衣在风中瑟瑟而立，其情其景令三皮十分感动。他毕业后去了一家知名企业，我想这件事也许会使他在真正的商场中更加谨慎一些吧。
情感的苦恼迟早会陈旧在每一个人的身上，“九一八”的男人们不例外。这里的苦恼不是维特式的，它往往介于寻找爱情和得到爱情之间。我们扫地、叠被子，迎接室友的girlfriend；我们在楼道里像孤魂般游荡，为室友留出爱的小巢；我们分享着某人初次约会后回来的喜悦，也分担着某人失恋后的悲伤。女人来了，女人走了，而我们还在。往事的记忆只记住了一次次的月朗星稀之夜，我们各持酒瓶，听着诚实男人的诉说声和呕吐声，听着会弹吉它的巴图弹起忧伤之曲。
“我们如海鸥之与波涛相遇似的，遇见了，走近了。海欧飞去，波涛滚滚地流开，我们也分别了。”（泰戈尔）是啊，8号楼的兄弟们，我们也如这般相遇了，走近了，分别了。我们那时还不知道我们毕业后要面对的社会是怎样一个庞然大物，我们只是急于去实现各自的理想。但无论如何，正像赫尔岑所说的：“这怪物使我们历尽艰辛，但是不能摧毁我们，我们也不会向它屈膝投降，不论它的打击多么沉重。它使我们蒙受的创伤是光荣的，正如雅各的瘸腿是他与上帝夜战的证据。”
我是洋溢着少年人特有的理想主义气息跨入民院的，现实与我的想象拉开了差距：虽然“大学者，非谓大楼之谓也，大师之谓也”，但我还是期待那令人仰视的图书馆，绿草如茵的足球场，宽敞明亮的宿舍，以及身穿各族服饰的漂亮女生。从那一刻起，我便隐约觉得有些不妙，第一次感受到了我身上由来已久的乌托邦情结准会与现实产生碰撞。
8号楼的楼道又黑又长，多年以后我还能清晰地记得刚到这里眼前一黑的情景。因而我更喜欢夜晚，讨厌白天，那让我不止一次地想起伏契克的《绞刑架下的报告》。“注意！267号房间，三个犯人一切正常。”您瞧，人家只有三个人！而我们则有8个弟兄，每当夜幕降临卧谈会开始的时候，四个人怒视床板，四个人怒视楼板。我刚到8号楼时被分配到一层东侧的一个宿舍，据说该宿舍以面对厕所臭气熏天而著名。更令人胆战心惊的是，据称那里已住了由预科升至本班的五大“恶霸”（四年的事实证明，他们皆忠厚敦实且柔情似水）。我硬着头皮推开门后，眼前的场景酷似如今先锋派小剧场话剧中的一幕，更像是海明威所谓“迷悯”的一代的中国版本：一个胖子斜靠在靠窗的铺上吞云吐雾，两只眼睛穿过由小渐大的烟圈正出神地盯着夕阳；一个瘦子在靠门的上辅以睡姿跷着二郎腿并辗转反侧；一个可爱的圆脑袋正转过身子愣愣地瞧着我，我一眼便看到了其神态中的幸灾乐祸。这也就罢了，更可怕的是一个海南人开始企图对我发号施令了。此人光着脚丫子蹲在床头，在他面前放了一个围棋棋盘，只见他一边落子如飞，一边斜眠着我：刚来的吧！别到处乱走！晚上早点回来……
听着他凶狠的落子力道和“呼呼”作响的棋子声，我被吓坏了，只好假装用沉默来保持尊严。整个屋子里只有一个广西的小伙子很勤奋地扫着地并高兴地接待了我，并热情地叮嘱我一些小知识，譬如当对面的厕所水漫金山时我该如何如厕并如何筑坝保护我那靠门的下铺……
这些便是和我共度四年的弟兄们，那个胖子叫郭磊，是一个貌似深沉而内心单纯的男人。那个瘦子是巴图，这个内蒙来的小伙子后来以抱起吉它迷倒女生而著称，圆脑袋名叫韩韶云，后来成为本班的终身制班长，绰号“老扎”，考证不详。广西的小伙子则有一个可爱的名字：蓝晓毅。这是一个脑体并重的天才运动员，民院的象棋冠军兼蓝坛高手。而那个貌似流氓的海南人就是陈成智，他是这所大学里真正的天皇巨星，校十大歌手之一和“粤语派”领军人物，这个曾给过我当头棒喝的家伙后来成了我最好的朋友之一。
有什么事情比男人们结下“革命的友谊”更快呢？答案是：没有。尽管我们的省份不同、口音不同、高矮不同、胖瘦不同、出身不同（后经考证，本室至少有两人以上的家庭成份是地主），但我们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发现了我们有不少共同爱好。卧谈会开得越来越起劲，一时海阔天空，唾液飞溅。每当谈及政治问题，面红耳赤的争论是在所难免的，此时宿舍便会发生“政治力量的”分化组合，形成多极化格局，于是“多数党”“少数派”、“执政党”、“在野党”都统统产生了。各人为佐己证，或慷慨陈词，或深沉叹息……最后这些挤在一起的“夜间政治家”被迫从柏拉图的理想国撤出，屋中只剩下“呼”声一片。我们的话题有时也略显沉重，屋中充满了“长太息今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氛围。沉重也好，轻松也罢，如今想来都是令人怀念的，因为在年少的时候，我们都有着年少的血气和幼稚。
宿舍条件虽差，但学校的有关部门却总是给我们以希望。在四年中，我们如候鸟一样迁徙了三四次。从西到东，自下而上，每一次的搬家，我们都像流浪汉拉兹一样捧着书、端着盆、挟着被子、拎着一堆破烂，心中却满怀欢喜地想着好事。一次次的残酷事实使我们逐渐安于现状。这件事有两个意义：它既锻炼了我们经受失意的意志，也证明了我们的想象力仅仅是想象力。不过全班的男生宿舍却在搬迁中走向集中，由于本班号称是全球最大的新闻本科班（53人）。男生占据了整整4间宿舍，因而在8号楼的二层中也就形成了一种“憾山易，憾93新闻难”的气势。那时，我们宿舍最终落脚在二楼的前水房，此屋无名无号，门板光光恰似麻将中的白板。时朔风渐起，“9.18”纪念日在即，经抗日分子（本人）大声呼吁，本室正式定名为“九一八”室，并用毛笔在门上慨然写下“九一八”三个大字，其字行若游龙，遒然有力。不料正当我们洋洋自得之际，女楼长上门兴师问罪，罪名是“不注意宿舍卫生”，不过此时我们已入高年级，楼长倒也不敢造次，更由于擦去“九一八”关乎民族情感，大义之下，谁敢放肆？以事后来便不了了之。
一代报人于佑任先生曾说记者是时代最得意的职业，此言断不可信。本班就有不少人面对经济大潮坐立不安，欲弃文从商，到市场中弄弄潮。却说有一贵州来的小伙子名唤三皮者，此人身高肉少（与同是贵州的郭胖子站在一块，该省的贫富差距令人心惊肉跳），常神秘地出入219宿舍，引起了不少低年级小男生的恐慌，郭胖子和三皮都有聚天下之财为己有的理想，不同的是，前者光说不练而后者只做不说。忽有一日，三皮突然宣布他已承包了学校大门对面的剧场放电影，今日就是“开张大吉”，让大伙“同去同去”。众人在惊讶之余皆对他富贵不相忘的精神大加赞赏。可是电影的广告贴出后我们很快便发现情况有些不妙，大概是片于太臭或促销不得力，购票者甚是寥寥。时至下午，到晚上开映时间已所剩不多，三皮手中仍捧着一堆票，男生们都急了，如果本班第一个下海的人被淹了，这可不是一个好兆头。于是众人一齐出动，一边兵分几路前往北外、北理工等院校促售，一边以8号楼入口为基地，张贴广告，大造*声势。我们还昧着良心把一部马来西亚的电影改为奥斯卡大片，并乘着夜色第一次各自诈骗自己的老乡（据说许多人在几个星期之后见着老乡都不敢抬头）。一时，叫卖声、撕票声、点钱声使8号楼前顿时热闹起来，结果销售成绩喜人！时值隆冬，大家裹着大衣在风中瑟瑟而立，其情其景令三皮十分感动。他毕业后去了一家知名企业，我想这件事也许会使他在真正的商场中更加谨慎一些吧。
情感的苦恼迟早会陈旧在每一个人的身上，“九一八”的男人们不例外。这里的苦恼不是维特式的，它往往介于寻找爱情和得到爱情之间。我们扫地、叠被子，迎接室友的girlfriend；我们在楼道里像孤魂般游荡，为室友留出爱的小巢；我们分享着某人初次约会后回来的喜悦，也分担着某人失恋后的悲伤。女人来了，女人走了，而我们还在。往事的记忆只记住了一次次的月朗星稀之夜，我们各持酒瓶，听着诚实男人的诉说声和呕吐声，听着会弹吉它的巴图弹起忧伤之曲。
“我们如海鸥之与波涛相遇似的，遇见了，走近了。海欧飞去，波涛滚滚地流开，我们也分别了。”（泰戈尔）是啊，8号楼的兄弟们，我们也如这般相遇了，走近了，分别了。我们那时还不知道我们毕业后要面对的社会是怎样一个庞然大物，我们只是急于去实现各自的理想。但无论如何，正像赫尔岑所说的：“这怪物使我们历尽艰辛，但是不能摧毁我们，我们也不会向它屈膝投降，不论它的打击多么沉重。它使我们蒙受的创伤是光荣的，正如雅各的瘸腿是他与上帝夜战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