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我不想当商人”(1)
史蒂夫·乔布斯第一次在苹果任职时，已经是一位富有远见卓识的年轻人，但他尚处于职业生涯的初期。他在生产和销售Apple I的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今他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将自己的远见、智慧、直觉和个性从父亲的车库移植到一个更广阔的“空间”里去，即硅谷的产业和金融帝国。虽然史蒂夫的学习能力很强，但他并不清楚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一些年轻人从小就耳濡目染，熟悉公司的运作，比如比尔·盖茨，但史蒂夫显然不是。
史蒂夫在车库里召集了一群孩子，做出了很酷的产品，如果他想超越在车库取得的成就，就必须学会如何与成年人打交道。与成年人打交道并非易事。他多次告诉我：“我不想成为商人，因为我认识的所有商人中，没有一个是我想成为的那种人。”史蒂夫更倾向于把自己视为富有远见、质疑与反叛精神的大卫，灵活、敏捷地与笨重的歌利亚巨人作战，无论歌利亚巨人代表了哪一种势力[1]。跟那些“成年人”合作不仅困难重重，而且无异于是在通敌。史蒂夫想按照自己的游戏规则和“成年人”一起玩。
他俩刚开始卖Apple I时，沃兹就告诉史蒂夫，自己可以设计出更好的机器。按照沃兹的设想，下一代电脑应该用彩色字体来显示运算结果，在主板面积不变的情况下拥有更高的性能，而且应该有多个插槽，以增加机器的功能。如果史蒂夫和沃兹真想生产、销售如此高端的机器，就得筹集更多的营运资金。他们现在的资金都来自朋友和父母的贷款，还有小店店主的预付款，这些钱是远远不够的。史蒂夫并不完全清楚从哪里才能搞到那么多钱，他尝试着打入硅谷的上流圈子，努力去结识那些成功的商人、营销专家和投资家。
1976年，硅谷的成功之路并不像现在那么清晰，而今天的创业者只需用谷歌搜索一下“风险投资”就知道该做什么了。当时，硅谷的律师、投资家和经理人数量并不多，大都是面对面谈生意的。史蒂夫身上的几个特质让他在社交场合如鱼得水。“我很幸运，在电脑产业发展之初就进入了这个行业，”他有一次对我说，“那时候很多学校还没有计算机科学这个专业，因此电脑产业的从业人员教育背景五花八门，有数学专业的、物理专业的、音乐专业的，还有动物学专业的。不过，无论他们原本学的是什么专业，都十分热爱这一行，而且非常聪明。”史蒂夫敢直接给陌生人打电话询问信息或寻求帮助，事实上他14岁的时候就这么干过，他曾经打电话给惠普的创始人比尔·休利特要材料。大多数年轻人在学习新生事物，特别是诸如风险投资之类比较复杂的事物时，通常会表现出迟疑和犹豫，但史蒂夫完全没有。他相信自己的公司无与伦比，肯定会有人愿意投资。只要史蒂夫身上的这股自信没有让他变得粗鲁无礼，自信满满的他还是非常有魅力的。
他孜孜不倦地编织着硅谷关系网络，通过一个又一个电话、一场又一场会议，终于认识了里吉斯·麦肯纳。麦肯纳是营销奇才，成功提升了英特尔的知名度，最终也帮着苹果打造了一个打破常规、适应性强的公众形象。
史蒂夫和沃兹去麦肯纳的办公室见他。史蒂夫并没有盛装出席，依然穿着破洞牛仔裤，头发乱糟糟的，也没穿鞋子，而且身上味道很大。那段时间，他觉得除臭剂、鞋子一类的东西都是矫揉造作。麦肯纳是硅谷上流圈子里非常特别的一位，他梳着精心打理过的发型，拥有一双深邃的蓝眼睛，说话直白，带着一丝幽默感，关系网络遍布全球，而且充满自信，这一点跟史蒂夫很像。他的名片只有寥寥几个字：里吉斯·麦肯纳，他本人。麦肯纳透过两个男孩儿邋遢的外表看到了他们过人的智慧，发现自己挺喜欢他们的。“史蒂夫看问题很全面，”麦肯纳回忆道，“而且思维缜密。”麦肯纳和史蒂夫在雅达利公司的老上司诺兰·布什内尔一起把他们推荐给了唐·瓦伦丁（Don Valentine），瓦伦丁是红杉资本（Sequoia Capital）的联合创始人之一，深谙高新技术企业的早期投资之道。
瓦伦丁曾在芯片行业打拼多年，他曾供职于快捷半导体公司（Fairchild Semiconductor），和英特尔的创始人是同事，后来两位创始人离职成立了他们自己的公司。他还曾在美国国家半导体公司（National Semiconductor）担任要职。他之所以同意和两位男孩儿见面，主要是碍于麦肯纳的情面，他几乎是捏着鼻子听完了史蒂夫和沃兹的陈述。他俩走后，瓦伦丁给麦肯纳打电话抱怨：“你为什么让这两个人不像人的家伙来见我？”不过他还是为这两个男孩儿指了一条出路，让他们去找个人“天使”投资家，“天使”投资家更善于和苹果这样特色鲜明的初创企业打交道。
于是，史蒂夫认识了迈克·马库拉（Mike Markkula），他日后成为史蒂夫在苹果的两位早期导师之一。一天，马库拉驾着金色科尔维特车去了史蒂夫家的车库，让男孩儿们带他看看Apple I是如何诞生的。马库拉以前是英特尔的销售主管，拥有电子工程学位，在短时间内赚了很多钱，不过，在他30岁刚出头时，由于没有得到晋升的机会，就“退休”了。马库拉本质上也是一位电脑极客，自己会编程。他立刻就领会了史蒂夫和沃兹野心勃勃的想法，也看到了这两位可塑性很强的年轻人身上所具有的智慧。开了几次会后，马库拉决定投资，他自己出资9.2万美元，同时和美国银行达成协议，由美国银行提供25万美元的信用额度，以此换取苹果公司1/3的股权。这可能是史上最伟大的一次天使投资。
当时，沃兹还是惠普的员工，马库拉坚持要让他辞职，全职为苹果工作。沃兹很喜欢惠普的工作，但同时他也很想参与设计下一代微机。他做了最后一次尝试，向惠普展示自己对第二代苹果电脑（Apple II）的一些尚不成熟的想法。惠普的人依然不感兴趣。“那些大公司、投资人和分析师经验丰富、训练有素，比我们聪明得多，”沃兹回忆道，“他们认为我的想法只是小打小闹，就像家用机器人或业余无线电那样，只有那些技术迷才会感兴趣。”于是他辞掉了惠普的工作，全职为苹果工作。
马库拉与史蒂夫和沃兹站在一起并不和谐。马库拉身材矮小，蓄着连鬓胡子，打扮整洁，穿着时髦的休闲西装，仿佛刚参加完好莱坞的试镜，他的穿着打扮代表了70年代的时尚风潮。他说话时更像是在喃喃自语，虽然智慧过人、技术娴熟，但从不会争强好胜、咄咄逼人，也不会慷慨激昂地陈述自己的观点。他已经赚了很多钱，当然还想赚更多的钱，但却不愿意太辛苦地工作。虽然后来在史蒂夫离开苹果的那段时间里，马库拉接手了公司的管理，不过那是危急时刻的特殊情况。他刚认识史蒂夫时，对于自己居住的大房子和在英特尔赚的薪水心满意足。他还向妻子承诺，和苹果合作不会超过4年，足见他的矛盾心理。
因此，当马库拉决定把公司从合伙企业改制成有限公司，并且要聘请一位首席执行官时，他明确表示自己对这个职位不感兴趣。他找来了当时只有32岁的迈克尔·斯科特（Michael Scott），斯科特之前是美国国家半导体公司的生产经理，后成为苹果公司史上第一位职业总裁和CEO，而34岁的马库拉则担任董事长。当时是1977年2月，史蒂夫只有21岁，他把苹果交给了成年人去管理，然而不幸的是，马库拉和斯科特都不是史蒂夫真正需要的导师。
史蒂夫在车库里召集了一群孩子，做出了很酷的产品，如果他想超越在车库取得的成就，就必须学会如何与成年人打交道。与成年人打交道并非易事。他多次告诉我：“我不想成为商人，因为我认识的所有商人中，没有一个是我想成为的那种人。”史蒂夫更倾向于把自己视为富有远见、质疑与反叛精神的大卫，灵活、敏捷地与笨重的歌利亚巨人作战，无论歌利亚巨人代表了哪一种势力[1]。跟那些“成年人”合作不仅困难重重，而且无异于是在通敌。史蒂夫想按照自己的游戏规则和“成年人”一起玩。
他俩刚开始卖Apple I时，沃兹就告诉史蒂夫，自己可以设计出更好的机器。按照沃兹的设想，下一代电脑应该用彩色字体来显示运算结果，在主板面积不变的情况下拥有更高的性能，而且应该有多个插槽，以增加机器的功能。如果史蒂夫和沃兹真想生产、销售如此高端的机器，就得筹集更多的营运资金。他们现在的资金都来自朋友和父母的贷款，还有小店店主的预付款，这些钱是远远不够的。史蒂夫并不完全清楚从哪里才能搞到那么多钱，他尝试着打入硅谷的上流圈子，努力去结识那些成功的商人、营销专家和投资家。
1976年，硅谷的成功之路并不像现在那么清晰，而今天的创业者只需用谷歌搜索一下“风险投资”就知道该做什么了。当时，硅谷的律师、投资家和经理人数量并不多，大都是面对面谈生意的。史蒂夫身上的几个特质让他在社交场合如鱼得水。“我很幸运，在电脑产业发展之初就进入了这个行业，”他有一次对我说，“那时候很多学校还没有计算机科学这个专业，因此电脑产业的从业人员教育背景五花八门，有数学专业的、物理专业的、音乐专业的，还有动物学专业的。不过，无论他们原本学的是什么专业，都十分热爱这一行，而且非常聪明。”史蒂夫敢直接给陌生人打电话询问信息或寻求帮助，事实上他14岁的时候就这么干过，他曾经打电话给惠普的创始人比尔·休利特要材料。大多数年轻人在学习新生事物，特别是诸如风险投资之类比较复杂的事物时，通常会表现出迟疑和犹豫，但史蒂夫完全没有。他相信自己的公司无与伦比，肯定会有人愿意投资。只要史蒂夫身上的这股自信没有让他变得粗鲁无礼，自信满满的他还是非常有魅力的。
他孜孜不倦地编织着硅谷关系网络，通过一个又一个电话、一场又一场会议，终于认识了里吉斯·麦肯纳。麦肯纳是营销奇才，成功提升了英特尔的知名度，最终也帮着苹果打造了一个打破常规、适应性强的公众形象。
史蒂夫和沃兹去麦肯纳的办公室见他。史蒂夫并没有盛装出席，依然穿着破洞牛仔裤，头发乱糟糟的，也没穿鞋子，而且身上味道很大。那段时间，他觉得除臭剂、鞋子一类的东西都是矫揉造作。麦肯纳是硅谷上流圈子里非常特别的一位，他梳着精心打理过的发型，拥有一双深邃的蓝眼睛，说话直白，带着一丝幽默感，关系网络遍布全球，而且充满自信，这一点跟史蒂夫很像。他的名片只有寥寥几个字：里吉斯·麦肯纳，他本人。麦肯纳透过两个男孩儿邋遢的外表看到了他们过人的智慧，发现自己挺喜欢他们的。“史蒂夫看问题很全面，”麦肯纳回忆道，“而且思维缜密。”麦肯纳和史蒂夫在雅达利公司的老上司诺兰·布什内尔一起把他们推荐给了唐·瓦伦丁（Don Valentine），瓦伦丁是红杉资本（Sequoia Capital）的联合创始人之一，深谙高新技术企业的早期投资之道。
瓦伦丁曾在芯片行业打拼多年，他曾供职于快捷半导体公司（Fairchild Semiconductor），和英特尔的创始人是同事，后来两位创始人离职成立了他们自己的公司。他还曾在美国国家半导体公司（National Semiconductor）担任要职。他之所以同意和两位男孩儿见面，主要是碍于麦肯纳的情面，他几乎是捏着鼻子听完了史蒂夫和沃兹的陈述。他俩走后，瓦伦丁给麦肯纳打电话抱怨：“你为什么让这两个人不像人的家伙来见我？”不过他还是为这两个男孩儿指了一条出路，让他们去找个人“天使”投资家，“天使”投资家更善于和苹果这样特色鲜明的初创企业打交道。
于是，史蒂夫认识了迈克·马库拉（Mike Markkula），他日后成为史蒂夫在苹果的两位早期导师之一。一天，马库拉驾着金色科尔维特车去了史蒂夫家的车库，让男孩儿们带他看看Apple I是如何诞生的。马库拉以前是英特尔的销售主管，拥有电子工程学位，在短时间内赚了很多钱，不过，在他30岁刚出头时，由于没有得到晋升的机会，就“退休”了。马库拉本质上也是一位电脑极客，自己会编程。他立刻就领会了史蒂夫和沃兹野心勃勃的想法，也看到了这两位可塑性很强的年轻人身上所具有的智慧。开了几次会后，马库拉决定投资，他自己出资9.2万美元，同时和美国银行达成协议，由美国银行提供25万美元的信用额度，以此换取苹果公司1/3的股权。这可能是史上最伟大的一次天使投资。
当时，沃兹还是惠普的员工，马库拉坚持要让他辞职，全职为苹果工作。沃兹很喜欢惠普的工作，但同时他也很想参与设计下一代微机。他做了最后一次尝试，向惠普展示自己对第二代苹果电脑（Apple II）的一些尚不成熟的想法。惠普的人依然不感兴趣。“那些大公司、投资人和分析师经验丰富、训练有素，比我们聪明得多，”沃兹回忆道，“他们认为我的想法只是小打小闹，就像家用机器人或业余无线电那样，只有那些技术迷才会感兴趣。”于是他辞掉了惠普的工作，全职为苹果工作。
马库拉与史蒂夫和沃兹站在一起并不和谐。马库拉身材矮小，蓄着连鬓胡子，打扮整洁，穿着时髦的休闲西装，仿佛刚参加完好莱坞的试镜，他的穿着打扮代表了70年代的时尚风潮。他说话时更像是在喃喃自语，虽然智慧过人、技术娴熟，但从不会争强好胜、咄咄逼人，也不会慷慨激昂地陈述自己的观点。他已经赚了很多钱，当然还想赚更多的钱，但却不愿意太辛苦地工作。虽然后来在史蒂夫离开苹果的那段时间里，马库拉接手了公司的管理，不过那是危急时刻的特殊情况。他刚认识史蒂夫时，对于自己居住的大房子和在英特尔赚的薪水心满意足。他还向妻子承诺，和苹果合作不会超过4年，足见他的矛盾心理。
因此，当马库拉决定把公司从合伙企业改制成有限公司，并且要聘请一位首席执行官时，他明确表示自己对这个职位不感兴趣。他找来了当时只有32岁的迈克尔·斯科特（Michael Scott），斯科特之前是美国国家半导体公司的生产经理，后成为苹果公司史上第一位职业总裁和CEO，而34岁的马库拉则担任董事长。当时是1977年2月，史蒂夫只有21岁，他把苹果交给了成年人去管理，然而不幸的是，马库拉和斯科特都不是史蒂夫真正需要的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