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声
一
一条东西长街上站满了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嚷嚷着要看“娶贤良女”。
“什么叫娶贤良女？”我正放午学回家，仰面问一个有山羊胡子的人。
“等会你就看见了，小孩子急什么！”他那山羊胡子随话掀动。
不久，耳边飘来一阵凄凄凉凉的喇叭声。迎面来了全副执事，吹鼓手，引着一乘蓝轿，轿内抬的是一个牌位，牌位上披着一幅青纱。接着又是一乘蓝轿，轿内却坐了个十七、八岁的少女，惨凄的面容中只见她一双茫然失神的大眼睛，视而不见地呆呆向前望着。头上也披了一幅青纱。这整个的情景像出殡，连那当午的太阳都显得白惨惨的了。
跑回家问我的祖母。
“贤良女就是贤良女呗。”祖母一点也不感稀奇，不紧不慢地说，“你问娶媳妇，新郎在哪里？他死了，牌位就是新郎，嫁给牌位，就是贤良女……你张着嘴尽看我做什么？瞧你那个傻样子！”
“也难怪！”她停一会叹口气说，“年轻轻的姑娘，嫁了个牌位！说不定从来没见面呢。她得同那个牌位拜天地，还得一块入洞房，还得晚上陪着那个牌位……坐着……”
我感到脑后阴风习习了。从此就有一个面容惨淡的少女，深夜里坐在一个牌位旁边，闪着一双茫然失神的大眼睛，常常在我心里出现。
又一次，黄昏时候我出城，刚走近城门楼，耳边嘣的一声爆响，吓了我一跳。定神一看，一个撅着八字小胡，穿水手衣服的日本人正在打城楼上的鸽子。一枪不中，他又要放第二枪，那群鸽子已扑楞楞地飞开了。他叽哩呱啦骂些我不懂的话，把枪往肩上一横，大踏步闯进城去，如入无人之境！我喘了一口粗气走出城来。“哦！那不是一只日本兵船？”它正耀武扬威地逼临着我们的海岸，像一个无赖骑在你脖了上，他还在你头上得意地呲着牙狞笑！
以上是“五四”以前我在家乡山东蓬莱小学，中学念书时碰到的事。当然，怪事还多得很，不过这两件我总忘不了。
二
旧日的北京大学，确是个古气沉沉的老大学。只是在1916年后，蔡元培先生来作校长，才带进了清新的空气。来自全国各地旧家庭的青年们，多少是受过老封建的压迫的，特别是在婚姻问题上。在学校接触到欧洲资产阶级的文化和思想，在蔡先生所倡导的自由学风下，对旧道德、旧文学嗅到了那股陈腐的气味！更重要的是：像春雷初动一般，《新青年》杂志惊醒了整个时代的青年。他们首先发现了自己是青年，又粗略地认识了自己的时代，再来看旧道德、旧文学，心中就生出了叛逆的种子。逐渐地以至于突然地，一些青年打碎了身上的枷锁，歌唱着冲出了封建的堡垒，确实感到自己是那时代的新青年了。当时在北大学生中曾了《新潮》《国民》两个杂志，作为青年进军的旗帜，来与《新青年》相呼应。
新事物的生长是必然要经过与旧事物的斗争而后壮大起来的。五四运动前夕的北大，一面是新思想、新文学的苗圃，一面也是旧思想、旧文学的荒园。当时不独校内与校外有斗争，校内自身也有斗争；不独先生之间有斗争，学生之间也有斗争，先生与学生之间也还是有斗争。比较表示的最幼稚而露骨的倒是学生之间的斗争。有人在灯窗下把鼻子贴在《文选》上看李善的小字注，同时就有人在窗外高歌拜伦的诗。在屋子的一角上，有人在摇头晃脑，抑扬顿挫地念着桐城派古文，在另一角上是几个人在讨论着娜拉走出“傀儡之家”以后，她的生活怎么办？念古文的人讨论者表示憎恶的神色，讨论者对念古文的人投以鄙视的眼光。前面说过学生中曾《新潮》与《国民》，但同时也了与之相对立的《国故》。这三种杂志的重要人都出在我们“五四”那年毕业班的中文系。大家除了唇舌相讥，笔锋相对外，上班时冤家相见，分外眼明，大有不能两立之势。甚至有的怀里还揣着小刀子。
当时大多数的先生是站在旧的一面，尤其在中文系。在新文*动前，黄侃先生教骈文，上班就骂散文；姚永朴老先生教散文，上班就骂骈文。新文*动时，他们彼此不骂了，上班都骂白话文。俞平伯先生同我参加《新潮》杂志社，先生骂我们是叛徒。可是我们不怕作叛徒了，旧道德变成那个骗娶少女的死鬼牌位了！时代给我们一股新的劲儿，什么都不怕。辜鸿铭拖着辫子给我们上欧洲文学史。可是他哪里是讲文学史，上班就宣传他那保皇党的一套！他在上面讲，我们就在下面咬耳朵：
“他的皇帝同他的辫子一样，早就该斩草除根了！”
“把他的辫子同他的皇帝一块儿给送进古物陈列所去！”
在新旧的相激相荡中，一部分搞新文学的人们无批判地接受欧洲资产阶级的思想与文化，更无分别地排斥自家的旧的一切，这偏向产生了不良的后果，但在当时，这种矫枉过正，也使他们敢于自信，更有力地打击了敌人。新文学终于在斗争中成长起来，为五四运动奠定了基础，同时五四运动更充实了新文学的内容，给它以真正的生命。
三
在“五四”时，我们还认识不到帝国主义与封建统治的内在联系性。但我们粗略地从历史看出：没有内奸是引不进外寇的。袁世凯想作皇帝，才签了*的二十一条，北洋军阀又都是*派，事实教导我们，把内奸与敌国联系起来了。当时的心情，恨内奸更甚于恨敌国，因为他们是中国人！
日本的二十一条像压在人民心上的一块大石头，总想掀掉它，青年们比谁都难忍受。1919年1月召开巴黎和会，中国提出取消二十一条及从战败国德国收回山东权利，这是中国人民的呼声也是正义的要求。4月底传来了巴黎和会拒绝我们的要求的消息，在青年心中烧起了怒火。5月3日晚间在北大第三院大礼堂召开各校代表大会，决定5月4日上午在*开大会。
5月4日是个无风的晴天，却总觉得头上是一天风云。各校的队伍向*汇成五千多人的示威洪流，在青年们还是生平第一次参加这样声势浩荡的群众运动。这洪流首先卷向东交民巷，向帝国主义者示威。队伍中响起愤怒的口号，飘扬着各种的标语：“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废除二十一条”，“惩办卖*”，“拒绝签字和约”，“收回山东权利”……这口号，这标语，都像从火山口里喷出的烈火，燃烧着每个青年的心。
大队*东交民巷西口，帝国主义者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拒绝我们通过。洪流的怒潮就转向赵家楼卷进，卷向在二十一条上面签字的卖*曹汝霖的住宅。进了巷子，队伍挤了个水泄不透。
从我们的队伍自*出发，警察是始终跟在我们周围的。到了赵家楼，一些警察就集合起来，保护着曹家紧闭的大门。而重要的卖*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又恰好都在里面。群众的怒火是挡不住的，我们终于冲破了警察的包围，打进了大门。失算在于忘记堵住他的后门，学生前门进去，曹、陆二贼后门溜掉了。章宗祥逃跑不及，群众打了他个半死。搜索到下房，有人发现半桶煤油，就起了“烧这些杂种”的念头。
火发后大队就渐渐散去了。留在后面的被他们捕去了三十二人。当时还是无经验，若大家整队而入，整队而出，警察是捕不了人的。
四
5月7日被捕学生出狱，北京学生联合会，为便于继续奋斗起见，出了个《五七周刊》（五七也是日本在1915年为二十一条要求提出最后通牒的那一天）。它是一种小报形式，学生们在街头讲演时，可以随时分送给人的。记不清出到第二期还是第三期，就被警察扣留了。学生联合会派了四个人去警察总署办交涉，要求他们还我们的报。
警察总监吴炳湘又长又臭，夹软带硬地训了我们一顿，我们还是要他还我们的报。
“你们煽动军警造反！”我们知道这是因为学生在街头讲演时，也有军警站在人群中听，而且在最近周刊上有一篇《告军警书》。他们有些惴惴不安起来。我们还是要他还我们的报。
“怎么？”他的脸红涨得像灌肠。大叫：“给我扣下！”我们就被押送到一间阴湿发霉的小屋子里去了。
苦闷的是与外面隔绝。要报看，他们不给；要谈话，他们不准。我们盼望能有同学来通个消息也好。后来知道同学确曾来过，他们不让见。我们放心不下的是外面的运动，要知道的是外面的消息。但我们被隔绝了！成天躺着，两眼望着那小小的纸窗，它透进了外面的光明，可是遮住了外面的一切！
望倦了，我闭上眼，“五四”前夜各校代表大会上发言的热烈，*前胜利的会师，大队卷向赵家楼的壮举……一幕幕在我眼前出现了。我翻了个身，放枪的日本水手，娶少女为妻的死鬼牌位，隐约中还有那警察总监涨怒的肿眼泡子，在我将入睡的朦胧中，都迷迷离离，成为模糊一片了。
一个星期以后，我们被释放出来。运动在发展着，扩大着，街头上讲演的学生更多，听讲演的人群也更大了。我们当时，还不知道反帝反封建这个正确口号。可是“外争国权，内除*”的目标，实质上是反帝反封建的，也就表现了全国人民的要求。所以到“六三”运动时，上海各厂工人罢工，唐山、长辛店、沪宁路的铁路工人罢工，与学生运动汇成了洪流。上海及其他商埠商人也举行罢市。运动的队伍壮大了，已发展成为全国范围的革命运动了。“一二·一六。”
一
一条东西长街上站满了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嚷嚷着要看“娶贤良女”。
“什么叫娶贤良女？”我正放午学回家，仰面问一个有山羊胡子的人。
“等会你就看见了，小孩子急什么！”他那山羊胡子随话掀动。
不久，耳边飘来一阵凄凄凉凉的喇叭声。迎面来了全副执事，吹鼓手，引着一乘蓝轿，轿内抬的是一个牌位，牌位上披着一幅青纱。接着又是一乘蓝轿，轿内却坐了个十七、八岁的少女，惨凄的面容中只见她一双茫然失神的大眼睛，视而不见地呆呆向前望着。头上也披了一幅青纱。这整个的情景像出殡，连那当午的太阳都显得白惨惨的了。
跑回家问我的祖母。
“贤良女就是贤良女呗。”祖母一点也不感稀奇，不紧不慢地说，“你问娶媳妇，新郎在哪里？他死了，牌位就是新郎，嫁给牌位，就是贤良女……你张着嘴尽看我做什么？瞧你那个傻样子！”
“也难怪！”她停一会叹口气说，“年轻轻的姑娘，嫁了个牌位！说不定从来没见面呢。她得同那个牌位拜天地，还得一块入洞房，还得晚上陪着那个牌位……坐着……”
我感到脑后阴风习习了。从此就有一个面容惨淡的少女，深夜里坐在一个牌位旁边，闪着一双茫然失神的大眼睛，常常在我心里出现。
又一次，黄昏时候我出城，刚走近城门楼，耳边嘣的一声爆响，吓了我一跳。定神一看，一个撅着八字小胡，穿水手衣服的日本人正在打城楼上的鸽子。一枪不中，他又要放第二枪，那群鸽子已扑楞楞地飞开了。他叽哩呱啦骂些我不懂的话，把枪往肩上一横，大踏步闯进城去，如入无人之境！我喘了一口粗气走出城来。“哦！那不是一只日本兵船？”它正耀武扬威地逼临着我们的海岸，像一个无赖骑在你脖了上，他还在你头上得意地呲着牙狞笑！
以上是“五四”以前我在家乡山东蓬莱小学，中学念书时碰到的事。当然，怪事还多得很，不过这两件我总忘不了。
二
旧日的北京大学，确是个古气沉沉的老大学。只是在1916年后，蔡元培先生来作校长，才带进了清新的空气。来自全国各地旧家庭的青年们，多少是受过老封建的压迫的，特别是在婚姻问题上。在学校接触到欧洲资产阶级的文化和思想，在蔡先生所倡导的自由学风下，对旧道德、旧文学嗅到了那股陈腐的气味！更重要的是：像春雷初动一般，《新青年》杂志惊醒了整个时代的青年。他们首先发现了自己是青年，又粗略地认识了自己的时代，再来看旧道德、旧文学，心中就生出了叛逆的种子。逐渐地以至于突然地，一些青年打碎了身上的枷锁，歌唱着冲出了封建的堡垒，确实感到自己是那时代的新青年了。当时在北大学生中曾了《新潮》《国民》两个杂志，作为青年进军的旗帜，来与《新青年》相呼应。
新事物的生长是必然要经过与旧事物的斗争而后壮大起来的。五四运动前夕的北大，一面是新思想、新文学的苗圃，一面也是旧思想、旧文学的荒园。当时不独校内与校外有斗争，校内自身也有斗争；不独先生之间有斗争，学生之间也有斗争，先生与学生之间也还是有斗争。比较表示的最幼稚而露骨的倒是学生之间的斗争。有人在灯窗下把鼻子贴在《文选》上看李善的小字注，同时就有人在窗外高歌拜伦的诗。在屋子的一角上，有人在摇头晃脑，抑扬顿挫地念着桐城派古文，在另一角上是几个人在讨论着娜拉走出“傀儡之家”以后，她的生活怎么办？念古文的人讨论者表示憎恶的神色，讨论者对念古文的人投以鄙视的眼光。前面说过学生中曾《新潮》与《国民》，但同时也了与之相对立的《国故》。这三种杂志的重要人都出在我们“五四”那年毕业班的中文系。大家除了唇舌相讥，笔锋相对外，上班时冤家相见，分外眼明，大有不能两立之势。甚至有的怀里还揣着小刀子。
当时大多数的先生是站在旧的一面，尤其在中文系。在新文*动前，黄侃先生教骈文，上班就骂散文；姚永朴老先生教散文，上班就骂骈文。新文*动时，他们彼此不骂了，上班都骂白话文。俞平伯先生同我参加《新潮》杂志社，先生骂我们是叛徒。可是我们不怕作叛徒了，旧道德变成那个骗娶少女的死鬼牌位了！时代给我们一股新的劲儿，什么都不怕。辜鸿铭拖着辫子给我们上欧洲文学史。可是他哪里是讲文学史，上班就宣传他那保皇党的一套！他在上面讲，我们就在下面咬耳朵：
“他的皇帝同他的辫子一样，早就该斩草除根了！”
“把他的辫子同他的皇帝一块儿给送进古物陈列所去！”
在新旧的相激相荡中，一部分搞新文学的人们无批判地接受欧洲资产阶级的思想与文化，更无分别地排斥自家的旧的一切，这偏向产生了不良的后果，但在当时，这种矫枉过正，也使他们敢于自信，更有力地打击了敌人。新文学终于在斗争中成长起来，为五四运动奠定了基础，同时五四运动更充实了新文学的内容，给它以真正的生命。
三
在“五四”时，我们还认识不到帝国主义与封建统治的内在联系性。但我们粗略地从历史看出：没有内奸是引不进外寇的。袁世凯想作皇帝，才签了*的二十一条，北洋军阀又都是*派，事实教导我们，把内奸与敌国联系起来了。当时的心情，恨内奸更甚于恨敌国，因为他们是中国人！
日本的二十一条像压在人民心上的一块大石头，总想掀掉它，青年们比谁都难忍受。1919年1月召开巴黎和会，中国提出取消二十一条及从战败国德国收回山东权利，这是中国人民的呼声也是正义的要求。4月底传来了巴黎和会拒绝我们的要求的消息，在青年心中烧起了怒火。5月3日晚间在北大第三院大礼堂召开各校代表大会，决定5月4日上午在*开大会。
5月4日是个无风的晴天，却总觉得头上是一天风云。各校的队伍向*汇成五千多人的示威洪流，在青年们还是生平第一次参加这样声势浩荡的群众运动。这洪流首先卷向东交民巷，向帝国主义者示威。队伍中响起愤怒的口号，飘扬着各种的标语：“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废除二十一条”，“惩办卖*”，“拒绝签字和约”，“收回山东权利”……这口号，这标语，都像从火山口里喷出的烈火，燃烧着每个青年的心。
大队*东交民巷西口，帝国主义者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拒绝我们通过。洪流的怒潮就转向赵家楼卷进，卷向在二十一条上面签字的卖*曹汝霖的住宅。进了巷子，队伍挤了个水泄不透。
从我们的队伍自*出发，警察是始终跟在我们周围的。到了赵家楼，一些警察就集合起来，保护着曹家紧闭的大门。而重要的卖*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又恰好都在里面。群众的怒火是挡不住的，我们终于冲破了警察的包围，打进了大门。失算在于忘记堵住他的后门，学生前门进去，曹、陆二贼后门溜掉了。章宗祥逃跑不及，群众打了他个半死。搜索到下房，有人发现半桶煤油，就起了“烧这些杂种”的念头。
火发后大队就渐渐散去了。留在后面的被他们捕去了三十二人。当时还是无经验，若大家整队而入，整队而出，警察是捕不了人的。
四
5月7日被捕学生出狱，北京学生联合会，为便于继续奋斗起见，出了个《五七周刊》（五七也是日本在1915年为二十一条要求提出最后通牒的那一天）。它是一种小报形式，学生们在街头讲演时，可以随时分送给人的。记不清出到第二期还是第三期，就被警察扣留了。学生联合会派了四个人去警察总署办交涉，要求他们还我们的报。
警察总监吴炳湘又长又臭，夹软带硬地训了我们一顿，我们还是要他还我们的报。
“你们煽动军警造反！”我们知道这是因为学生在街头讲演时，也有军警站在人群中听，而且在最近周刊上有一篇《告军警书》。他们有些惴惴不安起来。我们还是要他还我们的报。
“怎么？”他的脸红涨得像灌肠。大叫：“给我扣下！”我们就被押送到一间阴湿发霉的小屋子里去了。
苦闷的是与外面隔绝。要报看，他们不给；要谈话，他们不准。我们盼望能有同学来通个消息也好。后来知道同学确曾来过，他们不让见。我们放心不下的是外面的运动，要知道的是外面的消息。但我们被隔绝了！成天躺着，两眼望着那小小的纸窗，它透进了外面的光明，可是遮住了外面的一切！
望倦了，我闭上眼，“五四”前夜各校代表大会上发言的热烈，*前胜利的会师，大队卷向赵家楼的壮举……一幕幕在我眼前出现了。我翻了个身，放枪的日本水手，娶少女为妻的死鬼牌位，隐约中还有那警察总监涨怒的肿眼泡子，在我将入睡的朦胧中，都迷迷离离，成为模糊一片了。
一个星期以后，我们被释放出来。运动在发展着，扩大着，街头上讲演的学生更多，听讲演的人群也更大了。我们当时，还不知道反帝反封建这个正确口号。可是“外争国权，内除*”的目标，实质上是反帝反封建的，也就表现了全国人民的要求。所以到“六三”运动时，上海各厂工人罢工，唐山、长辛店、沪宁路的铁路工人罢工，与学生运动汇成了洪流。上海及其他商埠商人也举行罢市。运动的队伍壮大了，已发展成为全国范围的革命运动了。“一二·一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