舍卫国,被佛经吹嘘有九亿人家的大国,当杜营看到舍卫城这座在佛经中大名鼎鼎的城市不禁惊呆了。
完全比不上临淄的繁华,城中到处游荡着猕猴,犍牛,犍牛随地大便,猕猴到处抢人东西,也没人管理,一片乌烟瘴气。
看着这个在佛经里吹得天花乱坠的城市,杜营傻眼了,这点县级地区人口都算九亿之家的话,那鲁国都可以号称拥兵十亿,率地百万里了。
很明显,在吹牛这一项上中国人比印度邻居逊色了不少,根本不够看的。
国人还只是停留在把羊吹成牛或者把牛吹成骆驼的简单土法加工上,完全没有掌握到吹牛的精髓所在。
比如战国策中所说的带甲百万,带甲数十万之类的数字和佛经比起来简直是小巫见大巫。
曹操有灵也会觉得自己号称八十万大军有点小家子气,没看见人家帝释天经常一吹法螺就召集上百亿天兵天将和阿修罗争小吃摊的保护费。
人家神明法力高超,上百亿兵士们全都埋伏在一颗大树后头,只等老大一声令下,就一个个轮流跳出来撑场面。
法螺,只有法螺才能吹出这样的部队,法螺,只有法螺才能使用这样的部队。
这就是机械化吹牛带来的变化,让古印度人民走在世界潮流的尖端,领先世界数千年,还为此创造了一系列超级天文数字来进一步细化吹牛的内容,说的那叫一个活灵活现,最常用的就是所谓的恒河沙数。
恒河里有多少沙子?这当然是个永远不可能有确切值的问题,但是猛的一说来的确有些唬人,给你一个自己一辈子都算不清的数目,来彰显自己的学识渊博。
你要真的揪住他问恒河沙数的确切值,保管他自己也说不清楚。
这已经不能仅仅简单归结于吹牛了,而应该算是一种弥天大谎,但由于根本无法统计,所以不能揭穿。
好在的是中国人民不是好惹的,现在虽然只是吹牛入门的初级阶段,经过千年发展后,隋唐将会蹦出个挥手灭杀数十万大军的中国籍超级赛亚人李元霸,为国人吹牛史上划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至于二十世纪后的中国,别的且不说它,有了统计局这块金字招牌在,中国官方在吹牛领域已经能和韩国印度并驾齐驱,唬边全球了。
金砖四国啊,多么牛叉的称号,多少次在深夜中大放光明照彻周天大千世界,刺瞎窝棚中杜营的狗眼。
很显然,在这个还处于奴隶制社会的时代,生产力是极端低下的,人民生活水平比起战火连天的华夏也好不到哪去,唯一好点的地方在于这里气候温暖,比起中原来要湿热许多,哪怕杜营大冬天来此,看见的也是一片繁花似锦,姹紫嫣红的样子。
气温高自然物产丰富,再加上天热不用多穿衣服,可见在衣食方面古印度人还是应该比中原这边充裕些,当然,南方的楚国和吴越巴蜀物产不见得比印度差。
但是杜营看这里的人却是一个个都有点吃不饱的样子,一个个骨瘦如柴,衣不蔽体,走路摇摇欲坠,一步三晃,不用化妆都能出演植物大战僵尸的某一方。
这种随时断气路倒尸还为数不少,占了大约三成左右,老聃的道德经不会是看了这种情况才写出的“死之徒十有三”吧?
杜营向路人一打听才知道,这些人都是属于首陀罗种姓,也就是华夏的奴隶阶级。
在华夏的奴隶当然也有,却没有如此之多,大约占了总人数的两成不到,而且大多都是战利品,可以被原国家赎回,只有很小一部分才是世世代代为奴。
而且诸侯国也鼓励自己的商人们去其他国家赎回战俘,并且报销费用,可以说是一件很慈善的举动,当然,像周王室那种穷鬼政府例外,它没钱搞慈善。
有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孔子的弟子子贡,跨国大老板出身,没事跑到国外搞自驾游,赎回一大堆战俘交回给国家,也不要国家报销费用,挥挥衣袖走了。
结果被孔丘骂了个狗血淋头,孔丘指出你做出这种善事等于是在陷害国民,你搞出这么一个高不可攀的善举,你要别人怎么办?
别人以后要是赎回战俘找政府报销的话,人家就会指责他们贪财,为了钱财而救人远不如子贡高尚,这不是做了好事还白挨了一顿骂?
如果不找国家报销,以那些小商人的财力怎么可能受得了这种长期支出?不如干脆来个充耳不闻,以后干脆不管了,谁爱赎谁去赎。
也就是说子贡的一次自以为是断绝了那些战俘们以后回家的希望,难怪孔丘会大发雷霆。
而子路救人收了人家一头牛,却被孔丘在考评上狠狠的打了个优,认为我孔丘的门徒救人都要收报酬,会让大家认为救人收报酬是理所当然的,为了这些报酬,哪怕那些天生冷血的,以后大家都会勇于救人,这才是利国利民的真正做法。
孔丘的看法有道理吗?相当有道理,他不是强硬的规范人们必须仁义,而是在最大的范围内给出一个有利于国民的指标。
只要你救了人,就有一头牛的奖励,不会管你是不是正人君子还是无耻歹人,一视同仁,这对于君子或许有些不公,但是却最大限度的挽救了百姓的生命安危。
可见孔丘是把人命放在第一位考虑,至于仁义礼法都是为人命服务的,这也是孔丘超越恩师柳下惠的地方,柳下惠的君子之道太过于完美,不是一般人能学的。
这就是中庸的奥妙所在,既不会给人定一个高不可及的神圣目标,也不会无限堕落到没有任何原则。
一般人都能遵守,都能从中获益,最大限度的顾及到普通人群的利益和需求,这就是中庸。
历代那些给后人修烟囱绝壁的圣贤里,不包括孔丘,孔丘是很想给后人留一条阳光大道走的,可惜冒出个孟轲把孔丘的思想无限捧高,高到凡人无法触及。
孟夫子一开口就鼓吹他的浩然正气,让很多人误以为他是救世主呢,一口一个仁义道德赶跑了多少心智不坚定的儒家门徒。
结果儒学成了一个只讲奉献,不求回报的怪胎,根本没有自我造血的能力,完全是在消耗世世代代甘愿奉献者的生命,却无法让万民都参与其中。
奉献给谁?当然是君王,拿谁的来奉献?当然是百姓,经过孟轲的深加工,儒学成了君王最完美的统治工具。
当然,大嘴巴的孟轲也预料到君权需要制衡,留下了一些君为轻之类不痛不痒的话,结果被董仲舒彻底给颠覆了。
天人感应,皇帝就是天子,就是天意的代表,能轻到哪去?
能够治罪天子的只有上天,而不是凡人,这种论调无疑给历代皇帝打开了一道心锁。
“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孟轲这句给后世儒家传人们要年终福利的话再也没有人敢在皇帝面前提及了。
而孔丘毕生为止奋斗实践的中庸思想,却只会出现在书本里,或者成为庸人的借口。
完全比不上临淄的繁华,城中到处游荡着猕猴,犍牛,犍牛随地大便,猕猴到处抢人东西,也没人管理,一片乌烟瘴气。
看着这个在佛经里吹得天花乱坠的城市,杜营傻眼了,这点县级地区人口都算九亿之家的话,那鲁国都可以号称拥兵十亿,率地百万里了。
很明显,在吹牛这一项上中国人比印度邻居逊色了不少,根本不够看的。
国人还只是停留在把羊吹成牛或者把牛吹成骆驼的简单土法加工上,完全没有掌握到吹牛的精髓所在。
比如战国策中所说的带甲百万,带甲数十万之类的数字和佛经比起来简直是小巫见大巫。
曹操有灵也会觉得自己号称八十万大军有点小家子气,没看见人家帝释天经常一吹法螺就召集上百亿天兵天将和阿修罗争小吃摊的保护费。
人家神明法力高超,上百亿兵士们全都埋伏在一颗大树后头,只等老大一声令下,就一个个轮流跳出来撑场面。
法螺,只有法螺才能吹出这样的部队,法螺,只有法螺才能使用这样的部队。
这就是机械化吹牛带来的变化,让古印度人民走在世界潮流的尖端,领先世界数千年,还为此创造了一系列超级天文数字来进一步细化吹牛的内容,说的那叫一个活灵活现,最常用的就是所谓的恒河沙数。
恒河里有多少沙子?这当然是个永远不可能有确切值的问题,但是猛的一说来的确有些唬人,给你一个自己一辈子都算不清的数目,来彰显自己的学识渊博。
你要真的揪住他问恒河沙数的确切值,保管他自己也说不清楚。
这已经不能仅仅简单归结于吹牛了,而应该算是一种弥天大谎,但由于根本无法统计,所以不能揭穿。
好在的是中国人民不是好惹的,现在虽然只是吹牛入门的初级阶段,经过千年发展后,隋唐将会蹦出个挥手灭杀数十万大军的中国籍超级赛亚人李元霸,为国人吹牛史上划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至于二十世纪后的中国,别的且不说它,有了统计局这块金字招牌在,中国官方在吹牛领域已经能和韩国印度并驾齐驱,唬边全球了。
金砖四国啊,多么牛叉的称号,多少次在深夜中大放光明照彻周天大千世界,刺瞎窝棚中杜营的狗眼。
很显然,在这个还处于奴隶制社会的时代,生产力是极端低下的,人民生活水平比起战火连天的华夏也好不到哪去,唯一好点的地方在于这里气候温暖,比起中原来要湿热许多,哪怕杜营大冬天来此,看见的也是一片繁花似锦,姹紫嫣红的样子。
气温高自然物产丰富,再加上天热不用多穿衣服,可见在衣食方面古印度人还是应该比中原这边充裕些,当然,南方的楚国和吴越巴蜀物产不见得比印度差。
但是杜营看这里的人却是一个个都有点吃不饱的样子,一个个骨瘦如柴,衣不蔽体,走路摇摇欲坠,一步三晃,不用化妆都能出演植物大战僵尸的某一方。
这种随时断气路倒尸还为数不少,占了大约三成左右,老聃的道德经不会是看了这种情况才写出的“死之徒十有三”吧?
杜营向路人一打听才知道,这些人都是属于首陀罗种姓,也就是华夏的奴隶阶级。
在华夏的奴隶当然也有,却没有如此之多,大约占了总人数的两成不到,而且大多都是战利品,可以被原国家赎回,只有很小一部分才是世世代代为奴。
而且诸侯国也鼓励自己的商人们去其他国家赎回战俘,并且报销费用,可以说是一件很慈善的举动,当然,像周王室那种穷鬼政府例外,它没钱搞慈善。
有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孔子的弟子子贡,跨国大老板出身,没事跑到国外搞自驾游,赎回一大堆战俘交回给国家,也不要国家报销费用,挥挥衣袖走了。
结果被孔丘骂了个狗血淋头,孔丘指出你做出这种善事等于是在陷害国民,你搞出这么一个高不可攀的善举,你要别人怎么办?
别人以后要是赎回战俘找政府报销的话,人家就会指责他们贪财,为了钱财而救人远不如子贡高尚,这不是做了好事还白挨了一顿骂?
如果不找国家报销,以那些小商人的财力怎么可能受得了这种长期支出?不如干脆来个充耳不闻,以后干脆不管了,谁爱赎谁去赎。
也就是说子贡的一次自以为是断绝了那些战俘们以后回家的希望,难怪孔丘会大发雷霆。
而子路救人收了人家一头牛,却被孔丘在考评上狠狠的打了个优,认为我孔丘的门徒救人都要收报酬,会让大家认为救人收报酬是理所当然的,为了这些报酬,哪怕那些天生冷血的,以后大家都会勇于救人,这才是利国利民的真正做法。
孔丘的看法有道理吗?相当有道理,他不是强硬的规范人们必须仁义,而是在最大的范围内给出一个有利于国民的指标。
只要你救了人,就有一头牛的奖励,不会管你是不是正人君子还是无耻歹人,一视同仁,这对于君子或许有些不公,但是却最大限度的挽救了百姓的生命安危。
可见孔丘是把人命放在第一位考虑,至于仁义礼法都是为人命服务的,这也是孔丘超越恩师柳下惠的地方,柳下惠的君子之道太过于完美,不是一般人能学的。
这就是中庸的奥妙所在,既不会给人定一个高不可及的神圣目标,也不会无限堕落到没有任何原则。
一般人都能遵守,都能从中获益,最大限度的顾及到普通人群的利益和需求,这就是中庸。
历代那些给后人修烟囱绝壁的圣贤里,不包括孔丘,孔丘是很想给后人留一条阳光大道走的,可惜冒出个孟轲把孔丘的思想无限捧高,高到凡人无法触及。
孟夫子一开口就鼓吹他的浩然正气,让很多人误以为他是救世主呢,一口一个仁义道德赶跑了多少心智不坚定的儒家门徒。
结果儒学成了一个只讲奉献,不求回报的怪胎,根本没有自我造血的能力,完全是在消耗世世代代甘愿奉献者的生命,却无法让万民都参与其中。
奉献给谁?当然是君王,拿谁的来奉献?当然是百姓,经过孟轲的深加工,儒学成了君王最完美的统治工具。
当然,大嘴巴的孟轲也预料到君权需要制衡,留下了一些君为轻之类不痛不痒的话,结果被董仲舒彻底给颠覆了。
天人感应,皇帝就是天子,就是天意的代表,能轻到哪去?
能够治罪天子的只有上天,而不是凡人,这种论调无疑给历代皇帝打开了一道心锁。
“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孟轲这句给后世儒家传人们要年终福利的话再也没有人敢在皇帝面前提及了。
而孔丘毕生为止奋斗实践的中庸思想,却只会出现在书本里,或者成为庸人的借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