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地有一篇评论《碧血剑》的文章十分强调的说，《碧血剑》受了英国女小说家杜·玛丽安（Du Maurier）小说《蝴蝶梦》（Rebecca）的重大影响。文学作品受到过去中外文学名著的影响，那是不可避免的。但《蝴蝶梦》这部小说并没有太大价值，我并不觉得很好，只因希治阁据此拍过一部好看的奇情电影，因电影在中国流行而为许多中国观众所知（单以杜·玛丽安的小说而论，我更喜欢她的另一部小说My Cousin Rachel，但此书未拍电影，无中文译本，故较少人知）。文学评论如不以改编后的流行电影为依据（正如根据电影“罗生门”而评《雪山飞狐》一样），而根据原作，则格调较高。杜·玛丽安作为一位作家，《蝴蝶梦》作为一部小说，在英国文学中都没有什么极重要地位。如想谈论英国女小说家在作品中以次要人物述说一个露面极少的人物作为报仇主角而展开惊心动魄的故事，不如引述爱米莱·勃朗黛（Emily Bronte）的《咆哮山庄》（Wuthering Heights），这才是英国女小说家中的第一流人物，小说也是第一流的优秀作品，只有谈论这部小说，研究英国文学者方人人皆知，不去引述只流行一时的惊险电影。（虽然，《咆哮山庄》也拍成了一部很好的电影，但在中国较少为人知。）
〈袁崇焕评传〉是我一个新的尝试，目标是在正文中不直接引述别人的话而写历史，文字风格比较统一，希望较易阅读，同时自己并不完全站在冷眼旁观的地位。这篇〈评传〉的主要创见，是认为崇祯所以杀袁崇焕，根本原因并不是由于中了反间计，而是在于这两个人性格的冲突，以及崇祯的不正常心理。这一点前人从未指出过（对人物的性格和心理，是小说作者通常的重视点，历史家则更重视时代背景、物质因素、制度、文化等等）。另一原因，是专制独裁制度的祸害。
这篇文字并无多大学术上的价值，所参考的书籍都是我手头所有的，客居香港，数量十分有限。出自《太宗实录》、《崇祯长编》等书的若干资料都是间接引述，未能核对原来的出处，或许会有谬误。这篇文字如果有什么意义，或许是在于它的“可读性”。我以相当重大的努力，避免了一般历史文字中的艰深晦涩。现在的面目，比之在《明报》上所发表的初稿〈广东英雄袁蛮子〉，文字上要顺畅了些。此文可说是我正式修习历史的起点与习作。
〈袁崇焕评传〉一文发表后，得史家指教甚多，甚感，大史家向达先生曾来函赐以教言，颇引以为荣，已据以改正。现第三版再作修订，以往错误处多加校正，其中参考杨宝霖先生〈袁崇焕杂考〉一文及《袁崇焕资料集录》（阎崇年、俞三东两先生编，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一书甚多，颇得教益，谨志以表谢意。作者历史素养不足，文中谬误仍恐难免，盼大雅正之。
二〇〇二.七
注释
[1]袁崇焕的籍贯，像中国许多名人一样，后人有很多争论，好像湖北襄阳与河南南阳要争诸葛亮是他们那地方的人。据杨宝霖先生根据多种资料考证，以及阎崇年先生亲身前往广东、广西两地调查研究，比较可靠的结论是：袁崇焕原籍广东东莞水南村，他也自称是东莞人。他的祖父袁西堂是商人，于明嘉靖初年自东莞来到广西梧州府藤县四十三都白马乡，见当地山水清佳，便定居于该地，妻子何氏，生子袁子朋（或作子鹏）。子朋生三子，长子崇焕、次崇灿（另说崇灿是长兄，崇焕为次子）、三子崇煜，有六名孙子，都是“兆”字辈，十一世孙才是“承”字辈，有袁承芳、承杨、承枢、承柏、承洪、承济等人。据阎崇年先生考据，袁崇焕生于万历十二年（一五八四）四月廿八日（阳历六月六日）。他家所在地白马乡（原名莲塘村）邻近平南县，所以广西平南县志也有说他是平南人的。他是广西藤县人还是平南人仍有争执，因文献记载中两种说法都有。他于万历四十七年（一六一九）考中进士，“万历己未科进士题名记：第三甲第四十名，袁崇焕，广西藤县。”考进士时报的籍贯是广西藤县。（以上资料见阎崇年、俞三东编《袁崇焕资料集录》，广西民族出版社）
[2]Edward Gibbon：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The Heritage Press，New York.
[3]这是后世论者的共同意见。《明史·神宗本纪》：“故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赵翼《廿二史札记·万历中矿税之害》：“论者谓明之亡，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云。”清高宗题明长陵神功圣德碑：“明之亡非亡于流寇，而亡于神宗之荒唐，及天启时阉宦之专横，大臣志在禄位金钱，百官专务钻营阿谀。及思宗即位，逆阉虽诛，而天下之势，已如河决不可复塞，鱼烂不可复收矣。而又苛察太甚，人怀自免之心。小民疾苦而无告，故相聚为盗，闯贼乘之，而明社遂屋。呜呼！有天下者，可不知所戒惧哉？”
[4]十六世纪后期来到中国游历的欧洲人，如G.Pereira，G.da Gruz，M.de Rada 等人著书盛赞中国。他们拿中国的道路、城市、土地、卫生、贫民生活等和欧洲比较，认为中国好得多。见A.P.Newton，ed.，Travel and Travellers of the Middle Ages；C.R.Boxer，South China in the 16th Century等书。直到一七九八年，马尔塞斯在《人口论·第一篇》中还说中国是全世界最富庶的国家。万历年间来到中国的天主教教士利马窦等人更盛赞中国的文治制度，认为举世无出其右。参阅L.J.Gallagher，S.J.tr.，Chin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5]Wolfram Eberhard：A History of China，p.249.
[6]朱东润《张居正大传》：“从明太祖到神宗这一个血脉里，充满偏执和高傲……到了神宗，又在这高傲的血液里，增加新的成分。他底母亲是山西一个小农底女儿。小农有那一股贪利务得的气息，在一升麦种下土以后，他长日巴巴地在那里计算要长成一斛、一石、又硬、又好的小麦。成日的精神，集中在这一点上面。……明朝底皇帝，只有神宗嗜利，出于天性，也许只可这样地解释。”（三一七页）但说小农嗜利，似乎不大妥当。小农种麦而盼望收成，既是自然而合理的期待，又是生活的唯一资料，不能说是嗜利。一般来说，富农大概比小农更嗜利，否则做不成富农。神宗之母李太后的父亲武清伯李伟，本来做泥水匠。
[7]矿税的税率是胡乱指定的，在L.Carrington Goodrich，A Short History of the Chinese People中，说万历时的矿税是矿产价值的百分之四十，即使矿场已经停闭，矿主每年仍须按旧税率缴税。p.199.
[8]据张居正奏疏〈看详户部进呈揭帖疏〉：万历五年，岁入四百三十五万九千四百余两，岁出三百四十九万四千二百余两。
[9]叶向高奏：“中外离心，辇毂肘腋间怨声愤盈，祸机不测，而陛下务与臣下隔绝。帷幄不得关其忠，六曹不得举其职。举天下无一可信之人，而自以为神明之妙用。臣恐自古圣帝明王，无此法也。”
[10]二十七年，吏部侍郎冯琦奏：“自矿税使出，民苦更甚。加以水旱蝗灾，流离载道，畿辅近地，盗贼公行，此非细故也。中使衔命，所随奸徒千百……遂令狡猾之徒，操生死之柄……五日之内，搜括公私银已二百万。奸内生奸，例外创例，不至民困财殚，激成大乱不止。伏望急图修弭，无令赤子结怨，青史贻讥。”
[11]工科给事中王德完奏：“令出柙中之虎兕以吞餍群黎，逸圈内之豺狼以搏噬百姓，怨愤无处得伸，郁结无时可解。”
[12]凤阳巡抚李三才奏：“陛下爱珠玉，民亦慕温饱，陛下爱子孙，民亦恋妻孥。奈何崇聚财贿，而使小民无朝夕之安？”又言：“近日奏章，凡及矿税，悉置不省。此宗社存亡所关，一旦众叛土崩，小民皆为敌国，陛下即黄金盈箱，明珠填屋，谁为守之？”
[13]给事中田大益奏：“内臣务为劫夺以应上求，矿不必穴而税不必商，民间邱陇阡陌皆矿也，官吏农工皆入税之人也，公私骚然，脂膏殚竭，向所谓军国正用，反致缺损。……四海之人方反唇切齿，而冀以智计甘言掩天下耳目，其可得乎？陛下矜奋自贤，沉迷不返，以豪珰奸弁为腹心，以金钱珠玉为命脉……即令逢干剖心，皋夔进谏，亦安能解其惑哉？”又言：“陛下驱率狼虎，飞而食人……夫天下至贵而金玉珠宝至贱也。积金玉珠宝若泰山，不可市天下尺寸地，而失天下，又何用金玉珠宝哉？”
[14]吏部尚书李戴奏：“今三辅嗷嗷，民不聊生；草木既尽，剥及树皮；夜窃成群，兼以昼劫；道殣相望，村空无烟。……使百姓坐而待死，更何忍言？使百姓不肯坐而待死，又何忍言？……此时赋税之役，比二十年前不啻倍矣……指其屋而挟之曰‘彼有矿’，则家立破矣；‘彼漏税’，则V立倾矣。以无可查稽之数，用无所顾畏之人，行无天理王法之事。”
[15]户部尚书赵世卿上疏言：“天子之令，信如四时。三载前尝曰：‘朕心仁爱，自有停止之时。’今年复一年，更待何日？天子有戏言，王命委草莽。”
[16]万历四十四年，给事中熊明遇疏：“内库太实，外库太虚。”
[17]崇祯时任大学士的徐光启在《庖言》中说：满洲人旧都北门，居住的大都是铁匠，延袤数里。在当时那便是一个规模庞大的兵工厂组合了。因此满洲兵的盔甲精良，头盔、面具、护臂、护手，都是精铁所制，马匹的要害处也有精铁护具。但明兵盔甲却十分简陋，除了胸背有甲之外，其余部份全无保护。满洲兵冲到近处，专射明兵的脸及胁，中箭必死。又据当时明人程令名说，努尔哈赤所居的都城“北门外则铁匠居之，专治铠甲；南门外则弓人、箭人居之，专造弧矢。”
[18]熊廷弼于八月廿九日上书朝廷，陈述辽东明军情况：“残兵……身无片甲，手无寸械，随营糜饷，装死扮活，不肯出战……点册有名，及派工役而忽去其半；领饷有名，及闻警告而又去其半……将领皆屡次征战存剩、及新败久废之人，一闻警报，无不心惊胆丧者……见在马一万余匹，多半瘦损，率由军士故意断绝草料，设法致死，备充步兵，以免出战，甚有无故用刀刺死者。……坚甲利刃，长枪火器，丧失俱尽。今军士所持弓皆断背断弦，所持箭皆无羽无镞，刀皆缺钝，枪皆顽秃。甚有全无一物而借他人以应点者。又皆空头赤体，无一盔甲遮蔽。……闻风而逃，望阵而逃，惧战而逃。顷闻北关信息，各营逃者日以千百计。如逃止一二营或数十百人，臣犹可以重法绳之。今五六万人，人人要逃。虽有孙吴军令，亦难禁止。”
[19]万历四十八年三月，熊廷弼上奏：“四十七年十二（疑为‘一’字）月赴户部，领饷二十万两，十二月领饷十万两，四十八年正月领饷十五万两，俱无发给……岂军到今日尚不饿、马到今日尚不瘦不死、而边事到今日尚不急耶？军兵无粮，如何不卖袄裤杂物？如何不夺民间粮窖？如何不夺马料养自己性命，马匹如何不瘦不死？而户部犹漠然不一动念。”他说户部犹漠然不一动念，是客气的说法，漠然不动一念的，当然是皇帝自己。
[20]“他日蓟门蹂躏，铁骑临郊，陛下能高拱深宫，称疾却之乎？”
[21]户科给事中官应震言：“内库十万两内五万九千两，或黑如漆，或脆如土，盖为不用朽蠹之象。”
[22]中共发掘帝皇坟墓，偏偏拣中了神宗的“定陵”，改建为博物馆，称为“地下宫殿”。
[23]努尔哈赤有十六个儿子，个个是有名的勇将。两个侄儿阿敏与济尔哈朗也十分厉害。
[24]康有为《袁督师遗集·序》盛称其文字雄奇：“夫袁督师之雄才大略，忠烈武棱，古今寡比。其遗文虽寥落，而奋扬蹈厉，鹤立虹布，犹想见鲁阳挥戈、崆峒倚剑之神采焉。”
[25]《明史》说熊廷弼左右手都会射箭，但没有提到袁崇焕会武。
[26]关于袁崇焕的事迹，如未注明出处，主要系依据《明史·袁崇焕传》所载。
[27]袁崇焕考举人时，有〈秋闱赏月〉诗，有句：“竹叶喜添豪士志，桂花香插少年头。”
[28]袁崇焕于万历三十四年（一六〇六）中举，时年二十二岁。他中举之前，居于广西平南，最初在平南考秀才，平南人说他冒籍，于是他改到藤县去考，他有诗题为〈游雁洲〉，唐时新进士在长安慈恩寺雁塔题名，所以“雁塔题名”表示考中，平南县衙前河中常有雁，当地人士以雁只多少来预卜中举人中秀才的人数，袁诗云：“烟水家何在？风云影未闲，登科闻有兆，愧我独缘悭。”当是落第之后所作，诗附有注：“予居平南，初应童子试，被人讦，今改籍藤县，故云。”中举之后，到原籍东莞去扫墓，有诗〈登贤书后回东莞县谒墓〉：“少小辞乡园，飘零二十年。敢云名在榜，深愧祭无田，邱陇棠梨在，衣冠手泽传。夕阳回首处，林树郁苍烟。”这是他原籍东莞、籍隶藤县、幼居平南的证据。
〈袁崇焕评传〉是我一个新的尝试，目标是在正文中不直接引述别人的话而写历史，文字风格比较统一，希望较易阅读，同时自己并不完全站在冷眼旁观的地位。这篇〈评传〉的主要创见，是认为崇祯所以杀袁崇焕，根本原因并不是由于中了反间计，而是在于这两个人性格的冲突，以及崇祯的不正常心理。这一点前人从未指出过（对人物的性格和心理，是小说作者通常的重视点，历史家则更重视时代背景、物质因素、制度、文化等等）。另一原因，是专制独裁制度的祸害。
这篇文字并无多大学术上的价值，所参考的书籍都是我手头所有的，客居香港，数量十分有限。出自《太宗实录》、《崇祯长编》等书的若干资料都是间接引述，未能核对原来的出处，或许会有谬误。这篇文字如果有什么意义，或许是在于它的“可读性”。我以相当重大的努力，避免了一般历史文字中的艰深晦涩。现在的面目，比之在《明报》上所发表的初稿〈广东英雄袁蛮子〉，文字上要顺畅了些。此文可说是我正式修习历史的起点与习作。
〈袁崇焕评传〉一文发表后，得史家指教甚多，甚感，大史家向达先生曾来函赐以教言，颇引以为荣，已据以改正。现第三版再作修订，以往错误处多加校正，其中参考杨宝霖先生〈袁崇焕杂考〉一文及《袁崇焕资料集录》（阎崇年、俞三东两先生编，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一书甚多，颇得教益，谨志以表谢意。作者历史素养不足，文中谬误仍恐难免，盼大雅正之。
二〇〇二.七
注释
[1]袁崇焕的籍贯，像中国许多名人一样，后人有很多争论，好像湖北襄阳与河南南阳要争诸葛亮是他们那地方的人。据杨宝霖先生根据多种资料考证，以及阎崇年先生亲身前往广东、广西两地调查研究，比较可靠的结论是：袁崇焕原籍广东东莞水南村，他也自称是东莞人。他的祖父袁西堂是商人，于明嘉靖初年自东莞来到广西梧州府藤县四十三都白马乡，见当地山水清佳，便定居于该地，妻子何氏，生子袁子朋（或作子鹏）。子朋生三子，长子崇焕、次崇灿（另说崇灿是长兄，崇焕为次子）、三子崇煜，有六名孙子，都是“兆”字辈，十一世孙才是“承”字辈，有袁承芳、承杨、承枢、承柏、承洪、承济等人。据阎崇年先生考据，袁崇焕生于万历十二年（一五八四）四月廿八日（阳历六月六日）。他家所在地白马乡（原名莲塘村）邻近平南县，所以广西平南县志也有说他是平南人的。他是广西藤县人还是平南人仍有争执，因文献记载中两种说法都有。他于万历四十七年（一六一九）考中进士，“万历己未科进士题名记：第三甲第四十名，袁崇焕，广西藤县。”考进士时报的籍贯是广西藤县。（以上资料见阎崇年、俞三东编《袁崇焕资料集录》，广西民族出版社）
[2]Edward Gibbon：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The Heritage Press，New York.
[3]这是后世论者的共同意见。《明史·神宗本纪》：“故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赵翼《廿二史札记·万历中矿税之害》：“论者谓明之亡，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云。”清高宗题明长陵神功圣德碑：“明之亡非亡于流寇，而亡于神宗之荒唐，及天启时阉宦之专横，大臣志在禄位金钱，百官专务钻营阿谀。及思宗即位，逆阉虽诛，而天下之势，已如河决不可复塞，鱼烂不可复收矣。而又苛察太甚，人怀自免之心。小民疾苦而无告，故相聚为盗，闯贼乘之，而明社遂屋。呜呼！有天下者，可不知所戒惧哉？”
[4]十六世纪后期来到中国游历的欧洲人，如G.Pereira，G.da Gruz，M.de Rada 等人著书盛赞中国。他们拿中国的道路、城市、土地、卫生、贫民生活等和欧洲比较，认为中国好得多。见A.P.Newton，ed.，Travel and Travellers of the Middle Ages；C.R.Boxer，South China in the 16th Century等书。直到一七九八年，马尔塞斯在《人口论·第一篇》中还说中国是全世界最富庶的国家。万历年间来到中国的天主教教士利马窦等人更盛赞中国的文治制度，认为举世无出其右。参阅L.J.Gallagher，S.J.tr.，Chin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5]Wolfram Eberhard：A History of China，p.249.
[6]朱东润《张居正大传》：“从明太祖到神宗这一个血脉里，充满偏执和高傲……到了神宗，又在这高傲的血液里，增加新的成分。他底母亲是山西一个小农底女儿。小农有那一股贪利务得的气息，在一升麦种下土以后，他长日巴巴地在那里计算要长成一斛、一石、又硬、又好的小麦。成日的精神，集中在这一点上面。……明朝底皇帝，只有神宗嗜利，出于天性，也许只可这样地解释。”（三一七页）但说小农嗜利，似乎不大妥当。小农种麦而盼望收成，既是自然而合理的期待，又是生活的唯一资料，不能说是嗜利。一般来说，富农大概比小农更嗜利，否则做不成富农。神宗之母李太后的父亲武清伯李伟，本来做泥水匠。
[7]矿税的税率是胡乱指定的，在L.Carrington Goodrich，A Short History of the Chinese People中，说万历时的矿税是矿产价值的百分之四十，即使矿场已经停闭，矿主每年仍须按旧税率缴税。p.199.
[8]据张居正奏疏〈看详户部进呈揭帖疏〉：万历五年，岁入四百三十五万九千四百余两，岁出三百四十九万四千二百余两。
[9]叶向高奏：“中外离心，辇毂肘腋间怨声愤盈，祸机不测，而陛下务与臣下隔绝。帷幄不得关其忠，六曹不得举其职。举天下无一可信之人，而自以为神明之妙用。臣恐自古圣帝明王，无此法也。”
[10]二十七年，吏部侍郎冯琦奏：“自矿税使出，民苦更甚。加以水旱蝗灾，流离载道，畿辅近地，盗贼公行，此非细故也。中使衔命，所随奸徒千百……遂令狡猾之徒，操生死之柄……五日之内，搜括公私银已二百万。奸内生奸，例外创例，不至民困财殚，激成大乱不止。伏望急图修弭，无令赤子结怨，青史贻讥。”
[11]工科给事中王德完奏：“令出柙中之虎兕以吞餍群黎，逸圈内之豺狼以搏噬百姓，怨愤无处得伸，郁结无时可解。”
[12]凤阳巡抚李三才奏：“陛下爱珠玉，民亦慕温饱，陛下爱子孙，民亦恋妻孥。奈何崇聚财贿，而使小民无朝夕之安？”又言：“近日奏章，凡及矿税，悉置不省。此宗社存亡所关，一旦众叛土崩，小民皆为敌国，陛下即黄金盈箱，明珠填屋，谁为守之？”
[13]给事中田大益奏：“内臣务为劫夺以应上求，矿不必穴而税不必商，民间邱陇阡陌皆矿也，官吏农工皆入税之人也，公私骚然，脂膏殚竭，向所谓军国正用，反致缺损。……四海之人方反唇切齿，而冀以智计甘言掩天下耳目，其可得乎？陛下矜奋自贤，沉迷不返，以豪珰奸弁为腹心，以金钱珠玉为命脉……即令逢干剖心，皋夔进谏，亦安能解其惑哉？”又言：“陛下驱率狼虎，飞而食人……夫天下至贵而金玉珠宝至贱也。积金玉珠宝若泰山，不可市天下尺寸地，而失天下，又何用金玉珠宝哉？”
[14]吏部尚书李戴奏：“今三辅嗷嗷，民不聊生；草木既尽，剥及树皮；夜窃成群，兼以昼劫；道殣相望，村空无烟。……使百姓坐而待死，更何忍言？使百姓不肯坐而待死，又何忍言？……此时赋税之役，比二十年前不啻倍矣……指其屋而挟之曰‘彼有矿’，则家立破矣；‘彼漏税’，则V立倾矣。以无可查稽之数，用无所顾畏之人，行无天理王法之事。”
[15]户部尚书赵世卿上疏言：“天子之令，信如四时。三载前尝曰：‘朕心仁爱，自有停止之时。’今年复一年，更待何日？天子有戏言，王命委草莽。”
[16]万历四十四年，给事中熊明遇疏：“内库太实，外库太虚。”
[17]崇祯时任大学士的徐光启在《庖言》中说：满洲人旧都北门，居住的大都是铁匠，延袤数里。在当时那便是一个规模庞大的兵工厂组合了。因此满洲兵的盔甲精良，头盔、面具、护臂、护手，都是精铁所制，马匹的要害处也有精铁护具。但明兵盔甲却十分简陋，除了胸背有甲之外，其余部份全无保护。满洲兵冲到近处，专射明兵的脸及胁，中箭必死。又据当时明人程令名说，努尔哈赤所居的都城“北门外则铁匠居之，专治铠甲；南门外则弓人、箭人居之，专造弧矢。”
[18]熊廷弼于八月廿九日上书朝廷，陈述辽东明军情况：“残兵……身无片甲，手无寸械，随营糜饷，装死扮活，不肯出战……点册有名，及派工役而忽去其半；领饷有名，及闻警告而又去其半……将领皆屡次征战存剩、及新败久废之人，一闻警报，无不心惊胆丧者……见在马一万余匹，多半瘦损，率由军士故意断绝草料，设法致死，备充步兵，以免出战，甚有无故用刀刺死者。……坚甲利刃，长枪火器，丧失俱尽。今军士所持弓皆断背断弦，所持箭皆无羽无镞，刀皆缺钝，枪皆顽秃。甚有全无一物而借他人以应点者。又皆空头赤体，无一盔甲遮蔽。……闻风而逃，望阵而逃，惧战而逃。顷闻北关信息，各营逃者日以千百计。如逃止一二营或数十百人，臣犹可以重法绳之。今五六万人，人人要逃。虽有孙吴军令，亦难禁止。”
[19]万历四十八年三月，熊廷弼上奏：“四十七年十二（疑为‘一’字）月赴户部，领饷二十万两，十二月领饷十万两，四十八年正月领饷十五万两，俱无发给……岂军到今日尚不饿、马到今日尚不瘦不死、而边事到今日尚不急耶？军兵无粮，如何不卖袄裤杂物？如何不夺民间粮窖？如何不夺马料养自己性命，马匹如何不瘦不死？而户部犹漠然不一动念。”他说户部犹漠然不一动念，是客气的说法，漠然不动一念的，当然是皇帝自己。
[20]“他日蓟门蹂躏，铁骑临郊，陛下能高拱深宫，称疾却之乎？”
[21]户科给事中官应震言：“内库十万两内五万九千两，或黑如漆，或脆如土，盖为不用朽蠹之象。”
[22]中共发掘帝皇坟墓，偏偏拣中了神宗的“定陵”，改建为博物馆，称为“地下宫殿”。
[23]努尔哈赤有十六个儿子，个个是有名的勇将。两个侄儿阿敏与济尔哈朗也十分厉害。
[24]康有为《袁督师遗集·序》盛称其文字雄奇：“夫袁督师之雄才大略，忠烈武棱，古今寡比。其遗文虽寥落，而奋扬蹈厉，鹤立虹布，犹想见鲁阳挥戈、崆峒倚剑之神采焉。”
[25]《明史》说熊廷弼左右手都会射箭，但没有提到袁崇焕会武。
[26]关于袁崇焕的事迹，如未注明出处，主要系依据《明史·袁崇焕传》所载。
[27]袁崇焕考举人时，有〈秋闱赏月〉诗，有句：“竹叶喜添豪士志，桂花香插少年头。”
[28]袁崇焕于万历三十四年（一六〇六）中举，时年二十二岁。他中举之前，居于广西平南，最初在平南考秀才，平南人说他冒籍，于是他改到藤县去考，他有诗题为〈游雁洲〉，唐时新进士在长安慈恩寺雁塔题名，所以“雁塔题名”表示考中，平南县衙前河中常有雁，当地人士以雁只多少来预卜中举人中秀才的人数，袁诗云：“烟水家何在？风云影未闲，登科闻有兆，愧我独缘悭。”当是落第之后所作，诗附有注：“予居平南，初应童子试，被人讦，今改籍藤县，故云。”中举之后，到原籍东莞去扫墓，有诗〈登贤书后回东莞县谒墓〉：“少小辞乡园，飘零二十年。敢云名在榜，深愧祭无田，邱陇棠梨在，衣冠手泽传。夕阳回首处，林树郁苍烟。”这是他原籍东莞、籍隶藤县、幼居平南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