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那我叫你小杨吧。”慕容雪说道，“我本来应该叫杨雪的，母亲也是这样要我们随父亲的姓的，但我们姊妹俩从来没见过父亲，为什么要跟他的姓，所以我们上学时，都自作主张的随了母亲的姓，母亲拗不过我们，也只能同意了。”
“你们从来没见过父亲？”杨茂德很是吃惊。
“是的。所以我们都恨他，但母亲不许我们说他的坏话，她总是和我们说，他是世界上最好的人，最伟大的人。”慕容雪叹息了一声，“反正我们不知道他好和伟大在哪里。”
“你的母亲是做什么的？”杨茂德问道。
“我不知道。”慕容雪摇了摇头，“她的工作似乎很神秘，她有时会在家里呆很久，有时会出去好几天不会来，她不在的时候，就会有一个漂亮的阿姨来照顾我们，直到她回来。我们没见她做什么，但她从来不缺钱花，我们渐渐的长大，也懂事了，有时问她，她就是不告诉我们。有一次我晚上睡不着，起来找她，发现她在地下室里，正用枪打靶，她看见我，笑着把我抱了起来，我问她在做什么，她说她在画画，我不信，她就用枪在靶子上打出了一朵梅花。”
听到这里，已经客串了一阵子狙击手的杨茂德不由得大吃一惊。
“我明白她为什么不和你们说了。”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慕容雪笑了起来，“后来她带我们去四川，那一年听说那里袍哥会闹得凶，人家都说那里不安全，但她还是带我们去了，说来也怪，她去了之后，不久，那里的袍哥会就销声匿迹了，我还问母亲，是不是你把他们都打死了？她笑着说，是啊，宝贝，你怎么知道？我说因为他们都是笨蛋，枪法肯定没有妈妈好。她笑了，点了点我的鼻子，说别瞎想了，妈妈哪有那么大的能耐，爸爸才有这个能力。我说爸爸坏，光顾着杀坏人，不来看我们，母亲笑着笑着就流泪了，她说不是爸爸不来看我们，是爸爸为了保护我们，才不来看我们。我说我不明白，她说你以后长大了，就会明白的。可我现在长大了，已经学会开飞机了，还是不明白。”
“从照片上看，你母亲真漂亮呢。”
“是啊，这么多年，她的样子始终没变，好象时间在她身上停滞了。上一次她来基地看我，还有人把她当成了我的姐姐呢。”
“真的啊。那想来你父亲看上去也应该很年轻吧？”
“不知道。不过，说我们从来没见过他，倒也不确切，母亲有一次和我说，其实我们见过他，只不过不知道他是我们的父亲，父亲也和我们说过话，但从来没有提到他是我们的父亲。我现在其实很想见他的。”
两个人在战地临时医院轻松的交谈着，享受着只属于他们二人的美好时光。而他们俩还不知道，这样的美好时光注定是短暂的。
1944年12月初的一天，苏联，乌拉尔河流域。
冷风吹拂着坚硬的冻土，路边厚厚的积雪丝毫没有融化的迹象，坚冰挂满树硝枝头，草原上则满是白茫茫的景象。
天刚蒙蒙亮，乌拉尔军区大院里一片静寂，正在值班室值班的军区保卫部保卫科长萨马耶夫，听到办公大楼外边传来了一阵急促的汽车喇叭声，他跑出门去，见大门口停了一辆吉普车。
“这是上哪里去？”他问司机。
“这是伊尔扎卡列夫参谋长要的车，到前线去有紧急事务。”
正在他们说话的时候，伊尔扎卡列夫手提皮箱，匆匆从办公楼里走了出来。
萨马耶夫忙迎了上去：“首长，您一个人到前线去？”
“怎么，不可以吗？”
“不，不……我是怕首长路上不安全，要不要派个警卫？”
“那就不必了？”伊尔扎卡列夫冷冷地说。
汽车加大油门，驶出了军区大院，萨马耶夫望着汽车背影陷入了沉思。
伊尔扎卡列夫是典型的俄罗斯人，中等个头，高鼻方脸，一头金黄的卷发，脸上总是红光满面。他靠在汽车椅背上，半闭着眼睛，一束轻柔的阳光照在他的脸上。他双肩上的少将军衔被映得闪闪发光。他一会儿抬头瞅瞅车外，一会儿又催促司机快开，情绪显得焦躁不安。
这时，公路上有一辆吉普车迎面驶来，伊尔扎卡列夫看清了是一辆军车，他命令司机把车停下，汽车吱的一声停下了，对面那辆军车也停了下来。伊尔扎卡列夫跳下车朝那辆车走了过去，从对面车上下来的是乌拉尔军区司令员马尔科夫，少将军衔，也是俄罗斯人。两人先是握手，也许双方都感到还不够挚热，于是又紧紧拥抱在一起……“司令员同志，我们今天到哪儿去？”
“去县委，我已经和他们说好了。”
两辆吉昔车，一前一后朝裕民县驶去，沿途一眼望去，人烟稀少，虽然草原上的雪还没有融化，仍可以看到三三两两的牧人赶着羊群在放牧。
汽车驶进了一个村子，“红军首长来了！”人们从家里跑了出来，有人弹起了六弦琴，有人拉响了“巴扬”。
“大家跳吧！唱吧！尽情地欢乐吧！”伊尔扎卡列夫高叫着跳起了俄罗斯骑兵舞……“呵……呵……呵……哎……哎……”人们随着他的舞步的节奏，一阵又一阵地欢呼起来。接着，马尔科夫也参加了跳舞的行列，他一边跳，一边摘下军帽扔到空中，双脚用力朝前踢着，发出“嗒嗒”的响声……舞会结束了，伊尔扎卡列夫和马尔科夫并没有想离去的意思，他俩从汽车里拿出了伏特加酒和羊肉，牧人们又一次欢呼起来，特别是酒在当时可是难以看到的好东西。牧民们从家里拿来了仅有的面包和奶酪，大家围坐在一起，边喝酒，边拉家常，说来说去，说得最多的还是想吃饱肚子。
伊尔扎卡列夫见时机到了，便向马尔科夫使了个眼色。
马尔科夫站起来向人群扫了一眼，没有发现有党政机关的干部，便低声说道：“大家不是想吃饱饭吗？我倒是有个办法……”
“什么办法？什么办法？……您快说呀……”
人们七嘴八舌地议论着，说什么的都有。
“现在只有一条路，到中国去！”
人群一下子炸了窝，有人说：“去中国，那不是叛国吗？”
“别的倒不怕，就怕中国人不要我们！”
“怕什么，中国人不是象宣传的那么可怕！他们对待我们的人一直很和善，已经过去的人，只要宣誓放弃社惠主义，效忠中国，就不会受到任何歧视！在中国有几十万我们的人！他们都生活得非常好！”
伊尔扎卡列夫一本正经地说：“谁愿意到中国去，可以到军委会去领通行证，有了通行证就可以到中国去了。”
听到这里，人群一哄而散，都去领通行证。
离县城不远有一处口岸，对面山口的下面是一条峡谷，在多雨的季节里，它就变成了一条波涛翻滚的河流，在两个山口之间，有一座新塔起的浮桥。
清晨，成百上千名拎着行李，拖儿带女的牧民，来到口岸，要求到对面去，一名红军哨兵惊讶的问道：“那边是中[***]队的防线，你们要干什么？”他的话音未落，立刻招来一片叫骂声，无论值守的红军士兵如何劝说和阻止都无济于事。这时，要求过去的人已经达到数千人，可是公路上仍有人流源源不断地涌来，这些人的手里拿着清一色的通行证，嘴里喊着：“我们要过去！”
“我们要去中国！”
“你们这是从哪里弄来的证件？”当红军士兵正在查询证件时，又有数干人赶到了，口号声、叫骂声、争吵声响成一片……值班人员急中生智马上打电话给军分区，本来已经接通了，但电话却莫明其妙的断线了。
乌拉尔斯克市斯大林大街，北面是乌拉尔军分区，对面是区党委，东面一拐角便是州委，三个单位离得都不太远。
早上九点多钟，斯大林大街上车来人往，秩序井然，商店与往常一样正常营业。这时，从大街上走来一群年轻人，他们手持木棍、扁担，一边走一边高喊着：“面包！面包！”的口号，朝州委大院冲了过来，门口站岗的警卫正欲上前阻拦，被冲在前面的几个人用棍子打倒了，于是人群一窝蜂地涌进了州委大院。
棍棒、砖头、石块雹点般地飞来，砸烂了岗楼，砸破了传达室的门窗，州委的干部正准备坐吉普车外出办事，刚开出几步远，就被挡住了，车被里三层、外三层地围住了，有人喊了一声：“砸！”顿时把车棚车窗全砸碎了，受伤的州委干部在车里还没有爬出来，小车已经被掀翻了，又有人用高喊着：“烧车，烧死他们……”
汽车的油箱被砸漏了，汽油流了出来，有人划着了火……在这紧要关头，警卫们和几名州委干部不顾一切地冲上去，救出了车里的人。
汽车烧着了，火光熊熊，浓烟滚滚……这时，冲进州委大院的至少有两三千人，不少人手里还举着老式步枪和猎枪，冲着州委办公大楼“砰……砰……”开了火，打得门窗冒出一股股白烟。
州委办公大楼是一幢土黄色哥德式建筑，一共有四层，楼内一百多名干部，用桌椅将门顶住，边守边退，当一层失守时，一部分干部从后院撤到了离州委不远的区党委大院内，一部分干部撤到楼顶，继续坚守。
闹事的人群抢了档案和秘密文件，砸烂了办公室。
州委干部守在办公楼的平台上，用冲锋枪向射击，下面的人攻了几次也没能攻上来，双方僵持住了。
几个小时之后，围攻的人群包围了离州委不远的区党委，人群中有人高呼“要面包！不要饥饿！”的口号，开始不顾一切的打砸抢。当时，乌拉尔军区副政委恰达诺夫带领工作组正在乌拉尔检查工作，听到消息后便从军分区赶到区党委。
恰达诺夫站到院门口的高台上，大声劝说：“大家不要受坏人的挑动！冲击党政机关是违法的！有要求可以按级反映，不要……”
“不要听他的，他和那些抢我们粮食的人一样是‘契卡’！”
“打啊，冲啊，打死他们！”在一阵喊叫声中，人群又朝大门冲来，恰达诺夫和区党委的干部们被迫退到了办公楼前，人群扒倒了铁栅栏墙冲到了院子里。
这时乌拉尔罕分区警卫连赶到了，红军士兵们举着枪连成一排人墙，挡住了冲击的人群。
仅仅过了几分钟，人群又冲了上来，警卫连开始后退并扫射起来，人群中也有人用步枪和猎枪开火，一时间枪声响成一片。
与此同时，乌拉尔军区的其它分区，都接到了来自各处的紧急电话和电报，当地政斧和军营都遭到了冲击和包围，要求马上派部队支援，但是上级的答复是没有部队，各地要依靠自己的力量防止事态扩大。
在山口，人群越围越多，不少人开始围攻守卫浮桥的红军士兵，一帮人拉倒了旗杆，扯碎了红旗，冲上了桥头……这时，对面方向开来了一长溜汽车，有客车也有卡车……有人喊了一声：“这是来接我们的！想去中国的冲过桥去！”
人群几乎是疯狂地朝桥头挤去……“砰！砰！”红军士兵开始朝天鸣枪，但枪很快枪被夺走了，士兵们被挤倒了，人群从士兵们的身上踏了过去，如同一股浊水流入了华军控制的境内。
在州委办公大楼上，正在召开紧急会议，决定采取果断措施冲出包围，州委干部用仅有的几支冲锋枪向楼下还击，有人被打死了，围攻的人害怕了，开始动摇了，稀稀拉拉地溃退了下去，州委干部趁机冲了出来。
在区党委大院里，围攻的人群还没有任何要撒退的迹象，他们已经冲到了大楼前面。
人群前吁属拥，一下子冲过了白线，连长咬了咬牙，一摆手，士兵们一起开火，人群盒登时倒下一片……天渐渐黑了下来，通向苏联各个口岸的公路上，响起了嘈杂地喊叫声，和汽车拖拉机的轰鸣声，到处是黑压压的人群，人们赶看牛羊，坐着“二牛抬杠”的大木轮车，朝着一个方向滚滚而去……有白天过境的人，又跑了回来，带来了各种各样的消息：“那边边境上已经摆满了奶油面包，牛奶香肠有的是，不要钱，随便吃，随便拿！那里才是真正的[***]！”“房子和帐蓬也都搭好了，想住多少，就住多少……”
人们高兴地欢呼起来……一位村委书记，躺在路中央，鼻涕一把，泪一把地说：“同志们，你们千万不能走啊，我们都是俄罗斯人，到那边去要后悔的！离开羊群的羊不会活下去，离开祖国的人不会有永久的幸福的……”
没有一个人理睬他，人们从他身上迈过去，头也不回地朝前走。
一辆汽车停在他面前，车上的人骂他是挡道的狗，有两个年轻人跳下车来，像拖东西一样，把他拖上车去，汽车开动了，书记挣扎着从车上跳下来，摔倒在路旁。
在中苏两军绵延数千以里的对峙线上，滚滚的人流如潮水般涌动了三天三夜，白天中国当局用巨大的广播声指示方向，夜间则打开探照灯，一道道光柱射入苏军辖境内几公里远，在此后的几个月里，苏联共有平民167000余人逃到了中国，有的县城跑得只剩几百人。
燕京，居仁堂，春芳园。
杨朔铭坐在书房的红木椅子上，正在看着地图出神。
这时一名卫士走了进来：“大总统，总理来了。”
“快请总理到这边来。”
总理屈霜手里拿着一份文件走了进来：“大总统，这是刚收到哈萨克军区的电报，乌拉尔的十几万苏联边民，围攻了苏联党政机关之后，跑到咱们这边儿来了。”
“哦……”杨朔铭沉思了片刻：“恐怕又是陆军情报部和国土安全部搞的名堂吧？”
“当然了，这个事件，是有组织有预谋的，在此之前没有任何迹象，证明他们干的还不错。”
“迹象还是有的，只是我们没有想到会这么快。”
“是啊，连苏联乌拉尔军区的司令马尔科夫和和参谋长伊尔扎卡列夫都写了信过来，要求到咱们中国来。”
杨朔铭从椅子上站起身来，望着窗外的一棵百年古柏：沉声说道：“他们弄这个社惠主义的破事已经多少年了，我就不相信那边能搞出天堂来！我也不相信他们这样做就能解放全人类！”
“大总统，我已经把消息通知了总参谋部，这样的话，第二次大突击是不是可以提前开始了？咱们其实已经准备得够久的了。”屈霜说道。
（未完待续）
“你们从来没见过父亲？”杨茂德很是吃惊。
“是的。所以我们都恨他，但母亲不许我们说他的坏话，她总是和我们说，他是世界上最好的人，最伟大的人。”慕容雪叹息了一声，“反正我们不知道他好和伟大在哪里。”
“你的母亲是做什么的？”杨茂德问道。
“我不知道。”慕容雪摇了摇头，“她的工作似乎很神秘，她有时会在家里呆很久，有时会出去好几天不会来，她不在的时候，就会有一个漂亮的阿姨来照顾我们，直到她回来。我们没见她做什么，但她从来不缺钱花，我们渐渐的长大，也懂事了，有时问她，她就是不告诉我们。有一次我晚上睡不着，起来找她，发现她在地下室里，正用枪打靶，她看见我，笑着把我抱了起来，我问她在做什么，她说她在画画，我不信，她就用枪在靶子上打出了一朵梅花。”
听到这里，已经客串了一阵子狙击手的杨茂德不由得大吃一惊。
“我明白她为什么不和你们说了。”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慕容雪笑了起来，“后来她带我们去四川，那一年听说那里袍哥会闹得凶，人家都说那里不安全，但她还是带我们去了，说来也怪，她去了之后，不久，那里的袍哥会就销声匿迹了，我还问母亲，是不是你把他们都打死了？她笑着说，是啊，宝贝，你怎么知道？我说因为他们都是笨蛋，枪法肯定没有妈妈好。她笑了，点了点我的鼻子，说别瞎想了，妈妈哪有那么大的能耐，爸爸才有这个能力。我说爸爸坏，光顾着杀坏人，不来看我们，母亲笑着笑着就流泪了，她说不是爸爸不来看我们，是爸爸为了保护我们，才不来看我们。我说我不明白，她说你以后长大了，就会明白的。可我现在长大了，已经学会开飞机了，还是不明白。”
“从照片上看，你母亲真漂亮呢。”
“是啊，这么多年，她的样子始终没变，好象时间在她身上停滞了。上一次她来基地看我，还有人把她当成了我的姐姐呢。”
“真的啊。那想来你父亲看上去也应该很年轻吧？”
“不知道。不过，说我们从来没见过他，倒也不确切，母亲有一次和我说，其实我们见过他，只不过不知道他是我们的父亲，父亲也和我们说过话，但从来没有提到他是我们的父亲。我现在其实很想见他的。”
两个人在战地临时医院轻松的交谈着，享受着只属于他们二人的美好时光。而他们俩还不知道，这样的美好时光注定是短暂的。
1944年12月初的一天，苏联，乌拉尔河流域。
冷风吹拂着坚硬的冻土，路边厚厚的积雪丝毫没有融化的迹象，坚冰挂满树硝枝头，草原上则满是白茫茫的景象。
天刚蒙蒙亮，乌拉尔军区大院里一片静寂，正在值班室值班的军区保卫部保卫科长萨马耶夫，听到办公大楼外边传来了一阵急促的汽车喇叭声，他跑出门去，见大门口停了一辆吉普车。
“这是上哪里去？”他问司机。
“这是伊尔扎卡列夫参谋长要的车，到前线去有紧急事务。”
正在他们说话的时候，伊尔扎卡列夫手提皮箱，匆匆从办公楼里走了出来。
萨马耶夫忙迎了上去：“首长，您一个人到前线去？”
“怎么，不可以吗？”
“不，不……我是怕首长路上不安全，要不要派个警卫？”
“那就不必了？”伊尔扎卡列夫冷冷地说。
汽车加大油门，驶出了军区大院，萨马耶夫望着汽车背影陷入了沉思。
伊尔扎卡列夫是典型的俄罗斯人，中等个头，高鼻方脸，一头金黄的卷发，脸上总是红光满面。他靠在汽车椅背上，半闭着眼睛，一束轻柔的阳光照在他的脸上。他双肩上的少将军衔被映得闪闪发光。他一会儿抬头瞅瞅车外，一会儿又催促司机快开，情绪显得焦躁不安。
这时，公路上有一辆吉普车迎面驶来，伊尔扎卡列夫看清了是一辆军车，他命令司机把车停下，汽车吱的一声停下了，对面那辆军车也停了下来。伊尔扎卡列夫跳下车朝那辆车走了过去，从对面车上下来的是乌拉尔军区司令员马尔科夫，少将军衔，也是俄罗斯人。两人先是握手，也许双方都感到还不够挚热，于是又紧紧拥抱在一起……“司令员同志，我们今天到哪儿去？”
“去县委，我已经和他们说好了。”
两辆吉昔车，一前一后朝裕民县驶去，沿途一眼望去，人烟稀少，虽然草原上的雪还没有融化，仍可以看到三三两两的牧人赶着羊群在放牧。
汽车驶进了一个村子，“红军首长来了！”人们从家里跑了出来，有人弹起了六弦琴，有人拉响了“巴扬”。
“大家跳吧！唱吧！尽情地欢乐吧！”伊尔扎卡列夫高叫着跳起了俄罗斯骑兵舞……“呵……呵……呵……哎……哎……”人们随着他的舞步的节奏，一阵又一阵地欢呼起来。接着，马尔科夫也参加了跳舞的行列，他一边跳，一边摘下军帽扔到空中，双脚用力朝前踢着，发出“嗒嗒”的响声……舞会结束了，伊尔扎卡列夫和马尔科夫并没有想离去的意思，他俩从汽车里拿出了伏特加酒和羊肉，牧人们又一次欢呼起来，特别是酒在当时可是难以看到的好东西。牧民们从家里拿来了仅有的面包和奶酪，大家围坐在一起，边喝酒，边拉家常，说来说去，说得最多的还是想吃饱肚子。
伊尔扎卡列夫见时机到了，便向马尔科夫使了个眼色。
马尔科夫站起来向人群扫了一眼，没有发现有党政机关的干部，便低声说道：“大家不是想吃饱饭吗？我倒是有个办法……”
“什么办法？什么办法？……您快说呀……”
人们七嘴八舌地议论着，说什么的都有。
“现在只有一条路，到中国去！”
人群一下子炸了窝，有人说：“去中国，那不是叛国吗？”
“别的倒不怕，就怕中国人不要我们！”
“怕什么，中国人不是象宣传的那么可怕！他们对待我们的人一直很和善，已经过去的人，只要宣誓放弃社惠主义，效忠中国，就不会受到任何歧视！在中国有几十万我们的人！他们都生活得非常好！”
伊尔扎卡列夫一本正经地说：“谁愿意到中国去，可以到军委会去领通行证，有了通行证就可以到中国去了。”
听到这里，人群一哄而散，都去领通行证。
离县城不远有一处口岸，对面山口的下面是一条峡谷，在多雨的季节里，它就变成了一条波涛翻滚的河流，在两个山口之间，有一座新塔起的浮桥。
清晨，成百上千名拎着行李，拖儿带女的牧民，来到口岸，要求到对面去，一名红军哨兵惊讶的问道：“那边是中[***]队的防线，你们要干什么？”他的话音未落，立刻招来一片叫骂声，无论值守的红军士兵如何劝说和阻止都无济于事。这时，要求过去的人已经达到数千人，可是公路上仍有人流源源不断地涌来，这些人的手里拿着清一色的通行证，嘴里喊着：“我们要过去！”
“我们要去中国！”
“你们这是从哪里弄来的证件？”当红军士兵正在查询证件时，又有数干人赶到了，口号声、叫骂声、争吵声响成一片……值班人员急中生智马上打电话给军分区，本来已经接通了，但电话却莫明其妙的断线了。
乌拉尔斯克市斯大林大街，北面是乌拉尔军分区，对面是区党委，东面一拐角便是州委，三个单位离得都不太远。
早上九点多钟，斯大林大街上车来人往，秩序井然，商店与往常一样正常营业。这时，从大街上走来一群年轻人，他们手持木棍、扁担，一边走一边高喊着：“面包！面包！”的口号，朝州委大院冲了过来，门口站岗的警卫正欲上前阻拦，被冲在前面的几个人用棍子打倒了，于是人群一窝蜂地涌进了州委大院。
棍棒、砖头、石块雹点般地飞来，砸烂了岗楼，砸破了传达室的门窗，州委的干部正准备坐吉普车外出办事，刚开出几步远，就被挡住了，车被里三层、外三层地围住了，有人喊了一声：“砸！”顿时把车棚车窗全砸碎了，受伤的州委干部在车里还没有爬出来，小车已经被掀翻了，又有人用高喊着：“烧车，烧死他们……”
汽车的油箱被砸漏了，汽油流了出来，有人划着了火……在这紧要关头，警卫们和几名州委干部不顾一切地冲上去，救出了车里的人。
汽车烧着了，火光熊熊，浓烟滚滚……这时，冲进州委大院的至少有两三千人，不少人手里还举着老式步枪和猎枪，冲着州委办公大楼“砰……砰……”开了火，打得门窗冒出一股股白烟。
州委办公大楼是一幢土黄色哥德式建筑，一共有四层，楼内一百多名干部，用桌椅将门顶住，边守边退，当一层失守时，一部分干部从后院撤到了离州委不远的区党委大院内，一部分干部撤到楼顶，继续坚守。
闹事的人群抢了档案和秘密文件，砸烂了办公室。
州委干部守在办公楼的平台上，用冲锋枪向射击，下面的人攻了几次也没能攻上来，双方僵持住了。
几个小时之后，围攻的人群包围了离州委不远的区党委，人群中有人高呼“要面包！不要饥饿！”的口号，开始不顾一切的打砸抢。当时，乌拉尔军区副政委恰达诺夫带领工作组正在乌拉尔检查工作，听到消息后便从军分区赶到区党委。
恰达诺夫站到院门口的高台上，大声劝说：“大家不要受坏人的挑动！冲击党政机关是违法的！有要求可以按级反映，不要……”
“不要听他的，他和那些抢我们粮食的人一样是‘契卡’！”
“打啊，冲啊，打死他们！”在一阵喊叫声中，人群又朝大门冲来，恰达诺夫和区党委的干部们被迫退到了办公楼前，人群扒倒了铁栅栏墙冲到了院子里。
这时乌拉尔罕分区警卫连赶到了，红军士兵们举着枪连成一排人墙，挡住了冲击的人群。
仅仅过了几分钟，人群又冲了上来，警卫连开始后退并扫射起来，人群中也有人用步枪和猎枪开火，一时间枪声响成一片。
与此同时，乌拉尔军区的其它分区，都接到了来自各处的紧急电话和电报，当地政斧和军营都遭到了冲击和包围，要求马上派部队支援，但是上级的答复是没有部队，各地要依靠自己的力量防止事态扩大。
在山口，人群越围越多，不少人开始围攻守卫浮桥的红军士兵，一帮人拉倒了旗杆，扯碎了红旗，冲上了桥头……这时，对面方向开来了一长溜汽车，有客车也有卡车……有人喊了一声：“这是来接我们的！想去中国的冲过桥去！”
人群几乎是疯狂地朝桥头挤去……“砰！砰！”红军士兵开始朝天鸣枪，但枪很快枪被夺走了，士兵们被挤倒了，人群从士兵们的身上踏了过去，如同一股浊水流入了华军控制的境内。
在州委办公大楼上，正在召开紧急会议，决定采取果断措施冲出包围，州委干部用仅有的几支冲锋枪向楼下还击，有人被打死了，围攻的人害怕了，开始动摇了，稀稀拉拉地溃退了下去，州委干部趁机冲了出来。
在区党委大院里，围攻的人群还没有任何要撒退的迹象，他们已经冲到了大楼前面。
人群前吁属拥，一下子冲过了白线，连长咬了咬牙，一摆手，士兵们一起开火，人群盒登时倒下一片……天渐渐黑了下来，通向苏联各个口岸的公路上，响起了嘈杂地喊叫声，和汽车拖拉机的轰鸣声，到处是黑压压的人群，人们赶看牛羊，坐着“二牛抬杠”的大木轮车，朝着一个方向滚滚而去……有白天过境的人，又跑了回来，带来了各种各样的消息：“那边边境上已经摆满了奶油面包，牛奶香肠有的是，不要钱，随便吃，随便拿！那里才是真正的[***]！”“房子和帐蓬也都搭好了，想住多少，就住多少……”
人们高兴地欢呼起来……一位村委书记，躺在路中央，鼻涕一把，泪一把地说：“同志们，你们千万不能走啊，我们都是俄罗斯人，到那边去要后悔的！离开羊群的羊不会活下去，离开祖国的人不会有永久的幸福的……”
没有一个人理睬他，人们从他身上迈过去，头也不回地朝前走。
一辆汽车停在他面前，车上的人骂他是挡道的狗，有两个年轻人跳下车来，像拖东西一样，把他拖上车去，汽车开动了，书记挣扎着从车上跳下来，摔倒在路旁。
在中苏两军绵延数千以里的对峙线上，滚滚的人流如潮水般涌动了三天三夜，白天中国当局用巨大的广播声指示方向，夜间则打开探照灯，一道道光柱射入苏军辖境内几公里远，在此后的几个月里，苏联共有平民167000余人逃到了中国，有的县城跑得只剩几百人。
燕京，居仁堂，春芳园。
杨朔铭坐在书房的红木椅子上，正在看着地图出神。
这时一名卫士走了进来：“大总统，总理来了。”
“快请总理到这边来。”
总理屈霜手里拿着一份文件走了进来：“大总统，这是刚收到哈萨克军区的电报，乌拉尔的十几万苏联边民，围攻了苏联党政机关之后，跑到咱们这边儿来了。”
“哦……”杨朔铭沉思了片刻：“恐怕又是陆军情报部和国土安全部搞的名堂吧？”
“当然了，这个事件，是有组织有预谋的，在此之前没有任何迹象，证明他们干的还不错。”
“迹象还是有的，只是我们没有想到会这么快。”
“是啊，连苏联乌拉尔军区的司令马尔科夫和和参谋长伊尔扎卡列夫都写了信过来，要求到咱们中国来。”
杨朔铭从椅子上站起身来，望着窗外的一棵百年古柏：沉声说道：“他们弄这个社惠主义的破事已经多少年了，我就不相信那边能搞出天堂来！我也不相信他们这样做就能解放全人类！”
“大总统，我已经把消息通知了总参谋部，这样的话，第二次大突击是不是可以提前开始了？咱们其实已经准备得够久的了。”屈霜说道。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