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汉国要在婆罗洲建国的消息传开后，沙捞越华人，蒙脱拉度华人等都归顺了新大汉国。曾纪泽也没有动他们的利益，让他们暂时自治。曾纪泽知道，新建立一个国家，需要大量人才通力合作。而用枪炮得婆罗洲，却难以用枪炮建设婆罗洲，除了继续提高军事实力，必须靠办工商实业兴国，特别需要大批商人帮助。于是在建国前，他在南洋地区重金广纳贤才，组建一个建国大业的智囊团。南洋地区很多华人对“新大汉国”很感兴趣，纷纷去投奔，五十三岁的泉州华侨陈金声就是其中之一。
陈金声，号巨川，清嘉庆十年（1805）出生于马六甲，是当地一位传奇人物。他的祖父陈臣留，于乾隆年间到马六甲谋生。初到时，为当地苏丹打杂工。适苏丹夫人患乳痈，当地巫医治疗无效，他用传统的青草药为她敷治，竟得痊愈。苏丹划出大片山巴供其垦植，于是陈臣留辛勤开发，渐具规模，就在马六甲成家立业，并携款回乡招募族亲成批到马六甲安家，垦荒种植。他的父亲陈瑞布，除继承祖业经营农垦外，还开设来兴号店铺兼营商业，因以致富。
嘉庆二十四年，陈金声从马六甲到新加坡，购置丰兴号轮船，开展海外贸易。数年后，又在马六甲和上海开设分公司，从此富甲一方，成为马六甲一带福建帮的领袖。陈金声很爱国，在新加坡天福宫右畔兴建崇文阁，作为华侨青年学习中文的场所，又捐资购地创办萃英书院，供华侨子女免费入学。他还捐款支持由华侨陈笃生创办的医院。
新加坡居民解决饮水困难的问题。早期，新加坡居民饮水，多靠当地马来人用牛车从外地运入，广大居民无力购水，生活极为困苦。咸丰七年，金声捐款1.3万英镑，敦促英国殖民政府兴建麦里兰自来水库，由武吉智马河引水。但殖民当局不关心人民的疾苦，迟迟不予办理，这让陈金声很失望。
陈金声这时听说曾纪泽招揽人才，“要把南洋地区的华人团结起来，欲组建勤俭高效、廉洁奉公的政府，最终打造出为全球瞩目的现代华人国家”。他深深为曾纪泽这个梦想所打动，于是去投奔，他也想漂泊海外的华人有一个好的生存环境。
陈金声自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他掌握了中、英、马来土著语等，是个难得的人才，曾纪泽和他相见恨晚，彻夜畅谈，坦露心声，他希望将新大汉国建设成一个工业发达、社会井然有序的华人掌权国家。
陈金声说：“要实现这样的国家，就必须从思想上建国，先集中国家权力，还要立规矩，在社会管理上法纪严明，这对于治理种族多元、文化散漫的南洋地区十分必要，长期严格的社会管理会塑造一流的国民。”
曾纪泽对陈金声的想法深以为然，说：“陈先生说得对，何为国家？应该是一群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建设美好的家园，国民要对国家有信仰，否则国将不国！那种国不知有民，民不知有国的国家，迟早会灭亡！就像历史上南洋地区的诸多华人国家！治国，不是管理一个家庭，不是带一支军队，想到哪出就上演哪出，要在思想上让多数国民形成共识，在南洋要生存，除了发展军事力量，要首先建立强政府，立法治规矩！陈先生有何高见，不妨知无不言，我全力支持。”
陈金声说：“龙总长，观泰西列强，国民要有信仰，国家才强大，不妨先谈一谈你治国理政的思想。”
“我们黑旗军在南洋建国，不是为了自己享乐！不是为了贪图南洋的金矿！而是为了数十万华人同胞能更好生存！”曾纪泽知道陈金声在试探自己，便说：“治国，不只是儒家说的‘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么简单，不然现在中国也不至于处处被动挨打。治国如同种一棵参天大树，无论多少茂盛的枝叶多么粗壮的树干，都得根基牢固，这个根基就是治国思想。古希腊有柏拉图的‘哲学王治国’及亚里士多德的‘法治’，近代有英格兰的君主立宪、美利坚的‘共和宪治’。神权、君权、民权依次登台，乃是社会大潮。中国文化和治国思想其实算是早熟的，从最初殷商西周到春秋战国，各种治国思想不断演化，先秦诸子百家，儒家、道家、法家、墨家……争奇斗艳，威武如大秦，强盛如汉唐，富裕如大宋，如今清廷孱弱，绵延千年一朝不如一朝，一代不如一代，究其原因，上层统治者只知道愚弄百姓，不开民智，下层百姓只求本能地生存下去，原本强民建国的治理变得一味奉君愚民，使越来越多汉民文不能目不识丁，武不能上阵杀敌，只能做一守份的奴才愚民，国将不国民将不民，吾以为，当代强国富民之道，乃在于办洋务强工商之本，练新兵强天下之势，兴教育启万民之智，变旧法成天下之治。”
曾纪泽对陈金声侃侃而谈，表示作为大汉国的国民，第一件事，要新风气，应该剪辫子，再蓄发，换上汉服，恢复汉人的精气神，这看似小事，但对一国之认同，能起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
曾纪泽超越同时代人的地方，在于他能够清醒地认识到，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对外部世界的深闭固拒和僵化反应，导致中国近代严重的民族生存危机。中国与西方社会的历史、文化与环境条件存在着“东西二化，绝然悬殊，人心风俗，不可卒变”的巨大差异，并且，他正是在这一客观认识的基础上，力求最终寻找实现民权政治。他表示，“忠勇爱国”、“守法”、“保护私产”、“孝顺”、“科学”、“诚信守约”、“礼义廉耻”这些基本的思想共识，继承了中国文化传统，又吸收了西方文明的思想成果，应该形成共识，成为大汉国的新思想。
“龙总长英明！国无思想不立！”听到这，陈金声“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对曾纪泽佩服之至，开了口，道：“吾亦以为，新大汉国可效仿先秦儒家思想，以仁、智、礼、义、孝为中心，摒弃宋朱文理后的扭曲后儒，倡导对民仁、对长孝、对子亲、对友义，博爱、厚生，诚实、守信，革故、鼎新，走法治之道。在教育部门开办新式学校、技校、夜校，培养应用人才。”
治国思想确定下来了，剩下无非是辅之治民政策。
陈金声继续说：“管理数十万甚至上百上千万的人民，与管理数百人的公司或几千人的军队不同，也得讲究方法。纵观中国古代治民，无非分民为士农工商四民，不妨法律规定，华人中四民皆平等，政府稳定农业发展，推广以先进技术解放农业劳动力，促进产业工人的转变，改变工匠的奇淫技巧地位，引导自由商业经济，培养有责任心的工商实业家。我愿意效力，将南洋地区的华侨商人团结到新大汉国，很多华侨都热衷捐款捐物给殖民者，不过是为了建设一个美好家园，现在大汉国就是我们自己的家！”
曾纪泽说：“这样太好了，有了陈公和诸位华商的帮助，大汉国一定能在南洋地区立稳脚跟，发展壮大！”
陈金声，号巨川，清嘉庆十年（1805）出生于马六甲，是当地一位传奇人物。他的祖父陈臣留，于乾隆年间到马六甲谋生。初到时，为当地苏丹打杂工。适苏丹夫人患乳痈，当地巫医治疗无效，他用传统的青草药为她敷治，竟得痊愈。苏丹划出大片山巴供其垦植，于是陈臣留辛勤开发，渐具规模，就在马六甲成家立业，并携款回乡招募族亲成批到马六甲安家，垦荒种植。他的父亲陈瑞布，除继承祖业经营农垦外，还开设来兴号店铺兼营商业，因以致富。
嘉庆二十四年，陈金声从马六甲到新加坡，购置丰兴号轮船，开展海外贸易。数年后，又在马六甲和上海开设分公司，从此富甲一方，成为马六甲一带福建帮的领袖。陈金声很爱国，在新加坡天福宫右畔兴建崇文阁，作为华侨青年学习中文的场所，又捐资购地创办萃英书院，供华侨子女免费入学。他还捐款支持由华侨陈笃生创办的医院。
新加坡居民解决饮水困难的问题。早期，新加坡居民饮水，多靠当地马来人用牛车从外地运入，广大居民无力购水，生活极为困苦。咸丰七年，金声捐款1.3万英镑，敦促英国殖民政府兴建麦里兰自来水库，由武吉智马河引水。但殖民当局不关心人民的疾苦，迟迟不予办理，这让陈金声很失望。
陈金声这时听说曾纪泽招揽人才，“要把南洋地区的华人团结起来，欲组建勤俭高效、廉洁奉公的政府，最终打造出为全球瞩目的现代华人国家”。他深深为曾纪泽这个梦想所打动，于是去投奔，他也想漂泊海外的华人有一个好的生存环境。
陈金声自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他掌握了中、英、马来土著语等，是个难得的人才，曾纪泽和他相见恨晚，彻夜畅谈，坦露心声，他希望将新大汉国建设成一个工业发达、社会井然有序的华人掌权国家。
陈金声说：“要实现这样的国家，就必须从思想上建国，先集中国家权力，还要立规矩，在社会管理上法纪严明，这对于治理种族多元、文化散漫的南洋地区十分必要，长期严格的社会管理会塑造一流的国民。”
曾纪泽对陈金声的想法深以为然，说：“陈先生说得对，何为国家？应该是一群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建设美好的家园，国民要对国家有信仰，否则国将不国！那种国不知有民，民不知有国的国家，迟早会灭亡！就像历史上南洋地区的诸多华人国家！治国，不是管理一个家庭，不是带一支军队，想到哪出就上演哪出，要在思想上让多数国民形成共识，在南洋要生存，除了发展军事力量，要首先建立强政府，立法治规矩！陈先生有何高见，不妨知无不言，我全力支持。”
陈金声说：“龙总长，观泰西列强，国民要有信仰，国家才强大，不妨先谈一谈你治国理政的思想。”
“我们黑旗军在南洋建国，不是为了自己享乐！不是为了贪图南洋的金矿！而是为了数十万华人同胞能更好生存！”曾纪泽知道陈金声在试探自己，便说：“治国，不只是儒家说的‘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么简单，不然现在中国也不至于处处被动挨打。治国如同种一棵参天大树，无论多少茂盛的枝叶多么粗壮的树干，都得根基牢固，这个根基就是治国思想。古希腊有柏拉图的‘哲学王治国’及亚里士多德的‘法治’，近代有英格兰的君主立宪、美利坚的‘共和宪治’。神权、君权、民权依次登台，乃是社会大潮。中国文化和治国思想其实算是早熟的，从最初殷商西周到春秋战国，各种治国思想不断演化，先秦诸子百家，儒家、道家、法家、墨家……争奇斗艳，威武如大秦，强盛如汉唐，富裕如大宋，如今清廷孱弱，绵延千年一朝不如一朝，一代不如一代，究其原因，上层统治者只知道愚弄百姓，不开民智，下层百姓只求本能地生存下去，原本强民建国的治理变得一味奉君愚民，使越来越多汉民文不能目不识丁，武不能上阵杀敌，只能做一守份的奴才愚民，国将不国民将不民，吾以为，当代强国富民之道，乃在于办洋务强工商之本，练新兵强天下之势，兴教育启万民之智，变旧法成天下之治。”
曾纪泽对陈金声侃侃而谈，表示作为大汉国的国民，第一件事，要新风气，应该剪辫子，再蓄发，换上汉服，恢复汉人的精气神，这看似小事，但对一国之认同，能起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
曾纪泽超越同时代人的地方，在于他能够清醒地认识到，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对外部世界的深闭固拒和僵化反应，导致中国近代严重的民族生存危机。中国与西方社会的历史、文化与环境条件存在着“东西二化，绝然悬殊，人心风俗，不可卒变”的巨大差异，并且，他正是在这一客观认识的基础上，力求最终寻找实现民权政治。他表示，“忠勇爱国”、“守法”、“保护私产”、“孝顺”、“科学”、“诚信守约”、“礼义廉耻”这些基本的思想共识，继承了中国文化传统，又吸收了西方文明的思想成果，应该形成共识，成为大汉国的新思想。
“龙总长英明！国无思想不立！”听到这，陈金声“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对曾纪泽佩服之至，开了口，道：“吾亦以为，新大汉国可效仿先秦儒家思想，以仁、智、礼、义、孝为中心，摒弃宋朱文理后的扭曲后儒，倡导对民仁、对长孝、对子亲、对友义，博爱、厚生，诚实、守信，革故、鼎新，走法治之道。在教育部门开办新式学校、技校、夜校，培养应用人才。”
治国思想确定下来了，剩下无非是辅之治民政策。
陈金声继续说：“管理数十万甚至上百上千万的人民，与管理数百人的公司或几千人的军队不同，也得讲究方法。纵观中国古代治民，无非分民为士农工商四民，不妨法律规定，华人中四民皆平等，政府稳定农业发展，推广以先进技术解放农业劳动力，促进产业工人的转变，改变工匠的奇淫技巧地位，引导自由商业经济，培养有责任心的工商实业家。我愿意效力，将南洋地区的华侨商人团结到新大汉国，很多华侨都热衷捐款捐物给殖民者，不过是为了建设一个美好家园，现在大汉国就是我们自己的家！”
曾纪泽说：“这样太好了，有了陈公和诸位华商的帮助，大汉国一定能在南洋地区立稳脚跟，发展壮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