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纪泽的“泽”字营大破了陈玉成的太平军，石达开率领的三万主力大军又全部安全撤离了江西，曾国藩大喜，原来以为湘勇可以很快攻下九江，但没想到，林启容率领的一万七千多名太平军也是一块难啃的骨头。
林启容也是太平军的名将，原来湘军将领塔齐布曾经在岳州城陵矶之战中，杀死了太平天国骁将曾天养，威震天下，号称“湘军第一猛将”，在九江城下驻扎很久，多次进攻，但没有一点收获，反而损失了不少人马，结果，塔齐布由于积劳成疾，加上心中有怨恨，在九江城下吐血而亡。从此之后林启容的威名，震动清廷。
石达开的大军退出江西之后，曾国藩马上组织湘勇反扑，再次围困了九江，当时江西战场太平军还有一位主将，是石达开的岳父黄玉琨，兵马很少，仓促之间也不能救援。九江基本上是一座孤城。但林启容选择了继续率军留守九江。为了加固防守，他还在小池口建筑新城，水路配合，炮台之间连接紧密，这让九江的防守，如铜墙铁壁。
曾国藩命人轮番攻击了一个月，毫不战果。彭玉麟献了掘濠引江水淹九江城之计。曾国藩觉得掘濠引长江水断绝城内城外联系，将林启容困死在城内的计策最为稳当可行，便指令大将李续宾遵行。
但又挖了半个月沟壕，并无成效。掘濠的兵勇反而很多被太平军射杀在濠边，濠沟未成，湘勇倒是死了数百人。
曾国藩一筹莫展，就在这时，他又收到一份兵部火票，心里凉了半截：兵部火票递的是军机大臣的字寄，抄录关于上海厘金的上谕，因曾国藩奏请在上海抽取厘金，接济江西军饷，结果没获准，因为遭到两江总督怡良的断然拒绝，怡良认为上海的厘金只能为江苏所用。
曾国藩再次领会到，自己真要办成事，非得要有督抚实权不可！随便在哪个省当个巡抚，都能供应二万湘勇，但现在湘勇的饷银又被花得差不多了。
就在湘勇缺粮饷之时，郭嵩焘从杭州运盐回来了。他一回到南康，就来找曾国藩了，
几个月的劳累奔波，郭嵩焘显然黑瘦多了。曾国藩一见到郭嵩焘，寒暄几句后，连忙问：“怎么样，运了多少官盐回来？”
“事情没办好。”郭嵩焘满脸倦容，“我们要八万，但是只运回了三万官盐。”
“三万已经不错了，你为湘勇立了大功，怎说没办好呢？”曾国藩问道。
“涤帅，现在世道人心真是都坏了。国家遭难，本应共拯危难，现在官员却各自顾自己的生死。”郭嵩焘回答说：“我一到浙江，就去找了巡抚何桂清，他先推说浙江也受长毛蹂躏了，不能承担八万军饷的义务。幸而不久户部下来了公文，他才拨付了三万。”
曾国藩叹了一口气，说：“三万就三万吧，赶紧都卖了，救急用。湘勇现在连抚恤银都快不出来了，这样下去，谁还愿意为我们卖命？”
郭嵩焘摇摇头，说：“这些官盐有问题，因为是封好的官盐，我没有打开细察，好容易运进江西，在玉山解开几包准备食用时，现盐里掺了观音土。一包盐一百斤，至少有三十斤观音土。”
“这帮见利忘义的盐官！”曾国藩气得脱口骂道。
“这倒也罢了。”郭嵩焘继续对曾国藩说：“我们将盐重新提炼，原来打算每包盐售价二十五两银子，除去成本和各项开支外，在广信一带出售，每包还可赚四两多。谁知现在江西私盐泛滥，每包盐只能卖到十五两，几乎赚不到钱。”
“朝廷三令五申严禁私盐，江西地方官员为何没有堵住？我这就去找文俊。”曾国藩气得站起来，在屋里走来走去。
“江西的州县，不是你这个兵部侍郎所能管得了的。我打听了一下，走私盐是江西州县官吏的一大财路，他们会真正地禁止吗？”郭嵩焘走到曾国藩身边，说，“有人说，藩司6元烺、署理盐法道南昌知府史致谔，就是最大的走私犯。大清怕真的要奔溃了。不是毁在长毛手里，而是毁在自己人手里。”
“筠仙，你有确凿根据吗？”曾国藩转过脸，道：“有证据的话，我这就去找江西巡抚文俊，将这帮不法之徒都抓起来杀掉。”
郭嵩焘摇摇头，说：“这种事他们怎么会留下证据呢？打死他们也不会承认的。”
苦于没有证据，曾国藩很愤怒，但是让他更愤怒的还在后面生的事：为了筹军饷，在刑部侍郎黄赞汤的帮助下，曾国藩又向朝廷申请了一千张空白部照（执照），用来“捐生”。也就是说，当时清代如果一个人读书不行，但是家里有钱，那就可以捐一个出身，这就叫捐生。办理捐生成功，朝廷会一个执照。这种执照，江西的省级政府也有的，具有同等效力。
文俊到了江西之后，江西一些地方官竟然不承认湘军出来的执照，说是假的，甚至在验看执照的时候，派官兵将执照撕毁，这么一来，大家便传开来，说湘军那个执照要不得，不要把钱捐给湘军，不要捐给曾国藩。这么一来，就败坏了湘军的名声，也断了湘军的财源。
而设卡收厘金，也正如曾纪泽所说，是涸泽而渔的手段。加上地方官也加收厘金，到江西做生意的人越来越少，厘金也越来越少，湘勇的饷银也越来越少。
曾国藩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立即亲自从南康赶赴南昌去见江西巡抚文俊，找他谈谈。一见面，曾国藩就怒了，提醒文俊说：“湘勇奉朝廷之命在江西清剿长毛，曾某也是奉了皇上的命令，在赣督办军务，如若没有粮饷，坏了朝廷大事，文大人可别忘了江西前任巡抚陈启迈的下场。”
见曾国藩怒气冲冲的样子，话也说到了威胁的份上，江西巡抚文俊一脸无奈，皮笑肉不笑地对曾国藩诉苦，说：“曾大人，实在不是文某像陈启迈那样事事针对湘勇，我对曾大人的为人和能力，佩服有加。但每一个朝廷官员，各方职责不同，有所为，有所不为，文某也有不得已的苦衷。江西巡抚不能仅为了湘军，而去破坏一省的财政调度，江西也实在拿不出太多资源去支援湘勇。拨付足额的军饷，非文某不愿也，势有所不能也。江西省本就受了长毛很大的侵扰，难民需要安置，城守需要加固，而各府各县财政吃紧，本省训练军队所需经费也不少。作为一个巡抚，面对这么个烂摊子，文某早已焦头烂额，如若不是皇恩浩荡，文某人早就不愿在这个位子上烦心劳力了。”
文俊这一番话，竟然说得曾国藩哑口无言，他只好让文俊赶紧想办法给湘勇筹钱。
文俊也表面上痛快答应了，说十日之内，必送一万两银子到南康的湘军大营，但“下不为例”。
曾国藩只好就此回了南康，在书房中闷闷不乐。
那晚，曾纪泽前来问安，见父亲又愁眉苦脸，问清了缘由，说：“有些话，孩儿就直言不讳吧！不对的地方，请父亲切勿怪罪。”
曾国藩最近对曾纪泽很是欣赏，有一种刮目相看的感觉，说：“纪泽，旁观者清，但说无妨。”
曾纪泽说：“石达开确实是个大将之才，他这次虚晃一枪，进攻南康，结果三万大军全部从安徽安全撤退了，我估计江南大营会岌岌可危。父亲以后对他要多加防范。”
曾国藩点点头，说：“石逆用兵，确实叵测。我们湘勇已经吃过不少亏。”
“对付这样强劲的对手，我们必须和地方官员同心协力。”曾纪泽又说：“俗话说，强龙不压地头蛇，我们还是要联络好江西的地方文武官员，当妥协处则妥协。孩儿最近读史记，太史公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嚷嚷，皆为利往’，道德的理想很丰满，但是现实却很骨感，如果只讲道德而不讲利益，则一事难成！我看如父亲一样不求名利的道德君子，天下少有，我们不能苛求其他官员也和你一样，这样费力不讨好，反招怨敌，弄得焦头烂额，最后还是一事无成。”
“你说的两点确有道理，不过湘军自成立以来，就以捍卫孔孟的仁义道德为己任，如果我们妥协，我们拿什么来安身立命？”曾国藩想起江西局面的困危，说：“让为父再安静想想。”
“父亲大人深思。”曾纪泽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如果两万湘勇没有足够的军饷，别说攻下九江，就是在江西自保也会成问题。孩儿最近读《道德经》，总是在想，人心叵测，其实还是利益作怪，天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父母妻儿，有自己的宗族，自私恐怕是人的本性。如果天下人先讲合法的利益，再讲道德，未必会天下大乱。”
曾国藩的思想，还是传统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一套，他对曾纪泽的这番话大为惊讶，但也没多说什么。
林启容也是太平军的名将，原来湘军将领塔齐布曾经在岳州城陵矶之战中，杀死了太平天国骁将曾天养，威震天下，号称“湘军第一猛将”，在九江城下驻扎很久，多次进攻，但没有一点收获，反而损失了不少人马，结果，塔齐布由于积劳成疾，加上心中有怨恨，在九江城下吐血而亡。从此之后林启容的威名，震动清廷。
石达开的大军退出江西之后，曾国藩马上组织湘勇反扑，再次围困了九江，当时江西战场太平军还有一位主将，是石达开的岳父黄玉琨，兵马很少，仓促之间也不能救援。九江基本上是一座孤城。但林启容选择了继续率军留守九江。为了加固防守，他还在小池口建筑新城，水路配合，炮台之间连接紧密，这让九江的防守，如铜墙铁壁。
曾国藩命人轮番攻击了一个月，毫不战果。彭玉麟献了掘濠引江水淹九江城之计。曾国藩觉得掘濠引长江水断绝城内城外联系，将林启容困死在城内的计策最为稳当可行，便指令大将李续宾遵行。
但又挖了半个月沟壕，并无成效。掘濠的兵勇反而很多被太平军射杀在濠边，濠沟未成，湘勇倒是死了数百人。
曾国藩一筹莫展，就在这时，他又收到一份兵部火票，心里凉了半截：兵部火票递的是军机大臣的字寄，抄录关于上海厘金的上谕，因曾国藩奏请在上海抽取厘金，接济江西军饷，结果没获准，因为遭到两江总督怡良的断然拒绝，怡良认为上海的厘金只能为江苏所用。
曾国藩再次领会到，自己真要办成事，非得要有督抚实权不可！随便在哪个省当个巡抚，都能供应二万湘勇，但现在湘勇的饷银又被花得差不多了。
就在湘勇缺粮饷之时，郭嵩焘从杭州运盐回来了。他一回到南康，就来找曾国藩了，
几个月的劳累奔波，郭嵩焘显然黑瘦多了。曾国藩一见到郭嵩焘，寒暄几句后，连忙问：“怎么样，运了多少官盐回来？”
“事情没办好。”郭嵩焘满脸倦容，“我们要八万，但是只运回了三万官盐。”
“三万已经不错了，你为湘勇立了大功，怎说没办好呢？”曾国藩问道。
“涤帅，现在世道人心真是都坏了。国家遭难，本应共拯危难，现在官员却各自顾自己的生死。”郭嵩焘回答说：“我一到浙江，就去找了巡抚何桂清，他先推说浙江也受长毛蹂躏了，不能承担八万军饷的义务。幸而不久户部下来了公文，他才拨付了三万。”
曾国藩叹了一口气，说：“三万就三万吧，赶紧都卖了，救急用。湘勇现在连抚恤银都快不出来了，这样下去，谁还愿意为我们卖命？”
郭嵩焘摇摇头，说：“这些官盐有问题，因为是封好的官盐，我没有打开细察，好容易运进江西，在玉山解开几包准备食用时，现盐里掺了观音土。一包盐一百斤，至少有三十斤观音土。”
“这帮见利忘义的盐官！”曾国藩气得脱口骂道。
“这倒也罢了。”郭嵩焘继续对曾国藩说：“我们将盐重新提炼，原来打算每包盐售价二十五两银子，除去成本和各项开支外，在广信一带出售，每包还可赚四两多。谁知现在江西私盐泛滥，每包盐只能卖到十五两，几乎赚不到钱。”
“朝廷三令五申严禁私盐，江西地方官员为何没有堵住？我这就去找文俊。”曾国藩气得站起来，在屋里走来走去。
“江西的州县，不是你这个兵部侍郎所能管得了的。我打听了一下，走私盐是江西州县官吏的一大财路，他们会真正地禁止吗？”郭嵩焘走到曾国藩身边，说，“有人说，藩司6元烺、署理盐法道南昌知府史致谔，就是最大的走私犯。大清怕真的要奔溃了。不是毁在长毛手里，而是毁在自己人手里。”
“筠仙，你有确凿根据吗？”曾国藩转过脸，道：“有证据的话，我这就去找江西巡抚文俊，将这帮不法之徒都抓起来杀掉。”
郭嵩焘摇摇头，说：“这种事他们怎么会留下证据呢？打死他们也不会承认的。”
苦于没有证据，曾国藩很愤怒，但是让他更愤怒的还在后面生的事：为了筹军饷，在刑部侍郎黄赞汤的帮助下，曾国藩又向朝廷申请了一千张空白部照（执照），用来“捐生”。也就是说，当时清代如果一个人读书不行，但是家里有钱，那就可以捐一个出身，这就叫捐生。办理捐生成功，朝廷会一个执照。这种执照，江西的省级政府也有的，具有同等效力。
文俊到了江西之后，江西一些地方官竟然不承认湘军出来的执照，说是假的，甚至在验看执照的时候，派官兵将执照撕毁，这么一来，大家便传开来，说湘军那个执照要不得，不要把钱捐给湘军，不要捐给曾国藩。这么一来，就败坏了湘军的名声，也断了湘军的财源。
而设卡收厘金，也正如曾纪泽所说，是涸泽而渔的手段。加上地方官也加收厘金，到江西做生意的人越来越少，厘金也越来越少，湘勇的饷银也越来越少。
曾国藩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立即亲自从南康赶赴南昌去见江西巡抚文俊，找他谈谈。一见面，曾国藩就怒了，提醒文俊说：“湘勇奉朝廷之命在江西清剿长毛，曾某也是奉了皇上的命令，在赣督办军务，如若没有粮饷，坏了朝廷大事，文大人可别忘了江西前任巡抚陈启迈的下场。”
见曾国藩怒气冲冲的样子，话也说到了威胁的份上，江西巡抚文俊一脸无奈，皮笑肉不笑地对曾国藩诉苦，说：“曾大人，实在不是文某像陈启迈那样事事针对湘勇，我对曾大人的为人和能力，佩服有加。但每一个朝廷官员，各方职责不同，有所为，有所不为，文某也有不得已的苦衷。江西巡抚不能仅为了湘军，而去破坏一省的财政调度，江西也实在拿不出太多资源去支援湘勇。拨付足额的军饷，非文某不愿也，势有所不能也。江西省本就受了长毛很大的侵扰，难民需要安置，城守需要加固，而各府各县财政吃紧，本省训练军队所需经费也不少。作为一个巡抚，面对这么个烂摊子，文某早已焦头烂额，如若不是皇恩浩荡，文某人早就不愿在这个位子上烦心劳力了。”
文俊这一番话，竟然说得曾国藩哑口无言，他只好让文俊赶紧想办法给湘勇筹钱。
文俊也表面上痛快答应了，说十日之内，必送一万两银子到南康的湘军大营，但“下不为例”。
曾国藩只好就此回了南康，在书房中闷闷不乐。
那晚，曾纪泽前来问安，见父亲又愁眉苦脸，问清了缘由，说：“有些话，孩儿就直言不讳吧！不对的地方，请父亲切勿怪罪。”
曾国藩最近对曾纪泽很是欣赏，有一种刮目相看的感觉，说：“纪泽，旁观者清，但说无妨。”
曾纪泽说：“石达开确实是个大将之才，他这次虚晃一枪，进攻南康，结果三万大军全部从安徽安全撤退了，我估计江南大营会岌岌可危。父亲以后对他要多加防范。”
曾国藩点点头，说：“石逆用兵，确实叵测。我们湘勇已经吃过不少亏。”
“对付这样强劲的对手，我们必须和地方官员同心协力。”曾纪泽又说：“俗话说，强龙不压地头蛇，我们还是要联络好江西的地方文武官员，当妥协处则妥协。孩儿最近读史记，太史公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嚷嚷，皆为利往’，道德的理想很丰满，但是现实却很骨感，如果只讲道德而不讲利益，则一事难成！我看如父亲一样不求名利的道德君子，天下少有，我们不能苛求其他官员也和你一样，这样费力不讨好，反招怨敌，弄得焦头烂额，最后还是一事无成。”
“你说的两点确有道理，不过湘军自成立以来，就以捍卫孔孟的仁义道德为己任，如果我们妥协，我们拿什么来安身立命？”曾国藩想起江西局面的困危，说：“让为父再安静想想。”
“父亲大人深思。”曾纪泽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如果两万湘勇没有足够的军饷，别说攻下九江，就是在江西自保也会成问题。孩儿最近读《道德经》，总是在想，人心叵测，其实还是利益作怪，天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父母妻儿，有自己的宗族，自私恐怕是人的本性。如果天下人先讲合法的利益，再讲道德，未必会天下大乱。”
曾国藩的思想，还是传统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一套，他对曾纪泽的这番话大为惊讶，但也没多说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