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水围警署距离地铁站不远,与案件相关的人士亦均已被带返警署。因此安琪将家门钥匙交给榴莲,让他先带见华回家休息,自己则打算跟溪望到警署继续向众人问话。
“晚饭怎么办?”榴莲问道。

“你别跟我说,你连一毛钱也没带来。”安琪面露狰狞之色。

“你当了几年差婆,似乎要比以前聪明了一点。”榴莲咧嘴笑道,“有了上次的经验,你以为我还会带钱过来吗?钱也不是没有,就只有几百块人民币,港币的确一毛也没有。”

(“差婆”是香港人对女警的蔑称,当中的“差”是“在衙门当差”的意思,男警则被称为“差佬”。)

“仆你个臭街!”安琪跳起来锤打榴莲的脑袋。

“哥,快劝劝他们呀!”见华拉着哥哥,慌忙叫道。

“他们闹一会就没事了。”溪望从肩包取出一枚戒指交给妹妹,又道:“把戒指戴上,必要时用来自卫。”

见华接过一看,发现戒指上有一朵含苞待放的莲花,惊呼道:“哇,这难道是泽哥那枚‘莲花泽泪’,怎么会在你手中?”

“嗯,这枚戒指当年差点让榴莲坐牢,所以替他洗脱嫌疑后,我就没有还给他。”溪望狡黠笑了笑,小声说:“你可别给他。”

“他要是跟我要怎么办?”见华像哥哥那样,将戒指戴在右手食指上。

这枚“莲花泽泪”是花泽念初二时制造,当时他的手指并不粗,所以见华戴在食指上大小刚刚好,犹如量身定制。只是经过漫长的时间,戒指的颜色略显灰暗,虽然有古色古香的味道,但一点也不好看。

“傻丫头!”溪望轻刮妹妹鼻子,又道:“他连房子能被龙哥抢去,难道还会吝啬一枚烂铜戒指吗?”

这边两人刚结束交谈,那边另一对兄妹的打闹,亦以榴莲败阵告终。溪望给见华塞了一张千元港币,让她先跟榴莲离开。看着他们走进换乘的轻铁的通道后,安琪便抱怨道:“哪有当哥的像他这么缩骨,竟然想来吃我的用我的。”

(“缩骨”乃粤语言语,意思与“吝啬”相近。)

“他连房子也能送你,你还跟他计算这点小钱?”溪望轻抚她的背脊,给予她温柔的安慰。

“你可别学他那样!”安琪睁着一双杏目瞪住他。

“不敢,不敢。”溪望作求饶状,逐跟对方一同步出地铁站。

见华跟榴莲乘坐轻铁时,向对方问道:“猛哥,你上次来香港发生什么事了?”

“上次王姗可够狠了,竟然把我带来钱,一毛不剩地抢个精光。”榴莲略显气愤,但很快又平静下来,“唉,这也不能全怪她。明叔走了之后,她一个人在这里生活,身边无亲无故,其实也不容易呀!”

“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能详细告诉我吗?”见华关切问道。

榴莲再度叹息,逐将事情的大概经过告知对方——

我跟你说,你别看香港是个繁华的大都会,其实在这里生活的人普遍都要承受很大压力,尤其是像王姗那样的警察。

过大的压力最容易把人逼疯,所以要在香港生存,首先得学会给自己减压。有人选择赌博,有人选择酗酒,甚至有人选择****。王姗虽然没染上这些恶习,但她的减压方法,有时候也让人挺头疼。

你昨夜睡她的房间,应该有看见房间里挂满名牌皮包吧,还有塞满衣柜的名牌衣服。这就是她的减压方式——疯狂购物。

其实现在已经少很多了,之前连明叔的房间也被塞满。你别看她当警察,就以为她很有定力,在工作上她或许能做到严守纪律。但下班后她就换了个人似的,一旦有什么觉得不顺心,就会不停地买东西,信用卡刷爆一张又一张。

那些所谓的分期付款,全都是消费陷阱,好几万的东西分二、三十期还,每个月可能只要还不到一千块。可是当你买完一件又一件后,就会发觉自己每个月工资扣除还款,剩下来连车费也不够。而且如果你没按时还款,那利息就跟滚雪球一样,可吓人呢!

如果连最低还款额也给不上,不但会影响信用度,就连工作也会受影响,以后要想升职就困难多了。王姗为了把钱还上,竟然去跟“大耳窿”借钱,这不是找死吗?

(“大耳窿”是粤语中对放高利贷者的俗称。据说,香港开阜初期,放高利贷的大多是戴着白头巾的印度人,俗称“白头摩罗”。白头摩罗的打扮很古怪,喜欢戴一只大耳环,因为耳环太重,使耳垂下垂,所以耳洞看起来特别大。港人觉得可憎,便有人将耳洞和债务的无底洞联想到一起,创出“大耳窿”这种叫法。)

去年我带了十万块过来,打算帮姨妈买金器,做她女儿的嫁妆,谁知道刚巧碰到大耳窿上门讨债。她好歹也是我妹,总不能见死不救吧,就把带来的钱全给她还债了。之后,我把她的名牌货全拿去卖给二手店,还让花泽在内地给我汇钱过来,这才帮她把欠债还清。

所以,我这次一分钱也不带来,就算再有人上门讨债,也没钱让她抢……

“真的?”见华调皮问道。

“我像撒谎吗?我身上真的没有港币。”榴莲取出钱包打开给她看,里面只有少量人民币。

见华盯着他的眼睛,笑问:“我是说,要是又有人上门向姗姐讨债,你真的不帮她吗?”

榴莲不自觉地回避对方的目光,迟疑片刻才答道:“她要是还敢跟大耳窿借钱,我才会不管她的死活。”

见华笑而不语,于心中念道:你是没带钱,但可带来好几张银行卡呢。我就不信姗姐有麻烦,你会见死不救。

安琪领着溪望走进天水围警署。罗杰已经将跟案件有关的人全部带回来问话,由于溪望不是警员,在这种正式场合不能直接向证人问话,只能透过摄像机了解录影会面室内的情况。

会面室里放在一张三角形的桌子,箫皖婷、罗杰及一名女警员分别坐在桌子的三面。装在墙角的摄录机将拍下会面的整个过程,并录制成三份录像带,其中一份将交给箫保管。安琪解释这是为了保护嫌犯及警员的利益,不管是警员违规,还是嫌犯做任何小动作,录像带都是最有力的证据。

“这样虽然能保护嫌犯利益,但同时亦给嫌犯带来心理压力,要向他们套话就困难多了。”溪望皱了下眉头,“而且也不能以暴力或者恐吓等手段逼供,嫌犯会乖乖地坦白交代吗?”

安琪反问道:“我们都忙半天了,但罗杰到现在还没给他们录完口供,你不觉得奇怪吗?”

“的确觉得不对劲,我们中午把所有人都问过遍,花了也没一小时。你的同事就算问得再仔细,应该也早就问完了。”

“在法官裁定犯人有罪之前,我们只能将他们称为‘嫌犯’。嫌犯的权利跟守法的市民一样,原则上我们不能损害他们任何权益。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就只有扣留他们48小时。”安琪扬了下眉,继续道:“所以我们只能跟嫌犯打心理战,先让他们感到焦虑、不耐烦,甚至是疲劳,然后再让他们坦白交代事实。”

溪望摇头道:“这种方法太没效率了,而且对老油条也不管用。”

“也不一定,你看,似乎已经起效了。”安琪指着屏幕中拍案而起的箫皖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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