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 class="j-chapter section" data-paragraphid="48db1c8ca30b4f38b71c8f418f9e5262_5">第二节 世界秩序的变迁与失衡</h3>
<span class="bold">一、从“中心、边缘”结构到“双循环”结构
<span class="bold">1.“双循环”结构及其对国际经济秩序的影响
因为供应链网络的规模效应，中国的经济崛起带来了全球经贸格局的深刻变化。
首先，基于前述的供应链逻辑，造成了中低端制造业在全球转移的终局性。中国经济崛起的经验，其他不发达国家难以复制，它们已经很难通过工业化而实现现代化，除非是能够有效地参与到中国为中心的庞大东亚供应链网络的东南亚国家<span class="mark" title="这一变化带来了对经典现代化理论的深刻挑战，相关讨论亦可参见于向东、刘苏里《世界秩序中的中国》，载《大观》第九辑，法律出版社，2012年。">。
在此基础上，中国的经济崛起在国际经济秩序当中所可能带来的最深远变化，是国际经贸结构从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所说的“中心、边缘”结构逐渐向“双循环”结构的转型，即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经贸关系构成一个循环（第一循环），中国向西方国家出口制成品，从西方进口技术、资金以及各种高端服务业贸易；中国与其他非西方国家之间的经贸关系构成另一个循环（第二循环），中国向发展中的亚非拉国家出口制成品，从后者进口原材料等，两个循环通过中国而联系起来。当然，具体的结构还有更复杂的细节，但是可以框架性地做这样一种粗略勾勒<span class="mark" title="关于“双循环”结构的相关讨论，亦可参见于向东、施展《全球贸易双循环结构与世界秩序——外交哲学对谈之四》，《文化纵横》2013年第5期。">。
沃勒斯坦认为难以克服的“中心、边缘”固化结构因此而获得被打破的可能性。“中心、边缘”结构之所以难于被打破，在于经济与政治的连锁关系。沃勒斯坦提出，现代世界体系的两个主要构成成分是，“一方面，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是以世界范围的劳动分工为基础而建立的，在这种分工中，世界经济体的不同区域（我们名之为中心区域、半边缘区域和边缘区域）被派定承担特定的经济角色，发展出不同的阶级结构，因而使用不同的劳动控制方式，从世界经济体系的运转中获利也就不平等。另一方面，政治行为最初产生于国家结构之内，而这些国家由于它们在世界经济体中的作用不同结构也不同，中心国家中央集权化最甚”<span class="mark" title="［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尤来寅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94页。"> 。发达国家构成中心区域，不发达国家和地区构成边缘区域。中心区域由于在近代率先发展出现代国家形式，凭借先发优势得以形成对全球的经济、法律、资本等各种秩序的掌握，并可以政治、军事手段强化之，在国际格局当中获得对于边缘区域的不对称竞争优势，全球贸易的红利会不成比例地流入中心国家；而边缘国家由于后发劣势，永远没有机会进入到中心国家的圈子，或者说，永远没有机会成为发达国家。
沃勒斯坦及其开创的世界体系学派所做的这种结构性分析，为直到20世纪末期的经济史所证实，这期间除了日本是个例外，其余确实没有哪个成规模的边缘国家进入到中心国家的圈子；个别成功挤进这个圈子的，都是自由港规模的国家或地区，其规模的上限就是韩国。自由港国家/地区的政策如果正确，是能够借助世界大势，通过中心国家的经济拉动从而发展起来的；但是更大规模的国家则无法被如此拉动起来。世界体系学派勾勒出了这种令人不快的格局，但无法给出一个走出这种格局的可能性，最终只能走向对该格局的一种道德批判。
中国以一种沃勒斯坦完全无法想象，也是任何人事先都无法想象的方式实现了经济崛起，催生了“双循环”结构。虽然这个正在浮现的新结构还只是一个次级结构，仍要服从于美国所主导的全球资本秩序，但它无疑有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它目前的力量主要体现在商品贸易的数量规模上，但它也在向其他贸易领域进化，如中国在最近几年对亚非拉国家的投资增长得很快，便是由“双循环”结构下的商品贸易拉动起来的。这一结构转变的过程，使得中国从旧结构当中的“边缘”地位，转换为新结构当中的枢纽地位。<span class="mark" title="需要强调的是，中国转换为新结构中的枢纽地位，并不是说中国从此成为世界的中心，而是说中国作为中介，使得全球经贸循环得以完成；但中国并未因此成为全球经济的首要发动机。在可预见未来，全球经济的首要发动机仍然是美国为主的西方世界，它拥有最强大的创新能力，也提供最重要的市场需求；但是这个首要发动机要拉动全球经济，却必须以中国作为一个必要中介。">
在“中心、边缘”结构下，西方国家曾经直接与发展中国家进行制成品与原材料的贸易；但是随着全球制造业秩序的转型，西方国家由于经济结构的升级，已经难以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形成有效的拉动作用。例证之一便是，在20世纪80年代的货币主义革命之后直到20世纪末，西方国家的经济曾有过很好的一段发展；但是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非洲国家而言，这恰是经济、社会乃至政治全方位滑坡的一段时间，与六七十年代不同，这段时间无法看到它们与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原因在于，原材料产业只能对接于中低端制造业，很难对接高端制造业，遑论高端服务业。于是，20世纪80年代之后西方国家经济结构的产业梯次与非洲国家相距日益变远，两者在经常项目下的经贸规模变得非常小，无法形成经济拉动关系。
直到21世纪初中国经济崛起，其中低端制造业进入非线性速度的增长，对原材料形成了巨大需求，发展中国家才重新开始了其经济增长过程。<span class="mark" title="我们可以说这个阶段很多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非洲国家的经济，是有增长而无发展。但是在本章的讨论中我们已经隐含地提出，随着中国经济崛起对于世界经贸秩序的改造，发展的概念也需重新理解。"> 中国由此成为全球经贸循环过程当中必不可少的枢纽性存在，其作为世界秩序的中介性力量，作为“中间地带”国家，至此开始有了一重经贸层面的意义。“双循环”结构的形成可以说还在进行中，还未完全取代过去的“中心、边缘”贸易循环。但无论是其中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还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都开始受到这个中国成长所推动的“双循环”结构的影响。
或者换一种思考角度，我们可以说“双循环”结构使得“中心、边缘”结构下的“中心”发生了裂解。过去的“中心”是提供资本、技术、法权秩序和制成品的西方国家，边缘提供原材料，国际贸易的利润分配偏向于中心国家；“双循环”结构出现，资本、技术和法权秩序仍由西方国家提供，而制成品由中国提供，原材料仍由发展中国家提供，但流向中国。第一循环近于过去的“中心”，第一循环作为一个整体与第二循环的关系近于过去的“中心、边缘”。“中心”的内在裂解，使得沃勒斯坦所观察到的“中心、边缘”结构中，边缘的永久性悲惨地位有了突破的可能。裂解开的制造业秩序和资本、法权秩序会形成一种制衡关系，中国与西方国家的积极博弈，使得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秩序中有了一种不同于以往的权重；博弈的双方会竞相从边缘地区争取盟友，这在未来应该会逐渐呈现为一系列的国际贸易谈判进程，以及新的国际贸易规则安排，使得边缘国家在贸易红利的分配当中获得更大的份额，从而获得新的发展空间。
此外，还有一个蕴含独特力量的支流同时影响着所有国家，那就是能源的流动。能源的地理分布处于高度不均衡状态，而富含能源的地区恰恰是安全秩序有问题的地区；由于资源诅咒，能源国家其他产业往往相对孱弱。于是，它们从肯定性的层面和否定性的层面都对世界秩序产生独特而又巨大的影响力。
完全可以想象，在未来相当一段时间内，世界产业格局会处于一种大致固化的局面。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会将更大的精力置于价值链的上游，通过品牌渠道与知识产权保护，通过发达的金融市场，来获取高额利润；同时，美国仍然引领世界的法权秩序和金融秩序，掌握世界货币，规定着世界的安全秩序，并且是创新能力最强的国家。这些都使得美国有能力支撑“美利坚治下的和平”，领导人的更换及其政策的改变，并不足以与全球经济秩序的内在逻辑相对抗，只会形成一些微调。东部亚洲国家，尤其是中国，会着重于制造业的发展，对接于上游的发达国家。能源国家则通过其能源产业的发展，获得在国际政治当中的发言权。这三种经济样态，也即发达国家、泛亚洲国家和能源国家，大致勾勒了可预见未来的新政治经济秩序。其他国家将会被整合到这个或那个经济圈里。<span class="mark" title="对这三种经济圈的划分，是笔者参与的“大观”学术小组在几年来的系列研究逐渐得出的结论。我们注意到还有一些经济学家也得出类似的结论，比较典型的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任副总裁朱民，此处对三种经济圈的命名就是借用了他所提出的概念。朱民先生在“2013亚洲金融论坛”上曾提出，目前世界上国与国之间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一个拓扑关系图。第一个“国家群”是欧洲和美国，而且两者之间的联系较以往更趋紧密；第二个“国家群”是泛亚洲国家群，其特点是由供应链垂直整合形成的，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就在此列；第三个“国家群”为能源供应国，比如俄罗斯、阿拉伯国家等，它们的能源政策大同小异，相互之间的关系也正在发生变化。参见《证券时报》2013年1月16日。"> 中国处于泛亚洲国家的领导地位。这里的所谓泛亚洲并不能由地理概念来定义，而是由经济运行的耦合程度来定义。诸多发展中国家由于其原材料生产这一比较优势，构成生产流程上的制造业上游环节，与制造业环节之间有着深刻的相互依赖关系，也应被归入泛亚洲国家的类型，而泛亚洲国家间的经济循环差不多就是第二循环。
在目前的“双循环”结构中，可以识别出两个引擎力量在共同推动它的运行。一个是美国，它拉动着第一循环；一个是中国，它拉动着第二循环。第一循环是第二循环的条件，或者说这双引擎里，美国是主引擎，中国是副引擎。在理想状态下，发展中国家（包括目前的能源国家）还应有（若干个）第三引擎的出现，如此会更有利于国际经贸秩序的良性发展，但这个第三引擎还未出现。而如何调试主副引擎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促成第三引擎的出现，乃至如何进一步处理诸引擎间的关系，将其均导入一种规范化的秩序当中，将是未来的国际贸易谈判进程当中非常重要的内容。
在双引擎格局下，“双循环”结构又可以从两种角度获得理解。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上中下的三层结构：发达经济体在上，中国在中，欠发达经济体在下。在这个角度下可以看到一个类似于传统秩序的差序结构，中心国家获得不成比例的贸易红利的结构仍然存在，中国在其中差不多是处于“半边缘”的地位。但也可以把“双循环”理解为在平面上展开的“8”字形结构，中国居于中间结合位置上。在这个角度下可以看到新兴贸易体系的内在逻辑，包含着一个更具竞争性的、动态的贸易利益分配过程。如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以及中国进出口银行在非洲和拉美倡导的“资源-贷款-基础设施”的合作方案等，都是非常好的例证。<span class="mark" title="更多信息，参阅 Henry Sanderson, Michael Forsythe, China’s Superbank: Debt, Oil and Influence - How China Development Bank is Rewriting the Rules of Finance, New York: Bloomberg Press, 2012，以及［美］黛博拉·布罗蒂加姆《龙的礼物——中国在非洲的真实故事》，沈晓雷、高明秀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这些著作对于中国的政策性银行在海外的开发性金融活动有很好的研究。">这类合作方案的前提是，中国从第一个循环中积累大量的贸易盈余，再在第二循环中向发展中国家进行转移，具体途径是通过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方式。这个过程使得以资源为担保的开发性金融的融资机制能够建立起来；而开发性金融使得中国国内丰富的工程能力得以向非洲为代表的不发达地区投放，并有可能促成当地从长线来看的经济发展。在这样一种开发性金融的实施过程中，还可为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提供一个重要出口，相关研究表明此种构想是具备实践可行性的。<span class="mark" title="相关研究可参见谢怀筑《人民币在南部非洲实现国际化的战略构想及方案设计》，载《大观》第十二辑《在非洲发现中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
非洲国家有可能被促成的发展，将不会是基于其工业化的进程。供应链网络的逻辑使得这条路已经被封死，非洲国家内个别工厂的建立与工业化是两回事；所以，其发展更可能是基于基础设施的建设，刺激当地市场化导向的农业等第一产业，带来足够多的就业，并通过特色农业提升附加值，然后直接跨越到服务于本地第一产业以及服务于国际的文化、旅游等需求的特色第三产业。这样的产业结构，必须依赖于一个稳定的外部贸易环境以及相对有利的贸易条件，它无法独自运行，“双循环”结构是其前提；非洲国家没有第二产业，意味着一定要进口制成品，国民福利的水平，取决它的出口与进口的利益差。
这样的区域经济也有一些前提条件，包括几个方面：一是如何发展出基于生物多样性、有效指向细分市场的农牧业经济，二是如何发展出复杂的旅游和服务业，三是原材料出口利益如何转化为有效的国内区内投资，四是人才及知识的流动，等等。这些方面都是异常艰难的工作，而且也不是非洲能够独立完成的。例如原材料出口利益的善用，取决于国家政治生活的改变。
这样一种发展模式当然会充满曲折，是个长期工程，但它在非洲是有例证的，博茨瓦纳经济与政治的成功是一个值得仔细研究的案例。中国、西方国家及国际组织、非洲国家在这方面完全可以形成一种多边合作机制，以促成非洲国家相对健康的政治发展。
这种发展需要有非洲国家相对良性的自生财政能力为基础，而这又以这些国家在“双循环”结构下与中国之间的经贸循环为前提。自生财政能力本身需要作为国家财政而非政客的私人钱袋存在，这就需要政治层面的机制设计，并且该机制设计需要与国际法权秩序乃至道德秩序之间有匹配性，
还需要有比较丰富的地方性知识做背景，以便懂得如何组织当地资源，设计出来的机制才是可持续的。中国在这方面的知识和经验的储备仍有很大提升空间，而西方国家及很多国际组织乃至NGO组织在这方面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但其没有足够的经济资源及经济拉动能力使得其方案设计落实为现实实践。比如世界银行为一些非洲国家设计的重建方案，经常因为缺乏资金而难以落实；但它们与中国在这方面的合作，可以相互取长补短又相互制衡，使得其中的负面效应尽可能受到约束，正面效应尽可能获得释放。这种发展可以让非洲国家逐渐进入一种较为健康稳定的秩序，从而在长线上保证中国稳定的原材料供给，这也构成中国重要的国家利益。
同样，就基础设施建设而言，何种基础设施才最适合于这种发展模式，中国与非洲当地可能都没有足够的经验，而各种国际组织、NGO等在当地的多年工作积累，结合于西方国家的殖民历史所获得的地方性知识，可以在这方面提供足够好的咨询工作，这也是西方国家现在所擅长的高端服务业的一种类型。如此一来，以中国的活动为中介，西方与非洲等不发达国家之间能够重新形成经济联系，中国、西方国家和非洲国家同样能够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一种深刻的合作共赢关系。
这样一种发展路径，现在还处在纯粹的乌托邦状态，中国的开发性金融也未做过如此的战略设计，但该种战略的可实践性是值得认真对待的。<span class="mark" title="笔者曾参与一些开发性项目的方案设计，在此过程中对该种战略的实践可行性有过深刻体会；笔者在海外访学时就这些话题与西方学者进行过相关探讨，他们也对此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这个话题过大，本书无法再展开；对于相关问题的思考，可参见施展《从“贫困的形式”到“精神的解放”——“世界历史视野下的非洲与中国”会议发凡》，载《大观》第十二辑《在非洲发现中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以及于向东、施展：《全球贸易双循环结构与世界秩序——外交哲学对谈之四》，《文化纵横》2013年第5期。">
<span class="bold">2.互联网时代与中国的经济创新
前述的发展逻辑要想运转起来，现有的两个引擎必须都能够强健有力地运转。中国经济必须强健有力，才能够可持续地从第一循环中积累贸易盈余，这需要美国经济的强健有力来拉动第一循环，进而中国才可以拉动第二循环的经济运转，这意味着中国的制造业必须持续地保持竞争力。
在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制造业集聚区这个背景下来谈论“中国”的话，制造业竞争力的持续性在中短期内还是能做到的。但正在为全球生产的中国，也在为全球排污，其代价可能是中国遭遇严重的环境危机和资源危机，这在当下已经体现得非常明显了。因此，从长期角度来考虑，中国必须提高自己的创新能力，改善自己在第一循环当中的贸易条件。所谓创新能力很广泛，并不限于技术创新，还包括商业形式、交易模式上的创新，或者说是表现于整体经济活跃程度的创新，它甚至可以是一家小饭店、小超市在社区服务上的创新。这些创新汇聚起来，才有一个灵活而生动的经济体，才可在全球贸易中确保有利的利益分配格局，并形成激励。
近几年来能看到中国经济的下行现象，与全球经济有关。由于中国的经济崛起，第一循环的引擎美国经济遇到了一些麻烦（后文详述），以致爆发了金融危机，嗣后西方经济复苏缓慢。第一循环的需求下降，中国经济自然会受到冲击。然而这几年中国经济下行的阶段，也可视作中国经济转型的节点到了。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有人在谈中国的产业结构不健康，第二产业比重过重，第三产业不发达；但中国作为成本黑洞般的世界工厂，在不断地从全世界吸纳工业能力的过程中，第二产业比重过重是必然的。对一个超大规模国家而言，真正发达健康的第三产业一定是基于发达的第二产业。在第一循环引擎乏力，中国的第二产业已经超过全球市场的吸纳能力之后，中国经济差不多就走到了转型节点上。依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国经济数据，2015年中国的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首次超过了一半，达到50.5%，其对GDP的贡献率也首次超过第二产业，达到53.7%，发达的第三产业已经在路上了。<span class="mark" title="数字皆来自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
中国势头强劲的第三产业，是通过充满创新活力的互联网经济拉动起来的，在中国经济分行业增加值的统计数据中也可以看出这一点。这些有想象力的互联网创业大潮，使得中国经济获得了一个更强大、更加有持续性的发展动力，并为未来打开了更多的想象空间。它们在过剩经济时代，重构了市场的需求端，并以此为基础引发着供给端的重构。
能够最有效率地站在这种意义上的创业大潮之潮头的，一定是民营经济，而不会是国有经济。因为只有民营经济才能有如此之高的创新效率，国有企业因其冗长笨重的决策机制以及各种其他原因，是无法如此打开想象力以及对市场做出迅速反应的。国有经济也因此应该被重新定位。有些国有企业掌握着关乎国家战略安全的东西，那么它们不应该以营利为目的，而只应该以安全为目的。而其他一些提供诸如电信接入服务的国有企业，则应转型成某种意义上的公益企业，成为互联网经济时代最重要的管道工，为互联网提供最便捷的通道，为中国丰富、蓬勃、拥有巨大活力的，由互联网引导的全方位、健康的经济转型，提供准公益性的基础设施，如此中国经济的创新效率才能够真正展开。
我们能看到大量制造业企业在近年的破产，但这并不必然意味着大量的长期失业，因为会有伴随需求端重构而来的大量新的服务业企业出现，于是就业结构也进入转型的过程。当然这其中一定会出现一些结构性失业，失业者很难再就业，这种失业应该用某些社会再分配的办法来应对；但结构性失业不会是最大量的，最大数量的一定是短期的摩擦性失业，并在未来伴随着中国经济结构的转型而获得消化。经济统计数据中也能看到，中国的第二产业就业人口数自2012年以来缓步下降，而第三产业提供的新增就业机会则远超第二产业的下降数。<span class="mark" title="数据来自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 在未来几年中，我们仍然会看到中国经济的下行状态，可能还会看到更多的制造业产业的破产，因为经济转型需要一些时间周期，但它很有可能正预示着中国经济的下一轮机会。
在这个意义上，互联网并不仅仅是一个技术，更是对人类秩序之演化逻辑的一个技术模拟。在人类秩序中，我们可以看到两种路径，一种是自下而上分布式生成的自生秩序，还有一种是自上而下集中式生成的建构秩序，但任何一个建构秩序都要在与其他多个建构秩序彼此之间不断的博弈、磨合的过程中展开，磨合出来的结果仍然是一个自生秩序，建构秩序只不过是这更大的自生秩序内部的参与者之一。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人类社会的秩序在本质上而言就是一种分布式决策、分布式运动的过程，通过各种各样的分享、互联、重组等等，聚合为世界秩序。互联网刚好就是对人类秩序这种演化逻辑的一个非常漂亮的技术模拟，并且这种技术的出现，可以大幅加快人类秩序的演化节奏。
未来世界的经济转型与发展，必定依托于互联网（以及人工智能）的时代大潮，能够存活的传统产业一定是以互联网为载体被重构过的，否则将难以获得行业本身的效率，以及进入市场的渠道。互联网压缩掉了时间与空间，使得各种资源的配置效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它正在以极为深刻的方式，重构各种产业的逻辑，重新定义着成本，重新定义着竞争力；这是大势所趋不可遏抑，人们只能顺势而为，而不可能在实质上扭转趋势。各种传统产业在这个时代都获得了新的“形式因”，那就是互联网。
互联网的两个根本要素是技术上的创新和网络的规模，就技术创新而言，效率最高的无疑是美国，就规模而言，美国也有优势，但最有优势的无疑是中国，这进一步地锁定了未来世界经济的两大引擎国家。截至2016年，世界前十大互联网公司，只有中美两国的公司，不是无原因的。
中国的经济创新与转型，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互联网式重构的过程，这个过程必定是高度地分布式展开的，而不可能是集中式展开。任何试图集中式对其进行控制的努力，都只不过会为转型过程徒增阻力；甚至不那么强调控制的努力，姑且称之为集中式的引导，也不可能成功，而只会徒增摩擦。因为分布式演化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其方向不可预知，任何一种有计划的努力，都会在一个更大的分布式网络当中被转化出事先预想不到的结果。尤其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超大规模国家来说，其内部本身便构成一个庞大的体系，更是无法被简单地计划，小国在可计划性上还大于大国。所以，为了能够让中国经济的转型尽可能的平滑，以便尽量平稳地度过转型过程中的各种危机，其条件反倒是，政府要尽可能地减少管制，放手让民间去干，同时提供一个尽可能公平的规则平台，让每一个参与者对于规则都能够形成稳定预期，对其商业前景及财产安全性形成稳定预期，才能让经济转型更加有效率地展开。而这个规则平台本身，也要在互联网式的分布式过程中，逐渐地演化出更适合动态需求的规则秩序；这意味着，初始的规则平台本身就需要有一种开放性，以便容纳规则演化的过程，否则初始平台会在动态演化的过程中被人遗忘。
简单说就是，让经济的回归经济、社会的回归社会、政治的回归政治、法律的回归法律，中国社会自会内生性地涌现出各种可能性，带给我们各种想象力。此时便可以看到，中国的经济崛起深刻地改变了世界经济秩序，而被改变了的世界经济秩序，作为外部约束条件，也约束着中国经济进一步的改革方向；中国在这里面有着巨大的机会，也必须有意识地担负起巨大的责任。
<span class="bold">二、世界秩序的失衡与金融危机
西方进入创新经济拉动了中国的经济崛起，这个过程也造成了全球秩序的严重失衡。由技术变迁导致的秩序失衡乃至政治变迁，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多次，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次并不新鲜；但就技术变迁所致的失衡样态及可能的解决之道而言，这次与历史上又有很大不同。
大航海与远洋贸易的发展带来了马克思所说的“世界市场”，全球化的进程轰轰烈烈地展开。在这个过程中，西方国家通过三角贸易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最终发生了工业革命，从而一举站到了全球的最高端位置。工业革命让人类获得从未梦想过的经济发展速度，人类财富极大增加，社会结构急剧变化，西方世界从农业社会变为工业社会。在此过程中，滚滚而来的财富的分配问题遂成为一个严峻的政治问题。在传统的农业社会当中，财富分配虽然很不平等，但是拥有财富的贵族，其财富上附有很多社会义务，穷人因此能够分享到财富的好处，社会不至于产生撕裂。但是工业社会当中，现代法权意义上的财产权建立起来，财产上附着的社会义务都被剥除，穷人因此丧失了在过去的时代所能获得的财富使用之分享机会，于是社会开始产生了阶级对立，严重到一定程度，就会走到发生社会革命的地步。社会主义的理念正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浮现出来。
但是，西方社会的分配问题，在19世纪并不是通过社会主义运动，而是通过经济的发展解决的。这种经济发展的基础是技术创新、工业革命，它们使得经济发展的效率变得更高，并且西方世界对外征服的能力也变得更强，让西方拥有了更多的财富可供内部分配。财富分配的主要途径不是通过政府的二次分配，而是通过技术革命拉动出新的产业部门，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工人阶级便能够获得更多的收入。比如，第一次工业革命当中，蒸汽机的发明，让采矿业和冶金业有了更大的发展，拉动了铁路事业的发展，拉动了远洋贸易的发展等等。或者，第二次工业革命当中，内燃机的发明，拉动了汽车产业的发展，橡胶业、石油化工产业的发展，公路建设的发展，等等。如此一来，创新部门可以在此过程中获得超额利润（依照熊彼特的“利润”概念<span class="mark" title="在熊彼特看来，我们通常所说的利润并不是真正的利润，通常所说的超额利润，才是真正的利润。依照他的理论，日常状态下的经济循环，每一个支出，都为一个收入所补偿，每一个收入，也都对应着一个支出；在这循环过程中，通常所说的“利润”只不过是包括出资人在内广义经营者的劳动所得，并不是经济循环中真正被创造出来的部分。这是经济的一种稳态均衡，但也是没有发展的状态。所谓经济发展，来源于企业家的创新，他或者是通过某种方式把购买力从原有的经济循环中抽出，或者是通过信贷手段而创造出新的购买力，从而打破原来稳态的均衡循环，企业家也在此过程中真正创造出了新的财富，因为这是在日常的经济循环之外凭空创造出的、不会被支出所抵消的收益，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利润”。经济在此过程中有了实质性的发展，而不是简单的循环，便出现了繁荣周期。随着竞争的展开，其他企业开始学习该企业家的创新，于是利润逐渐弥散掉，社会再次进入一种稳态均衡，经济进入一种萧条周期，但是社会的总财富变大了；下一次的创新，会让社会再次进入繁荣周期。经济发展就是在这样一种波动式的过程当中展开。可参见[美]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何畏、易家详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而其他被拉动出来的部门至少也可以获得平均利润，并提供大量就业机会，西方社会滚滚而来的新财富的分配问题因此获得解决。至于非西方世界因此所产生的分配问题，以及政治与社会动荡，则在西方国家的对外扩张与征服当中，被压制住。这一压制过程，反过来也激发了非西方世界的自我意识与革命精神，方才有了一战之后开始的民族解放运动的风起云涌。
二战之后，西方世界又发生了以原子能、航天技术、电子技术等为代表的第三次工业革命，继续用创新的办法来拉动新的产业，全球化的进展可以给它们提供更大的市场，所以它们会是全球化的鼎力支持者。而非西方国家在“中心、边缘”的格局下，并未在这个过程中获得很多的收益，所以对于全球化并不热心；这些国家在全球有比较优势的产业，通常是矿业、种植园等第一产业，往往处在一种飞地经济状态，与西方世界的联系比与本国经济的联系更加紧密。这样一种经济结构，会在非西方国家的民间社会引发较强的反全球化冲动，这是左翼政权在这些地方一直很风光的一个重要原因。<span class="mark" title="这中间还有过一段插曲，那就是东南亚国家在60年代以来，基于日本“雁阵模式”的拉动，发展起中低端制造业，走上了工业化的道路，也引发了社会结构的变化，大量人口进入城市。但是80年代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之后，中低端制造业又向中国转移，东南亚国家则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在东南亚国家，此前的工业化吸引了大量人口进城，制造业的转移让他们丧失了就业机会，却又不愿回到乡下，而东南亚国家也未曾来得及演化出更加成熟的政治结构以应对这种社会结构的变化，结果就导致了之后频繁的社会运动。直到中国经济演化为供应链网络模式，供应链反向扩张回东南亚，才让这些国家再度进入相对良性的社会状态。">
但是，进入20世纪末21世纪初，全球经济格局出现了一个全新的变化。西方世界进入到了又一轮的创新周期，这一次的创新已经超越了以往的工业技术创新的阶段，而进入到一种不太容易清晰进行产业划界的创新，诸如苹果、谷歌、脸书、特斯拉等模糊了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界限的产业创新。此种类型的创新，在观念层面的创新远远大于生产层面的创新，因此必须能够迅速地用各种全新的创意来不断地否定自己的既有创意，于是就有了前文所述的生产流程大规模外包过程，并促成了中国经济的崛起。此轮创新经济带来了一个历史上从未出现的结果：它仍然能够拉动大量的产业发展，但是被拉动出来的产业并不在本土，而是在中国。这为中国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却并未让西方本土的工薪阶层同样受益。因此，美国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复苏，被前任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拉詹称为“失业型复苏”，尚属有力的增长却无法提供足够的就业。
创新经济本身的超额利润仍然存在，西方国家的经济从宏观数据上看仍然很漂亮，但是仔细看其内部的分配结构，会发现社会的贫富分化正在拉大。据统计，排在美国前1%家庭的收入占当年国民总收入的比例，在1976到2007年间，从8.9%上升到23.5%。<span class="mark" title="转引自［美］拉古拉迈·拉詹《断层线：全球经济潜在的危机》，刘念、蒋宗强、孙倩译，中信出版社，2011年，第9页。 西">方社会的精英阶层在全球化过程当中，继续大量获益，通过在全球寻找工业生产的成本洼地，本土的创新经济源源不断地获得动力；而草根阶层无法参与到这种财富的分配当中去，甚至不断地有受损感。可以说，这一轮创新所带来的社会不均衡，大不同于以往的几次创新，它大概很难通过衍生出来的产业拉动的方式，在西方国家内部通过经济途径完成财富分配上的再均衡。
既然经济手段不奏效，政治手段就会被提上台面，以对冲掉经济过程所带来的问题。这在历史上也不是第一次了。波兰尼在《大转型》一书中曾谈到过，工业革命之际，西方国家的保守力量如何通过政治和社会手段来对抗工业经济所带来的社会失衡问题。可以说，正是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在19世纪的共同作用，才有了我们后来所看到的欧洲发展；自由主义发展经济，保守主义保护社会，两者保持着恰当的均衡，现代政治当中的“权利”才得其正。但两种“主义”得以良性均衡，以经济发展在本国有普惠性为前提，当下这一次创新经济的问题，其普惠性不发生在本国，于是政治对冲手段的结果便走上了一条扭曲化的路径。这是2007年以来的金融危机的世界经济背景。
美国的政治对冲经济的过程典型地呈现了这种扭曲性。克林顿和小布什政府为了让本国低收入者的处境看起来不那么糟糕，努力推动“居者有其屋”的政策。低收入者的信用资质不佳，政府便推动早在1930年代大危机时期就成立了的房利美、房地美等旨在帮助穷人获得住房抵押贷款的公司，帮助这些低收入者获得次级贷款；“两房”则将这些风险系数相对较高的次级贷款打包并证券化后出售，完成融资过程。由于“两房”发行的次级贷债券有联邦住房管理局的担保，相当于联邦政府对其做了隐性的政治背书，高风险的次级贷于是披上了一件低风险的外衣，吸引本国与外国的各种机构与投资者大规模购买，风险随之弥散。可以看到，政治的逻辑于此扭曲了市场的逻辑。出于改善底层民众状况的考虑（底层民众同时也是最重要的票仓，选举考虑与道德考量在这里混在了一块），政府做的隐性担保扭曲了次级贷债券的市场价格，不当地放大了风险。这里的风险还在于，整个融资机制都以美国的房地产价格处于上行曲线为前提，一旦房价下跌，整个融资机制便会破掉，这近乎是个庞氏骗局。实际上，不只美国，很多欧洲国家的政府也鼓励居民负债消费，发达国家的居民融资需求，通过复杂的金融衍生品操作，转化为一系列的债券售出。<span class="mark" title="欧洲还面临着更复杂的问题。欧元区的货币政策统一，而财政政策不统一，这里包含着严重的政策风险与道德风险，并使得欧元区内部逐渐产生严重的失衡。这些风险，叠加于欧洲购买“两房”债券的风险，再加上日趋老龄化的人口结构，其长期经济形势不被看好，终于让欧洲陷入比美国更加糟糕的经济危机。">
这些债券最重要的海外大买主便是世界头号外汇储备大国中国。中国依托全球产业格局变迁而获得经济崛起，这种经济逻辑意味着它必须是个出口导向型的经济体。很多其他新兴国家也是出口导向型的经济体，其成长依托于外部世界（主要是西方）的需求，但这些新兴国家规模相对较小，其出口容易被外部世界所吸收，不会引起严重的经济失衡；中国的经济规模则太过庞大，它的出口导向必定意味着外部世界会遭遇严重的经济失衡。为此，中国通过出口积累的外汇储备，其中部分不得不用来购买西方国家的债券，为其融资，以便使其对中国的出口拥有持续的消费能力。如此规模的外储流入债券市场，更加压低了西方国家的利率，使得美国的房价保持上行状态，欧洲的借贷消费看上去日子还不错。但是这进一步扭曲了那些债券的市场价格，风险被继续放大。积累在一块的风险最终爆发了，形成了一场世界性的经济危机。<span class="mark" title="2007年以来的经济危机，与中国崛起所导致的全球经济秩序失衡有着很深的关联。朱小平和拉詹的著作都对这种深层次的机理有过很精到的分析。参见朱小平《金融危机中的美国、中国与世界》，新星出版社，2009年；［美］拉古拉迈·拉詹：《断层线：全球经济潜在的危机》。拉詹在书中分析了导致金融危机的更复杂的三重“断层线”：第一重是美国国内政治的压力，战胜了为抑制金融膨胀而建立的制衡体系；第二重是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之间的贸易失衡；第三重是英美的合约基础上的透明、公平的金融体系，与其他国家不透明的金融体系之间的相互融资，导致了风险的传导，使得两种体系各自的内在防范机制失效。">
经济危机使得西方各国在内政层面尝试的政治对冲多半失败，在没有一个超国家的国际框架来对冲掉全球经济失衡的情况下，西方国家转向了在外交层面上的政治对冲，力图通过某种自我隔离来解决失衡困境。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在20世纪曾经是全球化大力推动者的西方国家，近期却陆续走上反全球化的路径，无论是英国退欧，还是美国特朗普上台，再及欧陆国家极右势力的抬头，都是例证；而中国等出口导向型的新兴国家，则成为全球化的大力疾呼者。这在十几年前都是完全无法想象的。
<span class="bold">三、“不可能三角”与世界秩序
<span class="bold">1.“不可能三角”的逻辑
西方国家力图在深度全球化的背景下，通过国家政治手段来对冲经济问题，过程中的一系列政策变迁与纠结，正反映了一种“不可能三角”的逻辑。
“不可能三角”先是在货币理论方面被人讨论。克鲁格曼在蒙代尔模型的基础上提出：“宏观经济管理者们有三个目标。他们需要灵活的货币政策，以应付经济衰退和通货膨胀的威胁。他们需要稳定的汇率，使商业活动不至于面对太多的不确定性。他们还需要让国际商业活动自由进行，特别是让人们自由地买卖货币，以维持私有经济的精髓。……各国不可能同时达到上述三个目标，它们最多可以达到两个目标。”<span class="mark" title="［美］保罗·克鲁格曼：《萧条经济学的回归》，朱文晖、王玉清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48页。">也就是说，资本自由流动、汇率稳定和货币政策独立性这三个目标不可能同时达成。罗德里克则将其适用范围进一步拓展，提出了世界经济在政治上难以三全其美：“我们不能在拥有超级全球化的同时拥有民主制度和国家自主权。我们最多能在三者中取其二。如果我们想要超级全球化和民主制度，我们就要放弃国家主权。如果我们想要保住国家主权，也想要超级全球化，我们就必须放弃民主制度。如果我们想要将民主制度和国家主权结合在一起，我们就要和超级全球化说再见。”<span class="mark" title="［美］丹尼·罗德里克《全球化的悖论》，廖丽华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67页。张笑宇博士在与笔者就罗德里克此书进行的讨论中，将“不可能三角”做了另一种表达：资本自由流动、主权国家能力、阶级矛盾，这三个目标，除非在一个普遍帝国体制之下，否则只能同时解决其中两个。这种表达与罗德里克异曲同工。">
这两种“不可能三角”的三条边，都可以归结为如下三种要素：内部秩序或说特殊性（货币政策独立性/民主政治），外部秩序或说普遍性（资本自由流动/超级全球化），内外关系或说内外界面（汇率/国家主权）。内部秩序的基础是国家政治结构，外部秩序的基础是世界市场，内外关系则呈现为政治行为的经济效应，或者说经济活动的政治约束。全球化以世界市场为单位来形成资本的流动，资本的自由流动/超级全球化对国家内部不同群体的影响是不一样的，会影响到国家内部的财富分配情况。民主制度下选民会要求调整分配，结果势必要以国家政治的手段来反制全球化；如果不愿放弃全球化，则势必要以国家政治的手段来压制民主诉求。政治秩序的单位（国家）与经济秩序的单位（世界市场）天然地不一致，于是人们在这三种要素中只能同时选择其中的两个，另一个只能听任其发展。因为任何一个要素的调整，都会影响到其他要素的均衡关系，它会在第三要素方面产生非预期后果。“不可能三角”因此也呈现出经济与政治的深刻内在关联。
要同时有效调控这三个要素，除非是建立起一个普遍帝国秩序，政治与经济的单位合一化，届时也就无所谓内部秩序、外部秩序之别了，但这在可预见的未来根本是不可能的，并且很可能是不可欲的。罗德里克谈到，普遍帝国的方案（他称之为“全球性治理”）是选择民主制度和超级全球化而放弃国家主权，但其合理性很成疑问。因为世界各国的不同点太多了，很难把一套共同的规则硬套到它们头上，即便这一规则是由民主方案产生的；为了在民主过程中获得正当性，全球性治理只能是一种大家都能同意的最低标准，这种标准在事实上是不可能有行动能力的，也就意味着不会再有人负起治理的责任。<span class="mark" title="参见［美］丹尼·罗德里克《全球化的悖论》，第169页。 而现代复杂社会，是不可能脱离治理而存在的。">
所以，“不可能三角”提示着人们，人类的政治努力（国家）面对普遍的自生秩序（市场）必须有所节制，知道主动的政治行为的极限何在，否则便是封闭了任何秩序的可能性；想要同时达到三个要素的努力，不是理性的勇气，而是意识形态的狂妄。政策乃至国家基本战略的制定，在这个意义上就会体现为，决定在这三个要素当中选择调控哪两个要素的组合，而坦诚地接受第三个要素的意料外后果。政策乃至国家基本战略的调整，会体现为对选定组合的调整，这可能是重构组合，也可能是重新设定选定要素的政策权重，以寻找政治的集中秩序与市场的自生秩序之间新的均衡关系。现实的政治实践中没有哪个要素的逻辑将被贯彻到极致，相反人们政治博弈的过程会决定某要素的逻辑会被推进到多远，这就是要素的政策权重。
在这样一种背景下，现实能够成立与运行的世界秩序，应该是有一套超越于各国之上的普遍规则框架，因为在各国经济都已融入世界市场、没有谁能自外于此的情况下，超国家治理是必需的；普遍规则的执行力则基于若干超大规模国家的支持，因为国家才是拥有国际行动能力的真实载体；超国家规则框架的内容，会随着诸国（尤其是大国）基于内政需求所做的政策调整，而缓慢演化。这是一种有限全球化，它既有着对于普遍规则的追求，又承认普遍规则本身的有限性；它有着对于国家主权的接受，承认国家主权的正当性来源于内政的民主性，又要求对国家主权形成某种超越；至于这种超越的具体意涵，也会在具体的历史过程中被缓慢地演化出来，它必须面向未来开放，为世界提供更多的可能性空间。
主权不被承认，则世界秩序将落入虚妄；主权被过度强调，世界秩序也将落入虚妄。“不可能三角”中的三种要素都是理想型，真实的历史则是这几种理想型要素的妥协。罗德里克称此为一个轻量级的全球化，认为这会将布雷顿森林体系（他称之为“布雷顿妥协”）以某种方式再现。
<span class="bold">2.凯恩斯的预言
布雷顿森林体系这种国际治理模式的最初构想，来自凯恩斯对巴黎和会的反思，重温这段历史对我们理解当下会大有帮助。
凯恩斯曾作为英国财政部的首席代表参加巴黎和会，在会议中途他知道了几大强国的巨头们决定让德国承担巨额战争赔款。他清晰地看到，这样的决定将给欧洲带来一种黯淡、可怕的前景，便决定“逃离这场噩梦”，中途离会。和会后不久，他完成了一本重要的小册子《和约的经济后果》。
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英国主导下的世界秩序逐渐走入了深刻的全球化。到一战前，整个欧洲再加上美国，已经形成一个巨大的共同经济区，各国在经济层面上有着极其深刻的相互依赖，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因此凯恩斯指出，《凡尔赛和约》通过巨额赔款从经济上彻底毁灭德国的企图，将导致整个西方世界的经济遭受重创。此外，该条约还包含着深刻的自相矛盾。如果希望德国支付赔款，则必须容许它大规模出口以便获得支付能力；但是德国的大规模出口所挤占的正是战胜国的市场份额，德国越有赔款支付能力，战胜国受到的市场冲击就越强，到德国赔款支付完毕之日，也就是战胜国灭顶之时。那么，战胜国只能寄望于德国没有出口能力，但这就不可能获得赔款，对巨额赔款的要求，便只剩下对于德国的羞辱，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如此缠杂不清自相矛盾的和约，不可能带来和平，而只会带来新的战争，带来西方文明世界的倾覆。凯恩斯在小册子中的可怕预言，为随后二十年的历史所证实。
为何和会上的巨头们看不清凯恩斯所预言的这些前景？在协约国彼此之间的三角战债的压力因素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各国因为内政的变化而对“不可能三角”当中诸要素的权重做了巨大调整。在这一场全球化刚刚开始推动之际，欧洲国家都还不是民主国家，全球化对各国社会所带来的冲击，会在诸国政府的对内政治压制下被承受过去；但这种压制不是无限度的，随着工业化的展开，工人阶级对经济，从而对政治与社会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各国陆续走上了民主化的道路。对于民主制度以及国家主权的过度强调，只能以牺牲全球化为代价。大众政治大大压缩了政治领袖们在国际舞台上的转圜空间，也压缩了他们的秩序想象的视野。
凯恩斯如此评述战胜国四强的首脑：“战后赔款是他们在经济领域的主要议题，而他们把赔款作为一个神学问题、政治议题和选举手段来解决，他们从各种角度来看待这一议题，但是恰恰漏掉了他们所掌握的各国经济未来这一角度。”<span class="mark" title="［英］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和约的经济后果》，张军、贾晓屹译，华夏出版社，2008年，第158页。"> 作为神学问题的赔款问题，实际上就是大众政治下民族利益至高无上的另一种表达；全球化被牺牲，意味着经济被牺牲，但已经没有哪个国家的经济能够脱离于世界市场运转。故而新的政策偏向必会受制于“不可能三角”的逻辑，将令各国的民主政治反噬自身，最终导向新的战争。
和约蕴含着可怕的前景，人们却犹然不觉。为了克服和约带来的危险后果，凯恩斯提出一系列补救办法。他提议，应该提高国联的作用，在其框架下成立一系列超国家的机制。赔款委员会应当取消，如果仍有职责需要它来执行，则应放到国联下面作为其附属机构存在，其中应该包括德国和中立国家的代表，从而，德国赔款对于欧洲总体经济所可能带来的影响，可以在一个超国家的机制中获得考虑，这是赔款不至于拖垮欧洲乃至世界经济的一个前提。还应该成立一个协调欧洲内部煤炭和钢铁生产的委员会，也置于国联框架之下，欧陆国家以此协调自己的工业运行。凯恩斯又提议应当在国联框架下成立一个自由贸易联盟，联盟的国家不能对其他联盟成员的产品征收任何保护性关税，以此使得国际贸易秩序运行在一个超国家的普遍规则架构下。要做到这一切，还要使饱受战争折磨、储备严重不足的欧洲国家能够从沉重的战争债务中摆脱出来。为此，凯恩斯建议协约国之间应该完全取消债务，相应地，美国也应该取消协约国所欠的债务，以使协约国糟糕的财务状况能够得到喘息机会。从商业角度来说，借贷当然应该追讨；但英美不应将战债视作一种商业贷款，而应看到其政治性，故而放弃追讨并不伤害商业正义。在此之外，还应成立一个提供国际贷款的机制，欧洲所有交战国，无论是否曾经敌对，都应同样地有机会从这里获得购买外国产品的信用。相应地，还要有一个国际保证基金，以此来整顿各国的通货，稳定汇率。<span class="mark" title="［英］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和约的经济后果》，第184—199页。">
这一系列政策建议，相当于提前二十余年勾勒出了类似于马歇尔计划，欧洲煤钢共同体，以及关贸总协定、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三大国际经济组织的原型。通过三大国际经济组织和欧洲煤钢委员会，来为超国家的经济治理寻找到一种政治安排；通过美英两国免除战债，来换取其在国际经济组织当中的影响力，成为全球治理的执行力所在。凯恩斯拥有一种超越国家政治的普遍视野，又将其构想的普遍秩序落实在主权国家的框架上，以回应民主政治的要求。在凯恩斯后来对央行货币政策和对就业问题的关注中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到这种内政考虑，他所构想的是一个以主权国家的多元共存为基础，诸国融洽于一个共生秩序当中的结构；各国之间有着共享的国际规则空间，但也有各自独立的政治空间，从而，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不是一个无缝平滑过渡的连续空间结构，而是一个“断点连续”的空间结构。<span class="mark" title="凯恩斯对不考虑国家内政问题的经济学主张批判道：“当经济学者们在一如既往地颂扬既存的国际经济体制，说它能提供国际分工的果实，同时又能调和各国的利益时，他们掩盖了一个不那么美好的作用。常识和对实际事物的正确理解使政治家们相信，如果一个在传统上为富裕的国家忽视市场的争夺，那么，它的繁荣会衰落并以失败告终。但如果各国都能学习到用国内政策来为它们自己维持充分就业（而且，我们还必须加上一句，如果它们也能使它们的人口趋向保持均衡），那么，就不会存在重要的经济原因来使一国的利益和它邻国的利益相对立。在如此的条件下，仍然存在着正当的国际分工和国际借贷活动的余地。”（［英］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高鸿业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395页。）通过以国家为单位的财政、货币政策，各国都能创造充分就业的话，国际的和平便能得以维系，国际的贸易和金融也都会顺利展开。">对于“不可能三角”的三条边，凯恩斯都呈现出一种恰如其分的分寸感。可惜，当时的世界仍然沉浸在民主政治与国家政治的喧嚣当中，无人真正理睬凯恩斯的这些建议，它们要到二战后才为人们所重视。
拉詹曾回顾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国际经济秩序，魏玛德国在1920年代从国外大量举债以维持国内的消费繁荣，缓解困扰本国的潜在社会矛盾；如果没有美国借债让德国保持经济活力，德国的社会和政治不稳定可能造成威胁整个欧洲的严重问题。但是美国和德国之间金融关系的政治基础十分脆弱，因为两国都没有为这种资本流动的潜在政治含义做好准备。美国不愿意为德国商品提供一个开放的市场，而德国商品出口正是德国偿还债务的手段。同时，美国并没有采取任何政府措施来缓解德国在经济上的困境，德国不愿意也不能够做出偿还债务所必需的牺牲。在没有凯恩斯所设想的国际治理机制的情况下，各国受制于民族主义激情，在正常时期的合作基础都很脆弱，在危机时期更走向一种以邻为壑的政策，世界最终跌入可怕的深渊。
在国际秩序当中，经济与政治是紧密联系在一块的，经济行为从来都有深刻的政治含义，政治决策亦有深远的经济后果。“不可能三角”要求国家在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中的抉择必须保持有节制的分寸感，一种超国家的政治经济治理秩序也因此而成为必须。对大国在这方面的要求会尤其高，因为一方面，大国是国际治理之所以获得行动能力的基础，另一方面，大国因其政治经济体量巨大，在这种普遍治理当中的利益相关度也是最高的。
中国的经济崛起所带来的世界秩序失衡，已经造成了深刻的“断层线”（拉詹语）。既有的国际治理框架都是基于旧有的国际政治经济结构而形成的，已经无法有效应对深刻变化了的当下；而中国有时倾向于从民族主义的角度出发来理解问题，无法恰当地理解自己的崛起，以及自己与世界的关系、自己的世界责任。
倘若人们不能识别出经济失衡背后所蕴含的深刻政治影响，则世界秩序会再度陷入危险境地当中。拉詹回顾美、德当年的悲剧，是为了警醒当下。在他看来，消费着中国产品输出的诸多国家，通过向中国融资来获得消费力，但这种经济过程背后并没有稳定的政治基础，以便治理在此过程中形成的失衡，以至于国际社会在经济上丧失对中国产品的购买能力之前，可能会先丧失掉对中国出口的政治容忍度。目前的全球需求模式在金融和环境上不可持续，而由于对长远问题的思考不足，各国的国内政策眼下又难以改变，世界正被夹在这中间，左右为难。<span class="mark" title="参见［美］拉古拉迈·拉詹《断层线：全球经济潜在的危机》，第263—264页。">
<span class="bold">一、从“中心、边缘”结构到“双循环”结构
<span class="bold">1.“双循环”结构及其对国际经济秩序的影响
因为供应链网络的规模效应，中国的经济崛起带来了全球经贸格局的深刻变化。
首先，基于前述的供应链逻辑，造成了中低端制造业在全球转移的终局性。中国经济崛起的经验，其他不发达国家难以复制，它们已经很难通过工业化而实现现代化，除非是能够有效地参与到中国为中心的庞大东亚供应链网络的东南亚国家<span class="mark" title="这一变化带来了对经典现代化理论的深刻挑战，相关讨论亦可参见于向东、刘苏里《世界秩序中的中国》，载《大观》第九辑，法律出版社，2012年。">。
在此基础上，中国的经济崛起在国际经济秩序当中所可能带来的最深远变化，是国际经贸结构从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所说的“中心、边缘”结构逐渐向“双循环”结构的转型，即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经贸关系构成一个循环（第一循环），中国向西方国家出口制成品，从西方进口技术、资金以及各种高端服务业贸易；中国与其他非西方国家之间的经贸关系构成另一个循环（第二循环），中国向发展中的亚非拉国家出口制成品，从后者进口原材料等，两个循环通过中国而联系起来。当然，具体的结构还有更复杂的细节，但是可以框架性地做这样一种粗略勾勒<span class="mark" title="关于“双循环”结构的相关讨论，亦可参见于向东、施展《全球贸易双循环结构与世界秩序——外交哲学对谈之四》，《文化纵横》2013年第5期。">。
沃勒斯坦认为难以克服的“中心、边缘”固化结构因此而获得被打破的可能性。“中心、边缘”结构之所以难于被打破，在于经济与政治的连锁关系。沃勒斯坦提出，现代世界体系的两个主要构成成分是，“一方面，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是以世界范围的劳动分工为基础而建立的，在这种分工中，世界经济体的不同区域（我们名之为中心区域、半边缘区域和边缘区域）被派定承担特定的经济角色，发展出不同的阶级结构，因而使用不同的劳动控制方式，从世界经济体系的运转中获利也就不平等。另一方面，政治行为最初产生于国家结构之内，而这些国家由于它们在世界经济体中的作用不同结构也不同，中心国家中央集权化最甚”<span class="mark" title="［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尤来寅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94页。"> 。发达国家构成中心区域，不发达国家和地区构成边缘区域。中心区域由于在近代率先发展出现代国家形式，凭借先发优势得以形成对全球的经济、法律、资本等各种秩序的掌握，并可以政治、军事手段强化之，在国际格局当中获得对于边缘区域的不对称竞争优势，全球贸易的红利会不成比例地流入中心国家；而边缘国家由于后发劣势，永远没有机会进入到中心国家的圈子，或者说，永远没有机会成为发达国家。
沃勒斯坦及其开创的世界体系学派所做的这种结构性分析，为直到20世纪末期的经济史所证实，这期间除了日本是个例外，其余确实没有哪个成规模的边缘国家进入到中心国家的圈子；个别成功挤进这个圈子的，都是自由港规模的国家或地区，其规模的上限就是韩国。自由港国家/地区的政策如果正确，是能够借助世界大势，通过中心国家的经济拉动从而发展起来的；但是更大规模的国家则无法被如此拉动起来。世界体系学派勾勒出了这种令人不快的格局，但无法给出一个走出这种格局的可能性，最终只能走向对该格局的一种道德批判。
中国以一种沃勒斯坦完全无法想象，也是任何人事先都无法想象的方式实现了经济崛起，催生了“双循环”结构。虽然这个正在浮现的新结构还只是一个次级结构，仍要服从于美国所主导的全球资本秩序，但它无疑有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它目前的力量主要体现在商品贸易的数量规模上，但它也在向其他贸易领域进化，如中国在最近几年对亚非拉国家的投资增长得很快，便是由“双循环”结构下的商品贸易拉动起来的。这一结构转变的过程，使得中国从旧结构当中的“边缘”地位，转换为新结构当中的枢纽地位。<span class="mark" title="需要强调的是，中国转换为新结构中的枢纽地位，并不是说中国从此成为世界的中心，而是说中国作为中介，使得全球经贸循环得以完成；但中国并未因此成为全球经济的首要发动机。在可预见未来，全球经济的首要发动机仍然是美国为主的西方世界，它拥有最强大的创新能力，也提供最重要的市场需求；但是这个首要发动机要拉动全球经济，却必须以中国作为一个必要中介。">
在“中心、边缘”结构下，西方国家曾经直接与发展中国家进行制成品与原材料的贸易；但是随着全球制造业秩序的转型，西方国家由于经济结构的升级，已经难以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形成有效的拉动作用。例证之一便是，在20世纪80年代的货币主义革命之后直到20世纪末，西方国家的经济曾有过很好的一段发展；但是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非洲国家而言，这恰是经济、社会乃至政治全方位滑坡的一段时间，与六七十年代不同，这段时间无法看到它们与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原因在于，原材料产业只能对接于中低端制造业，很难对接高端制造业，遑论高端服务业。于是，20世纪80年代之后西方国家经济结构的产业梯次与非洲国家相距日益变远，两者在经常项目下的经贸规模变得非常小，无法形成经济拉动关系。
直到21世纪初中国经济崛起，其中低端制造业进入非线性速度的增长，对原材料形成了巨大需求，发展中国家才重新开始了其经济增长过程。<span class="mark" title="我们可以说这个阶段很多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非洲国家的经济，是有增长而无发展。但是在本章的讨论中我们已经隐含地提出，随着中国经济崛起对于世界经贸秩序的改造，发展的概念也需重新理解。"> 中国由此成为全球经贸循环过程当中必不可少的枢纽性存在，其作为世界秩序的中介性力量，作为“中间地带”国家，至此开始有了一重经贸层面的意义。“双循环”结构的形成可以说还在进行中，还未完全取代过去的“中心、边缘”贸易循环。但无论是其中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还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都开始受到这个中国成长所推动的“双循环”结构的影响。
或者换一种思考角度，我们可以说“双循环”结构使得“中心、边缘”结构下的“中心”发生了裂解。过去的“中心”是提供资本、技术、法权秩序和制成品的西方国家，边缘提供原材料，国际贸易的利润分配偏向于中心国家；“双循环”结构出现，资本、技术和法权秩序仍由西方国家提供，而制成品由中国提供，原材料仍由发展中国家提供，但流向中国。第一循环近于过去的“中心”，第一循环作为一个整体与第二循环的关系近于过去的“中心、边缘”。“中心”的内在裂解，使得沃勒斯坦所观察到的“中心、边缘”结构中，边缘的永久性悲惨地位有了突破的可能。裂解开的制造业秩序和资本、法权秩序会形成一种制衡关系，中国与西方国家的积极博弈，使得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秩序中有了一种不同于以往的权重；博弈的双方会竞相从边缘地区争取盟友，这在未来应该会逐渐呈现为一系列的国际贸易谈判进程，以及新的国际贸易规则安排，使得边缘国家在贸易红利的分配当中获得更大的份额，从而获得新的发展空间。
此外，还有一个蕴含独特力量的支流同时影响着所有国家，那就是能源的流动。能源的地理分布处于高度不均衡状态，而富含能源的地区恰恰是安全秩序有问题的地区；由于资源诅咒，能源国家其他产业往往相对孱弱。于是，它们从肯定性的层面和否定性的层面都对世界秩序产生独特而又巨大的影响力。
完全可以想象，在未来相当一段时间内，世界产业格局会处于一种大致固化的局面。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会将更大的精力置于价值链的上游，通过品牌渠道与知识产权保护，通过发达的金融市场，来获取高额利润；同时，美国仍然引领世界的法权秩序和金融秩序，掌握世界货币，规定着世界的安全秩序，并且是创新能力最强的国家。这些都使得美国有能力支撑“美利坚治下的和平”，领导人的更换及其政策的改变，并不足以与全球经济秩序的内在逻辑相对抗，只会形成一些微调。东部亚洲国家，尤其是中国，会着重于制造业的发展，对接于上游的发达国家。能源国家则通过其能源产业的发展，获得在国际政治当中的发言权。这三种经济样态，也即发达国家、泛亚洲国家和能源国家，大致勾勒了可预见未来的新政治经济秩序。其他国家将会被整合到这个或那个经济圈里。<span class="mark" title="对这三种经济圈的划分，是笔者参与的“大观”学术小组在几年来的系列研究逐渐得出的结论。我们注意到还有一些经济学家也得出类似的结论，比较典型的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任副总裁朱民，此处对三种经济圈的命名就是借用了他所提出的概念。朱民先生在“2013亚洲金融论坛”上曾提出，目前世界上国与国之间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一个拓扑关系图。第一个“国家群”是欧洲和美国，而且两者之间的联系较以往更趋紧密；第二个“国家群”是泛亚洲国家群，其特点是由供应链垂直整合形成的，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就在此列；第三个“国家群”为能源供应国，比如俄罗斯、阿拉伯国家等，它们的能源政策大同小异，相互之间的关系也正在发生变化。参见《证券时报》2013年1月16日。"> 中国处于泛亚洲国家的领导地位。这里的所谓泛亚洲并不能由地理概念来定义，而是由经济运行的耦合程度来定义。诸多发展中国家由于其原材料生产这一比较优势，构成生产流程上的制造业上游环节，与制造业环节之间有着深刻的相互依赖关系，也应被归入泛亚洲国家的类型，而泛亚洲国家间的经济循环差不多就是第二循环。
在目前的“双循环”结构中，可以识别出两个引擎力量在共同推动它的运行。一个是美国，它拉动着第一循环；一个是中国，它拉动着第二循环。第一循环是第二循环的条件，或者说这双引擎里，美国是主引擎，中国是副引擎。在理想状态下，发展中国家（包括目前的能源国家）还应有（若干个）第三引擎的出现，如此会更有利于国际经贸秩序的良性发展，但这个第三引擎还未出现。而如何调试主副引擎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促成第三引擎的出现，乃至如何进一步处理诸引擎间的关系，将其均导入一种规范化的秩序当中，将是未来的国际贸易谈判进程当中非常重要的内容。
在双引擎格局下，“双循环”结构又可以从两种角度获得理解。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上中下的三层结构：发达经济体在上，中国在中，欠发达经济体在下。在这个角度下可以看到一个类似于传统秩序的差序结构，中心国家获得不成比例的贸易红利的结构仍然存在，中国在其中差不多是处于“半边缘”的地位。但也可以把“双循环”理解为在平面上展开的“8”字形结构，中国居于中间结合位置上。在这个角度下可以看到新兴贸易体系的内在逻辑，包含着一个更具竞争性的、动态的贸易利益分配过程。如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以及中国进出口银行在非洲和拉美倡导的“资源-贷款-基础设施”的合作方案等，都是非常好的例证。<span class="mark" title="更多信息，参阅 Henry Sanderson, Michael Forsythe, China’s Superbank: Debt, Oil and Influence - How China Development Bank is Rewriting the Rules of Finance, New York: Bloomberg Press, 2012，以及［美］黛博拉·布罗蒂加姆《龙的礼物——中国在非洲的真实故事》，沈晓雷、高明秀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这些著作对于中国的政策性银行在海外的开发性金融活动有很好的研究。">这类合作方案的前提是，中国从第一个循环中积累大量的贸易盈余，再在第二循环中向发展中国家进行转移，具体途径是通过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方式。这个过程使得以资源为担保的开发性金融的融资机制能够建立起来；而开发性金融使得中国国内丰富的工程能力得以向非洲为代表的不发达地区投放，并有可能促成当地从长线来看的经济发展。在这样一种开发性金融的实施过程中，还可为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提供一个重要出口，相关研究表明此种构想是具备实践可行性的。<span class="mark" title="相关研究可参见谢怀筑《人民币在南部非洲实现国际化的战略构想及方案设计》，载《大观》第十二辑《在非洲发现中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
非洲国家有可能被促成的发展，将不会是基于其工业化的进程。供应链网络的逻辑使得这条路已经被封死，非洲国家内个别工厂的建立与工业化是两回事；所以，其发展更可能是基于基础设施的建设，刺激当地市场化导向的农业等第一产业，带来足够多的就业，并通过特色农业提升附加值，然后直接跨越到服务于本地第一产业以及服务于国际的文化、旅游等需求的特色第三产业。这样的产业结构，必须依赖于一个稳定的外部贸易环境以及相对有利的贸易条件，它无法独自运行，“双循环”结构是其前提；非洲国家没有第二产业，意味着一定要进口制成品，国民福利的水平，取决它的出口与进口的利益差。
这样的区域经济也有一些前提条件，包括几个方面：一是如何发展出基于生物多样性、有效指向细分市场的农牧业经济，二是如何发展出复杂的旅游和服务业，三是原材料出口利益如何转化为有效的国内区内投资，四是人才及知识的流动，等等。这些方面都是异常艰难的工作，而且也不是非洲能够独立完成的。例如原材料出口利益的善用，取决于国家政治生活的改变。
这样一种发展模式当然会充满曲折，是个长期工程，但它在非洲是有例证的，博茨瓦纳经济与政治的成功是一个值得仔细研究的案例。中国、西方国家及国际组织、非洲国家在这方面完全可以形成一种多边合作机制，以促成非洲国家相对健康的政治发展。
这种发展需要有非洲国家相对良性的自生财政能力为基础，而这又以这些国家在“双循环”结构下与中国之间的经贸循环为前提。自生财政能力本身需要作为国家财政而非政客的私人钱袋存在，这就需要政治层面的机制设计，并且该机制设计需要与国际法权秩序乃至道德秩序之间有匹配性，
还需要有比较丰富的地方性知识做背景，以便懂得如何组织当地资源，设计出来的机制才是可持续的。中国在这方面的知识和经验的储备仍有很大提升空间，而西方国家及很多国际组织乃至NGO组织在这方面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但其没有足够的经济资源及经济拉动能力使得其方案设计落实为现实实践。比如世界银行为一些非洲国家设计的重建方案，经常因为缺乏资金而难以落实；但它们与中国在这方面的合作，可以相互取长补短又相互制衡，使得其中的负面效应尽可能受到约束，正面效应尽可能获得释放。这种发展可以让非洲国家逐渐进入一种较为健康稳定的秩序，从而在长线上保证中国稳定的原材料供给，这也构成中国重要的国家利益。
同样，就基础设施建设而言，何种基础设施才最适合于这种发展模式，中国与非洲当地可能都没有足够的经验，而各种国际组织、NGO等在当地的多年工作积累，结合于西方国家的殖民历史所获得的地方性知识，可以在这方面提供足够好的咨询工作，这也是西方国家现在所擅长的高端服务业的一种类型。如此一来，以中国的活动为中介，西方与非洲等不发达国家之间能够重新形成经济联系，中国、西方国家和非洲国家同样能够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一种深刻的合作共赢关系。
这样一种发展路径，现在还处在纯粹的乌托邦状态，中国的开发性金融也未做过如此的战略设计，但该种战略的可实践性是值得认真对待的。<span class="mark" title="笔者曾参与一些开发性项目的方案设计，在此过程中对该种战略的实践可行性有过深刻体会；笔者在海外访学时就这些话题与西方学者进行过相关探讨，他们也对此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这个话题过大，本书无法再展开；对于相关问题的思考，可参见施展《从“贫困的形式”到“精神的解放”——“世界历史视野下的非洲与中国”会议发凡》，载《大观》第十二辑《在非洲发现中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以及于向东、施展：《全球贸易双循环结构与世界秩序——外交哲学对谈之四》，《文化纵横》2013年第5期。">
<span class="bold">2.互联网时代与中国的经济创新
前述的发展逻辑要想运转起来，现有的两个引擎必须都能够强健有力地运转。中国经济必须强健有力，才能够可持续地从第一循环中积累贸易盈余，这需要美国经济的强健有力来拉动第一循环，进而中国才可以拉动第二循环的经济运转，这意味着中国的制造业必须持续地保持竞争力。
在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制造业集聚区这个背景下来谈论“中国”的话，制造业竞争力的持续性在中短期内还是能做到的。但正在为全球生产的中国，也在为全球排污，其代价可能是中国遭遇严重的环境危机和资源危机，这在当下已经体现得非常明显了。因此，从长期角度来考虑，中国必须提高自己的创新能力，改善自己在第一循环当中的贸易条件。所谓创新能力很广泛，并不限于技术创新，还包括商业形式、交易模式上的创新，或者说是表现于整体经济活跃程度的创新，它甚至可以是一家小饭店、小超市在社区服务上的创新。这些创新汇聚起来，才有一个灵活而生动的经济体，才可在全球贸易中确保有利的利益分配格局，并形成激励。
近几年来能看到中国经济的下行现象，与全球经济有关。由于中国的经济崛起，第一循环的引擎美国经济遇到了一些麻烦（后文详述），以致爆发了金融危机，嗣后西方经济复苏缓慢。第一循环的需求下降，中国经济自然会受到冲击。然而这几年中国经济下行的阶段，也可视作中国经济转型的节点到了。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有人在谈中国的产业结构不健康，第二产业比重过重，第三产业不发达；但中国作为成本黑洞般的世界工厂，在不断地从全世界吸纳工业能力的过程中，第二产业比重过重是必然的。对一个超大规模国家而言，真正发达健康的第三产业一定是基于发达的第二产业。在第一循环引擎乏力，中国的第二产业已经超过全球市场的吸纳能力之后，中国经济差不多就走到了转型节点上。依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国经济数据，2015年中国的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首次超过了一半，达到50.5%，其对GDP的贡献率也首次超过第二产业，达到53.7%，发达的第三产业已经在路上了。<span class="mark" title="数字皆来自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
中国势头强劲的第三产业，是通过充满创新活力的互联网经济拉动起来的，在中国经济分行业增加值的统计数据中也可以看出这一点。这些有想象力的互联网创业大潮，使得中国经济获得了一个更强大、更加有持续性的发展动力，并为未来打开了更多的想象空间。它们在过剩经济时代，重构了市场的需求端，并以此为基础引发着供给端的重构。
能够最有效率地站在这种意义上的创业大潮之潮头的，一定是民营经济，而不会是国有经济。因为只有民营经济才能有如此之高的创新效率，国有企业因其冗长笨重的决策机制以及各种其他原因，是无法如此打开想象力以及对市场做出迅速反应的。国有经济也因此应该被重新定位。有些国有企业掌握着关乎国家战略安全的东西，那么它们不应该以营利为目的，而只应该以安全为目的。而其他一些提供诸如电信接入服务的国有企业，则应转型成某种意义上的公益企业，成为互联网经济时代最重要的管道工，为互联网提供最便捷的通道，为中国丰富、蓬勃、拥有巨大活力的，由互联网引导的全方位、健康的经济转型，提供准公益性的基础设施，如此中国经济的创新效率才能够真正展开。
我们能看到大量制造业企业在近年的破产，但这并不必然意味着大量的长期失业，因为会有伴随需求端重构而来的大量新的服务业企业出现，于是就业结构也进入转型的过程。当然这其中一定会出现一些结构性失业，失业者很难再就业，这种失业应该用某些社会再分配的办法来应对；但结构性失业不会是最大量的，最大数量的一定是短期的摩擦性失业，并在未来伴随着中国经济结构的转型而获得消化。经济统计数据中也能看到，中国的第二产业就业人口数自2012年以来缓步下降，而第三产业提供的新增就业机会则远超第二产业的下降数。<span class="mark" title="数据来自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 在未来几年中，我们仍然会看到中国经济的下行状态，可能还会看到更多的制造业产业的破产，因为经济转型需要一些时间周期，但它很有可能正预示着中国经济的下一轮机会。
在这个意义上，互联网并不仅仅是一个技术，更是对人类秩序之演化逻辑的一个技术模拟。在人类秩序中，我们可以看到两种路径，一种是自下而上分布式生成的自生秩序，还有一种是自上而下集中式生成的建构秩序，但任何一个建构秩序都要在与其他多个建构秩序彼此之间不断的博弈、磨合的过程中展开，磨合出来的结果仍然是一个自生秩序，建构秩序只不过是这更大的自生秩序内部的参与者之一。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人类社会的秩序在本质上而言就是一种分布式决策、分布式运动的过程，通过各种各样的分享、互联、重组等等，聚合为世界秩序。互联网刚好就是对人类秩序这种演化逻辑的一个非常漂亮的技术模拟，并且这种技术的出现，可以大幅加快人类秩序的演化节奏。
未来世界的经济转型与发展，必定依托于互联网（以及人工智能）的时代大潮，能够存活的传统产业一定是以互联网为载体被重构过的，否则将难以获得行业本身的效率，以及进入市场的渠道。互联网压缩掉了时间与空间，使得各种资源的配置效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它正在以极为深刻的方式，重构各种产业的逻辑，重新定义着成本，重新定义着竞争力；这是大势所趋不可遏抑，人们只能顺势而为，而不可能在实质上扭转趋势。各种传统产业在这个时代都获得了新的“形式因”，那就是互联网。
互联网的两个根本要素是技术上的创新和网络的规模，就技术创新而言，效率最高的无疑是美国，就规模而言，美国也有优势，但最有优势的无疑是中国，这进一步地锁定了未来世界经济的两大引擎国家。截至2016年，世界前十大互联网公司，只有中美两国的公司，不是无原因的。
中国的经济创新与转型，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互联网式重构的过程，这个过程必定是高度地分布式展开的，而不可能是集中式展开。任何试图集中式对其进行控制的努力，都只不过会为转型过程徒增阻力；甚至不那么强调控制的努力，姑且称之为集中式的引导，也不可能成功，而只会徒增摩擦。因为分布式演化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其方向不可预知，任何一种有计划的努力，都会在一个更大的分布式网络当中被转化出事先预想不到的结果。尤其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超大规模国家来说，其内部本身便构成一个庞大的体系，更是无法被简单地计划，小国在可计划性上还大于大国。所以，为了能够让中国经济的转型尽可能的平滑，以便尽量平稳地度过转型过程中的各种危机，其条件反倒是，政府要尽可能地减少管制，放手让民间去干，同时提供一个尽可能公平的规则平台，让每一个参与者对于规则都能够形成稳定预期，对其商业前景及财产安全性形成稳定预期，才能让经济转型更加有效率地展开。而这个规则平台本身，也要在互联网式的分布式过程中，逐渐地演化出更适合动态需求的规则秩序；这意味着，初始的规则平台本身就需要有一种开放性，以便容纳规则演化的过程，否则初始平台会在动态演化的过程中被人遗忘。
简单说就是，让经济的回归经济、社会的回归社会、政治的回归政治、法律的回归法律，中国社会自会内生性地涌现出各种可能性，带给我们各种想象力。此时便可以看到，中国的经济崛起深刻地改变了世界经济秩序，而被改变了的世界经济秩序，作为外部约束条件，也约束着中国经济进一步的改革方向；中国在这里面有着巨大的机会，也必须有意识地担负起巨大的责任。
<span class="bold">二、世界秩序的失衡与金融危机
西方进入创新经济拉动了中国的经济崛起，这个过程也造成了全球秩序的严重失衡。由技术变迁导致的秩序失衡乃至政治变迁，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多次，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次并不新鲜；但就技术变迁所致的失衡样态及可能的解决之道而言，这次与历史上又有很大不同。
大航海与远洋贸易的发展带来了马克思所说的“世界市场”，全球化的进程轰轰烈烈地展开。在这个过程中，西方国家通过三角贸易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最终发生了工业革命，从而一举站到了全球的最高端位置。工业革命让人类获得从未梦想过的经济发展速度，人类财富极大增加，社会结构急剧变化，西方世界从农业社会变为工业社会。在此过程中，滚滚而来的财富的分配问题遂成为一个严峻的政治问题。在传统的农业社会当中，财富分配虽然很不平等，但是拥有财富的贵族，其财富上附有很多社会义务，穷人因此能够分享到财富的好处，社会不至于产生撕裂。但是工业社会当中，现代法权意义上的财产权建立起来，财产上附着的社会义务都被剥除，穷人因此丧失了在过去的时代所能获得的财富使用之分享机会，于是社会开始产生了阶级对立，严重到一定程度，就会走到发生社会革命的地步。社会主义的理念正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浮现出来。
但是，西方社会的分配问题，在19世纪并不是通过社会主义运动，而是通过经济的发展解决的。这种经济发展的基础是技术创新、工业革命，它们使得经济发展的效率变得更高，并且西方世界对外征服的能力也变得更强，让西方拥有了更多的财富可供内部分配。财富分配的主要途径不是通过政府的二次分配，而是通过技术革命拉动出新的产业部门，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工人阶级便能够获得更多的收入。比如，第一次工业革命当中，蒸汽机的发明，让采矿业和冶金业有了更大的发展，拉动了铁路事业的发展，拉动了远洋贸易的发展等等。或者，第二次工业革命当中，内燃机的发明，拉动了汽车产业的发展，橡胶业、石油化工产业的发展，公路建设的发展，等等。如此一来，创新部门可以在此过程中获得超额利润（依照熊彼特的“利润”概念<span class="mark" title="在熊彼特看来，我们通常所说的利润并不是真正的利润，通常所说的超额利润，才是真正的利润。依照他的理论，日常状态下的经济循环，每一个支出，都为一个收入所补偿，每一个收入，也都对应着一个支出；在这循环过程中，通常所说的“利润”只不过是包括出资人在内广义经营者的劳动所得，并不是经济循环中真正被创造出来的部分。这是经济的一种稳态均衡，但也是没有发展的状态。所谓经济发展，来源于企业家的创新，他或者是通过某种方式把购买力从原有的经济循环中抽出，或者是通过信贷手段而创造出新的购买力，从而打破原来稳态的均衡循环，企业家也在此过程中真正创造出了新的财富，因为这是在日常的经济循环之外凭空创造出的、不会被支出所抵消的收益，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利润”。经济在此过程中有了实质性的发展，而不是简单的循环，便出现了繁荣周期。随着竞争的展开，其他企业开始学习该企业家的创新，于是利润逐渐弥散掉，社会再次进入一种稳态均衡，经济进入一种萧条周期，但是社会的总财富变大了；下一次的创新，会让社会再次进入繁荣周期。经济发展就是在这样一种波动式的过程当中展开。可参见[美]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何畏、易家详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而其他被拉动出来的部门至少也可以获得平均利润，并提供大量就业机会，西方社会滚滚而来的新财富的分配问题因此获得解决。至于非西方世界因此所产生的分配问题，以及政治与社会动荡，则在西方国家的对外扩张与征服当中，被压制住。这一压制过程，反过来也激发了非西方世界的自我意识与革命精神，方才有了一战之后开始的民族解放运动的风起云涌。
二战之后，西方世界又发生了以原子能、航天技术、电子技术等为代表的第三次工业革命，继续用创新的办法来拉动新的产业，全球化的进展可以给它们提供更大的市场，所以它们会是全球化的鼎力支持者。而非西方国家在“中心、边缘”的格局下，并未在这个过程中获得很多的收益，所以对于全球化并不热心；这些国家在全球有比较优势的产业，通常是矿业、种植园等第一产业，往往处在一种飞地经济状态，与西方世界的联系比与本国经济的联系更加紧密。这样一种经济结构，会在非西方国家的民间社会引发较强的反全球化冲动，这是左翼政权在这些地方一直很风光的一个重要原因。<span class="mark" title="这中间还有过一段插曲，那就是东南亚国家在60年代以来，基于日本“雁阵模式”的拉动，发展起中低端制造业，走上了工业化的道路，也引发了社会结构的变化，大量人口进入城市。但是80年代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之后，中低端制造业又向中国转移，东南亚国家则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在东南亚国家，此前的工业化吸引了大量人口进城，制造业的转移让他们丧失了就业机会，却又不愿回到乡下，而东南亚国家也未曾来得及演化出更加成熟的政治结构以应对这种社会结构的变化，结果就导致了之后频繁的社会运动。直到中国经济演化为供应链网络模式，供应链反向扩张回东南亚，才让这些国家再度进入相对良性的社会状态。">
但是，进入20世纪末21世纪初，全球经济格局出现了一个全新的变化。西方世界进入到了又一轮的创新周期，这一次的创新已经超越了以往的工业技术创新的阶段，而进入到一种不太容易清晰进行产业划界的创新，诸如苹果、谷歌、脸书、特斯拉等模糊了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界限的产业创新。此种类型的创新，在观念层面的创新远远大于生产层面的创新，因此必须能够迅速地用各种全新的创意来不断地否定自己的既有创意，于是就有了前文所述的生产流程大规模外包过程，并促成了中国经济的崛起。此轮创新经济带来了一个历史上从未出现的结果：它仍然能够拉动大量的产业发展，但是被拉动出来的产业并不在本土，而是在中国。这为中国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却并未让西方本土的工薪阶层同样受益。因此，美国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复苏，被前任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拉詹称为“失业型复苏”，尚属有力的增长却无法提供足够的就业。
创新经济本身的超额利润仍然存在，西方国家的经济从宏观数据上看仍然很漂亮，但是仔细看其内部的分配结构，会发现社会的贫富分化正在拉大。据统计，排在美国前1%家庭的收入占当年国民总收入的比例，在1976到2007年间，从8.9%上升到23.5%。<span class="mark" title="转引自［美］拉古拉迈·拉詹《断层线：全球经济潜在的危机》，刘念、蒋宗强、孙倩译，中信出版社，2011年，第9页。 西">方社会的精英阶层在全球化过程当中，继续大量获益，通过在全球寻找工业生产的成本洼地，本土的创新经济源源不断地获得动力；而草根阶层无法参与到这种财富的分配当中去，甚至不断地有受损感。可以说，这一轮创新所带来的社会不均衡，大不同于以往的几次创新，它大概很难通过衍生出来的产业拉动的方式，在西方国家内部通过经济途径完成财富分配上的再均衡。
既然经济手段不奏效，政治手段就会被提上台面，以对冲掉经济过程所带来的问题。这在历史上也不是第一次了。波兰尼在《大转型》一书中曾谈到过，工业革命之际，西方国家的保守力量如何通过政治和社会手段来对抗工业经济所带来的社会失衡问题。可以说，正是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在19世纪的共同作用，才有了我们后来所看到的欧洲发展；自由主义发展经济，保守主义保护社会，两者保持着恰当的均衡，现代政治当中的“权利”才得其正。但两种“主义”得以良性均衡，以经济发展在本国有普惠性为前提，当下这一次创新经济的问题，其普惠性不发生在本国，于是政治对冲手段的结果便走上了一条扭曲化的路径。这是2007年以来的金融危机的世界经济背景。
美国的政治对冲经济的过程典型地呈现了这种扭曲性。克林顿和小布什政府为了让本国低收入者的处境看起来不那么糟糕，努力推动“居者有其屋”的政策。低收入者的信用资质不佳，政府便推动早在1930年代大危机时期就成立了的房利美、房地美等旨在帮助穷人获得住房抵押贷款的公司，帮助这些低收入者获得次级贷款；“两房”则将这些风险系数相对较高的次级贷款打包并证券化后出售，完成融资过程。由于“两房”发行的次级贷债券有联邦住房管理局的担保，相当于联邦政府对其做了隐性的政治背书，高风险的次级贷于是披上了一件低风险的外衣，吸引本国与外国的各种机构与投资者大规模购买，风险随之弥散。可以看到，政治的逻辑于此扭曲了市场的逻辑。出于改善底层民众状况的考虑（底层民众同时也是最重要的票仓，选举考虑与道德考量在这里混在了一块），政府做的隐性担保扭曲了次级贷债券的市场价格，不当地放大了风险。这里的风险还在于，整个融资机制都以美国的房地产价格处于上行曲线为前提，一旦房价下跌，整个融资机制便会破掉，这近乎是个庞氏骗局。实际上，不只美国，很多欧洲国家的政府也鼓励居民负债消费，发达国家的居民融资需求，通过复杂的金融衍生品操作，转化为一系列的债券售出。<span class="mark" title="欧洲还面临着更复杂的问题。欧元区的货币政策统一，而财政政策不统一，这里包含着严重的政策风险与道德风险，并使得欧元区内部逐渐产生严重的失衡。这些风险，叠加于欧洲购买“两房”债券的风险，再加上日趋老龄化的人口结构，其长期经济形势不被看好，终于让欧洲陷入比美国更加糟糕的经济危机。">
这些债券最重要的海外大买主便是世界头号外汇储备大国中国。中国依托全球产业格局变迁而获得经济崛起，这种经济逻辑意味着它必须是个出口导向型的经济体。很多其他新兴国家也是出口导向型的经济体，其成长依托于外部世界（主要是西方）的需求，但这些新兴国家规模相对较小，其出口容易被外部世界所吸收，不会引起严重的经济失衡；中国的经济规模则太过庞大，它的出口导向必定意味着外部世界会遭遇严重的经济失衡。为此，中国通过出口积累的外汇储备，其中部分不得不用来购买西方国家的债券，为其融资，以便使其对中国的出口拥有持续的消费能力。如此规模的外储流入债券市场，更加压低了西方国家的利率，使得美国的房价保持上行状态，欧洲的借贷消费看上去日子还不错。但是这进一步扭曲了那些债券的市场价格，风险被继续放大。积累在一块的风险最终爆发了，形成了一场世界性的经济危机。<span class="mark" title="2007年以来的经济危机，与中国崛起所导致的全球经济秩序失衡有着很深的关联。朱小平和拉詹的著作都对这种深层次的机理有过很精到的分析。参见朱小平《金融危机中的美国、中国与世界》，新星出版社，2009年；［美］拉古拉迈·拉詹：《断层线：全球经济潜在的危机》。拉詹在书中分析了导致金融危机的更复杂的三重“断层线”：第一重是美国国内政治的压力，战胜了为抑制金融膨胀而建立的制衡体系；第二重是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之间的贸易失衡；第三重是英美的合约基础上的透明、公平的金融体系，与其他国家不透明的金融体系之间的相互融资，导致了风险的传导，使得两种体系各自的内在防范机制失效。">
经济危机使得西方各国在内政层面尝试的政治对冲多半失败，在没有一个超国家的国际框架来对冲掉全球经济失衡的情况下，西方国家转向了在外交层面上的政治对冲，力图通过某种自我隔离来解决失衡困境。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在20世纪曾经是全球化大力推动者的西方国家，近期却陆续走上反全球化的路径，无论是英国退欧，还是美国特朗普上台，再及欧陆国家极右势力的抬头，都是例证；而中国等出口导向型的新兴国家，则成为全球化的大力疾呼者。这在十几年前都是完全无法想象的。
<span class="bold">三、“不可能三角”与世界秩序
<span class="bold">1.“不可能三角”的逻辑
西方国家力图在深度全球化的背景下，通过国家政治手段来对冲经济问题，过程中的一系列政策变迁与纠结，正反映了一种“不可能三角”的逻辑。
“不可能三角”先是在货币理论方面被人讨论。克鲁格曼在蒙代尔模型的基础上提出：“宏观经济管理者们有三个目标。他们需要灵活的货币政策，以应付经济衰退和通货膨胀的威胁。他们需要稳定的汇率，使商业活动不至于面对太多的不确定性。他们还需要让国际商业活动自由进行，特别是让人们自由地买卖货币，以维持私有经济的精髓。……各国不可能同时达到上述三个目标，它们最多可以达到两个目标。”<span class="mark" title="［美］保罗·克鲁格曼：《萧条经济学的回归》，朱文晖、王玉清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48页。">也就是说，资本自由流动、汇率稳定和货币政策独立性这三个目标不可能同时达成。罗德里克则将其适用范围进一步拓展，提出了世界经济在政治上难以三全其美：“我们不能在拥有超级全球化的同时拥有民主制度和国家自主权。我们最多能在三者中取其二。如果我们想要超级全球化和民主制度，我们就要放弃国家主权。如果我们想要保住国家主权，也想要超级全球化，我们就必须放弃民主制度。如果我们想要将民主制度和国家主权结合在一起，我们就要和超级全球化说再见。”<span class="mark" title="［美］丹尼·罗德里克《全球化的悖论》，廖丽华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67页。张笑宇博士在与笔者就罗德里克此书进行的讨论中，将“不可能三角”做了另一种表达：资本自由流动、主权国家能力、阶级矛盾，这三个目标，除非在一个普遍帝国体制之下，否则只能同时解决其中两个。这种表达与罗德里克异曲同工。">
这两种“不可能三角”的三条边，都可以归结为如下三种要素：内部秩序或说特殊性（货币政策独立性/民主政治），外部秩序或说普遍性（资本自由流动/超级全球化），内外关系或说内外界面（汇率/国家主权）。内部秩序的基础是国家政治结构，外部秩序的基础是世界市场，内外关系则呈现为政治行为的经济效应，或者说经济活动的政治约束。全球化以世界市场为单位来形成资本的流动，资本的自由流动/超级全球化对国家内部不同群体的影响是不一样的，会影响到国家内部的财富分配情况。民主制度下选民会要求调整分配，结果势必要以国家政治的手段来反制全球化；如果不愿放弃全球化，则势必要以国家政治的手段来压制民主诉求。政治秩序的单位（国家）与经济秩序的单位（世界市场）天然地不一致，于是人们在这三种要素中只能同时选择其中的两个，另一个只能听任其发展。因为任何一个要素的调整，都会影响到其他要素的均衡关系，它会在第三要素方面产生非预期后果。“不可能三角”因此也呈现出经济与政治的深刻内在关联。
要同时有效调控这三个要素，除非是建立起一个普遍帝国秩序，政治与经济的单位合一化，届时也就无所谓内部秩序、外部秩序之别了，但这在可预见的未来根本是不可能的，并且很可能是不可欲的。罗德里克谈到，普遍帝国的方案（他称之为“全球性治理”）是选择民主制度和超级全球化而放弃国家主权，但其合理性很成疑问。因为世界各国的不同点太多了，很难把一套共同的规则硬套到它们头上，即便这一规则是由民主方案产生的；为了在民主过程中获得正当性，全球性治理只能是一种大家都能同意的最低标准，这种标准在事实上是不可能有行动能力的，也就意味着不会再有人负起治理的责任。<span class="mark" title="参见［美］丹尼·罗德里克《全球化的悖论》，第169页。 而现代复杂社会，是不可能脱离治理而存在的。">
所以，“不可能三角”提示着人们，人类的政治努力（国家）面对普遍的自生秩序（市场）必须有所节制，知道主动的政治行为的极限何在，否则便是封闭了任何秩序的可能性；想要同时达到三个要素的努力，不是理性的勇气，而是意识形态的狂妄。政策乃至国家基本战略的制定，在这个意义上就会体现为，决定在这三个要素当中选择调控哪两个要素的组合，而坦诚地接受第三个要素的意料外后果。政策乃至国家基本战略的调整，会体现为对选定组合的调整，这可能是重构组合，也可能是重新设定选定要素的政策权重，以寻找政治的集中秩序与市场的自生秩序之间新的均衡关系。现实的政治实践中没有哪个要素的逻辑将被贯彻到极致，相反人们政治博弈的过程会决定某要素的逻辑会被推进到多远，这就是要素的政策权重。
在这样一种背景下，现实能够成立与运行的世界秩序，应该是有一套超越于各国之上的普遍规则框架，因为在各国经济都已融入世界市场、没有谁能自外于此的情况下，超国家治理是必需的；普遍规则的执行力则基于若干超大规模国家的支持，因为国家才是拥有国际行动能力的真实载体；超国家规则框架的内容，会随着诸国（尤其是大国）基于内政需求所做的政策调整，而缓慢演化。这是一种有限全球化，它既有着对于普遍规则的追求，又承认普遍规则本身的有限性；它有着对于国家主权的接受，承认国家主权的正当性来源于内政的民主性，又要求对国家主权形成某种超越；至于这种超越的具体意涵，也会在具体的历史过程中被缓慢地演化出来，它必须面向未来开放，为世界提供更多的可能性空间。
主权不被承认，则世界秩序将落入虚妄；主权被过度强调，世界秩序也将落入虚妄。“不可能三角”中的三种要素都是理想型，真实的历史则是这几种理想型要素的妥协。罗德里克称此为一个轻量级的全球化，认为这会将布雷顿森林体系（他称之为“布雷顿妥协”）以某种方式再现。
<span class="bold">2.凯恩斯的预言
布雷顿森林体系这种国际治理模式的最初构想，来自凯恩斯对巴黎和会的反思，重温这段历史对我们理解当下会大有帮助。
凯恩斯曾作为英国财政部的首席代表参加巴黎和会，在会议中途他知道了几大强国的巨头们决定让德国承担巨额战争赔款。他清晰地看到，这样的决定将给欧洲带来一种黯淡、可怕的前景，便决定“逃离这场噩梦”，中途离会。和会后不久，他完成了一本重要的小册子《和约的经济后果》。
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英国主导下的世界秩序逐渐走入了深刻的全球化。到一战前，整个欧洲再加上美国，已经形成一个巨大的共同经济区，各国在经济层面上有着极其深刻的相互依赖，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因此凯恩斯指出，《凡尔赛和约》通过巨额赔款从经济上彻底毁灭德国的企图，将导致整个西方世界的经济遭受重创。此外，该条约还包含着深刻的自相矛盾。如果希望德国支付赔款，则必须容许它大规模出口以便获得支付能力；但是德国的大规模出口所挤占的正是战胜国的市场份额，德国越有赔款支付能力，战胜国受到的市场冲击就越强，到德国赔款支付完毕之日，也就是战胜国灭顶之时。那么，战胜国只能寄望于德国没有出口能力，但这就不可能获得赔款，对巨额赔款的要求，便只剩下对于德国的羞辱，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如此缠杂不清自相矛盾的和约，不可能带来和平，而只会带来新的战争，带来西方文明世界的倾覆。凯恩斯在小册子中的可怕预言，为随后二十年的历史所证实。
为何和会上的巨头们看不清凯恩斯所预言的这些前景？在协约国彼此之间的三角战债的压力因素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各国因为内政的变化而对“不可能三角”当中诸要素的权重做了巨大调整。在这一场全球化刚刚开始推动之际，欧洲国家都还不是民主国家，全球化对各国社会所带来的冲击，会在诸国政府的对内政治压制下被承受过去；但这种压制不是无限度的，随着工业化的展开，工人阶级对经济，从而对政治与社会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各国陆续走上了民主化的道路。对于民主制度以及国家主权的过度强调，只能以牺牲全球化为代价。大众政治大大压缩了政治领袖们在国际舞台上的转圜空间，也压缩了他们的秩序想象的视野。
凯恩斯如此评述战胜国四强的首脑：“战后赔款是他们在经济领域的主要议题，而他们把赔款作为一个神学问题、政治议题和选举手段来解决，他们从各种角度来看待这一议题，但是恰恰漏掉了他们所掌握的各国经济未来这一角度。”<span class="mark" title="［英］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和约的经济后果》，张军、贾晓屹译，华夏出版社，2008年，第158页。"> 作为神学问题的赔款问题，实际上就是大众政治下民族利益至高无上的另一种表达；全球化被牺牲，意味着经济被牺牲，但已经没有哪个国家的经济能够脱离于世界市场运转。故而新的政策偏向必会受制于“不可能三角”的逻辑，将令各国的民主政治反噬自身，最终导向新的战争。
和约蕴含着可怕的前景，人们却犹然不觉。为了克服和约带来的危险后果，凯恩斯提出一系列补救办法。他提议，应该提高国联的作用，在其框架下成立一系列超国家的机制。赔款委员会应当取消，如果仍有职责需要它来执行，则应放到国联下面作为其附属机构存在，其中应该包括德国和中立国家的代表，从而，德国赔款对于欧洲总体经济所可能带来的影响，可以在一个超国家的机制中获得考虑，这是赔款不至于拖垮欧洲乃至世界经济的一个前提。还应该成立一个协调欧洲内部煤炭和钢铁生产的委员会，也置于国联框架之下，欧陆国家以此协调自己的工业运行。凯恩斯又提议应当在国联框架下成立一个自由贸易联盟，联盟的国家不能对其他联盟成员的产品征收任何保护性关税，以此使得国际贸易秩序运行在一个超国家的普遍规则架构下。要做到这一切，还要使饱受战争折磨、储备严重不足的欧洲国家能够从沉重的战争债务中摆脱出来。为此，凯恩斯建议协约国之间应该完全取消债务，相应地，美国也应该取消协约国所欠的债务，以使协约国糟糕的财务状况能够得到喘息机会。从商业角度来说，借贷当然应该追讨；但英美不应将战债视作一种商业贷款，而应看到其政治性，故而放弃追讨并不伤害商业正义。在此之外，还应成立一个提供国际贷款的机制，欧洲所有交战国，无论是否曾经敌对，都应同样地有机会从这里获得购买外国产品的信用。相应地，还要有一个国际保证基金，以此来整顿各国的通货，稳定汇率。<span class="mark" title="［英］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和约的经济后果》，第184—199页。">
这一系列政策建议，相当于提前二十余年勾勒出了类似于马歇尔计划，欧洲煤钢共同体，以及关贸总协定、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三大国际经济组织的原型。通过三大国际经济组织和欧洲煤钢委员会，来为超国家的经济治理寻找到一种政治安排；通过美英两国免除战债，来换取其在国际经济组织当中的影响力，成为全球治理的执行力所在。凯恩斯拥有一种超越国家政治的普遍视野，又将其构想的普遍秩序落实在主权国家的框架上，以回应民主政治的要求。在凯恩斯后来对央行货币政策和对就业问题的关注中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到这种内政考虑，他所构想的是一个以主权国家的多元共存为基础，诸国融洽于一个共生秩序当中的结构；各国之间有着共享的国际规则空间，但也有各自独立的政治空间，从而，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不是一个无缝平滑过渡的连续空间结构，而是一个“断点连续”的空间结构。<span class="mark" title="凯恩斯对不考虑国家内政问题的经济学主张批判道：“当经济学者们在一如既往地颂扬既存的国际经济体制，说它能提供国际分工的果实，同时又能调和各国的利益时，他们掩盖了一个不那么美好的作用。常识和对实际事物的正确理解使政治家们相信，如果一个在传统上为富裕的国家忽视市场的争夺，那么，它的繁荣会衰落并以失败告终。但如果各国都能学习到用国内政策来为它们自己维持充分就业（而且，我们还必须加上一句，如果它们也能使它们的人口趋向保持均衡），那么，就不会存在重要的经济原因来使一国的利益和它邻国的利益相对立。在如此的条件下，仍然存在着正当的国际分工和国际借贷活动的余地。”（［英］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高鸿业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395页。）通过以国家为单位的财政、货币政策，各国都能创造充分就业的话，国际的和平便能得以维系，国际的贸易和金融也都会顺利展开。">对于“不可能三角”的三条边，凯恩斯都呈现出一种恰如其分的分寸感。可惜，当时的世界仍然沉浸在民主政治与国家政治的喧嚣当中，无人真正理睬凯恩斯的这些建议，它们要到二战后才为人们所重视。
拉詹曾回顾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国际经济秩序，魏玛德国在1920年代从国外大量举债以维持国内的消费繁荣，缓解困扰本国的潜在社会矛盾；如果没有美国借债让德国保持经济活力，德国的社会和政治不稳定可能造成威胁整个欧洲的严重问题。但是美国和德国之间金融关系的政治基础十分脆弱，因为两国都没有为这种资本流动的潜在政治含义做好准备。美国不愿意为德国商品提供一个开放的市场，而德国商品出口正是德国偿还债务的手段。同时，美国并没有采取任何政府措施来缓解德国在经济上的困境，德国不愿意也不能够做出偿还债务所必需的牺牲。在没有凯恩斯所设想的国际治理机制的情况下，各国受制于民族主义激情，在正常时期的合作基础都很脆弱，在危机时期更走向一种以邻为壑的政策，世界最终跌入可怕的深渊。
在国际秩序当中，经济与政治是紧密联系在一块的，经济行为从来都有深刻的政治含义，政治决策亦有深远的经济后果。“不可能三角”要求国家在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中的抉择必须保持有节制的分寸感，一种超国家的政治经济治理秩序也因此而成为必须。对大国在这方面的要求会尤其高，因为一方面，大国是国际治理之所以获得行动能力的基础，另一方面，大国因其政治经济体量巨大，在这种普遍治理当中的利益相关度也是最高的。
中国的经济崛起所带来的世界秩序失衡，已经造成了深刻的“断层线”（拉詹语）。既有的国际治理框架都是基于旧有的国际政治经济结构而形成的，已经无法有效应对深刻变化了的当下；而中国有时倾向于从民族主义的角度出发来理解问题，无法恰当地理解自己的崛起，以及自己与世界的关系、自己的世界责任。
倘若人们不能识别出经济失衡背后所蕴含的深刻政治影响，则世界秩序会再度陷入危险境地当中。拉詹回顾美、德当年的悲剧，是为了警醒当下。在他看来，消费着中国产品输出的诸多国家，通过向中国融资来获得消费力，但这种经济过程背后并没有稳定的政治基础，以便治理在此过程中形成的失衡，以至于国际社会在经济上丧失对中国产品的购买能力之前，可能会先丧失掉对中国出口的政治容忍度。目前的全球需求模式在金融和环境上不可持续，而由于对长远问题的思考不足，各国的国内政策眼下又难以改变，世界正被夹在这中间，左右为难。<span class="mark" title="参见［美］拉古拉迈·拉詹《断层线：全球经济潜在的危机》，第263—2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