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 class="j-chapter section" data-paragraphid="6ca2243267a548bdbca2300dea4f486b_5">第一节 世界市场背景下的诸多新要素</h3>
<span class="bold">一、外生的技术进步与新经济要素
<span class="bold">1.世界市场对中国经济的超越
在近代早期，中国无法再内生性地出现的技术进步与新经济要素乃至新的知识要素，从西方到来了。中国历史上前两次的技术进步与新经济要素，<span class="mark" title="分别参见本书第二章第三节第三小节、第三章第三节第五小节的相关讨论。">都是出现在帝国内部，帝国的集权秩序的主导者（也就是君主）有机会率先抓住这些新鲜要素，使得帝国内部的均衡点向集权秩序一方偏移；这一次的新鲜要素，却是出现在帝国外部，并且集权的力量永远没有机会把它内部化。换言之，中国在这个过程中加入了世界市场，从此中国经济的波动要受世界市场波动的深刻影响了，进而，帝国的财政能力与统治能力，都同样受到世界市场波动的影响。各个国家之间的战争，以及它们的相对经济实力变化、内政调整，等等，都会构成影响世界市场波动的变量，波动又会反作用于诸国内部，这个互动的过程是复杂而又立体多样的，超出任何单个国家的控制力之外。
对中国历史而言，这带来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在古代平民社会无人可与其抗衡的集权秩序，因为外部要素的注入，而获得了一种新的被均衡的可能性。从而，普遍理想对个体精神之普遍自觉的承诺，又获得了继续向前迈进的可能性，中国将踏上进入现代平民社会的路程。换句话说，实现现代转型，成为中国历史之精神现象学运动所内生的目标方向。这个目标方向的具体内容，也许在历史完全展开之前还说不清楚，但是大致可以说出它不是什么了——它不会是对于传统的简单延续，也不会是与现代的经济及法权秩序截然对立的。
<span class="bold">2.“内卷化”经济的困境与机遇
来自外部的技术进步与新经济要素，过程很复杂，本书不拟对其进行仔细分析，只从两个值得讨论的角度做一些要点性的触及。一是“内卷化”的中国经济，因加入世界市场而获得了突破的机会；再一是中国的货币供给受到世界市场和国际政治的影响，进而影响到中国经济的运转，导致了深远的政治与社会后果。中国的命运深深地嵌入在了国际贸易与国际金融这两个推动现代世界秩序演化的进程当中。
中国经济内卷化的根本原因是人口过剩，以至于劳动力成本降到极低，极大地压制了消费能力，百姓多半处于糊口经济状态。据赵冈、陈钟毅两位的研究，从南宋开始，由于人口密度过高，劳动力的价格便开始下降，最低收入水平远在两汉以及北宋水平之下。之后由于治乱变化，人口数量起伏，劳动力价格又有过变化，但再没有恢复到两汉时期的高水平。到了清朝乾隆年间，劳动力价格更是快速下降；进入嘉庆朝，劳动力的边际收入仅仅只够维生。<span class="mark" title="赵冈、陈钟毅：《中国经济制度史论》，第249—250页。">
在人口压力过大的情况下，城市里容纳不下的新增人口，遂都被农村吸收，农村中过剩劳动力都被用于农村家庭副业上。这反过来对于城市里手工业工场的生存造成严重威胁，只要是技术上可以由个别家庭为单位来生产的手工业产品——主要是在棉纺织领域——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机会成本近乎是零，城市里的手工业工场便没有任何竞争优势。城市手工业工场只有在那些受技术与经营规模所限，农村家庭副业无法生产的项目当中，才能存活。这样一种经济形式的演化，适合于对最大量人口的容纳，却以对技术进步的扼制为代价，陷入“低水平均衡”的陷阱而无法自拔。如何打破这个僵局呢？有两种途径。一是通过已经工业化的国家的生产技术与组织技术向中国的传入，基于现代技术而带来的超高生产效率，最终使得农村副业本身不再有利可图，逐渐缩小以致消失。二是参与到自由的国际贸易当中，由于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已经因人口过剩而被压到极低，其产品反倒在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力。所以，“过剩人口，对于一个封闭的社会是绝对不利的，但对于一个开放的经济则是相对有利的”<span class="mark" title="赵冈、陈钟毅：《中国经济制度史论》，第13页。">。
这样一种观察从一个角度说明，中国问题，只有在世界框架下才能有解。而这样一个解的出现，正因为中国的超大规模体量，使得它在加入世界市场之后，得以有机会反过来重新定义世界市场——无论在积极还是消极的意义上——并因此进一步改变着世界市场中其他国家所面对的外部约束条件。这样一种历史过程，从晚清的时候便已开始，在今天变得尤其明显。
<span class="bold">3.国际货币秩序
前文已经述及，16世纪中期，美洲及日本的白银流入大明，使得大明朝的经济获得了发展，嗣后的财政改革也有了基础。但是，在欧洲发生三十年战争之际，白银的国际流动受到影响，导致了明朝末年的经济大萧条。进入清代，白银流入又逐渐恢复了，尤其是18世纪，中国与世界的贸易让白银大量流入，经济一片繁荣景象。在17—18世纪，日本是中国主要的白银来源地，占到3/4。但是从1775年开始，日本禁止白银大规模出口，主要自用，之后中国的白银遂主要来自美洲。但是不久，发生了法国大革命，西班牙受到剧烈冲击，无法再维持美洲银矿业发展，嗣后又发生拉美独立运动，以致从1790年开始到1830年代间，世界金银产量减少了大约50%，于是白银流入中国的数量也骤然减少。这使得中国从1808—1856年间遭遇到了严重的白银短缺，银贵铜贱的问题再次出现，一度白银与铜钱的兑换比率上升为此前的近三倍。这就再次引发了类似明末的问题，出现了全国性的经济萧条。百姓卖粮一般获得铜钱，再依照市价兑换成白银来交税，税额却是依照此前的官定银铜比价来计算，相当于大幅增税，生活极度困苦；给一般士兵的兵饷，同样是依照旧有官价计算的银两数来发放对应的铜钱，这意味着士兵的收入也大幅下降，军心也因此涣散。整个过程中，鸦片的流入不是中国白银净流出的根本原因，世界白银供给的骤然减少导致中国白银流入的急剧减少，才是根本原因。<span class="mark" title="参见林满红《银线：19世纪的世界与中国》。该书对这一段历史的数据分析非常精到。">
帝国对于白银严重短缺的情况很敏感，将其归因于鸦片的大规模流入的强烈反应，遂发动了禁烟运动，并引发鸦片战争。战争的结果是，除割地赔款之外，还要将外贸秩序从广州作为唯一的外贸港口改为五口通商。当时大清主要的外贸商品是茶叶、生丝、瓷器、漆器等，产地在江南、两湖、福建等地。在一口通商的时候，出口品需要千里迢迢运往广州，南岭以南以北皆可通过水路运输，最困难的属翻越南岭的一段路途，因此养活了一大批广西籍搬运工。五口通商之后，出口品可以就近从上海、宁波、福州、厦门等地出洋，于是广西籍搬运工失业了。祸不单行，适逢银贵钱贱的经济压力，再及人口已经膨胀到临界点，这成了太平天国起义爆发的诱因。起义在很短的时间内席卷了受到这种经济压力最严重的长江中下游地区。
但1856年之后，随着加州和澳洲一些矿藏的发现，以及拉丁美洲秩序的恢复，世界贵金属产量恢复了，白银又开始较多地流入大清，以致虽然此后几十年间鸦片进口数量大于鸦片战争之前，大清却有着持续的白银净流入。这极大地缓解了大清的财政压力，并且让经济开始恢复景气。于是，帝国重新获得了镇压太平天国的能力，恢复景气的经济也淡化了民间对于天国的支持，大清才得以绝处逢生。
再之后，西方国家陆续开始实行金本位，主动储备黄金，世界市场上白银的供给开始过剩，白银便更大量地流入银本位的大清，带来了大清经济的繁荣。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一方面大清更加开放了经济，国际贸易规模进一步加大，同时英国人开始主导大清的海关，关税征收效率大幅提升，大清的财政状况极大改善。而由于黄金相对于白银比价不断上升，相当于大清货币在不断贬值，一方面刺激出口，另一方面使得西方国家到大清来投资变得相当有利可图，所有这一切的合力，方使得洋务运动欣欣向荣地搞了起来。
这个过程中，东邻的日本由于其白银供给可以自行掌控，所以经济活动未受国际贵金属市场的严重影响。但是，它发现自己无法与经济复苏的大清在海外贸易方面竞争。江户时代在长崎控制出岛贸易的海外中国商人，是数世纪以来所形成的环中国海庞大华人移民网络的一部分，在相当程度上垄断了进入中国市场以及南洋市场的路径。日本商人完全无法与其进行竞争，它力图扩大与大清的商业关系这一尝试不断失败，最终日本不得不选择工业化的道路，以便和大清形成差异化竞争。<span class="mark" title="［日］滨下武志：《中国、东亚与全球经济：区域和历史的视角》，王玉茹、赵劲松、张玮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30—31页。"> 而大清则陶醉在其拥有高度比较优势的茶叶和生丝产业的发展。这使得近代的中日两国逐渐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从这几个简单的例子当中可以看到，大清的经济活动已经完全地成为世界市场的一部分了。而国家的财政依托于经济，政策执行能力则依托于财政。这种连锁逻辑，使得脱离开世界市场与世界政治来讨论大清的问题，变得极为隔靴搔痒。
<span class="bold">二、新的知识与新的人才
<span class="bold">1.新的秩序观与对新机构的需求
1840年的鸦片战争通常被视作中国近代历史的开端，但实际上，当时的中国并未因为此战而睁眼看世界，战争仍然被放置在传统的秩序观念下来理解。大清曾本能地将东南海疆问题与西北边疆问题做近似处理，这从其用人可以看出来。比如，出身宗室的奕经，西征喀什噶尔回来不久，就被派去宁波打鸦片战争；在喀什噶尔生擒和卓张格尔的将军杨芳，比奕经更早地被派赴广州抵御英人；林则徐在两广总督任上失败，则被贬赴伊犁充军，嗣后太平天国在广西起事，林则徐又从西北被调回东南。在这种视野下，海洋与陆地的区别是不存在的，西洋、南洋与中亚的区别也是不存在的；英夷不过是需要被怀柔的远人，夷狄不知礼义，唯利是图，朝廷赐其通商权利是怀柔的需要，而无法有效处理夷狄事务的封疆大吏则应接受惩罚。
这样一种对于世界秩序的想象，使得大清无法真正理解《南京条约》的意涵，也没打算拿它当回事，更无法理解英法所提出的修约要求。英法则无法理解大清的天下-帝国观念，无法理解大清的关切。<span class="mark" title="这样一种争执实际上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就已发生。一个象征性的事件是，英国在赢得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最先摆在中英谈判桌上的要求之一就是禁止清政府在官方用语中使用“夷”这个字，以及其他若干用于表示对手方的贬低性字词也不得使用。若干年后中英签订《天津条约》，这一条被英国人成功写进了条约当中。英国与大清的相关争论，参见［美］刘禾《帝国的话语政治：从近代中西冲突看现代世界秩序的形成》，杨立华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38—73页。">这直接引发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皇帝避居承德，北京沦陷；在各种彼此不理解当中，战争成了解决争议的终极手段。
战后的和谈进程却让大清官员大开眼界。在历史上，国都沦丧很多时候就意味着亡国之祸。但是未料英法两国并不以灭亡大清为目的，只是希望通过武力压服大清，使其不得不接受英法所主张的规则秩序；一旦依照他们的要求签订了条约，两国居然会依约退兵。两国的军队在圆明园确实发生了抢劫活动，但是抢劫本身居然也是有规则的。<span class="mark" title="英国当局在处理军事抢掠及对军队秩序和纪律构成威胁这一问题上有着丰富经验，从这些经验中产生出一系列的议会法和军队法，构建了一整套将劫掠品转化为合法的征服成果的程序。这些法律的基本观念是：如果不许诺对抢掠品进行平均分配，军队就会变成没有纪律约束的乌合之众；为了能够平均分配，抢掠品本身又必须化作可被分配的合法财产，于是需要有一整套的规则将抢掠品从法律之外的状态纳入法律状态。规则可以把劫掠过程所带来的破坏性欲望，转化为与法律、私有财产和有序商业构成的道德秩序相吻合的活动。到第二次鸦片战争时，这些规则已经积淀在英国士兵的行为中。从受害者角度而言，这些规则并不能使得劫掠行为正当化；但从另一角度来说，这些规则孕育着新秩序的出现，因此是值得人们（包括受害者在内）认真对待与思考的。关于这一系列规则及其具体表现，参见［美］何伟亚《英国的课业：19世纪中国的帝国主义教程》，刘天路、邓红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70—78页。">一种闻所未闻的国际条约体系从此进入了大清官员的视野当中。“从前被认为是屈辱的条约现在变成了一种用来确定最大让步底线的有用工具，超过这条底线，中国就不予同意，而洋人在法律上也不得逾越这条底线。”<span class="mark" title="［美］徐中约：《中国近代史》上册，计秋枫、朱庆葆译，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49页。"> 洋务从此成为大清用以应对世界、重构自身的必须。
为了应对洋务，传统的军机处加六部、理藩院的制度架构完全不敷使用，一系列新机构必须要设立了。先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它与礼部、理藩院等过往处理帝国与外部关系的机构有着一些根本差异。礼部用来处理周边的朝贡国与帝国的关系，理藩院则是大清的独有机构，历史上可以类比的只有大元的宣政院，是用来处理帝国与内亚地区蒙藏等诸多藩部的关系的，对俄罗斯关系也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被放置在理藩院下面来处理，与西洋诸国的关系原本也是由这两部门来管理的。礼部和理藩院的一个基本原则，便是作为天下共主的帝国与其他的附属国家乃至蛮夷之间的上下等级关系；而总理衙门的基本原则，则是帝国与对手国之间完全平等的关系。一种双层外交秩序于是建立起来，大清与西方之间是条约体系下的平等关系，大清与周边藩属国是朝贡体系下的等级关系，藩属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原则上来说必须通过大清为中介。如此一来，一种被包裹在条约体系之中的“天下”秩序，仍可麻醉国人的想象，聊以自慰，大清仍是“天下共主”。直到甲午一役，将大清的“天下”秩序彻底打碎，麻醉性的臆想才被颠覆掉。
接下来是南洋大臣和北洋大臣的设立，这两位大臣分别由两江总督和直隶总督兼任，管理各自辖区内的口岸通商问题。即便是成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清皇帝仍然是在想法避免与外国使节直接接触，要在可能的范围内将外交事务还原为一种商务事务，这样就可以假装当年的广州一口通商的状态没有发生本质变化，洋人便无须进京面圣，只要在南洋大臣和北洋大臣的府衙当中便把问题解决了。如此一来，帝国的外交体系便转化为北京的总理衙门体系与主管通商的上海体系（取代了《南京条约》之前的广州体系）。帝国的外交事务开始破碎化。<span class="mark" title="参见［日］川岛真《中国近代外交的形成》，田建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48—153页。">
第三个重要的机构是海关总税务司。这是由太平天国时期上海租界内的西方商人自发组织起来的一个税收机构，在平乱后便转化为大清的一个官设机构，并雇用英国人赫德（早期曾是李泰国）担任总税务司。赫德工作极其认真负责，通过他的工作，帝国的财政状况极大地好转，带来了“同光中兴”所必需的物质基础。
第四个机构是同文馆。帝国官员意识到翻译能力对于办理洋务的重要性，以及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学习西方的技术和法律的需要。同文馆的设置正是为了达成这一目的。
<span class="bold">2.对于新知识的需求
洋务派官员们很快发现，西方人之所以有坚船利炮，是因为其背后还有一整套的知识体系，倘无此体系，即便有了坚船利炮也不会用。所以奕?、文祥奏请于同文馆增设天文算学馆。但是此一建议引起了保守派的强烈攻击，当世理学大师倭仁因此提出其著名的说法：“窃闻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
这样一种困境正反映了处在“伦理、官僚世界”的帝国困局。为了应对西方的压力，帝国必须提升自己的治理技术，其中就包括对新的知识体系的引入以及相应的人才培养；但是在没有完成政教分离的情况下，新的知识体系是很有可能与帝国既有的价值体系不相匹配的。任何这方面的改革，便都需要经受帝国的价值伦理的评判，而治理庞大帝国的官僚体系所必需的工具理性，在这样一种评判当中，就会遭遇到各种困境，以致欲图改革振奋却路途艰难。但绝不能因此而简单地将保守派视作阻碍进步的反动力量，因为保守派所忧虑的“权谋”对“礼义”的侵蚀，毫无疑问是一种现实的风险，北宋末年新旧党之争便是一次例证。在平民社会结构之下，由于社会的自我组织能力远远弱于封建社会和豪族社会，帝国以官僚体系为载体的集权秩序对于社会有着一种强大的压制力，倘无“礼义”作为心理堤防，以约束官僚和帝国的专权力量，则百姓只能接受自认刀俎鱼肉的悲惨命运。所以，保守派对于“礼义”与“人心”的强调，对于仍处“伦理、官僚世界”的帝国而言，是一种极为重要的社会保护机制。
但是，外部世界的威胁是一种现实存在，“礼义”“人心”对内多少能够约制政府对于社会的专权，对外却并不能带来抵御强敌的国家能力。帝国因此走入一种困境，倘若不引入新知识，可能会亡国；倘若引入新知识，则可能会亡政。而一旦亡政，散沙状的社会将欠缺自我组织能力，则帝国失去了凝聚核，也有可能会亡国。晚清的改革就在这样一种两难困境中艰难跋涉，以至于在科举当中特设一洋务科的主张，在1840年代即有人提出，但是到1880年代仍未获实行。
经常被用来与大清做对照的日本，实际上它所面临的问题要比大清简单得多。从东亚世界的秩序想象来说，大清是个普遍帝国，它必须以对普遍理想的担纲为其存在的终极正当性基础，可以说它正是通过伦理才能识别出自身。普遍理想体现在礼义人心当中，而科举则是伦理帝国之自我再生产的必要途径，倘不能对开设的新科给出一种恰当的伦理性安顿，而只是用事功性的理由来解释的话，则势必会伤害到帝国所依凭的“伦理”，动摇国本。而日本则不需通过普遍理想的伦理便能识别出自身，过度强调该伦理反倒会让日本迷失自身。德川幕府时期的国学派代表人物本居宣长，便曾强调日语的“音”高于书写出来的“汉字”，认为有一个没有受过中国污染的“大和语言”和“大和心”，主张日本需要重新发现这个没受过“汉意”阴霾的日本。<span class="mark" title="参见蔡孟翰《从宗族到民族：“东亚民族主义”的形成与原理》，载《思想史》第4期，第108页。">
对于普遍帝国来说，其自我认同的核心识别标准是其“形式”——亦即其伦理道德、礼义人心——任何“质料”都是从属于“形式”的，只要形式不受伤害，则质料的变更并无所谓，所以，统治者的血统并不是其统治资格的限制条件。相应地，任何变革也都不能触及帝国的伦理形式部分，这并不会因为统治者不是满洲人便有区别，否则无法理解晚明的种种政策昏招。而对于接受帝国文化辐射的周边国家来说，为了让自己能够从精神上摆脱帝国的文化压力，获得主体性，便必须反过来强调“质料”是优先于“形式”的，其本身的质料特殊性是其自我认同的核心识别标准，在质料不受改变的前提下，则形式的变更并无所谓。所以，日本可以迅速地转向西方的知识体系与政治方案，大清的改革却窒碍难行。
普遍帝国要突破这样一种两难困境，唯有从“伦理、官僚世界”进入到“政治世界”，将帝国的自我身份与伦理剥离开，实现政教分离，否则必定无解。这需要有一种根本上的精神转型，是中国历史中从未有过的一种政治观念上的“哥白尼革命”，此种精神转型将会非常痛苦、非常困难。但帝国所承载的普遍理想，其若欲成就自身，便必须经历这一过程。只有普遍理想摆脱了与政治的结合，摆脱了被建制化的命运，才能够自由地奔流，才能够真正地起到匡正世道人心之功，而不再是不断地被政治所异化。
进入“政治世界”，从根本上来说，国家的自我认同基础应该是，政治只处理与世俗相关的事务；道德抉择的问题具有属神性，应该将其交给个人来决断，国家承认每一个体作为道德主体的地位。但是一旦进入这一阶段，对于满洲人来说一个麻烦就出现了，因为这意味着统治者的血统不再是无关紧要之事。于是大清的转型就此进入到一个更加困难的境地，要同时处理多个彼此矛盾的任务；从事政治的人必须小心谨慎如履薄冰，对于各种危险都有清晰的理解方可。这样一种要求，对于大清的局中人来说，无疑太过高了，不仅仅是满洲统治者没有这种理解力，当时的各种精英也都还没有获得这样的理解力。这样一种理解力，必须在历史的痛苦磨炼当中，才能逐渐浮现出来，可以说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在路上。
<span class="bold">3.新人才的培养
洋务一开，人才便是重中之重。没有足够人才可用的情况下，大清只能雇用外国雇员代为办理洋务事宜。但外国雇员良莠不齐，其对大清的忠诚也并不总是靠得住的，所以大清开始陆续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
但留学生的身份问题是个麻烦，因为帝国公派留学是要补科举之不足，而科举制本为帝国的统治基础之自我再生产的过程。倘若留学生的身份与科举之间无法找到有效的兼容之制，则派遣留学反而会成为帝国的自我瓦解之举。所以一直到1905年废除科举之前，留学的人数始终很少。因其少，既有的秩序对其的吸收就并不困难；但也正因其少，则大清要办洋务又完全不敷使用。终于，经历庚子之变后，大清痛下决心废除了科举，学部又于1906年奏定《考验游学毕业生章程》，规定考试列最优等者，赐进士出身，考到优等及中等者，赐举人出身，并加以某学科字样。如此一来，留学生骤然增加。以留日学生为例，其人数在1905年之前每年仅千余人，1905年骤增至8000人，之后便过万并持续上升。<span class="mark" title="参见许纪霖、陈凯达主编《中国现代化史·第一卷 1800—1949》，学林出版社，2006年，第189页。">
这带来始料未及的后果。一方面，海外留学生逐渐有了新的视野，形成新的世界观，对于政治有了新的理解，这与帝国的旧视野很难兼容。另一方面，帝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准，无法为如此之多的留学生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而入仕的机会更是相对有限，前途的极大不确定性，使得与帝国日渐离心的情绪在留学生中传播开来，以致清政府发现，新式学堂里“学子合群，辄腾异说，相濡相染，流弊难防”，惊叹“育才之举，转为酿乱之阶”。<span class="mark" title="转引自许纪霖、陈凯达主编《中国现代化史·第一卷 1800—1949》，第189—190页。">
反观国内，旧式读书人因科举废除而丧失了进身之途，无处可去，遂也变为疏离于帝国的力量。在科举制下，普通百姓对于传统道德有敬畏，对于乡绅有信服，乡绅起着维系传统道德、联系乡村与帝国政府的功能。因科举的废除，这些功能逐渐不再有过去的效力；而新式学堂又只会设在城市，不会设在乡里，于是帝国基层乡村便没有了道德秩序的担纲者，乡村秩序陷入一种溃败状态。<span class="mark" title="萧功秦先生曾讨论过废除科举与清末社会进入游离态的关系。参见萧功秦《危机中的变革：清末现代化进程中的激进与保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226—240页。">
海外留学生对于帝国很疏离，但并未形成真正的关于“政治世界”的意识，多数人仍是在“伦理、官僚世界”的框架下思考问题，其对问题的理解，往往不过是帝国的镜像物。又兼清末民初留学生出国之际，早已完成国家建构的西方世界，其思想界和舆论界已经开始进入到对于资本主义与国家进行反思的阶段；中国与西方在各自所面对的问题上有着严重的代差，但当时的留学生并没有相应的鉴别能力。这在正面临着严峻的国家建构问题的中国，便会引发一系列并不切题的政治主张。这些主张使得中国急需完成的要务，看上去似乎反倒成了过时之物，也再一次扭曲了中国转型的路径。<span class="mark" title="清末民初的留学生，留学日、德、俄、英、美、法等不同国家的，其所受到影响的方向有较大差别，对于20世纪的中国历史的影响也各有不同。参见任剑涛《建国之惑：留学精英与现代政治的误解》，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
<span class="bold">三、大英帝国主导的新秩序
<span class="bold">1.英国的帝国逻辑
大清转型的外部约束条件便是英国所主导的国际条约体系，它在经济上表现为全球性的贸易与金融体系，在法权意义上表现为国际法体系，在安全意义上表现为大英帝国海军治下的海洋和平。这几个方面，实际上不仅仅是规定着大清的转型方向，相当程度上也规定着包括欧洲大陆国家在内的所有国家的转型方向，凡是逆其道而行的国家，多半都走不远。咨诸历史可以发现，英国（以及后来接续它的美国）构成了其他所有国家的外部约束条件；而法、德、俄等国，则没有办法约束别人，只能约束自己。几个大陆强国试图封锁英、美的时候，结果都是自我封锁；英、美反过来试图封锁它们的时候，则差不多变成了代表全世界对其进行封锁。这里的原因，是我们理解现代世界秩序以及理解中国近代转型的一个重要入口。
近代世界秩序的兴起，其最初的动力来源是欧洲推动的地理大发现和远洋贸易。在远洋贸易开展起来之前，欧洲处在一种封建割据的状态（有些类似于中国周代的状态），各封建领主彼此之间达成了一种力量均衡。封建邦国军事能力的规模取决于其财政能力的规模，而财政取决于其经济规模。在封建庄园经济是主要经济形态的时代，一个领主占有土地的规模便决定了其军事能力。由于诸领主占有的土地规模相去不远，领主间的均衡就比较容易达成，并且很难被打破。直到地理大发现、远洋贸易的发展，形成了世界市场，原先被隔离在天涯海角的那些力量，在经济意义上连为一体，远洋贸易商人不占有土地却同样能够积累起巨额财富。这种新的财富形式的出现，为领主一方带来了新的财政模式；新的财政模式催生了新的军事模式；新的军事模式，使得过去所有基于庄园经济的封建割据式的政治组织形式无法再生存，既有的均衡被全面打破，稳定而又停滞的中世纪欧洲陷入了严重的秩序混乱，从而推动了新的政治组织形式的出现。绝对主义君主击败了一直不肯老老实实奉其号令的附庸，近代国家在此过程中逐渐兴起；绝对主义国家的出现，又使得过去基于宗教所进行的政治正当性辩护开始失效，需要新的政治哲学的出现，而新的政治哲学所勾勒的价值秩序又可能进一步引导人们的行为取向。欧洲就在这样一个过程中逐渐地崛起为现代世界秩序的主导力量。<span class="mark" title="这是个极简略的叙述，笔者的相关思考受到一系列西方历史社会学研究的启发。诸如［英］佩里·安德森《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刘北城、龚晓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美］查尔斯·蒂利《强制、资本与欧洲国家（公元990—1992）》（魏洪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美］托马斯·埃特曼《利维坦的诞生：中世纪及现代欧洲早期的国家与政权建设》（郭台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意］杰奥瓦尼·阿瑞基《漫长的20世纪：金钱、权力与我们社会的根源》（姚乃强、严维明、韩振荣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阎克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等等。">
这样一个连锁的逻辑当中可以看到，世界市场构成了任何国家内政外交的外部约束条件，而世界市场本身是超脱于任何国家的控制力之外的。因为每个国家试图控制世界市场的努力，都会被其他国家以及非国家行为体的反应动作所扭曲，最终会均衡出一个事先谁也想不到的结果，从而构成所有国家内政外交的新的外部约束条件。所以，世界市场便是国家间关系的自生秩序的一个基本条件。
对于世界市场，无法控制，只能顺应，借势而为。但是由于世界市场本身始终是在动态变化的，如何借势，也不是能够事先规划得了的，任何规划本身都只不过构成世界市场当中的一个扰动变量而已。这就带来一个结果，想要在世界市场背景下主导世界秩序的国家，必须具备一个前提，即其内政与外交层面是高度打通的，这样才能使得外部世界的任何变化都能够比较迅速地反馈为内政层面的调整。或者说，所谓“借势”，并不是事先形成完整的规划，因为规划本身就会使得世界市场发生变化，从而令规划失效；而是其内政机制就像是漂浮在世界市场洋面上的一艘小船，放弃了“固定下来才安全”这样一种思维定式，其起伏高低与世界市场的波动同步，反倒能够驾驭大海。
英美之所以能够成为其他国家的约束条件，而不是反过来，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们的内政与外交是高度连通的，世界市场的波动能够最有效率地反映在其内外两个方面的政策调整上。可以说，英美的这种制度机制，使得其最擅长顺应未知的世界市场波动方向，以世界市场作为放大器来放大自己的政策效果，最终推波助澜地借势打势，成为其他国家的外部约束条件。
之所以只有英美能够做到这一点，在于其制度层面的普通法传统。如果将大陆法系的立法主导之法律过程称为“对法律的发明”的话，普通法系下司法主导之法律过程可以称为“对法律的发现”。大陆法系依据一些基本的价值理念为前提，通过严格的立法过程而将其外化为一套系统性的法权体系，并以此来规范具体的行为；初始的价值理念是将所有法律整合起来的核心要素，也是具体的行为获得判断的终极标准，对初始理念的抉择，便是该国制宪时刻的政治决断，是“对法律的发明”的开端，逻辑上来说，政治先于社会，法律是对社会行为的一种先在性的规定。普通法系则基于不断的司法过程，将各种案例整合为一套体系化的行为规则，而由于新案例仍在不断地涌现，司法过程需要将新案例与既有案例整合在同一套行为规则当中，法律便始终在发生缓慢的演化，这样法律是被发现的；由于案例可能来自任何微观个体行为，从而法律的形成过程实际上就是整个社会活动过程的一种规范化表达，除了被整合出来的既有行为规则，不预设其他条件以作为判断具体行为的标准，逻辑上来说，社会先于政治。<span class="mark" title="英国普通法宪政传统的这种独特性，是生活于大陆法系传统当中的国人非常难以体会到的，但这是理解英美政治乃至理解它们对世界秩序的主导能力的核心前提之一。关于英国普通法宪政传统，可参见［英］梅特兰《英格兰宪政史》，李红海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年；泮伟江《一个普通法的故事：英格兰政体的奥秘》，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李筠《英国国家建构论纲》，载《大观》第七辑，法律出版社，2011年。">
这样一种制度特征，使得大英帝国的扩张，首先并不是国家行为，而是社会行为。在大航海时代，各种各样的英国商人、冒险家等都到海外去冒险，遍布世界的英国商人，通过其贸易过程带动着英国法律的对外扩展。这种法律的扩展并不是基于暴力的推广，而是英国商人与异域商人可以遵循各自的法律习惯来界定产权和行为规则，同时他们还会磨合出一个超越于彼此之上、更具普遍性的行为规则，使得双方虽然遵守着两种不同的法律体系，却可以有互动的规则基础。这样一种更高的行为规则体系，在司法过程当中也会逐渐被整合为普通法的一部分。普通法在这里就呈现出两个层次，一个层次是英国人自己的法律，另一个层次是超越于各方之上的更具普遍性的程序规则，它具有极强的扩展性——是扩展性，而不是扩张性。于是，英国的法律随着商人不断往外走而不断地演化。
英国商人在海外逐渐形成的这些利益，拓展出来的贸易空间，通常是由商人自治团体自力保护的，他们也不愿意国家在里面插手。直到自治团体的自力保护无力为继了，他们才会转向国家要求其出面提供保护，也就是要求国家派遣军队。但军队的出动需要得到英国议会的批准，而议会是各种各样不同利益团体进行辩论博弈的场所，海外商人必须参与到这种辩论过程当中，游说议会投票支持自己的利益。国家可以对外投放的资源是相对有限的，只有在海外有足够大利益的商人群体，才会动用足够多的资源来游说议会支持自己的主张。一旦游说成功，此一海外利益就会被界定为国家利益，国家就会派遣军队进行保护；游说不成功，则该商人群体在海外还是自生自灭。被派出的英国军队，并不是要来强迫对手方接受它的意志，而是用来保证当初达成的共同行为规则获得遵守；倘若对手方拒绝遵守，则军队会强迫其遵守。这一系列共同行为规则是在贸易过程当中逐渐形成的，而现代世界的贸易首要依靠的是海路，统治着海洋的大英帝国海军，就此成为演化中的世界普遍贸易规则的执行人。
英国的国家行为在这里也呈现出两个层次：一个层次是国家层面的行为，英国作为世界秩序当中的博弈者之一在活动，这更多的是通过行政部门的行为而呈现出来；另一个层次是世界层面的行为，外在于任何国家的世界秩序，通过英国作为执行人而活动，这更多的是通过英国议会内的博弈辩论过程而呈现出来。利益遍布全球的行为者是议会辩论中的博弈主体，英国行政部门在此作为博弈主体之一，参与争夺有限的财政拨款。因此可以说，英国法律跟着商人到来，军队又跟着法律到来，大英帝国就是以这种方式无规划地、追随着国民遍及世界的冒险活动而逐渐成长起来的。所以英国历史学家西利在其《英格兰的扩张》一书中提到过一个很深刻的说法：英格兰是心不在焉地获得了一个帝国。<span class="mark" title="See J. R. Seeley, The Expansion of England ,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1.">
究竟世界市场的机会在哪里，其波动方向可能是什么，没有谁能够预先判断出来，但是在无数商人的冒险活动中，它会被逐渐发现出来，于是，通过议会辩论过程，具体商人的利益会被整合为国家利益，或者被抛弃。区别于大陆法系的国家，国家利益在英国/美国这里不是事先被定义出来的，而是在其无数微观个体的活动、博弈当中，逐渐被发现出来的，并且仍在继续不断地调整、演化。而调整与演化的方向，也无法事先判断，还是只能在微观个体的活动过程当中逐渐被发现。由于微观个体的活动舞台既在国内，同样也在全世界，而他们都要到议会中参与同一个辩论过程，于是，英国/美国的内政与外交便获得了最佳的连通性，世界秩序在某种意义上不过是它们内政的一个外化。从而，它们便成了其他一切国家的外部约束条件。
再一次地，普通法传统成为英国/美国能够做到这一点的根本原因。普通法意味着其政治始终是诸多具体的个别利益的聚合过程，而不是一种抽象的价值理想的外化过程；大陆法系的政治逻辑则刚好相反。普通法是中世纪欧洲诸邦国普遍拥有的，但在近代早期，英国与欧陆国家走上了分岔路，只有英国的普通法仍然得以留存，欧陆国家则走上了成文法路径。根本原因在于，欧陆国家所面临的安全环境，逼迫着其必须建设强大的陆军，而陆军建设起来之后，有着对外与对内的双重效用，国家内部不愿乖乖听话的利益群体，便无法再抗拒君主的压力，君主遂得以将政治转化为立法主导的过程。而英国作为岛国，没有建设强大陆军的需求，君主便无力压制国内的诸多利益群体，使得其政治仍然保持着中世纪留传下来的特征，即作为个别利益的聚合过程。
于是，我们可以进一步说，因其地缘环境，大陆国家很难成为世界市场的引导者，而只能作为参与者。现代世界秩序以世界市场作为基本动力机制，其霸主历史地落在了英国和后来的美国身上；而这个霸主的行为特征在于，它不是作为世界秩序的立法者，而是作为世界秩序的司法者存在，其对外的暴力行为，除了诸如二战这种极端状况，一般情况下不呈现为世界秩序中的战争力量，而是呈现为警察力量，对大家公认的规则进行执法。至于有生命力的规则本身，则不是任何人设计出来的，而是在世界市场的活动过程当中，各国不断地彼此互动与磨合，而逐渐被发现出来的；任何人为制定的规则，其生命力与作用方式，也都要在这样一个互动磨合的过程当中才能形成。英美以外的国家，即便力量非常强大也很难成为世界霸主，因为其立法主导的政治，导致其内政与外交的连通性比较差，无法与世界市场同步波动，统治世界帝国的成本无法与英美相比，从而即便其建立世界霸权也无法持续。但是这些国家倘若体量足够强大，则在世界市场上的互动磨合过程当中，可以成为最重要的参与者（之一），从而使得规则的演化方向深深地烙上自己的痕迹，以这样一种方式而获得自己对于世界的影响力。
对于特定的民族而言，倘若其仍然处在“伦理、官僚世界”当中，便会觉得这样一种命运是种悲剧，必须要反抗。这就是19世纪以来的法国、德国、日本乃至俄国的历史。在战争的洗礼当中，它们会逐渐过渡到“政治世界”，被承认为道德主体的个体公民，成为其政治的基本元素，国家退居为一种工具性存在。如此一来，对海洋霸主与陆地国家内的个体公民而言，国家的命运区别，只不过是他们各自要去适应的不同存在样态而已，并无本质区别。这时，陆地国家的现代转型才算完成。此后其对世界市场的主动参与，才能在世界秩序当中留下稳定可持续的印记，获得自己能够为人所信靠的世界地位，一如二战后的德国。
<span class="bold">2.大英帝国的“课业”
英国对大清的战争，并不以对大清的占领与灭亡为目的，而是以将大清整合进国际条约体系为目的，如此大清的市场便会向英国开放，英国将因此获得最大的利益。这与英国在19世纪80年代以前所奉行的“自由贸易的帝国主义”原则相适应。
在这个阶段，英国在海外没有什么实质性的竞争对手，所以它只要有可能，就不占领土地（印度是个特例），除了一些对帝国的海洋交通、贸易体系非常重要的战略据点必须掌控，如香港、新加坡、好望角、直布罗陀等，其他地方都是能不直接控制就不直接控制。英国在其余地方努力扶持当地的统治者，条件是对方愿意加入到英国主导的贸易体系当中来，向英国开放其市场。如此，则英国可尽得贸易之利，而无须付出对于殖民地的统治成本。因此可以说，大英帝国包含“正式帝国”与“非正式帝国”两个部分，其进行直接统治的地方属于“正式帝国”，而更多的地方是融入其贸易体系当中，属于“非正式帝国”。<span class="mark" title="See John Gallagher and Ronald Robinson, “The Imperialism of Free Trade，”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August, 1953.">
这样，大英帝国就能大大降低其统治成本——统治成本的高或低，与帝国的规模及帝国的可持续性有很大关系。英国作为一个世界帝国，它的治理对象不是具体的某一个地区或此地的人，它的治理对象是一套普遍行为规则。这个规则并不是英国制定的，而是只要其他国家愿意加入进来，就都可以参与到这个规则的演化过程当中，英国则垄断对于演化出来的规则的执行权。当然，其他国家也可以不加入进来，但它就无法进入英国所主导的世界市场，只能在自己的小市场上活动，市场规模较小决定了其经济发展效率会比较低下，在国家间竞争中就会失败。所以英国很容易就建成了一个全球帝国。
1884年的柏林会议之后，欧洲列强达成了一个瓜分非洲的协议，开始去非洲、太平洋地区抢殖民地了。此时英国面临的一个威胁是，其余欧洲国家占领殖民地之后，就有可能用政治手段向英国关闭它的市场，这对英国来说是不能接受的。于是，英国也开始抢占殖民地，这才在海外建立起庞大的正式帝国。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与英国原本的帝国原则是相违背的，大英帝国的正式帝国规模因此变大了，但其非正式帝国在这个过程当中萎缩了，最终大英帝国也因庞大殖民地所累而无力维续。
对于“非正式帝国”地区，英国要对其进行规训，以便使其能够加入到世界贸易体系当中来，并且助其进行内政层面的改革，使其成为一个更适格的地方统治者，从而为大英帝国提供一个更加稳定、统一而又持续增长的市场。大清便是面对着这样一个境况，在几次战争的失败后，不得不接受来自英国的“课业”。
但是这种“课业”意味着两种秩序观的冲突。在试图“教育”大清官员理解并加入现代国际条约体系的英国外交官看来，“清朝贵族和政府官员所痴迷的是权力的影子而非权力的实质，是表面现象而非实实在在的政治现实，是礼仪形式而不是权力的物质性体现。中国统治者没有能力去区分现象与本质，从而导致他们对未知事物有某种无端的恐惧”<span class="mark" title="［美］何伟亚：《英国的课业：19世纪中国的帝国主义教程》，第157页。">。对于遵循“国家理由”（Raison d’Etat）之道的现代国家来说，它承认其他国家与自己的对等地位，也清楚国际政治上的权力斗争逻辑，任何无助于权力保持的礼仪，都是反政治的、虚幻的。这些都是国际条约体系的基本原则。
然而，对于传统帝国来说，礼仪的象征性作用是帝国正当性的根本来源。传统帝国不承认世界上有与其对等的政治体存在，自视为文明的世俗载体，认为整个世界秩序只不过是文明秩序的外化而已。从帝国中心区向外，形成一个文明传播的圈层关系，越向内圈则文明水准越高，越向外圈则文明水准越低；相应地，不同圈层在世界秩序当中拥有不同的政治地位，这些差异正是通过礼仪差异表达出来。只有在这样一个逻辑下，帝国才能低成本地仅以较少武力便辐射广大区域。倘无礼仪，则帝国将蜕化为单纯的暴力组织，对帝国来说，这种易变的暴力才是虚幻的影子。
在这个背景下，再来看1793年马戛尔尼觐见乾隆时的礼仪之争，便会有不同的理解。乾隆并不是不知道英国的存在，也知道英国海军在西方号称最强，在送走马戛尔尼之后，乾隆还叮嘱臣下，要提防英国对天朝有觊觎之心。<span class="mark" title="［美］何伟亚：《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邓常春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92—193页。"> 即便如此，乾隆也不能在礼仪问题和开放贸易问题上过多让步，因为大清在其华夷秩序当中找不到合适的位置用以安顿英国。<span class="mark" title="蒋廷黻先生也曾注意到，由于中国不承认别国的平等，所以在西方人到来之时，必须要求他们以中国为上国而以藩属自居，这个体统问题，使得仪式问题成为邦交的大障碍。参见蒋廷黻《中国近代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5—6页。"> 假如接受了英国与大清的平等交往地位，则在帝国传统的世界秩序中，无法安顿朝鲜、越南、中亚、蒙古等远较英国为近的地方，这对帝国整体的秩序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在乾隆时代，西方的工业革命还没有完成，西方的现代军事技术等也没有发展起来，而且那会儿大清刚刚开始走下坡路，西方也没有能力过来强行地要求什么，所以乾隆也有资格以一种故意的鄙夷方式来面对英国使臣。到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大清不得不接受英国强加的“课业”，但帝国精英们仍然如乾隆皇帝一样，认为英国的武力缺乏道德基础。天朝的世界秩序观并未遭受真正的挑战，总理衙门的设立也只不过是一种权宜之计。
这与大英帝国在远东的规划有颇多矛盾之处。英国认为，一方面，可以扶助并引导大清成为一个有能力的政权，作为英国在远东的代理人，以此来确保英国在远东的市场空间；另一方面，一个有能力的大清帝国，将在远东牵制俄国的力量，使得俄国不至于威胁英国的利益，并且可以分散俄国在其他方向上与英国进行竞争的精力。这样一种构想，在大清的洋务运动中似乎正在成为现实；但这不过是一种虚幻的外观，与大清的自我理解全然不符。终于，甲午战争和庚子之变让大清的幻梦连续遭到迎头痛击，英国也重新理解了东亚的秩序，在这之后，就将对东亚代理人的期望转移到了日本身上，而大清则成为要在这一新秩序下被动加以保全的对象，以便仍然确保英国的市场。
大清的国势在这个过程中逐渐走入了谷底，历史的空间结构的变化在此过程中也彻底明晰了起来：内亚秩序不再是东亚大陆秩序的创生性力量，海洋、中原关系将成为东亚大陆上新的秩序生成线，而内亚方向将在这一新的历程中成为被规训的力量。
<span class="bold">一、外生的技术进步与新经济要素
<span class="bold">1.世界市场对中国经济的超越
在近代早期，中国无法再内生性地出现的技术进步与新经济要素乃至新的知识要素，从西方到来了。中国历史上前两次的技术进步与新经济要素，<span class="mark" title="分别参见本书第二章第三节第三小节、第三章第三节第五小节的相关讨论。">都是出现在帝国内部，帝国的集权秩序的主导者（也就是君主）有机会率先抓住这些新鲜要素，使得帝国内部的均衡点向集权秩序一方偏移；这一次的新鲜要素，却是出现在帝国外部，并且集权的力量永远没有机会把它内部化。换言之，中国在这个过程中加入了世界市场，从此中国经济的波动要受世界市场波动的深刻影响了，进而，帝国的财政能力与统治能力，都同样受到世界市场波动的影响。各个国家之间的战争，以及它们的相对经济实力变化、内政调整，等等，都会构成影响世界市场波动的变量，波动又会反作用于诸国内部，这个互动的过程是复杂而又立体多样的，超出任何单个国家的控制力之外。
对中国历史而言，这带来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在古代平民社会无人可与其抗衡的集权秩序，因为外部要素的注入，而获得了一种新的被均衡的可能性。从而，普遍理想对个体精神之普遍自觉的承诺，又获得了继续向前迈进的可能性，中国将踏上进入现代平民社会的路程。换句话说，实现现代转型，成为中国历史之精神现象学运动所内生的目标方向。这个目标方向的具体内容，也许在历史完全展开之前还说不清楚，但是大致可以说出它不是什么了——它不会是对于传统的简单延续，也不会是与现代的经济及法权秩序截然对立的。
<span class="bold">2.“内卷化”经济的困境与机遇
来自外部的技术进步与新经济要素，过程很复杂，本书不拟对其进行仔细分析，只从两个值得讨论的角度做一些要点性的触及。一是“内卷化”的中国经济，因加入世界市场而获得了突破的机会；再一是中国的货币供给受到世界市场和国际政治的影响，进而影响到中国经济的运转，导致了深远的政治与社会后果。中国的命运深深地嵌入在了国际贸易与国际金融这两个推动现代世界秩序演化的进程当中。
中国经济内卷化的根本原因是人口过剩，以至于劳动力成本降到极低，极大地压制了消费能力，百姓多半处于糊口经济状态。据赵冈、陈钟毅两位的研究，从南宋开始，由于人口密度过高，劳动力的价格便开始下降，最低收入水平远在两汉以及北宋水平之下。之后由于治乱变化，人口数量起伏，劳动力价格又有过变化，但再没有恢复到两汉时期的高水平。到了清朝乾隆年间，劳动力价格更是快速下降；进入嘉庆朝，劳动力的边际收入仅仅只够维生。<span class="mark" title="赵冈、陈钟毅：《中国经济制度史论》，第249—250页。">
在人口压力过大的情况下，城市里容纳不下的新增人口，遂都被农村吸收，农村中过剩劳动力都被用于农村家庭副业上。这反过来对于城市里手工业工场的生存造成严重威胁，只要是技术上可以由个别家庭为单位来生产的手工业产品——主要是在棉纺织领域——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机会成本近乎是零，城市里的手工业工场便没有任何竞争优势。城市手工业工场只有在那些受技术与经营规模所限，农村家庭副业无法生产的项目当中，才能存活。这样一种经济形式的演化，适合于对最大量人口的容纳，却以对技术进步的扼制为代价，陷入“低水平均衡”的陷阱而无法自拔。如何打破这个僵局呢？有两种途径。一是通过已经工业化的国家的生产技术与组织技术向中国的传入，基于现代技术而带来的超高生产效率，最终使得农村副业本身不再有利可图，逐渐缩小以致消失。二是参与到自由的国际贸易当中，由于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已经因人口过剩而被压到极低，其产品反倒在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力。所以，“过剩人口，对于一个封闭的社会是绝对不利的，但对于一个开放的经济则是相对有利的”<span class="mark" title="赵冈、陈钟毅：《中国经济制度史论》，第13页。">。
这样一种观察从一个角度说明，中国问题，只有在世界框架下才能有解。而这样一个解的出现，正因为中国的超大规模体量，使得它在加入世界市场之后，得以有机会反过来重新定义世界市场——无论在积极还是消极的意义上——并因此进一步改变着世界市场中其他国家所面对的外部约束条件。这样一种历史过程，从晚清的时候便已开始，在今天变得尤其明显。
<span class="bold">3.国际货币秩序
前文已经述及，16世纪中期，美洲及日本的白银流入大明，使得大明朝的经济获得了发展，嗣后的财政改革也有了基础。但是，在欧洲发生三十年战争之际，白银的国际流动受到影响，导致了明朝末年的经济大萧条。进入清代，白银流入又逐渐恢复了，尤其是18世纪，中国与世界的贸易让白银大量流入，经济一片繁荣景象。在17—18世纪，日本是中国主要的白银来源地，占到3/4。但是从1775年开始，日本禁止白银大规模出口，主要自用，之后中国的白银遂主要来自美洲。但是不久，发生了法国大革命，西班牙受到剧烈冲击，无法再维持美洲银矿业发展，嗣后又发生拉美独立运动，以致从1790年开始到1830年代间，世界金银产量减少了大约50%，于是白银流入中国的数量也骤然减少。这使得中国从1808—1856年间遭遇到了严重的白银短缺，银贵铜贱的问题再次出现，一度白银与铜钱的兑换比率上升为此前的近三倍。这就再次引发了类似明末的问题，出现了全国性的经济萧条。百姓卖粮一般获得铜钱，再依照市价兑换成白银来交税，税额却是依照此前的官定银铜比价来计算，相当于大幅增税，生活极度困苦；给一般士兵的兵饷，同样是依照旧有官价计算的银两数来发放对应的铜钱，这意味着士兵的收入也大幅下降，军心也因此涣散。整个过程中，鸦片的流入不是中国白银净流出的根本原因，世界白银供给的骤然减少导致中国白银流入的急剧减少，才是根本原因。<span class="mark" title="参见林满红《银线：19世纪的世界与中国》。该书对这一段历史的数据分析非常精到。">
帝国对于白银严重短缺的情况很敏感，将其归因于鸦片的大规模流入的强烈反应，遂发动了禁烟运动，并引发鸦片战争。战争的结果是，除割地赔款之外，还要将外贸秩序从广州作为唯一的外贸港口改为五口通商。当时大清主要的外贸商品是茶叶、生丝、瓷器、漆器等，产地在江南、两湖、福建等地。在一口通商的时候，出口品需要千里迢迢运往广州，南岭以南以北皆可通过水路运输，最困难的属翻越南岭的一段路途，因此养活了一大批广西籍搬运工。五口通商之后，出口品可以就近从上海、宁波、福州、厦门等地出洋，于是广西籍搬运工失业了。祸不单行，适逢银贵钱贱的经济压力，再及人口已经膨胀到临界点，这成了太平天国起义爆发的诱因。起义在很短的时间内席卷了受到这种经济压力最严重的长江中下游地区。
但1856年之后，随着加州和澳洲一些矿藏的发现，以及拉丁美洲秩序的恢复，世界贵金属产量恢复了，白银又开始较多地流入大清，以致虽然此后几十年间鸦片进口数量大于鸦片战争之前，大清却有着持续的白银净流入。这极大地缓解了大清的财政压力，并且让经济开始恢复景气。于是，帝国重新获得了镇压太平天国的能力，恢复景气的经济也淡化了民间对于天国的支持，大清才得以绝处逢生。
再之后，西方国家陆续开始实行金本位，主动储备黄金，世界市场上白银的供给开始过剩，白银便更大量地流入银本位的大清，带来了大清经济的繁荣。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一方面大清更加开放了经济，国际贸易规模进一步加大，同时英国人开始主导大清的海关，关税征收效率大幅提升，大清的财政状况极大改善。而由于黄金相对于白银比价不断上升，相当于大清货币在不断贬值，一方面刺激出口，另一方面使得西方国家到大清来投资变得相当有利可图，所有这一切的合力，方使得洋务运动欣欣向荣地搞了起来。
这个过程中，东邻的日本由于其白银供给可以自行掌控，所以经济活动未受国际贵金属市场的严重影响。但是，它发现自己无法与经济复苏的大清在海外贸易方面竞争。江户时代在长崎控制出岛贸易的海外中国商人，是数世纪以来所形成的环中国海庞大华人移民网络的一部分，在相当程度上垄断了进入中国市场以及南洋市场的路径。日本商人完全无法与其进行竞争，它力图扩大与大清的商业关系这一尝试不断失败，最终日本不得不选择工业化的道路，以便和大清形成差异化竞争。<span class="mark" title="［日］滨下武志：《中国、东亚与全球经济：区域和历史的视角》，王玉茹、赵劲松、张玮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30—31页。"> 而大清则陶醉在其拥有高度比较优势的茶叶和生丝产业的发展。这使得近代的中日两国逐渐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从这几个简单的例子当中可以看到，大清的经济活动已经完全地成为世界市场的一部分了。而国家的财政依托于经济，政策执行能力则依托于财政。这种连锁逻辑，使得脱离开世界市场与世界政治来讨论大清的问题，变得极为隔靴搔痒。
<span class="bold">二、新的知识与新的人才
<span class="bold">1.新的秩序观与对新机构的需求
1840年的鸦片战争通常被视作中国近代历史的开端，但实际上，当时的中国并未因为此战而睁眼看世界，战争仍然被放置在传统的秩序观念下来理解。大清曾本能地将东南海疆问题与西北边疆问题做近似处理，这从其用人可以看出来。比如，出身宗室的奕经，西征喀什噶尔回来不久，就被派去宁波打鸦片战争；在喀什噶尔生擒和卓张格尔的将军杨芳，比奕经更早地被派赴广州抵御英人；林则徐在两广总督任上失败，则被贬赴伊犁充军，嗣后太平天国在广西起事，林则徐又从西北被调回东南。在这种视野下，海洋与陆地的区别是不存在的，西洋、南洋与中亚的区别也是不存在的；英夷不过是需要被怀柔的远人，夷狄不知礼义，唯利是图，朝廷赐其通商权利是怀柔的需要，而无法有效处理夷狄事务的封疆大吏则应接受惩罚。
这样一种对于世界秩序的想象，使得大清无法真正理解《南京条约》的意涵，也没打算拿它当回事，更无法理解英法所提出的修约要求。英法则无法理解大清的天下-帝国观念，无法理解大清的关切。<span class="mark" title="这样一种争执实际上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就已发生。一个象征性的事件是，英国在赢得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最先摆在中英谈判桌上的要求之一就是禁止清政府在官方用语中使用“夷”这个字，以及其他若干用于表示对手方的贬低性字词也不得使用。若干年后中英签订《天津条约》，这一条被英国人成功写进了条约当中。英国与大清的相关争论，参见［美］刘禾《帝国的话语政治：从近代中西冲突看现代世界秩序的形成》，杨立华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38—73页。">这直接引发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皇帝避居承德，北京沦陷；在各种彼此不理解当中，战争成了解决争议的终极手段。
战后的和谈进程却让大清官员大开眼界。在历史上，国都沦丧很多时候就意味着亡国之祸。但是未料英法两国并不以灭亡大清为目的，只是希望通过武力压服大清，使其不得不接受英法所主张的规则秩序；一旦依照他们的要求签订了条约，两国居然会依约退兵。两国的军队在圆明园确实发生了抢劫活动，但是抢劫本身居然也是有规则的。<span class="mark" title="英国当局在处理军事抢掠及对军队秩序和纪律构成威胁这一问题上有着丰富经验，从这些经验中产生出一系列的议会法和军队法，构建了一整套将劫掠品转化为合法的征服成果的程序。这些法律的基本观念是：如果不许诺对抢掠品进行平均分配，军队就会变成没有纪律约束的乌合之众；为了能够平均分配，抢掠品本身又必须化作可被分配的合法财产，于是需要有一整套的规则将抢掠品从法律之外的状态纳入法律状态。规则可以把劫掠过程所带来的破坏性欲望，转化为与法律、私有财产和有序商业构成的道德秩序相吻合的活动。到第二次鸦片战争时，这些规则已经积淀在英国士兵的行为中。从受害者角度而言，这些规则并不能使得劫掠行为正当化；但从另一角度来说，这些规则孕育着新秩序的出现，因此是值得人们（包括受害者在内）认真对待与思考的。关于这一系列规则及其具体表现，参见［美］何伟亚《英国的课业：19世纪中国的帝国主义教程》，刘天路、邓红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70—78页。">一种闻所未闻的国际条约体系从此进入了大清官员的视野当中。“从前被认为是屈辱的条约现在变成了一种用来确定最大让步底线的有用工具，超过这条底线，中国就不予同意，而洋人在法律上也不得逾越这条底线。”<span class="mark" title="［美］徐中约：《中国近代史》上册，计秋枫、朱庆葆译，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49页。"> 洋务从此成为大清用以应对世界、重构自身的必须。
为了应对洋务，传统的军机处加六部、理藩院的制度架构完全不敷使用，一系列新机构必须要设立了。先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它与礼部、理藩院等过往处理帝国与外部关系的机构有着一些根本差异。礼部用来处理周边的朝贡国与帝国的关系，理藩院则是大清的独有机构，历史上可以类比的只有大元的宣政院，是用来处理帝国与内亚地区蒙藏等诸多藩部的关系的，对俄罗斯关系也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被放置在理藩院下面来处理，与西洋诸国的关系原本也是由这两部门来管理的。礼部和理藩院的一个基本原则，便是作为天下共主的帝国与其他的附属国家乃至蛮夷之间的上下等级关系；而总理衙门的基本原则，则是帝国与对手国之间完全平等的关系。一种双层外交秩序于是建立起来，大清与西方之间是条约体系下的平等关系，大清与周边藩属国是朝贡体系下的等级关系，藩属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原则上来说必须通过大清为中介。如此一来，一种被包裹在条约体系之中的“天下”秩序，仍可麻醉国人的想象，聊以自慰，大清仍是“天下共主”。直到甲午一役，将大清的“天下”秩序彻底打碎，麻醉性的臆想才被颠覆掉。
接下来是南洋大臣和北洋大臣的设立，这两位大臣分别由两江总督和直隶总督兼任，管理各自辖区内的口岸通商问题。即便是成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清皇帝仍然是在想法避免与外国使节直接接触，要在可能的范围内将外交事务还原为一种商务事务，这样就可以假装当年的广州一口通商的状态没有发生本质变化，洋人便无须进京面圣，只要在南洋大臣和北洋大臣的府衙当中便把问题解决了。如此一来，帝国的外交体系便转化为北京的总理衙门体系与主管通商的上海体系（取代了《南京条约》之前的广州体系）。帝国的外交事务开始破碎化。<span class="mark" title="参见［日］川岛真《中国近代外交的形成》，田建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48—153页。">
第三个重要的机构是海关总税务司。这是由太平天国时期上海租界内的西方商人自发组织起来的一个税收机构，在平乱后便转化为大清的一个官设机构，并雇用英国人赫德（早期曾是李泰国）担任总税务司。赫德工作极其认真负责，通过他的工作，帝国的财政状况极大地好转，带来了“同光中兴”所必需的物质基础。
第四个机构是同文馆。帝国官员意识到翻译能力对于办理洋务的重要性，以及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学习西方的技术和法律的需要。同文馆的设置正是为了达成这一目的。
<span class="bold">2.对于新知识的需求
洋务派官员们很快发现，西方人之所以有坚船利炮，是因为其背后还有一整套的知识体系，倘无此体系，即便有了坚船利炮也不会用。所以奕?、文祥奏请于同文馆增设天文算学馆。但是此一建议引起了保守派的强烈攻击，当世理学大师倭仁因此提出其著名的说法：“窃闻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
这样一种困境正反映了处在“伦理、官僚世界”的帝国困局。为了应对西方的压力，帝国必须提升自己的治理技术，其中就包括对新的知识体系的引入以及相应的人才培养；但是在没有完成政教分离的情况下，新的知识体系是很有可能与帝国既有的价值体系不相匹配的。任何这方面的改革，便都需要经受帝国的价值伦理的评判，而治理庞大帝国的官僚体系所必需的工具理性，在这样一种评判当中，就会遭遇到各种困境，以致欲图改革振奋却路途艰难。但绝不能因此而简单地将保守派视作阻碍进步的反动力量，因为保守派所忧虑的“权谋”对“礼义”的侵蚀，毫无疑问是一种现实的风险，北宋末年新旧党之争便是一次例证。在平民社会结构之下，由于社会的自我组织能力远远弱于封建社会和豪族社会，帝国以官僚体系为载体的集权秩序对于社会有着一种强大的压制力，倘无“礼义”作为心理堤防，以约束官僚和帝国的专权力量，则百姓只能接受自认刀俎鱼肉的悲惨命运。所以，保守派对于“礼义”与“人心”的强调，对于仍处“伦理、官僚世界”的帝国而言，是一种极为重要的社会保护机制。
但是，外部世界的威胁是一种现实存在，“礼义”“人心”对内多少能够约制政府对于社会的专权，对外却并不能带来抵御强敌的国家能力。帝国因此走入一种困境，倘若不引入新知识，可能会亡国；倘若引入新知识，则可能会亡政。而一旦亡政，散沙状的社会将欠缺自我组织能力，则帝国失去了凝聚核，也有可能会亡国。晚清的改革就在这样一种两难困境中艰难跋涉，以至于在科举当中特设一洋务科的主张，在1840年代即有人提出，但是到1880年代仍未获实行。
经常被用来与大清做对照的日本，实际上它所面临的问题要比大清简单得多。从东亚世界的秩序想象来说，大清是个普遍帝国，它必须以对普遍理想的担纲为其存在的终极正当性基础，可以说它正是通过伦理才能识别出自身。普遍理想体现在礼义人心当中，而科举则是伦理帝国之自我再生产的必要途径，倘不能对开设的新科给出一种恰当的伦理性安顿，而只是用事功性的理由来解释的话，则势必会伤害到帝国所依凭的“伦理”，动摇国本。而日本则不需通过普遍理想的伦理便能识别出自身，过度强调该伦理反倒会让日本迷失自身。德川幕府时期的国学派代表人物本居宣长，便曾强调日语的“音”高于书写出来的“汉字”，认为有一个没有受过中国污染的“大和语言”和“大和心”，主张日本需要重新发现这个没受过“汉意”阴霾的日本。<span class="mark" title="参见蔡孟翰《从宗族到民族：“东亚民族主义”的形成与原理》，载《思想史》第4期，第108页。">
对于普遍帝国来说，其自我认同的核心识别标准是其“形式”——亦即其伦理道德、礼义人心——任何“质料”都是从属于“形式”的，只要形式不受伤害，则质料的变更并无所谓，所以，统治者的血统并不是其统治资格的限制条件。相应地，任何变革也都不能触及帝国的伦理形式部分，这并不会因为统治者不是满洲人便有区别，否则无法理解晚明的种种政策昏招。而对于接受帝国文化辐射的周边国家来说，为了让自己能够从精神上摆脱帝国的文化压力，获得主体性，便必须反过来强调“质料”是优先于“形式”的，其本身的质料特殊性是其自我认同的核心识别标准，在质料不受改变的前提下，则形式的变更并无所谓。所以，日本可以迅速地转向西方的知识体系与政治方案，大清的改革却窒碍难行。
普遍帝国要突破这样一种两难困境，唯有从“伦理、官僚世界”进入到“政治世界”，将帝国的自我身份与伦理剥离开，实现政教分离，否则必定无解。这需要有一种根本上的精神转型，是中国历史中从未有过的一种政治观念上的“哥白尼革命”，此种精神转型将会非常痛苦、非常困难。但帝国所承载的普遍理想，其若欲成就自身，便必须经历这一过程。只有普遍理想摆脱了与政治的结合，摆脱了被建制化的命运，才能够自由地奔流，才能够真正地起到匡正世道人心之功，而不再是不断地被政治所异化。
进入“政治世界”，从根本上来说，国家的自我认同基础应该是，政治只处理与世俗相关的事务；道德抉择的问题具有属神性，应该将其交给个人来决断，国家承认每一个体作为道德主体的地位。但是一旦进入这一阶段，对于满洲人来说一个麻烦就出现了，因为这意味着统治者的血统不再是无关紧要之事。于是大清的转型就此进入到一个更加困难的境地，要同时处理多个彼此矛盾的任务；从事政治的人必须小心谨慎如履薄冰，对于各种危险都有清晰的理解方可。这样一种要求，对于大清的局中人来说，无疑太过高了，不仅仅是满洲统治者没有这种理解力，当时的各种精英也都还没有获得这样的理解力。这样一种理解力，必须在历史的痛苦磨炼当中，才能逐渐浮现出来，可以说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在路上。
<span class="bold">3.新人才的培养
洋务一开，人才便是重中之重。没有足够人才可用的情况下，大清只能雇用外国雇员代为办理洋务事宜。但外国雇员良莠不齐，其对大清的忠诚也并不总是靠得住的，所以大清开始陆续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
但留学生的身份问题是个麻烦，因为帝国公派留学是要补科举之不足，而科举制本为帝国的统治基础之自我再生产的过程。倘若留学生的身份与科举之间无法找到有效的兼容之制，则派遣留学反而会成为帝国的自我瓦解之举。所以一直到1905年废除科举之前，留学的人数始终很少。因其少，既有的秩序对其的吸收就并不困难；但也正因其少，则大清要办洋务又完全不敷使用。终于，经历庚子之变后，大清痛下决心废除了科举，学部又于1906年奏定《考验游学毕业生章程》，规定考试列最优等者，赐进士出身，考到优等及中等者，赐举人出身，并加以某学科字样。如此一来，留学生骤然增加。以留日学生为例，其人数在1905年之前每年仅千余人，1905年骤增至8000人，之后便过万并持续上升。<span class="mark" title="参见许纪霖、陈凯达主编《中国现代化史·第一卷 1800—1949》，学林出版社，2006年，第189页。">
这带来始料未及的后果。一方面，海外留学生逐渐有了新的视野，形成新的世界观，对于政治有了新的理解，这与帝国的旧视野很难兼容。另一方面，帝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准，无法为如此之多的留学生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而入仕的机会更是相对有限，前途的极大不确定性，使得与帝国日渐离心的情绪在留学生中传播开来，以致清政府发现，新式学堂里“学子合群，辄腾异说，相濡相染，流弊难防”，惊叹“育才之举，转为酿乱之阶”。<span class="mark" title="转引自许纪霖、陈凯达主编《中国现代化史·第一卷 1800—1949》，第189—190页。">
反观国内，旧式读书人因科举废除而丧失了进身之途，无处可去，遂也变为疏离于帝国的力量。在科举制下，普通百姓对于传统道德有敬畏，对于乡绅有信服，乡绅起着维系传统道德、联系乡村与帝国政府的功能。因科举的废除，这些功能逐渐不再有过去的效力；而新式学堂又只会设在城市，不会设在乡里，于是帝国基层乡村便没有了道德秩序的担纲者，乡村秩序陷入一种溃败状态。<span class="mark" title="萧功秦先生曾讨论过废除科举与清末社会进入游离态的关系。参见萧功秦《危机中的变革：清末现代化进程中的激进与保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226—240页。">
海外留学生对于帝国很疏离，但并未形成真正的关于“政治世界”的意识，多数人仍是在“伦理、官僚世界”的框架下思考问题，其对问题的理解，往往不过是帝国的镜像物。又兼清末民初留学生出国之际，早已完成国家建构的西方世界，其思想界和舆论界已经开始进入到对于资本主义与国家进行反思的阶段；中国与西方在各自所面对的问题上有着严重的代差，但当时的留学生并没有相应的鉴别能力。这在正面临着严峻的国家建构问题的中国，便会引发一系列并不切题的政治主张。这些主张使得中国急需完成的要务，看上去似乎反倒成了过时之物，也再一次扭曲了中国转型的路径。<span class="mark" title="清末民初的留学生，留学日、德、俄、英、美、法等不同国家的，其所受到影响的方向有较大差别，对于20世纪的中国历史的影响也各有不同。参见任剑涛《建国之惑：留学精英与现代政治的误解》，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
<span class="bold">三、大英帝国主导的新秩序
<span class="bold">1.英国的帝国逻辑
大清转型的外部约束条件便是英国所主导的国际条约体系，它在经济上表现为全球性的贸易与金融体系，在法权意义上表现为国际法体系，在安全意义上表现为大英帝国海军治下的海洋和平。这几个方面，实际上不仅仅是规定着大清的转型方向，相当程度上也规定着包括欧洲大陆国家在内的所有国家的转型方向，凡是逆其道而行的国家，多半都走不远。咨诸历史可以发现，英国（以及后来接续它的美国）构成了其他所有国家的外部约束条件；而法、德、俄等国，则没有办法约束别人，只能约束自己。几个大陆强国试图封锁英、美的时候，结果都是自我封锁；英、美反过来试图封锁它们的时候，则差不多变成了代表全世界对其进行封锁。这里的原因，是我们理解现代世界秩序以及理解中国近代转型的一个重要入口。
近代世界秩序的兴起，其最初的动力来源是欧洲推动的地理大发现和远洋贸易。在远洋贸易开展起来之前，欧洲处在一种封建割据的状态（有些类似于中国周代的状态），各封建领主彼此之间达成了一种力量均衡。封建邦国军事能力的规模取决于其财政能力的规模，而财政取决于其经济规模。在封建庄园经济是主要经济形态的时代，一个领主占有土地的规模便决定了其军事能力。由于诸领主占有的土地规模相去不远，领主间的均衡就比较容易达成，并且很难被打破。直到地理大发现、远洋贸易的发展，形成了世界市场，原先被隔离在天涯海角的那些力量，在经济意义上连为一体，远洋贸易商人不占有土地却同样能够积累起巨额财富。这种新的财富形式的出现，为领主一方带来了新的财政模式；新的财政模式催生了新的军事模式；新的军事模式，使得过去所有基于庄园经济的封建割据式的政治组织形式无法再生存，既有的均衡被全面打破，稳定而又停滞的中世纪欧洲陷入了严重的秩序混乱，从而推动了新的政治组织形式的出现。绝对主义君主击败了一直不肯老老实实奉其号令的附庸，近代国家在此过程中逐渐兴起；绝对主义国家的出现，又使得过去基于宗教所进行的政治正当性辩护开始失效，需要新的政治哲学的出现，而新的政治哲学所勾勒的价值秩序又可能进一步引导人们的行为取向。欧洲就在这样一个过程中逐渐地崛起为现代世界秩序的主导力量。<span class="mark" title="这是个极简略的叙述，笔者的相关思考受到一系列西方历史社会学研究的启发。诸如［英］佩里·安德森《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刘北城、龚晓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美］查尔斯·蒂利《强制、资本与欧洲国家（公元990—1992）》（魏洪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美］托马斯·埃特曼《利维坦的诞生：中世纪及现代欧洲早期的国家与政权建设》（郭台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意］杰奥瓦尼·阿瑞基《漫长的20世纪：金钱、权力与我们社会的根源》（姚乃强、严维明、韩振荣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阎克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等等。">
这样一个连锁的逻辑当中可以看到，世界市场构成了任何国家内政外交的外部约束条件，而世界市场本身是超脱于任何国家的控制力之外的。因为每个国家试图控制世界市场的努力，都会被其他国家以及非国家行为体的反应动作所扭曲，最终会均衡出一个事先谁也想不到的结果，从而构成所有国家内政外交的新的外部约束条件。所以，世界市场便是国家间关系的自生秩序的一个基本条件。
对于世界市场，无法控制，只能顺应，借势而为。但是由于世界市场本身始终是在动态变化的，如何借势，也不是能够事先规划得了的，任何规划本身都只不过构成世界市场当中的一个扰动变量而已。这就带来一个结果，想要在世界市场背景下主导世界秩序的国家，必须具备一个前提，即其内政与外交层面是高度打通的，这样才能使得外部世界的任何变化都能够比较迅速地反馈为内政层面的调整。或者说，所谓“借势”，并不是事先形成完整的规划，因为规划本身就会使得世界市场发生变化，从而令规划失效；而是其内政机制就像是漂浮在世界市场洋面上的一艘小船，放弃了“固定下来才安全”这样一种思维定式，其起伏高低与世界市场的波动同步，反倒能够驾驭大海。
英美之所以能够成为其他国家的约束条件，而不是反过来，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们的内政与外交是高度连通的，世界市场的波动能够最有效率地反映在其内外两个方面的政策调整上。可以说，英美的这种制度机制，使得其最擅长顺应未知的世界市场波动方向，以世界市场作为放大器来放大自己的政策效果，最终推波助澜地借势打势，成为其他国家的外部约束条件。
之所以只有英美能够做到这一点，在于其制度层面的普通法传统。如果将大陆法系的立法主导之法律过程称为“对法律的发明”的话，普通法系下司法主导之法律过程可以称为“对法律的发现”。大陆法系依据一些基本的价值理念为前提，通过严格的立法过程而将其外化为一套系统性的法权体系，并以此来规范具体的行为；初始的价值理念是将所有法律整合起来的核心要素，也是具体的行为获得判断的终极标准，对初始理念的抉择，便是该国制宪时刻的政治决断，是“对法律的发明”的开端，逻辑上来说，政治先于社会，法律是对社会行为的一种先在性的规定。普通法系则基于不断的司法过程，将各种案例整合为一套体系化的行为规则，而由于新案例仍在不断地涌现，司法过程需要将新案例与既有案例整合在同一套行为规则当中，法律便始终在发生缓慢的演化，这样法律是被发现的；由于案例可能来自任何微观个体行为，从而法律的形成过程实际上就是整个社会活动过程的一种规范化表达，除了被整合出来的既有行为规则，不预设其他条件以作为判断具体行为的标准，逻辑上来说，社会先于政治。<span class="mark" title="英国普通法宪政传统的这种独特性，是生活于大陆法系传统当中的国人非常难以体会到的，但这是理解英美政治乃至理解它们对世界秩序的主导能力的核心前提之一。关于英国普通法宪政传统，可参见［英］梅特兰《英格兰宪政史》，李红海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年；泮伟江《一个普通法的故事：英格兰政体的奥秘》，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李筠《英国国家建构论纲》，载《大观》第七辑，法律出版社，2011年。">
这样一种制度特征，使得大英帝国的扩张，首先并不是国家行为，而是社会行为。在大航海时代，各种各样的英国商人、冒险家等都到海外去冒险，遍布世界的英国商人，通过其贸易过程带动着英国法律的对外扩展。这种法律的扩展并不是基于暴力的推广，而是英国商人与异域商人可以遵循各自的法律习惯来界定产权和行为规则，同时他们还会磨合出一个超越于彼此之上、更具普遍性的行为规则，使得双方虽然遵守着两种不同的法律体系，却可以有互动的规则基础。这样一种更高的行为规则体系，在司法过程当中也会逐渐被整合为普通法的一部分。普通法在这里就呈现出两个层次，一个层次是英国人自己的法律，另一个层次是超越于各方之上的更具普遍性的程序规则，它具有极强的扩展性——是扩展性，而不是扩张性。于是，英国的法律随着商人不断往外走而不断地演化。
英国商人在海外逐渐形成的这些利益，拓展出来的贸易空间，通常是由商人自治团体自力保护的，他们也不愿意国家在里面插手。直到自治团体的自力保护无力为继了，他们才会转向国家要求其出面提供保护，也就是要求国家派遣军队。但军队的出动需要得到英国议会的批准，而议会是各种各样不同利益团体进行辩论博弈的场所，海外商人必须参与到这种辩论过程当中，游说议会投票支持自己的利益。国家可以对外投放的资源是相对有限的，只有在海外有足够大利益的商人群体，才会动用足够多的资源来游说议会支持自己的主张。一旦游说成功，此一海外利益就会被界定为国家利益，国家就会派遣军队进行保护；游说不成功，则该商人群体在海外还是自生自灭。被派出的英国军队，并不是要来强迫对手方接受它的意志，而是用来保证当初达成的共同行为规则获得遵守；倘若对手方拒绝遵守，则军队会强迫其遵守。这一系列共同行为规则是在贸易过程当中逐渐形成的，而现代世界的贸易首要依靠的是海路，统治着海洋的大英帝国海军，就此成为演化中的世界普遍贸易规则的执行人。
英国的国家行为在这里也呈现出两个层次：一个层次是国家层面的行为，英国作为世界秩序当中的博弈者之一在活动，这更多的是通过行政部门的行为而呈现出来；另一个层次是世界层面的行为，外在于任何国家的世界秩序，通过英国作为执行人而活动，这更多的是通过英国议会内的博弈辩论过程而呈现出来。利益遍布全球的行为者是议会辩论中的博弈主体，英国行政部门在此作为博弈主体之一，参与争夺有限的财政拨款。因此可以说，英国法律跟着商人到来，军队又跟着法律到来，大英帝国就是以这种方式无规划地、追随着国民遍及世界的冒险活动而逐渐成长起来的。所以英国历史学家西利在其《英格兰的扩张》一书中提到过一个很深刻的说法：英格兰是心不在焉地获得了一个帝国。<span class="mark" title="See J. R. Seeley, The Expansion of England ,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1.">
究竟世界市场的机会在哪里，其波动方向可能是什么，没有谁能够预先判断出来，但是在无数商人的冒险活动中，它会被逐渐发现出来，于是，通过议会辩论过程，具体商人的利益会被整合为国家利益，或者被抛弃。区别于大陆法系的国家，国家利益在英国/美国这里不是事先被定义出来的，而是在其无数微观个体的活动、博弈当中，逐渐被发现出来的，并且仍在继续不断地调整、演化。而调整与演化的方向，也无法事先判断，还是只能在微观个体的活动过程当中逐渐被发现。由于微观个体的活动舞台既在国内，同样也在全世界，而他们都要到议会中参与同一个辩论过程，于是，英国/美国的内政与外交便获得了最佳的连通性，世界秩序在某种意义上不过是它们内政的一个外化。从而，它们便成了其他一切国家的外部约束条件。
再一次地，普通法传统成为英国/美国能够做到这一点的根本原因。普通法意味着其政治始终是诸多具体的个别利益的聚合过程，而不是一种抽象的价值理想的外化过程；大陆法系的政治逻辑则刚好相反。普通法是中世纪欧洲诸邦国普遍拥有的，但在近代早期，英国与欧陆国家走上了分岔路，只有英国的普通法仍然得以留存，欧陆国家则走上了成文法路径。根本原因在于，欧陆国家所面临的安全环境，逼迫着其必须建设强大的陆军，而陆军建设起来之后，有着对外与对内的双重效用，国家内部不愿乖乖听话的利益群体，便无法再抗拒君主的压力，君主遂得以将政治转化为立法主导的过程。而英国作为岛国，没有建设强大陆军的需求，君主便无力压制国内的诸多利益群体，使得其政治仍然保持着中世纪留传下来的特征，即作为个别利益的聚合过程。
于是，我们可以进一步说，因其地缘环境，大陆国家很难成为世界市场的引导者，而只能作为参与者。现代世界秩序以世界市场作为基本动力机制，其霸主历史地落在了英国和后来的美国身上；而这个霸主的行为特征在于，它不是作为世界秩序的立法者，而是作为世界秩序的司法者存在，其对外的暴力行为，除了诸如二战这种极端状况，一般情况下不呈现为世界秩序中的战争力量，而是呈现为警察力量，对大家公认的规则进行执法。至于有生命力的规则本身，则不是任何人设计出来的，而是在世界市场的活动过程当中，各国不断地彼此互动与磨合，而逐渐被发现出来的；任何人为制定的规则，其生命力与作用方式，也都要在这样一个互动磨合的过程当中才能形成。英美以外的国家，即便力量非常强大也很难成为世界霸主，因为其立法主导的政治，导致其内政与外交的连通性比较差，无法与世界市场同步波动，统治世界帝国的成本无法与英美相比，从而即便其建立世界霸权也无法持续。但是这些国家倘若体量足够强大，则在世界市场上的互动磨合过程当中，可以成为最重要的参与者（之一），从而使得规则的演化方向深深地烙上自己的痕迹，以这样一种方式而获得自己对于世界的影响力。
对于特定的民族而言，倘若其仍然处在“伦理、官僚世界”当中，便会觉得这样一种命运是种悲剧，必须要反抗。这就是19世纪以来的法国、德国、日本乃至俄国的历史。在战争的洗礼当中，它们会逐渐过渡到“政治世界”，被承认为道德主体的个体公民，成为其政治的基本元素，国家退居为一种工具性存在。如此一来，对海洋霸主与陆地国家内的个体公民而言，国家的命运区别，只不过是他们各自要去适应的不同存在样态而已，并无本质区别。这时，陆地国家的现代转型才算完成。此后其对世界市场的主动参与，才能在世界秩序当中留下稳定可持续的印记，获得自己能够为人所信靠的世界地位，一如二战后的德国。
<span class="bold">2.大英帝国的“课业”
英国对大清的战争，并不以对大清的占领与灭亡为目的，而是以将大清整合进国际条约体系为目的，如此大清的市场便会向英国开放，英国将因此获得最大的利益。这与英国在19世纪80年代以前所奉行的“自由贸易的帝国主义”原则相适应。
在这个阶段，英国在海外没有什么实质性的竞争对手，所以它只要有可能，就不占领土地（印度是个特例），除了一些对帝国的海洋交通、贸易体系非常重要的战略据点必须掌控，如香港、新加坡、好望角、直布罗陀等，其他地方都是能不直接控制就不直接控制。英国在其余地方努力扶持当地的统治者，条件是对方愿意加入到英国主导的贸易体系当中来，向英国开放其市场。如此，则英国可尽得贸易之利，而无须付出对于殖民地的统治成本。因此可以说，大英帝国包含“正式帝国”与“非正式帝国”两个部分，其进行直接统治的地方属于“正式帝国”，而更多的地方是融入其贸易体系当中，属于“非正式帝国”。<span class="mark" title="See John Gallagher and Ronald Robinson, “The Imperialism of Free Trade，”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August, 1953.">
这样，大英帝国就能大大降低其统治成本——统治成本的高或低，与帝国的规模及帝国的可持续性有很大关系。英国作为一个世界帝国，它的治理对象不是具体的某一个地区或此地的人，它的治理对象是一套普遍行为规则。这个规则并不是英国制定的，而是只要其他国家愿意加入进来，就都可以参与到这个规则的演化过程当中，英国则垄断对于演化出来的规则的执行权。当然，其他国家也可以不加入进来，但它就无法进入英国所主导的世界市场，只能在自己的小市场上活动，市场规模较小决定了其经济发展效率会比较低下，在国家间竞争中就会失败。所以英国很容易就建成了一个全球帝国。
1884年的柏林会议之后，欧洲列强达成了一个瓜分非洲的协议，开始去非洲、太平洋地区抢殖民地了。此时英国面临的一个威胁是，其余欧洲国家占领殖民地之后，就有可能用政治手段向英国关闭它的市场，这对英国来说是不能接受的。于是，英国也开始抢占殖民地，这才在海外建立起庞大的正式帝国。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与英国原本的帝国原则是相违背的，大英帝国的正式帝国规模因此变大了，但其非正式帝国在这个过程当中萎缩了，最终大英帝国也因庞大殖民地所累而无力维续。
对于“非正式帝国”地区，英国要对其进行规训，以便使其能够加入到世界贸易体系当中来，并且助其进行内政层面的改革，使其成为一个更适格的地方统治者，从而为大英帝国提供一个更加稳定、统一而又持续增长的市场。大清便是面对着这样一个境况，在几次战争的失败后，不得不接受来自英国的“课业”。
但是这种“课业”意味着两种秩序观的冲突。在试图“教育”大清官员理解并加入现代国际条约体系的英国外交官看来，“清朝贵族和政府官员所痴迷的是权力的影子而非权力的实质，是表面现象而非实实在在的政治现实，是礼仪形式而不是权力的物质性体现。中国统治者没有能力去区分现象与本质，从而导致他们对未知事物有某种无端的恐惧”<span class="mark" title="［美］何伟亚：《英国的课业：19世纪中国的帝国主义教程》，第157页。">。对于遵循“国家理由”（Raison d’Etat）之道的现代国家来说，它承认其他国家与自己的对等地位，也清楚国际政治上的权力斗争逻辑，任何无助于权力保持的礼仪，都是反政治的、虚幻的。这些都是国际条约体系的基本原则。
然而，对于传统帝国来说，礼仪的象征性作用是帝国正当性的根本来源。传统帝国不承认世界上有与其对等的政治体存在，自视为文明的世俗载体，认为整个世界秩序只不过是文明秩序的外化而已。从帝国中心区向外，形成一个文明传播的圈层关系，越向内圈则文明水准越高，越向外圈则文明水准越低；相应地，不同圈层在世界秩序当中拥有不同的政治地位，这些差异正是通过礼仪差异表达出来。只有在这样一个逻辑下，帝国才能低成本地仅以较少武力便辐射广大区域。倘无礼仪，则帝国将蜕化为单纯的暴力组织，对帝国来说，这种易变的暴力才是虚幻的影子。
在这个背景下，再来看1793年马戛尔尼觐见乾隆时的礼仪之争，便会有不同的理解。乾隆并不是不知道英国的存在，也知道英国海军在西方号称最强，在送走马戛尔尼之后，乾隆还叮嘱臣下，要提防英国对天朝有觊觎之心。<span class="mark" title="［美］何伟亚：《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邓常春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92—193页。"> 即便如此，乾隆也不能在礼仪问题和开放贸易问题上过多让步，因为大清在其华夷秩序当中找不到合适的位置用以安顿英国。<span class="mark" title="蒋廷黻先生也曾注意到，由于中国不承认别国的平等，所以在西方人到来之时，必须要求他们以中国为上国而以藩属自居，这个体统问题，使得仪式问题成为邦交的大障碍。参见蒋廷黻《中国近代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5—6页。"> 假如接受了英国与大清的平等交往地位，则在帝国传统的世界秩序中，无法安顿朝鲜、越南、中亚、蒙古等远较英国为近的地方，这对帝国整体的秩序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在乾隆时代，西方的工业革命还没有完成，西方的现代军事技术等也没有发展起来，而且那会儿大清刚刚开始走下坡路，西方也没有能力过来强行地要求什么，所以乾隆也有资格以一种故意的鄙夷方式来面对英国使臣。到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大清不得不接受英国强加的“课业”，但帝国精英们仍然如乾隆皇帝一样，认为英国的武力缺乏道德基础。天朝的世界秩序观并未遭受真正的挑战，总理衙门的设立也只不过是一种权宜之计。
这与大英帝国在远东的规划有颇多矛盾之处。英国认为，一方面，可以扶助并引导大清成为一个有能力的政权，作为英国在远东的代理人，以此来确保英国在远东的市场空间；另一方面，一个有能力的大清帝国，将在远东牵制俄国的力量，使得俄国不至于威胁英国的利益，并且可以分散俄国在其他方向上与英国进行竞争的精力。这样一种构想，在大清的洋务运动中似乎正在成为现实；但这不过是一种虚幻的外观，与大清的自我理解全然不符。终于，甲午战争和庚子之变让大清的幻梦连续遭到迎头痛击，英国也重新理解了东亚的秩序，在这之后，就将对东亚代理人的期望转移到了日本身上，而大清则成为要在这一新秩序下被动加以保全的对象，以便仍然确保英国的市场。
大清的国势在这个过程中逐渐走入了谷底，历史的空间结构的变化在此过程中也彻底明晰了起来：内亚秩序不再是东亚大陆秩序的创生性力量，海洋、中原关系将成为东亚大陆上新的秩序生成线，而内亚方向将在这一新的历程中成为被规训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