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 class="j-chapter section" data-paragraphid="d77d6d2fef8f4e699c5e3065d4abc8ab_5">第一节 三轮大循环</h3>
中国历史并不是黑格尔说的那种“永无变动的单一”<span class="mark" title="［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第120页。黑格尔所说的“永无变动”并不是说中国没有经历长久的时间流逝，而是指虽然经历了这么久的时间，却处在精神的停滞状态，改朝换代不带来精神上的进展，民族的自我意识始终是仅仅基于皇帝个人，未曾发生向个体的普遍精神自觉的进展，这样的历史即便历经长久，也并未脱离上古太远。黑格尔的这个论断肯定是有问题的，但这并不影响黑格尔整个历史哲学理论体系的构筑。这个理论实际上是要为对历史的理解搭建起一个新的、体系性的认知图景，局部的错误并不一定带来对整个体系的否定。">，而是有着生生不息的结构性变化。这样的一种结构性变化，会使得文明的自我意识与自我存在反复地处在分离状态，自我意识在追求与存在的重新合一过程当中，越来越向人们的普遍自觉的方向进展。过程很漫长，有的时候有反复，有的时候需要借助外部要素的注入，但这样一个过程是持续的，构成普遍精神向前运动的具体呈现。
这种结构性的变化，其动力机制就是绪论第二部分所讲的自生秩序与集权秩序之间的张力，它更具体地呈现为在制度当中活动的诸多行为主体的博弈过程。自生秩序来源于社会、经济贸易过程，来源于人们个体性的、微观层面的社会互动过程；集权秩序来源于朝廷自上而下对帝国进行的总体控制。这两种秩序的均衡，落实为某种显性的或隐性的制度安排。在均衡中，如果其均衡点过多向集权秩序的方向偏移，则社会会丧失活力；如果过度向自生秩序方向偏移，则帝国就会分裂解体。这两种均衡都是不稳定的，最终的制度安排势必是逐渐磨合出的恰当的均衡点，才会形成稳定的秩序。<span class="mark" title="也许有读者会质疑，这种说法里似乎隐含了“大一统”是个最可欲的历史目标的假设。实际上笔者并未作此假设，而是在对历史的分析中，认为基于中原庞大的农耕地区与人口，在越过某个门槛之后，“大一统”是个不可逆的结果，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参见第一章第一节的相关论述。">
在中国历史上，这个均衡曾多次被打破，而均衡重建的过程，就会发生本书绪论中所论“普遍的理想——特殊的现实——普遍的现实”的小循环运动过程，以及发生更深刻危机后所引发的大循环运动过程。小循环的运动过程主要是涉及国体及治理方案的调整；大循环则是由于普遍理想遭遇真正的精神危机，以及社会结构的根本变化，导致担纲者阶层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当然，并不是每一次打破均衡都会引发历史的结构性变化，但把时段拉得长一些，则前述的结构性变化在历史当中是可以识别出来的。
在大循环当中，其均衡被打破的初始动因通常是人口的变化，包括人口数量的变化、人口分布的地理空间的变化、族群分布的变化等；以及技术的发展，包括生产技术以及知识传播技术的变化。人口和技术的变化，会引发新的经济要素的出现，将原有诸要素的均衡打破。在古代史上，通常是君主能够率先把握住这个新的经济要素，从而获得一个全新的财政基础，君主会以此来努力扩大自己的权力范围，强化集权秩序；但光有新的财政基础还不够，还需要新的人事基础，这就涉及知识传播技术了，君主因此能够借重来自新阶层的人群，以压制此前与君主形成制衡关系的社会担纲阶层。最终，经过一段动荡，新的均衡会建立起来。这个新的均衡已经是基于面目全非的社会结构了，而过去的普遍理想已经外在于这种新的社会结构，与存在相分离了，所以普遍理想的自我超越就成为新的需求，追求其与存在的合一。
在大循环的均衡重建过程中，君主是其中的主动方，所以新的均衡点会更加偏向集权秩序一方。但这会导致社会丧失活力，甚至导致一些群体无法被纳入新的均衡关系当中，沦为（广义的）流民，成为无序的破坏性力量，这就是类似于秦这种朝代很短命的原因。但短命朝代之后，通常会伴随着一个伟大的长寿朝代。因为这个新的朝代会汲取前朝的教训，在一个整体性的框架中，把那些新的经济要素以及被抛离出秩序的人群都纳入进来，完成新均衡的构建。帝国社会因此获得一种前所未有的活力，一个伟大的朝代就会开始。
在新的均衡当中，自生秩序一面，即社会经济这个层面，会发生深刻的结构性变化，这种变化是大循环的底层要素，定义着历史长河的河床。而集权秩序则是奔涌的河水，一方面它会不断地冲击河床，改变其样态，一方面其大的走向又会受到河床的约束。
在这样的一个动态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社会结构在古代曾经有过三次大的结构性变迁。分别是：
<span class="bold">一、封建社会<span class="mark" title="这里取的是“封建”一词的原初含义，即“封土建邦”之意。《诗经·商颂·殷武》有云：“命于下国，封建厥福。”《春秋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有云：“封建亲戚，以蕃屏周。”“封建”本来指的就是对天下进行分封，封邦内部自治，天子只是作为天下共主存在，对封邦内部事务没有管辖权力；所以，“封建”必然是“割据”的，同时也必然与“专制”对立，因为封建制下，天子根本无能力对天下进行专制。从秦到清这两千多年的历史，是西方历史上未曾出现过的样态，西语中自然不会有对这种样态的一个专门概念，目前学界也未对这段历史的社会属性该如何称呼达成共识，比较多的人愿意将其称为“郡县制社会”。笔者则将“郡县制社会”进一步地区分出其“豪族社会”阶段和“平民社会”阶段，这是受到日本京都学派提出的“唐宋变革论”的启发。关于“封建”概念的详细讨论，可参见侯建新《“封建主义”概念辨析》，《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6期。">， 在周代获得完善，终结于秦政。终结此一均衡的技术进展，在于铁器与牛耕的使用，以及竹简的应用；伴随着这个时代的自我瓦解，精神进入到自我反思阶段，东亚轴心文明在中原大地上展开，思想自由地奔流，百家争鸣。
<span class="bold">二、豪族社会<span class="mark" title="豪族社会自身也有过变化。豪族初起可能只是地方豪强，后来逐渐获得精神自觉发展为士族，士族在南朝又逐渐演化为门阀；同时在北朝方向，门阀之外，还有一种来自草原的军事贵族，它们在隋唐又共同演化为世家大族。所有这些身份，在社会学意义上都可以起到对于君主集权的制衡作用，但起作用的方式又有所区别；同时，在其与君主的权力分配关系上，它们又有着与平民社会的共同差异。为简单起见，本文统称此阶段为“豪族社会”，在具体的探讨中再做具体区分。">，从汉武帝的时候开始出现，终结于唐末。终结此一均衡的技术进展在于，水稻复种技术的发展，以及印刷术的应用；随着这个时代的瓦解，精神进入到又一次自我反思，追求对于多种普遍主义精神要素的超越，开启了下一个时代更高层次的精神自觉的大门。
<span class="bold">三、古代平民社会，从北宋开始，终结于第二次鸦片战争。终结此一均衡的技术进展在于，西方现代经济与知识的进入；而依凭传统资源已经走到极致的普遍精神，在此时代末期到来的外来精神要素冲击下，自我瓦解，开始其对更大的融合的追求。
两次结构性变化之间，可能会有一个相对短暂的过渡时期，是为多重均衡当中的不稳定状态，但它最终会收敛到一个更富稳定性的均衡上去。而几次社会的结构性变化，是在君主、内臣、贵族、官僚、平民等诸多力量群体的不断变换结盟关系当中具体实现的。
在这之后的又一次社会结构变迁，便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浮现的现代平民社会，其发展迄今仍未完成。区别于古代，这一次新的经济要素不是出现在帝国内部，让皇帝有能力将其率先整合为自己的力量，而是出现在帝国外部，并且帝国永远没有可能性将其进行内部化整合。于是这一轮大循环的起点便不是新的均衡点向集权秩序方向偏移，而是向自生秩序方向偏移，旧的均衡被打破，国家走向解体。之后的历史任务便是将均衡点再向集权的方向回调，重建统一。这是理解20世纪革命史的一个基本前提。但革命史只是故事的一半，革命本身接下来也要自我超越，推动中国的现代转型继续向前迈进。而精神的重构与自我超越，很可能是这一轮历史大循环的引领性力量。
中国历史并不是黑格尔说的那种“永无变动的单一”<span class="mark" title="［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第120页。黑格尔所说的“永无变动”并不是说中国没有经历长久的时间流逝，而是指虽然经历了这么久的时间，却处在精神的停滞状态，改朝换代不带来精神上的进展，民族的自我意识始终是仅仅基于皇帝个人，未曾发生向个体的普遍精神自觉的进展，这样的历史即便历经长久，也并未脱离上古太远。黑格尔的这个论断肯定是有问题的，但这并不影响黑格尔整个历史哲学理论体系的构筑。这个理论实际上是要为对历史的理解搭建起一个新的、体系性的认知图景，局部的错误并不一定带来对整个体系的否定。">，而是有着生生不息的结构性变化。这样的一种结构性变化，会使得文明的自我意识与自我存在反复地处在分离状态，自我意识在追求与存在的重新合一过程当中，越来越向人们的普遍自觉的方向进展。过程很漫长，有的时候有反复，有的时候需要借助外部要素的注入，但这样一个过程是持续的，构成普遍精神向前运动的具体呈现。
这种结构性的变化，其动力机制就是绪论第二部分所讲的自生秩序与集权秩序之间的张力，它更具体地呈现为在制度当中活动的诸多行为主体的博弈过程。自生秩序来源于社会、经济贸易过程，来源于人们个体性的、微观层面的社会互动过程；集权秩序来源于朝廷自上而下对帝国进行的总体控制。这两种秩序的均衡，落实为某种显性的或隐性的制度安排。在均衡中，如果其均衡点过多向集权秩序的方向偏移，则社会会丧失活力；如果过度向自生秩序方向偏移，则帝国就会分裂解体。这两种均衡都是不稳定的，最终的制度安排势必是逐渐磨合出的恰当的均衡点，才会形成稳定的秩序。<span class="mark" title="也许有读者会质疑，这种说法里似乎隐含了“大一统”是个最可欲的历史目标的假设。实际上笔者并未作此假设，而是在对历史的分析中，认为基于中原庞大的农耕地区与人口，在越过某个门槛之后，“大一统”是个不可逆的结果，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参见第一章第一节的相关论述。">
在中国历史上，这个均衡曾多次被打破，而均衡重建的过程，就会发生本书绪论中所论“普遍的理想——特殊的现实——普遍的现实”的小循环运动过程，以及发生更深刻危机后所引发的大循环运动过程。小循环的运动过程主要是涉及国体及治理方案的调整；大循环则是由于普遍理想遭遇真正的精神危机，以及社会结构的根本变化，导致担纲者阶层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当然，并不是每一次打破均衡都会引发历史的结构性变化，但把时段拉得长一些，则前述的结构性变化在历史当中是可以识别出来的。
在大循环当中，其均衡被打破的初始动因通常是人口的变化，包括人口数量的变化、人口分布的地理空间的变化、族群分布的变化等；以及技术的发展，包括生产技术以及知识传播技术的变化。人口和技术的变化，会引发新的经济要素的出现，将原有诸要素的均衡打破。在古代史上，通常是君主能够率先把握住这个新的经济要素，从而获得一个全新的财政基础，君主会以此来努力扩大自己的权力范围，强化集权秩序；但光有新的财政基础还不够，还需要新的人事基础，这就涉及知识传播技术了，君主因此能够借重来自新阶层的人群，以压制此前与君主形成制衡关系的社会担纲阶层。最终，经过一段动荡，新的均衡会建立起来。这个新的均衡已经是基于面目全非的社会结构了，而过去的普遍理想已经外在于这种新的社会结构，与存在相分离了，所以普遍理想的自我超越就成为新的需求，追求其与存在的合一。
在大循环的均衡重建过程中，君主是其中的主动方，所以新的均衡点会更加偏向集权秩序一方。但这会导致社会丧失活力，甚至导致一些群体无法被纳入新的均衡关系当中，沦为（广义的）流民，成为无序的破坏性力量，这就是类似于秦这种朝代很短命的原因。但短命朝代之后，通常会伴随着一个伟大的长寿朝代。因为这个新的朝代会汲取前朝的教训，在一个整体性的框架中，把那些新的经济要素以及被抛离出秩序的人群都纳入进来，完成新均衡的构建。帝国社会因此获得一种前所未有的活力，一个伟大的朝代就会开始。
在新的均衡当中，自生秩序一面，即社会经济这个层面，会发生深刻的结构性变化，这种变化是大循环的底层要素，定义着历史长河的河床。而集权秩序则是奔涌的河水，一方面它会不断地冲击河床，改变其样态，一方面其大的走向又会受到河床的约束。
在这样的一个动态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社会结构在古代曾经有过三次大的结构性变迁。分别是：
<span class="bold">一、封建社会<span class="mark" title="这里取的是“封建”一词的原初含义，即“封土建邦”之意。《诗经·商颂·殷武》有云：“命于下国，封建厥福。”《春秋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有云：“封建亲戚，以蕃屏周。”“封建”本来指的就是对天下进行分封，封邦内部自治，天子只是作为天下共主存在，对封邦内部事务没有管辖权力；所以，“封建”必然是“割据”的，同时也必然与“专制”对立，因为封建制下，天子根本无能力对天下进行专制。从秦到清这两千多年的历史，是西方历史上未曾出现过的样态，西语中自然不会有对这种样态的一个专门概念，目前学界也未对这段历史的社会属性该如何称呼达成共识，比较多的人愿意将其称为“郡县制社会”。笔者则将“郡县制社会”进一步地区分出其“豪族社会”阶段和“平民社会”阶段，这是受到日本京都学派提出的“唐宋变革论”的启发。关于“封建”概念的详细讨论，可参见侯建新《“封建主义”概念辨析》，《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6期。">， 在周代获得完善，终结于秦政。终结此一均衡的技术进展，在于铁器与牛耕的使用，以及竹简的应用；伴随着这个时代的自我瓦解，精神进入到自我反思阶段，东亚轴心文明在中原大地上展开，思想自由地奔流，百家争鸣。
<span class="bold">二、豪族社会<span class="mark" title="豪族社会自身也有过变化。豪族初起可能只是地方豪强，后来逐渐获得精神自觉发展为士族，士族在南朝又逐渐演化为门阀；同时在北朝方向，门阀之外，还有一种来自草原的军事贵族，它们在隋唐又共同演化为世家大族。所有这些身份，在社会学意义上都可以起到对于君主集权的制衡作用，但起作用的方式又有所区别；同时，在其与君主的权力分配关系上，它们又有着与平民社会的共同差异。为简单起见，本文统称此阶段为“豪族社会”，在具体的探讨中再做具体区分。">，从汉武帝的时候开始出现，终结于唐末。终结此一均衡的技术进展在于，水稻复种技术的发展，以及印刷术的应用；随着这个时代的瓦解，精神进入到又一次自我反思，追求对于多种普遍主义精神要素的超越，开启了下一个时代更高层次的精神自觉的大门。
<span class="bold">三、古代平民社会，从北宋开始，终结于第二次鸦片战争。终结此一均衡的技术进展在于，西方现代经济与知识的进入；而依凭传统资源已经走到极致的普遍精神，在此时代末期到来的外来精神要素冲击下，自我瓦解，开始其对更大的融合的追求。
两次结构性变化之间，可能会有一个相对短暂的过渡时期，是为多重均衡当中的不稳定状态，但它最终会收敛到一个更富稳定性的均衡上去。而几次社会的结构性变化，是在君主、内臣、贵族、官僚、平民等诸多力量群体的不断变换结盟关系当中具体实现的。
在这之后的又一次社会结构变迁，便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浮现的现代平民社会，其发展迄今仍未完成。区别于古代，这一次新的经济要素不是出现在帝国内部，让皇帝有能力将其率先整合为自己的力量，而是出现在帝国外部，并且帝国永远没有可能性将其进行内部化整合。于是这一轮大循环的起点便不是新的均衡点向集权秩序方向偏移，而是向自生秩序方向偏移，旧的均衡被打破，国家走向解体。之后的历史任务便是将均衡点再向集权的方向回调，重建统一。这是理解20世纪革命史的一个基本前提。但革命史只是故事的一半，革命本身接下来也要自我超越，推动中国的现代转型继续向前迈进。而精神的重构与自我超越，很可能是这一轮历史大循环的引领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