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早，县委办公室主任王庭来到我办公室。
“还有没有兴趣听我讲甘彩霞的故事？”王主任问我。
我回答说：“有啊，你只能见缝插针讲，不能因为聊甘彩霞耽误我们办事。不过，聊起这两个女名人，还是有些意义的。上次聊肖芳时，就聊出来了人才战略。这次聊甘彩霞时，看能不能聊出点什么名堂来。”
“好啊，我估计聊不出什么作用来。甘彩霞兄弟姐妹五人，她排行老二，上面有一个哥哥，父母都是很本分的农民。据说，她小时候聪明伶俐，学习成绩不错。当时，农村的父母们对女孩子的教育不怎么关心，读完初中后，基本上让她们辍学，要么外出打工，要么回家干农活，再长大一点就嫁人。当甘彩霞要辍学时，她的班主任高老师觉得可惜了，就三番五次到甘彩霞家，找到甘彩霞父母做工作，希望甘彩霞能继续读完高中，争取考上大学。当时，峡光乡的女高中生很少，她是读完高中的女学生之一，还是很了不起的。”
“她参加高考了吗？”我问。
“参加了。”
“高考成绩怎么样，能考上大学吗？”
“没有考上，记得离录取分数线只差几分。高老师觉得可惜，鼓励她复读。她父母不同意，高老师就继续做工作，又找在民政局工作的同学，跟她争取了一点补助费，支撑她复读了一年。”
“是不是还是没考上？”我问。
“这次她考上了中专，她也高高兴兴报了到，开始了中专的学习生活。”
“这也不错啊，记得当时的中专生毕业后，国家还可以推荐就业。应该说，还可能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啊。”
“是啊，可是谁也没有想到，中专快毕业时，她怀孕了。”
“孩子是谁的？”
“不知道，直到现在，孩子已经高中毕业了，我们也不知道孩子是谁的。”
“那她怎么办？”
“当时虽然是个中专，但学校校风很严。她又拒不说出孩子是谁的，学校就对她进行了最严厉的处罚，取消了她的学籍，开出了她的校籍，把她的户口退回原籍。”
“那后来呢？”
“她挺着肚子独自一人回到了峡光乡，她拿了婚姻登记资料找过去的班主任高老师，请高老师帮忙找人打结婚证。高老师见她这个样子，不忍心回绝。就找到他的同学，峡光乡分管民政的副乡长，副乡长又吩咐乡民政助理员，根据甘彩霞提供的资料办理了结婚证。”
“男方不到场就可以办理结婚证啊？”我问。
“不管怎么说，反正男方没到场，反正结婚证已经办了，生米已经煮成熟饭了。”
“那后来呢？”我继续问。
“本来这件事已经过去了，相安无事了几年。甘彩霞生了一个女孩，在老家平静地生活着，据当时的人回忆说，甘彩霞就带着孩子生活着，生活中好像没看见过她有什么男人。”
“那后来怎么样了？”我问。
“问题出现在男方，男方在带着女朋友去打结婚证时，民政局明确告诉男方，男方已经结了婚，不能再办结婚证。要办结婚证，必须先把原配带来，先办离婚证，再办结婚证。男方的女朋友当场大哭，大骂男方大骗子、臭流氓，狠狠打了男方几耳光后，扬长而去，并坚决与男方一刀两断。”
“男方怎么反应？”
“男方气的脸发青，发紫，他问清情况后，通过熟人找到了律师，在律师的指导下，向当地法院递交了起诉状，指控月光县民政局，在他不知晓的情况下，非法与他人办理结婚证书，要求县民政局依法撤销非法办理的结婚证书，并赔偿精神损失费。”
“事情闹大了。”我说。
“是啊，男方向法院提交了起诉状后，又向新闻单位投寄了信件，导致大批记者奔赴月光县采访。当时还没有这样发达的网路，报刊、电台电视台等新闻媒体大量报到了这件事，把我们县的脸都丢尽了。换句话说，我们县出尽了洋相。我们县图书馆、档案局还保留了这些报刊杂志，如果你感兴趣，我可以找给你看。”王主任说。
“先把故事讲完再说吧，接下来怎么样了？”
“当时的市委书记满腔怒火，批示严查此事，彻查此事，严肃处理责任人。还把当时的县委、县政府主要负责人狠狠地训了一顿。”
“当时是怎么处理的？”我问。
“市里派出了调查组，查明真相后，按照法定程序撤销了峡光乡分管民政的副乡长的职务，开除了高老师和那个乡民政助理员的公职；撤销了县民政局分管副局长和民政科科长的职务；给予县民政局党政主要负责人和峡光乡党政主要负责人党内警告处分和行政记过处分。为了避免在法庭上见，再次丢人现眼，县民政局与男方达成了庭外和解，注销了甘彩霞和男方的结婚证书，并赔偿了男方的精神损失费。”
“唉，咎由自取啊。”我叹了一口气。
“事情还远远没有结束，对于甘彩霞来说，结婚证上，国家承认的丈夫没了，她和女儿成了真正的孤儿寡母。我们不知道甘彩霞是什么想的，我们只知道甘彩霞抱着孩子找到了峡光乡政府，要求还她的丈夫。乡政府说，这事归县民政局管，要她去找县民政局。甘彩霞就到了县民政局，民政局很认真地接待了她，跟她反复讲注销她的结婚证的道理。我们不知道甘彩霞听懂了没有，甘彩霞问，她原来办的结婚证是不是真的，民政局的人说原来办错了，现在纠正了。甘彩霞说，我没问对错，我只问是不是真的。民政局的人说，原来是真的，办错了，现在纠正了。甘彩霞说，原来是真的，你们说办错了，为什么原来不纠正，为什么现在才纠正。民政局的人说，现在发现办错了啊。甘彩霞说，既然原来是真的，请你们还我丈夫。民政局的人认为甘彩霞不可理喻，就说还不了丈夫。甘彩霞就说，还不了，我就告你们。民政局的人说，随你怎么告。”
“你说的好拗口啊，那后来呢？”
“甘彩霞就到市民政局上访，市民政局的人跟她苦口婆心讲半天，她听不进去。就到了省民政厅，省民政厅还是跟她做工作，讲道理。她同样听不进去，就到了民政部。民政部也是讲的跟在县里一样的道理，她听不下去。离开民政部时，碰到几个上访的人，他们一起交流上访的经验，说是到国家信访局去，甘彩霞就跟着上访的人到了国家信访局。排了好长时间队后，轮到了她。国家信访局的人听她讲了一通后，就让她坐在大厅等消息。”
“等到了什么消息？”我问。
“省驻京办来了两个同志，一男一女，问谁是甘彩霞，甘彩霞站了起来。驻京办的同志就把甘彩霞带到驻京办，通知市里驻京办来领人，市里就通知了我们月光县，月光县连夜派人到了北京，让甘彩霞回去，甘彩霞就是不回去。月光县的人无奈，问甘彩霞怎么才能回去。甘彩霞就说，报销从家里出来到现在所有的交通费、住宿费，支付每天的生活费和每天的误工费。甘彩霞开出了每天生活费和误工费各50元的标准。县里的人觉得匪夷所思，坚决不干。甘彩霞说，不干没关系，她就住在这里，你们愿意管就管，不愿意管，她就继续到国家信访局去，反正她有的是时间。甘彩霞还说，如果再要她回去，还要另外支付每天50元的补助费。月光县来的两个同志，一个是民政局的，一个是峡光乡的。可能原来想得比较简单，认为把人接回去就行了，没想到这么复杂。就打电话回去请示，峡光乡的答复很简单，甘彩霞的结婚证不是乡里注销的，乡里不会出一分钱。县民政局答复说研究后再决定。于是，甘彩霞就住在市驻京办白吃白喝，市驻京办很烦，让月光县快点把人弄回去。或者另外跟她找个地方，别呆在市驻京办。县民政局的同志也很烦，不断打电话回去催答复。”
“那后来怎么样了？甘彩霞回去了吗？”我问。
“县民政局不敢拍板，就上报了县政府。县政府就协调民政局和峡光乡各出一半的钱，把这件事了了，把人弄回来。县民政局没什么意见，但峡光乡同意继续派人去北京做工作，就是坚决不同意出钱。”
“为什么不同意出钱啊，根据属地管理原则，峡光乡有责任有义务解决上访问题啊？”我问。
“峡光乡觉得自己怨，结婚证是受民政局的委托办理的，盖的也是民政局的公章，虽然办错了，但民政局事前对民政助理员的培训不实，要求不严，事后检查不实，审核不严啊。说简单一点，就是民政局把关不严，应该承担主要责任。第二是乡里已经开除了民政助理员的公职，分管的副乡长已经撤了，党政主要负责人都挨了处分，你还要乡里怎么样？第三是乡里实在没钱，你要乡里拿什么出？”
“那县里是怎么办的呢？”
“怎么办？最后由县民政局负责，并派了一个副局长和一个科长到北京，除了没有答应每天50元的补助费外，其它全部答应了，甘彩霞就跟他们一起回来了。”
“就这样结束了？”
“可以说是结束了，也可以说是刚刚开始。”王主任说。
“这么说，没完没了了？”我问。
“差不多吧。”王主任回答。
“那你就慢慢说吧。”
“好，我慢慢说，你慢慢听。”
王主任正要继续说，宣传部长桂学平进来了，他说今天是千部长的七天祭日，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孔立可同志要去扫扫墓，祭奠一下，问我去不去？
我说：“我都忙糊涂了，今天是第几个七天啊？”
“应该是第二个吧。”桂部长回答。
“去吧，再看看肖芳的农民文化艺术团怎么样了，千部长不在了，我们更应该关心一下农民艺术团了。”我说。
“还有没有兴趣听我讲甘彩霞的故事？”王主任问我。
我回答说：“有啊，你只能见缝插针讲，不能因为聊甘彩霞耽误我们办事。不过，聊起这两个女名人，还是有些意义的。上次聊肖芳时，就聊出来了人才战略。这次聊甘彩霞时，看能不能聊出点什么名堂来。”
“好啊，我估计聊不出什么作用来。甘彩霞兄弟姐妹五人，她排行老二，上面有一个哥哥，父母都是很本分的农民。据说，她小时候聪明伶俐，学习成绩不错。当时，农村的父母们对女孩子的教育不怎么关心，读完初中后，基本上让她们辍学，要么外出打工，要么回家干农活，再长大一点就嫁人。当甘彩霞要辍学时，她的班主任高老师觉得可惜了，就三番五次到甘彩霞家，找到甘彩霞父母做工作，希望甘彩霞能继续读完高中，争取考上大学。当时，峡光乡的女高中生很少，她是读完高中的女学生之一，还是很了不起的。”
“她参加高考了吗？”我问。
“参加了。”
“高考成绩怎么样，能考上大学吗？”
“没有考上，记得离录取分数线只差几分。高老师觉得可惜，鼓励她复读。她父母不同意，高老师就继续做工作，又找在民政局工作的同学，跟她争取了一点补助费，支撑她复读了一年。”
“是不是还是没考上？”我问。
“这次她考上了中专，她也高高兴兴报了到，开始了中专的学习生活。”
“这也不错啊，记得当时的中专生毕业后，国家还可以推荐就业。应该说，还可能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啊。”
“是啊，可是谁也没有想到，中专快毕业时，她怀孕了。”
“孩子是谁的？”
“不知道，直到现在，孩子已经高中毕业了，我们也不知道孩子是谁的。”
“那她怎么办？”
“当时虽然是个中专，但学校校风很严。她又拒不说出孩子是谁的，学校就对她进行了最严厉的处罚，取消了她的学籍，开出了她的校籍，把她的户口退回原籍。”
“那后来呢？”
“她挺着肚子独自一人回到了峡光乡，她拿了婚姻登记资料找过去的班主任高老师，请高老师帮忙找人打结婚证。高老师见她这个样子，不忍心回绝。就找到他的同学，峡光乡分管民政的副乡长，副乡长又吩咐乡民政助理员，根据甘彩霞提供的资料办理了结婚证。”
“男方不到场就可以办理结婚证啊？”我问。
“不管怎么说，反正男方没到场，反正结婚证已经办了，生米已经煮成熟饭了。”
“那后来呢？”我继续问。
“本来这件事已经过去了，相安无事了几年。甘彩霞生了一个女孩，在老家平静地生活着，据当时的人回忆说，甘彩霞就带着孩子生活着，生活中好像没看见过她有什么男人。”
“那后来怎么样了？”我问。
“问题出现在男方，男方在带着女朋友去打结婚证时，民政局明确告诉男方，男方已经结了婚，不能再办结婚证。要办结婚证，必须先把原配带来，先办离婚证，再办结婚证。男方的女朋友当场大哭，大骂男方大骗子、臭流氓，狠狠打了男方几耳光后，扬长而去，并坚决与男方一刀两断。”
“男方怎么反应？”
“男方气的脸发青，发紫，他问清情况后，通过熟人找到了律师，在律师的指导下，向当地法院递交了起诉状，指控月光县民政局，在他不知晓的情况下，非法与他人办理结婚证书，要求县民政局依法撤销非法办理的结婚证书，并赔偿精神损失费。”
“事情闹大了。”我说。
“是啊，男方向法院提交了起诉状后，又向新闻单位投寄了信件，导致大批记者奔赴月光县采访。当时还没有这样发达的网路，报刊、电台电视台等新闻媒体大量报到了这件事，把我们县的脸都丢尽了。换句话说，我们县出尽了洋相。我们县图书馆、档案局还保留了这些报刊杂志，如果你感兴趣，我可以找给你看。”王主任说。
“先把故事讲完再说吧，接下来怎么样了？”
“当时的市委书记满腔怒火，批示严查此事，彻查此事，严肃处理责任人。还把当时的县委、县政府主要负责人狠狠地训了一顿。”
“当时是怎么处理的？”我问。
“市里派出了调查组，查明真相后，按照法定程序撤销了峡光乡分管民政的副乡长的职务，开除了高老师和那个乡民政助理员的公职；撤销了县民政局分管副局长和民政科科长的职务；给予县民政局党政主要负责人和峡光乡党政主要负责人党内警告处分和行政记过处分。为了避免在法庭上见，再次丢人现眼，县民政局与男方达成了庭外和解，注销了甘彩霞和男方的结婚证书，并赔偿了男方的精神损失费。”
“唉，咎由自取啊。”我叹了一口气。
“事情还远远没有结束，对于甘彩霞来说，结婚证上，国家承认的丈夫没了，她和女儿成了真正的孤儿寡母。我们不知道甘彩霞是什么想的，我们只知道甘彩霞抱着孩子找到了峡光乡政府，要求还她的丈夫。乡政府说，这事归县民政局管，要她去找县民政局。甘彩霞就到了县民政局，民政局很认真地接待了她，跟她反复讲注销她的结婚证的道理。我们不知道甘彩霞听懂了没有，甘彩霞问，她原来办的结婚证是不是真的，民政局的人说原来办错了，现在纠正了。甘彩霞说，我没问对错，我只问是不是真的。民政局的人说，原来是真的，办错了，现在纠正了。甘彩霞说，原来是真的，你们说办错了，为什么原来不纠正，为什么现在才纠正。民政局的人说，现在发现办错了啊。甘彩霞说，既然原来是真的，请你们还我丈夫。民政局的人认为甘彩霞不可理喻，就说还不了丈夫。甘彩霞就说，还不了，我就告你们。民政局的人说，随你怎么告。”
“你说的好拗口啊，那后来呢？”
“甘彩霞就到市民政局上访，市民政局的人跟她苦口婆心讲半天，她听不进去。就到了省民政厅，省民政厅还是跟她做工作，讲道理。她同样听不进去，就到了民政部。民政部也是讲的跟在县里一样的道理，她听不下去。离开民政部时，碰到几个上访的人，他们一起交流上访的经验，说是到国家信访局去，甘彩霞就跟着上访的人到了国家信访局。排了好长时间队后，轮到了她。国家信访局的人听她讲了一通后，就让她坐在大厅等消息。”
“等到了什么消息？”我问。
“省驻京办来了两个同志，一男一女，问谁是甘彩霞，甘彩霞站了起来。驻京办的同志就把甘彩霞带到驻京办，通知市里驻京办来领人，市里就通知了我们月光县，月光县连夜派人到了北京，让甘彩霞回去，甘彩霞就是不回去。月光县的人无奈，问甘彩霞怎么才能回去。甘彩霞就说，报销从家里出来到现在所有的交通费、住宿费，支付每天的生活费和每天的误工费。甘彩霞开出了每天生活费和误工费各50元的标准。县里的人觉得匪夷所思，坚决不干。甘彩霞说，不干没关系，她就住在这里，你们愿意管就管，不愿意管，她就继续到国家信访局去，反正她有的是时间。甘彩霞还说，如果再要她回去，还要另外支付每天50元的补助费。月光县来的两个同志，一个是民政局的，一个是峡光乡的。可能原来想得比较简单，认为把人接回去就行了，没想到这么复杂。就打电话回去请示，峡光乡的答复很简单，甘彩霞的结婚证不是乡里注销的，乡里不会出一分钱。县民政局答复说研究后再决定。于是，甘彩霞就住在市驻京办白吃白喝，市驻京办很烦，让月光县快点把人弄回去。或者另外跟她找个地方，别呆在市驻京办。县民政局的同志也很烦，不断打电话回去催答复。”
“那后来怎么样了？甘彩霞回去了吗？”我问。
“县民政局不敢拍板，就上报了县政府。县政府就协调民政局和峡光乡各出一半的钱，把这件事了了，把人弄回来。县民政局没什么意见，但峡光乡同意继续派人去北京做工作，就是坚决不同意出钱。”
“为什么不同意出钱啊，根据属地管理原则，峡光乡有责任有义务解决上访问题啊？”我问。
“峡光乡觉得自己怨，结婚证是受民政局的委托办理的，盖的也是民政局的公章，虽然办错了，但民政局事前对民政助理员的培训不实，要求不严，事后检查不实，审核不严啊。说简单一点，就是民政局把关不严，应该承担主要责任。第二是乡里已经开除了民政助理员的公职，分管的副乡长已经撤了，党政主要负责人都挨了处分，你还要乡里怎么样？第三是乡里实在没钱，你要乡里拿什么出？”
“那县里是怎么办的呢？”
“怎么办？最后由县民政局负责，并派了一个副局长和一个科长到北京，除了没有答应每天50元的补助费外，其它全部答应了，甘彩霞就跟他们一起回来了。”
“就这样结束了？”
“可以说是结束了，也可以说是刚刚开始。”王主任说。
“这么说，没完没了了？”我问。
“差不多吧。”王主任回答。
“那你就慢慢说吧。”
“好，我慢慢说，你慢慢听。”
王主任正要继续说，宣传部长桂学平进来了，他说今天是千部长的七天祭日，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孔立可同志要去扫扫墓，祭奠一下，问我去不去？
我说：“我都忙糊涂了，今天是第几个七天啊？”
“应该是第二个吧。”桂部长回答。
“去吧，再看看肖芳的农民文化艺术团怎么样了，千部长不在了，我们更应该关心一下农民艺术团了。”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