匆匆吃完饭，接着开会。我说：“上午的民主生活会开得很好，我希望大家能保持住上午的情绪，结合局部的具体的六个问题好好谈一谈。”
下午的发言明显没有上午涌跃，会场开始沉默。
人大孙主任打破了沉默，由于过于激动，声音有些颤抖：“打开天窗说亮话，我雇请了一个保姆、一个清洁工、一个花匠，费用一直是由红庙乡主动支付的。我为什么没有拒绝红庙乡的好意呢？我在月光县几乎干了一辈子，担任过多个岗位、多年的主要领导，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你们说公家请几个雇工有什么不妥。你们想想，公家给我专门配了车，有专门的司机，难道司机配得，保姆、清洁工、花匠就配不得？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本来，雇工的费用是要由县财政支付的，我是看县财政吃紧，才同意红庙乡支付的。我觉得现在有一种不好的现象，一些人别有用心，不好好工作，专拿雇工费用说事，抵毁我们这些老同志。我觉得县委要明确表态，要旗帜鲜明，要狠刹这股歪风，使我们这些老同志在退下来或退二线后，能够安度晚年。”
赵程大副书记说：“我家里也请了一个保姆、一个清洁工、一个花匠，跟孙主任一样，费用是红庙乡主动支付的。过去，我一直不知道费用是由红庙乡在支付，因为红庙乡党政主要领导产生分歧，我才知道，详细一问，是我老婆背着我搞的。你们知道，我是全县有名的‘气管炎’（妻管严）干部，有点怕老婆，这件事有人提出来很好，干部接受群众监督是好事，干部也理应接受群众监督，我没什么多说的。我只想说，这次民主生活会，大家可以议一议，无论结果如何，我一定按大家的意见办。”
马志县长说：“我虽然是个县长，但家大口阔，穷亲戚又多，家里经济条件也不宽裕，红庙乡主动要求支付我家三个雇工的费用时，我没有推辞。既然这个问题经常有人提出来，就要引起我们的重视，我们要站在政治的高度上，站在加强党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高度上来看待这件事。群众利益无小事，我觉得，要设身处地地替雇工想一想，我们不是提倡换位思考吗？若辞退雇工，雇工就失去了正常的生活来源，影响了雇工及雇工家庭的生计，在我们月光县，挣一分钱都难啊。所以，我觉得，雇工还是要保留。我认为，孙主任家雇工的费用应该明正言顺地改由县财政支付，至于我跟赵书记家的雇工费用问题，我还是想听一听大家的意见。我赞成赵书记的看法，按大家意见办，绝不找任何理由，任何借口讨价还价。民主生活会嘛，就是要民主。”
好家伙，话说得真到位啊。若全部依了他们，由公款支付雇工费用，群众是绝对不会答应的，这个问题今后还是要不断地被提出来，群众反映的问题还是没有得到解决。若依了马县长所说，支付孙主任家雇工的费用，那其他人就有话说了，他是老领导，能公款请雇工，我们也是老领导，为什么不能请？人大主任能请，为什么政协主席不能请？为什么县长不能请？都是班子成员，为什么其他班子成员不能请？若不依他们吧，一下子就与“三巨头”产生“磨擦”，对今后的工作十分不利，前几任县委书记的教训明摆着，明摆着。
怎么办呢？怎么办呢？
我稳住了神：“刚才马县长说得好，民主生活会嘛，就是要讲民主。我们在坐的，看还有谁公款请雇工的，如果有，就说出来吧。如果没有，就请大家议一下吧。”
没人吱声，空气里有些噤若寒蝉的味道。
这就是现实，一说到概括性的、全局性的问题个个都眉飞色舞，条条是道。可一涉及到具体的问题，具体的人和事，尤其是涉及到自己，全都沉默寡言，喑哑无声了。
我打破了沉默，问县纪委书记刘勇刚：“你是纪委书记，对雇工费用问题，你怎么看？你总得有个意见吧。”
“此前，我们查了中央和省市的一些条文，没有专门针对领导干部和国家公职人员使用雇工的规定，县里也没有拿出相关规定。我们查阅了县委和县政府多年的会议纪要，也没有相关的决定。查阅了多年的请示、批示、通知、意见、建议、文件，也没找到相关依据。这就是说，从理论上讲，公款能不能支付雇工的费用，还没有明确的结论。对于这个问题，马县长、赵书记的表态很诚恳，希望借助民主生活会，大家讨论一下，我觉得很有必要。拿到桌面，开诚布公比较好。我的意见是，既然群众有反映，肯定是个事，肯定不能无动于衷。讨论一下，有个意见比较好。不明不白的，对三个领导都不好。”刘书记说。
“在我印象中，这个问题说了好多年了，但迟迟没有定论，主要原因刚才刘书记已经说了。这么一个小问题，涉及的钱又不多，拖这么久，我觉得孙主任和马县长负有很大的责任。说句得罪领导的话，孙主任是老县长，是我们的老领导。当县长时，为什么当时不做个决定呢？马县长也是，当了这么多年的县长，完全可以以县长办公会和其他形式作个决定啊。赵书记先不知道这件事，如果知道了，提请县委或者县政府出台一个意见多好啊。如果有这个决定或者说意见，按照决定或者意见执行不就是很简单的事吗？也省得老翻烧饼。现在网络这么发达，这种灰色地带的事情，很难瞒得住。我们讨论一下，话说到明处比较好。我很不成熟的意见是，别老在这件事上绕来绕去了。要么辞退雇工，要么自己支付雇工费用。在目前形势下，要以会议讨论的形式，同意由县财政支付，我觉得这很难。刘书记是纪委书记，应该比我更清楚。”宣传部桂部长说。
组织部、统战部诸葛部长说：“我建议，孙主任家的雇工费用改由县财政支付。主要理由是，孙主任虽然不再担任县委常委，但是老领导，从县长岗位退下来，担任人大主任有好几年了，应该名正言顺照顾一下。如果县政协主席请雇工，也可以照此办理，但仅限于县人大、县政协两位主要领导。其他两位领导的雇工费用我还没想好，还拿不准。县财政支付也行，自己支付也未尝不可。建议两位领导自己拿主意。”
常务县长钱一兵说：“这件事情其实没那么复杂，照我看来，也很简单。都辞退雇工，如果家里有人和事情需要照顾和打理，一时半刻还辞退不了的，就继续雇请。至于费用问题，我个人建议，维持现状到年底。从明年开始，就像桂部长建议的，要么辞退，要么自己掏腰包。说句玩笑话，孙主任、马县长、赵书记都抽烟，平时少抽点烟，这点钱不就节约回来了吗？”
县委办公室王主任说：“我的话很简单，要么辞退雇工，要么自掏腰包。原来很想建议由县财政支付的，但在目前形势下，我个人感觉，由县财政支付不太合适。我话说的比较直，有点不中听，但没有恶意，请三位领导不要见外。”
公安局长文胜天说：“我是军人出生，倾向于干净利落。就是过去支付了的，因为过去没有明确的意见，支付了的就支付了，就算了。从我们这次民主生活会后，从下过月开始，继续雇请的，就自己支付费用。不雇请的，就直接辞退。辞退、自己付费二选一，没必要花这么长时间，讨论这么个小问题，也省的他人看笑话，省的群众再提意见。”
我对县政协骆丹主席说：“您也是我们县的老领导，您说几句吧。”
骆丹主席说：“本来我不想说的，但常书记要我说，我就啰嗦几句。刚才大家都说了，说来说去，都渐渐倾向于要么自费，要么辞退。孙主任、马县长、赵书记，我知道，你们多年请了雇工，已经习惯了，立即辞退，我估计一时半刻你们还适应不了。回去跟你们家人商量一下，辞退一个或者两个雇工，剩下的自己支付费用吧。我也是个老同志，用这么长时间，讨论这么个问题，我觉得没有什么必要，听我一声劝，算了吧。”
大家的眼睛都望着我，等着我最后表态。
虽然事情不大，但这是一个很微妙、很复杂、很能揣度人心的时刻，我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既要维护县委书记的形象又不能使事情过于复杂化。
我不能不说话了，我不能不表态了。
我缓慢地、平和地、坚定而严肃地说：“这不是第一次议论、讨论这个问题了，我记得前任县委书记也曾过问过这件事，结果是不了了之。我想说的是，关于雇工费用这个问题不应该由我们来决定。”
我看见与会者打起了精神，凝神静气望着我，等待我继续说下去。
我继续说：“孙主任、马县长、赵书记都在我们月光县工作多年，是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是我们月光县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领导，完全知道哪些事该做，哪些事不该做。也就是说，对于雇工费用问题，完完全全可以自由地，独立地做出决定，不需要我们来议论，来讨论，更不需要我们替三位领导做出决定。今后，在我的任内，我不希望这件事再拿出来议论，讨论，我也不会允许在这样的会上讨论这样的事。对于我来说，这件事已经结束，不管三位领导做出的决定是什么。下面，我们来议一议第二个问题吧。”
下午的发言明显没有上午涌跃，会场开始沉默。
人大孙主任打破了沉默，由于过于激动，声音有些颤抖：“打开天窗说亮话，我雇请了一个保姆、一个清洁工、一个花匠，费用一直是由红庙乡主动支付的。我为什么没有拒绝红庙乡的好意呢？我在月光县几乎干了一辈子，担任过多个岗位、多年的主要领导，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你们说公家请几个雇工有什么不妥。你们想想，公家给我专门配了车，有专门的司机，难道司机配得，保姆、清洁工、花匠就配不得？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本来，雇工的费用是要由县财政支付的，我是看县财政吃紧，才同意红庙乡支付的。我觉得现在有一种不好的现象，一些人别有用心，不好好工作，专拿雇工费用说事，抵毁我们这些老同志。我觉得县委要明确表态，要旗帜鲜明，要狠刹这股歪风，使我们这些老同志在退下来或退二线后，能够安度晚年。”
赵程大副书记说：“我家里也请了一个保姆、一个清洁工、一个花匠，跟孙主任一样，费用是红庙乡主动支付的。过去，我一直不知道费用是由红庙乡在支付，因为红庙乡党政主要领导产生分歧，我才知道，详细一问，是我老婆背着我搞的。你们知道，我是全县有名的‘气管炎’（妻管严）干部，有点怕老婆，这件事有人提出来很好，干部接受群众监督是好事，干部也理应接受群众监督，我没什么多说的。我只想说，这次民主生活会，大家可以议一议，无论结果如何，我一定按大家的意见办。”
马志县长说：“我虽然是个县长，但家大口阔，穷亲戚又多，家里经济条件也不宽裕，红庙乡主动要求支付我家三个雇工的费用时，我没有推辞。既然这个问题经常有人提出来，就要引起我们的重视，我们要站在政治的高度上，站在加强党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高度上来看待这件事。群众利益无小事，我觉得，要设身处地地替雇工想一想，我们不是提倡换位思考吗？若辞退雇工，雇工就失去了正常的生活来源，影响了雇工及雇工家庭的生计，在我们月光县，挣一分钱都难啊。所以，我觉得，雇工还是要保留。我认为，孙主任家雇工的费用应该明正言顺地改由县财政支付，至于我跟赵书记家的雇工费用问题，我还是想听一听大家的意见。我赞成赵书记的看法，按大家意见办，绝不找任何理由，任何借口讨价还价。民主生活会嘛，就是要民主。”
好家伙，话说得真到位啊。若全部依了他们，由公款支付雇工费用，群众是绝对不会答应的，这个问题今后还是要不断地被提出来，群众反映的问题还是没有得到解决。若依了马县长所说，支付孙主任家雇工的费用，那其他人就有话说了，他是老领导，能公款请雇工，我们也是老领导，为什么不能请？人大主任能请，为什么政协主席不能请？为什么县长不能请？都是班子成员，为什么其他班子成员不能请？若不依他们吧，一下子就与“三巨头”产生“磨擦”，对今后的工作十分不利，前几任县委书记的教训明摆着，明摆着。
怎么办呢？怎么办呢？
我稳住了神：“刚才马县长说得好，民主生活会嘛，就是要讲民主。我们在坐的，看还有谁公款请雇工的，如果有，就说出来吧。如果没有，就请大家议一下吧。”
没人吱声，空气里有些噤若寒蝉的味道。
这就是现实，一说到概括性的、全局性的问题个个都眉飞色舞，条条是道。可一涉及到具体的问题，具体的人和事，尤其是涉及到自己，全都沉默寡言，喑哑无声了。
我打破了沉默，问县纪委书记刘勇刚：“你是纪委书记，对雇工费用问题，你怎么看？你总得有个意见吧。”
“此前，我们查了中央和省市的一些条文，没有专门针对领导干部和国家公职人员使用雇工的规定，县里也没有拿出相关规定。我们查阅了县委和县政府多年的会议纪要，也没有相关的决定。查阅了多年的请示、批示、通知、意见、建议、文件，也没找到相关依据。这就是说，从理论上讲，公款能不能支付雇工的费用，还没有明确的结论。对于这个问题，马县长、赵书记的表态很诚恳，希望借助民主生活会，大家讨论一下，我觉得很有必要。拿到桌面，开诚布公比较好。我的意见是，既然群众有反映，肯定是个事，肯定不能无动于衷。讨论一下，有个意见比较好。不明不白的，对三个领导都不好。”刘书记说。
“在我印象中，这个问题说了好多年了，但迟迟没有定论，主要原因刚才刘书记已经说了。这么一个小问题，涉及的钱又不多，拖这么久，我觉得孙主任和马县长负有很大的责任。说句得罪领导的话，孙主任是老县长，是我们的老领导。当县长时，为什么当时不做个决定呢？马县长也是，当了这么多年的县长，完全可以以县长办公会和其他形式作个决定啊。赵书记先不知道这件事，如果知道了，提请县委或者县政府出台一个意见多好啊。如果有这个决定或者说意见，按照决定或者意见执行不就是很简单的事吗？也省得老翻烧饼。现在网络这么发达，这种灰色地带的事情，很难瞒得住。我们讨论一下，话说到明处比较好。我很不成熟的意见是，别老在这件事上绕来绕去了。要么辞退雇工，要么自己支付雇工费用。在目前形势下，要以会议讨论的形式，同意由县财政支付，我觉得这很难。刘书记是纪委书记，应该比我更清楚。”宣传部桂部长说。
组织部、统战部诸葛部长说：“我建议，孙主任家的雇工费用改由县财政支付。主要理由是，孙主任虽然不再担任县委常委，但是老领导，从县长岗位退下来，担任人大主任有好几年了，应该名正言顺照顾一下。如果县政协主席请雇工，也可以照此办理，但仅限于县人大、县政协两位主要领导。其他两位领导的雇工费用我还没想好，还拿不准。县财政支付也行，自己支付也未尝不可。建议两位领导自己拿主意。”
常务县长钱一兵说：“这件事情其实没那么复杂，照我看来，也很简单。都辞退雇工，如果家里有人和事情需要照顾和打理，一时半刻还辞退不了的，就继续雇请。至于费用问题，我个人建议，维持现状到年底。从明年开始，就像桂部长建议的，要么辞退，要么自己掏腰包。说句玩笑话，孙主任、马县长、赵书记都抽烟，平时少抽点烟，这点钱不就节约回来了吗？”
县委办公室王主任说：“我的话很简单，要么辞退雇工，要么自掏腰包。原来很想建议由县财政支付的，但在目前形势下，我个人感觉，由县财政支付不太合适。我话说的比较直，有点不中听，但没有恶意，请三位领导不要见外。”
公安局长文胜天说：“我是军人出生，倾向于干净利落。就是过去支付了的，因为过去没有明确的意见，支付了的就支付了，就算了。从我们这次民主生活会后，从下过月开始，继续雇请的，就自己支付费用。不雇请的，就直接辞退。辞退、自己付费二选一，没必要花这么长时间，讨论这么个小问题，也省的他人看笑话，省的群众再提意见。”
我对县政协骆丹主席说：“您也是我们县的老领导，您说几句吧。”
骆丹主席说：“本来我不想说的，但常书记要我说，我就啰嗦几句。刚才大家都说了，说来说去，都渐渐倾向于要么自费，要么辞退。孙主任、马县长、赵书记，我知道，你们多年请了雇工，已经习惯了，立即辞退，我估计一时半刻你们还适应不了。回去跟你们家人商量一下，辞退一个或者两个雇工，剩下的自己支付费用吧。我也是个老同志，用这么长时间，讨论这么个问题，我觉得没有什么必要，听我一声劝，算了吧。”
大家的眼睛都望着我，等着我最后表态。
虽然事情不大，但这是一个很微妙、很复杂、很能揣度人心的时刻，我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既要维护县委书记的形象又不能使事情过于复杂化。
我不能不说话了，我不能不表态了。
我缓慢地、平和地、坚定而严肃地说：“这不是第一次议论、讨论这个问题了，我记得前任县委书记也曾过问过这件事，结果是不了了之。我想说的是，关于雇工费用这个问题不应该由我们来决定。”
我看见与会者打起了精神，凝神静气望着我，等待我继续说下去。
我继续说：“孙主任、马县长、赵书记都在我们月光县工作多年，是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是我们月光县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领导，完全知道哪些事该做，哪些事不该做。也就是说，对于雇工费用问题，完完全全可以自由地，独立地做出决定，不需要我们来议论，来讨论，更不需要我们替三位领导做出决定。今后，在我的任内，我不希望这件事再拿出来议论，讨论，我也不会允许在这样的会上讨论这样的事。对于我来说，这件事已经结束，不管三位领导做出的决定是什么。下面，我们来议一议第二个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