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早已将《山海经》、《河渠书》、《禹贡图》等治河专著翻了不下数十遍，对各种治水方法了然于心，更是以东汉王景作为人生终极目标的高舆，从来没想过自己的抱负偏偏在这伙造反的僧人这里得到体现，这不得不说是莫大的讽刺。.『.
一个国家在地理上言，山脉是固定的，都邑的变化也较少，但河流水道则变化较大。水一面跟着山脉走如两山之间必有一川；水一面又跟随都邑而定。由于河流的变化大对经济的影响亦大。
现在谈一下黄河的水利情况。何以黄河有害却成为中国文化的发源地呢？其实，前期的黄河对中国有利，黄河到后期才对中国有害。
黄河的水患据史籍记载，最早见于周定王五年时即鲁宣公七年，此时进入春秋时代已有110年，当时黄河北岸有卫国。卫国是殷商的故墟，《诗经》上形容她‘淇奥绿竹，漠上桑田，桧楫松舟，泉源考盘’，是一个美丽的水乡。春秋五十年左右，卫为狄所灭，由于狄不谙水利，黄河决堤频频，农田水利失修，故经常发生水患。到魏文侯时，有西门豹、史起等专家起来大修水利，使这一带的人民仍然可以安居乐业。
至于历史上第二次的黄河迁徙，时在汉武帝元光气年，距周定王五年，已有440年。此次黄河所以发生水患的原因，是由于战国以来，各国的长期战争，大家竞筑堤防所致。汉代贾让曾说：‘堤防之作，近起战国。壅防百川，各以自利。’当时齐飞赵、魏各国竞相筑堤，使河水游荡无定，水去时固然成为肥美的耕田，大水时至则漂没而竞筑堤防以自救。
此时亦有决水以浸敌国者。如赵肃侯决黄河之水以灌齐、魏的军队；梁惠成王时，楚国决黄河水以灌长垣；赵惠文王决黄河之水伐魏，造成水潦；秦时引黄河水灌大梁城，使城倾颓。此时亦有壅塞水源以害邻国者。《战国策》记载：‘东周欲为稻，西周不下水。’故秦始皇主张‘决通川防’。由于战国时期多战争，水利失修了，黄河河道被破坏了，遂造成了西汉时期的严重水患。
由于以上种种原因，水利方面，东汉初年已甚注重。由于西汉末期的水利长期失修，‘河决积久，日月侵毁，济渠所漂数十许县’。如‘汴渠亦溃决’，因此东汉初极重视水利兴修。
受家庭影响，王景少年时期就开始学习《周易》周易，并博览群书，特别喜欢天文数术之学。明帝时，有人推荐王景能治水，便派遣他与将作谒者王吴修复浚仪渠。王景用‘墕流法’控制水流，除灭水患。‘墕流法’可能是在渠旁设立的滚水堰，可控制渠内水位，从而保护渠堤安全。
明帝又请王景、王吴修整黄河及汴渠，以工程浩大，征用农民夫卒数十万人。王景等亲自巡察查勘河南至山东千余里河道地形疏通河道，决通壅塞，每隔十里置一水门，以控制水流，费钱百亿，历时年余，才完成工程。从此黄河与汴水分流，并用两水沿岸的淤土辟为良田，经此修泊，黄河此下800多年未再改道。明帝在完工后亲自沿渠巡视，并按照西汉制度恢复河防官员编制。王吴等随从官员，都因修渠有功升迁一级，王景则连升三级为侍御史。永平十五年，王景随明帝东巡到无盐。明帝沿途目睹其治水成就，深为赞赏，又拜王景为河堤谒者。建初七年，王景迁徐州刺史，次年又迁庐州太守。当时庐江一带，百姓尚未采用牛耕技术，虽然土地不缺，但因人力有限，粮食常苦不足。境内有始建于春秋时期，由孙叔敖创立的芍陂，方圆百余里，但多有废弛。王景组织百姓修复，并制定相应的管理制度，立碑示禁。又推广牛耕，大片土地得到开垦。王景还将养蚕技术教授给当地百姓，境内由是日益富庶。王景的治河工程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工程完成不久，汉明帝颁诏中说：“今既筑堤，理渠，绝水，立门，河汴分流，复其旧迹。陶丘之北，渐就壤坟。”指出王景的工作恢复了黄河、汴渠的原有格局，使黄河不再四处泛滥，泛区百姓得以重建家园。由于此时期的政府对沟洫河渠，时有兴修，因此对北方的经济文物促成兴盛。此即黄河有利中国的实证。
此后黄河造成水患，始于宋代，下溯至元、明、清三代而千年不绝。由于没有搞治河的工作，北方的社会经济文化因此逐渐衰落。这可不可以看成是后来北方游牧民族崛起的原因之一？当世的‘南水北调’，不得不说是我党目光前瞻性的一大壮举，好处就毋庸置疑了。
宋代之黄河水患，起因于唐代以后之藩镇割据。当时黄河水灾横亘千里，由于当时四分五裂的藩镇，大家尔虞我诈，互相掣肘，根本无法合力共治，只有任由河水溢决，迁移城邑以避之而已。因此，黄河下游两岸的农田水利在藩镇统治下，失修特多。在宋以后，继续糜烂之区，面积达数千方里，凡河北、河南、山东、辽宁、安徽、江苏各省，历遭河水肆虐，北方元气因而为之大伤。宋时黄河之道有北流东流之分。向河南省的濮阳、河北省的大名人山东省的冠县、馆陶到河北省的清河，再入山东省的武城、德县至河北省的吴桥、天津诸地入海，谓之北流。导水东行者，即向河北省的清丰、朝城、清平、乐陵等县到无棣境内入海，谓之东流。本来北流是黄河古道，水流畅顺，且海口广深，但宋人恐契丹借北流为桥梁，守以州郡而使中国全失险阻，故绍圣诸大臣力主东流。至宋绍熙五年黄河在阳武决口，灌封丘而东流。此时黄河分两派，北派由北清河入海南派由南清河入准。金为自利，不欲使黄河北流。遂距北流的黄河古道更远。违背自然规律，加上政治之*，河工之黑暗致使黄河、淮河、运河造成肆虐泛滥，河南、山东、江苏、安徽四省人民，每岁掷无量巨金以作三河之防御，屡防屡泛，使无产民力之消耗牺牲难以计数。
再说说历史上那些治水的能臣，除了秦时的李冰父子，东汉的王景，三国的能臣邓艾更是一位治水大才，邓艾著有《济河论》，他特别重视水利灌溉，认为‘田良水少，不足以尽地利。宜开河渠，可以引水浇溉，大积军粮，又通运漕之道。’
上述计划为司马宣王所同意，邓艾遂于正始二年，‘开广潜渠，每东南有事，大军兴众，泛舟而下，达于江、准，资食有储而无水害’。邓艾以挠勇多智而灭蜀遂官封太尉、增邑二万户，封子二人亭侯。各食邑千户。
隋代发展水利灌运，使南北运输畅，更是功不可没。隋文帝开皇三年时，以京师粮仓尚虚议为水旱灾时有所预备，乃诏令于蒲、陕、驶、熊、伊、洛、郑、怀、邵、卫、汴、许及汝等水道之13州，各设置募运米丁男，又在卫州建黎阳仓，陕州建常平仓，华州建广通仓，转相灌注，漕运关东及汾晋之粟，以供应京师。又差遣仓部侍郎韦攒向蒲、陕以东募人，能于洛阳运米40石，经砾柱之险，运到常平仓者，可免征戍。
开皇四年，诏宇文恺率水下苗渠引渭水，自大兴城东至潼关300余里，名曰广通渠，使撞关内外转运便利。
炀帝大业元年，征发河南诸郡男女100余万开凿通济渠，于是天下运输益便。四年，又征用100余万男女开永济渠。五年，炀帝设置西海、部善、且末等郡于西域，谪送天下罪犯为戍卒，大开屯田。历史上臭名昭著的隋炀帝看来也并不是一无是处。
黄河水患的两大成因，在于河汛时期水量突然暴涨，以及水中挟带泥沙量太多。上两者，主要是中游山西、陕西、河南诸省支流所促成。对于大运河，宋代丁谓也有另外一种说法，炀帝将幸江都，遂分黄河之流，左右筑堤300多里，因此造成散漫无所之水患，使陕西、河南一带，尽成泥浆卑湿之地。可见万事都有阴阳两面，都不能做到尽善尽美。
中国农作物中最重要的，当推稻麦。稻米最盛行的时代则为宋朝。当时长江流域大兴水利，尤其是太湖流域为最。当时江浙地区的苏州松江、太苍、杭州、嘉兴及湖州一带，为全国最富庶之区。此区地形较海为低。苏州古称平江府，因地势与长江齐平，可称泽国。荷兰虽有泽国之称，但不能与太湖流域相比。
江浙地区的水利事业，五代时已十分重视。有专门治水的宫，叫做都水营田使。并雇请数以千计的民夫，治河筑堤；又请人芟除湖旁之野草；又雇请民夫锄灭钱塘湖之草，并开辟松江的荒土，使地无旷土。
宋仁宗庆历年间，范仲淹镇守苏州，当时有大规模的圩田，在当时特别重要。每一圩田的面积巨大，有几百顷之大，宛如大城。圩者，堤岸也。此大面积的圩田，中有河渠，外有门闸。天旱时开闸，以便引入江水；水浸时则闭闸，以排除过多之水。堤岸的水利设施非常巧妙。
当时浙西低地，有沟河可以通海，并随时疏泼河道，使潮泥不会涅没河床。中国水灾较西方为少，因中国人较西方人注重水利事业之故。
范仲淹任苏州知府时，一州之田凡3万40顷，一般可年收700多万石。但当时东南地区上缴中央的租不轻，数达600万石，全出自苏州。宋统一后，因江浙及淮南地区租税较重，遂造成农政不修。五代吴越时，米价一石不过数十文；到范仲淹时，江浙之米价，一石不下六七百文，甚至有一贯者，比当时贵了十倍。可见治理河流有多么重要。
当世其实不乏治水的能人，郏亶，字正夫，原籍今江苏太仓宋嘉祐二年进士，熙宁三年，根据太湖下游青浦等地的水利情状，上《苏州水利书》，建议治理苏州一带水田，书有“松江南北大盈、夏驾等浦，久不修治，每遇大水上顶，浦塘之岸并沉水底，不能固田。议者不知此塘浦原有大岸，以固田亩，乃谓古人浚此大浦，祗以泄水，此不知治田之本也”等语。还提出“辩地形高下之殊，求古人蓄泄之迹”等“六得”，后又提出《治田利害大概》七条建议。书上，得到朝廷的赞赏。五年，任司农寺丞，提举兴修两浙水利。回太仓在大泗瀼开辟圩岸、沟浍、场圃，大获农利。因又绘图献给政府，复任司农寺丞，升江东转运判官，后任温州知州，病死任所。著有《吴门水利书》。在县境重固乡郏家桥，曾筑别业，地名由此而始。
高舆从长相上太普通了，和一般庄稼汉无二，字也只识得斗大一筐。按照当世文人的标准，他只是一个半文盲，只是他这样的身份，却有一个极为不平常的背景，不但从父亲高超那里获得了所有的真传，更是系统化的读了李冰，王景，邓艾，郏亶等所有水利方面的专著，对他这样的大隐之士，说他是水利方面的一代宗师，也完全不为过。
高舆自己为了眼前这个水坝，坚持己见，破天荒的违反常规，在‘合龙门’的关键阶段用‘三节下扫合龙法’，成功堵住了最后的泄流口。其实这并不是他首创，其父高超早已在解决黄河决口时便用过此方法，沈括大名鼎鼎的《梦溪笔谈》上已有记载，眼前这些大字不识的僧兵根本不会将这个黧黑的庄稼汉和昔日的高超联系起来。
何谓‘合龙门’，筑堤坝都是从两头修起，随着工程的进展，两头距离越来越近，水流自然也就越来越湍急，到最后，将中间的缺口堵起来，把两头连接起来，叫做‘合龙门’，工程的成败全在于此。
庆历年间，黄河在大名府商胡埽决堤，很久没能堵住。三司度支副使郭申锡亲自前往指挥施工。。当时，河工多次堵塞决口都不能合龙。那时候合龙门的埽长六十步，有一个名叫高超的河工建议，认为埽身太长，人力压不下去，埽不能下沉到水底，因此不能截断河中流水，而绳缆大部分被拉断了。现在应当把六十步的埽分为三节，每节埽长二十步，中间用绳索连接起来。先压第一节，等它沉到水底，再压第二、第三节。老河工竭力争辩，认为不行，说：“二十步长的埽不能堵塞水的渗漏，白白地损失了三节埽，所需费用会比原来增加一倍，而决口还是堵不住。”高超对他们说：“压第一节埽确实没有断流，但水势必然减少一半。压第二节埽，就只需用一半的力气，即使水流没有截断，也不过是小的渗漏而已。压第三节埽完全是平地施工，可以充分发挥人的力量。三节埽都安放完毕，前两节就自然被泥沙淤填，用不着再耗费人力。”郭申锡主张原来的方案，不听从高超的建议。当时贾魏公为大名府主帅，唯有他认为高超的说法是正确的，暗地派遣数千人到下游去捞取冲下来的埽。按照原来的方法合龙，埽果然被水冲走，河堤决口反而愈加扩大。郭申锡因此被降职。最终还是采用了高超的办法，才堵住了商胡的河决。
站在自己指挥众彝人耗时两个多月，60多个日日夜夜打造出来的堤坝上，高舆心潮起伏不已，他深深的叹了一口气，然后钻入旁边只属于自己的那间简单木屋，就着窗外洗练的月光，再次进入了《河渠书》的世界里，他总还保持着那么一点点幻想，希望自己这颗黑珍珠总有能发光夺人眼球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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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谈一下黄河的水利情况。何以黄河有害却成为中国文化的发源地呢？其实，前期的黄河对中国有利，黄河到后期才对中国有害。
黄河的水患据史籍记载，最早见于周定王五年时即鲁宣公七年，此时进入春秋时代已有110年，当时黄河北岸有卫国。卫国是殷商的故墟，《诗经》上形容她‘淇奥绿竹，漠上桑田，桧楫松舟，泉源考盘’，是一个美丽的水乡。春秋五十年左右，卫为狄所灭，由于狄不谙水利，黄河决堤频频，农田水利失修，故经常发生水患。到魏文侯时，有西门豹、史起等专家起来大修水利，使这一带的人民仍然可以安居乐业。
至于历史上第二次的黄河迁徙，时在汉武帝元光气年，距周定王五年，已有440年。此次黄河所以发生水患的原因，是由于战国以来，各国的长期战争，大家竞筑堤防所致。汉代贾让曾说：‘堤防之作，近起战国。壅防百川，各以自利。’当时齐飞赵、魏各国竞相筑堤，使河水游荡无定，水去时固然成为肥美的耕田，大水时至则漂没而竞筑堤防以自救。
此时亦有决水以浸敌国者。如赵肃侯决黄河之水以灌齐、魏的军队；梁惠成王时，楚国决黄河水以灌长垣；赵惠文王决黄河之水伐魏，造成水潦；秦时引黄河水灌大梁城，使城倾颓。此时亦有壅塞水源以害邻国者。《战国策》记载：‘东周欲为稻，西周不下水。’故秦始皇主张‘决通川防’。由于战国时期多战争，水利失修了，黄河河道被破坏了，遂造成了西汉时期的严重水患。
由于以上种种原因，水利方面，东汉初年已甚注重。由于西汉末期的水利长期失修，‘河决积久，日月侵毁，济渠所漂数十许县’。如‘汴渠亦溃决’，因此东汉初极重视水利兴修。
受家庭影响，王景少年时期就开始学习《周易》周易，并博览群书，特别喜欢天文数术之学。明帝时，有人推荐王景能治水，便派遣他与将作谒者王吴修复浚仪渠。王景用‘墕流法’控制水流，除灭水患。‘墕流法’可能是在渠旁设立的滚水堰，可控制渠内水位，从而保护渠堤安全。
明帝又请王景、王吴修整黄河及汴渠，以工程浩大，征用农民夫卒数十万人。王景等亲自巡察查勘河南至山东千余里河道地形疏通河道，决通壅塞，每隔十里置一水门，以控制水流，费钱百亿，历时年余，才完成工程。从此黄河与汴水分流，并用两水沿岸的淤土辟为良田，经此修泊，黄河此下800多年未再改道。明帝在完工后亲自沿渠巡视，并按照西汉制度恢复河防官员编制。王吴等随从官员，都因修渠有功升迁一级，王景则连升三级为侍御史。永平十五年，王景随明帝东巡到无盐。明帝沿途目睹其治水成就，深为赞赏，又拜王景为河堤谒者。建初七年，王景迁徐州刺史，次年又迁庐州太守。当时庐江一带，百姓尚未采用牛耕技术，虽然土地不缺，但因人力有限，粮食常苦不足。境内有始建于春秋时期，由孙叔敖创立的芍陂，方圆百余里，但多有废弛。王景组织百姓修复，并制定相应的管理制度，立碑示禁。又推广牛耕，大片土地得到开垦。王景还将养蚕技术教授给当地百姓，境内由是日益富庶。王景的治河工程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工程完成不久，汉明帝颁诏中说：“今既筑堤，理渠，绝水，立门，河汴分流，复其旧迹。陶丘之北，渐就壤坟。”指出王景的工作恢复了黄河、汴渠的原有格局，使黄河不再四处泛滥，泛区百姓得以重建家园。由于此时期的政府对沟洫河渠，时有兴修，因此对北方的经济文物促成兴盛。此即黄河有利中国的实证。
此后黄河造成水患，始于宋代，下溯至元、明、清三代而千年不绝。由于没有搞治河的工作，北方的社会经济文化因此逐渐衰落。这可不可以看成是后来北方游牧民族崛起的原因之一？当世的‘南水北调’，不得不说是我党目光前瞻性的一大壮举，好处就毋庸置疑了。
宋代之黄河水患，起因于唐代以后之藩镇割据。当时黄河水灾横亘千里，由于当时四分五裂的藩镇，大家尔虞我诈，互相掣肘，根本无法合力共治，只有任由河水溢决，迁移城邑以避之而已。因此，黄河下游两岸的农田水利在藩镇统治下，失修特多。在宋以后，继续糜烂之区，面积达数千方里，凡河北、河南、山东、辽宁、安徽、江苏各省，历遭河水肆虐，北方元气因而为之大伤。宋时黄河之道有北流东流之分。向河南省的濮阳、河北省的大名人山东省的冠县、馆陶到河北省的清河，再入山东省的武城、德县至河北省的吴桥、天津诸地入海，谓之北流。导水东行者，即向河北省的清丰、朝城、清平、乐陵等县到无棣境内入海，谓之东流。本来北流是黄河古道，水流畅顺，且海口广深，但宋人恐契丹借北流为桥梁，守以州郡而使中国全失险阻，故绍圣诸大臣力主东流。至宋绍熙五年黄河在阳武决口，灌封丘而东流。此时黄河分两派，北派由北清河入海南派由南清河入准。金为自利，不欲使黄河北流。遂距北流的黄河古道更远。违背自然规律，加上政治之*，河工之黑暗致使黄河、淮河、运河造成肆虐泛滥，河南、山东、江苏、安徽四省人民，每岁掷无量巨金以作三河之防御，屡防屡泛，使无产民力之消耗牺牲难以计数。
再说说历史上那些治水的能臣，除了秦时的李冰父子，东汉的王景，三国的能臣邓艾更是一位治水大才，邓艾著有《济河论》，他特别重视水利灌溉，认为‘田良水少，不足以尽地利。宜开河渠，可以引水浇溉，大积军粮，又通运漕之道。’
上述计划为司马宣王所同意，邓艾遂于正始二年，‘开广潜渠，每东南有事，大军兴众，泛舟而下，达于江、准，资食有储而无水害’。邓艾以挠勇多智而灭蜀遂官封太尉、增邑二万户，封子二人亭侯。各食邑千户。
隋代发展水利灌运，使南北运输畅，更是功不可没。隋文帝开皇三年时，以京师粮仓尚虚议为水旱灾时有所预备，乃诏令于蒲、陕、驶、熊、伊、洛、郑、怀、邵、卫、汴、许及汝等水道之13州，各设置募运米丁男，又在卫州建黎阳仓，陕州建常平仓，华州建广通仓，转相灌注，漕运关东及汾晋之粟，以供应京师。又差遣仓部侍郎韦攒向蒲、陕以东募人，能于洛阳运米40石，经砾柱之险，运到常平仓者，可免征戍。
开皇四年，诏宇文恺率水下苗渠引渭水，自大兴城东至潼关300余里，名曰广通渠，使撞关内外转运便利。
炀帝大业元年，征发河南诸郡男女100余万开凿通济渠，于是天下运输益便。四年，又征用100余万男女开永济渠。五年，炀帝设置西海、部善、且末等郡于西域，谪送天下罪犯为戍卒，大开屯田。历史上臭名昭著的隋炀帝看来也并不是一无是处。
黄河水患的两大成因，在于河汛时期水量突然暴涨，以及水中挟带泥沙量太多。上两者，主要是中游山西、陕西、河南诸省支流所促成。对于大运河，宋代丁谓也有另外一种说法，炀帝将幸江都，遂分黄河之流，左右筑堤300多里，因此造成散漫无所之水患，使陕西、河南一带，尽成泥浆卑湿之地。可见万事都有阴阳两面，都不能做到尽善尽美。
中国农作物中最重要的，当推稻麦。稻米最盛行的时代则为宋朝。当时长江流域大兴水利，尤其是太湖流域为最。当时江浙地区的苏州松江、太苍、杭州、嘉兴及湖州一带，为全国最富庶之区。此区地形较海为低。苏州古称平江府，因地势与长江齐平，可称泽国。荷兰虽有泽国之称，但不能与太湖流域相比。
江浙地区的水利事业，五代时已十分重视。有专门治水的宫，叫做都水营田使。并雇请数以千计的民夫，治河筑堤；又请人芟除湖旁之野草；又雇请民夫锄灭钱塘湖之草，并开辟松江的荒土，使地无旷土。
宋仁宗庆历年间，范仲淹镇守苏州，当时有大规模的圩田，在当时特别重要。每一圩田的面积巨大，有几百顷之大，宛如大城。圩者，堤岸也。此大面积的圩田，中有河渠，外有门闸。天旱时开闸，以便引入江水；水浸时则闭闸，以排除过多之水。堤岸的水利设施非常巧妙。
当时浙西低地，有沟河可以通海，并随时疏泼河道，使潮泥不会涅没河床。中国水灾较西方为少，因中国人较西方人注重水利事业之故。
范仲淹任苏州知府时，一州之田凡3万40顷，一般可年收700多万石。但当时东南地区上缴中央的租不轻，数达600万石，全出自苏州。宋统一后，因江浙及淮南地区租税较重，遂造成农政不修。五代吴越时，米价一石不过数十文；到范仲淹时，江浙之米价，一石不下六七百文，甚至有一贯者，比当时贵了十倍。可见治理河流有多么重要。
当世其实不乏治水的能人，郏亶，字正夫，原籍今江苏太仓宋嘉祐二年进士，熙宁三年，根据太湖下游青浦等地的水利情状，上《苏州水利书》，建议治理苏州一带水田，书有“松江南北大盈、夏驾等浦，久不修治，每遇大水上顶，浦塘之岸并沉水底，不能固田。议者不知此塘浦原有大岸，以固田亩，乃谓古人浚此大浦，祗以泄水，此不知治田之本也”等语。还提出“辩地形高下之殊，求古人蓄泄之迹”等“六得”，后又提出《治田利害大概》七条建议。书上，得到朝廷的赞赏。五年，任司农寺丞，提举兴修两浙水利。回太仓在大泗瀼开辟圩岸、沟浍、场圃，大获农利。因又绘图献给政府，复任司农寺丞，升江东转运判官，后任温州知州，病死任所。著有《吴门水利书》。在县境重固乡郏家桥，曾筑别业，地名由此而始。
高舆从长相上太普通了，和一般庄稼汉无二，字也只识得斗大一筐。按照当世文人的标准，他只是一个半文盲，只是他这样的身份，却有一个极为不平常的背景，不但从父亲高超那里获得了所有的真传，更是系统化的读了李冰，王景，邓艾，郏亶等所有水利方面的专著，对他这样的大隐之士，说他是水利方面的一代宗师，也完全不为过。
高舆自己为了眼前这个水坝，坚持己见，破天荒的违反常规，在‘合龙门’的关键阶段用‘三节下扫合龙法’，成功堵住了最后的泄流口。其实这并不是他首创，其父高超早已在解决黄河决口时便用过此方法，沈括大名鼎鼎的《梦溪笔谈》上已有记载，眼前这些大字不识的僧兵根本不会将这个黧黑的庄稼汉和昔日的高超联系起来。
何谓‘合龙门’，筑堤坝都是从两头修起，随着工程的进展，两头距离越来越近，水流自然也就越来越湍急，到最后，将中间的缺口堵起来，把两头连接起来，叫做‘合龙门’，工程的成败全在于此。
庆历年间，黄河在大名府商胡埽决堤，很久没能堵住。三司度支副使郭申锡亲自前往指挥施工。。当时，河工多次堵塞决口都不能合龙。那时候合龙门的埽长六十步，有一个名叫高超的河工建议，认为埽身太长，人力压不下去，埽不能下沉到水底，因此不能截断河中流水，而绳缆大部分被拉断了。现在应当把六十步的埽分为三节，每节埽长二十步，中间用绳索连接起来。先压第一节，等它沉到水底，再压第二、第三节。老河工竭力争辩，认为不行，说：“二十步长的埽不能堵塞水的渗漏，白白地损失了三节埽，所需费用会比原来增加一倍，而决口还是堵不住。”高超对他们说：“压第一节埽确实没有断流，但水势必然减少一半。压第二节埽，就只需用一半的力气，即使水流没有截断，也不过是小的渗漏而已。压第三节埽完全是平地施工，可以充分发挥人的力量。三节埽都安放完毕，前两节就自然被泥沙淤填，用不着再耗费人力。”郭申锡主张原来的方案，不听从高超的建议。当时贾魏公为大名府主帅，唯有他认为高超的说法是正确的，暗地派遣数千人到下游去捞取冲下来的埽。按照原来的方法合龙，埽果然被水冲走，河堤决口反而愈加扩大。郭申锡因此被降职。最终还是采用了高超的办法，才堵住了商胡的河决。
站在自己指挥众彝人耗时两个多月，60多个日日夜夜打造出来的堤坝上，高舆心潮起伏不已，他深深的叹了一口气，然后钻入旁边只属于自己的那间简单木屋，就着窗外洗练的月光，再次进入了《河渠书》的世界里，他总还保持着那么一点点幻想，希望自己这颗黑珍珠总有能发光夺人眼球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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