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7月，布宜诺斯艾利斯洛萨达出版社出了巴勃罗·聂鲁达的新作《元素颂》，这是对诗人五十寿辰的献礼。
这部诗集的创作，开始于3年前。1951年底，诗人的挚友、当时正主办加拉加斯《国民报》的米格尔·奥特罗·席尔瓦向他约稿，请他每周为该报的文学增刊写些东西，诗人痛快地答应了。但他要求，他的诗别登在文艺版上，要放在新闻版上。这样，才能让各类读者都看得到。
就是这些陆续在新闻版上登出的诗歌，组成了《元素颂》的主体。1956年，《新元素颂》出版。1957年，又出了《颂歌第三集》。还有一部诗集，诗人自己曾名之为《颂歌第四集》，后来称为《出航与归来》。
在3部颂歌集中共有诗185首，绝大部分是咏物诗，也有一些是歌颂人物的，如《献给沃尔特·惠特曼的颂歌》《献给保尔·罗伯逊的颂歌》《献给塞萨尔·巴列霍的颂歌》《歌唱一位夜晚的洗衣妇》等。咏物诗几乎可以说是包罗万象：上至“天空”，下至“大地”；大如“江海”，小到“原子”；雅如“希望”，俗到“洋葱”，都是诗人吟咏的对象。例如：风、洋蓟、冬、洋葱、书、酒、孤独、大海、幸福的一天、原子、番茄、数字、生活、夜、面包、欢乐、智利的鸟……真是无所不有，构成一个真正的宇宙。这些诗的排列顺序也很独特，根据标题的第一个字母严格按照字母表顺序排列，丝毫不考虑其他分类标准。因此，从题目排列看，十分滑稽，有趣。如“爱情”，后面是“原子”，“智利的鸟”，因为它们的第一个字母都是“a”。“生活”后面是“酒”，因为它们都以“v”开头。这真可以称得上是独出心裁的尝试。诗人像能点石成金的弥达斯弥达斯，希腊神话中的弗里吉亚国王。酒神狄俄尼索斯把点金术传给了他，于是凡是他摸触的东西就都变成金子。，经他的艺术魔杖一点，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以至视而不见的普通事物就有了生命。
诗人为什么要歌颂这些平凡而又普通的事物呢？他在回忆录中说得很清楚：“在《元素颂》里，我决心认识生成世间万物的初始本质。我想把前人已经讲述过无数次的许多事物再描绘一番。我深思熟虑过的出发点，应该是像那个咂着铅笔头的孩子，开始写关于太阳、黑板、钟表或家庭的指定作文。我不会忽略任何一个题目；在行走或飞行中，我必须涉及一切，把我的思想表达得尽可能明晰和清新。”
的确，这3部诗集，被公认为是诗人笔下最通俗易懂的诗篇，它的语言简洁、活泼，节奏缓慢，一步一顿，一句诗分成几行，每行只有两三个字甚至一个字：
在高耸、
陡峭的山脉，
凿石，
钉木板，
缝衣，
砍柴，
捣碎土块……
他用朴素的语言明确表达了他的追求：为人民大众而写。他说：“我们美洲人中有数千万文盲；这种没文化现象，是作为封建主义的遗产和特权保存下来的。面对7000万文盲这块绊脚石，可以说我们的读者尚未诞生。我们应该促进他们的诞生，以便有人阅读我们和一切诗人的作品。我们应该打开美洲的子宫，从中迎出灿烂的光。”因此，他要用朴实无华、能够为大众所理解的语言，为他们写出宇宙、自然、社会、人类中的一切题材。他要“自觉地以诗为大众服务”。
他唱道：
在这
一千九百五十七年
我写下了
这些颂歌，
我弹奏着
我那正义而响亮的七弦琴，
我知道我歌唱的是什么，
我知道我的歌走向何处。
是的，我明白：
奇迹和神话的收买商，
进入了我用砖头和原木建造的
颂歌的住宅之后，
他将憎恶所有的家具，
他将憎恶祖先的肖像，
我的祖国的风景画，
朴素的
面包
和盐。
但我的颂歌的住宅就是这个样！
我推翻了黑暗的王国，
我搅乱了梦幻的发丝，
我踩住了御用文人的尾巴，
我选择了新的事物，
我挑选了大地和人类
所需要的水和火。
……
我希望，通过我的颂歌的大门，
所有的人民都能坐到一条长凳上。
……
让所有的人都到这儿来吧，
让他们找到，
让他们找到他们所需要的一切！
我是一个来自南方的人，
一个智利人，
一个从大洋上漂泊
归来的航海者。
我没有留在海岛上
高戴着王冠，
我没有留在梦幻中的宝座上。
我只是回来，为了
和大家在一起工作，
也为了大家而工作。
我写作，就是为了大家都能住在
我的房屋里，
我这用透明的颂歌
建筑起来的房屋里！
——《颂歌的住宅》
诗人是为谁而写，用什么方式写，为什么要这样写，全都一清二楚地通过这首诗表达出来。这是他以高度的责任感自觉地捍卫的原则。
这颇有点儿“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气概，必然招致形形色色卫道士们的大为不满。他们指手画脚，说长道短。比如，一位乌拉圭评论家对诗人以小鸭子作为题材很不以为然。他认为这类小动物不宜作为诗歌题材。这类批评家企图强制文学家只涉及高雅崇高的题材。聂鲁达毫不含糊地指出：“但是，他们错了。我们要让那些趣味高雅的大师所不齿的事物入诗。”
诗人正是这样，几乎是用所有的“元素”营造了他的“颂歌的住宅”，不管他们是高雅的还是“卑俗”的，是崇高的还是平凡的：它们在宇宙中的合法存在就决定了它们在诗歌中有权占有一席之地。这是对为艺术而艺术的“高雅论”的挑战。
还有人出来量聂鲁达诗句的长短。他们指责说：“颂歌”中多是短句，一句诗分成几行，每行只有两三个甚至一个字，这是对诗句的肢解。
应该承认，这些人是相当准确地抓住了“颂歌”的显著特点，但由此而产生的批评却是毫无道理、霸气十足的。这里用“无知”是解释不了的，用“偏见比无知距真理更远”解释大概正合适。
诗人的答复是明确的：“另外一些人量了我每一行诗句的长短，断言我把有的诗句肢解得零零碎碎，或者过于拉长了。这种批评毫无意义。谁规定诗句该短些还是长些、该细些还是粗些、该黄些还是红些？写诗的诗人才是对此做决定的人。他按照自己的呼吸与热血、自己的智慧与无知对此做出决定，因为所有这些都要放进诗的面包里去。”
又有人说：“颂歌”对生活中普通事物的“亲近”表现了诗人对政治的“疏远”，这是他“共产主义思想”的“滑坡”。甚至还有人疑虑重重地提出，“颂歌”中表现出的欢快、乐观，是一种策略，其中怕有什么不可告人的政治企图……这已经不是文学批评，而是政治偏见了。可见当时的智利，对“共产主义”的了解是多么浮浅，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诗人的聂鲁达所处的环境又是多么严峻，绝非到处是鲜花和歌声。
聂鲁达很清楚，文艺批评总是带点火药味的，难免存在派别之争。因此，他对自己的作品不时地受到攻击并不很在意。但是，他也绝不放弃不失时机地阐述他的主张的机会，并顺手回敬两枪。他说：“我的诗日益倾向简朴，遭到了一些人的反对。对这些批评我不在意。对我的诗歌的反对来自两个相当确定的方面：来自各种各样的反动派和那些书呆子与唯美主义者们，他们几乎总是文学中的落伍者和被生活所否定了的人。”
他认为，他的诗既受到公正的批评，也遭到诽谤中伤，这是很自然的。在这场争论中他没有发言权，却有投票权。“对于有实质内容的批评，我的书，我的全部诗歌就是我投的票。对于充满敌意的诽谤中伤，我也有投票权，这张票也是由我独特的和源源不断的创作构成的。”当《元素颂》遭到一些人的非议时，诗人挑战式地笑着宣告：“我正在写另一本书，它的名字就叫《新元素颂》。”这部诗集果然于1956年问世，他歌颂了铁丝、短袜、胆量、多变的一天……有评论称诗人为“物品主义者”，断言在这第二集中，他的“元素”宝库已被挖尽。但是，出乎他们意料，各种“元素”源源不断地继续被诗人收进“颂歌”，赋予生命。于是，在又一次近于嘲弄式的挑战中，《颂歌第三集》问世。
当然，更多的还是公正的批评，杰出的评论家毕竟还是大有人在。他们以自己的睿智、正直和勇气成为诗人的忠实战友，诗歌的捍卫者。
他们敏锐地指出，3部颂歌体现了诗人创作的重大变化，标志着他诗歌创作的新阶段。这些“颂歌”对世界进行了唯物主义的审视和评价，这种方式从《漫歌集》开始日益明显。但它的存在实际更早，早已分散地表现在诗人的个别诗篇中。“颂歌”所表现的审美情趣，在多年前就初露端倪，而现在，它以新的内容强烈、突出而且集中地表现出来。诗人涉及的每一种“元素”，都不是无垠太空中的无序个体，而是存在于一定空间、时间和运动之中的。它们存在于星球的某一处，参与着人的存在，在人的生活中各得其所。因此这和诗人青年时代的泛神论远不是一回事，它们已不再被奉为神明。
诗人对“元素”的这种审视，不是鸟瞰式的，也不是走马观花。很少有诗人能这么深入地进入它的本质。他不仅仅是“利用”了几乎一切“元素”，更重要的是，在准确地把握它们各自的“本质”的基础上，找到适当的语言来描绘——“装扮”它们，使它们具有生命。由此，宇宙万物，从“原子”到“大海”，从“孤独”到“生活”，从“夜”到“日”，从“面包”到“酒”，在诗中都获得了生命。诗人不但揭示了它们的实用价值，而且揭示了它们的“存在价值”。由此，多少世纪以来在文学中一向被当作配角的众“元素”，第一次成了主角。
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把大自然与资本主义文明对立，着力歌颂过大自然。据说在拜伦拜伦（1788—1824），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的《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之前，欧洲人还不曾歌颂过大海的美。《游记》歌颂大海的威力，以大海象征不可征服的自由力量，谁要妄图征服大海，大海就必将把他摔得粉碎。而普希金在《致大海》一诗中，借对大海的赞美，抒发了对自由的渴望。它的第一句就是：“再见吧，自由的元素！”可见，大自然进入诗歌，作为“元素”被歌颂，并不始自聂鲁达。
但评论家们却坚持认为，在文学史上，吟咏“元素”最精彩的，当属聂鲁达，没有哪一位诗人像他这样，如此大量地普遍地把人们周围的各种事物——“元素”收入诗中，而且以几部专集来吟诵。他的吟唱是抒情的、热情奔放的，但又是非常客观的。诗人严格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给予客观的、质朴的描写。因此，他笔下的众“元素”没有被“主观化”，极少个人色彩。这与19世纪浪漫主义对大自然的强烈主观抒情性的描写大相径庭。诗人施展了他的全部才能，调动了自己所有的感官，进行了创造性的劳动。他的智慧、思绪、感情全部转化为视觉、听觉、味觉、嗅觉、触觉。他从质地、结构、颜色、面积、体积、形态、味道、气味……各个方面挖掘“元素”的本质，谱就了颂歌。在对“元素”内在价值的感受和领会方面，诗人具有一种超人的敏锐。
聂鲁达以新的眼光，从新的角度，观察、认识构成世界的众“元素”，从中探索美与善。他以丰富的艺术想象、朴素的艺术风格，对宇宙万物——“元素”给以精雕细刻，展示出了它们本身所蕴含的诗意和哲理。这就构成了几部元素颂歌的基本特点：通俗的诗句中包含着深刻的哲理。因此，要真正读懂它们，并非易事。
元素的颂歌产生于一种内心的呼唤，多年以来，这种愿望就一直萦绕在诗人心中，即使在用最苦涩的语言写诗的日子里他也未能忘怀。1922年，当他18岁时，现代派的矫揉造作使他感到苦恼，他已经感到有必要尝试质朴的表达方式。他在《光明》杂志上发表文章说，有时候他产生这样一种愿望，写诗要简略，不讲究方式，用活跃在街头巷尾现实生活中的普通语言。
1935年10月，他在《绿马》诗刊上发表了著名的《关于不纯粹的诗》一文，主张诗歌“要有生活气息”，“要横扫纯粹诗歌的贫乏的抽象”，表现了对“纯粹诗歌”的大不敬。这是由理念走向客观现实的重要一步，尽管他还没有试图探索事物的“生命”，还没有谈到诗歌的社会公益作用。但是他确实开始感觉到，诗歌是他斗争中不可分离的战友。就在这篇文章发表后没几个月，他写出了《献给阵亡民兵的母亲们》一诗，然后是整个《西班牙在我心中》，实践了他的主张。
20世纪初的诗歌，几乎把史诗完全排除在外，但聂鲁达就写出了拉丁美洲史诗《漫歌集》。在这部诗集中，他就开始写构成世界的一些“元素”。在开篇第一章《大地上的灯》中，他以6小节，分别写了拉丁美洲的：“植物、兽类、鸟儿、河流、矿藏、人类。”他认为，任何物质都不应该被排斥在外。这些构成世界的基本物质已经被人们遗忘得太久了，应该回过头来重新描写它们，重新发现它们的价值。
1953年，当描写元素的一部分诗歌已在世上流行，巴勃罗·聂鲁达在圣地亚哥召开的美洲文化大会上作了演讲，他承认，质朴地写诗，已经成为他面临的最艰巨的任务。
可见，“元素”在西班牙语诗歌中得到重新评价，获得应有地位，是诗人长期不懈地探索和追求的结果。
“十四块木板搭成的小屋”
当记者问及聂鲁达在大学是学什么专业的，他回答：“建筑学和法语。”建筑学？人们感到奇怪。是的，他学过建筑学。他听过一些课，但后来就没再去听。这真是有点儿遗憾。因为诗人始终对房屋设计建造有种特殊的爱好，他称得上是个天生的建筑师。他的住宅全是按照自己的爱好和趣味建成的。他虽然请了设计师，但房子实际上却总是按他的主意盖。
黑岛的家是诗人的第一处住宅。那年，他从西班牙内战的炮火硝烟中返回智利，寻找一个可以安心写作的地方。他“深感迫切需要写一部比较集中的诗，能把众多的历史事件、不同的地理条件、我们人民的生活和种种斗争结合到一起”。他要在海边找个落脚点，可以远离城市的喧嚣，面对他热爱的大海，不受干扰地专心写作。
在几乎还没有居民的荒凉海岸拉斯加维奥达，他找到一幢面对太平洋的石屋。房主是位饱经风霜的年迈的西班牙海军上校，出于对大海的怀念，他在海边买地盖了房。得知要买房子的是聂鲁达时，这位老海员豪爽地说，和这位诗人，可以不讲价，随便他给多少，“他可是为西班牙做了好事的人！”上校对诗人在西班牙的作为极为赞赏，有这样的买主，他感到荣幸。
黑岛的“家”就像人，像树木，它在不断长大。诗人对它加工改造：加了塔楼，用石块砌成了宽敞的起居室，用从科尔多瓦峡谷里捡回的大卵石砌了一个大壁炉，一扇大落地窗户外就是汹涌澎湃的太平洋，夹杂着咸沙、海藻气味的海风扑面而来，带来海浪的絮语。窗下是一大片五颜六色的野花，阳光慷慨地照耀着。它们一年一新生，青春永驻。起居室入口处，迎面是一块大木牌，上面是诗人亲手写的大字：“远航归来，乐在其中。”诗人爱海胜过一切。马蒂尔德说过，巴勃罗的一生，是不同寻常的航海者的一生！他永远向着欢乐，扬帆远航。与其说诗人属于陆地，不如说他属于海洋。他热爱海，特别是他祖国的大海。一次，是在欧洲，聂鲁达对马蒂尔德说：“真想回去，看看大海。”后者一听就笑起来，因为当时他们正在海边散步。那是在意大利的维亚雷焦。聂鲁达解释说：“这儿算不得大海。你看，它根本不翻腾，不咆哮，而且没有海洋的气味儿。”黑岛的海，是他魂牵梦萦的地方。
就在这座木石房子里，坐在壁炉旁，面对大海，聂鲁达在他的诗国里遨游。他这个积习难改的命名者，把那个当时只有3户人家的地方改名为黑岛。那里从此就以这个名字闻名天下。世界各地都有人打听它，人们以各种方式去想象它。诗人黑岛的家，确实有一种不同寻常的气氛。马蒂尔德说过：“与其说它是现实的，不如说它是想象的产物——一个诗人丰富想象力的产物。这诗人从小坐着父亲开的运碎石的火车走遍四方，这种漫游培养了他如此丰富的想象力。”其实，黑岛并不是岛，也不是黑色的，那儿的房屋以坚实的大陆为根基，周围是长满茂盛绿色海滨植物的黄沙地。
聂鲁达去世后，曾有穿着朴素的农妇坚持要求进诗人黑岛的家，她想“看看巴勃罗在海底的那间透明房子，那间他一边写诗一边看鱼儿游过的房子”。马蒂尔德不想让她失望，告诉她：“巴勃罗活着时，有这间屋子。他去世了，屋子也不存在了。”这农妇很难过，直说自己来晚了，并羡慕地对马蒂尔德说：“你真有福气，和巴勃罗在这样的房子里生活过。”这就是诗歌的魅力。
“拉查斯哥那”，是聂鲁达流亡归来后建的一处别墅，最初那儿是“罗萨里奥”和“船长”的秘密“小巢”。那儿原来是一块长满黑莓的斜坡，它位于圣克里斯托瓦尔山脚，一条清澈的瀑布从山间飞流直下，不时可以听到附近动物园里狮子的怒吼声。他们被这儿的景致迷住了，毅然买下了这块并不适宜建房的地皮。爱情使他们年轻了，办起事来也像年轻人一样浪漫冲动。聂鲁达请来了建筑师，一位朋友。建筑师一看到这块地就大笑起来：“住在这种地方，每天都得爬台阶。”他拿来了图纸：“房子向阳，面对圣地亚哥市区。”诗人把图上的房子转了180度，他不愿意整天看着闹市，他喜欢看山。他把图纸改了又改，改得起居室只剩下一面墙，其他三面都成了落地窗。房子建成后，马蒂尔德向建筑师致谢，她觉得房子很漂亮。这位朋友说：“设计这房子的不是我，是巴勃罗。”的确如此，连屋里的家具都是诗人自己设计的，床的靠背上烙着两个大写字母P和MP。和M。，Pablo（巴勃罗）和Matilde（马蒂尔德）的缩写。。桌上摆着那张迭戈·里维拉画的双头女士像。
聂鲁达黑岛家的门外。这个家被他设计成船的模样，屋里屋外到处都是跟大海和航海有关的东西。黑岛的家
聂鲁达黑岛家中的船首雕像。这是聂鲁达最钟爱的一个船首雕像，因为她的眼睛是蜡做的，有时她会流眼泪。
聂鲁达将已经离开人世的朋友的名字都刻在黑岛家中的房顶上。他说这样就像他们从未离开，永远留在他的身边，而且黑岛永远是他们的家。聂鲁达在黑岛家中
聂鲁达和加西亚。马尔克斯在黑岛家中那时，聂鲁达还住在洛斯金多斯，那是他和“蚂蚁”的家。那座房子也是用诗人喜欢的两种材料：石头和木头建的。为纪念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卡，诗人特地在院子里建了一个小舞台。那儿总是高朋满座，朋友们和诗人共进午餐。饭后，诗人要睡午觉，天天如此。但并不是在洛斯金多斯，而是去拉查斯哥那。这已成了惯例，所以他离开时，不必再打招呼，也不会有人问及什么。准确地说，没有人在德丽亚面前评说什么，因为除了德丽亚，其他人都心中有数，只是心照不宣罢了。
聂鲁达一直希望能和马蒂尔德有个孩子，这也是她的愿望。她曾怀孕3次，但是都没能保住。最后一次是在圣地亚哥，为了保住这孩子，马蒂尔德遵医嘱卧床休息了整整6个月。孩子已有了生命的征兆，她在动。他们高兴极了，商量着该给她起个什么名字。最后决定，在出生前，暂时叫她“Procopio”。它是什么意思？寄寓着什么？这恐怕只有擅长起名的诗人本人说得准。因为字典上是没有这个词的。诗人希望这是个女孩儿，实际上也是个女孩儿，可惜没能保住。在医生说的危险期过后，马蒂尔德开始下床活动，但10天后，孩子又流产了。费了这么大劲，吃了这么多苦，仍然没能保住她。马蒂尔德难过地住进医院。聂鲁达刚从北方回来，他抱着一大捧鲜花，赶到医院，他还有勇气笑着说：“不要紧，一切如初，你和我，还有我们的爱情。”“既然这可能夺去你的健康，甚至生命，那我宁愿不要孩子。对于我，最宝贵的是我的‘巴多哈’。”
从此，他们不再谈孩子的事，他们开始筹建自己的家“拉查斯哥那”。他们渴望见面，渴望在一起。他们常常“溜”出去做短期旅行，为了能在一起。他们曾去过阿特兰蒂达，住在乌拉圭朋友海滩上的别墅里。每天他们都闻着周围松树林的芳香，下海游泳。诗人还没忘记他在圣安黑洛学会的那两下子，但总得让马蒂尔德陪着。他说：“要是你不下水，我就什么都不记得，我会沉下去的。”在那儿，聂鲁达写了很多诗。在诗中，他称阿特兰蒂达为达蒂特拉，这也是一个杜撰的名字。暂时得保密，不能让人知道他们曾一起到过那儿。诗人和马蒂尔德越来越清楚，他们是永远不可能再分开了。
就这样，不知不觉，好几年过去了。马蒂尔德为诗人誊清手稿，抄出第一稿，成为他不公开的秘书。于是谣传随之而起：聂鲁达带回一个意大利女友，没人认识她，他也不向人介绍。这一切变得越来越神秘。
终于，不可避免的事情发生了。聂鲁达因故辞退了洛斯金多斯家里的园丁，而园丁和那儿唯一知道马蒂尔德的“存在”的司机是好友。于是在走前，园丁把有关情况告诉了德丽亚。德丽亚感到自己的自尊心被伤害，她要求聂鲁达放弃这种爱情，否则，她就离开。诗人和马蒂尔德也感到很痛苦，从一开始他们就有约在先，诗人要保持与德丽亚的夫妻关系，他们不想伤害德丽亚，他们想避免这种痛苦的决裂。马蒂尔德觉得，自己并没有从德丽亚那儿夺走什么。当她进入他们的生活时，他们之间已经只存在友谊了。她不希望德丽亚失去妻子的名分，因为马蒂尔德对这不感兴趣。她知道聂鲁达的爱情是属于她的，即使他属于另一个家庭。
一天晚上，聂鲁达用绿墨水（他一直用绿墨水书写）给德丽亚写了告别信，他请好友、作家博洛迪亚代为转交。博洛迪亚坐在诗人和马蒂尔德的家里，等着他写信，等了很久。聂鲁达这封信写得很长，大概写得也很费劲儿。这封信由博洛迪亚交给德丽亚的一位朋友转交。他们都是守信用的，恪守了送信人的职责。因此，除了聂鲁达和收信人，始终没人知道信里究竟写了些什么。
和聂鲁达共同生活了20年后，德丽亚又回到了她那无数脱缰的奔马中间，成了一个隐居的画家。她和诗人曾经共同生活过的家米却肯，从此再不叫这个名字，而只简单地称为洛斯金多斯。原来的餐厅改成了画室，那儿四周全是玻璃窗，光线充足，可以清楚地看到院里的花草树木。
诗人和马蒂尔德一起住在拉查斯哥那，但他一直关注着“蚂蚁”，希望她能承受住离异的沉重打击，振作起来。当他听说现在只属于德丽亚一个人的洛斯金多斯又开始举行绘画—文学聚会，他才放心地舒了一口气。
现在，“地下活动”终于结束，诗人和马蒂尔德有两个家——拉查斯哥那和黑岛。“我们是幸福的，尽管这件事与其他任何人无关。”诗人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把我们共有的时间，长久地消磨在智利荒凉的海边。但不是在夏天，因为这时被阳光晒干的海岸，显得像沙漠那样发黄；而是在冬日，这时是奇特的开花季节，海滨随着雨水和寒冷的降临而披上绿色和黄色、蓝色和紫色的外衣。”“我的妻子跟我一样，是个外省人。她出生于南方的城市契扬，幸运的是这个城市以农民的陶瓷制品闻名遐迩，不幸的是它以可怖的地震而尽人皆知。我在《爱情十四行诗一百首》里，把我要对她说的话全部倾吐了。这些诗句也许表明了她对我意味着什么。大地和生活使我们走到一起来了。”
《爱情十四行诗一百首》按评论家的说法，是“给女王加冕”的。诗人是“欢呼着”闯入马蒂尔德的生活的，但是，在很多年里，这不可抑制的爱情却不得不以缄默的方式表达它的欢乐。诗人只能用佚名诗歌唱他的幸福，比如《船长的诗》。他不能公开自己的名字和他的心上人的名字，那表达炽烈的火山爆发般的感情的诗句，只能以不知名的船长献给神秘莫测的罗萨里奥·德·拉·塞尔达的方式出现。
1957年，聂鲁达在黑岛开始写献给马蒂尔德·乌鲁蒂亚的十四行诗，他头一次在诗中写出她的名字，他渴望让人们都知道。身边，是已经成为他妻子的马蒂尔德；面前，是他挚爱的大海。他诗思泉涌，一首又一首十四行诗从笔下溢出。
十四行诗最初源于民间，13世纪意大利诗人雅科波·达·连蒂尼是第一个采用这种诗歌形式，并使之具有严谨格律的文人作者。他绝不会想到，这种形式的诗歌后来会成为诗国中的“女王”。这种由两节四行诗和二节三行诗构成、每行11个音节的十四行诗，成为每一个时代诗人追求的伟大目标。十四行诗首先在但丁特别是彼特拉克笔下臻于完美，然后由意大利传到英国、西班牙、法国，又传到更遥远的其他国家，应用到各种奇异的语言中，成为欧洲诗歌中一个占有特殊地位的重要诗体。十四行诗走到哪儿都大受欢迎，当然，每个诗人都有自己的方式，于是产生了变体。16世纪的英国，先后出现了许多十四行诗诗人，使十四行诗辉煌的当首推莎士比亚。他的十四行诗由三节四行诗和一副对句组成。押韵的格式由古典的ABBA，ABBA，CDE，CDE，改成ABAB，CDCD，EFEF，GG。诗句每行有10个抑扬格音节。这种十四行诗，后来就称为“莎士比亚体”。1964年，在纪念莎士比亚诞辰400周年时，巴勃罗·聂鲁达评论道，这位英国天才作家，与其说是戏剧家，不如说是诗人。而作为诗人，确切地说，他是位十四行诗诗人。
英国的弥尔顿弥尔顿（1608—1674），英国诗人、政治活动家。、华兹华斯华兹华斯（1770—1850），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湖畔派的代表。、雪莱雪莱（1792—1822），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济慈济慈（1795—1821），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和勃朗宁夫人勃朗宁夫人（1806—1861），英国女诗人。都写十四行诗，其中不乏名篇。法国著名诗人波德莱尔的名著《恶之花》中，十四行诗占很大比重。十四行诗直到现代，仍富有生命力。不少现代欧洲著名诗人，如英国的奥登，奥地利的里尔克，法国的瓦莱里瓦莱里（1871—1945），法国诗人、评论家、思想家。，都用彼特拉克式的变体写十四行诗。用西班牙语写十四行诗，则始于15世纪的西班牙。16世纪有被称为“西班牙的彼特拉克”的加尔西拉索·德·拉·维加加尔西拉索·德·拉·维加（1503—1536），西班牙文学史上“黄金时代”的第一位重要诗人。，黄金世纪被誉为“天才中的凤凰”的洛卜·德·拉·维加写过1500首十四行诗。几乎所有的伟大西班牙诗人都写过出色的十四行诗。
写十四行诗，聂鲁达也有自己的方式，与莎士比亚的相去甚远。诗人保留了传统的分节格式，即两节四行诗，两节三行诗。但诗句的音节却由诗人的思绪和情致而定，不拘一格：有十音节的，有十一音节的，也有十二、十三，甚至十八个音节的。诗句的构成取决于诗人所要歌唱的爱情的需要。
提出创造主义诗歌理论的先锋派诗人比森特·维多夫罗曾说：“我不写十四行诗，因为那是我的祖父母辈写的。”他认为写十四行诗是复古，只能写出优雅但却冷冰冰没有生命的石雕式作品。但巴勃罗·聂鲁达却没有这种顾忌。当然，他是力图不受束缚有所创新的。有评论家判断，诗人写十四行诗也许如塞万提斯写《堂吉诃德》的意图一样？塞万提斯厌恶离奇虚幻的骑士小说，他在这部小说自序中宣布他要“把骑士小说的那一套扫除干净”。《堂吉诃德》以戏拟骑士小说的形式宣告了骑士小说的终结。但聂鲁达并不想以这100首十四行诗结束十四行诗，因为天才的前辈诗人们在这由四节三节诗组成的金杯中给我们留下了最纯正的点金石。诗人只是想用我们这个时代的服饰和语言来装扮它。尽管诗人在献给马蒂尔德的题词中模仿地道的骑士语言，但他的诗中写得明白，他为心上人献上的不是闪着珠光宝气或响着刀剑撞击声的抒情诗，而是“木质”的十四行诗，它们是用斧头砍刀削出来的“十四块木板搭成的小屋”，为了让诗人所挚爱和歌唱的心上人生活在里面。他敬重前辈诗人，但是在面对世界时，他要使用自己的语言，他是一个不知疲倦的革新者。他想用朴素的方式写出日常生活中的平凡事物。
诗人放声歌唱他对马蒂尔德的爱。为了对心上人倾诉衷情，他选定了100这个数字。他写了100首十四行诗，为了把这爱情的方方面面都写到。好的、美的、甜的、愉快、忠诚、美德、纯朴、理智，写进了他的诗中。而坏的、丑的、苦的、悲伤、不忠、狡猾、恶习、无理也写在诗中。爱情的“是”和“否”尽在其中。他曾在诗中写道：“知道吗，我不爱你又爱你/因为这是生活的两种方式，/话语是沉默的一只翅膀/而火焰有一半是冷的。”
为了包容那宽广的感情，诗人走遍了一天的每个时辰：100首诗分为晨、午、黄昏和夜四个部分。但是却没有诗人青年时代那么热爱的晚霞，因为它有种浪漫的意味。而在这部爱情诗集里，爱情是有血有肉，有空间有时间的实体。
《爱情十四行诗一百首》是聂鲁达的重要作品之一。它充分体现了诗人丰富的想象力和敏锐的诗思，是西班牙语十四行诗的杰作。它为十四行诗这位“女王”在西班牙的诗国中“加冕”，而在诗集中，诗人为他心中的“女王”马蒂尔德“加冕”。
“第一部献给古巴革命的书”
1960年，聂鲁达乘“路易·吕米埃号”轮船离开美洲去欧洲旅行。4月12日，在航程中，他完成了诗集《英雄事业的赞歌》。这正是古巴革命胜利1年零3个月之时。
在《赞歌》序言中，聂鲁达重申他的主张：要写有益于公众利益的诗。他为自己肩负着这种责任而感到自豪。他认为，这样的诗人才是真正的诗人。他希望能有所作为。人民遭受了太多的磨难，即使为他们做了一切，也还是远远不够的。这部诗集不是无奈的叹息，而是献到每天都在战斗的情同手足的人民手上的锐利武器，为了给他们以有效的、真诚的帮助。对于可能招来的非议，他也早有准备。他说：“那些不遗余力地指责我的人又要指手画脚了，但是我还是要再一次履行自己的职责，而且以此为荣。”
他为自己写出了《赞歌》而骄傲。在回忆录中他写道：“我不会忘记我是第一个写了整整一本书来歌颂古巴革命的人。”确实，他是世界上第一个以一部诗集歌颂马蒂儿女们英雄业绩的诗人。1968年，在这部诗集乌拉圭版的前言中他又一次谈到有关情况。诗集完成后，诗人曾走遍美洲，在各种群众集会上朗诵它。在他的祖国智利，他朗诵着歌颂古巴人民英雄业绩的诗篇，从北部沙漠一直走到麦哲伦海峡以南。墨西哥和秘鲁都听到过他的朗诵。他的热情的听众大部分是学生和工人。他曾应邀去美国参加国际笔会的一次代表大会。在华盛顿和加利福尼亚，诗人向众多听众朗诵他的抒情诗、史诗和反帝诗篇，在美国人民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他们赞成诗人对帝国主义的谴责。诗人亲自证实了，与拉丁美洲人民为敌的美帝国主义，也是美国人民的敌人。《英雄事业的赞歌》出了一版又一版，一直葆有旺盛的生命力。诗人再次自豪地说：“它是早于古巴和任何其他地方的诗人写出的第一部献给古巴革命的书。”虽然在这之后出现了古巴作家联名信事件，聂鲁达遭到无端的攻击（诗人回忆录中对此有详细记述），但诗人仍然未改初衷，他对这件事有十分清醒和明确的认识。他说：“在伟大的事业里，某个进程中出现一个盲点，一个小小的盲点，没有什么了不起，我迄今依然歌唱，依然热爱和崇敬古巴革命、古巴人民和那些品格高尚的革命主将。”因此，“我仍然是写过《英雄事业的赞歌》的那个人。这本诗集我依然喜爱”。
聂鲁达明确指出《赞歌》“是献给古巴的解放者：菲德尔·卡斯特罗菲德尔·卡斯特罗（1926—），古巴和国际共运活动家。、他的同志们和全体古巴人民的，是献给为摆脱来自北方的威胁、为争取自由而战的波多黎各和加勒比人民的”。《赞歌》中的一些诗篇写于黑岛，另一些写于1959年，在古巴革命胜利之时，当时诗人正在委内瑞拉旅行。它的最后完成，是在“路易·吕米埃号”上，在由美洲去欧洲的旅途中。也就是说，《赞歌》动笔于古巴革命胜利之前，那时他写的是加勒比人民特别是波多黎各人民的苦难和他们的斗争，正在此时，古巴革命成功，这一辉煌胜利改变了诗人的思路，歌颂古巴人民的英雄业绩成为诗集的主体。
加勒比，一直是聂鲁达关注的地方。20世纪50年代末，拉丁美洲还有24个地区处在殖民统治之下，它们几乎都在加勒比。“二战”后，美国在拉丁美洲扩张势力，迅速取代英国，称霸拉美。昔日，称霸世界的古罗马帝国曾称地中海为“我们的海”。如今，加勒比海也几乎成了美国的领海——“美国的地中海”，他在那儿为所欲为。加勒比地区发生的一切，聂鲁达都看在眼里，痛在心上。10年前，在《漫歌集》中，他就沉痛而愤恨地写道：“坏年头，耗子的年头，肮脏的年头！”“在古巴，人们被暗杀！”“为了让甘蔗田的嘶哑声音/再也不会发出。”“恶年头，你看到/蛮荒丛林浓重的阴影那边，/我们地理的细腰吗？/浪涛/好像一个蓝色蜜蜂的蜂房，/撞碎在海岸边，两边大洋的/闪烁光芒，在痛苦的土地上飞掠……/……我的土地的苦难！啊，/压抑着一片沉默的窒息！/啊，长时期受苦的人民！/啊，呜咽啜泣中的细腰！”
诗人特别写到波多黎各，它是最早落到新殖民主义魔爪中的地区。1898年，美国迫不及待地对西班牙宣战，通过美西战争，从老殖民主义者手中夺去了古巴和波多黎各：古巴沦为它的“保护国”，波多黎各则被兼并。上岛之初，美国佬曾信誓旦旦：要解救波多黎各人民于西班牙殖民统治的水深火热之中。但曾几何时，他们撕下笑脸假面具，露出了狰狞的真面目。美国制糖工业的4家大公司在波多黎各建起了7600个农场，像章鱼的千百个吸盘，死死地扼住了它的经济命脉，疯狂地吸吮它白色的血液。美国政府强迫波多黎各放弃西班牙语，以英语为官方语言。学校里全部用英语教学。富兰克林·罗斯福富兰克林·罗斯福（1882—1945），美国第32届总统。总统对此有明确“指示”：美国对波多黎各的政策必须使“在波多黎各的下一代美国公民长大后都能对英语运用自如”。“二战”后，波多黎各人民要求独立争取自由的斗争不断高涨，但却遭到残酷镇压，一批又一批为自由而战的爱国者被押进监狱。这一切使聂鲁达痛心疾首，他在20世纪40年代末完成的《漫歌集》中就揭露了殖民主义者在这个小岛上的野蛮罪行，痛斥杜鲁门杜鲁门（1884—1972），美国第33届总统。“冷战政策”的倡导者之一。总统剥夺波多黎各人用自己的语言说话的权利。
杜鲁门先生来到
波多黎各岛，
来到
我们海洋的洁净蓝水里
洗刷他的染血的指头。
他刚刚下令处死
二百名希腊青年。
他的机关枪
功能精确，
每一天
在他的命令下，都有
多里克柱头——葡萄与橄榄，
古代大海的眼睛，
科林斯花冠的花瓣，
掉落进希腊的尘埃。
凶手们
与美国来的专家们
高举塞浦路斯甜酒的杯子，
纵声哈哈大笑，胡子上
还沾满着油腻和希腊的血。
杜鲁门来到我们的水域，
来洗濯他的沾上
远方鲜血的红手，同时，
在大学里，用他的语言
说服，劝解，微笑，
闭住卡斯蒂利亚的嘴巴，
掩盖在那里像一条
水晶长河那样长期循环的
语言的光芒，规定下：
“让你的语言死了吧，
波多黎各。”
波多黎各，加勒比诸岛苦难的人民，一直在聂鲁达心上。1958年，波多黎各独立解放运动战士安东尼奥·圣埃利亚·布兰科到智利参加会议，结识了聂鲁达。从他那儿诗人直接地、详尽地了解到波多黎各人民在美国殖民统治下的悲惨处境和艰苦斗争。这一切给诗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受到强烈震动。他决心要写一些诗，也许是一部诗集，为了不幸而又不屈的波多黎各人民。伟大的波多黎各爱国志士佩德罗·阿尔维苏·坎波斯在20世纪30年代说过：“我们没有武器能消灭他们的海军，但是我们有可以让他们在全世界臭名远扬、威信扫地的武器。”这就是“揭露”，揭露他们的罪恶。向全世界揭露抨击殖民主义者的罪行，让他们身败名裂，这正是圣埃利亚·布兰科高举的武器。而巴勃罗·聂鲁达要写的书，也正是这样的武器。他要写出加勒比诸岛人民多舛的命运，首先写出的是波多黎各的悲剧。就在这时，古巴爆发了新的斗争，人民推翻了巴蒂斯塔独裁统治，成立了新政府。古巴革命成功了！这辉煌的胜利使这部关于加勒比的书有了新的内容，新的规模，新的歌。诗人的歌不再只是单纯的希望的呼唤，现在，他可以放声歌唱一种美好的现实，它就存在于拉美的大地上：它是爆发在深重苦难之中的胜利的革命。
当一些人面对古巴革命惊骇、惶惑，还不知其所以然的时候，聂鲁达就独具慧眼，抓住了问题的本质所在。拉丁美洲一直以希望的大陆著称，但只有在这个时候，才真正有了希望。诗人说：“一个以前名不见经传的古巴人菲德尔·卡斯特罗突然抓住了希望之神的头发或脚，不让它飞走，而是让它坐到桌前，即坐到美洲人民的桌前和家里。”“从那以后，我们在把希望变为现实这条路上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千千万万拉丁美洲人觉醒了，他们满怀希望地关注着古巴的一切。古巴在帝国主义的高压下存在着，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人们高兴地、放心地笑了，他们的希望没有落空，人民的希望是不可战胜的。
《英雄事业的赞歌》共有42首诗，写的是波多黎各、古巴、萨尔瓦多、尼加拉瓜……这些地方的统治者，或已上台几年，或为新上台者，但在残暴、独裁上却毫无二致，是清一色的专制暴君。而在伟大的前辈英雄光辉榜样的鼓舞下，人民艰苦卓绝的斗争也从来没有停止过。这是风云变幻、战斗的年代。老殖民主义刚刚寿终正寝，新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却接踵而至，而且更加贪婪、残暴。因此，“到处都有马埃斯特拉山”也就成为必然。
诗人像中世纪的行吟诗人出现在舞台上，向观众说明他的意图：他选择的是一个震撼人心的主题，它染着血迹，看得到棕榈树，还有沉寂。“要说的是一个岛/被浩渺的大洋和无数的死亡所包围。”他写道：“Puerto Rico，Puerto Pobre”，波多黎各在西班牙语里的意思是“富庶的港口”，所以这句诗既可以理解为“波多黎各，贫穷的港口”，又可以理解为“富庶的港口，贫穷的港口”。诗人以这样一句双关语，以鲜明的对比沉痛地道出了一个事实，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被称为富庶的港口的波多黎各，何以成了贫穷之地？！因为这是一块拉丁美洲人民至今未能收复的土地！
诗人写到尼加拉瓜。10年前，在《漫歌集》中，就有《桑地诺》一诗：
但是，因为血与火加上金元，
都摧毁不了
桑地诺的高塔，
华尔街的武士们
只好和平谈判，
邀请游击战士赴宴。
于是，一个新雇佣的叛徒，
向他开了卡宾枪。
这个人名叫索摩查。直到
今天他仍然统治着尼加拉瓜：
三十块银币在他的肚子里
生长着，增加着。
这就是桑地诺的故事。
他是尼加拉瓜的领袖，
是我们被出卖的，
被分割的，被袭击的沙场的
令人心碎的化身。
今天，那里仍然被索摩查家族的世袭专制统治窒息着。老索摩查死了，他的儿子又上了台。这伙“叛徒”“雇佣兵，暴徒，刽子手”是一堆蛆虫，他们玷污桑地诺的鲜血，蚀空卢文·达里奥播种的根苗。聂鲁达虽没来得及看到尼加拉瓜革命的胜利，但是他预告这胜利必然到来。他号召举起“愤怒的剑”，他盛赞“桑地诺是一座旗帜飘扬的高塔，/桑地诺是一支充满希望的步枪”。中美洲人民悲壮的战斗历程历历在目。
终于，多少年的浴血奋战结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神奇硕果，自由让古巴迎到了拉丁美洲。攻打蒙卡达兵营的英勇青年，加勒比海上乘风破浪的“格拉玛”号游船，马埃斯特拉山上的游击英雄、游击队的司令菲德尔·卡斯特罗，光彩夺目地登上历史舞台。于是，诗人不仅要激励人民在反帝斗争中同仇敌忾，而且更要热烈赞扬古巴革命的伟大胜利。胜利的旗帜飘扬在古巴的天空，也就是飘扬在整个拉丁美洲上空，在黑暗中奋斗了几个世纪的人民终于盼到了真正的胜利。诗人提议：为马埃斯拉山歌唱，同时，要想到更远，要注视着2000年。
在对古巴革命的赞扬中，感激、钦佩、希望洋溢在字里行间。“菲德尔，菲德尔，人民感谢你”，“因此我从远方给你带来/一杯来自我的祖国的酒”，这酒来自“地底下的人民”，正是他们——矿工，几个世纪以来，不停地“从冰冷的土地里挖掘出火焰”。诗人表达了智利人民的心意。但是，在欢庆胜利的时刻，诗人也没有放松警惕。他清醒地看到了天边翻滚的乌云，帝国主义绝不会善罢甘休。他表达了本大陆人民同仇敌忾奋起保卫古巴革命的坚强意志，如果谁敢进犯自由的古巴——“必将撞上人民的拳头，/我们要挖出埋藏的武器！”挺身而出，“保卫亲爱的古巴”。对于聂鲁达，古巴革命事业高于一切。1971年，一位英语报纸记者话里有话地问诗人，对古巴经验有何感想？他直截了当、毫不含糊地回答：“对于我，古巴革命非常重要，它是神圣的。这是我们美洲的第一次社会主义革命。”这样的话他曾说过多次。在1969年出版的《世界末日》一书中，他也谈到古巴。诗人向英雄的起义者致敬，光荣属于他们，这是拉丁美洲的太阳放射出的第一道灿烂朝霞。
反帝斗争的伟大事业，凸现在《赞歌》的每一页。美国的大棒式“睦邻政策”又一次成为诗人痛斥的目标，但是诗人把美国人民和美国政府严格地区别开来，人民是沃尔特·惠特曼和保尔·罗伯逊们。《赞歌》的第39首就是《献给美国朋友》，这使我们联想起《漫歌集》中的著名篇章《伐木者醒来吧》。在这首诗中，诗人继续谴责了美国政府，但对美国人民——“北方的汉子”，“村庄和工厂里的美国人”却充满兄弟般的情谊。他很清楚，这些普通老百姓，也生活在困厄之中，他们面对种种难题而一筹莫展。美国人民，同样是帝国主义侵略扩张政策的受害者。诗人向他们呼唤理解和共同的希望。他写道，美国人和我们一样，我们什么也不排斥，但是我们要保住自己的所有，我们有广大的空间可以从容地生活。
在《赞歌》中，还突出地表现了始终贯穿在聂鲁达作品中的思想：世界在发展变化，和平事业不断取得成就，希望在未来。因此，诗人在《赞歌》中为苏联制造的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而欢呼，这是人类的胜利，这是世界飞跃前进的明证。就在《赞歌》出版后几个月，苏联宇航员尤里·加加林尤里·加加林（1934—1968），苏联宇航员、上校，苏联英雄（1961）。1961年4月12日驾驶“东方号”宇宙飞船完成了人类历史上首次航天飞行。1968年在试飞时失事遇难。月球背面一环形山以加加林名字命名。驾驶“东方号”宇宙飞船完成了人类历史上首次航天飞行。稍后，古尔曼·季托夫古尔曼·季托夫（1935—2000），苏联宇航员，空军中将（1979），苏联英雄（1961）。1961年8月乘“东方—2号”宇宙飞船飞行。又乘“东方—2号”宇宙飞船遨游太空。这是震惊世界的伟大功勋。在后来写的回忆录中，诗人称他们为“两只人鸟”。聂鲁达这位至诚的爱国者还念念不忘地紧追着季托夫，问他在太空时看到智利没有？当季托夫回答看到南美洲有几条高耸的黄色山脉，也许那就是智利，诗人立刻应道：“同志，那当然是智利！”他的话饱含着骄傲、自豪和拳拳的孺子之情。
《赞歌》爱憎分明，感情强烈，对人民满怀深情，为革命高唱赞歌，对帝国主义声讨、鞭挞，毫不留情。诗人热烈地主张着所是，热烈地攻击着所非。他热烈地拥抱着所爱，更热烈地“拥抱”着所憎——正如赫拉克勒斯紧抱安泰安泰，希腊神话中的利比亚巨人，海神波塞冬和地神该亚的儿子。他在与人格斗时，只要身不离地，就能不断从大地母亲身上汲取力量，因此所向无敌。赫拉克勒斯在与安泰格斗时，曾把他打倒3次，发现他每接触一次大地就力量倍增，于是就把他举在半空中，用强有力的双臂把他扼死。，为的是要用强有力的双臂把他扼死。因此这部诗集，在大受欢迎的同时必然也招来非议，有偏狭者讥之为“遵命”的“应景”之作。聂鲁达的确是位有高度责任感的诗人，他肩负崇高的使命。因此，写诗对于他绝不是穷极无聊的“侃”，更不是玩世不恭的“玩”。写诗对于他，是在完成有益于人类的庄严使命。他就是要为完成时代赋予的崇高使命，紧跟时代的步伐，写出人民的爱和恨，写出人民的理想和愿望。他明确地说过：在斗争中间，“我们有很多诗人，都是追随着人民一齐前进的”。因此，他必然要在自己的诗中歌颂，倾诉，揭露，抨击，破坏，爱，赞扬，建设。“如果不是为了我的人民/和我一起战斗一起前进”，那么，写诗干什么？他庄严宣告：
我的责任和我的诗歌携手同行，
我是我，可又不是我：这就是我的命运。
我的遭遇和受苦的人相同，
他们的苦痛也是我的苦痛。
如果我不属于被压迫的大众，
我就不成其为我，
我来自人民，我为人民歌唱：
我的诗是赞歌，也是鞭挞。
有人对我说：你属于阴影，
也许是这样，不过我正走向光明。
我是农民和渔夫中间的一个，
在书卷堆里可找我不着，
男女百姓里才有我的踪影，
因为他们教我认识了永恒。
——《这就是我的生活》（《英雄事业的赞歌》）
《英雄事业的赞歌》1960年由古巴出版，印了25万册。1961年，又由智利圣地亚哥南方出版社出版。蒙德维的亚也出了一版。聂鲁达生前的最后一版是由智利圣地亚哥基曼图出版社印制的，那是在1973年。7月末，印刷完毕，将投放市场3万册，是普及本。这些书正在车间装订，转眼已到了8月底9月初，接着是灾难的9月11日，一场军事政变毁灭了一切。聂鲁达的书也未能幸免。基曼图出版社被攻占，它的职工被逮捕。仓库里的书大部分被捣毁，《英雄事业的赞歌》也在其中。但是，无论是大火还是裁切机都不能毁灭一切。有几册：两册，3册，也许是5册——很难说清准数——逃脱了死亡，被小心地收藏起来。出版社的一位职员伊里斯·拉尔戈冒死抢出两本。
今天，这仅有的几本劫难后的“幸存者”成了无价之宝，莫斯科外文图书馆珍藏着一本。《英雄事业的赞歌》是烧不尽、捣不烂的。而聂鲁达，即使在他去世后，他的诗歌仍然继续在战斗中赢得新的胜利。
诗体回忆录
1964年，巴勃罗·聂鲁达满60岁。他的生日成了智利全国性的节日。从北到南，全国各地，人们组织各种活动热烈庆祝。智利国立图书馆举办了有聂鲁达本人和智利文化界知名人士参加的隆重庆祝会。它办的《马波乔》杂志出了聂鲁达专号，第一篇就是聂鲁达在庆祝会上的讲话，题为《我怎样看自己的作品》。另外还有海梅·孔查、阿方索·埃斯库德罗、吉列尔莫·费拉达、海梅·希奥尔达诺、乌戈·蒙特斯等多人的评论文章。智利作家协会办的杂志《落叶松》也由一批智利作家还有巴西、委内瑞拉作家撰稿出了专刊。《曙光》杂志、《智利大学年刊》，圣地亚哥《时代报》等报纸杂志都以整版篇幅刊登了有关巴勃罗·聂鲁达的生活和作品的重要资料。
聂鲁达自己也为此做了充分准备，在年满60岁时，他要展示出新的成就。他早就开始准备“生日献礼”——一部纪念碑式的作品：《黑岛纪事》。1963年，意大利阿尔皮尼亚诺出版社出了他的一本诗集《概要》，后来收入《黑岛纪事》。《概要》只印了430册，印得非常精美。用了上好的纸张，每册都有精致的套盒。这个出版社以印制名家精品书而著名，曾印过彼特拉克、但丁、龙萨龙萨（1524—1585），16世纪文艺复兴时期法国的杰出诗人。、莎士比亚、毕达哥拉斯毕达哥拉斯（公元前6世纪），古希腊思想家、宗教和政治活动家，毕达哥拉斯学派创立人、数学家。等名家作品。这些精品书印得都非常精致漂亮，而且印数都非常少，只供珍藏用。聂鲁达的《概要》为这份宝藏又增添了新的光彩。1964年7月12日，在这举国欢庆的日子，诗人向他的人民郑重献上5卷本诗体“自传”《黑岛纪事》。这5卷的标题分别是：“雨的出生地”“迷宫里的月亮”“寻根者”“烈火”“批评的奏鸣曲”。
聂鲁达的“献礼”不仅是一部《黑岛纪事》，他还译出了莎士比亚的悲剧杰作《罗密欧与朱丽叶》。把这位英国名作家的不朽戏剧译成西班牙语，无疑是一个大胆的挑战。诗人取得了成功，他的译作获得好评。天才戏剧家莎士比亚和天才诗人聂鲁达在西班牙语中融合为一。这一年9月9日，洛萨达出版社出版了聂鲁达译的《罗密欧与朱丽叶》，10月10日，智利大学戏剧学院在智利首都安东尼奥·巴拉斯礼堂首演《罗密欧与朱丽叶》。
杰出的西班牙诗人路易斯·罗萨莱斯说过，真正的回忆并不在聂鲁达回忆录《回首话沧桑》里，而是在《黑岛纪事》中，这话说得很有道理。尽管《黑岛纪事》写在诗人去世前10年，最后10年的生活未能包括在内，但是毕竟囊括了他60年的人生历程，可以算得上是一部相当完整的诗体回忆录。实际上，聂鲁达经常在作品中回顾自己走过的路。人多是生命之川中的一滴，既承着过去，又向着未来。若非寻乎异常，就都不免在向前中也有反顾。《漫歌集》最后一章《我是》就被视为广义的回忆录中的第一部。诗人在这一章里自咏了他前半生的经历，他的诗歌创作、斗争道路。《黑岛纪事》在《漫歌集》后15年问世，仍然是回顾，但有15年新的阅历丰富了人生，回顾的眼光自然也不同。
《黑岛纪事》第一卷《雨的出生地》有20首诗。60岁的诗人又重新找回童年的印象，没有刻意的描绘，诗人用质朴的语言把我们带到他的故乡，他起步的地方。他“诞生在众多诞生的人之中”，“生活在众多生活着的人们中间”。那儿是智利的中部，葡萄藤绿色的丝蔓舒卷，阳光滋养着葡萄，而酒就产生在人们的脚下。那是盛产葡萄酒的地方。但不久，诗人就不得不离开他的诞生之地帕拉尔，和父亲一起迁居到“雨中的阿劳卡尼亚”。就在这智利南部由开拓者新建的小镇特木科，诗人度过了他的童年。聂鲁达不止一次地说过，他童年岁月中唯一不能忘怀的就是雨。智利南方的雨成年累月地由天空倾泻而下，浸泡着整个世界。那个地区的人都成了“雨生物”，诗人和那儿的孩子们一样，都是淋着冷雨长大的。《黑岛纪事》第一卷定名为《雨的出生地》是再合适不过了。就是在这连绵不断的大雨中出现了各种人和物，它们和雨一起给诗人留下了对人生的最初印象。其中有“慈爱的mamadre”和“粗犷的父亲”。
诗人的母亲在他刚满两个月时就去世了，他父亲不久就去了南部边境小镇特木科，那里比较容易找到工作，重新开始生活。在那儿他认识了堂娜特立尼达，于是诗人有了一个新的母亲。诗人称呼她为“mamadre”，这是他自造的词，一个甜蜜的词：由妈妈——mama和母亲——madre重叠组合而成。诗人爱好而且善于起名字的特长大概从那时起就初露端倪。这样的称呼饱含着他对这位继母的深厚感情。在《回首话沧桑》中，诗人写道：“她动作麻利，为人和蔼，具有农民的幽默感和积极的永不疲倦的善意。”“她就是我的继母。我觉得，给我童年的守护天使起这样的名字，实在不可思议。”在《黑岛纪事》中他写道：“啊，温柔的mamadre——我永远不能称你为继母。”
和“温柔的mamadre”形象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粗犷的父亲”的形象。诗人崇拜他，但又怕他。他们在感情上有层隔阂。他们之间存在着一种隐秘的斗争。父亲不愿意儿子写诗，他疑心很重，为此缩减了儿子的生活费。年轻的诗人不得不把写诗的激情掩盖起来，写诗成了地下活动。为了不让父亲发现他在写诗发表，诗人不得不找一个笔名。一位捷克作家扬·聂鲁达的作品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于是他给自己选定了一个笔名：巴勃罗·聂鲁达，那年他14岁。实际上，这位父亲也是深爱儿子的，但他不得不把这爱深藏在心底。他是“那个时代的人”，那是严酷的拓荒年代，在蛮荒的边境地区，强悍是求生存所绝对必需的。他也只能这样要求儿子。诗人这样描写他的父亲：
粗犷的父亲
从列车回来：
晚上
雨声里
我们认出
火车头
凄厉的
汽笛，
夜的悲歌，
然后
大门震动；
一阵强风跟着
我的父亲回家，
屋子
在脚步和压力之间
发抖，
惊恐的门
发出粗哑的
枪声，
梯子呻吟，
轧出尖锐的
叫骂
阴影同时
骚动，雨水像瀑布
泻落屋顶，
逐渐淹没
世界，
于是什么都听不见了，
除了交加的风和雨。
……
铁路工人是陆上的水手，
在没有海岸的港口之间
——森林的家乡——跑着跑着
穿过大自然，
完成陆地的航行。
……
强壮而贫穷的父亲
在生活的轴心，
在男性的友爱和注满的酒杯里，
他的生活是急行军，
在起床和上路之间，
在匆忙的来去之间，
而雨下得最凶的一个日子，
车务员何塞·德尔·卡门·雷耶斯
上了死亡列车，今天还没有回家。
——《父亲》
交加的风雨，静穆的原始森林，粗犷的父亲，慈爱的mamadre，这是首先进入少年聂鲁达诗中的“元素”。但在他这时的诗中，还有其他的“元素”，或说是“原材料”，这一切塑造了诗人和他的诗。他曾第一次面对茫茫大海，几米高的巨浪，震耳欲聋的轰鸣——他称之为“宇宙的搏动”，使他愕然。从此那永无休止的滚滚波涛就涌进了他的生活，涌进了他的诗篇。他曾在神秘莫测的原始大森林中探险，沉醉在鸟的国度、甲虫的世界和大自然馥郁的浓香中。还有那智利多石的海岸，丰饶的土地，滔滔的大河都让他意醉神迷。他的诗就由此诞生，这个孩子，未来的诗人就从这儿起程：
我活到一定的年岁，诗来找我，
不知道，不知道她来自何方，
来自冬天，还是小河。
弄不清她来的时辰，也不知道她来的方式，
不，她既不是什么声音，
不是话语，可也不是沉默。
夜晚街上的枝头，
在那里把我呼唤，
突然而来，伴着烈火；
突然而去，孤零萧瑟。
她没有形体面貌，
可她又能把我抚摸。
我不知道该讲些什么，
也不晓得
如何将她称呼，
我的眼睛视而不见，
只觉得灵魂受到冲击，
有时使我狂热奔放，有时却伤感泄气。
我只能
将这燃烧的痕迹
译成话语，
提笔写下第一行模糊的诗句，
这诗句含糊不清，宛如没有躯体；
从我茫然的心中迸出的语言
有时全是废话，
有时又是智慧的言语。
……
——《诗》（《黑岛纪事》）
这个孩子在茫茫世界中寻找他的根，寻找他自己。缓慢地，一步一步地。他逐渐懂得了脚下有什么。他很快就体验到了不公正，不合理。那个世界，一个显而易见的悖谬令他难解：有人造房，有人锯木，有人烤面包，有人肩负重物，有人开动机器创造奇妙的新产品。然而创造了这一切的人得到的只是苦难和饥饿。欢乐只属于少数人，人民得到的只是痛苦。制造面包的人应当有面包吃！“从此我不再是孩子，/因为我懂得了我的人民，/生无立锥之地，/死无葬身之穴。”显然，诗人一出世就面对的雨，和与这雨同在的世界，从一开始，就带着血色。
《黑岛纪事》第二卷《迷宫里的月亮》包括25首诗，从1920年与黛莱莎的爱写到1933年从东方归来。黛莱莎这位特木科姑娘，是激发诗人产生灵感写出《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的女神之一。诗人有时称之为“玛丽索尔”。1920年在特木科春节赛诗会上聂鲁达获一等奖，黛莱莎则是春光皇后，爱情就这样产生了。今天，在《黑岛纪事》中诗人又忆起往事，隔着时间的重雾，又看见了已经如此遥远的她。尽管那已是久远的往事，尽管诗人的心早已有了归宿……但是，青春岁月里的美好情怀毕竟难以忘怀：“你的眼睛在哪儿？”诗人追寻着。
外省、家、灵巧漂亮的黑姑娘在记忆中远去。诗人满脑子装着书籍、梦想和诗离家上路去首都。那是一座迷宫。在扑朔迷离的圣地亚哥，他会遇到什么？在那儿，他找到了亲密的朋友：罗哈斯·希门尼斯、奥梅罗·阿尔塞、华金·西恩富特斯、阿尔瓦罗·伊诺霍萨……一伙写诗的年轻人，他们与诗歌挽臂而行的狂热给那时的穷日子添了光彩。在那儿，出现了“玛丽松布拉”，《二十首情诗与一支绝望的歌》中有一半是献给她的，献给这位“头戴贝雷帽，心里一片平静的姑娘”。她的真名实姓几乎无人知晓。只是在诗人去世后，她的名字：阿尔维蒂娜·阿索卡尔才和诗人的名字联系在一起。诗人给她写过100多封信，1976年这些信集结成册出版。1927年，聂鲁达起程“迁徙”向东方。大海为他敞开远航的大门，一个更为陌生的世界等待着他。一个又一个地名出现在回忆中：巴黎、仰光、科伦坡、巴达维亚、新加坡……在他60岁的时候，隔着岁月的长河，他又一次在那青春岁月的迷宫里寻宝淘金。那是一个决定性的阶段，它锤炼了诗人。接着而来的就是烈火的铸造。
在《烈火》卷中，聂鲁达又一次回到始终在他心中的西班牙，这部分是本书的精髓。西班牙内战的惨痛印象让诗人始终不得安宁。有多少诗人所挚爱的所珍贵的都埋葬在那狂轰滥炸后成吨的残砖烂瓦堆下。他写道：他歌唱过、描述过西班牙双手捧给他的一切，但战争从生活中夺去了一切，只留下哭泣，风在苦涩的洞穴中的哭泣，在回忆中带血的哭泣。聂鲁达回忆起他逝去的挚友：费德里科、米格尔，他们是在“受尽侮辱极端痛苦”中死去的。诗人也谈到他那充满爱的使命；为满载着生命和希望的“温尼伯号”向智利启航所做的艰苦而且几乎是无望的奋斗……
西班牙永远不能从他的记忆中消失。每一座城市，每一条小巷，甚至一草一木，都不可磨灭地留在他的脑海里。每当他在旅途中走近西班牙的边境，或在它的某一个巷口：比戈或巴塞罗那做短暂停留，他的心跳就会加快，他的眼前就会涌现出往昔那青春与阳光、血与火的岁月。“我热爱马德里但是我不能/不能再注视它，再也不能，永远不能……”西班牙留在大洋的那一边，诗人痛苦地离开了，智利在等着他。他返航了，但却是带着为西班牙内战擦亮的眼睛回到祖国。他开始认识到“人”的真正含义，他开始成为“未可限量者”：人民中的一分子。但作为人民的诗人，又应该是他的人民的全权代表，他们的代言人。这是他的义务，也是他的职责。对这个阶段的回忆没有原原本本地按年代进行。这个时期的许多事件、片段都已收在《漫歌集》中。诗人只简要提到他当选为议员，然后就是魏地拉独裁政府迫害下的流亡。它最后一首诗打动着多少在世界各地漂泊的游子的心：
流放是圆形的，
一个圆圈，一个环：
你得迈开双脚四处奔波，在土地上穿行，
但那却不是你的土地。
阳光将你唤醒，但那却不是你的阳光。
夜降临：没有星辰。
你找得到兄弟：但却不是你的同胞。
正是这烈火铸造了诗人。
《寻根者》中，诗人力求与大自然重逢，大自然是构成他存在的不可缺的要素。他寻找的不是虚无缥缈的天堂，而是脚下养育他的大地：
我走进自己的树林，带着根
和我的丰饶：你从什么地方
来？大得像地图的
一片绿叶子问我。
我不回答。那儿
土壤是潮湿的，
我的靴子践下去，搜索，
要打开大地，
而大地沉默。
……
我来寻根，
找到一些
森林的矿质食粮，
坚韧的
物质，黝黑的锌，
有毒的铜。
那根须必须养活我的血，
……
——《树林里的猎人》（《黑岛纪事》）
在诗人笔下出现了德丽亚的名字，那个“极为温柔的旅人”，她曾用“钢和蜜的绳子”捆住诗人的双手。墨西哥也随着一支小夜曲出现在《寻根者》的篇章中。墨西哥总是以某种方式出现在聂鲁达的诗中，因为“我们是同一棵植物，/人们触摸到的只能是我们共同的根”。
这一卷的最后一首诗是《给妒忌》。出于妒忌的诋毁、攻击时不时落到诗人头上，对此，他有颇为独到的见解。他在诗中写道，“也许妒忌”正是给他“增添一种营养，/那正是我的工作所必需的”，这种粗暴的侵犯对他起的作用是妒忌者始料不及的，是“粗鲁的鞭策”。这正和了一位中国文化巨匠的名言：“一个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在后来写的回忆录中，聂鲁达也专门谈到过这个问题。他说，“嫉妒有时竟变成一种职业”，“我有幸遇上了一些不依不饶的、十分别致的嫉妒者，颇值一提”。“这些恼人的阴影有时会使我发火。但是，事实上这些阴影却不自觉地执行了一项奇特的宣传任务，仿佛组成了一家专门为我显声扬名而奔走的公司”。这样的效果，大概要让那些“不依不饶”的嫉妒者痛悔莫及。
第五卷《批评的奏鸣曲》有20首诗，包括范围很广，不再是自传式的抒写，而是对各种问题的思考。诗人谈到了各种问题：美学的、社会的、政治的、道德的……在《有魅力的艺术》一诗中，诗人重申他的诗歌理论。他坚持认为：书产生于“这样多的爱和交往”，如果没有男人和女人，如果没有饥饿、欲望、愤怒、亲吻和旅程，就没有诗。即，没有生活，就没有诗。因此，诗人在生活中行进着歌唱。在一些诗中，隐约可见他在后来的作品中展开的思考。这些作品是：《白天的手》《还有》《世界末日》《烧红的剑》等诗集和他的一些遗作。这里也记录了他的迷惘和彷徨：“真理在哪里？”他问道。他认为自己有钥匙，“可是钥匙/已失落于成列的门户，/跟其它钥匙乱成一堆，/再也/找不到/配合的锁”（《最后，没有人了》）。
《黑岛纪事》以5卷的篇幅包容了诗人60年的生活，他的根和梦，任性的青年时代，疑问，寻觅，决心，柔情，热情……是诗人的一部诗体回忆录。聂鲁达以抒情随想的方式写出了他60年的经历，他的所爱、所恨、所想。《黑岛纪事》没有严格的时间界限，但有一条传记式的线索贯穿其中，大致可以看出诗人童年、少年、青年到中年的人生历程，可以捕捉到他由特木科雨中起锚向远东、西班牙、欧洲、美洲和在他祖国智利长途跋涉的足迹。谁要想了解聂鲁达，就请细读《黑岛纪事》，诗人所能回忆起的一切几乎都在其中了。他时常回到一些过去谈过的题目，但审视的眼光并不相同，它有了时间的距离，阅历的视野，它是带着怀念的重温。这部诗集在聂鲁达作品全集中占了足足200页，但这并不是结束，生命属于诗人还有12年。然而他自己并不知道，他知道的是：来日方长。他激情满怀地注视着未来：“我爱不能不做梦的人。我的花园长满子虚乌有的鲜花。”“我想造一个平常的海。”（《真理》）他永远在“倾听未来”！
这部诗集的创作，开始于3年前。1951年底，诗人的挚友、当时正主办加拉加斯《国民报》的米格尔·奥特罗·席尔瓦向他约稿，请他每周为该报的文学增刊写些东西，诗人痛快地答应了。但他要求，他的诗别登在文艺版上，要放在新闻版上。这样，才能让各类读者都看得到。
就是这些陆续在新闻版上登出的诗歌，组成了《元素颂》的主体。1956年，《新元素颂》出版。1957年，又出了《颂歌第三集》。还有一部诗集，诗人自己曾名之为《颂歌第四集》，后来称为《出航与归来》。
在3部颂歌集中共有诗185首，绝大部分是咏物诗，也有一些是歌颂人物的，如《献给沃尔特·惠特曼的颂歌》《献给保尔·罗伯逊的颂歌》《献给塞萨尔·巴列霍的颂歌》《歌唱一位夜晚的洗衣妇》等。咏物诗几乎可以说是包罗万象：上至“天空”，下至“大地”；大如“江海”，小到“原子”；雅如“希望”，俗到“洋葱”，都是诗人吟咏的对象。例如：风、洋蓟、冬、洋葱、书、酒、孤独、大海、幸福的一天、原子、番茄、数字、生活、夜、面包、欢乐、智利的鸟……真是无所不有，构成一个真正的宇宙。这些诗的排列顺序也很独特，根据标题的第一个字母严格按照字母表顺序排列，丝毫不考虑其他分类标准。因此，从题目排列看，十分滑稽，有趣。如“爱情”，后面是“原子”，“智利的鸟”，因为它们的第一个字母都是“a”。“生活”后面是“酒”，因为它们都以“v”开头。这真可以称得上是独出心裁的尝试。诗人像能点石成金的弥达斯弥达斯，希腊神话中的弗里吉亚国王。酒神狄俄尼索斯把点金术传给了他，于是凡是他摸触的东西就都变成金子。，经他的艺术魔杖一点，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以至视而不见的普通事物就有了生命。
诗人为什么要歌颂这些平凡而又普通的事物呢？他在回忆录中说得很清楚：“在《元素颂》里，我决心认识生成世间万物的初始本质。我想把前人已经讲述过无数次的许多事物再描绘一番。我深思熟虑过的出发点，应该是像那个咂着铅笔头的孩子，开始写关于太阳、黑板、钟表或家庭的指定作文。我不会忽略任何一个题目；在行走或飞行中，我必须涉及一切，把我的思想表达得尽可能明晰和清新。”
的确，这3部诗集，被公认为是诗人笔下最通俗易懂的诗篇，它的语言简洁、活泼，节奏缓慢，一步一顿，一句诗分成几行，每行只有两三个字甚至一个字：
在高耸、
陡峭的山脉，
凿石，
钉木板，
缝衣，
砍柴，
捣碎土块……
他用朴素的语言明确表达了他的追求：为人民大众而写。他说：“我们美洲人中有数千万文盲；这种没文化现象，是作为封建主义的遗产和特权保存下来的。面对7000万文盲这块绊脚石，可以说我们的读者尚未诞生。我们应该促进他们的诞生，以便有人阅读我们和一切诗人的作品。我们应该打开美洲的子宫，从中迎出灿烂的光。”因此，他要用朴实无华、能够为大众所理解的语言，为他们写出宇宙、自然、社会、人类中的一切题材。他要“自觉地以诗为大众服务”。
他唱道：
在这
一千九百五十七年
我写下了
这些颂歌，
我弹奏着
我那正义而响亮的七弦琴，
我知道我歌唱的是什么，
我知道我的歌走向何处。
是的，我明白：
奇迹和神话的收买商，
进入了我用砖头和原木建造的
颂歌的住宅之后，
他将憎恶所有的家具，
他将憎恶祖先的肖像，
我的祖国的风景画，
朴素的
面包
和盐。
但我的颂歌的住宅就是这个样！
我推翻了黑暗的王国，
我搅乱了梦幻的发丝，
我踩住了御用文人的尾巴，
我选择了新的事物，
我挑选了大地和人类
所需要的水和火。
……
我希望，通过我的颂歌的大门，
所有的人民都能坐到一条长凳上。
……
让所有的人都到这儿来吧，
让他们找到，
让他们找到他们所需要的一切！
我是一个来自南方的人，
一个智利人，
一个从大洋上漂泊
归来的航海者。
我没有留在海岛上
高戴着王冠，
我没有留在梦幻中的宝座上。
我只是回来，为了
和大家在一起工作，
也为了大家而工作。
我写作，就是为了大家都能住在
我的房屋里，
我这用透明的颂歌
建筑起来的房屋里！
——《颂歌的住宅》
诗人是为谁而写，用什么方式写，为什么要这样写，全都一清二楚地通过这首诗表达出来。这是他以高度的责任感自觉地捍卫的原则。
这颇有点儿“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气概，必然招致形形色色卫道士们的大为不满。他们指手画脚，说长道短。比如，一位乌拉圭评论家对诗人以小鸭子作为题材很不以为然。他认为这类小动物不宜作为诗歌题材。这类批评家企图强制文学家只涉及高雅崇高的题材。聂鲁达毫不含糊地指出：“但是，他们错了。我们要让那些趣味高雅的大师所不齿的事物入诗。”
诗人正是这样，几乎是用所有的“元素”营造了他的“颂歌的住宅”，不管他们是高雅的还是“卑俗”的，是崇高的还是平凡的：它们在宇宙中的合法存在就决定了它们在诗歌中有权占有一席之地。这是对为艺术而艺术的“高雅论”的挑战。
还有人出来量聂鲁达诗句的长短。他们指责说：“颂歌”中多是短句，一句诗分成几行，每行只有两三个甚至一个字，这是对诗句的肢解。
应该承认，这些人是相当准确地抓住了“颂歌”的显著特点，但由此而产生的批评却是毫无道理、霸气十足的。这里用“无知”是解释不了的，用“偏见比无知距真理更远”解释大概正合适。
诗人的答复是明确的：“另外一些人量了我每一行诗句的长短，断言我把有的诗句肢解得零零碎碎，或者过于拉长了。这种批评毫无意义。谁规定诗句该短些还是长些、该细些还是粗些、该黄些还是红些？写诗的诗人才是对此做决定的人。他按照自己的呼吸与热血、自己的智慧与无知对此做出决定，因为所有这些都要放进诗的面包里去。”
又有人说：“颂歌”对生活中普通事物的“亲近”表现了诗人对政治的“疏远”，这是他“共产主义思想”的“滑坡”。甚至还有人疑虑重重地提出，“颂歌”中表现出的欢快、乐观，是一种策略，其中怕有什么不可告人的政治企图……这已经不是文学批评，而是政治偏见了。可见当时的智利，对“共产主义”的了解是多么浮浅，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诗人的聂鲁达所处的环境又是多么严峻，绝非到处是鲜花和歌声。
聂鲁达很清楚，文艺批评总是带点火药味的，难免存在派别之争。因此，他对自己的作品不时地受到攻击并不很在意。但是，他也绝不放弃不失时机地阐述他的主张的机会，并顺手回敬两枪。他说：“我的诗日益倾向简朴，遭到了一些人的反对。对这些批评我不在意。对我的诗歌的反对来自两个相当确定的方面：来自各种各样的反动派和那些书呆子与唯美主义者们，他们几乎总是文学中的落伍者和被生活所否定了的人。”
他认为，他的诗既受到公正的批评，也遭到诽谤中伤，这是很自然的。在这场争论中他没有发言权，却有投票权。“对于有实质内容的批评，我的书，我的全部诗歌就是我投的票。对于充满敌意的诽谤中伤，我也有投票权，这张票也是由我独特的和源源不断的创作构成的。”当《元素颂》遭到一些人的非议时，诗人挑战式地笑着宣告：“我正在写另一本书，它的名字就叫《新元素颂》。”这部诗集果然于1956年问世，他歌颂了铁丝、短袜、胆量、多变的一天……有评论称诗人为“物品主义者”，断言在这第二集中，他的“元素”宝库已被挖尽。但是，出乎他们意料，各种“元素”源源不断地继续被诗人收进“颂歌”，赋予生命。于是，在又一次近于嘲弄式的挑战中，《颂歌第三集》问世。
当然，更多的还是公正的批评，杰出的评论家毕竟还是大有人在。他们以自己的睿智、正直和勇气成为诗人的忠实战友，诗歌的捍卫者。
他们敏锐地指出，3部颂歌体现了诗人创作的重大变化，标志着他诗歌创作的新阶段。这些“颂歌”对世界进行了唯物主义的审视和评价，这种方式从《漫歌集》开始日益明显。但它的存在实际更早，早已分散地表现在诗人的个别诗篇中。“颂歌”所表现的审美情趣，在多年前就初露端倪，而现在，它以新的内容强烈、突出而且集中地表现出来。诗人涉及的每一种“元素”，都不是无垠太空中的无序个体，而是存在于一定空间、时间和运动之中的。它们存在于星球的某一处，参与着人的存在，在人的生活中各得其所。因此这和诗人青年时代的泛神论远不是一回事，它们已不再被奉为神明。
诗人对“元素”的这种审视，不是鸟瞰式的，也不是走马观花。很少有诗人能这么深入地进入它的本质。他不仅仅是“利用”了几乎一切“元素”，更重要的是，在准确地把握它们各自的“本质”的基础上，找到适当的语言来描绘——“装扮”它们，使它们具有生命。由此，宇宙万物，从“原子”到“大海”，从“孤独”到“生活”，从“夜”到“日”，从“面包”到“酒”，在诗中都获得了生命。诗人不但揭示了它们的实用价值，而且揭示了它们的“存在价值”。由此，多少世纪以来在文学中一向被当作配角的众“元素”，第一次成了主角。
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把大自然与资本主义文明对立，着力歌颂过大自然。据说在拜伦拜伦（1788—1824），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的《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之前，欧洲人还不曾歌颂过大海的美。《游记》歌颂大海的威力，以大海象征不可征服的自由力量，谁要妄图征服大海，大海就必将把他摔得粉碎。而普希金在《致大海》一诗中，借对大海的赞美，抒发了对自由的渴望。它的第一句就是：“再见吧，自由的元素！”可见，大自然进入诗歌，作为“元素”被歌颂，并不始自聂鲁达。
但评论家们却坚持认为，在文学史上，吟咏“元素”最精彩的，当属聂鲁达，没有哪一位诗人像他这样，如此大量地普遍地把人们周围的各种事物——“元素”收入诗中，而且以几部专集来吟诵。他的吟唱是抒情的、热情奔放的，但又是非常客观的。诗人严格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给予客观的、质朴的描写。因此，他笔下的众“元素”没有被“主观化”，极少个人色彩。这与19世纪浪漫主义对大自然的强烈主观抒情性的描写大相径庭。诗人施展了他的全部才能，调动了自己所有的感官，进行了创造性的劳动。他的智慧、思绪、感情全部转化为视觉、听觉、味觉、嗅觉、触觉。他从质地、结构、颜色、面积、体积、形态、味道、气味……各个方面挖掘“元素”的本质，谱就了颂歌。在对“元素”内在价值的感受和领会方面，诗人具有一种超人的敏锐。
聂鲁达以新的眼光，从新的角度，观察、认识构成世界的众“元素”，从中探索美与善。他以丰富的艺术想象、朴素的艺术风格，对宇宙万物——“元素”给以精雕细刻，展示出了它们本身所蕴含的诗意和哲理。这就构成了几部元素颂歌的基本特点：通俗的诗句中包含着深刻的哲理。因此，要真正读懂它们，并非易事。
元素的颂歌产生于一种内心的呼唤，多年以来，这种愿望就一直萦绕在诗人心中，即使在用最苦涩的语言写诗的日子里他也未能忘怀。1922年，当他18岁时，现代派的矫揉造作使他感到苦恼，他已经感到有必要尝试质朴的表达方式。他在《光明》杂志上发表文章说，有时候他产生这样一种愿望，写诗要简略，不讲究方式，用活跃在街头巷尾现实生活中的普通语言。
1935年10月，他在《绿马》诗刊上发表了著名的《关于不纯粹的诗》一文，主张诗歌“要有生活气息”，“要横扫纯粹诗歌的贫乏的抽象”，表现了对“纯粹诗歌”的大不敬。这是由理念走向客观现实的重要一步，尽管他还没有试图探索事物的“生命”，还没有谈到诗歌的社会公益作用。但是他确实开始感觉到，诗歌是他斗争中不可分离的战友。就在这篇文章发表后没几个月，他写出了《献给阵亡民兵的母亲们》一诗，然后是整个《西班牙在我心中》，实践了他的主张。
20世纪初的诗歌，几乎把史诗完全排除在外，但聂鲁达就写出了拉丁美洲史诗《漫歌集》。在这部诗集中，他就开始写构成世界的一些“元素”。在开篇第一章《大地上的灯》中，他以6小节，分别写了拉丁美洲的：“植物、兽类、鸟儿、河流、矿藏、人类。”他认为，任何物质都不应该被排斥在外。这些构成世界的基本物质已经被人们遗忘得太久了，应该回过头来重新描写它们，重新发现它们的价值。
1953年，当描写元素的一部分诗歌已在世上流行，巴勃罗·聂鲁达在圣地亚哥召开的美洲文化大会上作了演讲，他承认，质朴地写诗，已经成为他面临的最艰巨的任务。
可见，“元素”在西班牙语诗歌中得到重新评价，获得应有地位，是诗人长期不懈地探索和追求的结果。
“十四块木板搭成的小屋”
当记者问及聂鲁达在大学是学什么专业的，他回答：“建筑学和法语。”建筑学？人们感到奇怪。是的，他学过建筑学。他听过一些课，但后来就没再去听。这真是有点儿遗憾。因为诗人始终对房屋设计建造有种特殊的爱好，他称得上是个天生的建筑师。他的住宅全是按照自己的爱好和趣味建成的。他虽然请了设计师，但房子实际上却总是按他的主意盖。
黑岛的家是诗人的第一处住宅。那年，他从西班牙内战的炮火硝烟中返回智利，寻找一个可以安心写作的地方。他“深感迫切需要写一部比较集中的诗，能把众多的历史事件、不同的地理条件、我们人民的生活和种种斗争结合到一起”。他要在海边找个落脚点，可以远离城市的喧嚣，面对他热爱的大海，不受干扰地专心写作。
在几乎还没有居民的荒凉海岸拉斯加维奥达，他找到一幢面对太平洋的石屋。房主是位饱经风霜的年迈的西班牙海军上校，出于对大海的怀念，他在海边买地盖了房。得知要买房子的是聂鲁达时，这位老海员豪爽地说，和这位诗人，可以不讲价，随便他给多少，“他可是为西班牙做了好事的人！”上校对诗人在西班牙的作为极为赞赏，有这样的买主，他感到荣幸。
黑岛的“家”就像人，像树木，它在不断长大。诗人对它加工改造：加了塔楼，用石块砌成了宽敞的起居室，用从科尔多瓦峡谷里捡回的大卵石砌了一个大壁炉，一扇大落地窗户外就是汹涌澎湃的太平洋，夹杂着咸沙、海藻气味的海风扑面而来，带来海浪的絮语。窗下是一大片五颜六色的野花，阳光慷慨地照耀着。它们一年一新生，青春永驻。起居室入口处，迎面是一块大木牌，上面是诗人亲手写的大字：“远航归来，乐在其中。”诗人爱海胜过一切。马蒂尔德说过，巴勃罗的一生，是不同寻常的航海者的一生！他永远向着欢乐，扬帆远航。与其说诗人属于陆地，不如说他属于海洋。他热爱海，特别是他祖国的大海。一次，是在欧洲，聂鲁达对马蒂尔德说：“真想回去，看看大海。”后者一听就笑起来，因为当时他们正在海边散步。那是在意大利的维亚雷焦。聂鲁达解释说：“这儿算不得大海。你看，它根本不翻腾，不咆哮，而且没有海洋的气味儿。”黑岛的海，是他魂牵梦萦的地方。
就在这座木石房子里，坐在壁炉旁，面对大海，聂鲁达在他的诗国里遨游。他这个积习难改的命名者，把那个当时只有3户人家的地方改名为黑岛。那里从此就以这个名字闻名天下。世界各地都有人打听它，人们以各种方式去想象它。诗人黑岛的家，确实有一种不同寻常的气氛。马蒂尔德说过：“与其说它是现实的，不如说它是想象的产物——一个诗人丰富想象力的产物。这诗人从小坐着父亲开的运碎石的火车走遍四方，这种漫游培养了他如此丰富的想象力。”其实，黑岛并不是岛，也不是黑色的，那儿的房屋以坚实的大陆为根基，周围是长满茂盛绿色海滨植物的黄沙地。
聂鲁达去世后，曾有穿着朴素的农妇坚持要求进诗人黑岛的家，她想“看看巴勃罗在海底的那间透明房子，那间他一边写诗一边看鱼儿游过的房子”。马蒂尔德不想让她失望，告诉她：“巴勃罗活着时，有这间屋子。他去世了，屋子也不存在了。”这农妇很难过，直说自己来晚了，并羡慕地对马蒂尔德说：“你真有福气，和巴勃罗在这样的房子里生活过。”这就是诗歌的魅力。
“拉查斯哥那”，是聂鲁达流亡归来后建的一处别墅，最初那儿是“罗萨里奥”和“船长”的秘密“小巢”。那儿原来是一块长满黑莓的斜坡，它位于圣克里斯托瓦尔山脚，一条清澈的瀑布从山间飞流直下，不时可以听到附近动物园里狮子的怒吼声。他们被这儿的景致迷住了，毅然买下了这块并不适宜建房的地皮。爱情使他们年轻了，办起事来也像年轻人一样浪漫冲动。聂鲁达请来了建筑师，一位朋友。建筑师一看到这块地就大笑起来：“住在这种地方，每天都得爬台阶。”他拿来了图纸：“房子向阳，面对圣地亚哥市区。”诗人把图上的房子转了180度，他不愿意整天看着闹市，他喜欢看山。他把图纸改了又改，改得起居室只剩下一面墙，其他三面都成了落地窗。房子建成后，马蒂尔德向建筑师致谢，她觉得房子很漂亮。这位朋友说：“设计这房子的不是我，是巴勃罗。”的确如此，连屋里的家具都是诗人自己设计的，床的靠背上烙着两个大写字母P和MP。和M。，Pablo（巴勃罗）和Matilde（马蒂尔德）的缩写。。桌上摆着那张迭戈·里维拉画的双头女士像。
聂鲁达黑岛家的门外。这个家被他设计成船的模样，屋里屋外到处都是跟大海和航海有关的东西。黑岛的家
聂鲁达黑岛家中的船首雕像。这是聂鲁达最钟爱的一个船首雕像，因为她的眼睛是蜡做的，有时她会流眼泪。
聂鲁达将已经离开人世的朋友的名字都刻在黑岛家中的房顶上。他说这样就像他们从未离开，永远留在他的身边，而且黑岛永远是他们的家。聂鲁达在黑岛家中
聂鲁达和加西亚。马尔克斯在黑岛家中那时，聂鲁达还住在洛斯金多斯，那是他和“蚂蚁”的家。那座房子也是用诗人喜欢的两种材料：石头和木头建的。为纪念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卡，诗人特地在院子里建了一个小舞台。那儿总是高朋满座，朋友们和诗人共进午餐。饭后，诗人要睡午觉，天天如此。但并不是在洛斯金多斯，而是去拉查斯哥那。这已成了惯例，所以他离开时，不必再打招呼，也不会有人问及什么。准确地说，没有人在德丽亚面前评说什么，因为除了德丽亚，其他人都心中有数，只是心照不宣罢了。
聂鲁达一直希望能和马蒂尔德有个孩子，这也是她的愿望。她曾怀孕3次，但是都没能保住。最后一次是在圣地亚哥，为了保住这孩子，马蒂尔德遵医嘱卧床休息了整整6个月。孩子已有了生命的征兆，她在动。他们高兴极了，商量着该给她起个什么名字。最后决定，在出生前，暂时叫她“Procopio”。它是什么意思？寄寓着什么？这恐怕只有擅长起名的诗人本人说得准。因为字典上是没有这个词的。诗人希望这是个女孩儿，实际上也是个女孩儿，可惜没能保住。在医生说的危险期过后，马蒂尔德开始下床活动，但10天后，孩子又流产了。费了这么大劲，吃了这么多苦，仍然没能保住她。马蒂尔德难过地住进医院。聂鲁达刚从北方回来，他抱着一大捧鲜花，赶到医院，他还有勇气笑着说：“不要紧，一切如初，你和我，还有我们的爱情。”“既然这可能夺去你的健康，甚至生命，那我宁愿不要孩子。对于我，最宝贵的是我的‘巴多哈’。”
从此，他们不再谈孩子的事，他们开始筹建自己的家“拉查斯哥那”。他们渴望见面，渴望在一起。他们常常“溜”出去做短期旅行，为了能在一起。他们曾去过阿特兰蒂达，住在乌拉圭朋友海滩上的别墅里。每天他们都闻着周围松树林的芳香，下海游泳。诗人还没忘记他在圣安黑洛学会的那两下子，但总得让马蒂尔德陪着。他说：“要是你不下水，我就什么都不记得，我会沉下去的。”在那儿，聂鲁达写了很多诗。在诗中，他称阿特兰蒂达为达蒂特拉，这也是一个杜撰的名字。暂时得保密，不能让人知道他们曾一起到过那儿。诗人和马蒂尔德越来越清楚，他们是永远不可能再分开了。
就这样，不知不觉，好几年过去了。马蒂尔德为诗人誊清手稿，抄出第一稿，成为他不公开的秘书。于是谣传随之而起：聂鲁达带回一个意大利女友，没人认识她，他也不向人介绍。这一切变得越来越神秘。
终于，不可避免的事情发生了。聂鲁达因故辞退了洛斯金多斯家里的园丁，而园丁和那儿唯一知道马蒂尔德的“存在”的司机是好友。于是在走前，园丁把有关情况告诉了德丽亚。德丽亚感到自己的自尊心被伤害，她要求聂鲁达放弃这种爱情，否则，她就离开。诗人和马蒂尔德也感到很痛苦，从一开始他们就有约在先，诗人要保持与德丽亚的夫妻关系，他们不想伤害德丽亚，他们想避免这种痛苦的决裂。马蒂尔德觉得，自己并没有从德丽亚那儿夺走什么。当她进入他们的生活时，他们之间已经只存在友谊了。她不希望德丽亚失去妻子的名分，因为马蒂尔德对这不感兴趣。她知道聂鲁达的爱情是属于她的，即使他属于另一个家庭。
一天晚上，聂鲁达用绿墨水（他一直用绿墨水书写）给德丽亚写了告别信，他请好友、作家博洛迪亚代为转交。博洛迪亚坐在诗人和马蒂尔德的家里，等着他写信，等了很久。聂鲁达这封信写得很长，大概写得也很费劲儿。这封信由博洛迪亚交给德丽亚的一位朋友转交。他们都是守信用的，恪守了送信人的职责。因此，除了聂鲁达和收信人，始终没人知道信里究竟写了些什么。
和聂鲁达共同生活了20年后，德丽亚又回到了她那无数脱缰的奔马中间，成了一个隐居的画家。她和诗人曾经共同生活过的家米却肯，从此再不叫这个名字，而只简单地称为洛斯金多斯。原来的餐厅改成了画室，那儿四周全是玻璃窗，光线充足，可以清楚地看到院里的花草树木。
诗人和马蒂尔德一起住在拉查斯哥那，但他一直关注着“蚂蚁”，希望她能承受住离异的沉重打击，振作起来。当他听说现在只属于德丽亚一个人的洛斯金多斯又开始举行绘画—文学聚会，他才放心地舒了一口气。
现在，“地下活动”终于结束，诗人和马蒂尔德有两个家——拉查斯哥那和黑岛。“我们是幸福的，尽管这件事与其他任何人无关。”诗人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把我们共有的时间，长久地消磨在智利荒凉的海边。但不是在夏天，因为这时被阳光晒干的海岸，显得像沙漠那样发黄；而是在冬日，这时是奇特的开花季节，海滨随着雨水和寒冷的降临而披上绿色和黄色、蓝色和紫色的外衣。”“我的妻子跟我一样，是个外省人。她出生于南方的城市契扬，幸运的是这个城市以农民的陶瓷制品闻名遐迩，不幸的是它以可怖的地震而尽人皆知。我在《爱情十四行诗一百首》里，把我要对她说的话全部倾吐了。这些诗句也许表明了她对我意味着什么。大地和生活使我们走到一起来了。”
《爱情十四行诗一百首》按评论家的说法，是“给女王加冕”的。诗人是“欢呼着”闯入马蒂尔德的生活的，但是，在很多年里，这不可抑制的爱情却不得不以缄默的方式表达它的欢乐。诗人只能用佚名诗歌唱他的幸福，比如《船长的诗》。他不能公开自己的名字和他的心上人的名字，那表达炽烈的火山爆发般的感情的诗句，只能以不知名的船长献给神秘莫测的罗萨里奥·德·拉·塞尔达的方式出现。
1957年，聂鲁达在黑岛开始写献给马蒂尔德·乌鲁蒂亚的十四行诗，他头一次在诗中写出她的名字，他渴望让人们都知道。身边，是已经成为他妻子的马蒂尔德；面前，是他挚爱的大海。他诗思泉涌，一首又一首十四行诗从笔下溢出。
十四行诗最初源于民间，13世纪意大利诗人雅科波·达·连蒂尼是第一个采用这种诗歌形式，并使之具有严谨格律的文人作者。他绝不会想到，这种形式的诗歌后来会成为诗国中的“女王”。这种由两节四行诗和二节三行诗构成、每行11个音节的十四行诗，成为每一个时代诗人追求的伟大目标。十四行诗首先在但丁特别是彼特拉克笔下臻于完美，然后由意大利传到英国、西班牙、法国，又传到更遥远的其他国家，应用到各种奇异的语言中，成为欧洲诗歌中一个占有特殊地位的重要诗体。十四行诗走到哪儿都大受欢迎，当然，每个诗人都有自己的方式，于是产生了变体。16世纪的英国，先后出现了许多十四行诗诗人，使十四行诗辉煌的当首推莎士比亚。他的十四行诗由三节四行诗和一副对句组成。押韵的格式由古典的ABBA，ABBA，CDE，CDE，改成ABAB，CDCD，EFEF，GG。诗句每行有10个抑扬格音节。这种十四行诗，后来就称为“莎士比亚体”。1964年，在纪念莎士比亚诞辰400周年时，巴勃罗·聂鲁达评论道，这位英国天才作家，与其说是戏剧家，不如说是诗人。而作为诗人，确切地说，他是位十四行诗诗人。
英国的弥尔顿弥尔顿（1608—1674），英国诗人、政治活动家。、华兹华斯华兹华斯（1770—1850），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湖畔派的代表。、雪莱雪莱（1792—1822），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济慈济慈（1795—1821），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和勃朗宁夫人勃朗宁夫人（1806—1861），英国女诗人。都写十四行诗，其中不乏名篇。法国著名诗人波德莱尔的名著《恶之花》中，十四行诗占很大比重。十四行诗直到现代，仍富有生命力。不少现代欧洲著名诗人，如英国的奥登，奥地利的里尔克，法国的瓦莱里瓦莱里（1871—1945），法国诗人、评论家、思想家。，都用彼特拉克式的变体写十四行诗。用西班牙语写十四行诗，则始于15世纪的西班牙。16世纪有被称为“西班牙的彼特拉克”的加尔西拉索·德·拉·维加加尔西拉索·德·拉·维加（1503—1536），西班牙文学史上“黄金时代”的第一位重要诗人。，黄金世纪被誉为“天才中的凤凰”的洛卜·德·拉·维加写过1500首十四行诗。几乎所有的伟大西班牙诗人都写过出色的十四行诗。
写十四行诗，聂鲁达也有自己的方式，与莎士比亚的相去甚远。诗人保留了传统的分节格式，即两节四行诗，两节三行诗。但诗句的音节却由诗人的思绪和情致而定，不拘一格：有十音节的，有十一音节的，也有十二、十三，甚至十八个音节的。诗句的构成取决于诗人所要歌唱的爱情的需要。
提出创造主义诗歌理论的先锋派诗人比森特·维多夫罗曾说：“我不写十四行诗，因为那是我的祖父母辈写的。”他认为写十四行诗是复古，只能写出优雅但却冷冰冰没有生命的石雕式作品。但巴勃罗·聂鲁达却没有这种顾忌。当然，他是力图不受束缚有所创新的。有评论家判断，诗人写十四行诗也许如塞万提斯写《堂吉诃德》的意图一样？塞万提斯厌恶离奇虚幻的骑士小说，他在这部小说自序中宣布他要“把骑士小说的那一套扫除干净”。《堂吉诃德》以戏拟骑士小说的形式宣告了骑士小说的终结。但聂鲁达并不想以这100首十四行诗结束十四行诗，因为天才的前辈诗人们在这由四节三节诗组成的金杯中给我们留下了最纯正的点金石。诗人只是想用我们这个时代的服饰和语言来装扮它。尽管诗人在献给马蒂尔德的题词中模仿地道的骑士语言，但他的诗中写得明白，他为心上人献上的不是闪着珠光宝气或响着刀剑撞击声的抒情诗，而是“木质”的十四行诗，它们是用斧头砍刀削出来的“十四块木板搭成的小屋”，为了让诗人所挚爱和歌唱的心上人生活在里面。他敬重前辈诗人，但是在面对世界时，他要使用自己的语言，他是一个不知疲倦的革新者。他想用朴素的方式写出日常生活中的平凡事物。
诗人放声歌唱他对马蒂尔德的爱。为了对心上人倾诉衷情，他选定了100这个数字。他写了100首十四行诗，为了把这爱情的方方面面都写到。好的、美的、甜的、愉快、忠诚、美德、纯朴、理智，写进了他的诗中。而坏的、丑的、苦的、悲伤、不忠、狡猾、恶习、无理也写在诗中。爱情的“是”和“否”尽在其中。他曾在诗中写道：“知道吗，我不爱你又爱你/因为这是生活的两种方式，/话语是沉默的一只翅膀/而火焰有一半是冷的。”
为了包容那宽广的感情，诗人走遍了一天的每个时辰：100首诗分为晨、午、黄昏和夜四个部分。但是却没有诗人青年时代那么热爱的晚霞，因为它有种浪漫的意味。而在这部爱情诗集里，爱情是有血有肉，有空间有时间的实体。
《爱情十四行诗一百首》是聂鲁达的重要作品之一。它充分体现了诗人丰富的想象力和敏锐的诗思，是西班牙语十四行诗的杰作。它为十四行诗这位“女王”在西班牙的诗国中“加冕”，而在诗集中，诗人为他心中的“女王”马蒂尔德“加冕”。
“第一部献给古巴革命的书”
1960年，聂鲁达乘“路易·吕米埃号”轮船离开美洲去欧洲旅行。4月12日，在航程中，他完成了诗集《英雄事业的赞歌》。这正是古巴革命胜利1年零3个月之时。
在《赞歌》序言中，聂鲁达重申他的主张：要写有益于公众利益的诗。他为自己肩负着这种责任而感到自豪。他认为，这样的诗人才是真正的诗人。他希望能有所作为。人民遭受了太多的磨难，即使为他们做了一切，也还是远远不够的。这部诗集不是无奈的叹息，而是献到每天都在战斗的情同手足的人民手上的锐利武器，为了给他们以有效的、真诚的帮助。对于可能招来的非议，他也早有准备。他说：“那些不遗余力地指责我的人又要指手画脚了，但是我还是要再一次履行自己的职责，而且以此为荣。”
他为自己写出了《赞歌》而骄傲。在回忆录中他写道：“我不会忘记我是第一个写了整整一本书来歌颂古巴革命的人。”确实，他是世界上第一个以一部诗集歌颂马蒂儿女们英雄业绩的诗人。1968年，在这部诗集乌拉圭版的前言中他又一次谈到有关情况。诗集完成后，诗人曾走遍美洲，在各种群众集会上朗诵它。在他的祖国智利，他朗诵着歌颂古巴人民英雄业绩的诗篇，从北部沙漠一直走到麦哲伦海峡以南。墨西哥和秘鲁都听到过他的朗诵。他的热情的听众大部分是学生和工人。他曾应邀去美国参加国际笔会的一次代表大会。在华盛顿和加利福尼亚，诗人向众多听众朗诵他的抒情诗、史诗和反帝诗篇，在美国人民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他们赞成诗人对帝国主义的谴责。诗人亲自证实了，与拉丁美洲人民为敌的美帝国主义，也是美国人民的敌人。《英雄事业的赞歌》出了一版又一版，一直葆有旺盛的生命力。诗人再次自豪地说：“它是早于古巴和任何其他地方的诗人写出的第一部献给古巴革命的书。”虽然在这之后出现了古巴作家联名信事件，聂鲁达遭到无端的攻击（诗人回忆录中对此有详细记述），但诗人仍然未改初衷，他对这件事有十分清醒和明确的认识。他说：“在伟大的事业里，某个进程中出现一个盲点，一个小小的盲点，没有什么了不起，我迄今依然歌唱，依然热爱和崇敬古巴革命、古巴人民和那些品格高尚的革命主将。”因此，“我仍然是写过《英雄事业的赞歌》的那个人。这本诗集我依然喜爱”。
聂鲁达明确指出《赞歌》“是献给古巴的解放者：菲德尔·卡斯特罗菲德尔·卡斯特罗（1926—），古巴和国际共运活动家。、他的同志们和全体古巴人民的，是献给为摆脱来自北方的威胁、为争取自由而战的波多黎各和加勒比人民的”。《赞歌》中的一些诗篇写于黑岛，另一些写于1959年，在古巴革命胜利之时，当时诗人正在委内瑞拉旅行。它的最后完成，是在“路易·吕米埃号”上，在由美洲去欧洲的旅途中。也就是说，《赞歌》动笔于古巴革命胜利之前，那时他写的是加勒比人民特别是波多黎各人民的苦难和他们的斗争，正在此时，古巴革命成功，这一辉煌胜利改变了诗人的思路，歌颂古巴人民的英雄业绩成为诗集的主体。
加勒比，一直是聂鲁达关注的地方。20世纪50年代末，拉丁美洲还有24个地区处在殖民统治之下，它们几乎都在加勒比。“二战”后，美国在拉丁美洲扩张势力，迅速取代英国，称霸拉美。昔日，称霸世界的古罗马帝国曾称地中海为“我们的海”。如今，加勒比海也几乎成了美国的领海——“美国的地中海”，他在那儿为所欲为。加勒比地区发生的一切，聂鲁达都看在眼里，痛在心上。10年前，在《漫歌集》中，他就沉痛而愤恨地写道：“坏年头，耗子的年头，肮脏的年头！”“在古巴，人们被暗杀！”“为了让甘蔗田的嘶哑声音/再也不会发出。”“恶年头，你看到/蛮荒丛林浓重的阴影那边，/我们地理的细腰吗？/浪涛/好像一个蓝色蜜蜂的蜂房，/撞碎在海岸边，两边大洋的/闪烁光芒，在痛苦的土地上飞掠……/……我的土地的苦难！啊，/压抑着一片沉默的窒息！/啊，长时期受苦的人民！/啊，呜咽啜泣中的细腰！”
诗人特别写到波多黎各，它是最早落到新殖民主义魔爪中的地区。1898年，美国迫不及待地对西班牙宣战，通过美西战争，从老殖民主义者手中夺去了古巴和波多黎各：古巴沦为它的“保护国”，波多黎各则被兼并。上岛之初，美国佬曾信誓旦旦：要解救波多黎各人民于西班牙殖民统治的水深火热之中。但曾几何时，他们撕下笑脸假面具，露出了狰狞的真面目。美国制糖工业的4家大公司在波多黎各建起了7600个农场，像章鱼的千百个吸盘，死死地扼住了它的经济命脉，疯狂地吸吮它白色的血液。美国政府强迫波多黎各放弃西班牙语，以英语为官方语言。学校里全部用英语教学。富兰克林·罗斯福富兰克林·罗斯福（1882—1945），美国第32届总统。总统对此有明确“指示”：美国对波多黎各的政策必须使“在波多黎各的下一代美国公民长大后都能对英语运用自如”。“二战”后，波多黎各人民要求独立争取自由的斗争不断高涨，但却遭到残酷镇压，一批又一批为自由而战的爱国者被押进监狱。这一切使聂鲁达痛心疾首，他在20世纪40年代末完成的《漫歌集》中就揭露了殖民主义者在这个小岛上的野蛮罪行，痛斥杜鲁门杜鲁门（1884—1972），美国第33届总统。“冷战政策”的倡导者之一。总统剥夺波多黎各人用自己的语言说话的权利。
杜鲁门先生来到
波多黎各岛，
来到
我们海洋的洁净蓝水里
洗刷他的染血的指头。
他刚刚下令处死
二百名希腊青年。
他的机关枪
功能精确，
每一天
在他的命令下，都有
多里克柱头——葡萄与橄榄，
古代大海的眼睛，
科林斯花冠的花瓣，
掉落进希腊的尘埃。
凶手们
与美国来的专家们
高举塞浦路斯甜酒的杯子，
纵声哈哈大笑，胡子上
还沾满着油腻和希腊的血。
杜鲁门来到我们的水域，
来洗濯他的沾上
远方鲜血的红手，同时，
在大学里，用他的语言
说服，劝解，微笑，
闭住卡斯蒂利亚的嘴巴，
掩盖在那里像一条
水晶长河那样长期循环的
语言的光芒，规定下：
“让你的语言死了吧，
波多黎各。”
波多黎各，加勒比诸岛苦难的人民，一直在聂鲁达心上。1958年，波多黎各独立解放运动战士安东尼奥·圣埃利亚·布兰科到智利参加会议，结识了聂鲁达。从他那儿诗人直接地、详尽地了解到波多黎各人民在美国殖民统治下的悲惨处境和艰苦斗争。这一切给诗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受到强烈震动。他决心要写一些诗，也许是一部诗集，为了不幸而又不屈的波多黎各人民。伟大的波多黎各爱国志士佩德罗·阿尔维苏·坎波斯在20世纪30年代说过：“我们没有武器能消灭他们的海军，但是我们有可以让他们在全世界臭名远扬、威信扫地的武器。”这就是“揭露”，揭露他们的罪恶。向全世界揭露抨击殖民主义者的罪行，让他们身败名裂，这正是圣埃利亚·布兰科高举的武器。而巴勃罗·聂鲁达要写的书，也正是这样的武器。他要写出加勒比诸岛人民多舛的命运，首先写出的是波多黎各的悲剧。就在这时，古巴爆发了新的斗争，人民推翻了巴蒂斯塔独裁统治，成立了新政府。古巴革命成功了！这辉煌的胜利使这部关于加勒比的书有了新的内容，新的规模，新的歌。诗人的歌不再只是单纯的希望的呼唤，现在，他可以放声歌唱一种美好的现实，它就存在于拉美的大地上：它是爆发在深重苦难之中的胜利的革命。
当一些人面对古巴革命惊骇、惶惑，还不知其所以然的时候，聂鲁达就独具慧眼，抓住了问题的本质所在。拉丁美洲一直以希望的大陆著称，但只有在这个时候，才真正有了希望。诗人说：“一个以前名不见经传的古巴人菲德尔·卡斯特罗突然抓住了希望之神的头发或脚，不让它飞走，而是让它坐到桌前，即坐到美洲人民的桌前和家里。”“从那以后，我们在把希望变为现实这条路上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千千万万拉丁美洲人觉醒了，他们满怀希望地关注着古巴的一切。古巴在帝国主义的高压下存在着，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人们高兴地、放心地笑了，他们的希望没有落空，人民的希望是不可战胜的。
《英雄事业的赞歌》共有42首诗，写的是波多黎各、古巴、萨尔瓦多、尼加拉瓜……这些地方的统治者，或已上台几年，或为新上台者，但在残暴、独裁上却毫无二致，是清一色的专制暴君。而在伟大的前辈英雄光辉榜样的鼓舞下，人民艰苦卓绝的斗争也从来没有停止过。这是风云变幻、战斗的年代。老殖民主义刚刚寿终正寝，新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却接踵而至，而且更加贪婪、残暴。因此，“到处都有马埃斯特拉山”也就成为必然。
诗人像中世纪的行吟诗人出现在舞台上，向观众说明他的意图：他选择的是一个震撼人心的主题，它染着血迹，看得到棕榈树，还有沉寂。“要说的是一个岛/被浩渺的大洋和无数的死亡所包围。”他写道：“Puerto Rico，Puerto Pobre”，波多黎各在西班牙语里的意思是“富庶的港口”，所以这句诗既可以理解为“波多黎各，贫穷的港口”，又可以理解为“富庶的港口，贫穷的港口”。诗人以这样一句双关语，以鲜明的对比沉痛地道出了一个事实，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被称为富庶的港口的波多黎各，何以成了贫穷之地？！因为这是一块拉丁美洲人民至今未能收复的土地！
诗人写到尼加拉瓜。10年前，在《漫歌集》中，就有《桑地诺》一诗：
但是，因为血与火加上金元，
都摧毁不了
桑地诺的高塔，
华尔街的武士们
只好和平谈判，
邀请游击战士赴宴。
于是，一个新雇佣的叛徒，
向他开了卡宾枪。
这个人名叫索摩查。直到
今天他仍然统治着尼加拉瓜：
三十块银币在他的肚子里
生长着，增加着。
这就是桑地诺的故事。
他是尼加拉瓜的领袖，
是我们被出卖的，
被分割的，被袭击的沙场的
令人心碎的化身。
今天，那里仍然被索摩查家族的世袭专制统治窒息着。老索摩查死了，他的儿子又上了台。这伙“叛徒”“雇佣兵，暴徒，刽子手”是一堆蛆虫，他们玷污桑地诺的鲜血，蚀空卢文·达里奥播种的根苗。聂鲁达虽没来得及看到尼加拉瓜革命的胜利，但是他预告这胜利必然到来。他号召举起“愤怒的剑”，他盛赞“桑地诺是一座旗帜飘扬的高塔，/桑地诺是一支充满希望的步枪”。中美洲人民悲壮的战斗历程历历在目。
终于，多少年的浴血奋战结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神奇硕果，自由让古巴迎到了拉丁美洲。攻打蒙卡达兵营的英勇青年，加勒比海上乘风破浪的“格拉玛”号游船，马埃斯特拉山上的游击英雄、游击队的司令菲德尔·卡斯特罗，光彩夺目地登上历史舞台。于是，诗人不仅要激励人民在反帝斗争中同仇敌忾，而且更要热烈赞扬古巴革命的伟大胜利。胜利的旗帜飘扬在古巴的天空，也就是飘扬在整个拉丁美洲上空，在黑暗中奋斗了几个世纪的人民终于盼到了真正的胜利。诗人提议：为马埃斯拉山歌唱，同时，要想到更远，要注视着2000年。
在对古巴革命的赞扬中，感激、钦佩、希望洋溢在字里行间。“菲德尔，菲德尔，人民感谢你”，“因此我从远方给你带来/一杯来自我的祖国的酒”，这酒来自“地底下的人民”，正是他们——矿工，几个世纪以来，不停地“从冰冷的土地里挖掘出火焰”。诗人表达了智利人民的心意。但是，在欢庆胜利的时刻，诗人也没有放松警惕。他清醒地看到了天边翻滚的乌云，帝国主义绝不会善罢甘休。他表达了本大陆人民同仇敌忾奋起保卫古巴革命的坚强意志，如果谁敢进犯自由的古巴——“必将撞上人民的拳头，/我们要挖出埋藏的武器！”挺身而出，“保卫亲爱的古巴”。对于聂鲁达，古巴革命事业高于一切。1971年，一位英语报纸记者话里有话地问诗人，对古巴经验有何感想？他直截了当、毫不含糊地回答：“对于我，古巴革命非常重要，它是神圣的。这是我们美洲的第一次社会主义革命。”这样的话他曾说过多次。在1969年出版的《世界末日》一书中，他也谈到古巴。诗人向英雄的起义者致敬，光荣属于他们，这是拉丁美洲的太阳放射出的第一道灿烂朝霞。
反帝斗争的伟大事业，凸现在《赞歌》的每一页。美国的大棒式“睦邻政策”又一次成为诗人痛斥的目标，但是诗人把美国人民和美国政府严格地区别开来，人民是沃尔特·惠特曼和保尔·罗伯逊们。《赞歌》的第39首就是《献给美国朋友》，这使我们联想起《漫歌集》中的著名篇章《伐木者醒来吧》。在这首诗中，诗人继续谴责了美国政府，但对美国人民——“北方的汉子”，“村庄和工厂里的美国人”却充满兄弟般的情谊。他很清楚，这些普通老百姓，也生活在困厄之中，他们面对种种难题而一筹莫展。美国人民，同样是帝国主义侵略扩张政策的受害者。诗人向他们呼唤理解和共同的希望。他写道，美国人和我们一样，我们什么也不排斥，但是我们要保住自己的所有，我们有广大的空间可以从容地生活。
在《赞歌》中，还突出地表现了始终贯穿在聂鲁达作品中的思想：世界在发展变化，和平事业不断取得成就，希望在未来。因此，诗人在《赞歌》中为苏联制造的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而欢呼，这是人类的胜利，这是世界飞跃前进的明证。就在《赞歌》出版后几个月，苏联宇航员尤里·加加林尤里·加加林（1934—1968），苏联宇航员、上校，苏联英雄（1961）。1961年4月12日驾驶“东方号”宇宙飞船完成了人类历史上首次航天飞行。1968年在试飞时失事遇难。月球背面一环形山以加加林名字命名。驾驶“东方号”宇宙飞船完成了人类历史上首次航天飞行。稍后，古尔曼·季托夫古尔曼·季托夫（1935—2000），苏联宇航员，空军中将（1979），苏联英雄（1961）。1961年8月乘“东方—2号”宇宙飞船飞行。又乘“东方—2号”宇宙飞船遨游太空。这是震惊世界的伟大功勋。在后来写的回忆录中，诗人称他们为“两只人鸟”。聂鲁达这位至诚的爱国者还念念不忘地紧追着季托夫，问他在太空时看到智利没有？当季托夫回答看到南美洲有几条高耸的黄色山脉，也许那就是智利，诗人立刻应道：“同志，那当然是智利！”他的话饱含着骄傲、自豪和拳拳的孺子之情。
《赞歌》爱憎分明，感情强烈，对人民满怀深情，为革命高唱赞歌，对帝国主义声讨、鞭挞，毫不留情。诗人热烈地主张着所是，热烈地攻击着所非。他热烈地拥抱着所爱，更热烈地“拥抱”着所憎——正如赫拉克勒斯紧抱安泰安泰，希腊神话中的利比亚巨人，海神波塞冬和地神该亚的儿子。他在与人格斗时，只要身不离地，就能不断从大地母亲身上汲取力量，因此所向无敌。赫拉克勒斯在与安泰格斗时，曾把他打倒3次，发现他每接触一次大地就力量倍增，于是就把他举在半空中，用强有力的双臂把他扼死。，为的是要用强有力的双臂把他扼死。因此这部诗集，在大受欢迎的同时必然也招来非议，有偏狭者讥之为“遵命”的“应景”之作。聂鲁达的确是位有高度责任感的诗人，他肩负崇高的使命。因此，写诗对于他绝不是穷极无聊的“侃”，更不是玩世不恭的“玩”。写诗对于他，是在完成有益于人类的庄严使命。他就是要为完成时代赋予的崇高使命，紧跟时代的步伐，写出人民的爱和恨，写出人民的理想和愿望。他明确地说过：在斗争中间，“我们有很多诗人，都是追随着人民一齐前进的”。因此，他必然要在自己的诗中歌颂，倾诉，揭露，抨击，破坏，爱，赞扬，建设。“如果不是为了我的人民/和我一起战斗一起前进”，那么，写诗干什么？他庄严宣告：
我的责任和我的诗歌携手同行，
我是我，可又不是我：这就是我的命运。
我的遭遇和受苦的人相同，
他们的苦痛也是我的苦痛。
如果我不属于被压迫的大众，
我就不成其为我，
我来自人民，我为人民歌唱：
我的诗是赞歌，也是鞭挞。
有人对我说：你属于阴影，
也许是这样，不过我正走向光明。
我是农民和渔夫中间的一个，
在书卷堆里可找我不着，
男女百姓里才有我的踪影，
因为他们教我认识了永恒。
——《这就是我的生活》（《英雄事业的赞歌》）
《英雄事业的赞歌》1960年由古巴出版，印了25万册。1961年，又由智利圣地亚哥南方出版社出版。蒙德维的亚也出了一版。聂鲁达生前的最后一版是由智利圣地亚哥基曼图出版社印制的，那是在1973年。7月末，印刷完毕，将投放市场3万册，是普及本。这些书正在车间装订，转眼已到了8月底9月初，接着是灾难的9月11日，一场军事政变毁灭了一切。聂鲁达的书也未能幸免。基曼图出版社被攻占，它的职工被逮捕。仓库里的书大部分被捣毁，《英雄事业的赞歌》也在其中。但是，无论是大火还是裁切机都不能毁灭一切。有几册：两册，3册，也许是5册——很难说清准数——逃脱了死亡，被小心地收藏起来。出版社的一位职员伊里斯·拉尔戈冒死抢出两本。
今天，这仅有的几本劫难后的“幸存者”成了无价之宝，莫斯科外文图书馆珍藏着一本。《英雄事业的赞歌》是烧不尽、捣不烂的。而聂鲁达，即使在他去世后，他的诗歌仍然继续在战斗中赢得新的胜利。
诗体回忆录
1964年，巴勃罗·聂鲁达满60岁。他的生日成了智利全国性的节日。从北到南，全国各地，人们组织各种活动热烈庆祝。智利国立图书馆举办了有聂鲁达本人和智利文化界知名人士参加的隆重庆祝会。它办的《马波乔》杂志出了聂鲁达专号，第一篇就是聂鲁达在庆祝会上的讲话，题为《我怎样看自己的作品》。另外还有海梅·孔查、阿方索·埃斯库德罗、吉列尔莫·费拉达、海梅·希奥尔达诺、乌戈·蒙特斯等多人的评论文章。智利作家协会办的杂志《落叶松》也由一批智利作家还有巴西、委内瑞拉作家撰稿出了专刊。《曙光》杂志、《智利大学年刊》，圣地亚哥《时代报》等报纸杂志都以整版篇幅刊登了有关巴勃罗·聂鲁达的生活和作品的重要资料。
聂鲁达自己也为此做了充分准备，在年满60岁时，他要展示出新的成就。他早就开始准备“生日献礼”——一部纪念碑式的作品：《黑岛纪事》。1963年，意大利阿尔皮尼亚诺出版社出了他的一本诗集《概要》，后来收入《黑岛纪事》。《概要》只印了430册，印得非常精美。用了上好的纸张，每册都有精致的套盒。这个出版社以印制名家精品书而著名，曾印过彼特拉克、但丁、龙萨龙萨（1524—1585），16世纪文艺复兴时期法国的杰出诗人。、莎士比亚、毕达哥拉斯毕达哥拉斯（公元前6世纪），古希腊思想家、宗教和政治活动家，毕达哥拉斯学派创立人、数学家。等名家作品。这些精品书印得都非常精致漂亮，而且印数都非常少，只供珍藏用。聂鲁达的《概要》为这份宝藏又增添了新的光彩。1964年7月12日，在这举国欢庆的日子，诗人向他的人民郑重献上5卷本诗体“自传”《黑岛纪事》。这5卷的标题分别是：“雨的出生地”“迷宫里的月亮”“寻根者”“烈火”“批评的奏鸣曲”。
聂鲁达的“献礼”不仅是一部《黑岛纪事》，他还译出了莎士比亚的悲剧杰作《罗密欧与朱丽叶》。把这位英国名作家的不朽戏剧译成西班牙语，无疑是一个大胆的挑战。诗人取得了成功，他的译作获得好评。天才戏剧家莎士比亚和天才诗人聂鲁达在西班牙语中融合为一。这一年9月9日，洛萨达出版社出版了聂鲁达译的《罗密欧与朱丽叶》，10月10日，智利大学戏剧学院在智利首都安东尼奥·巴拉斯礼堂首演《罗密欧与朱丽叶》。
杰出的西班牙诗人路易斯·罗萨莱斯说过，真正的回忆并不在聂鲁达回忆录《回首话沧桑》里，而是在《黑岛纪事》中，这话说得很有道理。尽管《黑岛纪事》写在诗人去世前10年，最后10年的生活未能包括在内，但是毕竟囊括了他60年的人生历程，可以算得上是一部相当完整的诗体回忆录。实际上，聂鲁达经常在作品中回顾自己走过的路。人多是生命之川中的一滴，既承着过去，又向着未来。若非寻乎异常，就都不免在向前中也有反顾。《漫歌集》最后一章《我是》就被视为广义的回忆录中的第一部。诗人在这一章里自咏了他前半生的经历，他的诗歌创作、斗争道路。《黑岛纪事》在《漫歌集》后15年问世，仍然是回顾，但有15年新的阅历丰富了人生，回顾的眼光自然也不同。
《黑岛纪事》第一卷《雨的出生地》有20首诗。60岁的诗人又重新找回童年的印象，没有刻意的描绘，诗人用质朴的语言把我们带到他的故乡，他起步的地方。他“诞生在众多诞生的人之中”，“生活在众多生活着的人们中间”。那儿是智利的中部，葡萄藤绿色的丝蔓舒卷，阳光滋养着葡萄，而酒就产生在人们的脚下。那是盛产葡萄酒的地方。但不久，诗人就不得不离开他的诞生之地帕拉尔，和父亲一起迁居到“雨中的阿劳卡尼亚”。就在这智利南部由开拓者新建的小镇特木科，诗人度过了他的童年。聂鲁达不止一次地说过，他童年岁月中唯一不能忘怀的就是雨。智利南方的雨成年累月地由天空倾泻而下，浸泡着整个世界。那个地区的人都成了“雨生物”，诗人和那儿的孩子们一样，都是淋着冷雨长大的。《黑岛纪事》第一卷定名为《雨的出生地》是再合适不过了。就是在这连绵不断的大雨中出现了各种人和物，它们和雨一起给诗人留下了对人生的最初印象。其中有“慈爱的mamadre”和“粗犷的父亲”。
诗人的母亲在他刚满两个月时就去世了，他父亲不久就去了南部边境小镇特木科，那里比较容易找到工作，重新开始生活。在那儿他认识了堂娜特立尼达，于是诗人有了一个新的母亲。诗人称呼她为“mamadre”，这是他自造的词，一个甜蜜的词：由妈妈——mama和母亲——madre重叠组合而成。诗人爱好而且善于起名字的特长大概从那时起就初露端倪。这样的称呼饱含着他对这位继母的深厚感情。在《回首话沧桑》中，诗人写道：“她动作麻利，为人和蔼，具有农民的幽默感和积极的永不疲倦的善意。”“她就是我的继母。我觉得，给我童年的守护天使起这样的名字，实在不可思议。”在《黑岛纪事》中他写道：“啊，温柔的mamadre——我永远不能称你为继母。”
和“温柔的mamadre”形象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粗犷的父亲”的形象。诗人崇拜他，但又怕他。他们在感情上有层隔阂。他们之间存在着一种隐秘的斗争。父亲不愿意儿子写诗，他疑心很重，为此缩减了儿子的生活费。年轻的诗人不得不把写诗的激情掩盖起来，写诗成了地下活动。为了不让父亲发现他在写诗发表，诗人不得不找一个笔名。一位捷克作家扬·聂鲁达的作品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于是他给自己选定了一个笔名：巴勃罗·聂鲁达，那年他14岁。实际上，这位父亲也是深爱儿子的，但他不得不把这爱深藏在心底。他是“那个时代的人”，那是严酷的拓荒年代，在蛮荒的边境地区，强悍是求生存所绝对必需的。他也只能这样要求儿子。诗人这样描写他的父亲：
粗犷的父亲
从列车回来：
晚上
雨声里
我们认出
火车头
凄厉的
汽笛，
夜的悲歌，
然后
大门震动；
一阵强风跟着
我的父亲回家，
屋子
在脚步和压力之间
发抖，
惊恐的门
发出粗哑的
枪声，
梯子呻吟，
轧出尖锐的
叫骂
阴影同时
骚动，雨水像瀑布
泻落屋顶，
逐渐淹没
世界，
于是什么都听不见了，
除了交加的风和雨。
……
铁路工人是陆上的水手，
在没有海岸的港口之间
——森林的家乡——跑着跑着
穿过大自然，
完成陆地的航行。
……
强壮而贫穷的父亲
在生活的轴心，
在男性的友爱和注满的酒杯里，
他的生活是急行军，
在起床和上路之间，
在匆忙的来去之间，
而雨下得最凶的一个日子，
车务员何塞·德尔·卡门·雷耶斯
上了死亡列车，今天还没有回家。
——《父亲》
交加的风雨，静穆的原始森林，粗犷的父亲，慈爱的mamadre，这是首先进入少年聂鲁达诗中的“元素”。但在他这时的诗中，还有其他的“元素”，或说是“原材料”，这一切塑造了诗人和他的诗。他曾第一次面对茫茫大海，几米高的巨浪，震耳欲聋的轰鸣——他称之为“宇宙的搏动”，使他愕然。从此那永无休止的滚滚波涛就涌进了他的生活，涌进了他的诗篇。他曾在神秘莫测的原始大森林中探险，沉醉在鸟的国度、甲虫的世界和大自然馥郁的浓香中。还有那智利多石的海岸，丰饶的土地，滔滔的大河都让他意醉神迷。他的诗就由此诞生，这个孩子，未来的诗人就从这儿起程：
我活到一定的年岁，诗来找我，
不知道，不知道她来自何方，
来自冬天，还是小河。
弄不清她来的时辰，也不知道她来的方式，
不，她既不是什么声音，
不是话语，可也不是沉默。
夜晚街上的枝头，
在那里把我呼唤，
突然而来，伴着烈火；
突然而去，孤零萧瑟。
她没有形体面貌，
可她又能把我抚摸。
我不知道该讲些什么，
也不晓得
如何将她称呼，
我的眼睛视而不见，
只觉得灵魂受到冲击，
有时使我狂热奔放，有时却伤感泄气。
我只能
将这燃烧的痕迹
译成话语，
提笔写下第一行模糊的诗句，
这诗句含糊不清，宛如没有躯体；
从我茫然的心中迸出的语言
有时全是废话，
有时又是智慧的言语。
……
——《诗》（《黑岛纪事》）
这个孩子在茫茫世界中寻找他的根，寻找他自己。缓慢地，一步一步地。他逐渐懂得了脚下有什么。他很快就体验到了不公正，不合理。那个世界，一个显而易见的悖谬令他难解：有人造房，有人锯木，有人烤面包，有人肩负重物，有人开动机器创造奇妙的新产品。然而创造了这一切的人得到的只是苦难和饥饿。欢乐只属于少数人，人民得到的只是痛苦。制造面包的人应当有面包吃！“从此我不再是孩子，/因为我懂得了我的人民，/生无立锥之地，/死无葬身之穴。”显然，诗人一出世就面对的雨，和与这雨同在的世界，从一开始，就带着血色。
《黑岛纪事》第二卷《迷宫里的月亮》包括25首诗，从1920年与黛莱莎的爱写到1933年从东方归来。黛莱莎这位特木科姑娘，是激发诗人产生灵感写出《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的女神之一。诗人有时称之为“玛丽索尔”。1920年在特木科春节赛诗会上聂鲁达获一等奖，黛莱莎则是春光皇后，爱情就这样产生了。今天，在《黑岛纪事》中诗人又忆起往事，隔着时间的重雾，又看见了已经如此遥远的她。尽管那已是久远的往事，尽管诗人的心早已有了归宿……但是，青春岁月里的美好情怀毕竟难以忘怀：“你的眼睛在哪儿？”诗人追寻着。
外省、家、灵巧漂亮的黑姑娘在记忆中远去。诗人满脑子装着书籍、梦想和诗离家上路去首都。那是一座迷宫。在扑朔迷离的圣地亚哥，他会遇到什么？在那儿，他找到了亲密的朋友：罗哈斯·希门尼斯、奥梅罗·阿尔塞、华金·西恩富特斯、阿尔瓦罗·伊诺霍萨……一伙写诗的年轻人，他们与诗歌挽臂而行的狂热给那时的穷日子添了光彩。在那儿，出现了“玛丽松布拉”，《二十首情诗与一支绝望的歌》中有一半是献给她的，献给这位“头戴贝雷帽，心里一片平静的姑娘”。她的真名实姓几乎无人知晓。只是在诗人去世后，她的名字：阿尔维蒂娜·阿索卡尔才和诗人的名字联系在一起。诗人给她写过100多封信，1976年这些信集结成册出版。1927年，聂鲁达起程“迁徙”向东方。大海为他敞开远航的大门，一个更为陌生的世界等待着他。一个又一个地名出现在回忆中：巴黎、仰光、科伦坡、巴达维亚、新加坡……在他60岁的时候，隔着岁月的长河，他又一次在那青春岁月的迷宫里寻宝淘金。那是一个决定性的阶段，它锤炼了诗人。接着而来的就是烈火的铸造。
在《烈火》卷中，聂鲁达又一次回到始终在他心中的西班牙，这部分是本书的精髓。西班牙内战的惨痛印象让诗人始终不得安宁。有多少诗人所挚爱的所珍贵的都埋葬在那狂轰滥炸后成吨的残砖烂瓦堆下。他写道：他歌唱过、描述过西班牙双手捧给他的一切，但战争从生活中夺去了一切，只留下哭泣，风在苦涩的洞穴中的哭泣，在回忆中带血的哭泣。聂鲁达回忆起他逝去的挚友：费德里科、米格尔，他们是在“受尽侮辱极端痛苦”中死去的。诗人也谈到他那充满爱的使命；为满载着生命和希望的“温尼伯号”向智利启航所做的艰苦而且几乎是无望的奋斗……
西班牙永远不能从他的记忆中消失。每一座城市，每一条小巷，甚至一草一木，都不可磨灭地留在他的脑海里。每当他在旅途中走近西班牙的边境，或在它的某一个巷口：比戈或巴塞罗那做短暂停留，他的心跳就会加快，他的眼前就会涌现出往昔那青春与阳光、血与火的岁月。“我热爱马德里但是我不能/不能再注视它，再也不能，永远不能……”西班牙留在大洋的那一边，诗人痛苦地离开了，智利在等着他。他返航了，但却是带着为西班牙内战擦亮的眼睛回到祖国。他开始认识到“人”的真正含义，他开始成为“未可限量者”：人民中的一分子。但作为人民的诗人，又应该是他的人民的全权代表，他们的代言人。这是他的义务，也是他的职责。对这个阶段的回忆没有原原本本地按年代进行。这个时期的许多事件、片段都已收在《漫歌集》中。诗人只简要提到他当选为议员，然后就是魏地拉独裁政府迫害下的流亡。它最后一首诗打动着多少在世界各地漂泊的游子的心：
流放是圆形的，
一个圆圈，一个环：
你得迈开双脚四处奔波，在土地上穿行，
但那却不是你的土地。
阳光将你唤醒，但那却不是你的阳光。
夜降临：没有星辰。
你找得到兄弟：但却不是你的同胞。
正是这烈火铸造了诗人。
《寻根者》中，诗人力求与大自然重逢，大自然是构成他存在的不可缺的要素。他寻找的不是虚无缥缈的天堂，而是脚下养育他的大地：
我走进自己的树林，带着根
和我的丰饶：你从什么地方
来？大得像地图的
一片绿叶子问我。
我不回答。那儿
土壤是潮湿的，
我的靴子践下去，搜索，
要打开大地，
而大地沉默。
……
我来寻根，
找到一些
森林的矿质食粮，
坚韧的
物质，黝黑的锌，
有毒的铜。
那根须必须养活我的血，
……
——《树林里的猎人》（《黑岛纪事》）
在诗人笔下出现了德丽亚的名字，那个“极为温柔的旅人”，她曾用“钢和蜜的绳子”捆住诗人的双手。墨西哥也随着一支小夜曲出现在《寻根者》的篇章中。墨西哥总是以某种方式出现在聂鲁达的诗中，因为“我们是同一棵植物，/人们触摸到的只能是我们共同的根”。
这一卷的最后一首诗是《给妒忌》。出于妒忌的诋毁、攻击时不时落到诗人头上，对此，他有颇为独到的见解。他在诗中写道，“也许妒忌”正是给他“增添一种营养，/那正是我的工作所必需的”，这种粗暴的侵犯对他起的作用是妒忌者始料不及的，是“粗鲁的鞭策”。这正和了一位中国文化巨匠的名言：“一个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在后来写的回忆录中，聂鲁达也专门谈到过这个问题。他说，“嫉妒有时竟变成一种职业”，“我有幸遇上了一些不依不饶的、十分别致的嫉妒者，颇值一提”。“这些恼人的阴影有时会使我发火。但是，事实上这些阴影却不自觉地执行了一项奇特的宣传任务，仿佛组成了一家专门为我显声扬名而奔走的公司”。这样的效果，大概要让那些“不依不饶”的嫉妒者痛悔莫及。
第五卷《批评的奏鸣曲》有20首诗，包括范围很广，不再是自传式的抒写，而是对各种问题的思考。诗人谈到了各种问题：美学的、社会的、政治的、道德的……在《有魅力的艺术》一诗中，诗人重申他的诗歌理论。他坚持认为：书产生于“这样多的爱和交往”，如果没有男人和女人，如果没有饥饿、欲望、愤怒、亲吻和旅程，就没有诗。即，没有生活，就没有诗。因此，诗人在生活中行进着歌唱。在一些诗中，隐约可见他在后来的作品中展开的思考。这些作品是：《白天的手》《还有》《世界末日》《烧红的剑》等诗集和他的一些遗作。这里也记录了他的迷惘和彷徨：“真理在哪里？”他问道。他认为自己有钥匙，“可是钥匙/已失落于成列的门户，/跟其它钥匙乱成一堆，/再也/找不到/配合的锁”（《最后，没有人了》）。
《黑岛纪事》以5卷的篇幅包容了诗人60年的生活，他的根和梦，任性的青年时代，疑问，寻觅，决心，柔情，热情……是诗人的一部诗体回忆录。聂鲁达以抒情随想的方式写出了他60年的经历，他的所爱、所恨、所想。《黑岛纪事》没有严格的时间界限，但有一条传记式的线索贯穿其中，大致可以看出诗人童年、少年、青年到中年的人生历程，可以捕捉到他由特木科雨中起锚向远东、西班牙、欧洲、美洲和在他祖国智利长途跋涉的足迹。谁要想了解聂鲁达，就请细读《黑岛纪事》，诗人所能回忆起的一切几乎都在其中了。他时常回到一些过去谈过的题目，但审视的眼光并不相同，它有了时间的距离，阅历的视野，它是带着怀念的重温。这部诗集在聂鲁达作品全集中占了足足200页，但这并不是结束，生命属于诗人还有12年。然而他自己并不知道，他知道的是：来日方长。他激情满怀地注视着未来：“我爱不能不做梦的人。我的花园长满子虚乌有的鲜花。”“我想造一个平常的海。”（《真理》）他永远在“倾听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