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度乌江成功了，红四团占据了江北的防御要地。但是，数以万计的红军以及大批的辎重物资要在两三天时间内全部渡过乌江，仅仅依靠竹筏肯定是行不通的。
为此，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成把架设浮桥的任务就交给了陈更领导的干部团，要他们在乌江天堑上架起一座浮桥。
为了使同志们认识这次架桥的重要意义，他特地请来了最擅长动员的周副统帅作政治动员。周副统帅首先向参加架桥的各级负责同志介绍敌情态势，明确指出：“我军只有突破乌江天险，才能粉碎敌人的围攻，取得战争的主动权”
最后，周副统帅无比坚毅地说道：“同志们！敌人企图利用乌江天险对我红军进行堵截合围。在红军生死存亡之际，乌江架桥只能成功，不许失败！你们都有湘江架桥的经验，也有敢打敢拼的光荣传统，相信你们一定能够完成这个光荣的任务！”
军令如山，军情如火，陈更迅速派人到江边测量了乌江水情，最后研究决定扎竹排，搭浮桥。他还特意请来技术指导员，并将工兵连全连二百多名学员分为器材供应、编制竹排，架设、救护、预备等作业小组分头行动。
他们用三层叠起的竹排做桥脚，每对桥脚中间铺两根枕木，枕木上连接四个桥衍，再铺上门板钉上横木，组成一节节门桥。战士冒着严寒和对岸敌人的炮火，把门桥送到江里。
可门桥一进到深水就像脱缰的野马直向下游冲去，无人能控制。怎么办？后面敌人的追兵将至，全体红军将士的安危全系于此，陈更心急火燎。
俗话说，“三个臭皮匠凑成一个诸葛亮”，每当这种时候，陈更就会召集大家献计献策，群策群力，共同讨论研究。
最后陈更根据大家伙的意见，用大小石头装在竹篓子里，四周插上粗大的竹杠，作为锚爪，锚的顶端再系上一根粗锚纲、这样才把门桥固定住了。
问题解决了，陈更的眉头也舒展开了。
“加油干哪！同志们！”
陈更大声鼓舞着战士们，浮桥不断地向前延伸。
突然，投锚组组长手中的竹篙被迎面敌人一颗炮弹打落，他一头栽倒在门桥上，门桥立即失控。
在这危急时刻，投锚组组长摇摇晃晃地爬起来，扑通一声跳入水中，用手拉住门桥的边沿，用胸膛死死地顶住门桥。门桥下移的速度减慢了，险情解除了，可投锚组组长却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经过三十六个小时的紧张战斗，浮桥终于架起来了。四路大军浩浩荡荡地通过浮桥向对岸前进，直奔遵义而去。
统帅走过浮桥时，连声称赞：“真了不起，我们工兵就地取材，用竹排架起这样的浮桥世界上都没有！”
虽说在猴场会议之后，统帅就把全副精力用于如何开好遵义会议上了，但他对如何渡过乌江还是日夜记挂在心的。因此，当他连声称道刘伯成、陈更等人“功不可没”。
之后，统帅又以战略家的视角说道：“洛甫同志，在这之前，乌江是阻挡红军的天险，这座浮桥是变天险为通途的工具，一旦我们全部渡过乌江，再炸掉这座浮桥，那这条乌江岂不成了遏制薛岳所部的天险了吗？”
“对，对！”张洛甫只懂政治，不懂军事。因此，他自然不会想到敌人扼守的乌江一旦被红军突破之后，随之又会变成阻挡尾追红军的敌人的天险。
当然，他更不会想到由此还会在给红军带来休整的空间的同时，也为后来遵义会议的召开提供了时间上的保证。听了统帅的议论后，他豁然开朗，禁不住欣喜地说道：“老毛，这就叫同一事物的两面性吧！”
“是的，是的！”统帅饶有兴趣地说罢，很快又若有所指道，“我们工农党内部的教条主义者们都是懒汉，只看事物的一面，从不去想另一面，哪有不犯错误的道理！”
张洛甫其实以前也是这种人，统帅的话令他有些小尴尬，他只得讪讪说道：“是啊是啊！”
此时，少共师正在牵制和阻击各路敌军对中央红军的追击。自12月下旬少共师击溃中央军周浑元部先四个师之后，打掉了中央军的嚣张气焰，解决了中央红军的后顾之忧，对其它各路敌军都有一定的威慑力。
周浑元部四个师就算补充兵力完整之后，也不敢分开单独冒进，只是驻扎在黄平至施秉一带地区，等待中央军另一纵队吴奇伟部四个师的北上会合。
湘军刘建绪部的三个师早就被少共师修理得怕了，根本不敢像之前那般骄横积极了，跟在吴奇伟部的侧后方，缓缓推进。
而粤军和桂军到达榕江地区后，干脆驻足不前，留守观望。王家烈的黔军则退守黄平以西的福泉、贵定地区。
然而，张城的少共师早已上了常凯申的黑名单，对少共师的重视仅在中央红军主力之下。到了1月2日，敌情突然出现重大变化。
中央军吴奇伟部的四个师骤然日夜兼程北上到达黄平地区，与周浑元部四个师对少共师形成东西夹击之势。
后续刘建绪部的三个师也猛然加快了速度，到达台江、凯里一线。此时周、吴两军若同时对少共师发动进攻，以少共师独抗中央军八个师的正面进攻，后面又有刘建绪虎视眈眈，少共师的处境无疑是极度凶险的。
而这时红军主力正在抢渡乌江，军委纵队也尚未全部渡江，一旦双方交战，少共师的阻截被敌人突破，无疑后果非常严重。
面对空前强大的敌人，即使一向沉稳的张城也一时间慌了手脚，他根本无法保证完成中央交给他的阻击任务。
张城第一次向中央请示指导求助，一面将严重的敌情上报中革军委，一面调整布署，做好随时应战的准备。
然而，在1月3日，中央军周、吴两部八个师不知何故突然悄悄向西离去。张城简直不敢置信，常凯申竟然放弃了消灭少共师的大好机会！
但他沉下心想道：“常凯申这么做显然也是有他原因的，首先他知道少共师的战斗力很强，杀敌一千自损八百，既使最后能消灭少共师，中央军的八个师恐怕也会元气大伤，伤亡惨重。那么，他顺手接管黔省进入西南的大计就会落空。
最关键的是常凯申已经认定目前的中央红军失去了根据地，全国的地盘都已经被中央军和各地军阀占据，此时的红军只是无根的浮萍，就像历史上的流寇一样，已经没有多大的威胁了。
而目前盘踞各省的军阀，才是他当前的心头大患。因此，常凯申要乘王家烈黔军新败之际，接管黔省，实现统一全国之大业的梦想。
张城想通这些后，为常凯申的“精明”而叹息振腕不已！岂不知他随意放生的少共国际师，将成为他一生的噩梦，每当他想起这件往事时，都是一副痛心疾首，追悔莫及的样子。
为此，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成把架设浮桥的任务就交给了陈更领导的干部团，要他们在乌江天堑上架起一座浮桥。
为了使同志们认识这次架桥的重要意义，他特地请来了最擅长动员的周副统帅作政治动员。周副统帅首先向参加架桥的各级负责同志介绍敌情态势，明确指出：“我军只有突破乌江天险，才能粉碎敌人的围攻，取得战争的主动权”
最后，周副统帅无比坚毅地说道：“同志们！敌人企图利用乌江天险对我红军进行堵截合围。在红军生死存亡之际，乌江架桥只能成功，不许失败！你们都有湘江架桥的经验，也有敢打敢拼的光荣传统，相信你们一定能够完成这个光荣的任务！”
军令如山，军情如火，陈更迅速派人到江边测量了乌江水情，最后研究决定扎竹排，搭浮桥。他还特意请来技术指导员，并将工兵连全连二百多名学员分为器材供应、编制竹排，架设、救护、预备等作业小组分头行动。
他们用三层叠起的竹排做桥脚，每对桥脚中间铺两根枕木，枕木上连接四个桥衍，再铺上门板钉上横木，组成一节节门桥。战士冒着严寒和对岸敌人的炮火，把门桥送到江里。
可门桥一进到深水就像脱缰的野马直向下游冲去，无人能控制。怎么办？后面敌人的追兵将至，全体红军将士的安危全系于此，陈更心急火燎。
俗话说，“三个臭皮匠凑成一个诸葛亮”，每当这种时候，陈更就会召集大家献计献策，群策群力，共同讨论研究。
最后陈更根据大家伙的意见，用大小石头装在竹篓子里，四周插上粗大的竹杠，作为锚爪，锚的顶端再系上一根粗锚纲、这样才把门桥固定住了。
问题解决了，陈更的眉头也舒展开了。
“加油干哪！同志们！”
陈更大声鼓舞着战士们，浮桥不断地向前延伸。
突然，投锚组组长手中的竹篙被迎面敌人一颗炮弹打落，他一头栽倒在门桥上，门桥立即失控。
在这危急时刻，投锚组组长摇摇晃晃地爬起来，扑通一声跳入水中，用手拉住门桥的边沿，用胸膛死死地顶住门桥。门桥下移的速度减慢了，险情解除了，可投锚组组长却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经过三十六个小时的紧张战斗，浮桥终于架起来了。四路大军浩浩荡荡地通过浮桥向对岸前进，直奔遵义而去。
统帅走过浮桥时，连声称赞：“真了不起，我们工兵就地取材，用竹排架起这样的浮桥世界上都没有！”
虽说在猴场会议之后，统帅就把全副精力用于如何开好遵义会议上了，但他对如何渡过乌江还是日夜记挂在心的。因此，当他连声称道刘伯成、陈更等人“功不可没”。
之后，统帅又以战略家的视角说道：“洛甫同志，在这之前，乌江是阻挡红军的天险，这座浮桥是变天险为通途的工具，一旦我们全部渡过乌江，再炸掉这座浮桥，那这条乌江岂不成了遏制薛岳所部的天险了吗？”
“对，对！”张洛甫只懂政治，不懂军事。因此，他自然不会想到敌人扼守的乌江一旦被红军突破之后，随之又会变成阻挡尾追红军的敌人的天险。
当然，他更不会想到由此还会在给红军带来休整的空间的同时，也为后来遵义会议的召开提供了时间上的保证。听了统帅的议论后，他豁然开朗，禁不住欣喜地说道：“老毛，这就叫同一事物的两面性吧！”
“是的，是的！”统帅饶有兴趣地说罢，很快又若有所指道，“我们工农党内部的教条主义者们都是懒汉，只看事物的一面，从不去想另一面，哪有不犯错误的道理！”
张洛甫其实以前也是这种人，统帅的话令他有些小尴尬，他只得讪讪说道：“是啊是啊！”
此时，少共师正在牵制和阻击各路敌军对中央红军的追击。自12月下旬少共师击溃中央军周浑元部先四个师之后，打掉了中央军的嚣张气焰，解决了中央红军的后顾之忧，对其它各路敌军都有一定的威慑力。
周浑元部四个师就算补充兵力完整之后，也不敢分开单独冒进，只是驻扎在黄平至施秉一带地区，等待中央军另一纵队吴奇伟部四个师的北上会合。
湘军刘建绪部的三个师早就被少共师修理得怕了，根本不敢像之前那般骄横积极了，跟在吴奇伟部的侧后方，缓缓推进。
而粤军和桂军到达榕江地区后，干脆驻足不前，留守观望。王家烈的黔军则退守黄平以西的福泉、贵定地区。
然而，张城的少共师早已上了常凯申的黑名单，对少共师的重视仅在中央红军主力之下。到了1月2日，敌情突然出现重大变化。
中央军吴奇伟部的四个师骤然日夜兼程北上到达黄平地区，与周浑元部四个师对少共师形成东西夹击之势。
后续刘建绪部的三个师也猛然加快了速度，到达台江、凯里一线。此时周、吴两军若同时对少共师发动进攻，以少共师独抗中央军八个师的正面进攻，后面又有刘建绪虎视眈眈，少共师的处境无疑是极度凶险的。
而这时红军主力正在抢渡乌江，军委纵队也尚未全部渡江，一旦双方交战，少共师的阻截被敌人突破，无疑后果非常严重。
面对空前强大的敌人，即使一向沉稳的张城也一时间慌了手脚，他根本无法保证完成中央交给他的阻击任务。
张城第一次向中央请示指导求助，一面将严重的敌情上报中革军委，一面调整布署，做好随时应战的准备。
然而，在1月3日，中央军周、吴两部八个师不知何故突然悄悄向西离去。张城简直不敢置信，常凯申竟然放弃了消灭少共师的大好机会！
但他沉下心想道：“常凯申这么做显然也是有他原因的，首先他知道少共师的战斗力很强，杀敌一千自损八百，既使最后能消灭少共师，中央军的八个师恐怕也会元气大伤，伤亡惨重。那么，他顺手接管黔省进入西南的大计就会落空。
最关键的是常凯申已经认定目前的中央红军失去了根据地，全国的地盘都已经被中央军和各地军阀占据，此时的红军只是无根的浮萍，就像历史上的流寇一样，已经没有多大的威胁了。
而目前盘踞各省的军阀，才是他当前的心头大患。因此，常凯申要乘王家烈黔军新败之际，接管黔省，实现统一全国之大业的梦想。
张城想通这些后，为常凯申的“精明”而叹息振腕不已！岂不知他随意放生的少共国际师，将成为他一生的噩梦，每当他想起这件往事时，都是一副痛心疾首，追悔莫及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