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道理也很有力，历朝历代很多名臣都注意到科举出身的官员缺乏历练这种事，下放到地方上，往往容易被地方上的刁滑小吏们蒙骗，所以很多有名的名臣都整肃过吏治，明朝甚至直接给即将上任的地方官发放为官指南，名叫《新官轨范》。
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小吏们的手段是无穷无尽的，单凭一本书是不可能让官员跟小吏的斗争中处于上峰的，能拿得住小吏的官员，要么是蛮横不讲理的，要么就是老官僚。
所以朱敬伦说的，让吏员成为候补官，确实是能够大大提高新官经验水平的办法。
只是这种办法，侵害了士大夫阶层的利益，就是在有道理，他们也不能接受。
“朝廷的候补官，最多也是捐官，从没听过直接让胥吏做的道理，胥吏哪一个不是刁滑的小人，朝廷命官，怎么能从这些人中候补？”
各县派来请愿的乡绅们反对，可是只拿胥吏的身份说话，拿风俗中对胥吏低人一等的观念为借口，丝毫不肯提这影响他们自己利益的话题。
朱敬伦笑道：“现在这些胥吏可能有一些臭毛病，但是我看到废除了他们的胥吏户籍后，很多人都开始读圣贤书了。我想圣贤书是能教化人的，你们说对不对？”
既然这些人跟自己玩虚的，朱敬伦也擅长此道，谁敢说圣贤书不能教化人，那就是大逆不道了。
一个个老顽固憋的脸通红，却一时找不到机会反驳。
“总之就是不能让胥吏当官，让这些人世世代代把持政令，其非儿戏？”
一个激动的老家伙激烈的叫喊，一群人纷纷附和，越说越激动，好似如此一来国将不国了一样。
等他们情绪越来越愤怒，即将失控的时候，朱敬伦才慢条斯理站起来，这些人看着他，慢慢声音低了下来，知道朱敬伦要说话了，或许是要给他们一个交代。
“我说过让某一些人世世代代把持官位了吗？现在在广東已经没有胥吏了，他们也是读书人。跟你们一样的读书人，他们的子子孙孙能不能把持官位，还要看他的本事。我打算制定章程，日后所有的官府吏员选拔，都必须通过考试，跟科举一样的考试。农民子弟可以考，商人子弟可以考，地主、乡绅的子弟也可以考。以后也没有小吏一说，吏员就是候补官员，官府中只有官员和候补官员之分，再无命官和胥吏之分。”
说完朱敬伦摆摆手：“你们自己先商量吧，饭后我们在议，你们要是有什么高见，本官洗耳恭听！”
说完扔下这一群还在消化朱敬伦的说法的老家伙们，径自出了班房，他知道这些人现在需要互相商量了，他们会商量出一个结果，然后拿给朱敬伦的，他们是有底气跟朱敬伦提要求的，因为他们在乡间组织了数万乡勇，用这些乡勇给朱敬伦施压，他们才会派人来请愿，他们以为他们有说话的资本。
这倒是朱敬伦没想到的，没想到这些人这么快就学会了维护自己的利益，让他欣喜的是这些人没有蛮干，没做出围攻县城的行动，否则说不得要血流成河了。果然有组织的力量，才是负责任的，如果是一群没有组织的流民，恐怕早就开始暴动了。
当然这也跟他们是乡绅，一向都有较高的政治地位有关，也有向官府请愿的传统，这种传统很好，朱敬伦觉得有必要维持下去，至于他们会不会因此而变得更强大，更有组织力，动辄威胁官府，朱敬伦一点都不担心。
通过利益集团组织化的方式来参与和影响政治运作，这是现代政治的一个基本特征，朱敬伦既然要推动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又怎么会压制这种利益集团的组织化，何况还是一些比较理智，比较能负责任的老乡绅的组织化，唯一该担心的是那种野心家煽动流民的组织化。
这些比较理智的老家伙们最后商量出了一个章程，他们提出要求：
第一，朱敬伦不能从现在这些胥吏之中选拔官员，他们的理由是这些人身上有刁滑小吏的习气，会污染官场风气，但是他们不阻止这些胥吏的后代考试做官。他们算是做出了一点让步。
第二，官府如果要考拔吏员（候补官），一定要一视同仁，不管是小吏的子弟，还是良善子弟，都必须一体考试，不考试不得成为吏员。而且他们要求考试的时候，由他们进行监督，并且阅卷也必须有他们见证。
这些人的担心不是毫无根据的，明清的科举考试虽然是吏治中最为公平的制度，但清朝跟其他朝代有些不同，八旗子弟拥有各种特权，其中一种就是可以不通过考试就能做官，比如实在是考不上的，可以先从笔贴式做起，这笔帖式的工作也是办理文件、文书，跟衙门中的刀笔吏做到一样，但是却不是胥吏，而是正经的官员有品级，虽然只是七八九品之类，但是升迁速度快，是清廷专门留给“八旗的出身之路”。
显然这种制度是很不公平的，汉人缙绅阶层不是没有意见，但却毫无办法。现在他们担心那些胥吏的后代也拥有类似的特权，因此要求所有人一起考试，他们对他们的子弟考试的能力，是十分信任的。
第三，他们提出，广東官府不能任用捐官！
捐官，这打击的就是商人阶层了，商人阶层拥有庞大的财富，更容易就能给子弟买到一顶官帽子，但大多数时候，捐官只有一个候补的头衔，能不能得到实缺，反而不是金钱能解决的事情，而是需要相当的人脉，十三行行商个个富可敌国，个个头上都带着红顶子，可是没有一个能够任实缺，全都是空架子，真正能够通过捐官得到实缺的，往往还是乡绅子弟，因为他们拥有人脉，在官场的人脉。
三条章程，不但堵死了老胥吏们做官的道路，而且堵死了给他们子弟开后门的路子，又打压了富商阶层，谁说这些乡绅迂腐的，给自己争取权力的时候，他们明明很精明。
对于他们的要求，朱敬伦答应了。不但答应下来，而且生怕他们反悔一般，马上喊来笔吏，立约为证，让所有乡绅签字画押。
其实朱敬伦本来是有挑选一些听话的老吏当官的想法的，但是既然乡绅们反对，愿意用这种商谈的方法来解决复杂的政治问题，那么朱敬伦有什么理由拒绝呢，改革中以后会不断的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如果都能采用这种和平和文明的方式来解决，会大大的降低成本，减少不必要的流血牺牲，如果真的最后通过各种协商，让朱敬伦和平的完成改革，这是对他政治智慧的极大褒奖，这场变革必将跟英国的光荣革命一样，载入人类文明的史册。
另外有一点，这些人之所以愿意跟现在已经开始割据一方的朱敬伦商谈，至少说明了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考虑过朱敬伦控制广東的想法，或者说他们看到了清王朝的软弱，发觉只要朱敬伦不造反，清廷就允许他一直这么割据下去，那么他们就有必要在自己的家乡，对朱敬伦的官府形成影响力，哪怕朝廷失败了，他们影响之下的官府，不也可以通过投诚，通过把自己打造成心在曹营心在汉的忍辱负重，继续掌握权力吗。
朱敬伦觉得，这些乡绅虽然态度上依然是中立的，在自己和清廷之间保持中立，但是天平已经小小的向朱敬伦这边倾斜了，因为朱敬伦才是现管他们的，县官不如现管的道理，他们很懂。
朱敬伦认为，很有必要在他们倾斜的天平上，在加上一份有分量的砝码，那就是真的让他们的子弟成批量的进入各级官府，加入到自己的统治集团中来，成为自己旗下的既得利益集团的一份子，任何改革之所以会失败，往往就是因为没有培养出一群既得利益者。
王安石是这样，张居正也是这样，王安石变法没有早就一个掌握权力的既得利益集团，所以他被守旧的既得利益集团给斗倒了，张居正是一个权臣，也培养出了大批的心腹手下，但这些心腹并不是新法的受益者，他们只支持张居正，而不是支持新法，所以张居正一死，他的法也就废了。
只有商鞅成功了，因为商鞅死的时候，朝中大部分官员，已经不是旧贵族，而是通过战功爬上来的军功集团，这些人是新法的既得利益者，他们自然要维护新法，哪怕在商鞅死了，商鞅的法也会由这些人继续执行下去。
朱敬伦未必能拉拢到全部的乡绅阶层，但是只要有一部分乡绅阶层在自己的改革中，转变成了新的既得利益集团，并且将权力放到这些人的手里，朱敬伦认为自己的改革至少就成功了一半。
所以他跟乡绅代表们商量完后，立刻就宣布，年底之前就会进行第一次候补官员考试，而考试的内容，将跟科举有所区别，比如会考一些数学之类的知识，朱敬伦的理由是，这些候补官员将会处理最具体的政务，工作内容跟过去的小吏没有太大的分别，他们将负责纪律钱粮账册、土地登记等工作，如果连账都不会算，怎么进行这些工作呢。
因此一定的数学知识是很有必要的。
绕了这么大一个弯子，朱敬伦才将自然科学悄悄的塞进了科举这个框架中来，如果这些人依然想要他们的子弟通过科举做官的话，那就必须让他们的子弟学习自然科学知识，否则根本无法跟其他阶层的子弟相比。
但是话刚说出来，这些老家伙立马跳起来反对，他们说历来考试考的都是四书五经，哪门子考试会靠记账算盘这样的商贾末术。
这一次，朱敬伦也变得不好说话了，他希望旧势力能保持理性，在改革中协商解决利益问题，但是他是有底线的。
立马挥舞着刚刚签完字的规约，厉声呵斥他们，白纸黑字，墨迹未干，就要反悔！
同时告诉他们，历朝历代科举，要考什么，不都是朝廷说了算，小民什么时候还有权力决定朝廷科考的大事了。
这个权力就是他的底线，他不能丢，因为这个权力是制定规则的权力，在改革中，朱敬伦会采用制度来引导、鼓励甚至逼迫旧势力转型的办法，那么他就必须牢牢掌握住制定规则和制度的权力，那一次改革，不都是新势力制定规则吗，让旧势力制定规则来改革，就没有成功的例子。
老家伙们一看朱敬伦发怒了，面面相觑觉得硬顶也不是办法，反正他们得到了公平考试的保证，他们相信他们的子弟读书的水平，远远高于任何其他阶层，不管是穷苦的农家子弟还是刁滑的胥吏子弟，还能考的过他们的子弟？
如果真的考不过的话，到时候在想办法。事实上，谁会在乎读书读什么，读书的目的从来都不是道德的，早就脱离了儒家修身的目的，而变成了纯粹的考试工具，读书唯一的目的就是做官，就是获取权力，就是让自己家族光耀门楣。
所以当朱敬伦不耐烦的走出去后，乡绅们也三三两两一起离开了，之后也没闹出什么动静，撤掉集合起来的乡勇，一场风波就此平静。
很快他们就发现，朱敬伦竟然在每一个县，就开办了一座学堂，名曰县学，告诉胥吏们，让他们的子弟来上学，将来考试就考县学教授的内容。
学堂的老师当然是第一从广州学宫里洋人开办的师范学校培训出来的书生，而他们授课的教材，则是直接翻译的美式教材，暂时只包括小学阶段的数学、几何内容，以及高中阶段的世界历史教材。
朱敬伦认为，对于已经年纪不小的胥吏子弟来说，数学、几何知识是没办法取巧的，只能直接从小学学起，但是历史这种人文的学科，哪怕从高中、甚至大学开始讲起，他们也是能够理解的，大不了死记硬背，目的不过是让他们了解一下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让他们知道，这个世界上不止有中国，是让他们开开眼界罢了。(未完待续。)手机用户请浏览阅读，更优质的阅读体验。
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小吏们的手段是无穷无尽的，单凭一本书是不可能让官员跟小吏的斗争中处于上峰的，能拿得住小吏的官员，要么是蛮横不讲理的，要么就是老官僚。
所以朱敬伦说的，让吏员成为候补官，确实是能够大大提高新官经验水平的办法。
只是这种办法，侵害了士大夫阶层的利益，就是在有道理，他们也不能接受。
“朝廷的候补官，最多也是捐官，从没听过直接让胥吏做的道理，胥吏哪一个不是刁滑的小人，朝廷命官，怎么能从这些人中候补？”
各县派来请愿的乡绅们反对，可是只拿胥吏的身份说话，拿风俗中对胥吏低人一等的观念为借口，丝毫不肯提这影响他们自己利益的话题。
朱敬伦笑道：“现在这些胥吏可能有一些臭毛病，但是我看到废除了他们的胥吏户籍后，很多人都开始读圣贤书了。我想圣贤书是能教化人的，你们说对不对？”
既然这些人跟自己玩虚的，朱敬伦也擅长此道，谁敢说圣贤书不能教化人，那就是大逆不道了。
一个个老顽固憋的脸通红，却一时找不到机会反驳。
“总之就是不能让胥吏当官，让这些人世世代代把持政令，其非儿戏？”
一个激动的老家伙激烈的叫喊，一群人纷纷附和，越说越激动，好似如此一来国将不国了一样。
等他们情绪越来越愤怒，即将失控的时候，朱敬伦才慢条斯理站起来，这些人看着他，慢慢声音低了下来，知道朱敬伦要说话了，或许是要给他们一个交代。
“我说过让某一些人世世代代把持官位了吗？现在在广東已经没有胥吏了，他们也是读书人。跟你们一样的读书人，他们的子子孙孙能不能把持官位，还要看他的本事。我打算制定章程，日后所有的官府吏员选拔，都必须通过考试，跟科举一样的考试。农民子弟可以考，商人子弟可以考，地主、乡绅的子弟也可以考。以后也没有小吏一说，吏员就是候补官员，官府中只有官员和候补官员之分，再无命官和胥吏之分。”
说完朱敬伦摆摆手：“你们自己先商量吧，饭后我们在议，你们要是有什么高见，本官洗耳恭听！”
说完扔下这一群还在消化朱敬伦的说法的老家伙们，径自出了班房，他知道这些人现在需要互相商量了，他们会商量出一个结果，然后拿给朱敬伦的，他们是有底气跟朱敬伦提要求的，因为他们在乡间组织了数万乡勇，用这些乡勇给朱敬伦施压，他们才会派人来请愿，他们以为他们有说话的资本。
这倒是朱敬伦没想到的，没想到这些人这么快就学会了维护自己的利益，让他欣喜的是这些人没有蛮干，没做出围攻县城的行动，否则说不得要血流成河了。果然有组织的力量，才是负责任的，如果是一群没有组织的流民，恐怕早就开始暴动了。
当然这也跟他们是乡绅，一向都有较高的政治地位有关，也有向官府请愿的传统，这种传统很好，朱敬伦觉得有必要维持下去，至于他们会不会因此而变得更强大，更有组织力，动辄威胁官府，朱敬伦一点都不担心。
通过利益集团组织化的方式来参与和影响政治运作，这是现代政治的一个基本特征，朱敬伦既然要推动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又怎么会压制这种利益集团的组织化，何况还是一些比较理智，比较能负责任的老乡绅的组织化，唯一该担心的是那种野心家煽动流民的组织化。
这些比较理智的老家伙们最后商量出了一个章程，他们提出要求：
第一，朱敬伦不能从现在这些胥吏之中选拔官员，他们的理由是这些人身上有刁滑小吏的习气，会污染官场风气，但是他们不阻止这些胥吏的后代考试做官。他们算是做出了一点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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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人的担心不是毫无根据的，明清的科举考试虽然是吏治中最为公平的制度，但清朝跟其他朝代有些不同，八旗子弟拥有各种特权，其中一种就是可以不通过考试就能做官，比如实在是考不上的，可以先从笔贴式做起，这笔帖式的工作也是办理文件、文书，跟衙门中的刀笔吏做到一样，但是却不是胥吏，而是正经的官员有品级，虽然只是七八九品之类，但是升迁速度快，是清廷专门留给“八旗的出身之路”。
显然这种制度是很不公平的，汉人缙绅阶层不是没有意见，但却毫无办法。现在他们担心那些胥吏的后代也拥有类似的特权，因此要求所有人一起考试，他们对他们的子弟考试的能力，是十分信任的。
第三，他们提出，广東官府不能任用捐官！
捐官，这打击的就是商人阶层了，商人阶层拥有庞大的财富，更容易就能给子弟买到一顶官帽子，但大多数时候，捐官只有一个候补的头衔，能不能得到实缺，反而不是金钱能解决的事情，而是需要相当的人脉，十三行行商个个富可敌国，个个头上都带着红顶子，可是没有一个能够任实缺，全都是空架子，真正能够通过捐官得到实缺的，往往还是乡绅子弟，因为他们拥有人脉，在官场的人脉。
三条章程，不但堵死了老胥吏们做官的道路，而且堵死了给他们子弟开后门的路子，又打压了富商阶层，谁说这些乡绅迂腐的，给自己争取权力的时候，他们明明很精明。
对于他们的要求，朱敬伦答应了。不但答应下来，而且生怕他们反悔一般，马上喊来笔吏，立约为证，让所有乡绅签字画押。
其实朱敬伦本来是有挑选一些听话的老吏当官的想法的，但是既然乡绅们反对，愿意用这种商谈的方法来解决复杂的政治问题，那么朱敬伦有什么理由拒绝呢，改革中以后会不断的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如果都能采用这种和平和文明的方式来解决，会大大的降低成本，减少不必要的流血牺牲，如果真的最后通过各种协商，让朱敬伦和平的完成改革，这是对他政治智慧的极大褒奖，这场变革必将跟英国的光荣革命一样，载入人类文明的史册。
另外有一点，这些人之所以愿意跟现在已经开始割据一方的朱敬伦商谈，至少说明了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考虑过朱敬伦控制广東的想法，或者说他们看到了清王朝的软弱，发觉只要朱敬伦不造反，清廷就允许他一直这么割据下去，那么他们就有必要在自己的家乡，对朱敬伦的官府形成影响力，哪怕朝廷失败了，他们影响之下的官府，不也可以通过投诚，通过把自己打造成心在曹营心在汉的忍辱负重，继续掌握权力吗。
朱敬伦觉得，这些乡绅虽然态度上依然是中立的，在自己和清廷之间保持中立，但是天平已经小小的向朱敬伦这边倾斜了，因为朱敬伦才是现管他们的，县官不如现管的道理，他们很懂。
朱敬伦认为，很有必要在他们倾斜的天平上，在加上一份有分量的砝码，那就是真的让他们的子弟成批量的进入各级官府，加入到自己的统治集团中来，成为自己旗下的既得利益集团的一份子，任何改革之所以会失败，往往就是因为没有培养出一群既得利益者。
王安石是这样，张居正也是这样，王安石变法没有早就一个掌握权力的既得利益集团，所以他被守旧的既得利益集团给斗倒了，张居正是一个权臣，也培养出了大批的心腹手下，但这些心腹并不是新法的受益者，他们只支持张居正，而不是支持新法，所以张居正一死，他的法也就废了。
只有商鞅成功了，因为商鞅死的时候，朝中大部分官员，已经不是旧贵族，而是通过战功爬上来的军功集团，这些人是新法的既得利益者，他们自然要维护新法，哪怕在商鞅死了，商鞅的法也会由这些人继续执行下去。
朱敬伦未必能拉拢到全部的乡绅阶层，但是只要有一部分乡绅阶层在自己的改革中，转变成了新的既得利益集团，并且将权力放到这些人的手里，朱敬伦认为自己的改革至少就成功了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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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一定的数学知识是很有必要的。
绕了这么大一个弯子，朱敬伦才将自然科学悄悄的塞进了科举这个框架中来，如果这些人依然想要他们的子弟通过科举做官的话，那就必须让他们的子弟学习自然科学知识，否则根本无法跟其他阶层的子弟相比。
但是话刚说出来，这些老家伙立马跳起来反对，他们说历来考试考的都是四书五经，哪门子考试会靠记账算盘这样的商贾末术。
这一次，朱敬伦也变得不好说话了，他希望旧势力能保持理性，在改革中协商解决利益问题，但是他是有底线的。
立马挥舞着刚刚签完字的规约，厉声呵斥他们，白纸黑字，墨迹未干，就要反悔！
同时告诉他们，历朝历代科举，要考什么，不都是朝廷说了算，小民什么时候还有权力决定朝廷科考的大事了。
这个权力就是他的底线，他不能丢，因为这个权力是制定规则的权力，在改革中，朱敬伦会采用制度来引导、鼓励甚至逼迫旧势力转型的办法，那么他就必须牢牢掌握住制定规则和制度的权力，那一次改革，不都是新势力制定规则吗，让旧势力制定规则来改革，就没有成功的例子。
老家伙们一看朱敬伦发怒了，面面相觑觉得硬顶也不是办法，反正他们得到了公平考试的保证，他们相信他们的子弟读书的水平，远远高于任何其他阶层，不管是穷苦的农家子弟还是刁滑的胥吏子弟，还能考的过他们的子弟？
如果真的考不过的话，到时候在想办法。事实上，谁会在乎读书读什么，读书的目的从来都不是道德的，早就脱离了儒家修身的目的，而变成了纯粹的考试工具，读书唯一的目的就是做官，就是获取权力，就是让自己家族光耀门楣。
所以当朱敬伦不耐烦的走出去后，乡绅们也三三两两一起离开了，之后也没闹出什么动静，撤掉集合起来的乡勇，一场风波就此平静。
很快他们就发现，朱敬伦竟然在每一个县，就开办了一座学堂，名曰县学，告诉胥吏们，让他们的子弟来上学，将来考试就考县学教授的内容。
学堂的老师当然是第一从广州学宫里洋人开办的师范学校培训出来的书生，而他们授课的教材，则是直接翻译的美式教材，暂时只包括小学阶段的数学、几何内容，以及高中阶段的世界历史教材。
朱敬伦认为，对于已经年纪不小的胥吏子弟来说，数学、几何知识是没办法取巧的，只能直接从小学学起，但是历史这种人文的学科，哪怕从高中、甚至大学开始讲起，他们也是能够理解的，大不了死记硬背，目的不过是让他们了解一下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让他们知道，这个世界上不止有中国，是让他们开开眼界罢了。(未完待续。)手机用户请浏览阅读，更优质的阅读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