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鑫沉默了一会儿，点头说道：“不知道陛下说的是第一次党锢之祸，还是第二次党锢之祸呢？”
党锢之祸在汉末一共出现了两次，第一次是在汉桓帝时候，第二次则是在汉灵帝时期。
所以刘鑫一时之间也不明白，汉灵帝是说的那一次党锢之祸。
汉灵帝呵呵一笑，开口说道：“王兄，这两次党锢之祸，你都应该知道吧。”
刘鑫点了点头，党锢之祸作为汉末时期的重要事件，刘鑫自然是有所了解的。
首先是第一次党锢之祸，在公元166年（也就是延熹九年），宦官赵津、侯览等党羽与张泛、徐宣等人联合起来为非作歹，并且故意在汉桓帝大赦天下之前犯罪，期望以此逃脱惩罚，而当时的官员成瑨、翟超、刘质、黄浮等人不畏权贵，在大赦以后仍然按律处置了这些人，所以侯览等宦官都一起向汉桓帝进言，最后汉桓帝听信一面之词，重处了这些官员。
于是乎，当时的朝中重臣、位列大汉三公的太尉陈蕃、司空刘茂一同向汉桓帝进谏，结果导致了汉桓帝不悦，最后刘茂畏惧权势，所以不敢多说，而陈蕃继续独自上书，以汉初申屠嘉召责邓通，董宣追劾湖阳公主的例子，为受罚的官员们辩解，并要求汉桓帝“割塞近习与政之源”，清除宦官乱政的不正之风。结果汉桓帝并不理他，而宦官势力则是更加的嫉恨士大夫们，虽然宦官势力们不敢加害名臣陈蕃，但是对于其他人他们则是大加报复。
于是乎，朝中大臣、地方官员以及民间百姓大多数都站在士人一边，纷纷指责宦官乱政，为非作歹，排斥忠良。结果却被纷纷免官，成瑨刘质等最终在狱中被害，岑晊、张牧等人逃亡得免。
而当时的河南尹李膺，在大赦后处死了蓄意在大赦天下前杀人的张成之子，而张成则是宦官党羽，宦官一党遂让张成的弟子牢修上书，诬陷李膺等人“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于是在这件事情之后，士人、宦官间的矛盾在此爆发。
汉桓帝因此大怒，诏告天下，逮捕并审理党人，太仆卿杜密、御史中丞陈翔等重臣及陈寔、范滂等士人皆被通缉，而太尉陈蕃依旧认为“罪名不章”，拒绝平署诏书，当时的诏书如果没有陈藩的签字，那就没有办法实施，所以汉桓帝见诏书无法生效，干脆就跳过司法程序，直接让宦官负责的北寺狱审理此案，李膺、陈寔、范滂等人慨然赴狱，受三木酷刑（“三木”指的是夹棍，由三根木头做成，又叫“拶”，夹住人的十指用力拉，其痛无比，俗称“三木之刑”
）而不改其辞。
因为当时被捕的党人大多数都是天下名士，也就是民间所认同的“贤人”。当时的度辽将军皇甫规以没有名列“党人”而被捕为耻，上书“臣宜坐之”，要求汉桓帝连自己一块儿治罪，但是汉桓帝并没有理会皇甫规。
见此情形，太尉陈蕃再度上书，以夏商周三代之事劝谏汉桓帝，言辞激切，汉桓帝嫌他多嘴，于是以陈蕃提拔的人才不好的罪名免去了陈藩的太尉一职，改以光禄勋周景为太尉，并同时罢免了司空刘茂，改以光禄勋宣酆为司空。
同年十二月，汉桓帝的窦皇后父亲，槐里侯窦武为城门校尉，此人名列三君，同情士人，所以于次年上书求情，同时，负责审理此案的宦官王甫等人也为党人的言辞所感动，取消了对他们的酷刑，而且李膺等人在狱中故意供出了不少宦官子弟，所以其他宦官等害怕牵连到自己身上，向汉桓帝进言，说天时到了，应该大赦天下的时候了，于是在同年六月庚申日，汉桓帝改元永康，大赦天下，于是牢狱中的党人获得释放，但最后都被放归田里，终身罢黜，史称“第一次党锢之祸”。
至于第二次党锢之祸，那是发生在公元168年（也就是建宁元年），当时一脸懵逼的汉灵帝即位，而窦皇后则被汉灵帝尊为皇太后，而窦武因自己身为皇太后父亲而被任命为大将军，而陈蕃再度启用被任命为太尉，两人与司徒胡广一起掌握朝政，至于名士李膺、杜密、尹勋、刘瑜等人得以重新被起用，因此官场民间大多数人都认为，贤人在朝，太平盛世快要来了。
结果当时的宦官首领曹节、王甫等人则在窦太后面前谄媚侍奉，而窦太后多次在他们怂恿下乱下命令。
于是陈蕃、窦武等人认为宦官这样干涉朝政，不是什么好现象，于是在私下商议，趁着当时日食的天象上书皇太后，要求革除宦官参政，但是窦太后认为从汉元帝时期就有宦官参政，这是属于正常现象，最后皇太后虽然最后在窦武等人建议下处死了宦官管霸、苏康等炮灰，却还是保护曹节等重要的宦官，不愿意让士人处罚他们。
不久之后，又出现太白金星经房宿，由上将星入太微垣的天象，当时的人认为这是不祥之兆，象征着奸佞在皇帝身旁，而大将军有灾难，于是乎，窦武等人准备动手除去宦官曹节、王甫一党。
于是在九月辛亥日（也就是九月初七），窦武轮到休假日，于是便出宫回家，结果让宦官偷出了他的奏折，得知了士人们的计划，因而连夜歃血共盟，发动政变，宦官们与汉灵帝的乳母赵娆一起，蒙骗年幼的汉灵帝，格杀亲近士人的宦官山冰等，抢夺印、玺、符、节，胁迫尚书假传诏令，并且劫持窦太后，开始追捕窦武、陈蕃等。
而年过八旬的陈蕃闻讯之后，率太尉府僚及太学生数十人拔刀剑冲入承明门，到了尚书门就因寡不敌众被擒，当日遇害。
而窦武则是驰入步兵营起兵对抗，当时护匈奴中郎将张奂此前率军出征，此刻刚回到京师，尚未了解局势，宦官等人便假传诏令骗过了他，张奂误以为窦氏叛乱，遂与少府周靖率五营士与王甫所率领的千余虎贲军、羽林军一起进攻窦武，最终窦武被重重围困，无奈自杀，而窦武的宗亲宾客姻属及侍中刘瑜、屯骑校尉冯述等人皆被族灭，虎贲中郎将刘淑、尚书魏朗等也被诬陷而被迫自杀，窦太后被软禁在南宫，李膺等人再次被罢官，并禁锢终生。
而当时的议郎巴肃也参与了窦武的计划，但只是宦官不知道，所以只是将他禁锢而已，但巴肃认为“为人臣者，有谋不敢隐，有罪不逃刑，既不隐其谋矣，又敢逃其刑乎！”，于是自己投县官官衙就案，而县官打算解印与巴肃一起逃亡，结果巴肃不同意，最终被害。
而陈蕃的友人朱震弃官痛哭，收葬了陈蕃的尸体，并将他的儿子陈逸藏到甘陵，最终被人告发，导致朱震全家被捕，都受到了酷刑，然而朱震誓死不肯说出陈逸的行踪，陈逸得以幸免。
窦武的府掾胡腾收葬了窦武的尸体，为窦武发丧，因此也被禁锢终生，而窦武的孙子窦辅，当时才二岁，被胡腾收留并冒认为自己的儿子，之后胡腾与令史张敞一起将他藏匿在零陵，窦辅也得以幸免。
而这时，张奂因为“平叛”的功劳被宦官们提拔为大司农，并且封侯，但是张奂因为深恨自己被曹节等宦官欺骗，害死国家忠良，铸成大错，于是坚决拒绝不肯受印，并在不久后趁天象变化而上书灵帝，要求为窦武、陈蕃等人平反，最终迎回窦太后，并推荐李膺等出任三公，汉灵帝认为他说得有理，但宦官们纷纷进谗言，改变了灵帝的想法，反而追究张奂的责任，张奂自赴廷尉，被拘留数日，罚俸三月，最终也被罢官回家，禁锢终生。
之后郎官谢弼上书也为窦武、陈蕃等人鸣冤，要求迎回窦太后，却被宦官贬职杀害。
宦官势力这时认为窦武、陈蕃、李膺、杜密等人名望仍在，于是不肯罢休，开始向汉灵帝再进谗言，诬陷党人“欲图社稷”，意图谋反，当时年仅十四岁的汉灵帝被他们欺骗，因而大兴大狱，追查士人一党。
于是乎，李膺、杜密、翟超、刘儒、荀翌、范滂、虞放等百余人，再次被下狱处死，而宦官势力在各地陆续逮捕、杀死、流徙、囚禁的士人达到六、七百名，当时的汝南督邮吴导奉诏前往逮捕范滂，到了范滂的家乡，竟趴在驿舍的床上大哭，范滂听说后说：“一定是因为我才会这样。”，然后便要自前往监狱，结果汝南县令郭揖听说后解掉印绶，跟范滂一起逃跑，但是范滂却说：我死了祸事就结束了，怎么敢连累您呢？“
于是乎，范滂与母亲诀别，范母对范滂说：“儿今日能与李膺、杜密齐名，死亦何恨？”遂与李膺、杜密等百余人被执被杀。
此前曾得罪了宦官的张俭四处流亡，在路途上，看见人家就前往投宿（这也是成语“望门投止”的来历），每户人家即便知道收留他会引来杀身之祸也愿意收留他，所以张俭在众人的帮助下，得以逃亡塞外，但是因为收留他而被追究灭门的百姓，前后有数十家之多，其宗族亲戚都被杀害，郡县因此残破不堪，刘鑫对此表示不知道该说什么，所以是为第二次党锢之祸，不过这时并没有真正结束。
在八年之后的公元176年（也就是熹平五年）闰五月，永昌太守曹鸾突然上书为“党人”鸣冤，要求解除禁锢，灵汉帝不但没有听从，反而收捕并处死曹鸾，接着，汉灵帝又下诏书，凡是党人门生、故吏、父子、兄弟中任官的，一律罢免，禁锢终身，并牵连五族，于是乎，第二次党锢之祸的范围扩大，波及更多的无辜者。
到了公元184年（也就是中平元年）春二月，黄巾之乱兴起，汉灵帝因为害怕党人与黄巾一同作乱，遂于夏四月丁酉日开始大赦天下，免除了亲属关系与党人在小功以外者的禁锢。
然后到了公元189（也就是中平六年），汉灵帝病死驾鹤西去之后，汉少帝刘辨继位，外戚何进担任大将军，执掌朝政大权，而何进图谋诛除擅权的宦官张让，赵忠等人，结果反被宦官诱入后宫杀害，于是为替何进报仇，豪族出身的官僚袁绍领兵冲入皇宫，把宦官杀戮殆尽，结束了外戚宦官长期专权的局面，史称十常侍之乱，也是第二次党锢之祸中，士人势力第一次翻身做主人。
等到九月，董卓进入洛阳开始掌权，废汉少帝改立汉献帝，于是便派使者吊祭陈蕃，窦武等人，因此事隔整整22年，东汉朝廷才算正式为陈窦等人平反，第二次党锢之祸才算是正式结束。
虽然刘鑫认为”党锢之祸“本质上是统治集团内部权力斗争激化的一种形式，但是，在面对宦官专权造成的官场腐朽，政治黑暗，一些有见识的士大夫敢于挺身而出，扬清激浊，不仅是对本阶级根本利益的一种自我挽救，也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呼声，因而带有一定的正义性，应给予肯定，不过也有不少文士有些过激，强行送死，这让刘鑫觉得有些不妥。
不过不得不说一句，这两次党锢之祸的影响可是十分恶劣的，可以说这两次党锢之祸害死了太多的大汉忠良与人才，这才导致了大汉政治日益黑暗，最终引起了黄巾起义，不过也正是因为黄巾起义，也结束了第二次党锢之祸，这不得不说是一种讽刺。。。
不过刘鑫还是不明白，这两次党锢之祸可都不是什么好事，怎么汉灵帝一副很自豪的样子呢，而且这和应该已经死了的侯览有什么关系呢，毕竟侯览一开始就死了的。。。
所以，刘鑫依旧是一脸懵逼的看着汉灵帝。
党锢之祸在汉末一共出现了两次，第一次是在汉桓帝时候，第二次则是在汉灵帝时期。
所以刘鑫一时之间也不明白，汉灵帝是说的那一次党锢之祸。
汉灵帝呵呵一笑，开口说道：“王兄，这两次党锢之祸，你都应该知道吧。”
刘鑫点了点头，党锢之祸作为汉末时期的重要事件，刘鑫自然是有所了解的。
首先是第一次党锢之祸，在公元166年（也就是延熹九年），宦官赵津、侯览等党羽与张泛、徐宣等人联合起来为非作歹，并且故意在汉桓帝大赦天下之前犯罪，期望以此逃脱惩罚，而当时的官员成瑨、翟超、刘质、黄浮等人不畏权贵，在大赦以后仍然按律处置了这些人，所以侯览等宦官都一起向汉桓帝进言，最后汉桓帝听信一面之词，重处了这些官员。
于是乎，当时的朝中重臣、位列大汉三公的太尉陈蕃、司空刘茂一同向汉桓帝进谏，结果导致了汉桓帝不悦，最后刘茂畏惧权势，所以不敢多说，而陈蕃继续独自上书，以汉初申屠嘉召责邓通，董宣追劾湖阳公主的例子，为受罚的官员们辩解，并要求汉桓帝“割塞近习与政之源”，清除宦官乱政的不正之风。结果汉桓帝并不理他，而宦官势力则是更加的嫉恨士大夫们，虽然宦官势力们不敢加害名臣陈蕃，但是对于其他人他们则是大加报复。
于是乎，朝中大臣、地方官员以及民间百姓大多数都站在士人一边，纷纷指责宦官乱政，为非作歹，排斥忠良。结果却被纷纷免官，成瑨刘质等最终在狱中被害，岑晊、张牧等人逃亡得免。
而当时的河南尹李膺，在大赦后处死了蓄意在大赦天下前杀人的张成之子，而张成则是宦官党羽，宦官一党遂让张成的弟子牢修上书，诬陷李膺等人“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于是在这件事情之后，士人、宦官间的矛盾在此爆发。
汉桓帝因此大怒，诏告天下，逮捕并审理党人，太仆卿杜密、御史中丞陈翔等重臣及陈寔、范滂等士人皆被通缉，而太尉陈蕃依旧认为“罪名不章”，拒绝平署诏书，当时的诏书如果没有陈藩的签字，那就没有办法实施，所以汉桓帝见诏书无法生效，干脆就跳过司法程序，直接让宦官负责的北寺狱审理此案，李膺、陈寔、范滂等人慨然赴狱，受三木酷刑（“三木”指的是夹棍，由三根木头做成，又叫“拶”，夹住人的十指用力拉，其痛无比，俗称“三木之刑”
）而不改其辞。
因为当时被捕的党人大多数都是天下名士，也就是民间所认同的“贤人”。当时的度辽将军皇甫规以没有名列“党人”而被捕为耻，上书“臣宜坐之”，要求汉桓帝连自己一块儿治罪，但是汉桓帝并没有理会皇甫规。
见此情形，太尉陈蕃再度上书，以夏商周三代之事劝谏汉桓帝，言辞激切，汉桓帝嫌他多嘴，于是以陈蕃提拔的人才不好的罪名免去了陈藩的太尉一职，改以光禄勋周景为太尉，并同时罢免了司空刘茂，改以光禄勋宣酆为司空。
同年十二月，汉桓帝的窦皇后父亲，槐里侯窦武为城门校尉，此人名列三君，同情士人，所以于次年上书求情，同时，负责审理此案的宦官王甫等人也为党人的言辞所感动，取消了对他们的酷刑，而且李膺等人在狱中故意供出了不少宦官子弟，所以其他宦官等害怕牵连到自己身上，向汉桓帝进言，说天时到了，应该大赦天下的时候了，于是在同年六月庚申日，汉桓帝改元永康，大赦天下，于是牢狱中的党人获得释放，但最后都被放归田里，终身罢黜，史称“第一次党锢之祸”。
至于第二次党锢之祸，那是发生在公元168年（也就是建宁元年），当时一脸懵逼的汉灵帝即位，而窦皇后则被汉灵帝尊为皇太后，而窦武因自己身为皇太后父亲而被任命为大将军，而陈蕃再度启用被任命为太尉，两人与司徒胡广一起掌握朝政，至于名士李膺、杜密、尹勋、刘瑜等人得以重新被起用，因此官场民间大多数人都认为，贤人在朝，太平盛世快要来了。
结果当时的宦官首领曹节、王甫等人则在窦太后面前谄媚侍奉，而窦太后多次在他们怂恿下乱下命令。
于是陈蕃、窦武等人认为宦官这样干涉朝政，不是什么好现象，于是在私下商议，趁着当时日食的天象上书皇太后，要求革除宦官参政，但是窦太后认为从汉元帝时期就有宦官参政，这是属于正常现象，最后皇太后虽然最后在窦武等人建议下处死了宦官管霸、苏康等炮灰，却还是保护曹节等重要的宦官，不愿意让士人处罚他们。
不久之后，又出现太白金星经房宿，由上将星入太微垣的天象，当时的人认为这是不祥之兆，象征着奸佞在皇帝身旁，而大将军有灾难，于是乎，窦武等人准备动手除去宦官曹节、王甫一党。
于是在九月辛亥日（也就是九月初七），窦武轮到休假日，于是便出宫回家，结果让宦官偷出了他的奏折，得知了士人们的计划，因而连夜歃血共盟，发动政变，宦官们与汉灵帝的乳母赵娆一起，蒙骗年幼的汉灵帝，格杀亲近士人的宦官山冰等，抢夺印、玺、符、节，胁迫尚书假传诏令，并且劫持窦太后，开始追捕窦武、陈蕃等。
而年过八旬的陈蕃闻讯之后，率太尉府僚及太学生数十人拔刀剑冲入承明门，到了尚书门就因寡不敌众被擒，当日遇害。
而窦武则是驰入步兵营起兵对抗，当时护匈奴中郎将张奂此前率军出征，此刻刚回到京师，尚未了解局势，宦官等人便假传诏令骗过了他，张奂误以为窦氏叛乱，遂与少府周靖率五营士与王甫所率领的千余虎贲军、羽林军一起进攻窦武，最终窦武被重重围困，无奈自杀，而窦武的宗亲宾客姻属及侍中刘瑜、屯骑校尉冯述等人皆被族灭，虎贲中郎将刘淑、尚书魏朗等也被诬陷而被迫自杀，窦太后被软禁在南宫，李膺等人再次被罢官，并禁锢终生。
而当时的议郎巴肃也参与了窦武的计划，但只是宦官不知道，所以只是将他禁锢而已，但巴肃认为“为人臣者，有谋不敢隐，有罪不逃刑，既不隐其谋矣，又敢逃其刑乎！”，于是自己投县官官衙就案，而县官打算解印与巴肃一起逃亡，结果巴肃不同意，最终被害。
而陈蕃的友人朱震弃官痛哭，收葬了陈蕃的尸体，并将他的儿子陈逸藏到甘陵，最终被人告发，导致朱震全家被捕，都受到了酷刑，然而朱震誓死不肯说出陈逸的行踪，陈逸得以幸免。
窦武的府掾胡腾收葬了窦武的尸体，为窦武发丧，因此也被禁锢终生，而窦武的孙子窦辅，当时才二岁，被胡腾收留并冒认为自己的儿子，之后胡腾与令史张敞一起将他藏匿在零陵，窦辅也得以幸免。
而这时，张奂因为“平叛”的功劳被宦官们提拔为大司农，并且封侯，但是张奂因为深恨自己被曹节等宦官欺骗，害死国家忠良，铸成大错，于是坚决拒绝不肯受印，并在不久后趁天象变化而上书灵帝，要求为窦武、陈蕃等人平反，最终迎回窦太后，并推荐李膺等出任三公，汉灵帝认为他说得有理，但宦官们纷纷进谗言，改变了灵帝的想法，反而追究张奂的责任，张奂自赴廷尉，被拘留数日，罚俸三月，最终也被罢官回家，禁锢终生。
之后郎官谢弼上书也为窦武、陈蕃等人鸣冤，要求迎回窦太后，却被宦官贬职杀害。
宦官势力这时认为窦武、陈蕃、李膺、杜密等人名望仍在，于是不肯罢休，开始向汉灵帝再进谗言，诬陷党人“欲图社稷”，意图谋反，当时年仅十四岁的汉灵帝被他们欺骗，因而大兴大狱，追查士人一党。
于是乎，李膺、杜密、翟超、刘儒、荀翌、范滂、虞放等百余人，再次被下狱处死，而宦官势力在各地陆续逮捕、杀死、流徙、囚禁的士人达到六、七百名，当时的汝南督邮吴导奉诏前往逮捕范滂，到了范滂的家乡，竟趴在驿舍的床上大哭，范滂听说后说：“一定是因为我才会这样。”，然后便要自前往监狱，结果汝南县令郭揖听说后解掉印绶，跟范滂一起逃跑，但是范滂却说：我死了祸事就结束了，怎么敢连累您呢？“
于是乎，范滂与母亲诀别，范母对范滂说：“儿今日能与李膺、杜密齐名，死亦何恨？”遂与李膺、杜密等百余人被执被杀。
此前曾得罪了宦官的张俭四处流亡，在路途上，看见人家就前往投宿（这也是成语“望门投止”的来历），每户人家即便知道收留他会引来杀身之祸也愿意收留他，所以张俭在众人的帮助下，得以逃亡塞外，但是因为收留他而被追究灭门的百姓，前后有数十家之多，其宗族亲戚都被杀害，郡县因此残破不堪，刘鑫对此表示不知道该说什么，所以是为第二次党锢之祸，不过这时并没有真正结束。
在八年之后的公元176年（也就是熹平五年）闰五月，永昌太守曹鸾突然上书为“党人”鸣冤，要求解除禁锢，灵汉帝不但没有听从，反而收捕并处死曹鸾，接着，汉灵帝又下诏书，凡是党人门生、故吏、父子、兄弟中任官的，一律罢免，禁锢终身，并牵连五族，于是乎，第二次党锢之祸的范围扩大，波及更多的无辜者。
到了公元184年（也就是中平元年）春二月，黄巾之乱兴起，汉灵帝因为害怕党人与黄巾一同作乱，遂于夏四月丁酉日开始大赦天下，免除了亲属关系与党人在小功以外者的禁锢。
然后到了公元189（也就是中平六年），汉灵帝病死驾鹤西去之后，汉少帝刘辨继位，外戚何进担任大将军，执掌朝政大权，而何进图谋诛除擅权的宦官张让，赵忠等人，结果反被宦官诱入后宫杀害，于是为替何进报仇，豪族出身的官僚袁绍领兵冲入皇宫，把宦官杀戮殆尽，结束了外戚宦官长期专权的局面，史称十常侍之乱，也是第二次党锢之祸中，士人势力第一次翻身做主人。
等到九月，董卓进入洛阳开始掌权，废汉少帝改立汉献帝，于是便派使者吊祭陈蕃，窦武等人，因此事隔整整22年，东汉朝廷才算正式为陈窦等人平反，第二次党锢之祸才算是正式结束。
虽然刘鑫认为”党锢之祸“本质上是统治集团内部权力斗争激化的一种形式，但是，在面对宦官专权造成的官场腐朽，政治黑暗，一些有见识的士大夫敢于挺身而出，扬清激浊，不仅是对本阶级根本利益的一种自我挽救，也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呼声，因而带有一定的正义性，应给予肯定，不过也有不少文士有些过激，强行送死，这让刘鑫觉得有些不妥。
不过不得不说一句，这两次党锢之祸的影响可是十分恶劣的，可以说这两次党锢之祸害死了太多的大汉忠良与人才，这才导致了大汉政治日益黑暗，最终引起了黄巾起义，不过也正是因为黄巾起义，也结束了第二次党锢之祸，这不得不说是一种讽刺。。。
不过刘鑫还是不明白，这两次党锢之祸可都不是什么好事，怎么汉灵帝一副很自豪的样子呢，而且这和应该已经死了的侯览有什么关系呢，毕竟侯览一开始就死了的。。。
所以，刘鑫依旧是一脸懵逼的看着汉灵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