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淮海地区最大城市金堰市中心区矗立着一座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四层西式大楼，穹窿形屋顶，拱形窗户，一楼中间是六根灰色花岗岩圆柱支撑顶盖的拱券门廊。跟四周低矮的楼房相比，这幢大楼显得巍峨气派。大楼原属一家在金堰投资的德国公司，后几易其主，现在是国民党江北行营办公楼。楼顶竖着一面国民党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大楼周围布满了端冲锋枪的哨兵。
二楼第三间是行营长官陈墨崧的办公室，青色大理石地板上铺着红色羊毛地毯，白色大理石墙壁上挂着蒋介石画像和军用地图，下方镶着柞木墙裙，松木天花板中央安装一盏枝形吊灯，天花板东头安装一台法国吊扇，吊扇下面是一张紫檀木写字台。写字台对面是一张深绿色呢绒长沙发，沙发前面是一张乌木茶几，茶几上放这一只紫砂茶壶和四个紫砂茶碗，以及一台收音机，茶几两面各放一张单人深绿色呢绒沙发。这套沙发两边靠墙分别放着一张同样结构的长沙发，西边是一张铺着深蓝色呢绒台布的红木长方桌，桌上摊着军用地图，长方桌西边的墙上也挂着军用地图。东墙南侧是一扇小门，门里是一个套间，放有一张带弧形雕花床屏、罗马式立柱床腿的红木西式床，以及床头柜、衣柜、衣架、脸盆架等。
陈墨崧此刻坐在舒适的真皮高背椅上，正跟坐在对面沙发上的蒋安邦唏嘘不已:
“许多人都以为我起家的部队是中央警卫师，其实我真正起家的老部队是独立一团！当时老头子只给我一个团长的空招牌。为了筹集经费，我到处求爷爷告奶奶。为了拉起部队，我到处登门求贤，连刚从黄埔毕业的谷雨都被我拉来了。我千辛万苦搞起来的部队，没成想一夜之间就赤化了！白里透红，剜心之痛啊！”
说到这里，陈墨崧连连摇着头，叹着气。见他这样，蒋安邦表面上不动声色，内心却忍不住暗暗好笑。这都是二十年前的陈年旧事了，想不到这位陈长官至今还耿耿于怀，刻骨铭心。
过了一会儿，陈墨崧接着说：“话又说回来了，我再怎么窝火，心里还是牵挂这个部队的。得知他们在那边第一次消灭了小鬼子主力大队的喜讯后，我高兴地连夜给他们拍发私人贺电。整整二十年了，我经常做梦都梦见我的老部下从远处漫山遍野向我跑来，嘴里喊着：‘老团长，我们回来了！’虽说这个团在共产党那边早已换了几茬人，可在名分上，我总还是他们的老长官呀。哎！他们这次要能过来，我真的要跟他们喝个一醉方休！”
这会儿，陈墨崧眼睛湿润了，泪水顺着布满皱纹的脸庞往下淌，他掏出手帕擦擦眼睛。蒋安邦心头一动，很显然，陈墨崧亲自对那个“共匪”部队写公开信真是动了感情，于是赶紧安慰他，“陈长官不必伤感，我相信您的老部队一定会归来的，届时，卑职一定陪酒。”
陈墨崧欣慰地点点头，脸上露出微笑。
蒋安邦这会儿问道，“陈长官，除了战场上打冤家仗，您以后就再也没见过您的老部队了吗？”
陈墨崧打开一只抽屉，拿出一副日式望远镜。“民国27年（1938年）3月，我去山西与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商议军机。正巧这个独立一团就在二战区防地附近的一个村庄休整，我就顺便去看望了他们。那时还是国共两党蜜月期，他们也知道我和独立一团的老关系，就为我举行了一个隆重的欢迎仪式。”
这时候，陈墨崧的眼睛又湿润了，“当时，我看见老部队的第一个印象就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从前的老一团老人，这时候只剩一个团长常戈、一个副团长、一个营长以及一个伙夫了。听常戈说，抗战爆发后已经有五位原老一团老人阵亡了，还有一些在八路军其他部队和新四军里任职。不过，总的说来，这次会面还是很愉快的。他们给我赠送了一批礼物，都是缴获的鬼子战利品，一副望远镜，一把军刀，一箱日本罐头，一匹东洋马，哦，还有一只放大镜。”
说着他抬手指指桌面地图。“当然，我也赠送他们一些礼物。”
蒋安邦起身走近写字台，接过望远镜，拿起放大镜，他发现，望远镜镜筒和放大镜手柄上都刻着一行工整秀丽的小字——“赠老团长陈辞溪将军巡视本团纪念，八路军独立一团，1938，3，28。”
他把东西放到桌上，坐到沙发上。陈墨崧从抽屉里拿出一个深蓝色硬皮封面相册，走到蒋安邦跟前坐下来，打开相册拿出几张照片递给他。“这是我当时和老一团的合影照。”
蒋安邦接过照片，第一张，身穿将军服的陈墨崧在几位中央军军官和八路军军官陪同下检阅部队并向列队官兵举手行礼。队列中的八路军军官也举手向他敬礼，士兵们则托枪行注目礼。蒋安邦注意到，走在陈墨崧后面，陪同他检阅部队的中央军军官里居然还有唐金山和钟立夫。照片上还有一行洗印时拿毛笔添加的文字“陈辞溪将军检阅老部队留影”。
另外五张是陈墨崧和一些八路军官兵的合影，照片上都有“老团长陈辞溪将军巡视本团留影”的加印字样。所有的照片，无论是陈墨崧，还是那些八路军官兵，脸上都洋溢着笑容。从照片可以看得出来，当时的会面充满了喜悦愉快的气氛。
望着这些照片、望着桌上两件东西，望着陈墨崧脸颊上不住抽动的肌肉，蒋安邦默默的感慨，没想到，这个一生反共的陈墨崧对一支“共匪”老部队还这么重感情。这种感情完全是发自肺腑的真诚流露，装腔作势是根本装不出来的。
陈墨崧对那个老部队确实是很有感情的。虽然时光流逝，人世沧桑，但是他至今还依然始终记得，他在1938年3月的那次山西之行，那次他在黄土高原的一个美丽山村对那支老部队的会见——(未完待续。)手机用户请浏览阅读，更优质的阅读体验。
二楼第三间是行营长官陈墨崧的办公室，青色大理石地板上铺着红色羊毛地毯，白色大理石墙壁上挂着蒋介石画像和军用地图，下方镶着柞木墙裙，松木天花板中央安装一盏枝形吊灯，天花板东头安装一台法国吊扇，吊扇下面是一张紫檀木写字台。写字台对面是一张深绿色呢绒长沙发，沙发前面是一张乌木茶几，茶几上放这一只紫砂茶壶和四个紫砂茶碗，以及一台收音机，茶几两面各放一张单人深绿色呢绒沙发。这套沙发两边靠墙分别放着一张同样结构的长沙发，西边是一张铺着深蓝色呢绒台布的红木长方桌，桌上摊着军用地图，长方桌西边的墙上也挂着军用地图。东墙南侧是一扇小门，门里是一个套间，放有一张带弧形雕花床屏、罗马式立柱床腿的红木西式床，以及床头柜、衣柜、衣架、脸盆架等。
陈墨崧此刻坐在舒适的真皮高背椅上，正跟坐在对面沙发上的蒋安邦唏嘘不已:
“许多人都以为我起家的部队是中央警卫师，其实我真正起家的老部队是独立一团！当时老头子只给我一个团长的空招牌。为了筹集经费，我到处求爷爷告奶奶。为了拉起部队，我到处登门求贤，连刚从黄埔毕业的谷雨都被我拉来了。我千辛万苦搞起来的部队，没成想一夜之间就赤化了！白里透红，剜心之痛啊！”
说到这里，陈墨崧连连摇着头，叹着气。见他这样，蒋安邦表面上不动声色，内心却忍不住暗暗好笑。这都是二十年前的陈年旧事了，想不到这位陈长官至今还耿耿于怀，刻骨铭心。
过了一会儿，陈墨崧接着说：“话又说回来了，我再怎么窝火，心里还是牵挂这个部队的。得知他们在那边第一次消灭了小鬼子主力大队的喜讯后，我高兴地连夜给他们拍发私人贺电。整整二十年了，我经常做梦都梦见我的老部下从远处漫山遍野向我跑来，嘴里喊着：‘老团长，我们回来了！’虽说这个团在共产党那边早已换了几茬人，可在名分上，我总还是他们的老长官呀。哎！他们这次要能过来，我真的要跟他们喝个一醉方休！”
这会儿，陈墨崧眼睛湿润了，泪水顺着布满皱纹的脸庞往下淌，他掏出手帕擦擦眼睛。蒋安邦心头一动，很显然，陈墨崧亲自对那个“共匪”部队写公开信真是动了感情，于是赶紧安慰他，“陈长官不必伤感，我相信您的老部队一定会归来的，届时，卑职一定陪酒。”
陈墨崧欣慰地点点头，脸上露出微笑。
蒋安邦这会儿问道，“陈长官，除了战场上打冤家仗，您以后就再也没见过您的老部队了吗？”
陈墨崧打开一只抽屉，拿出一副日式望远镜。“民国27年（1938年）3月，我去山西与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商议军机。正巧这个独立一团就在二战区防地附近的一个村庄休整，我就顺便去看望了他们。那时还是国共两党蜜月期，他们也知道我和独立一团的老关系，就为我举行了一个隆重的欢迎仪式。”
这时候，陈墨崧的眼睛又湿润了，“当时，我看见老部队的第一个印象就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从前的老一团老人，这时候只剩一个团长常戈、一个副团长、一个营长以及一个伙夫了。听常戈说，抗战爆发后已经有五位原老一团老人阵亡了，还有一些在八路军其他部队和新四军里任职。不过，总的说来，这次会面还是很愉快的。他们给我赠送了一批礼物，都是缴获的鬼子战利品，一副望远镜，一把军刀，一箱日本罐头，一匹东洋马，哦，还有一只放大镜。”
说着他抬手指指桌面地图。“当然，我也赠送他们一些礼物。”
蒋安邦起身走近写字台，接过望远镜，拿起放大镜，他发现，望远镜镜筒和放大镜手柄上都刻着一行工整秀丽的小字——“赠老团长陈辞溪将军巡视本团纪念，八路军独立一团，1938，3，28。”
他把东西放到桌上，坐到沙发上。陈墨崧从抽屉里拿出一个深蓝色硬皮封面相册，走到蒋安邦跟前坐下来，打开相册拿出几张照片递给他。“这是我当时和老一团的合影照。”
蒋安邦接过照片，第一张，身穿将军服的陈墨崧在几位中央军军官和八路军军官陪同下检阅部队并向列队官兵举手行礼。队列中的八路军军官也举手向他敬礼，士兵们则托枪行注目礼。蒋安邦注意到，走在陈墨崧后面，陪同他检阅部队的中央军军官里居然还有唐金山和钟立夫。照片上还有一行洗印时拿毛笔添加的文字“陈辞溪将军检阅老部队留影”。
另外五张是陈墨崧和一些八路军官兵的合影，照片上都有“老团长陈辞溪将军巡视本团留影”的加印字样。所有的照片，无论是陈墨崧，还是那些八路军官兵，脸上都洋溢着笑容。从照片可以看得出来，当时的会面充满了喜悦愉快的气氛。
望着这些照片、望着桌上两件东西，望着陈墨崧脸颊上不住抽动的肌肉，蒋安邦默默的感慨，没想到，这个一生反共的陈墨崧对一支“共匪”老部队还这么重感情。这种感情完全是发自肺腑的真诚流露，装腔作势是根本装不出来的。
陈墨崧对那个老部队确实是很有感情的。虽然时光流逝，人世沧桑，但是他至今还依然始终记得，他在1938年3月的那次山西之行，那次他在黄土高原的一个美丽山村对那支老部队的会见——(未完待续。)手机用户请浏览阅读，更优质的阅读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