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幕低垂。
西山下，军营里灯火阑珊。
合抱粗的白杨树挺拔着，留下壮士一般的剪影。
红色的小楼里到处亮着灯，对楼里的人来说，这会是一个漫长的夜晚。
四周非常地安静，依稀可以听到不远处的哨兵在喝问口令的声音，然后又是一片沉寂，原来是换哨的时间到了。
我们暂住的这个军营，虽然占地面积非常地宽广，但驻军并不多，只有一个连的守备兵力，直属于中央警备团，非常地精锐而且忠诚可靠。
他们负责守卫的是京城从建国以来就开始建设的庞大并绝密的地下长城的一个重要进出口和集结地，在我们的小楼附近就有一处幽深的洞口可以直接通往传说中的禁地。
这里戒备森严，即使是和平时期，也时刻保持着警惕。我们来到这里后，他们就直接负责起我们组外围的安全保卫工作，并得到了发现可疑人员侵入可以直接开枪的授权。
这让官兵们看到我们进出时脸上会有掩饰不住的激动表情。如果是遇到我着军装的时候，他们更会骄傲地挺起胸膛，向我敬上一个非常标准的军礼，等我回了礼，也久久地不愿放下。
这种虽然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但是感觉就是很厉害的与有荣焉的感觉，我也曾经深有体会，所以特别喜欢和感激这些朴实而可爱的战友。
虽然由于铁的保密纪律，他们不清楚自己究竟在保卫着什么，更不可能复员以后在村子里和乡亲们吹牛时说起担负的任务，但他们的精气神也感染着我，让我时刻想起自己肩负的艰巨使命。
我是林千军，我正在我的办公室里待命，等待组长的新命令。
今天是1983年的4月1日，因为这个时间非常重要，所以有必要再说一遍。
今天的时间似乎过得非常地慢，我先是在值班室守电话，胡思乱想了一阵子，然后就是出了一趟门，见识了3·15专案的凶杀现场，见到了一个熟人，也认识了一个很有趣的人，然后就是赶回组里，接着就是开会，组里的人都赶了回来，听取沐雨尘的案情通报，然后就下一步工作如何开展吵得不可开交。
在开过几次小组会后，我才后知后觉地发现，由于不可说的原因，我们组里的工作会议也实行的是一人一票的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组长的一言堂，每名组员都代表了一方或多方的意志，都有自己的利益需要捍卫，如果不与国家利益相冲突的话，大家都会站在自己的立场上为自己的部门争上那么一争，并且灵活运用各种斗争策略，拍桌子、瞪眼睛、相互挖苦甚至讲几句脏话，和这些老油条相比，我觉得自己应该都去拿小红花了。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公安战线首当其冲，在那十年受到了非常大的损失，砸烂公检法并非一句空话，虽然这些年有所恢复，但毕竟大伤了元气，近年来的社会治安情况不好就是明显的例子。
当然，这些只是大背景，并不影响公安部抽调精兵强将集中全力来侦破“3.15凶杀案”这件一办亲自督办、限期破案的绝密要案，十几天时间就能找出凶手破了这件案情复杂情节诡异的无头案，确实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可谓是干的漂亮。
但牵涉到“零号机”那样的高度机密文件的下落的话，功劳和苦劳都说不上话了，每拖延一分钟时间都是犯罪，都可能给国家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
也许是大家都预感到了最坏的结局的出现，所以在会上一开始就硝烟弥漫，大家身上都充满了*味。
会议一开始，沐雨尘在做案情通报的时候，还打算照着部里提供的材料照本宣科，先摆一下领导的重视和动用的惊人的人力资源，讲一讲破案的流程和经过，在他刚提到发动朝阳区人民群众掘地三尺找到了被害人尸体的时候，就被李晨风组长粗鲁甚至有些失态地发言给打断了。
“我不要你的破案经过，我只要零号机！”
然后他又补充强调了一句。
“零号机在哪里？”
沐雨尘看看材料确定后才回答道：
“我们在所有的周春兰居留过的地点都仔细搜查过了，没有找到任何文件，应该是被凶手带走了，零号机的最后下落，要等抓到凶手以后才能最后确定。”
李晨风追问道：
“那凶手呢？凶手在哪里？”
沐雨尘毫不犹疑地回答说：
“日本。”
虽然我早就知道一些了，大家也早有猜测，但真相明明白白摆在眼前，大家还是深深地抽了一口凉气，现在事情麻烦了，真的是出*烦了。
日本这个国家，虽然和我们已经邦交正常化，而且开始走得很近，实际上，双方的地下斗争一直在进行，老话说得好，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如果这个变态国家掌握了“零号机”的秘密，相信“零号机”的情报价值，知道了“蝴蝶”的存在，甚至他们出于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根据《日美安保条约》，再把情报资源和美利坚共享的话，会对祖国的未来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和无法预计的损失。
因为目前谁也不知道“蝴蝶”在他的第一封来信中到底写了些什么，而未知才是最让人畏惧的。
如果蝴蝶的话是真的话，只是周春兰在看了信后和办公室同事闲聊时提到的那两句话就具有非常巨大的情报价值。
“一是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了祖国；1999年12月20日，澳门回归祖国。一号首长功在千秋，彪炳史册，可惜没有看到五星红旗在香港冉冉升起的那一幕。”
不是这一段，当然这一段也非常非常地重要。
“未来中国的gdp超过日本，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当了一回帝国主义。”
是这一段话，有上级首长分析，这一段话所蕴含的情报价值，甚至可能超过“一号机”也就是第二封来信里提到的所有情报的价值的总和。
偏偏它又落到了日本人手里。现在我们的国家正在努力发展，前路茫茫，谁也无法清楚地知道未来会是怎样。
超英赶美不过是一句口号，即使在改革开放努力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今天，即使在党的大会章程中，世界第二仍然是一个不敢奢求的梦想，这梦想是如此的美好，如果在不远的将来，全国的经济发展真的能赶超了日本，那将是多么幸福的事情啊！
这一点全世界都不相信，即使最乐观、最亲华的分析家都不会这样推测，即使是国内的梦想家也不会喊出这样的口号，即使在那个最疯狂的年代里，也没有人真的就认为老子就是世界第一，不，世界第二！
如果日本人知道并相信了，那么日本人会怎么想？苏联人会怎么想？美国人会怎么想？
祖国的和平发展崛起道路势必要遭遇到更加猛烈的和不必要的阻力，这一切的开始不过都取决于一封信。
思绪总是流星飞电，眼前的现实总要面对。
沐雨尘对部里的材料的洋洋洒洒也是不太感冒，既然组长发了话了，也就不再啰嗦，直接从文件夹里掏出一叠纸来，给大家一人发了几张，等到大家都拿到了后说：
“这是我们目前掌握到的凶手的基本情况，大家先看一看，多提宝贵意见。”
看他说话时抽动的表情就知道他是多心不甘情不愿说最后那句话了。
大家都不做声，立即看了起来，资料不多，然后大家再反复看了几遍，以确保自己对全部情况都做到心里有数。
我仔细看了。
凶手名叫夜瞳霜，日本名字叫凌波里一，女，现年24岁，以前是中国人，现在是日本国籍，是日本战争遗孤的第二代，1978年去的日本，1982年来到北京，在中日大学生民间互助友好协会北京办事处担任翻译，和周春兰生前关系非常亲密，3月17日以回老家结婚为由辞职，从北京机场乘kz730航班回日本，目前下落不明。
还有一个帮凶，名叫井田小五郎，日本人，男，现年65岁，家住日本神奈川县，是当地一名有名的私家侦探和业余的推理小说作家，是凶手的亲舅舅，一个月前来到中国，理由是旅游，3月17日从北京机场乘kz730航班回日本，目前下落不明。有档案资料显示，抗战期间他曾经在伪满洲国的新东京警察署任职，手上沾满了抗日烈士的鲜血。
资料大家都看了，情况复杂，都没有开口说话。
组长揉揉鼻子，然后点了根烟，然后问大家：
“情况就是这么一个情况，下一步怎么办？大家谈谈意见。”
是啊，下一步该怎么办呢？
我是林千军，我将在会上代表解放军发言，请赐予我力量！
西山下，军营里灯火阑珊。
合抱粗的白杨树挺拔着，留下壮士一般的剪影。
红色的小楼里到处亮着灯，对楼里的人来说，这会是一个漫长的夜晚。
四周非常地安静，依稀可以听到不远处的哨兵在喝问口令的声音，然后又是一片沉寂，原来是换哨的时间到了。
我们暂住的这个军营，虽然占地面积非常地宽广，但驻军并不多，只有一个连的守备兵力，直属于中央警备团，非常地精锐而且忠诚可靠。
他们负责守卫的是京城从建国以来就开始建设的庞大并绝密的地下长城的一个重要进出口和集结地，在我们的小楼附近就有一处幽深的洞口可以直接通往传说中的禁地。
这里戒备森严，即使是和平时期，也时刻保持着警惕。我们来到这里后，他们就直接负责起我们组外围的安全保卫工作，并得到了发现可疑人员侵入可以直接开枪的授权。
这让官兵们看到我们进出时脸上会有掩饰不住的激动表情。如果是遇到我着军装的时候，他们更会骄傲地挺起胸膛，向我敬上一个非常标准的军礼，等我回了礼，也久久地不愿放下。
这种虽然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但是感觉就是很厉害的与有荣焉的感觉，我也曾经深有体会，所以特别喜欢和感激这些朴实而可爱的战友。
虽然由于铁的保密纪律，他们不清楚自己究竟在保卫着什么，更不可能复员以后在村子里和乡亲们吹牛时说起担负的任务，但他们的精气神也感染着我，让我时刻想起自己肩负的艰巨使命。
我是林千军，我正在我的办公室里待命，等待组长的新命令。
今天是1983年的4月1日，因为这个时间非常重要，所以有必要再说一遍。
今天的时间似乎过得非常地慢，我先是在值班室守电话，胡思乱想了一阵子，然后就是出了一趟门，见识了3·15专案的凶杀现场，见到了一个熟人，也认识了一个很有趣的人，然后就是赶回组里，接着就是开会，组里的人都赶了回来，听取沐雨尘的案情通报，然后就下一步工作如何开展吵得不可开交。
在开过几次小组会后，我才后知后觉地发现，由于不可说的原因，我们组里的工作会议也实行的是一人一票的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组长的一言堂，每名组员都代表了一方或多方的意志，都有自己的利益需要捍卫，如果不与国家利益相冲突的话，大家都会站在自己的立场上为自己的部门争上那么一争，并且灵活运用各种斗争策略，拍桌子、瞪眼睛、相互挖苦甚至讲几句脏话，和这些老油条相比，我觉得自己应该都去拿小红花了。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公安战线首当其冲，在那十年受到了非常大的损失，砸烂公检法并非一句空话，虽然这些年有所恢复，但毕竟大伤了元气，近年来的社会治安情况不好就是明显的例子。
当然，这些只是大背景，并不影响公安部抽调精兵强将集中全力来侦破“3.15凶杀案”这件一办亲自督办、限期破案的绝密要案，十几天时间就能找出凶手破了这件案情复杂情节诡异的无头案，确实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可谓是干的漂亮。
但牵涉到“零号机”那样的高度机密文件的下落的话，功劳和苦劳都说不上话了，每拖延一分钟时间都是犯罪，都可能给国家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
也许是大家都预感到了最坏的结局的出现，所以在会上一开始就硝烟弥漫，大家身上都充满了*味。
会议一开始，沐雨尘在做案情通报的时候，还打算照着部里提供的材料照本宣科，先摆一下领导的重视和动用的惊人的人力资源，讲一讲破案的流程和经过，在他刚提到发动朝阳区人民群众掘地三尺找到了被害人尸体的时候，就被李晨风组长粗鲁甚至有些失态地发言给打断了。
“我不要你的破案经过，我只要零号机！”
然后他又补充强调了一句。
“零号机在哪里？”
沐雨尘看看材料确定后才回答道：
“我们在所有的周春兰居留过的地点都仔细搜查过了，没有找到任何文件，应该是被凶手带走了，零号机的最后下落，要等抓到凶手以后才能最后确定。”
李晨风追问道：
“那凶手呢？凶手在哪里？”
沐雨尘毫不犹疑地回答说：
“日本。”
虽然我早就知道一些了，大家也早有猜测，但真相明明白白摆在眼前，大家还是深深地抽了一口凉气，现在事情麻烦了，真的是出*烦了。
日本这个国家，虽然和我们已经邦交正常化，而且开始走得很近，实际上，双方的地下斗争一直在进行，老话说得好，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如果这个变态国家掌握了“零号机”的秘密，相信“零号机”的情报价值，知道了“蝴蝶”的存在，甚至他们出于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根据《日美安保条约》，再把情报资源和美利坚共享的话，会对祖国的未来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和无法预计的损失。
因为目前谁也不知道“蝴蝶”在他的第一封来信中到底写了些什么，而未知才是最让人畏惧的。
如果蝴蝶的话是真的话，只是周春兰在看了信后和办公室同事闲聊时提到的那两句话就具有非常巨大的情报价值。
“一是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了祖国；1999年12月20日，澳门回归祖国。一号首长功在千秋，彪炳史册，可惜没有看到五星红旗在香港冉冉升起的那一幕。”
不是这一段，当然这一段也非常非常地重要。
“未来中国的gdp超过日本，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当了一回帝国主义。”
是这一段话，有上级首长分析，这一段话所蕴含的情报价值，甚至可能超过“一号机”也就是第二封来信里提到的所有情报的价值的总和。
偏偏它又落到了日本人手里。现在我们的国家正在努力发展，前路茫茫，谁也无法清楚地知道未来会是怎样。
超英赶美不过是一句口号，即使在改革开放努力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今天，即使在党的大会章程中，世界第二仍然是一个不敢奢求的梦想，这梦想是如此的美好，如果在不远的将来，全国的经济发展真的能赶超了日本，那将是多么幸福的事情啊！
这一点全世界都不相信，即使最乐观、最亲华的分析家都不会这样推测，即使是国内的梦想家也不会喊出这样的口号，即使在那个最疯狂的年代里，也没有人真的就认为老子就是世界第一，不，世界第二！
如果日本人知道并相信了，那么日本人会怎么想？苏联人会怎么想？美国人会怎么想？
祖国的和平发展崛起道路势必要遭遇到更加猛烈的和不必要的阻力，这一切的开始不过都取决于一封信。
思绪总是流星飞电，眼前的现实总要面对。
沐雨尘对部里的材料的洋洋洒洒也是不太感冒，既然组长发了话了，也就不再啰嗦，直接从文件夹里掏出一叠纸来，给大家一人发了几张，等到大家都拿到了后说：
“这是我们目前掌握到的凶手的基本情况，大家先看一看，多提宝贵意见。”
看他说话时抽动的表情就知道他是多心不甘情不愿说最后那句话了。
大家都不做声，立即看了起来，资料不多，然后大家再反复看了几遍，以确保自己对全部情况都做到心里有数。
我仔细看了。
凶手名叫夜瞳霜，日本名字叫凌波里一，女，现年24岁，以前是中国人，现在是日本国籍，是日本战争遗孤的第二代，1978年去的日本，1982年来到北京，在中日大学生民间互助友好协会北京办事处担任翻译，和周春兰生前关系非常亲密，3月17日以回老家结婚为由辞职，从北京机场乘kz730航班回日本，目前下落不明。
还有一个帮凶，名叫井田小五郎，日本人，男，现年65岁，家住日本神奈川县，是当地一名有名的私家侦探和业余的推理小说作家，是凶手的亲舅舅，一个月前来到中国，理由是旅游，3月17日从北京机场乘kz730航班回日本，目前下落不明。有档案资料显示，抗战期间他曾经在伪满洲国的新东京警察署任职，手上沾满了抗日烈士的鲜血。
资料大家都看了，情况复杂，都没有开口说话。
组长揉揉鼻子，然后点了根烟，然后问大家：
“情况就是这么一个情况，下一步怎么办？大家谈谈意见。”
是啊，下一步该怎么办呢？
我是林千军，我将在会上代表解放军发言，请赐予我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