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然敢讹诈联合国的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东方的巨龙，红色的神秘国度。
这一对杀人凶手和小偷真的是狗胆包天，莫非是这些年我们的混乱善良的韬光养晦局面，日本人都已经忘记了红色特工的制裁铁拳了吗？
在成功地激起了国家所有的情报机构的愤怒后，上天入地谁也救不了他们了。
事情基本上已经很明显了，夜瞳霜和井田小五郎的这一对犯罪组合，并不是日本或是别的国家的职业间谍或特务，而是见情报起意或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而杀害了周春兰再带走了零号机的日本冒险者，就和井田小五郎的推理小说家的身份一样，都是业余的。
就像二战前在中国经商的日本商人经常主动帮陆军部搜集情报一样，日本人以其狭隘的爱国热情一直有着自带干粮不计报酬刺探情报的悠久传统，两国恢复邦交以来，总是能在驻军禁地或者敏感区域抓住那些自称迷路、走失、游玩、贪看景色的不怀好意的日本人。
这两个应该也是其中的一员，不过机缘巧合之下他们造成的威胁和破坏更大和可能更加地深远。
现在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
好消息是夜瞳霜和井田小五郎等于直接承认了零号机就在也还在他们的手上，所谓一号首长制定的未来30年发展规划，实际上就是零号机，应该还没有交到日本防卫厅或者别的情报机构的手上去，只要找到了他们俩就能找到零号机。
坏消息是当那个疑似是夜瞳霜的女人在给驻日大使馆打电话的时候，这个消息该知道的都知道了，不该知道的也知道了。零号机的存在已经被日本防卫厅还有美国的cia盯上了，之所以不马上要求交易，甚至留下15天的时间之久，就是为了能留出时间吸引更有钱的对中国情报感兴趣的金主像防卫厅、cia、kgb什么的来与他们联系。他们根本就没有想过要把情报卖给这边，当然，我们也不可能以这种耻辱的方式来把零号机赎买回来，他们也是看准了这点，于是才以这种方式为饵，要钓其它的情报大鳄上钩。
城狐社鼠、投鼠忌器，如果仅仅是要他们俩的小命的话，那么即使他们跑到天涯海角都改变不了自己悲惨的未来命运。如今他们跑出来暴露，一方面可以想办法把手里的情报变现，换取巨额的利益和其它交易的同时，确实也起到了保护他们自身安全的作用。
如果我们用力过猛，过于激进，一旦失手，本着“敌人在意的东西一定是对自己有用的东西”的思路，那么零号机的重要性就暴露，必将引来各方势力争夺，失去保密性这一先手，零号机的回归可能带来无穷变数。
而这情报的重要性其实是很微妙的，因为太神奇了，反而很难使人会一下子就接受或者相信它，
这两个家伙也是在拿自己的生命做赌注，既想保命，又想发财，畏威而不怀德，枉大义而贪小利，强必寇盗，弱即卑伏，不顾恩义，胆大妄为，好为下克上之事，真的是典型的暴露了他们的民族性，倒也是增加了我们一时的下手的难度。看起来，应该是那个有所谓的地方名侦探之称的井田小五郎的主意。
两个在京城留下血债，杀害一办的工作人员，还盗走了绝密文件的凶手，在仓皇逃到日本之后，我们还没去找他们算账，倒是他们居然还敢找上门来敲诈勒索，叔叔可以忍婶婶不可忍，会上大家全炸了。
在大家发泄了一通愤怒后，再也没有保留地达成了以下共识，在得到了李晨风的认可后由他立即上报，同时大家立即开始行动。
一是在日的大使馆等明面力量不动，按照一般流程进行表面处理，如夜瞳霜再打电话到大使馆，则由武官安襄浮负责稳住并迷惑对方，具体工作由军情这边负责指导，大使馆方面暂不告知行动内容。
二是由公安、国安、军情、中联四个部门负责，根据需要启动联系在日军警情报机构和黑势力的情报人员，利用职务和地利之便寻找夜瞳霜和井田小五郎的下落和可能是藏身地点，必要时，可向上级申请唤醒蛰伏下来在日相关机构的高级情报人员，利用日本当地资源，打一个时间差，找到目标。
三是从各部门立即抽调在国外有身份掩护的特工外勤精英，立即赶赴日本执行抓捕任务，找到零号机，抓捕目标，必要时，将目标就地正法。
四是密切监视各国情报机构在日动向，放出假情报进行迷惑，根据各方情况采取行动，以快打慢，争取在各方还未发现前结束行动。
五是为确保零号机安全，由军方派出潜艇负责后路和撤退工作。
六是成立协调小组，统筹指挥整个行动，在日设立秘密前指，统一指挥在日行动等等。
大家主动请缨要带队到日本去，但都被组长打了回去。组长也有顾虑，那毕竟是敌区，即使相信大家的忠诚，但别零号机还没抢回来，又把一号机和蝴蝶的秘密搭了进去。估计会从外面调人去指挥。
组长带着我们的意见立即赶去南海汇报，并带回了首长的指示：
不惜代价找回“零号机”，惩治凶手，行动代号“土星”。由我们军情的局长制定方案计划，负责具体指挥整个行动。
“猎狐”小组没有分到什么具体的行动任务，大家可以洗洗睡了。
那一夜，大家都没有怎么睡，小楼的灯光也亮了一夜。我犹豫再三，还是通过内线保密线路给局长打了电话，向他推荐了公安部的肖雨城这个人，我有一种直觉，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去做，把肖雨城拉进来，也许能起到一点作用。
局长不置可否，听了以后就挂了电话。我尽了心，也松了口气。
坐在一个炭炉边一分钟,觉得过了一小时；
坐在一个美女边一小时,觉得过了一分钟。
时间就是如此，自从那个漫长的4月1日过去以后，我感觉时间就突然开始变得快了起来。
因为我不知道的原因，我们寻找“蝴蝶”的行动迟迟都没有启动，所以大家也就围在京城里做事情。
主要是在一号机上做文章，写分析，做方案，寻找线索，为了迷惑外界，“3·15”专案组的架子还搭在那里，虽然这个案子始终是在进行秘密侦查，但动员的人力实在是有些多，保密方面就可能存在欠缺，又是在京城这样外国人集中的地方，所以如果是有心人感兴趣的话，想理着“3·15”案的线索发现夜瞳霜和井田小五郎的存在只怕不难。为了保险起见，“3·15”专案组那边的知情人全都派到外地去了，组长有时候出去会带些消息回来，因为三人小组的关系，有的也会和我和章天桥说上一嘴。
比如日本那边工作开展得情况并不理想，还没有找到两人的下落。
比如在首长中有个别大佬的态度一直就有些摇摆，更倾向于我们军情在情报分析中提到的另一可能，即“蝴蝶”会不会是敌人的战略情报欺骗计划，要求我们小组认真做好预研工作。
比如在国际地下情报界出现了不好的苗头，情报贩子中开始流传红色中国丢失了一份非常至关重要的情报的流言。
比如在香港已经有一个很神秘资深的情报贩子绰号叫大魔王的已经放出风声，要出手一份中国最新的核计划，一时间各个国家的情报人员都云集香港，为争夺这份计划而摩拳擦掌，甚至已经交上了火。
还有就是听说，美利坚的中央情报局的亚洲司的原司长，中国问题专家，我们的老对手，已经退休多年的金无怠因心脏病抢救无效在医院里死了。美中央情报局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
还有就是十几天过去了，“蝴蝶”还没有来信，组长开始急了，大家也有点急了。
在《人民日报》上的文章发表以后，京城的邮政那边就有陈观水和白泉益轮流在时刻盯着，而在“一号机”的始发地，桂北省杨城市，早就严阵以待，甚至在一些邮筒附近就有我们安排的可靠的人在盯着，只要“五号机”一出现，连信带“蝴蝶”都可能落网。这是上次组长带人去杨城市的时候就已经安排好了的，也是我们在寻找“蝴蝶”上主动做的第一件事情。
蝴蝶的第三封信怎么不按顺序叫“二号机”，成了“五号机”呢？
说起来这是组长的点子，他说当年的“歼12”代号玩*吓唬得外国情报机构一愣一愣的，咱们要在代号上误导下敌人，不能按顺序取代号，要打乱，说得好像有道理，他又是组长，大家只好听他的了。
又是两天过去了，组长坐不住了，又带着陈观水和沐雨尘去了杨城市，留下我们在京城里守庙。
这天，是4月21日了。
京城的四月，春天才会姗姗来到。
这个时候的天气是多变的，还需要穿着长袖，外出的时候也要准备好。
我在楼上放眼望去，军营里良好的绿化环境带来了一片草长莺飞的美丽景象。
颐和园乐寿堂那棵百年紫娇玉兰，再不去看花就要谢了。
天坛公园的丁香花开得正艳，玉渊潭的樱花也已经开了，不知道现在在日本的小组工作开展得怎么样了？是不是也在那个菊花与剑的国度里开满樱花的大道上辛苦地奔波。
据说，夜瞳霜并没有按说定的半个月后再与大使馆联系，而是躲藏了起来，寻找“零号机”的过程一波三折还没有找到找到转机。
我叫林千军，我是中央“猎狐行动”特情专案组的一名核心组员，我是军方的代表，我的级别是营级参谋，在组里我的职务和年龄都是最低的，我在组里的本职工作是拆信，但信总是不来，没有信的日子我只好帮着大家做点别的乱七八糟的事情，我做过司机、保镖、杂务等工作。
今天，风和日丽，他们都出去忙了，所以就又安排我留在组里守电话。
我帅气、年轻、喜欢文学、前途远大而且还没有女朋友，所以在做过春风沉醉的日子里，思绪飘得很远，想起了那些青葱的日子和发生过的故事，不免就有点痴了。
然后，我身边的电话响了。
值班室的电话有三个，一个连接密线的红色的保密电话，一个连接民线的黑色的普通电话，一个连接基地大门口哨位的摇把的专线电话。
响的那个就是连着哨位的那个电话，一般有其它单位的机要人员来送文件什么的，要进基地什么的，都是先通过这个电话向我们报告后，才能进入或者等待我们去人办理交接手续。
我懒懒地拿起电话道：
“喂，综调处。有什么事？”
那边哨兵的声音传了过来。
“报告首长，有你们的一封信。”
我抓抓头发，组里就我和章天桥两个人在，她一向都是懒得走动的性子，我也指使不动，不知道是哪个单位又来送材料了，只好自己出去拿一下了吧。
“你叫送信的等一下，我就来。”
我放下电话，冲楼上喊了一声，等章天桥应了，就走出小楼上了值班轿车，向大门口开去，实在是有点远，难走。
这一对杀人凶手和小偷真的是狗胆包天，莫非是这些年我们的混乱善良的韬光养晦局面，日本人都已经忘记了红色特工的制裁铁拳了吗？
在成功地激起了国家所有的情报机构的愤怒后，上天入地谁也救不了他们了。
事情基本上已经很明显了，夜瞳霜和井田小五郎的这一对犯罪组合，并不是日本或是别的国家的职业间谍或特务，而是见情报起意或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而杀害了周春兰再带走了零号机的日本冒险者，就和井田小五郎的推理小说家的身份一样，都是业余的。
就像二战前在中国经商的日本商人经常主动帮陆军部搜集情报一样，日本人以其狭隘的爱国热情一直有着自带干粮不计报酬刺探情报的悠久传统，两国恢复邦交以来，总是能在驻军禁地或者敏感区域抓住那些自称迷路、走失、游玩、贪看景色的不怀好意的日本人。
这两个应该也是其中的一员，不过机缘巧合之下他们造成的威胁和破坏更大和可能更加地深远。
现在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
好消息是夜瞳霜和井田小五郎等于直接承认了零号机就在也还在他们的手上，所谓一号首长制定的未来30年发展规划，实际上就是零号机，应该还没有交到日本防卫厅或者别的情报机构的手上去，只要找到了他们俩就能找到零号机。
坏消息是当那个疑似是夜瞳霜的女人在给驻日大使馆打电话的时候，这个消息该知道的都知道了，不该知道的也知道了。零号机的存在已经被日本防卫厅还有美国的cia盯上了，之所以不马上要求交易，甚至留下15天的时间之久，就是为了能留出时间吸引更有钱的对中国情报感兴趣的金主像防卫厅、cia、kgb什么的来与他们联系。他们根本就没有想过要把情报卖给这边，当然，我们也不可能以这种耻辱的方式来把零号机赎买回来，他们也是看准了这点，于是才以这种方式为饵，要钓其它的情报大鳄上钩。
城狐社鼠、投鼠忌器，如果仅仅是要他们俩的小命的话，那么即使他们跑到天涯海角都改变不了自己悲惨的未来命运。如今他们跑出来暴露，一方面可以想办法把手里的情报变现，换取巨额的利益和其它交易的同时，确实也起到了保护他们自身安全的作用。
如果我们用力过猛，过于激进，一旦失手，本着“敌人在意的东西一定是对自己有用的东西”的思路，那么零号机的重要性就暴露，必将引来各方势力争夺，失去保密性这一先手，零号机的回归可能带来无穷变数。
而这情报的重要性其实是很微妙的，因为太神奇了，反而很难使人会一下子就接受或者相信它，
这两个家伙也是在拿自己的生命做赌注，既想保命，又想发财，畏威而不怀德，枉大义而贪小利，强必寇盗，弱即卑伏，不顾恩义，胆大妄为，好为下克上之事，真的是典型的暴露了他们的民族性，倒也是增加了我们一时的下手的难度。看起来，应该是那个有所谓的地方名侦探之称的井田小五郎的主意。
两个在京城留下血债，杀害一办的工作人员，还盗走了绝密文件的凶手，在仓皇逃到日本之后，我们还没去找他们算账，倒是他们居然还敢找上门来敲诈勒索，叔叔可以忍婶婶不可忍，会上大家全炸了。
在大家发泄了一通愤怒后，再也没有保留地达成了以下共识，在得到了李晨风的认可后由他立即上报，同时大家立即开始行动。
一是在日的大使馆等明面力量不动，按照一般流程进行表面处理，如夜瞳霜再打电话到大使馆，则由武官安襄浮负责稳住并迷惑对方，具体工作由军情这边负责指导，大使馆方面暂不告知行动内容。
二是由公安、国安、军情、中联四个部门负责，根据需要启动联系在日军警情报机构和黑势力的情报人员，利用职务和地利之便寻找夜瞳霜和井田小五郎的下落和可能是藏身地点，必要时，可向上级申请唤醒蛰伏下来在日相关机构的高级情报人员，利用日本当地资源，打一个时间差，找到目标。
三是从各部门立即抽调在国外有身份掩护的特工外勤精英，立即赶赴日本执行抓捕任务，找到零号机，抓捕目标，必要时，将目标就地正法。
四是密切监视各国情报机构在日动向，放出假情报进行迷惑，根据各方情况采取行动，以快打慢，争取在各方还未发现前结束行动。
五是为确保零号机安全，由军方派出潜艇负责后路和撤退工作。
六是成立协调小组，统筹指挥整个行动，在日设立秘密前指，统一指挥在日行动等等。
大家主动请缨要带队到日本去，但都被组长打了回去。组长也有顾虑，那毕竟是敌区，即使相信大家的忠诚，但别零号机还没抢回来，又把一号机和蝴蝶的秘密搭了进去。估计会从外面调人去指挥。
组长带着我们的意见立即赶去南海汇报，并带回了首长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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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猎狐”小组没有分到什么具体的行动任务，大家可以洗洗睡了。
那一夜，大家都没有怎么睡，小楼的灯光也亮了一夜。我犹豫再三，还是通过内线保密线路给局长打了电话，向他推荐了公安部的肖雨城这个人，我有一种直觉，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去做，把肖雨城拉进来，也许能起到一点作用。
局长不置可否，听了以后就挂了电话。我尽了心，也松了口气。
坐在一个炭炉边一分钟,觉得过了一小时；
坐在一个美女边一小时,觉得过了一分钟。
时间就是如此，自从那个漫长的4月1日过去以后，我感觉时间就突然开始变得快了起来。
因为我不知道的原因，我们寻找“蝴蝶”的行动迟迟都没有启动，所以大家也就围在京城里做事情。
主要是在一号机上做文章，写分析，做方案，寻找线索，为了迷惑外界，“3·15”专案组的架子还搭在那里，虽然这个案子始终是在进行秘密侦查，但动员的人力实在是有些多，保密方面就可能存在欠缺，又是在京城这样外国人集中的地方，所以如果是有心人感兴趣的话，想理着“3·15”案的线索发现夜瞳霜和井田小五郎的存在只怕不难。为了保险起见，“3·15”专案组那边的知情人全都派到外地去了，组长有时候出去会带些消息回来，因为三人小组的关系，有的也会和我和章天桥说上一嘴。
比如日本那边工作开展得情况并不理想，还没有找到两人的下落。
比如在首长中有个别大佬的态度一直就有些摇摆，更倾向于我们军情在情报分析中提到的另一可能，即“蝴蝶”会不会是敌人的战略情报欺骗计划，要求我们小组认真做好预研工作。
比如在国际地下情报界出现了不好的苗头，情报贩子中开始流传红色中国丢失了一份非常至关重要的情报的流言。
比如在香港已经有一个很神秘资深的情报贩子绰号叫大魔王的已经放出风声，要出手一份中国最新的核计划，一时间各个国家的情报人员都云集香港，为争夺这份计划而摩拳擦掌，甚至已经交上了火。
还有就是听说，美利坚的中央情报局的亚洲司的原司长，中国问题专家，我们的老对手，已经退休多年的金无怠因心脏病抢救无效在医院里死了。美中央情报局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
还有就是十几天过去了，“蝴蝶”还没有来信，组长开始急了，大家也有点急了。
在《人民日报》上的文章发表以后，京城的邮政那边就有陈观水和白泉益轮流在时刻盯着，而在“一号机”的始发地，桂北省杨城市，早就严阵以待，甚至在一些邮筒附近就有我们安排的可靠的人在盯着，只要“五号机”一出现，连信带“蝴蝶”都可能落网。这是上次组长带人去杨城市的时候就已经安排好了的，也是我们在寻找“蝴蝶”上主动做的第一件事情。
蝴蝶的第三封信怎么不按顺序叫“二号机”，成了“五号机”呢？
说起来这是组长的点子，他说当年的“歼12”代号玩*吓唬得外国情报机构一愣一愣的，咱们要在代号上误导下敌人，不能按顺序取代号，要打乱，说得好像有道理，他又是组长，大家只好听他的了。
又是两天过去了，组长坐不住了，又带着陈观水和沐雨尘去了杨城市，留下我们在京城里守庙。
这天，是4月21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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颐和园乐寿堂那棵百年紫娇玉兰，再不去看花就要谢了。
天坛公园的丁香花开得正艳，玉渊潭的樱花也已经开了，不知道现在在日本的小组工作开展得怎么样了？是不是也在那个菊花与剑的国度里开满樱花的大道上辛苦地奔波。
据说，夜瞳霜并没有按说定的半个月后再与大使馆联系，而是躲藏了起来，寻找“零号机”的过程一波三折还没有找到找到转机。
我叫林千军，我是中央“猎狐行动”特情专案组的一名核心组员，我是军方的代表，我的级别是营级参谋，在组里我的职务和年龄都是最低的，我在组里的本职工作是拆信，但信总是不来，没有信的日子我只好帮着大家做点别的乱七八糟的事情，我做过司机、保镖、杂务等工作。
今天，风和日丽，他们都出去忙了，所以就又安排我留在组里守电话。
我帅气、年轻、喜欢文学、前途远大而且还没有女朋友，所以在做过春风沉醉的日子里，思绪飘得很远，想起了那些青葱的日子和发生过的故事，不免就有点痴了。
然后，我身边的电话响了。
值班室的电话有三个，一个连接密线的红色的保密电话，一个连接民线的黑色的普通电话，一个连接基地大门口哨位的摇把的专线电话。
响的那个就是连着哨位的那个电话，一般有其它单位的机要人员来送文件什么的，要进基地什么的，都是先通过这个电话向我们报告后，才能进入或者等待我们去人办理交接手续。
我懒懒地拿起电话道：
“喂，综调处。有什么事？”
那边哨兵的声音传了过来。
“报告首长，有你们的一封信。”
我抓抓头发，组里就我和章天桥两个人在，她一向都是懒得走动的性子，我也指使不动，不知道是哪个单位又来送材料了，只好自己出去拿一下了吧。
“你叫送信的等一下，我就来。”
我放下电话，冲楼上喊了一声，等章天桥应了，就走出小楼上了值班轿车，向大门口开去，实在是有点远，难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