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众人的欢笑声中，客厅里又进来三人，正是蒋廷黻和费正清、费慰梅夫妇。
费正清和蒋廷黻的关系很好，正是通过蒋廷黻的帮助，费正清才有机会进入清华大学教书。而且费正清所教的课程具有开创性，他率先在清华开设了经济史、欧洲文艺复兴史和中国海关史三门课。
注意，是经济史学，而不是经济学！
费正清的妻子费慰梅，则与梁思成、林徽因交往密切。因为费慰梅也是研究建筑的，去年甚至跟着梁思成、林徽因一起去山西考察古建筑。
“约翰，这位是周赫煊周先生。”梁思成介绍道。
费正清眼睛一亮，握着周赫煊的手态度恭敬道：“周先生，我和太太都非常仰慕你，非常高兴能够与您见面！”
周赫煊笑道：“费先生，你的中文说得不错。”
费正清俏皮地说：“那是当然，我还会讲几句山西和河南方言。”
林徽因在旁边解释道：“费先生和费太太经常跟我们一起去各地考察。”
周赫煊问道：“费先生对中国有什么感想？”
费正清耸耸肩说：“中国的政治局面深不可测，已经超出了我的理解范围，甚至超出了我能注意到的范围。”
“比如呢？”周赫煊问。
费正清想了想说：“比如去年杨铨（杨杏佛）被刺杀，我非常仔细的研究了这个案件的前因后果，它牵扯到中国太多的派系势力，甚至里面还有美国、苏联和日本的影子。”
“你的研究确实够深入。”周赫煊说。
费正清道：“杨铨遇刺一案，让我联想起当年林肯的遇刺案。参与刺杀杨铨的一名刺客，当场自杀身亡，而正好警察也在现场。当年刺杀林肯的刺客，事后也自杀了，同样也有警察在场。刺客究竟是自杀，还是被自杀，我对此深表怀疑。中华民国自成立以来，似乎拥有一个显著的主题：那就是将潜在的反对派领袖抓起来，以此来做为一种警示手段，或者直接杀一儆百。当年的宋教仁整合国党，并通过了1913年的国会选举，总统袁世凯将其暗杀，国党随即变成一盘散沙。而现在的国党政府同样如此，杨铨被刺杀以后，民权保障同盟几乎处于瘫痪状态，同盟发起者之一的蔡元培几乎完全停止了政治活动。”
周赫煊笑道：“费先生，我觉得你还是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了。当年的宋教仁先生遇刺事件，到目前为止都还是一桩悬案，谁也无法笃定是否属于袁世凯所为。我个人觉得袁世凯不会做这种事，首先北洋一系没有玩刺杀的传统，其次袁世凯没有刺杀的必要，他完全可以通过更合法的手段达到目的，最后就是袁世凯嫌疑太大，大到只要是正常人都不会选择刺杀的地步。”
费正清惊讶道：“不是袁世凯，难道会是别人？这跟我读到的资料不一样。”
“资料也会骗人的，”周赫煊说，“嫌疑人之一的赵秉钧死得太蹊跷了，不排除被人灭口的可能。凶手被抓的速度也太快了，杀人之后不但不逃，反而等着人来抓，事后又莫名其妙被人灭口。而且刺杀案的策划者，还是一个背叛革命党、转投袁世凯的青帮头子，此人投靠袁世凯以后还跟上海的革命党来往密切……”
“咳咳，”胡适突然咳嗽几声，打断道，“这种陈年往事，还是不要讨论了，说再多也是白费口舌。”
周赫煊耸耸肩：“好吧，我不说了。”
费正清玩味地看着二人，笑了笑没说话。
蒋廷黻也帮着转移话题，问道：“约翰，你这次来中国是为了写博士论文，内容有眉目了吗？”
费正清说：“我最近在研究晚清时期鸦片贸易的合法性。”
“这还用问？”朱光潜想当然地说道，“自虎门销烟以来，鸦片贸易在中国一直是非法的。虽然实际上屡禁不止，但政府不可能公开承认鸦片贸易。”
周赫煊笑道：“恰恰相反，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结果，就是清政府公开允许鸦片贸易。”
“有这种事？”朱光潜大为惊讶。
周赫煊解释说：“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清政府被迫与英、法、美三国签署《通商章程善后条约·海关税则》，准许外商在通商口岸销售鸦片，并以洋药的名目征税，从此鸦片成为晚清时期的合法进口商品。”
朱光潜对中国近代史并没有什么研究，他仿佛被颠覆了三观，震惊道：“怎么会这样？清政府竟然将鸦片贸易合法化。”
周赫煊说：“当时鸦片贸易的主要路线是‘广州—上海—芜湖’，再从芜湖发往全国。从1878年到1912年的34年里，芜湖进口的鸦片有9万担，总计流出白银5000多万两。由于鸦片买卖利润巨大，国内经销商经常靠走私来逃避厘金税，而清政府为了收税，竟把鸦片税承包给私人。承包效果非常喜人，只一年时间便偷税大减、厘金剧增，引起鸦片商人的强烈反对，清政府迫于洋人压力才取消承包制。”
在场的知情者只能苦笑，不知情者听得目瞪口呆。
一个国家居然公开将鸦片贸易合法化，大摇大摆的对鸦片收税，而且还被偷税漏税搞得焦头烂额，以至于把鸦片税承包给私人。这已经够可笑了，更可笑的是鸦片商敢联合起来怼政府，摆明了老子就是要强行偷税，清政府碍于洋人压力竟然做出妥协！
金岳霖摇头感叹：“清政府不垮台，岂有天理？”
费正清接着说：“我这次要写的论文，题目就叫《1858年条约签订前鸦片贸易的合法性》。我翻阅了许多的相关资料，在清政府将鸦片贸易合法化之前，鸦片贸易在中国其实也是半合法状态。比如《南京条约》谈判期间，璞鼎查正式提出鸦片贸易问题，中国官员耆英的答复是：各国商船是否载运鸦片，中国政府不再过问。实质上是公开承认鸦片走私。”
周赫煊顺着费正清的话说：“所以在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虽然表面上禁止鸦片贸易，但实际上根本不敢管。所以才有后来的鸦片贸易合法化，因为鸦片贸易合法之后，至少清政府能够对其征税，大大增加了政府的税收。”
费正清补充道：“马礼逊对清朝官员说的一番话，就很好的概括了当时的情况。他说：中国对鸦片名禁实不禁，名为禁烟，实为免税，为今之计，与其禁之，不如税之。”
众人尽皆无语，说起清政府，大家很自然的想起现在的南京政府，相比而言实在是好不了多少。
费正清对周赫煊说：“周先生，我对中国的所有情况都很感兴趣，以后可以向你请教学术问题吗？”
“当然，我们可以保持通信。”周赫煊道。
“那就一言为定！”费正清大喜。
费正清和蒋廷黻的关系很好，正是通过蒋廷黻的帮助，费正清才有机会进入清华大学教书。而且费正清所教的课程具有开创性，他率先在清华开设了经济史、欧洲文艺复兴史和中国海关史三门课。
注意，是经济史学，而不是经济学！
费正清的妻子费慰梅，则与梁思成、林徽因交往密切。因为费慰梅也是研究建筑的，去年甚至跟着梁思成、林徽因一起去山西考察古建筑。
“约翰，这位是周赫煊周先生。”梁思成介绍道。
费正清眼睛一亮，握着周赫煊的手态度恭敬道：“周先生，我和太太都非常仰慕你，非常高兴能够与您见面！”
周赫煊笑道：“费先生，你的中文说得不错。”
费正清俏皮地说：“那是当然，我还会讲几句山西和河南方言。”
林徽因在旁边解释道：“费先生和费太太经常跟我们一起去各地考察。”
周赫煊问道：“费先生对中国有什么感想？”
费正清耸耸肩说：“中国的政治局面深不可测，已经超出了我的理解范围，甚至超出了我能注意到的范围。”
“比如呢？”周赫煊问。
费正清想了想说：“比如去年杨铨（杨杏佛）被刺杀，我非常仔细的研究了这个案件的前因后果，它牵扯到中国太多的派系势力，甚至里面还有美国、苏联和日本的影子。”
“你的研究确实够深入。”周赫煊说。
费正清道：“杨铨遇刺一案，让我联想起当年林肯的遇刺案。参与刺杀杨铨的一名刺客，当场自杀身亡，而正好警察也在现场。当年刺杀林肯的刺客，事后也自杀了，同样也有警察在场。刺客究竟是自杀，还是被自杀，我对此深表怀疑。中华民国自成立以来，似乎拥有一个显著的主题：那就是将潜在的反对派领袖抓起来，以此来做为一种警示手段，或者直接杀一儆百。当年的宋教仁整合国党，并通过了1913年的国会选举，总统袁世凯将其暗杀，国党随即变成一盘散沙。而现在的国党政府同样如此，杨铨被刺杀以后，民权保障同盟几乎处于瘫痪状态，同盟发起者之一的蔡元培几乎完全停止了政治活动。”
周赫煊笑道：“费先生，我觉得你还是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了。当年的宋教仁先生遇刺事件，到目前为止都还是一桩悬案，谁也无法笃定是否属于袁世凯所为。我个人觉得袁世凯不会做这种事，首先北洋一系没有玩刺杀的传统，其次袁世凯没有刺杀的必要，他完全可以通过更合法的手段达到目的，最后就是袁世凯嫌疑太大，大到只要是正常人都不会选择刺杀的地步。”
费正清惊讶道：“不是袁世凯，难道会是别人？这跟我读到的资料不一样。”
“资料也会骗人的，”周赫煊说，“嫌疑人之一的赵秉钧死得太蹊跷了，不排除被人灭口的可能。凶手被抓的速度也太快了，杀人之后不但不逃，反而等着人来抓，事后又莫名其妙被人灭口。而且刺杀案的策划者，还是一个背叛革命党、转投袁世凯的青帮头子，此人投靠袁世凯以后还跟上海的革命党来往密切……”
“咳咳，”胡适突然咳嗽几声，打断道，“这种陈年往事，还是不要讨论了，说再多也是白费口舌。”
周赫煊耸耸肩：“好吧，我不说了。”
费正清玩味地看着二人，笑了笑没说话。
蒋廷黻也帮着转移话题，问道：“约翰，你这次来中国是为了写博士论文，内容有眉目了吗？”
费正清说：“我最近在研究晚清时期鸦片贸易的合法性。”
“这还用问？”朱光潜想当然地说道，“自虎门销烟以来，鸦片贸易在中国一直是非法的。虽然实际上屡禁不止，但政府不可能公开承认鸦片贸易。”
周赫煊笑道：“恰恰相反，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结果，就是清政府公开允许鸦片贸易。”
“有这种事？”朱光潜大为惊讶。
周赫煊解释说：“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清政府被迫与英、法、美三国签署《通商章程善后条约·海关税则》，准许外商在通商口岸销售鸦片，并以洋药的名目征税，从此鸦片成为晚清时期的合法进口商品。”
朱光潜对中国近代史并没有什么研究，他仿佛被颠覆了三观，震惊道：“怎么会这样？清政府竟然将鸦片贸易合法化。”
周赫煊说：“当时鸦片贸易的主要路线是‘广州—上海—芜湖’，再从芜湖发往全国。从1878年到1912年的34年里，芜湖进口的鸦片有9万担，总计流出白银5000多万两。由于鸦片买卖利润巨大，国内经销商经常靠走私来逃避厘金税，而清政府为了收税，竟把鸦片税承包给私人。承包效果非常喜人，只一年时间便偷税大减、厘金剧增，引起鸦片商人的强烈反对，清政府迫于洋人压力才取消承包制。”
在场的知情者只能苦笑，不知情者听得目瞪口呆。
一个国家居然公开将鸦片贸易合法化，大摇大摆的对鸦片收税，而且还被偷税漏税搞得焦头烂额，以至于把鸦片税承包给私人。这已经够可笑了，更可笑的是鸦片商敢联合起来怼政府，摆明了老子就是要强行偷税，清政府碍于洋人压力竟然做出妥协！
金岳霖摇头感叹：“清政府不垮台，岂有天理？”
费正清接着说：“我这次要写的论文，题目就叫《1858年条约签订前鸦片贸易的合法性》。我翻阅了许多的相关资料，在清政府将鸦片贸易合法化之前，鸦片贸易在中国其实也是半合法状态。比如《南京条约》谈判期间，璞鼎查正式提出鸦片贸易问题，中国官员耆英的答复是：各国商船是否载运鸦片，中国政府不再过问。实质上是公开承认鸦片走私。”
周赫煊顺着费正清的话说：“所以在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虽然表面上禁止鸦片贸易，但实际上根本不敢管。所以才有后来的鸦片贸易合法化，因为鸦片贸易合法之后，至少清政府能够对其征税，大大增加了政府的税收。”
费正清补充道：“马礼逊对清朝官员说的一番话，就很好的概括了当时的情况。他说：中国对鸦片名禁实不禁，名为禁烟，实为免税，为今之计，与其禁之，不如税之。”
众人尽皆无语，说起清政府，大家很自然的想起现在的南京政府，相比而言实在是好不了多少。
费正清对周赫煊说：“周先生，我对中国的所有情况都很感兴趣，以后可以向你请教学术问题吗？”
“当然，我们可以保持通信。”周赫煊道。
“那就一言为定！”费正清大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