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沥川和我分手的那天开始，我一天至少给他发一个Email，从未收过任何回音。他走之后的第二天，我在绝望中给他打过一次电话，却被告知是空号。我打电话找纪桓，纪桓对此事一无所知。他帮我问过沥川的公司，得到的回答是，沥川被紧急调回CGP欧洲总部，他手上的设计图将会在欧洲继续完成。所以他仍然是CGP的首席设计师，虽然很大的程度来说只是挂名。CGP需要他的名望招揽业务。
纪桓说，由于沥川极度保护自己的隐私，他对沥川的所有了解主要来源于CGP网站上的几句简单介绍。和我Google出来的信息相差无几。王沥川，著名青年建筑设计师。出生于瑞士伯尔尼，XX年毕业于哈佛大学建筑系，曾获得过以下奖项：XXXX年瑞士青年设计师大赛一等奖，XX年美国P/A金奖，XX年法国AS-4建筑设计大奖。代表作品：C城体育馆，M省皇家博物馆，各种名目的度假村、商业中心、音乐厅、会展中心等等。
这些金光闪闪的履历不是我熟悉的沥川。我所熟悉的沥川，是那个深夜送我回家、陪我买火车票、因为被我爸骂而长了一身大包的沥川。沥川处处呵护我，没有半点架子。还有，沥川拄着手杖陪我散步，走得远了，会喊累；生病了起不来，夜里会求我替他倒牛奶。有天晚上我写一篇论文，写到一半没思路了，痛苦地喝咖啡，他居然问我，要不要他的“性服务”。我们很浪漫地做爱，然后，我一鼓作气，写到凌晨，论文得到最高分。
那天，沥川和我在停车场分手，只用了五分钟。我从龙璟回来，感觉已过了千年。
我失魂落魄地回到寝室，在门口遇到了修岳。两天后，宿舍里传遍了我与沥川分手的消息。修岳找到我，问我，月亮没了，还要不要那枚六便士。我向他坚决地摇头。
两年内我不闻不问，疯狂地学习、选课。到了大三的期末，我突然发现自己已经修完了所有的课。我问辅导员该怎么办。他说，你为什么不考研？他向我推荐了冯介良——冯静儿的父亲，英文系最资深的教授，劳伦斯专家。当年若不是学校在他夫人那里苦苦作文章，他早已被北大挖走了。我修过冯教授的“现代英国文学”。他挺喜欢我，给了我一个最高分。我于是去找办公室找他，问他考研的事儿。老头拍拍我的脑袋说：“别考了。英文你很好，政治你肯定不想背。我替你省了这一关吧。”我很快收到通知，由于成绩突出，我被保送研究生云云。
研究生不交学费，不过，一个月的补助费只有两百来块。就算有奖学金，我照样还得打工。爸不再给我寄钱了。因为我弟与他大吵一顿之后，考上了中山医科大学临床系。学费比我贵两倍，父亲在经济上越来越捉襟见肘。小冬学习很刻苦，课余和我一样，四处打工，挣学费，挣生活费。我爸一个月寄给他一百块，肯定不够。我节衣缩食，打算每月寄给他三百块，被他退了回来。寒假的时候我去广州看他，小伙子长得又黑又壮，骑着车替花店卖花。我看着心疼，强行留给他两千块钱。可是在我到北京的第二天，就收到小冬的汇款，两千块，一分不少地寄回来。“姐，我的钱够用，你留着自己花吧。”
我的日子过得很单调。早上五点起床背单词，除了上课、打工就是去图书馆。每个周一，我都下定决心不再给沥川写信。到了周末，我又故态复萌，忍不住去网吧查看信箱。看到那个0字，我又受到刺激，忍不住又写去一封信。头两年，我还在信里问他，你好吗？你在干什么？渐渐地，我的信只写我自己，有时候是学习汇报，比如：“这学期我选了四门课，精读、口语、写作、莎士比亚。上学期那篇劳伦斯的论文我得了最高分。我在课堂上发言，说查泰来夫人怎可以这样虐待克里福。把我的老师气得半死。”有时候是读书报告，比如：“今天我去图书馆借了一本特深奥的书——《莲花经》。我花了一个星期看完，回头想想，一句没看懂。”有时候是饮食或气象记录，比如：“北京今年风尘真大，我买了一条大围巾。”或“还记得我们学校的鸳鸯林吗？现在林子的当中，修了一个水池，旁边开了一家湘菜馆。里面的红烧肉真好吃。”
我觉得，我不是在写信，而是在电子信箱里种下一丛春草。“春草恰如离恨，更行更远还生。”
三年中，因为学习的缘故，我很少回家。只在每年的春节回去过几天。我和我爸大约冷战了一年，我最终告诉了他我和沥川分手的消息。爸听后半天没说话，最后问我，那你，难不难过？我说，已经过去了。正好借此东风，化悲痛为力量，年年拿奖学金回来。
就在我刚刚上研究生的那一年夏季，学校还没有放假，我收到了小冬的一个电话：“姐，回家看看爸吧。爸爸病危。”
爸得的是扩张性心肌病。送到市医院，学校的同事不知底细，以为小冬学医，就先给他打了电话。其实小冬只是医学院一年级的学生，除了着急，什么也不会。我爸昏倒在教室里，送到医院的当天就发了病危通知。之后的几天，他一直靠药物维持生命。学校在开始的几天，还不断地送去支票，渐渐地，他们派人向小冬解释，学校无法承担父亲的医疗费。主治医生说，这种病希望很小，除了心脏移植，基本上没治。
我问小冬，心脏移植的费用会是多少。
“二十万的手术费。手术风险很大。就算成功，每个月大概还要几千元的抗排斥药费。”小冬一愁莫展。
“爸……他还能说话吗？”在这种时候，我连哭是什么都忘记了。
“倒是醒过来一次，”小冬说，“我没告诉他实情。他一直胸闷，心慌，喘不过气，多半猜到自己情况不好，说想见你。”
“小冬，你马上去调查谁是云南最好的心脏手术专家，我去弄钱，替爸做心脏移植。”我放下电话，打车直奔龙璟花园，沥川的公寓。
我的手上，还有那个公寓的钥匙。打开房门，一切依旧，一尘不染。公寓的管理费十分昂贵，所以每天都有人来打扫，所有的陈设，还是沥川离开时候的样子。我的心堵得满满的，来不及悲伤，也来不及回忆。
我在茶几上找到了那个信封，用手机拨号。电话响了两声，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
“你好。陈东村律师事务所。”
“我找陈东村律师。”
“我就是。”
“您好。我姓谢，谢小秋。”
“哦，谢小姐。好久没联系，”他居然还记得我，“找我有事？”
“我需要钱。”我说得直截了当。
“能否请您到律师事务所来一趟？钱的事情，电话里谈不方便。”
“请问律师事务所在哪里？”
“您知道龙璟花园吧？我们的事务所在二层，204号。”
我松了一口气，真是方便，居然就在楼下。我下楼，找到那间房，一位中年男士迎了出来，将我请进他自己的办公室。他显然在业界资历颇深，龙璟花园地段优良，租金昂贵，在这里办公是不小的花费。
“谢小姐，我需要看一下您的证件，以便确认您的身份。”他是北京人，好像是语言学院毕业的，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
我给他看了我的身份证和学生证。他点点头，到隔壁保险柜去拿出来一个木盒子。然后，他从里面拿出一本支票本，问：“谢小姐需要多少钱？”
“你能开多少？”我心里没底。
“随您说。”他看了我一眼，“或者，您把支票本拿去，自己留着慢慢开也可以。”
“二十五万。”二十万的手术费，五万的药费。
他在支票上写上钱数，让我签个名，复印存档，然后将原件交给我。我看了看，沥川已经在上面事先签好了名。
我把支票放进钱包。陈东村又问：“那两处房产的过户手续，谢小姐不想一并也办了吗？”
我说：“我不要房产。就是这二十五万，也是我向他借的。以后一定设法归还。”说着，我写了一张借据，强行塞到他的手中。
陈东村笑了笑，接过，放入盒中：“谢小姐，任何时候，如果您还需要钱，请来电话。”
果然是沙场老手，不温不热，不推不托，说话知道分寸。
我爸的心脏移植手术是在昆明做的。他的病情太重，已不能乘飞机去别的城市更好的医院。那天，好几位专家在他的身边工作了四个多小时。手术相当成功。可是，紧接着，爸的身体便有了严重的排斥反应。我们怀着一线希望，竭尽所能地照料父亲。他挣扎着活了二十五天，还是离开了我们。其实，手术风险之大，我们早已知道。但直至办完了丧事，我们还不敢相信，爸竟这么快就走了。
那年暑假，万木丛生，骄阳似火。突然间，这世界就剩下了我和小冬。
“姐，我们现在，是不是算孤儿了？”小冬问我。
“不是还有我和你吗？幸亏当年妈妈将你超生了出来。”
我弟是超生，因为爸不愿意让我妈打胎。而爸也因此失去了他在这个普通中学所有的提升机会，连弟上户口都大费周章。我们在爸的抽屉里找到几个存折，里面的钱全部加起来了，有两万块。这大概是我们家的全部积蓄。我们用这笔钱给爸选了一个比较好的墓地。
漫长的暑假，小冬只住了半个月就回学校了。我觉得精疲力竭，于是继续留在个旧。想稍作修整，应付未知的人生。七月的时候，高中同学过来约我到以前的学校去聚餐，顺便看望一下老师，我心情不好，推三阻四，同学硬劝：“别人都可以不去，你这个全校最高分不去，老师会伤心的。”
无奈，傍晚时分，我骑着自行车来到南池中学的大门。守门的张大婶认得我，更认得我爸。我爸原来就是南池中学的老师，因为超生被降职，发配到更低一级的小镇中学。张大婶远远地向我招手：“小秋！暑假来这里玩儿？”
“是啊，同学聚会。”
“听说谢老师……”她摸了摸我的脸，“唉，好好的一个人，怎么说走就走了呢。”
她不提则已，一提，我的眼泪就在眼眶里打转。我低下头，眼泪掉在地上。
“哎哎，是我不好，好不易过去了，又提这事儿。”她拉着我的手，硬塞给我一个苹果。
我于是边吃苹果，边在大门口等我的同学。
过了一会儿，张大婶忽然又问：“对了，几年前，曾经有个人到学校来找你，我告诉了他你的住址，他找到你了吗？”
我的手一抖，问道：“什么人找我？大婶您还记得他长什么样吗？”
“怎么不记得。小伙子生得可俊了，直把刚进门的几位年轻女老师看痴了过去。不过，他好像腿不大方便，走路有点跛。”
我强装镇定，又问：“您还记得那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吗？”
“唔……三年前吧，春节之前，寒假之后。他还问我这里有没有地方卖南池中学的纪念品。我说，你当这是北京故宫呢，什么纪念品！门口就有个文具店，卖些纸笔之类的东西。然后，他还问我，门口的大街，是不是叫作西门大街。”
真是不能对伤心人提伤心事，我的泪又往外涌。原来，沥川来过这里，我的家乡。
“他问我记不记得你。我说，怎么不记得。她们一家人我都记得。小秋上小学就调皮，动不动被老师罚站。哪里想到她后来成绩那么好，成了我们这里的状元。”她还以为我是为爸的事伤心，赶紧把话往轻松处说。
我擦干泪，向她笑笑：“他是我的一位朋友，北京来的。”
“也许是我说的话让他高兴了。那时，我孙子正在地上爬，他给我三百块钱，说是给我的孙子买糖吃。”因此，孙大婶牢牢地记住了沥川。
这没来由的一番话，勾起了我的一腔心事，那一晚的聚餐，自始至终，我一言不发，只顾喝酒，喝得酩酊大醉。醒来的时候，我发现自己睡在一大堆呕吐的余沥中。
沥川不理我，已过了整整三年。我为什么还想着他，为什么还要给他发邮件，明眼的人都知道我在自作多情。我真是又笨又傻，无可救药。
爱一个人，没运气；恨一个人，没理由。
想逃避，没地方；想堕落，没胆子。
我居然一直是好学生。
父亲去世之后，我身心俱灰，整整一个月我都没有给沥川写信。回到学校，我忍不住又去了网吧。收件箱上还是一个“0”字。我于是写了一封极短的Email：
“Hi沥川，我爸爸去世了。为了给他手术，我借了你二十五万块钱，等我一开始工作就会逐渐还你。也许你早已不用这个信箱了。但我还是要说，谢谢你，在这要紧的关头帮助我。我很感激。小秋。”
这封邮件发出后的两个礼拜，有一天，我接到导师冯教授的一个电话。他说他手里有一封信，是寄给我的。但地址上写的是“师大英文系办公室”，所以就寄到了系里。正好他认得我，就替我收了起来。问我什么时候方便去他的办公室拿。
我有点怕见冯老师，他特别喜欢我，多次暗示我要考他的博士。而我对学习已产生了厌倦。暗暗打算以最快的速度读完硕士，毕业找工作。
沥川能说很流利的中文，也认识很多汉字，但会写的汉字并不多。他说是因为他爷爷教的是繁体，他嫌笔画太多，太复杂，就没用心学。所以我从没见过他写中文。信封上的字果然是繁体，果然不流畅，所幸笔画还全，大小相当，所以也不算太难看。
信封上面虽没有回邮的地址，贴的却是一张瑞士的邮票。我满怀希望地打开它，发现里面是一张很精致的卡，微微地带着薰衣草的气息，淡紫色的背景，当中手绘着一丛白色的百合。没有字，没有落款，什么也没有。
那么，我所有的Email，他全部收到了。
我拿着那张卡，心事重重。系里的女秘书笑着问我：“小秋，你集邮吗？这邮票还要不要？”
我还沉浸在自己的思绪里：“哦，什么？邮票？”
“是啊。我儿子集邮。小孩子什么都不懂，就喜欢外国的东西。”
“喏，给你，我不要邮票。”我把信封连卡一起递给她。
“哎，这信封里面的卡香喷喷的，你也不要了？”
“不要了。”我笑了笑，“如果你儿子喜欢，就一起送给他吧。”
那一天，我去了一家首饰店。在自己的耳朵上打了五个耳洞，加上原来的两个，一共七个。左边三个，右边四个。那个给我打洞的小伙子说：“唉，好端端的美女变成了太妹。”然后我去了另一家店，在肚脐上穿了一个金环。
我把自己原来喜欢的衣服都扔了，去买了一大堆长统袜，网状的那种。每天早上起来，我花一个多小时画妆，用紫色和黑色的眼影，把眼圈画得深不见底。平日我要么穿皮夹克，要么穿小马甲，露出肚脐上的那个小金环，觉得自己很性感。我喜欢料子很厚，样子很夸张的裙子。我学会了抽烟，瘾越来越大，我周末去酒吧喝酒，常常醉倒。扶我的男人趁机在我的身上摸一把，我笑笑，和他打趣，无所谓。
自从收到了沥川的“慰问”卡，我再也没有给他写信。
两年之后，我成绩优秀，提前一年硕士毕业。我的导师看着我，一脸的惋惜。
我将自己的简历递给五家翻译公司。五家都请我去面试。我自然选了本市最大、待遇最好、资历最强的那一家：九通翻译公司。
纪桓说，由于沥川极度保护自己的隐私，他对沥川的所有了解主要来源于CGP网站上的几句简单介绍。和我Google出来的信息相差无几。王沥川，著名青年建筑设计师。出生于瑞士伯尔尼，XX年毕业于哈佛大学建筑系，曾获得过以下奖项：XXXX年瑞士青年设计师大赛一等奖，XX年美国P/A金奖，XX年法国AS-4建筑设计大奖。代表作品：C城体育馆，M省皇家博物馆，各种名目的度假村、商业中心、音乐厅、会展中心等等。
这些金光闪闪的履历不是我熟悉的沥川。我所熟悉的沥川，是那个深夜送我回家、陪我买火车票、因为被我爸骂而长了一身大包的沥川。沥川处处呵护我，没有半点架子。还有，沥川拄着手杖陪我散步，走得远了，会喊累；生病了起不来，夜里会求我替他倒牛奶。有天晚上我写一篇论文，写到一半没思路了，痛苦地喝咖啡，他居然问我，要不要他的“性服务”。我们很浪漫地做爱，然后，我一鼓作气，写到凌晨，论文得到最高分。
那天，沥川和我在停车场分手，只用了五分钟。我从龙璟回来，感觉已过了千年。
我失魂落魄地回到寝室，在门口遇到了修岳。两天后，宿舍里传遍了我与沥川分手的消息。修岳找到我，问我，月亮没了，还要不要那枚六便士。我向他坚决地摇头。
两年内我不闻不问，疯狂地学习、选课。到了大三的期末，我突然发现自己已经修完了所有的课。我问辅导员该怎么办。他说，你为什么不考研？他向我推荐了冯介良——冯静儿的父亲，英文系最资深的教授，劳伦斯专家。当年若不是学校在他夫人那里苦苦作文章，他早已被北大挖走了。我修过冯教授的“现代英国文学”。他挺喜欢我，给了我一个最高分。我于是去找办公室找他，问他考研的事儿。老头拍拍我的脑袋说：“别考了。英文你很好，政治你肯定不想背。我替你省了这一关吧。”我很快收到通知，由于成绩突出，我被保送研究生云云。
研究生不交学费，不过，一个月的补助费只有两百来块。就算有奖学金，我照样还得打工。爸不再给我寄钱了。因为我弟与他大吵一顿之后，考上了中山医科大学临床系。学费比我贵两倍，父亲在经济上越来越捉襟见肘。小冬学习很刻苦，课余和我一样，四处打工，挣学费，挣生活费。我爸一个月寄给他一百块，肯定不够。我节衣缩食，打算每月寄给他三百块，被他退了回来。寒假的时候我去广州看他，小伙子长得又黑又壮，骑着车替花店卖花。我看着心疼，强行留给他两千块钱。可是在我到北京的第二天，就收到小冬的汇款，两千块，一分不少地寄回来。“姐，我的钱够用，你留着自己花吧。”
我的日子过得很单调。早上五点起床背单词，除了上课、打工就是去图书馆。每个周一，我都下定决心不再给沥川写信。到了周末，我又故态复萌，忍不住去网吧查看信箱。看到那个0字，我又受到刺激，忍不住又写去一封信。头两年，我还在信里问他，你好吗？你在干什么？渐渐地，我的信只写我自己，有时候是学习汇报，比如：“这学期我选了四门课，精读、口语、写作、莎士比亚。上学期那篇劳伦斯的论文我得了最高分。我在课堂上发言，说查泰来夫人怎可以这样虐待克里福。把我的老师气得半死。”有时候是读书报告，比如：“今天我去图书馆借了一本特深奥的书——《莲花经》。我花了一个星期看完，回头想想，一句没看懂。”有时候是饮食或气象记录，比如：“北京今年风尘真大，我买了一条大围巾。”或“还记得我们学校的鸳鸯林吗？现在林子的当中，修了一个水池，旁边开了一家湘菜馆。里面的红烧肉真好吃。”
我觉得，我不是在写信，而是在电子信箱里种下一丛春草。“春草恰如离恨，更行更远还生。”
三年中，因为学习的缘故，我很少回家。只在每年的春节回去过几天。我和我爸大约冷战了一年，我最终告诉了他我和沥川分手的消息。爸听后半天没说话，最后问我，那你，难不难过？我说，已经过去了。正好借此东风，化悲痛为力量，年年拿奖学金回来。
就在我刚刚上研究生的那一年夏季，学校还没有放假，我收到了小冬的一个电话：“姐，回家看看爸吧。爸爸病危。”
爸得的是扩张性心肌病。送到市医院，学校的同事不知底细，以为小冬学医，就先给他打了电话。其实小冬只是医学院一年级的学生，除了着急，什么也不会。我爸昏倒在教室里，送到医院的当天就发了病危通知。之后的几天，他一直靠药物维持生命。学校在开始的几天，还不断地送去支票，渐渐地，他们派人向小冬解释，学校无法承担父亲的医疗费。主治医生说，这种病希望很小，除了心脏移植，基本上没治。
我问小冬，心脏移植的费用会是多少。
“二十万的手术费。手术风险很大。就算成功，每个月大概还要几千元的抗排斥药费。”小冬一愁莫展。
“爸……他还能说话吗？”在这种时候，我连哭是什么都忘记了。
“倒是醒过来一次，”小冬说，“我没告诉他实情。他一直胸闷，心慌，喘不过气，多半猜到自己情况不好，说想见你。”
“小冬，你马上去调查谁是云南最好的心脏手术专家，我去弄钱，替爸做心脏移植。”我放下电话，打车直奔龙璟花园，沥川的公寓。
我的手上，还有那个公寓的钥匙。打开房门，一切依旧，一尘不染。公寓的管理费十分昂贵，所以每天都有人来打扫，所有的陈设，还是沥川离开时候的样子。我的心堵得满满的，来不及悲伤，也来不及回忆。
我在茶几上找到了那个信封，用手机拨号。电话响了两声，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
“你好。陈东村律师事务所。”
“我找陈东村律师。”
“我就是。”
“您好。我姓谢，谢小秋。”
“哦，谢小姐。好久没联系，”他居然还记得我，“找我有事？”
“我需要钱。”我说得直截了当。
“能否请您到律师事务所来一趟？钱的事情，电话里谈不方便。”
“请问律师事务所在哪里？”
“您知道龙璟花园吧？我们的事务所在二层，204号。”
我松了一口气，真是方便，居然就在楼下。我下楼，找到那间房，一位中年男士迎了出来，将我请进他自己的办公室。他显然在业界资历颇深，龙璟花园地段优良，租金昂贵，在这里办公是不小的花费。
“谢小姐，我需要看一下您的证件，以便确认您的身份。”他是北京人，好像是语言学院毕业的，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
我给他看了我的身份证和学生证。他点点头，到隔壁保险柜去拿出来一个木盒子。然后，他从里面拿出一本支票本，问：“谢小姐需要多少钱？”
“你能开多少？”我心里没底。
“随您说。”他看了我一眼，“或者，您把支票本拿去，自己留着慢慢开也可以。”
“二十五万。”二十万的手术费，五万的药费。
他在支票上写上钱数，让我签个名，复印存档，然后将原件交给我。我看了看，沥川已经在上面事先签好了名。
我把支票放进钱包。陈东村又问：“那两处房产的过户手续，谢小姐不想一并也办了吗？”
我说：“我不要房产。就是这二十五万，也是我向他借的。以后一定设法归还。”说着，我写了一张借据，强行塞到他的手中。
陈东村笑了笑，接过，放入盒中：“谢小姐，任何时候，如果您还需要钱，请来电话。”
果然是沙场老手，不温不热，不推不托，说话知道分寸。
我爸的心脏移植手术是在昆明做的。他的病情太重，已不能乘飞机去别的城市更好的医院。那天，好几位专家在他的身边工作了四个多小时。手术相当成功。可是，紧接着，爸的身体便有了严重的排斥反应。我们怀着一线希望，竭尽所能地照料父亲。他挣扎着活了二十五天，还是离开了我们。其实，手术风险之大，我们早已知道。但直至办完了丧事，我们还不敢相信，爸竟这么快就走了。
那年暑假，万木丛生，骄阳似火。突然间，这世界就剩下了我和小冬。
“姐，我们现在，是不是算孤儿了？”小冬问我。
“不是还有我和你吗？幸亏当年妈妈将你超生了出来。”
我弟是超生，因为爸不愿意让我妈打胎。而爸也因此失去了他在这个普通中学所有的提升机会，连弟上户口都大费周章。我们在爸的抽屉里找到几个存折，里面的钱全部加起来了，有两万块。这大概是我们家的全部积蓄。我们用这笔钱给爸选了一个比较好的墓地。
漫长的暑假，小冬只住了半个月就回学校了。我觉得精疲力竭，于是继续留在个旧。想稍作修整，应付未知的人生。七月的时候，高中同学过来约我到以前的学校去聚餐，顺便看望一下老师，我心情不好，推三阻四，同学硬劝：“别人都可以不去，你这个全校最高分不去，老师会伤心的。”
无奈，傍晚时分，我骑着自行车来到南池中学的大门。守门的张大婶认得我，更认得我爸。我爸原来就是南池中学的老师，因为超生被降职，发配到更低一级的小镇中学。张大婶远远地向我招手：“小秋！暑假来这里玩儿？”
“是啊，同学聚会。”
“听说谢老师……”她摸了摸我的脸，“唉，好好的一个人，怎么说走就走了呢。”
她不提则已，一提，我的眼泪就在眼眶里打转。我低下头，眼泪掉在地上。
“哎哎，是我不好，好不易过去了，又提这事儿。”她拉着我的手，硬塞给我一个苹果。
我于是边吃苹果，边在大门口等我的同学。
过了一会儿，张大婶忽然又问：“对了，几年前，曾经有个人到学校来找你，我告诉了他你的住址，他找到你了吗？”
我的手一抖，问道：“什么人找我？大婶您还记得他长什么样吗？”
“怎么不记得。小伙子生得可俊了，直把刚进门的几位年轻女老师看痴了过去。不过，他好像腿不大方便，走路有点跛。”
我强装镇定，又问：“您还记得那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吗？”
“唔……三年前吧，春节之前，寒假之后。他还问我这里有没有地方卖南池中学的纪念品。我说，你当这是北京故宫呢，什么纪念品！门口就有个文具店，卖些纸笔之类的东西。然后，他还问我，门口的大街，是不是叫作西门大街。”
真是不能对伤心人提伤心事，我的泪又往外涌。原来，沥川来过这里，我的家乡。
“他问我记不记得你。我说，怎么不记得。她们一家人我都记得。小秋上小学就调皮，动不动被老师罚站。哪里想到她后来成绩那么好，成了我们这里的状元。”她还以为我是为爸的事伤心，赶紧把话往轻松处说。
我擦干泪，向她笑笑：“他是我的一位朋友，北京来的。”
“也许是我说的话让他高兴了。那时，我孙子正在地上爬，他给我三百块钱，说是给我的孙子买糖吃。”因此，孙大婶牢牢地记住了沥川。
这没来由的一番话，勾起了我的一腔心事，那一晚的聚餐，自始至终，我一言不发，只顾喝酒，喝得酩酊大醉。醒来的时候，我发现自己睡在一大堆呕吐的余沥中。
沥川不理我，已过了整整三年。我为什么还想着他，为什么还要给他发邮件，明眼的人都知道我在自作多情。我真是又笨又傻，无可救药。
爱一个人，没运气；恨一个人，没理由。
想逃避，没地方；想堕落，没胆子。
我居然一直是好学生。
父亲去世之后，我身心俱灰，整整一个月我都没有给沥川写信。回到学校，我忍不住又去了网吧。收件箱上还是一个“0”字。我于是写了一封极短的Email：
“Hi沥川，我爸爸去世了。为了给他手术，我借了你二十五万块钱，等我一开始工作就会逐渐还你。也许你早已不用这个信箱了。但我还是要说，谢谢你，在这要紧的关头帮助我。我很感激。小秋。”
这封邮件发出后的两个礼拜，有一天，我接到导师冯教授的一个电话。他说他手里有一封信，是寄给我的。但地址上写的是“师大英文系办公室”，所以就寄到了系里。正好他认得我，就替我收了起来。问我什么时候方便去他的办公室拿。
我有点怕见冯老师，他特别喜欢我，多次暗示我要考他的博士。而我对学习已产生了厌倦。暗暗打算以最快的速度读完硕士，毕业找工作。
沥川能说很流利的中文，也认识很多汉字，但会写的汉字并不多。他说是因为他爷爷教的是繁体，他嫌笔画太多，太复杂，就没用心学。所以我从没见过他写中文。信封上的字果然是繁体，果然不流畅，所幸笔画还全，大小相当，所以也不算太难看。
信封上面虽没有回邮的地址，贴的却是一张瑞士的邮票。我满怀希望地打开它，发现里面是一张很精致的卡，微微地带着薰衣草的气息，淡紫色的背景，当中手绘着一丛白色的百合。没有字，没有落款，什么也没有。
那么，我所有的Email，他全部收到了。
我拿着那张卡，心事重重。系里的女秘书笑着问我：“小秋，你集邮吗？这邮票还要不要？”
我还沉浸在自己的思绪里：“哦，什么？邮票？”
“是啊。我儿子集邮。小孩子什么都不懂，就喜欢外国的东西。”
“喏，给你，我不要邮票。”我把信封连卡一起递给她。
“哎，这信封里面的卡香喷喷的，你也不要了？”
“不要了。”我笑了笑，“如果你儿子喜欢，就一起送给他吧。”
那一天，我去了一家首饰店。在自己的耳朵上打了五个耳洞，加上原来的两个，一共七个。左边三个，右边四个。那个给我打洞的小伙子说：“唉，好端端的美女变成了太妹。”然后我去了另一家店，在肚脐上穿了一个金环。
我把自己原来喜欢的衣服都扔了，去买了一大堆长统袜，网状的那种。每天早上起来，我花一个多小时画妆，用紫色和黑色的眼影，把眼圈画得深不见底。平日我要么穿皮夹克，要么穿小马甲，露出肚脐上的那个小金环，觉得自己很性感。我喜欢料子很厚，样子很夸张的裙子。我学会了抽烟，瘾越来越大，我周末去酒吧喝酒，常常醉倒。扶我的男人趁机在我的身上摸一把，我笑笑，和他打趣，无所谓。
自从收到了沥川的“慰问”卡，我再也没有给他写信。
两年之后，我成绩优秀，提前一年硕士毕业。我的导师看着我，一脸的惋惜。
我将自己的简历递给五家翻译公司。五家都请我去面试。我自然选了本市最大、待遇最好、资历最强的那一家：九通翻译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