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完这话,我的脸火辣辣的,好像又挨了我爸一掌。我暗暗祈祷,沥川和我爸,最好终身不见。
下车时我在脖子上挂上一个尼康相机——这是沥川拍风景用的。他经常拍照,但从来不拍自己。可今天,我谎称要替他拍金马坊的牌楼,其实心中暗暗打算,要留下一张我与沥川的合影。

我们先去驼峰酒吧喝酒,里面灯红酒绿,沥川要了啤酒,却不许我喝。说我未满二十岁,只能喝果汁。我选了菠萝汁,他又说菠萝汁太甜,不健康。橙汁最好。等我们喝完出来,天已经黑了。回到了牌楼,我抓住一个行人,请他给我们拍合照。

“他又不会拍,”沥川小声说,“不如我来拍,保证质量。”

“你已经给我拍了很多了,我现在要合影。”我强调,“合影。”

“能不能就拍你和这个楼的合影?”他皱眉,“我不喜欢拍照。”

“不行。就要我们的合影。我们——你和我——在一起。”我阴着脸,一个字一个字地说。

“好吧。”他无奈地点头。

那行人摆出专业姿势,要我们彼此靠得近些,然后,卡卡卡地闪光,一连拍了五六张。

我说:“劳驾,大哥,拍张远点儿的,我要这个牌楼的全部。”

他拿着相机往后退,退着退着,忽然转身就跑。

沥川的相机价格不菲。那人多半是见财起心,又见沥川行动不便,于是趁机下手。

“站住!”我大叫一声,拔腿就追。

那人在人群间穿梭,很快走入一个窄巷。看来他也不是很熟悉这个路段,每过一个路口都犹豫一下要不要转弯。我一路狂追过去,穿过窄巷,进入一条安静的小街,那人始终在我前面百步左右。我大约跑了有两站路,那人数次回头,以为已经甩下我,却不知我一直如影随行地跟着他,而且越来越近。他转身又进入一道小巷。小巷不断地有出口通向马路,渐渐地,小巷越来越窄,似乎到了尽头,却突然间又出现一条岔道。他犹豫了一下,正要转身,我已经追上了他。他只得站住,手里拿着相机说:“别过来!这里只有你一个人。信不信我能拧断你的脖子!”

我说:“怎么只有一个人,你身后就有两个警察。”

他的身后是有行人,两个男人,且有很大的脚步声,我大叫一声:“抓小偷!”两个男人便疾步向我奔来,其中一人跑得太急,一脚踏破一个花盆,那小偷忍不住往后一望。

就在这当儿,我想起了以前体育课学散打时一个重要动作,一脚踢向他的裤裆!

他“噢”地一声,跪在地上,疼昏过去。我夺过相机拔腿就逃。这才发现我自己因为刚才一顿长跑,早已汗流浃背,气喘吁吁。心脏激烈地跳动着。没跑几步,就到了路口,一辆黑色的汽车骤然而至,停在我面前,车门打开,传来沥川的声音:“上车!”

我跳进去,汽车急驰而去。

“受伤了没有?嗯?”沥川抓着我,急切地问道。

“没有。”

“你怎么把相机抢回来的?”他拿手绢给我擦汗,继续问。

“我踢了他一脚,他昏过去了。”

“不会吧?这么容易?踢一脚就昏了?这是昆明市职业小偷的水平吗?”他说,“这么没用,连个相机都抢不到?”

“哎哎,你帮谁说话呢?”

“我变相夸你是女英雄。”

“这还差不多。”

我们回到金马坊的牌坊——刚才拍照的地方,一起下了车。

沥川看着我,说:“你跑累了吗?跑了多远?有两千米吧?”

“差不多。”我还在喘气。

“能再跑一趟不?”他说,“刚才,就在这儿,有人偷了我的钱包。”

“啊!?什么?!你?丢了钱包?”我大叫,“这是什么破地方呀!?怎么这么多小偷?在哪里丢的?人往哪个方向跑了?他还偷了些什么?”

我看着他,发现他在幽幽地笑。

“沥川,我知道你不在乎丢现金。可是信用卡人家是可以刷到爆的!”

“开你玩笑呢,瞧你急的。”他帮我把跑散的头发摅到耳后,“以后再出现这种事情,你宁肯丢下相机,也不能丢下我。”

“是,是,我错了。千金之子,坐不垂堂。我得先保护你。”

“这就对了。”他看着我,目光与月光一样宁静。

我抱着相机,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沥川,里面有我们的合影。我才不让人家偷了呢。”

“如果没有合影呢?”他问。

“这是你的相机,又不是我的,偷就偷了呗。就算值钱,你也不是丢不起,是不是?再说,我的命也很珍贵,对不对?”我振振有辞。

“说你不明白、不会算账吧,你又挺明白,算得挺清。”他叹气,“我只求上帝保佑我,以后千万不要得罪你,不然也会挨你一脚。”

我双手圈住他的腰:“嗯,人家一直都很温柔嘛。就凶了这一回,给你看见了。”

“一直温柔?不会吧?第一次见你,你泼了我一身咖啡。第二次,你当着我的面爬墙。第三次,你袭击校警。我觉得你是一个暴力女,又暴又色,实在很怕人。”

沥川虽时时谦逊说他不懂中文。其实,他的词汇量蛮大的,也蛮实用的,一番话听得我哑口无言。

为了不让他继续说下去,我连忙打断:“沥川,我饿了,想吃米线。”

“你不是刚吃完饺子吗?怎么这么快就饿了?”

“人家担心姨妈给你难受嘛,急得都没胃口吃了。以前我可是挺喜欢吃饺子的。”

“那就去LDW吧。”

“老滇味。”

“LDW。”

老滇味看上去是国营企业的派头,吃饭要先到门边的小柜台买票。

我问沥川:“你来这里吃过?”

“没有。我看过广告。人家说味道很正宗。”

“过桥米线在二楼,楼梯滑,我们不要上去了。”

“上面人少,你先去找位子吧。”他到柜台门口排队。长长的队,大约有十个人。排队的人看见他拄着拐杖,都说,“不用排了,直接去窗口买就得了。”

不知是谁还加了一句:“残疾人优先。”

那些人说的是昆明话,我相信沥川听了个半懂。他摆出一副漠然姿态,一动不动地排在最后。拿了票,我们一起上楼,找了个靠边的位置坐下来。不一会儿,服务员端来了米线,还附送一小盅汽锅鸡。我问沥川:“只买了一碗,你不想吃吗?”

“已经在姨妈家吃饱了。”

“要不,你吃点凉菜?”

“太辣。”

其实,一路上和沥川一起走,男的女的都回头看他。看得他很不自在。就算现在他坐了下来,我还是能感到背后有许多打量他的目光。我不顾那汤滚烫,想快点吃完米线。

“别吃这么急,当心烫嘴。咱们今晚也没什么事儿。”他劝道。

本地人都知道,鉴别过桥米线的好坏有三条,一要汤好,二要料新鲜,三要米线滑劲。果然是上好的鸡汤,我一口气喝了大半碗,然后说:“不成,喝不下了。”

“那就放在这儿吧,没人逼你喝完。”

“浪费多不好,我先去趟厕所,回来再喝。”说着,我站起来找厕所。沥川一把拉住我,“别去了,我帮你喝完吧。”

他把巨大的汤碗拖到自己面前,很斯文地用瓷勺一点一点地喝,喝得一干二净。

我看着他笑:“早说就给你留几根米线,现在尽剩汤了。”

“小秋,你去过厦门吗?”他突然说。

“没有。”

“春节一过完我得回厦门,投资方有一个重要的会,非去不可。你和我一起去,好不好?”

“要在厦门待多久?”

“两天。然后你回北京,我去沈阳。沈阳太冷,你别去了。”

“干嘛一定要带上我,又不是你的秘书。”

“我有秘书,是绝代佳人,想不想认识?”他神秘兮兮地笑道。

“骗人!你的秘书是男的!”我想起那一次,是他的男秘向我报告了他住院的消息。

“那是工作助理。我有女秘书,同时兼任我的翻译。”

“你?还需要翻译?”

“真正谈业务的时候我会说很多英文,让我的秘书翻译。一字千金,不能出错。”

“行,反正我也是放假没事干。”

一个星期之后,我跟着沥川飞往厦门。这一星期,他病了三天,发烧感冒,天天在宾馆里躺着。病好之后,他拼命地干活,画完了三张设计图。

沥川带我去看了工地,在海边的一大片空地。

“在这里,要建一个很大的渡假区,碧水金城。投资十几个亿。CGP包揽了所有的建筑设计:外观、室内、园林。”

“嗯,看上去是个好地方,空旷而且开阔。”

“再过三年你来看,这里面满满的,是我设计的大楼和别墅。”

“沥川,我好崇拜你!”

“我也是。”

我愕然:“我只是个学生,事业都没起步,没什么值得你崇拜的!”

“你给过我好多灵感。设计和恋爱一样,都需要有激情。”

海风很冷,他用力地搂着我,我们面朝大海,紧紧偎依。

从工地回来,在宾馆的大厅里,我看见一个高挑的女子静静地坐在沙发上。开司米的上衣,深蓝色的羊毛裙,小巧的耳朵,戴一对小巧的珍珠耳环,绝美的侧面。

那女子看见我们,站了起来:“王总。”

她面容细腻姣好,有一种说不出的古典庄重之美。看见她,会令人想起《诗经》或宋词里的句子。

“介绍一下,”沥川说,“这是我的秘书朱碧瑄小姐。这位是谢小秋小姐。”

我们握了手,互相微笑。

朱碧瑄的眉色中隐隐有一丝疑惑。沥川说话的时候,一直牵着我的手。

“有什么事吗?”沥川问。

“有几个文件需要您签字。还有,标书最后的翻译件,需要您过目。”

“英文的你看过就行了。法文和德文的留给我。”

他接过笔,坐下来,飞快地看文件,飞快地签字。

我和朱碧瑄对视而笑,很礼貌。

“朱小姐是英文系的吗?”我问。

“北外英文系。谢小姐呢?也学英文?”

“是啊。师大一年级。”

“你们系的冯介良教授是劳伦斯专家,我写论文时,曾用心研读过他的专著。”

“嗯,他的教学声望非常好。我明年打算选他的课。”

“谢小姐喜欢厦门吗?”

“很喜欢。朱小姐是第一次来厦门吗?”

“不是,因为这个项目,我跟着王总来过好几次。”

我觉得,朱碧瑄说话的样子,自始自终带着一股阅人无数的职业风范。她浅浅地聊,其实很谨慎,不痛不痒,生怕说错一个字。而我,一边说一边用脚磨蹭着地毯,像个被罚站的小学生。

沥川签完了字,站起来说:“迅达集团的晚宴,何总会替我出席。”

“这个……那边的柯总一再说,王总一定要到,他要与你对饮三百杯,不醉无归。”

“就因为这话,我才让何总去,他的酒量大。”想了想,他叹了一声:“算了,上次那顿饭我没去,人家没有介意。这次再不去,会怀疑我的诚意。我还是去吧。几点钟?”

“七点。”

沥川十点钟醉醺醺地回来,进门直奔卫生间,趴在马桶边狂吐。

我担心地看着:“你怎么这么实心眼儿,真跟人家喝三百杯呢!”

他吐了有足足十分钟,这才爬起来去洗澡。走路颠倒,手扶着拐杖都站不稳。

“坐下来,我帮你洗。”我心疼坏了。

“不用,我自己可以。”不知哪来的力气,他把我推出门外,“砰”地一声,关上门。

一会儿,水哗啦啦地响起来。一刻钟的功夫,他洗完了,人也清醒了,穿上睡衣钻进被子里,一个劲儿地叹气:“唉,和这里人做生意可真不容易。为了一个合同,陪烟、陪酒、陪饭,就差牺牲色相了。酒店的包房里明明写着‘无烟区’,里面的人却好像没看见,个个都抽,整间房像是起了大雾一般。怎么可以这样呢!”

“有钱挣还抱怨,想想贫困山区的孩子们。”

“我每年都向希望工程捐款。”

他把我拉进被子里:“我每喝一杯心里都在想,快点结束吧,让我早点回来陪小秋吧。”

“不会吧,这么肉麻?”

“我不忍心让你一人孤零零地待在宾馆里。”

“我没有孤零零,”我说,“我吃完晚饭,下去游泳,又去打电子游戏,然后,还上街看了一场电影,贺岁片,葛优演的,真好看。刚到屋不久,你就回来了。”

他从背后抱住我,用遥控器打开电视:“上次那个《牵手》,放到第几集了?”

沥川有一点跟我认识的男人大不相同。他不怎么喜欢看球,或者看体育频道。他喜欢看电视连续剧,言情剧、武打剧、历史剧都可以,哭哭啼啼的那种,越长越好,来者不拒。他的理由是,电视剧可以帮他熟悉汉语,尤其是日常对话。而体育台则用不着看,自己记得坚持锻炼身体就好了。

他找来找去,换了几十个频道,都没找到《牵手》。最后落在一个没头没尾的日本电视剧上。片中有插曲,是日文,他一听就说:“我换了啊,是悲剧,不看。”

“不是说你不怎么懂日语吗?”

“再怎么不懂,比你还是懂得多。”

“我二外是日语。”我用日语说。

然后,他说了一句日语,我大眼瞪着他,居然听不懂。

“松尾芭蕉的俳句。”他说,“你心服口服了没有?”

“你这人谦虚有没有底线?”

“没有。如果我是你,在这种水平,我干脆不告诉人家我有学二外。”

我跳起来,做势要掐他。他举手投降:“下回有不懂的日语作业,我帮你做,不收工钱。真的。你饶了我吧!”

第二天,我们在机场告别。我回北京,沥川去沈阳。等他从沈阳回来,寒假已经结束了。我仍在老地方打工。爸仍然给我寄钱,一个月一百块,比以往多了一倍。他不给我写信。我写给他的信,他也不回。我觉得,爸对我有深刻的洞察力,他好像知道我在干什么,而且知道我会像他那样,无论走上哪条路,都会越走越远永不回头。所以,他根本不想浪费时间来劝我。

沥川回来之后,我在龙璟花园的公寓里陪他住了十天。这十天,我们如胶似漆,日子过得犹如一对夫妇。我们的合影挂在墙上。那小偷虽然偷了相机,照相的技术还真不坏。我最喜欢其中的一张,背景是远远的街灯,沥川回首,帮我撩过一缕飘在脸上的头发。那一刻,他侧对着我,关爱之意流露无余。之后,他回苏黎世老家,看望生病的奶奶。

沥川去了一周,隔天给我打一个电话。然后他说家里还有别的事,需要多待一些时候。过了一个月,他说,他要陪他哥去滑雪。那里不通电话。他在瑞士待了整整两个月。

星期一,我到机场接他,发现他忽然间消瘦了很多。脸上的棱角更分明了。

“嗨!”他在人群中看见我,我们紧紧拥抱。

“怎么瘦了?”

“没觉得啊,你倒是胖了。”

“我吃得好嘛。”临行前,沥川一定要给我钱。我没要。我又到咖啡馆打工。这个学期我选的课不多,可以多干几个小时,所以收入相当不错。

“耳朵好了?”

他走到路边,检查我新打的耳洞。我上次看见朱碧瑄的珍珠耳环,十分喜欢,在龙璟花园住着没事的时候,沥川就带我到楼下的珠宝店去打了耳洞。他说我的皮肤白,戴珍珠不好看,红宝石才好看,玫瑰红的那种。所以我的耳朵上戴着一对红宝石耳环。沥川走之前,一天三次用酒精给我擦耳朵,怕我感染。结果,我的耳朵还是肿。

“好啦。”

“不疼了?”

“一点也不疼了。我自己都取下来好几次了。”

“不是说六个礼拜才能取下来吗?”

“沥川,你回去两个月,六个礼拜早已经过去了啊。”我敲敲他的额头。

他笑了笑,笑容中藏着一丝忧虑。

“今天我请客。”我说,“吃寿司。——就是上次那家店。”

我们坐上出租车,他说:“既然是你请,还是米线吧。寿司太贵了。”

一路上,他都不怎么说话。吃饭的时候,他也不怎么说话。吃完饭,他开车直接送我回寝室。

“出什么事了,沥川?”我的心沉甸甸的。

“家里有点事,挺麻烦的,是生意上的。此外,我爷爷身体不大好……病危。”

我很少听沥川提起家人。但我知道他在家里非常受宠。只要提起自己的家人,他的脸上都充满了感情。

“不是说奶奶病了吗?原来爷爷也病了?”

“对不起说错了,是我奶奶病危。”他说,“我可能最近还要回一趟瑞士。我在等电话。”

他避开了我的眼光,脸上写满了心事。

“那么,”我轻轻地握住他的手,“你是专程回来看我的?”

在寝室外面的树荫下,他捧起我的脸,悄悄地亲了一下:“是的。”
网站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