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走在我旁边，他穿了一件黑色的尼料中山装，戴了一顶短耳风雪帽，兔毛被染成褐色和草黄色，草黄色呈豹皮圆斑，有种蒙古风味。这两样东西都是我给他买的，当时觉得挺适合他，他当过生产队长，文化不高，但在乡下颇有威信，觉得应该是这副装束，可现在带他走到大街上，一下就显出它们是多么土气，别人一看就知道他是乡下来的老大爷。当然，我并不因为这种土气就有什么不自在，我只是觉得我没把父亲打扮好。
我和他沿街走了十来分钟，我问他累不累，能不能走。他点了点头，脸上没有任何表情。我暗想还是该打车，虽然不远，但他毕竟是病人。要过马路了，我告诉他小心，等红灯停了再走。他说我晓得。我盯着交通灯，绿灯一亮我便赶紧去扶他，侧身一看，父亲不见了。我忙退到一边，给急着过马路的人让道。等身边的人走开后，我一眼就看见了他，他正半举着右手沿着街边走，他怕过马路还是生气了？我追上去，只见他把右手在一棵香樟树上蹭了两下，两只手互相蹭了一下，然后就倒了回来。原来是揩鼻涕。在乡下就是这样的，擤了鼻涕不是顺手揩在柱子上就是揩在解放鞋的后帮上。不是专门给你准备了一包纸巾吗？我正想责备他，他已经走到我面前，带着朴实的笑容说：“那棵香樟好大，冉姓坝都看不到那么大的香樟了。”我告诉他，这些大树都是几年前从乡下挖来的，它们并不是在城里长大的。
父亲的病是肾结石，太大了，已经不能用碎石机击碎排出，只能开刀。按照医生描述，那颗可恶的石头有半斤重的土豆那么大，形状不规则，把肾顶变形了，并且已经发炎了。手术后起码半个月不能洗澡，所以我特地安排他在手术的前一天好好洗一下。当然我也不想让医生闻到他身上那股牲口味和泥土味。由于多年跟牲口和泥土打交道，牲口味和泥土味已经和他融为一体了，不是一次就能洗掉的，洗一下总比不洗好。
我在吧台买票时，父亲像小孩一样紧紧跟在我身后，看着我数钱。他已经猜出大概数目，但他仍然认真地问多少钱。我告诉他两个人一百三十六元。他说：“这么贵呀。”我说我也不常来。他说，洗个澡都要这么多钱，不如在家自己烧水洗。这才是他想说的话，不把自己对钱物的尊重表达出来，就会产生一种负罪感似的。
脱衣服的时候，父亲提着他的短裤不放，对那些赤条条地不知害羞地走来走去的人连看也不敢看。我劝他，还是脱了吧。他的短裤实在太难看了，一定是母亲给他缝制的，不是我们穿的仅仅遮住那个地方的裤衩，而是一条围着整个臀部的白布大口袋。白布上全是皱褶和黑点。由于裤腰带早已失去弹性，所以他不得不紧张地用手拽着。平时将一边拉过去，将另一边超过来再用裤腰带紧紧拴住，为了避免掉下去，从裤腰上翻下二寸长，像咸菜坛的反檐盘子。他一来我就给他买了两条特大号的裤衩，他穿了一次就脱下来了，说勒得太紧了，很不舒服。
浴室里蒸气腾腾，我在前面带路，父亲用一只手抚着****跟在后面。连我也觉得好笑。我想起小时，他把剃头匠请到家里来，剃完头后把我们的脑袋强行按在脸盆里，一边打肥皂一边大骂，一边用他那粗大的手把我们的头抠得生疼。那么，我现在也差不多是把他强行按在澡堂里了。
泡进浴池，他终于轻松了一点。一共有三个池子，一个普通大池，一个高温池，一个漂着花瓣的药池。很少有人到那两个池子里去，它们成了一种提高这个浴室档次的摆设。我和父亲一样，泡进去后就不希望有人加进来，但这是不可能的，总是不时有人进来，有人爬上去。一旦有人进来，父亲就老老实实地坐在水里一动不动，花白的湿淋淋的头发可怜巴巴地保持着某种尊严。一旦池子里只剩下我们俩，他便像调皮的孩子一样东张西望。他说：“冉姓坝的人恐怕还没有谁进过这么高级的澡堂。”但是他掰指头一算，最近这些年考上大学留在城里工作的有五个人，有一个在成都，两个在上海，两个在深圳，都是比所在的贵阳繁华得多的大城市，这五个人让他一下失去了信心。
他说，这福气也不是人人都可以享受的，有的人，有条件享受也享受不了。有一个姓孔的老汉去儿子那里玩，儿子用三七炖肉给他吃，他受不住那样的大补，流了好几碗鼻血。
尽管这多半是传说，但冉姓坝的农民却能够正确地理解它，因为这不关三七的事，而是关涉是什么虫虫啃什么木料，什么牲口拴什么槽头的问题，这是命运的问题，这是你来自哪块土地就得遵循那块土地的生活，而不是越出界线去享受的问题。
说起孔老汉，父亲意犹未尽。我知道他要说那个已经说了几十遍的故事，但我没有阻止他。据说孔老汉的儿子告诫他爹，不能乱丢烟蒂乱吐痰。孔老汉这天独自上街，在半路上裹了一杆烟子叶，烟杆放嘴上后就不敢取下来，因为一取下来烟灰就要掉下去，他只能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地慢慢行走，让摇摇欲坠的烟灰继续保持在已经熄灭的烟锅上，牙齿像钳子一样锁住烟嘴以免滑落，舌头像掌舵一样把住烟杆以免左右摆动。回家后他说他再也不想上街了，牙松了腮帮肿了眼睛花了。冉姓坝人添油加醋地说他终于取下烟杆时口水线牵出好几里长，就像牵了一根广播线。
我暗想，幸好你揩鼻涕的事没有外人知道，要不然同样会编排你的故事。
泡了一会儿，我问他感觉如何，他说刚开始有点闷，现在好些了，头上开始冒汗了。我去叫了两瓶矿泉水进来。我叫他把水放在池子里温一会儿再喝，别喝凉水。他担心地问，这水会不会增加他的肾结石。我说不会，你放心好了。自从查出结石，他就对所有的汤和水都起了疑心，有时候那种疑心简直到了做作和虚伪的地步。昨天我带他去吃羊肉粉，吃完后他像乖孩子一样征求我的意见：“我想喝口汤，不晓得喝得不。”我说你喝呀。他为难地说：“我怕喝了长结石。”我说：“没关系，你喝吧。”
那天他自己打电话把检查结果告诉我弟弟，弟弟说：“肯定是你喝水喝得太多了，结石不就是水垢吗？”
他问我是不是这样，我告诉他，结石的成因到现在还没研究清楚，和遗传、饮食习，贯、水质都有关。我说：“你不是喝水喝得太多了，你是流汗流得太多了，汗流出来，水里的东西留在体内，天长日久，变成了一块石头。”他骄傲地接受了我的解释，不过这是真的，他为了我们，为了我们家，流了多少汗呀。
我叫他在池子里等我，我去桑拿房蒸一下，我有点感冒，蒸一下好得快些。他说行，你去吧。但我看出那种小孩子没有大人的无助感。我说，要不一起去吧，去试一下。他笑着问那是什么地方，我说去了就知道了。
我十岁那年，父亲带我去赶场。离冉姓坝最近的乡场也有十五公里，所以赶场是一件大事。那天他给我买了一碗“凉虾”。这是一种夏天里吃的食物，将米羹做成蜂蛹状，让它们漂浮在蜂糖水里，既解渴又解饱。太好吃了，我没有像坐我对面的小姑娘那样翘着兰花指一汤勺一汤勺地往嘴里喂，我一口气就喝了个底朝天。出乎预料地，父亲问我要不要再来一碗。他和母亲经常告诫我，街上买的东西，吃个稀奇就行了，用不着吃饱，吃饱太费钱了。可他居然大方地问我要不要再来一碗。我担心地问：“你还有钱吗？”他说：“有，你吃吧。”他说这句话时的表情我记不得了，但他说这几个字的声音我依然记得：豪爽、慈爱。几十年过去了，这声音在我心里扎下了根。当他问我桑拿房是什么地方时，表情也和我当初问他有没有钱再买一碗凉虾差不多吧。
“爸爸，我不知道你受得受不了。”
在桑拿房门口，我回过头问。
“试一下嘛。”他说。终于不再像孩子，而是像那个强行让社员不分白天黑夜和他一起修水库的生产队长。
刚进去时，热得受不了，但坚持下来后就没事了。我大汗淋漓，呼吸一下就畅通了。父亲突然笑了笑，他说：“高家山的人从不洗澡，连脸也不洗，因为缺水。干活回家后用柴灰把脏的地方擦一下，擦干净后就上床睡觉。如果叫他们到这里来蒸一下，说不定能蜕下一个人样的空壳儿。”
“修水库那年，你自己也用灰擦脚吧？”
“我是跟高家山那些入学的。”他笑着辩解。
说到高家山，我想起一件事。
“那一百斤谷种到底怎么回事？我不相信真是高家山那个‘二狼神’偷的。”
我和他沿街走了十来分钟，我问他累不累，能不能走。他点了点头，脸上没有任何表情。我暗想还是该打车，虽然不远，但他毕竟是病人。要过马路了，我告诉他小心，等红灯停了再走。他说我晓得。我盯着交通灯，绿灯一亮我便赶紧去扶他，侧身一看，父亲不见了。我忙退到一边，给急着过马路的人让道。等身边的人走开后，我一眼就看见了他，他正半举着右手沿着街边走，他怕过马路还是生气了？我追上去，只见他把右手在一棵香樟树上蹭了两下，两只手互相蹭了一下，然后就倒了回来。原来是揩鼻涕。在乡下就是这样的，擤了鼻涕不是顺手揩在柱子上就是揩在解放鞋的后帮上。不是专门给你准备了一包纸巾吗？我正想责备他，他已经走到我面前，带着朴实的笑容说：“那棵香樟好大，冉姓坝都看不到那么大的香樟了。”我告诉他，这些大树都是几年前从乡下挖来的，它们并不是在城里长大的。
父亲的病是肾结石，太大了，已经不能用碎石机击碎排出，只能开刀。按照医生描述，那颗可恶的石头有半斤重的土豆那么大，形状不规则，把肾顶变形了，并且已经发炎了。手术后起码半个月不能洗澡，所以我特地安排他在手术的前一天好好洗一下。当然我也不想让医生闻到他身上那股牲口味和泥土味。由于多年跟牲口和泥土打交道，牲口味和泥土味已经和他融为一体了，不是一次就能洗掉的，洗一下总比不洗好。
我在吧台买票时，父亲像小孩一样紧紧跟在我身后，看着我数钱。他已经猜出大概数目，但他仍然认真地问多少钱。我告诉他两个人一百三十六元。他说：“这么贵呀。”我说我也不常来。他说，洗个澡都要这么多钱，不如在家自己烧水洗。这才是他想说的话，不把自己对钱物的尊重表达出来，就会产生一种负罪感似的。
脱衣服的时候，父亲提着他的短裤不放，对那些赤条条地不知害羞地走来走去的人连看也不敢看。我劝他，还是脱了吧。他的短裤实在太难看了，一定是母亲给他缝制的，不是我们穿的仅仅遮住那个地方的裤衩，而是一条围着整个臀部的白布大口袋。白布上全是皱褶和黑点。由于裤腰带早已失去弹性，所以他不得不紧张地用手拽着。平时将一边拉过去，将另一边超过来再用裤腰带紧紧拴住，为了避免掉下去，从裤腰上翻下二寸长，像咸菜坛的反檐盘子。他一来我就给他买了两条特大号的裤衩，他穿了一次就脱下来了，说勒得太紧了，很不舒服。
浴室里蒸气腾腾，我在前面带路，父亲用一只手抚着****跟在后面。连我也觉得好笑。我想起小时，他把剃头匠请到家里来，剃完头后把我们的脑袋强行按在脸盆里，一边打肥皂一边大骂，一边用他那粗大的手把我们的头抠得生疼。那么，我现在也差不多是把他强行按在澡堂里了。
泡进浴池，他终于轻松了一点。一共有三个池子，一个普通大池，一个高温池，一个漂着花瓣的药池。很少有人到那两个池子里去，它们成了一种提高这个浴室档次的摆设。我和父亲一样，泡进去后就不希望有人加进来，但这是不可能的，总是不时有人进来，有人爬上去。一旦有人进来，父亲就老老实实地坐在水里一动不动，花白的湿淋淋的头发可怜巴巴地保持着某种尊严。一旦池子里只剩下我们俩，他便像调皮的孩子一样东张西望。他说：“冉姓坝的人恐怕还没有谁进过这么高级的澡堂。”但是他掰指头一算，最近这些年考上大学留在城里工作的有五个人，有一个在成都，两个在上海，两个在深圳，都是比所在的贵阳繁华得多的大城市，这五个人让他一下失去了信心。
他说，这福气也不是人人都可以享受的，有的人，有条件享受也享受不了。有一个姓孔的老汉去儿子那里玩，儿子用三七炖肉给他吃，他受不住那样的大补，流了好几碗鼻血。
尽管这多半是传说，但冉姓坝的农民却能够正确地理解它，因为这不关三七的事，而是关涉是什么虫虫啃什么木料，什么牲口拴什么槽头的问题，这是命运的问题，这是你来自哪块土地就得遵循那块土地的生活，而不是越出界线去享受的问题。
说起孔老汉，父亲意犹未尽。我知道他要说那个已经说了几十遍的故事，但我没有阻止他。据说孔老汉的儿子告诫他爹，不能乱丢烟蒂乱吐痰。孔老汉这天独自上街，在半路上裹了一杆烟子叶，烟杆放嘴上后就不敢取下来，因为一取下来烟灰就要掉下去，他只能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地慢慢行走，让摇摇欲坠的烟灰继续保持在已经熄灭的烟锅上，牙齿像钳子一样锁住烟嘴以免滑落，舌头像掌舵一样把住烟杆以免左右摆动。回家后他说他再也不想上街了，牙松了腮帮肿了眼睛花了。冉姓坝人添油加醋地说他终于取下烟杆时口水线牵出好几里长，就像牵了一根广播线。
我暗想，幸好你揩鼻涕的事没有外人知道，要不然同样会编排你的故事。
泡了一会儿，我问他感觉如何，他说刚开始有点闷，现在好些了，头上开始冒汗了。我去叫了两瓶矿泉水进来。我叫他把水放在池子里温一会儿再喝，别喝凉水。他担心地问，这水会不会增加他的肾结石。我说不会，你放心好了。自从查出结石，他就对所有的汤和水都起了疑心，有时候那种疑心简直到了做作和虚伪的地步。昨天我带他去吃羊肉粉，吃完后他像乖孩子一样征求我的意见：“我想喝口汤，不晓得喝得不。”我说你喝呀。他为难地说：“我怕喝了长结石。”我说：“没关系，你喝吧。”
那天他自己打电话把检查结果告诉我弟弟，弟弟说：“肯定是你喝水喝得太多了，结石不就是水垢吗？”
他问我是不是这样，我告诉他，结石的成因到现在还没研究清楚，和遗传、饮食习，贯、水质都有关。我说：“你不是喝水喝得太多了，你是流汗流得太多了，汗流出来，水里的东西留在体内，天长日久，变成了一块石头。”他骄傲地接受了我的解释，不过这是真的，他为了我们，为了我们家，流了多少汗呀。
我叫他在池子里等我，我去桑拿房蒸一下，我有点感冒，蒸一下好得快些。他说行，你去吧。但我看出那种小孩子没有大人的无助感。我说，要不一起去吧，去试一下。他笑着问那是什么地方，我说去了就知道了。
我十岁那年，父亲带我去赶场。离冉姓坝最近的乡场也有十五公里，所以赶场是一件大事。那天他给我买了一碗“凉虾”。这是一种夏天里吃的食物，将米羹做成蜂蛹状，让它们漂浮在蜂糖水里，既解渴又解饱。太好吃了，我没有像坐我对面的小姑娘那样翘着兰花指一汤勺一汤勺地往嘴里喂，我一口气就喝了个底朝天。出乎预料地，父亲问我要不要再来一碗。他和母亲经常告诫我，街上买的东西，吃个稀奇就行了，用不着吃饱，吃饱太费钱了。可他居然大方地问我要不要再来一碗。我担心地问：“你还有钱吗？”他说：“有，你吃吧。”他说这句话时的表情我记不得了，但他说这几个字的声音我依然记得：豪爽、慈爱。几十年过去了，这声音在我心里扎下了根。当他问我桑拿房是什么地方时，表情也和我当初问他有没有钱再买一碗凉虾差不多吧。
“爸爸，我不知道你受得受不了。”
在桑拿房门口，我回过头问。
“试一下嘛。”他说。终于不再像孩子，而是像那个强行让社员不分白天黑夜和他一起修水库的生产队长。
刚进去时，热得受不了，但坚持下来后就没事了。我大汗淋漓，呼吸一下就畅通了。父亲突然笑了笑，他说：“高家山的人从不洗澡，连脸也不洗，因为缺水。干活回家后用柴灰把脏的地方擦一下，擦干净后就上床睡觉。如果叫他们到这里来蒸一下，说不定能蜕下一个人样的空壳儿。”
“修水库那年，你自己也用灰擦脚吧？”
“我是跟高家山那些入学的。”他笑着辩解。
说到高家山，我想起一件事。
“那一百斤谷种到底怎么回事？我不相信真是高家山那个‘二狼神’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