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问大表哥最近怎么样,他叹了口气,说:“地里的,屋里的,一年四季都是那些活,没什么区别。”他用软弱的、黯淡的眼光看一眼轻声打鼾的父亲,红着脸说:“你不晓得……以前他们有事都要叫我的,现在不叫我了,叫得少了。”
“他们”指的是村里人。

“为啥不叫你?”

“还不是爹,他把好多人得罪了。该管的管,不该管的也管。”

他的意思是,以前别人家的活干不过来就来叫他,他话不多,脾气又好。这在其他人的眼里并不是一件好事,可舅舅得罪的人太多了,他们不再叫他了,他有些失落。

“有人来找他,和他吵架吗?”

大表哥笑了一下:“哪个敢找他!他们知道他的脾气,不安逸的事只和我说,不会和他说。”他摇了摇头,“早晓得他那么爱管闲事,我当初就不应该让他上树。”

“可他呆在家里也不行呀。他现在的心情不是比以前好多了吗?”

“这倒也是。”大表哥同意道,“不该管的不要管就好了。”

“他哪里分得清哪些该管,哪些不该管。换成你,恐怕也分不清吧。”

“可他越管越宽了。”大表哥不紧不慢地表示同意。

“要是下雨天上不了树,他对哪个都看不惯,就像那雨是我们叫它下的,是我们这些人不准他到树上去。这是天家的事呀先人。硬是烦得很。”大表嫂对我说。看得出,她对公公的不满远不止这些。

“人老了嘛。”大表哥嘟囔道,“活一年是一年。”

“放心,他会长命百岁的,一到树上就眉开眼笑的高兴得很,说不定我们都死了他都还在树上。”大表嫂阴阳怪气地说。

大表哥逆来顺受地看了老婆一眼,叹了口气,想说什么,但什么也没说。

“以前还编个筐卖点钱打零花,现在筐也不编了。要说哪个心头安逸,那是不可能的。家务事那么多,腿不行么手没有问题嘛。一天拿起个喇叭管别人的闲事。吼饿了比干活的人还吃得多!”

我假装什么也没听见,但脸上的不悦已经藏不住了,她也太放肆了。

“摊上这样的老人,我们对他算好的啰,吃的穿的,从没瞒过他。沙田湾那家,你晓得不哇,那个老太婆,已经老之不堪了,爱抽叶子烟,爱喝酒。叶子烟是她自己种的,老了,锄头举起来拐几个弯才挖下去,锄板不往土里钻。土挖得浅,又没力挑粪淋,长得死瘪瘪的。就这点烟,儿子还和她抢着抽。那个挨刀的,又懒又馋。他要是在街上打点酒,还没到家就喝完了,一滴也不给老娘留。还是姑娘心疼娘,十天半月的打一斤送去,叫老娘喝两口后藏起来。枕头底下,门旮旯,灰堆里都藏过,可哪里藏得住呀,每次都被那个挨刀的找到了。”

这时舅舅突然醒来,大声问:“藏啥子呀藏不住。”

他把我们都吓了一跳。

“啥子也没藏,我在给表弟摆龙门阵。”大表嫂笑着说。

舅舅保持着尊严,不紧不慢地吩咐:“等我死了,你们不要把我埋到地里,你们把我挂到树上,这样竹儿回来的时侯我就可以看见。”

大表哥和大表嫂愣了一下,随即眼圈红了。竹儿是大表哥的女儿,几年前跟一个能说会道、收集民间歌谣的人走了,至今杳无音信。

隔日早晨,我离开了冉姓坝。太阳还没起来,薄雾在山涧飘荡。公鸡嘹亮的叫声在村舍里如同老友道别。公鸡叫的是“各哥喔的各哥喔哟”,我听着像是在问“什么时候回家来哟”。

我穿过田野到公路上去等车,脚下深沉的土地发出的深重气味让我接连打了几个喷嚏。我无论到了哪里也牵挂着的这个地方,似乎总是在痛苦与烦扰的边缘徘徊,被某种焦虑催促得步履蹒跚。我从不觉得这里有多么美,但这里的一切总是让我心疼。每次回来都觉得索然寡味,一旦离开却又朝思暮想。

几个月后的一天,我正在上课,手机震得我大腿麻酥酥的,我毫不犹豫地把它掐掉,不一会儿又震起来,我连掐五次也没掐掉,只好到教室外面去接,居然是大表哥打来的。他带着哭腔说,舅舅惹祸了,镇政府准备把他告上法庭,我如果不去帮他,恐怕舅舅就要坐牢了。

下课后,我往老家打了几个电话,把事情的来龙去脉搞清楚了。

并不复杂,镇政府搞招商引资,引来一个餐饮娱乐项目。投资方看中了银鱼水库,山上树木葱郁,山下碧波荡漾,离公路又近。香溪镇是辣椒集散地,从第一个红辣椒出来那天开始,上万商贩蜂拥而来。香溪镇本来就是个大镇。两年前一个叫纸房的地方因为开采金矿,把山沟里的人全都迁到镇上来了,每家一笔不菲的搬家费,那些年轻人也是敢花钱的主。在离香溪仅两公里的地方搞一个集吃、喝、玩、乐于一体的山庄,应该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工程还没动工,水库下面先立了一块巨大的牌子。画面气势恢弘,湖光山色的前面坐着两个帅气的男士,一位身着运动服,脖子上挂着毛巾,看样子刚打完球回来,桌子上摆着网球拍。另一个年纪稍大,身披浴巾,煞有介事地指着画面之外的某个地方。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三位身着薄纱笑容可掬的姑娘托着盘子,盘子里是诱人的玉液琼浆和颜色鲜艳的水果。她们的****清晰可见,也像两粒熟透的水果。远景一半是水一半是山,水边,举止优雅的男女在别墅似的建筑物下面漫步。画面左边压在云彩上有四个飞翔的大字:银鱼山庄。

舅舅离广告牌不算近,可通过望远镜里,画布上因分辨低出现的布纹格子也能看见。他以为是放电影,电影队已经二十多年没有下乡了,他很激动。用喇叭叫大家早点吃晚饭,吃好了扛板凳去银鱼水库占位置看电影。他对那三个什么也没穿似的女子不大习惯,但他完全能够正确理解,虽然我不知道他到底是如何理解的。

大表哥解释了好几次,舅舅才相信那不是放电影。几天后,当挖掘机、推土机开到大坝下面,为破土动工作准备,据说一旦上马,将有十倍的机械和车辆开进来。

舅舅很不喜欢这事,他立即用喇叭和望远镜进行抗议。他的抗议辞倒没什么特别的,无非是“哪个敢在银鱼水库挖一锄就是挖他自己的祖坟。”“修水库的时候你们抬过一筐泥吗?打过一次夯吗?现在说修山庄就修山庄,哪个给你们的权利呀?”“反正我没有双脚都活了几十年了,早就活够了,你们要在银鱼水库埋人先埋我吧就,我冉广贵不要这条老命了。”如此之类的昏天漫骂和夸大其词的警告。如果没有喇叭,即使站在推土机前面骂出这些话人家也可以不理他,用上喇叭就不一样了,喇叭把他的声音扩大十倍,他的声音传出去又被山坡挡回来,在村子上空回荡。加上他又有的是时间,只要看见推土机旁边有人他就骂,管他是镇里来的干部还是看他稀奇的村民。

冉姓坝人把开口说话叫开腔,但舅舅宁愿把它理解成开枪。“别人不开枪我不能不开枪!”他理直气壮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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