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爆发之后，最早独立的十二个省中有十个省的咨议局都担当了发动与组织的角色，其实清王朝半壁江山的变色与革命派没有直接关系，左右各省咨议局的立宪派士绅阶层才是促成辛亥革命的主要政治力量。
作为在野少数派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或曰革命党的点火播种作用在立宪派士绅阶层领导和推动的以城市为中心的群众运动基础上终成燎原之火，正是革命党和立宪派士绅阶层双方的联合，摧毁了清王朝的皇权统治。
可以说，清末新政、立宪运动以及辛亥革命的产生和发展是清政府、立宪派士绅阶层、革命党三方不断对抗、联合、分离的博弈产物。
三方政治势力中，清政府与革命党的实力悬殊，以至于革命党不得不以暗杀等恐怖手段与硕大无朋的清政府进行不对称对抗，显然在三方博弈中立宪派士绅阶层的政治取向又决定了新政和革命的成败。
自1840年清政府被英国打败之后，痛感国势衰败的清朝统治者便自觉不逢觉得被迫走上近代化道路，此后的70年时间里清政府，有选择地学习西方，并且在很短的时间里取得不小实效。
洋务新政的主旨是富国强兵，使中国短时间内几乎超越了一个时代，为清政府之的一系列改革积累丰富的物质基础，但清政府却被这此傲世天下经济成绩，遮盖了双眼，放缓了改革，特别是政治改革的步伐。
从某种角度上说，稍晚发生的甲午战争、庚子之变，与其说是对清政府之前改革的否定。倒不如说是催化了清政府的新政改革，自此清末新政开始从经改走向政改，虽然这种进步与觉醒依然是被动的、迟到的，而清政府幡然醒悟之后，为了自救而进行的政改又催生了以立宪派面目示人的新型士绅阶层的出现与觉醒，导致了立宪运动的出现。
新政是清政府自己推行的改革。大致包括从体制内各项改革到体制本身改革即预备立宪的两个阶段，立宪运动则是立宪派士绅阶层领导的宪政改革运动，虽然其兴衰起落与新政尤其是预备立宪有着直接的关联，但是二者并不完全是一回事。
大体而言，代表士绅阶层利益的立宪派士绅阶层总是走在清政府的前面，在推动立宪详运动的同时，也推动了清政府的新政进入政治改革阶段，而清政府以新政之名而进行的政改总是在自觉与不自觉地被立宪派士绅阶层牵引前进。
在庚子事变中逃亡西安的清政府于内外交困之中被迫发布新政改革上谕，从此揭开了清末新政的序幕。
在清政府新政改革的过程中。科举制度的废除，断绝了传统士人的晋升阶梯，不少旧士绅转向新式教育，新式学堂的骤兴与留学风潮的高涨，为他们开辟了接受新知识、新思想的便利渠道，旧士绅由此开始向近代新式知识分子转化。
在这些正在向新式知识分子转化的士绅中，又有不少人积极投身于兴办工商实业的热潮中，而成为近代新式商人与实业家。
就这样形成了一个相当数量的绅商群体。这个群体在取得一定的经济地位之后，便很自然地开始谋求政治上的发展。立宪政治是他们的理想追求，而所谓立宪派实际上就是绅商群体的政治代言人，是作为中国历代统治基石的传统士绅阶层的进化模式，具有天然的左右国家政治走向的强大属性。
与此同时，经过戊戌变法的思想洗礼和庚子之变国难磨砺的清政府体制内人士，也逐步意识以宪政改革为核心的新政势在必行。视新政为巩固皇权，永保社稷的灵丹妙药。
五大臣出洋考察列国宪政，归国之后，在回答慈禧的询问时，明确主张立宪。效法日本，大臣戴鸿慈、端方不仅当面告诉慈禧立宪利国利民，而且联名上《请定国是以安大计折》，提出宪政变革的初步方案。
一时间，在清政府自上而下的推动之下，立宪思想陡然成为潮流，立宪派也就在此立宪思潮滚动的过程中成为一个颇具社会影响的政治派别。
在立宪派士绅阶层成为清末重要的政治势力之后，觉醒的新型士绅们便以立宪运动为口舌，大力鼓吹立宪思潮，发出自己的政治声音，在推动了清政府进行预备立宪的同时，竭力维护自身的权益。
对于体制内一般的各项改革，立宪派士绅阶层与清政府之间并没有太多的分歧，他们的矛盾冲突主要表现在宪政改革方面。
清政府与立宪派士绅阶层虽然都主张君主立宪，但是清政府选择了日本模式，而立宪派士绅阶层则更倾向于英国模式。
在清政府看来日式立宪模式，皇帝的权威至高无上，内阁对皇帝负责，议会由皇帝控制，宪法由皇帝钦定，其基本精神是君权至上，更有利于维护清政府的利益。
立宪派士绅阶层所中意的英式立宪模式，虽然承认君主的权威合法性，但是主张对君主的权力予以应有的限制，内阁只对国会负责而不对君主负责，宪法由内阁与国会协定，即由政府起草，交议院协赞。
立宪派士绅阶层认为，内阁与国会是宪政的根本，立宪派士绅阶层是要以国会与内阁来削弱君权，以实现自己参与国家政权的愿望，维护和扩展自己所代表的新型士绅的权益。
清政府与立宪派士绅阶层士绅为了各自的权力与利益而选择了不同的立宪模式，双方的矛盾冲突终归是难免的，所以清末新政和立宪的政治体制之争最终化约为权利之争。
清政府与立宪派士绅阶层都认同新政和立宪需要在全国范围内施行宪法政治，但在以何种国家结构治理国家的问题上却存在着巨大的、不可调和的分歧。
简而言之，清政府认为中央集权更有利于宪法政治的实施，有利于其主导的改革的进行与深化，而与之相对应的是，立宪派士绅阶层则主张地方自治的国家结构。认为地方自治才是宪法政治实行和改革继续深入的保障。
暂时放下中央集权与地方自治的优劣与两者谁更适合中国当时的国情不论，可以看出，与清政府与立宪派士绅阶层在立宪模式的争执一样，双方在不同的国家结构取舍上，同样是为了各自的权力与利益，同样是权利之争。
在这一系列的权利之争。清政府和以立宪派士绅阶层为代表的新型士绅们几乎同时发现，在全新的宪法政治下，清政府所代表的皇权与立宪派士绅阶层所代表绅权可以抛弃对方，清政府通过中央集权政策的执行，可以将新教育、新官制等新体制下所培育出的新型知识分子代替旧的官僚体系，甚至有可能结束权不下县的封建国家结构怪圈，进一步收回原本属于士绅们的诸多特权。
而立宪派士绅阶层通过曾经为清政府所推动的地方自治，掌握了一些权力，使士绅们的社会影响增强。成为对政府权威的强有力的制衡力量，并借助这种力量为自身所在的阶层牟取利益的最大化。
当聪明起来的清政府发现以立宪派的面目活跃于新式政坛的新型士绅成为肘制其施政的政治势力之后，便更加紧了实现中央集权的步伐，其中最为具体的表现就是进一步军权把持。
摄政王载沣上台之后，利用手中的权力，大刀阔斧地进了军事改革，改组军事机构，以军咨处、陆军部、海军处等组织。将军权一步步从地方督抚手中集中到中央的陆军部，再由陆军部集中到以自己为核心的皇族亲贵手中。
载沣所代表的清政府的目的就是要将军权牢牢地掌握在清政府的手中。以期形成对实力不断增张的立宪派士绅政治势力的反制衡，通过刚性维稳，将新政改革和立宪运动的进程控制成自己手中，用军队为新政和立宪向更有利于自身的方向推进保驾护航。
然而，满清政府和立宪派士绅阶层背道而驰的利益追求让双方在国家的政治改革中越走越远，然而面对强大的满清政府。立宪派士绅阶层在欲求不满的情况下果断抛弃他们的统治者，与以孙文为首的革命党联合在了一起。
可以说，辛亥革命的最终胜利一方面是袁世凯的纵容，另一方面则是立宪派士绅阶层的倒戈，也正是因为士绅阶层的倒戈使得满清政府在地方上的统治在不足十天的时间轰然倒塌。但成也萧何败萧何，最终夺取辛亥革命胜利果实的也是袁世凯和这些士绅阶层。
就目前中国而言，士绅阶层占有了中国绝大多数的资源，而这些人除了极少数拥有爱国情操之外，大多数都是贪婪无度、自私自利的人，他们一方面在上层社会争权夺利，另一方面用从上层社会争取到的权利残酷剥削下层人民。
对于这次的长沙抢粮风潮，徐卫给他的父亲在电报中说了很多，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坚决不能对这些士绅阶层妥协，满清政府固然是一帮子自私自利的寄生虫，但是这些新兴的立宪派士绅阶层也不是什么好鸟，决计是不容与任何统治者的。
“诸位不用在我这里哭穷，我手里有一张单子，主要是对各位家中存粮的汇总，不知道诸位看看有没有什么误差？”徐麟说着掏出一叠纸张递向王先谦，然后接着说道：“王院长刚才说你家的粮食之前全部被饥民抢光，家中的食用是从亲朋处借来的，但我这份资料里面显示你老在城外的庄园还存有六千石粮食，难道这些粮食都是从别人那里借来的？”
“你竟然派人调查我们王家，简直目无王法！”王先谦接过那份清单，不过三页的清单第一页第一行赫然就是王家的存粮数量和地点，于是对徐麟怒斥道。
“被调查的并不是王院长一人，包括在座的所有人，大家可以看一看这份清单。”徐麟不仅不惧王先谦的怒火，反而将范围扩展到所有的人。
徐麟给王先谦的清单记录的非常简单，无非是谁家存有多少的粮食，并且存在哪里，拿到单子的王先谦很快就从第一张的第一行找到的自己的位置，其记载之详细已经精确到升，完全不比他账房的清单差到哪里。
王先谦看了一眼就递给坐在自己下首的人，这样一番传递下来，这一份不过三页、记载了近五十人的详单很快就被在座的所有人都看了一遍。
“徐贤侄，就算我们家中有粮食，我们不想出售，也不想借出，你总不能明抢吧。”王先谦的语气相当的不快。
“就是，你们徐家这是什么意思！”其他的人看到王先谦率先发难，也跟着怒斥道。
“不瞒诸位，不管你们同意不同意，为了长沙数十万的饥民，徐某这次借粮是借定了！”徐麟看着下面群情激奋的情况，也收起了自己的笑脸，非常强势的说道。
“徐麟，这长沙不是你们徐家的长沙，官府还管不得我们借不借粮，你们徐家凭什么强制借我们的粮食？”一直与王先谦保持共同进退的叶德辉在会议桌上狠狠地拍了一下，站起来对徐麟训斥道。
“我便强制借你们的粮食你们又能怎么样！”徐麟在将这份请帖送到各家的时候就已经做好了与长沙士绅决裂的准备，现在面对叶德辉的指责，也勃然大怒道：“我现在就讲话给诸位放在这里，明天我会派人向各家去借粮，但凡有敢阻拦不借的，不要怪我徐麟不让你们在长沙立足！”
“徐麟，你这样做可是要与我们长沙所有的士绅为敌，老夫劝你要想清楚。”王先谦非常恼怒的对徐麟说道。
“为了长沙数十万饥民，我们徐家不惜与任何人为敌！”徐麟在这些代表着长沙士绅界最顶层的士绅们的身上扫视了一边，坚定地说道。(未完待续。)
作为在野少数派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或曰革命党的点火播种作用在立宪派士绅阶层领导和推动的以城市为中心的群众运动基础上终成燎原之火，正是革命党和立宪派士绅阶层双方的联合，摧毁了清王朝的皇权统治。
可以说，清末新政、立宪运动以及辛亥革命的产生和发展是清政府、立宪派士绅阶层、革命党三方不断对抗、联合、分离的博弈产物。
三方政治势力中，清政府与革命党的实力悬殊，以至于革命党不得不以暗杀等恐怖手段与硕大无朋的清政府进行不对称对抗，显然在三方博弈中立宪派士绅阶层的政治取向又决定了新政和革命的成败。
自1840年清政府被英国打败之后，痛感国势衰败的清朝统治者便自觉不逢觉得被迫走上近代化道路，此后的70年时间里清政府，有选择地学习西方，并且在很短的时间里取得不小实效。
洋务新政的主旨是富国强兵，使中国短时间内几乎超越了一个时代，为清政府之的一系列改革积累丰富的物质基础，但清政府却被这此傲世天下经济成绩，遮盖了双眼，放缓了改革，特别是政治改革的步伐。
从某种角度上说，稍晚发生的甲午战争、庚子之变，与其说是对清政府之前改革的否定。倒不如说是催化了清政府的新政改革，自此清末新政开始从经改走向政改，虽然这种进步与觉醒依然是被动的、迟到的，而清政府幡然醒悟之后，为了自救而进行的政改又催生了以立宪派面目示人的新型士绅阶层的出现与觉醒，导致了立宪运动的出现。
新政是清政府自己推行的改革。大致包括从体制内各项改革到体制本身改革即预备立宪的两个阶段，立宪运动则是立宪派士绅阶层领导的宪政改革运动，虽然其兴衰起落与新政尤其是预备立宪有着直接的关联，但是二者并不完全是一回事。
大体而言，代表士绅阶层利益的立宪派士绅阶层总是走在清政府的前面，在推动立宪详运动的同时，也推动了清政府的新政进入政治改革阶段，而清政府以新政之名而进行的政改总是在自觉与不自觉地被立宪派士绅阶层牵引前进。
在庚子事变中逃亡西安的清政府于内外交困之中被迫发布新政改革上谕，从此揭开了清末新政的序幕。
在清政府新政改革的过程中。科举制度的废除，断绝了传统士人的晋升阶梯，不少旧士绅转向新式教育，新式学堂的骤兴与留学风潮的高涨，为他们开辟了接受新知识、新思想的便利渠道，旧士绅由此开始向近代新式知识分子转化。
在这些正在向新式知识分子转化的士绅中，又有不少人积极投身于兴办工商实业的热潮中，而成为近代新式商人与实业家。
就这样形成了一个相当数量的绅商群体。这个群体在取得一定的经济地位之后，便很自然地开始谋求政治上的发展。立宪政治是他们的理想追求，而所谓立宪派实际上就是绅商群体的政治代言人，是作为中国历代统治基石的传统士绅阶层的进化模式，具有天然的左右国家政治走向的强大属性。
与此同时，经过戊戌变法的思想洗礼和庚子之变国难磨砺的清政府体制内人士，也逐步意识以宪政改革为核心的新政势在必行。视新政为巩固皇权，永保社稷的灵丹妙药。
五大臣出洋考察列国宪政，归国之后，在回答慈禧的询问时，明确主张立宪。效法日本，大臣戴鸿慈、端方不仅当面告诉慈禧立宪利国利民，而且联名上《请定国是以安大计折》，提出宪政变革的初步方案。
一时间，在清政府自上而下的推动之下，立宪思想陡然成为潮流，立宪派也就在此立宪思潮滚动的过程中成为一个颇具社会影响的政治派别。
在立宪派士绅阶层成为清末重要的政治势力之后，觉醒的新型士绅们便以立宪运动为口舌，大力鼓吹立宪思潮，发出自己的政治声音，在推动了清政府进行预备立宪的同时，竭力维护自身的权益。
对于体制内一般的各项改革，立宪派士绅阶层与清政府之间并没有太多的分歧，他们的矛盾冲突主要表现在宪政改革方面。
清政府与立宪派士绅阶层虽然都主张君主立宪，但是清政府选择了日本模式，而立宪派士绅阶层则更倾向于英国模式。
在清政府看来日式立宪模式，皇帝的权威至高无上，内阁对皇帝负责，议会由皇帝控制，宪法由皇帝钦定，其基本精神是君权至上，更有利于维护清政府的利益。
立宪派士绅阶层所中意的英式立宪模式，虽然承认君主的权威合法性，但是主张对君主的权力予以应有的限制，内阁只对国会负责而不对君主负责，宪法由内阁与国会协定，即由政府起草，交议院协赞。
立宪派士绅阶层认为，内阁与国会是宪政的根本，立宪派士绅阶层是要以国会与内阁来削弱君权，以实现自己参与国家政权的愿望，维护和扩展自己所代表的新型士绅的权益。
清政府与立宪派士绅阶层士绅为了各自的权力与利益而选择了不同的立宪模式，双方的矛盾冲突终归是难免的，所以清末新政和立宪的政治体制之争最终化约为权利之争。
清政府与立宪派士绅阶层都认同新政和立宪需要在全国范围内施行宪法政治，但在以何种国家结构治理国家的问题上却存在着巨大的、不可调和的分歧。
简而言之，清政府认为中央集权更有利于宪法政治的实施，有利于其主导的改革的进行与深化，而与之相对应的是，立宪派士绅阶层则主张地方自治的国家结构。认为地方自治才是宪法政治实行和改革继续深入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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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系列的权利之争。清政府和以立宪派士绅阶层为代表的新型士绅们几乎同时发现，在全新的宪法政治下，清政府所代表的皇权与立宪派士绅阶层所代表绅权可以抛弃对方，清政府通过中央集权政策的执行，可以将新教育、新官制等新体制下所培育出的新型知识分子代替旧的官僚体系，甚至有可能结束权不下县的封建国家结构怪圈，进一步收回原本属于士绅们的诸多特权。
而立宪派士绅阶层通过曾经为清政府所推动的地方自治，掌握了一些权力，使士绅们的社会影响增强。成为对政府权威的强有力的制衡力量，并借助这种力量为自身所在的阶层牟取利益的最大化。
当聪明起来的清政府发现以立宪派的面目活跃于新式政坛的新型士绅成为肘制其施政的政治势力之后，便更加紧了实现中央集权的步伐，其中最为具体的表现就是进一步军权把持。
摄政王载沣上台之后，利用手中的权力，大刀阔斧地进了军事改革，改组军事机构，以军咨处、陆军部、海军处等组织。将军权一步步从地方督抚手中集中到中央的陆军部，再由陆军部集中到以自己为核心的皇族亲贵手中。
载沣所代表的清政府的目的就是要将军权牢牢地掌握在清政府的手中。以期形成对实力不断增张的立宪派士绅政治势力的反制衡，通过刚性维稳，将新政改革和立宪运动的进程控制成自己手中，用军队为新政和立宪向更有利于自身的方向推进保驾护航。
然而，满清政府和立宪派士绅阶层背道而驰的利益追求让双方在国家的政治改革中越走越远，然而面对强大的满清政府。立宪派士绅阶层在欲求不满的情况下果断抛弃他们的统治者，与以孙文为首的革命党联合在了一起。
可以说，辛亥革命的最终胜利一方面是袁世凯的纵容，另一方面则是立宪派士绅阶层的倒戈，也正是因为士绅阶层的倒戈使得满清政府在地方上的统治在不足十天的时间轰然倒塌。但成也萧何败萧何，最终夺取辛亥革命胜利果实的也是袁世凯和这些士绅阶层。
就目前中国而言，士绅阶层占有了中国绝大多数的资源，而这些人除了极少数拥有爱国情操之外，大多数都是贪婪无度、自私自利的人，他们一方面在上层社会争权夺利，另一方面用从上层社会争取到的权利残酷剥削下层人民。
对于这次的长沙抢粮风潮，徐卫给他的父亲在电报中说了很多，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坚决不能对这些士绅阶层妥协，满清政府固然是一帮子自私自利的寄生虫，但是这些新兴的立宪派士绅阶层也不是什么好鸟，决计是不容与任何统治者的。
“诸位不用在我这里哭穷，我手里有一张单子，主要是对各位家中存粮的汇总，不知道诸位看看有没有什么误差？”徐麟说着掏出一叠纸张递向王先谦，然后接着说道：“王院长刚才说你家的粮食之前全部被饥民抢光，家中的食用是从亲朋处借来的，但我这份资料里面显示你老在城外的庄园还存有六千石粮食，难道这些粮食都是从别人那里借来的？”
“你竟然派人调查我们王家，简直目无王法！”王先谦接过那份清单，不过三页的清单第一页第一行赫然就是王家的存粮数量和地点，于是对徐麟怒斥道。
“被调查的并不是王院长一人，包括在座的所有人，大家可以看一看这份清单。”徐麟不仅不惧王先谦的怒火，反而将范围扩展到所有的人。
徐麟给王先谦的清单记录的非常简单，无非是谁家存有多少的粮食，并且存在哪里，拿到单子的王先谦很快就从第一张的第一行找到的自己的位置，其记载之详细已经精确到升，完全不比他账房的清单差到哪里。
王先谦看了一眼就递给坐在自己下首的人，这样一番传递下来，这一份不过三页、记载了近五十人的详单很快就被在座的所有人都看了一遍。
“徐贤侄，就算我们家中有粮食，我们不想出售，也不想借出，你总不能明抢吧。”王先谦的语气相当的不快。
“就是，你们徐家这是什么意思！”其他的人看到王先谦率先发难，也跟着怒斥道。
“不瞒诸位，不管你们同意不同意，为了长沙数十万的饥民，徐某这次借粮是借定了！”徐麟看着下面群情激奋的情况，也收起了自己的笑脸，非常强势的说道。
“徐麟，这长沙不是你们徐家的长沙，官府还管不得我们借不借粮，你们徐家凭什么强制借我们的粮食？”一直与王先谦保持共同进退的叶德辉在会议桌上狠狠地拍了一下，站起来对徐麟训斥道。
“我便强制借你们的粮食你们又能怎么样！”徐麟在将这份请帖送到各家的时候就已经做好了与长沙士绅决裂的准备，现在面对叶德辉的指责，也勃然大怒道：“我现在就讲话给诸位放在这里，明天我会派人向各家去借粮，但凡有敢阻拦不借的，不要怪我徐麟不让你们在长沙立足！”
“徐麟，你这样做可是要与我们长沙所有的士绅为敌，老夫劝你要想清楚。”王先谦非常恼怒的对徐麟说道。
“为了长沙数十万饥民，我们徐家不惜与任何人为敌！”徐麟在这些代表着长沙士绅界最顶层的士绅们的身上扫视了一边，坚定地说道。(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