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1933年里，南京国民政府的日子很不好过。虽然和苏区红军“和谈”成功，双方基本维持了全年无大的战事，但自己统治区内的经济却一塌糊涂。
他们遭遇的，是通货紧缩的问题，市面上的白银大量地流失，以及市场上伪（蟹）钞滥导致法币的急剧贬值。
在1932年六月开始，林汉就通苏区和安插在上海的特工人员，开始秘密地使用自己的工厂印制的各国伪（蟹）钞。
首先开始使用的是防伪手段较弱的美元，其次是日元。
从穿越后不久，穷疯了的汉娜与林汉很早就开始打起了印制假（蟹）钞的主意。以二战前各国的的技术水平，一个国家想要完美无缺地大规模印制另一个国家的钞票，并非那么容易的事。
但对林汉和汉娜这对不科学存在的来说，有他们两人的帮忙，却是印制别国的钞票，却是比较容易的一件事。
二战时，日元的防伪水平，主要靠的是所谓的“无法伪造的三桠皮”。由于三桠皮的纤维柔韧性极好，所以日元能在水印清晰度上做到极致，而不必太多考虑水印清晰度和钞纸耐用程度的平衡。也使得日元纸币色泽偏黄、厚实挺括、水印清晰。
但对林汉来说，日本人在纸张上的防伪手段更不是问题。
首先，印钞的模版对两人来说就根本不是问题。控制精确到原子级别能力的二人，可以轻松制作出和原版无一丝一毫差别的印钞模版。
（注：其实日元的印制模版防伪度不乍样，历史上炮党从美国采购纸张油墨和机器,印刷出来的日圆比真日圆还真,幸好日本禁止日圆在中国大陆和满洲国流通，他们在大陆发行的军票和联合储备券，甚至被炮党制造的假货逼得三个月换一次钞。）
至于印钞的油墨配方问题。只要有耐性，一点一点地去调试配制。时间够长，还是可以得到色度、光亮度和原版相差微小的油墨配方，更何况汉娜和林汉在这方的把关能力同样远超常人的眼睛。
至于制造日元的特种纸原料的“三桠皮”。这个时代外国人不知道，但林汉这个穿越者却非常清楚——这还是得感激无数写民国文的作者。他们在文章中对日元的制造过程有详细的描述，帮林汉扫了盲解了迷，纸张这道难关也被轻易地突破。
1932年六月后，林汉和汉娜就开始在偷偷地在中国使用新印制出来的“德版”美元和日元。
这个时代被列国租界分割的上海滩，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国际大都市，非但是远东第一金融中心，而且股票、黄金、外汇等金融市场的规模，全部都雄踞亚洲第一。它不仅是仅次于芝加哥的全球第二大期货交易中心。还是全球最大的黄金现货交易中心，全球第二大的钻石现货交易中心，以及全球三大有色金属定价中心之一。世界各国的著名银行、保险公司等等几乎都在上海落户，而上海也是国民政府收入的重要来源，有着“中国钱包”的美誉……此时的上海确实是世界四大都市之一，与伦敦、巴黎、纽约并列，论繁华富庶甚至要胜过香港、东京和新加坡。
此时中国沿海的各大城市里，日元、英镑、法郎和美元基本上都属于常见流通货币，由于信用高，远比中国各家军阀与银行发行的各种乱七八槽的票子更加靠谱。更受老百姓的信任——历史上北洋政府的钞票，就经常兑现不出银元来，南京国民政府这边也好不到哪儿去。
故而在当时的中国境内。各种外币的市场保有量大得惊人。按照当时的一份粗略调查，仅仅是在中国市面上流通的日元，就超过五亿之多，而这还是在日本占领东北三省，关内反日风潮高涨的情况下。至于英镑和美元在中国市场上的流通数量，恐怕还要更高一些。
为了更好更隐密地花掉这些“钱”，林汉和汉娜使用了多种手段和防范措施。
首先，就是就是上海的几个金融中心里必须有人传递消息，以便能及时把握当地银行对市场上出现的大量伪（蟹）钞的警惕性。早在1931年汉娜在德国的科研人员还在为研制印钞技术而进行“技术攻关”时。在上海的攻关就已开始，英、法、美、日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上海开设的分行办事处。都有职员在他们的“公关”下被买通，随时可以提供银行内部的反馈情报。
1932年六月。第一批“价值”五百万的假美元被送到中国，七月，“价值”一千万的假日元也到达中国。十一月后，“合格”的英镑的也被印了出来。最初，汉娜这伙人首先在上海小规模小批量地使用，用于套购金银等贵重金属，结果市场反映良好。无论是银行还是商户，都没有对这批钞票的真实性产生怀疑。
不过为防万一，汉娜在上海一直都暗藏了一支人数超过五十人的特种部队，装备以芝加哥打字机、狙击步枪为主力武器，单兵火力极其强大，其任务只有一个：一旦有内部人员在套购物资使用假（蟹）币时东窗事发被捕，这支特种部队就负责救人或灭口。所幸的是，由于这批德国制造的美元和日元和真钞的差别微不可察，使用了近一年都没有发生意外。
汉娜和林汉曾将自己印制的假（蟹）钞和真钞，请鉴定专家进行过鉴定，十张假钞和十张真钞混在一起，鉴定专家拿着放大镜看了半天，愣是无法从印刷纹路上分辩出来——在林汉和汉娜的“微控”能力面前，他们自制的印钞模版和真货模版近完没有差别，可以达到原子级别的精确，“误差”仅仅只是原子级别的（等于没有）。唯一可能分辩出来的手段，是得放在试验室里用专业的灯光照射分辩色谱才会判断出差别。但是寻常的银行，哪有用得了这么高精尖的仿（蟹）伪手段。
为防万一。汉娜派往上海的间谍，以美国人的身份在上海注册了多家皮包公司，然后使用自己印制印发的“真钞”。雇佣了一批中国买办，轮流在上海滩的各条商业街和批发市场疯狂扫货。金银贵金属、皮草药材，丝绸布匹，粮食和矿物，几乎是什么商品都收购。
贵金属和矿物被运回德国给德国的战争机器输血，皮草药材，丝绸布匹还有粮食，则在中国进行内部交易消化进行“洗（蟹）钱”，有的出售给市场以金银的形式收回再运回德国。有的则直接做为援共物资送给江西红军，而有的则拿来贿赂从中吃拿卡要的炮党官员和地方大大小小的军阀。而到了1933年，六月，当红军取得了福建的出海口后，汉娜在上海开设的皮包公司，用假钞收购来大量的粮食和药材，装上轮船掉头南下，直接就在福建东山港停靠，转手送给红军。
另一方面，江西苏区的红军也是“德版”美元、日元、英镑的使用大户。赣州围城时。红军就是大撒钞票，使用林汉提供的“外汇”从守军中大肆收购枪枝、子弹甚至火炮和炮弹。不过在使用“外汇”这一点上红军还算有节操，基本上都是用来贿赂“防守悍将”马司令。至于底层的守军官兵，红军主要是使用德国“帮忙”印制的，南京国民政府发行的法币来收购对方手中的武器弹药。
南京国民政府发行的法币的防（蟹）伪能力比日元还要糟糕，纸质和印刷质量也不佳，最初德国人印制的，反而因为质量“太好”而无法使用，后来有意降低了质量后才印出了完美的法币。
1932年下半年到1933年上半年，大笔日元、英镑、美元钞票滚滚涌入上海滩，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上海的失业率。促进了上海市场的经济繁荣，增长了有关当局的税收。南京国民政府在被江西苏区红军一顿痛打。丧师无数的情况下，为了恢复实力。军费开支疯狂暴涨，财政所以没有破产，除了英美的支援外，也离不开汉娜和林汉“帮忙”制造的虚假繁荣。
当然，由于知道南京国民政府的国库里堆满了自己制造的钞票，希特勒卖给宋子文用来“雪中送炭”的那十万条毛瑟步枪，是要求他用银行转帐的方式付帐的。
这些堪称“完美伪（蟹）钞”一直用到1933年四月和五月，才发生了两起意外。
当时，一位汇丰银行的外国职员，在停业清点货币时，发现了两张编号一模一样的美元，事后告诉经理。
“都是真钞！”
银行里最优秀的假钞鉴别专家拿着这两张钞票比对了半天，又和别的美元进行对比，结果认定这两张都是真钞，但这明显是不可能。
幸运的是，这个经理当时急于下班参加晚上的一个沙龙酒会，把这事暂时搁在一旁准备明天再处理。他的手下的一名职员，是德国收买的卧底，下班后紧急通知了德国人。
德国在上海的负责人拿到这个消息后，当晚就采取行动。特种兵们伏击了那位经理，制造了他酒精中毒而死的“意外”。由于负责人的突然死亡，原定在第二天进行的仓库大盘点也就此不了了之。
第二起意外发生在法国人开设在上海的“巴黎”银行，有职员在结帐盘点时同样发现了两张编号相同的日元，报之上级，不过当时的部门负责人在看到两张“比真钞还真”的“伪（蟹）钞”后，他不想多事，直接吩咐手下“明天把他们发出去用掉”。
于是这事也就这么不了了之，这位“不负责任”的负责人也幸运地保住了一命。
林汉和汉娜疯狂地在中国上海使用假（蟹）外汇套购物资，由于这些假（蟹）币质量好到可以以假乱真的地步，只要能顺利地在全世界流通使用，最后也就是全世界的用户一起承担这种“滥发货币”造成的“量化宽松”的灾难，对南京国民政府的伤害倒是不大。
真正给南京国民政府的财政带来致命一击的，是在当年二月美国的加纳总统宣布美国放弃金本位，以及在当年七月。加纳总统宣布提高白银收购价格，十月份又公布购银法案，即提高银价。禁止白银出口，规定美国的金银储备中银占四分之一。这一系列的政策变动。受美国白银政策的支配，国际银价骤升。
而在这要命的时刻，中国市场市场上流通的白银，由于过去一年里林汉与汉娜疯狂地套购行为，已经大量地流失了——林汉自己估计，1932年下半年到1933年六月这不到一年的时间，他们先后在上海和中国其他地方获得了超过一亿五千万元的银元。
这些银元，一小部分是直接以“印制的外汇”在上海各金融机构兑换的。更多的却是通过收购物资，倒卖周转“洗钱”洗出来的——反正那些“外汇”都是纸，零成本的生意，哪怕是亏本倒卖那也是卖多少赚多少。
在这过程中，红军拿到了大批不要钱“白送”的粮、绵、药材等急需物资，德国人拿到了“免费的”矿产和贵金属，至于损失，则由全世界来承担——这某种意义上说，这也算是一种危机转移吧。
由此造成的后果，就是南京国民政府在刚开始时。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中中国这边的一片“小好假繁荣”，繁华了一阵后，就因为市场上银行大量地流失闹起了钱荒。而在这要命的时刻。美国人抬高银价的行为，更是在南京国民政府的伤口洒起了盐——中国不是产银国。
林汉在洛极矶杀掉了罗斯福，并没有阻止《罗斯福新政》的出现，而是变成换名头的《加纳新政》，它几乎是一点不差地在加纳总统上台后就在美国出现。
但是，有一项法案，却因为林汉的干涉历史，比历史上提前了好几个月。
那就是著名的《白银收购法案》。
1929年的大萧条给白银生产者带来了严重的打击，白银价格急剧下降。由1928年的每盎司58美分下降到1930年的38美分，而到了1932年下半年更是下降到了25美分。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白银集团立刻展开了抬升白银价格的游说活动，例如召开国际会议、要求政府按高于市场的价格购买和储备白银、铸造和发行银币等。但这些游说活动在胡佛总统的任上并没有取得什么效果。而这批游说总统抬升白价格的白银集团的成员，多是美国的南方人士。
历史上，美国要到1934年6月才通过的《白银收购法案》。
而这个位面，新上任的美国总统约翰.加纳，是出身南方的“红脖子”。作为一个南方人，本就和白银集团联系紧密，更是极力主张抬升白银的价格以维护南方的白银集团的利益。
白银法案对中国影响极其巨大，中国是当时世界上唯一一个使用银本位的国家。《白银收购法案》签订后，中国货币对美元的汇价骤然上升，每盎司白银可换回3倍的美元的购买力，也就是说，3倍的美元才能换取同值的中国货币。美国和世界其他各地的居民，突然感到中国商品价格的昂贵，相反，中国民众则乐于消费外国的商品——此时外国的进口产品，反而变得更加地“便宜”。在中国的大部分商品不再具有出口竞争力的情况下，当时唯一能出口的商品就剩下了白银，而在最终导致了国民政府在一年后被迫进行币值改革，被迫放弃了传统的银本位制。
1933年时，南京国民政府因为白银价格的不断上涨带来的冲击，被林汉和汉娜用假外汇套走大量贵重金属，但这两处的伤口才刚刚破开，短期内还看不出明显的伤害，情况本不会马上这么严重。真正致命的，却是人为的“法币”泛滥。
林汉和汉娜在上海使用“外汇”扫货时，由于担心各国政府的注意，还有所收敛不敢过度地肆无忌惮。加上这些“人造外汇”质量好足以以假乱真，可以全世界流通，造成的通货膨胀的损失，那也是全世界来承担，影响并不大。真正致命的却是法币的人为滥发。
早在1931年第三次围剿时，常凯申还活着的时候，其手下就曾对苏区展开过印制“边区币”的经济战。而在常凯申完蛋，宋子文上台后，类似的行动他们也没有停止过。直到林汉将先进的印刷设备送入苏区，同时为红军设计了高质量的防伪印钞模版后，炮党方面由于技术限制，其伪（蟹）币攻势方才收敛。
面对炮党的伪（蟹）钞攻势，本着礼尚往来的原则，得到了林汉支持的苏区红军，也决定以牙还牙，反过来对炮党还以颜色。(未完待续)
他们遭遇的，是通货紧缩的问题，市面上的白银大量地流失，以及市场上伪（蟹）钞滥导致法币的急剧贬值。
在1932年六月开始，林汉就通苏区和安插在上海的特工人员，开始秘密地使用自己的工厂印制的各国伪（蟹）钞。
首先开始使用的是防伪手段较弱的美元，其次是日元。
从穿越后不久，穷疯了的汉娜与林汉很早就开始打起了印制假（蟹）钞的主意。以二战前各国的的技术水平，一个国家想要完美无缺地大规模印制另一个国家的钞票，并非那么容易的事。
但对林汉和汉娜这对不科学存在的来说，有他们两人的帮忙，却是印制别国的钞票，却是比较容易的一件事。
二战时，日元的防伪水平，主要靠的是所谓的“无法伪造的三桠皮”。由于三桠皮的纤维柔韧性极好，所以日元能在水印清晰度上做到极致，而不必太多考虑水印清晰度和钞纸耐用程度的平衡。也使得日元纸币色泽偏黄、厚实挺括、水印清晰。
但对林汉来说，日本人在纸张上的防伪手段更不是问题。
首先，印钞的模版对两人来说就根本不是问题。控制精确到原子级别能力的二人，可以轻松制作出和原版无一丝一毫差别的印钞模版。
（注：其实日元的印制模版防伪度不乍样，历史上炮党从美国采购纸张油墨和机器,印刷出来的日圆比真日圆还真,幸好日本禁止日圆在中国大陆和满洲国流通，他们在大陆发行的军票和联合储备券，甚至被炮党制造的假货逼得三个月换一次钞。）
至于印钞的油墨配方问题。只要有耐性，一点一点地去调试配制。时间够长，还是可以得到色度、光亮度和原版相差微小的油墨配方，更何况汉娜和林汉在这方的把关能力同样远超常人的眼睛。
至于制造日元的特种纸原料的“三桠皮”。这个时代外国人不知道，但林汉这个穿越者却非常清楚——这还是得感激无数写民国文的作者。他们在文章中对日元的制造过程有详细的描述，帮林汉扫了盲解了迷，纸张这道难关也被轻易地突破。
1932年六月后，林汉和汉娜就开始在偷偷地在中国使用新印制出来的“德版”美元和日元。
这个时代被列国租界分割的上海滩，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国际大都市，非但是远东第一金融中心，而且股票、黄金、外汇等金融市场的规模，全部都雄踞亚洲第一。它不仅是仅次于芝加哥的全球第二大期货交易中心。还是全球最大的黄金现货交易中心，全球第二大的钻石现货交易中心，以及全球三大有色金属定价中心之一。世界各国的著名银行、保险公司等等几乎都在上海落户，而上海也是国民政府收入的重要来源，有着“中国钱包”的美誉……此时的上海确实是世界四大都市之一，与伦敦、巴黎、纽约并列，论繁华富庶甚至要胜过香港、东京和新加坡。
此时中国沿海的各大城市里，日元、英镑、法郎和美元基本上都属于常见流通货币，由于信用高，远比中国各家军阀与银行发行的各种乱七八槽的票子更加靠谱。更受老百姓的信任——历史上北洋政府的钞票，就经常兑现不出银元来，南京国民政府这边也好不到哪儿去。
故而在当时的中国境内。各种外币的市场保有量大得惊人。按照当时的一份粗略调查，仅仅是在中国市面上流通的日元，就超过五亿之多，而这还是在日本占领东北三省，关内反日风潮高涨的情况下。至于英镑和美元在中国市场上的流通数量，恐怕还要更高一些。
为了更好更隐密地花掉这些“钱”，林汉和汉娜使用了多种手段和防范措施。
首先，就是就是上海的几个金融中心里必须有人传递消息，以便能及时把握当地银行对市场上出现的大量伪（蟹）钞的警惕性。早在1931年汉娜在德国的科研人员还在为研制印钞技术而进行“技术攻关”时。在上海的攻关就已开始，英、法、美、日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上海开设的分行办事处。都有职员在他们的“公关”下被买通，随时可以提供银行内部的反馈情报。
1932年六月。第一批“价值”五百万的假美元被送到中国，七月，“价值”一千万的假日元也到达中国。十一月后，“合格”的英镑的也被印了出来。最初，汉娜这伙人首先在上海小规模小批量地使用，用于套购金银等贵重金属，结果市场反映良好。无论是银行还是商户，都没有对这批钞票的真实性产生怀疑。
不过为防万一，汉娜在上海一直都暗藏了一支人数超过五十人的特种部队，装备以芝加哥打字机、狙击步枪为主力武器，单兵火力极其强大，其任务只有一个：一旦有内部人员在套购物资使用假（蟹）币时东窗事发被捕，这支特种部队就负责救人或灭口。所幸的是，由于这批德国制造的美元和日元和真钞的差别微不可察，使用了近一年都没有发生意外。
汉娜和林汉曾将自己印制的假（蟹）钞和真钞，请鉴定专家进行过鉴定，十张假钞和十张真钞混在一起，鉴定专家拿着放大镜看了半天，愣是无法从印刷纹路上分辩出来——在林汉和汉娜的“微控”能力面前，他们自制的印钞模版和真货模版近完没有差别，可以达到原子级别的精确，“误差”仅仅只是原子级别的（等于没有）。唯一可能分辩出来的手段，是得放在试验室里用专业的灯光照射分辩色谱才会判断出差别。但是寻常的银行，哪有用得了这么高精尖的仿（蟹）伪手段。
为防万一。汉娜派往上海的间谍，以美国人的身份在上海注册了多家皮包公司，然后使用自己印制印发的“真钞”。雇佣了一批中国买办，轮流在上海滩的各条商业街和批发市场疯狂扫货。金银贵金属、皮草药材，丝绸布匹，粮食和矿物，几乎是什么商品都收购。
贵金属和矿物被运回德国给德国的战争机器输血，皮草药材，丝绸布匹还有粮食，则在中国进行内部交易消化进行“洗（蟹）钱”，有的出售给市场以金银的形式收回再运回德国。有的则直接做为援共物资送给江西红军，而有的则拿来贿赂从中吃拿卡要的炮党官员和地方大大小小的军阀。而到了1933年，六月，当红军取得了福建的出海口后，汉娜在上海开设的皮包公司，用假钞收购来大量的粮食和药材，装上轮船掉头南下，直接就在福建东山港停靠，转手送给红军。
另一方面，江西苏区的红军也是“德版”美元、日元、英镑的使用大户。赣州围城时。红军就是大撒钞票，使用林汉提供的“外汇”从守军中大肆收购枪枝、子弹甚至火炮和炮弹。不过在使用“外汇”这一点上红军还算有节操，基本上都是用来贿赂“防守悍将”马司令。至于底层的守军官兵，红军主要是使用德国“帮忙”印制的，南京国民政府发行的法币来收购对方手中的武器弹药。
南京国民政府发行的法币的防（蟹）伪能力比日元还要糟糕，纸质和印刷质量也不佳，最初德国人印制的，反而因为质量“太好”而无法使用，后来有意降低了质量后才印出了完美的法币。
1932年下半年到1933年上半年，大笔日元、英镑、美元钞票滚滚涌入上海滩，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上海的失业率。促进了上海市场的经济繁荣，增长了有关当局的税收。南京国民政府在被江西苏区红军一顿痛打。丧师无数的情况下，为了恢复实力。军费开支疯狂暴涨，财政所以没有破产，除了英美的支援外，也离不开汉娜和林汉“帮忙”制造的虚假繁荣。
当然，由于知道南京国民政府的国库里堆满了自己制造的钞票，希特勒卖给宋子文用来“雪中送炭”的那十万条毛瑟步枪，是要求他用银行转帐的方式付帐的。
这些堪称“完美伪（蟹）钞”一直用到1933年四月和五月，才发生了两起意外。
当时，一位汇丰银行的外国职员，在停业清点货币时，发现了两张编号一模一样的美元，事后告诉经理。
“都是真钞！”
银行里最优秀的假钞鉴别专家拿着这两张钞票比对了半天，又和别的美元进行对比，结果认定这两张都是真钞，但这明显是不可能。
幸运的是，这个经理当时急于下班参加晚上的一个沙龙酒会，把这事暂时搁在一旁准备明天再处理。他的手下的一名职员，是德国收买的卧底，下班后紧急通知了德国人。
德国在上海的负责人拿到这个消息后，当晚就采取行动。特种兵们伏击了那位经理，制造了他酒精中毒而死的“意外”。由于负责人的突然死亡，原定在第二天进行的仓库大盘点也就此不了了之。
第二起意外发生在法国人开设在上海的“巴黎”银行，有职员在结帐盘点时同样发现了两张编号相同的日元，报之上级，不过当时的部门负责人在看到两张“比真钞还真”的“伪（蟹）钞”后，他不想多事，直接吩咐手下“明天把他们发出去用掉”。
于是这事也就这么不了了之，这位“不负责任”的负责人也幸运地保住了一命。
林汉和汉娜疯狂地在中国上海使用假（蟹）外汇套购物资，由于这些假（蟹）币质量好到可以以假乱真的地步，只要能顺利地在全世界流通使用，最后也就是全世界的用户一起承担这种“滥发货币”造成的“量化宽松”的灾难，对南京国民政府的伤害倒是不大。
真正给南京国民政府的财政带来致命一击的，是在当年二月美国的加纳总统宣布美国放弃金本位，以及在当年七月。加纳总统宣布提高白银收购价格，十月份又公布购银法案，即提高银价。禁止白银出口，规定美国的金银储备中银占四分之一。这一系列的政策变动。受美国白银政策的支配，国际银价骤升。
而在这要命的时刻，中国市场市场上流通的白银，由于过去一年里林汉与汉娜疯狂地套购行为，已经大量地流失了——林汉自己估计，1932年下半年到1933年六月这不到一年的时间，他们先后在上海和中国其他地方获得了超过一亿五千万元的银元。
这些银元，一小部分是直接以“印制的外汇”在上海各金融机构兑换的。更多的却是通过收购物资，倒卖周转“洗钱”洗出来的——反正那些“外汇”都是纸，零成本的生意，哪怕是亏本倒卖那也是卖多少赚多少。
在这过程中，红军拿到了大批不要钱“白送”的粮、绵、药材等急需物资，德国人拿到了“免费的”矿产和贵金属，至于损失，则由全世界来承担——这某种意义上说，这也算是一种危机转移吧。
由此造成的后果，就是南京国民政府在刚开始时。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中中国这边的一片“小好假繁荣”，繁华了一阵后，就因为市场上银行大量地流失闹起了钱荒。而在这要命的时刻。美国人抬高银价的行为，更是在南京国民政府的伤口洒起了盐——中国不是产银国。
林汉在洛极矶杀掉了罗斯福，并没有阻止《罗斯福新政》的出现，而是变成换名头的《加纳新政》，它几乎是一点不差地在加纳总统上台后就在美国出现。
但是，有一项法案，却因为林汉的干涉历史，比历史上提前了好几个月。
那就是著名的《白银收购法案》。
1929年的大萧条给白银生产者带来了严重的打击，白银价格急剧下降。由1928年的每盎司58美分下降到1930年的38美分，而到了1932年下半年更是下降到了25美分。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白银集团立刻展开了抬升白银价格的游说活动，例如召开国际会议、要求政府按高于市场的价格购买和储备白银、铸造和发行银币等。但这些游说活动在胡佛总统的任上并没有取得什么效果。而这批游说总统抬升白价格的白银集团的成员，多是美国的南方人士。
历史上，美国要到1934年6月才通过的《白银收购法案》。
而这个位面，新上任的美国总统约翰.加纳，是出身南方的“红脖子”。作为一个南方人，本就和白银集团联系紧密，更是极力主张抬升白银的价格以维护南方的白银集团的利益。
白银法案对中国影响极其巨大，中国是当时世界上唯一一个使用银本位的国家。《白银收购法案》签订后，中国货币对美元的汇价骤然上升，每盎司白银可换回3倍的美元的购买力，也就是说，3倍的美元才能换取同值的中国货币。美国和世界其他各地的居民，突然感到中国商品价格的昂贵，相反，中国民众则乐于消费外国的商品——此时外国的进口产品，反而变得更加地“便宜”。在中国的大部分商品不再具有出口竞争力的情况下，当时唯一能出口的商品就剩下了白银，而在最终导致了国民政府在一年后被迫进行币值改革，被迫放弃了传统的银本位制。
1933年时，南京国民政府因为白银价格的不断上涨带来的冲击，被林汉和汉娜用假外汇套走大量贵重金属，但这两处的伤口才刚刚破开，短期内还看不出明显的伤害，情况本不会马上这么严重。真正致命的，却是人为的“法币”泛滥。
林汉和汉娜在上海使用“外汇”扫货时，由于担心各国政府的注意，还有所收敛不敢过度地肆无忌惮。加上这些“人造外汇”质量好足以以假乱真，可以全世界流通，造成的通货膨胀的损失，那也是全世界来承担，影响并不大。真正致命的却是法币的人为滥发。
早在1931年第三次围剿时，常凯申还活着的时候，其手下就曾对苏区展开过印制“边区币”的经济战。而在常凯申完蛋，宋子文上台后，类似的行动他们也没有停止过。直到林汉将先进的印刷设备送入苏区，同时为红军设计了高质量的防伪印钞模版后，炮党方面由于技术限制，其伪（蟹）币攻势方才收敛。
面对炮党的伪（蟹）钞攻势，本着礼尚往来的原则，得到了林汉支持的苏区红军，也决定以牙还牙，反过来对炮党还以颜色。(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