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有位研制青霉素的先驱工作者——他就是汤飞凡，“衣原体之父”，医学微生物学家。
湖南醴陵人，又名瑞昭。是曾经最有希望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人。他生产了中国自己的狂犬疫苗，白喉疫苗，牛痘疫苗，和世界首支班疹伤寒疫苗，并将沙眼发病率从将近95%降至不到10%。抗战结束后，生产出中国自己的卡介苗和丙种球蛋白。
解放后，成功遏制1950年华北鼠疫大流行，研制出中国的黄热病疫苗。他领导选定的牛痘“天体毒种”和由他建立的乙醚杀灭杂菌的方法，能在简单条件下制造大量优质牛痘疫苗，为我国提前消灭天花奠定了基础。
1961年，采用其研究的方法，中国成功消灭天花病毒，比世界早了16年。我国最早的青霉素研制工作是由汤飞凡主持和领导的，参加这项工作的有黄有为(技士)、朱既明(技士)及中华血库的范静生。其中朱既明的工作尤为出色，汤飞凡称:“尤以朱君为个中翘楚，大部分工作类多朱君所为”。当时正在美国进修的童村博士也多方收集有关青霉素生产的资料，并与中防处“恒常互相通信”，使国内的研究人员“获益之处，亦复不少”。他们的工作筚路蓝缕，迈出了我国研制抗生素的第一步。
汤飞凡在1941年，已迁往昆明的中央防疫实验处，领导为抗战生产急需的血清和疫苗。在紧张的工作之余，汤飞凡和他的同事们坚持阅读世界各国的学术期刊、杂志和书籍，每周在汤飞凡家中举行一次读书会，交流世界微生物学的发展情况，正是通过这样的文献讨论会，拉开了我国研制青霉素的序幕。
汤飞凡先生在“吾国自制青霉素的回顾与前瞻”一文中写道:“民国三十年秋，昆明中央防疫处文献会之某次周会内，曾由魏曦技士报告:关于abraham,chain和florey诸氏在lancet杂志上，所发表对于青霉素或盘尼西林之研究一文，据称青霉素，既无毒质，且具充分杀菌效能，对于战争必有莫大贡献。因此引起吾人深切之注意，同时以青霉素既系霉菌所产之物，则其制造，自属生物学制品范围之内，是以吾人深欲一为试探。”
亚伯拉罕(abrahamep)等人的文章发表于1941年8月16日，而魏曦在同年秋季，即文章刚刚发表就作了介绍，这篇论文是当时国际上有关青霉素的最新研究成果，也是青霉素应用于临床的最早的报道，当时国际科学界对青霉素研究工作的反应并未见诸报刊杂志，我国科学家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及时捕捉到了医药科研领域这一最新信息，并立即着手开展这项工作。
制造青霉素的第一步，就是要找到能产生青霉素的青霉菌，中央防疫处的工作人员受云南霉豆腐制作方法的启发，考虑到霉菌在自然界分布极广，他们就利用闲暇时间从鞋靴、旧衣、水果、古钱及其它一切可能之处收集霉菌。无论在何处发现立即取来涂布到sabouraud或czapek－dox培养基上，如此继续一二次之后，通常即可得到纯种霉菌。分离菌种的工作从1941年冬一直进行到1944年春，经过上百次试验，共获得帚状霉菌40余株，能产抗生素的有11株，其中又以卢锦汉和汤飞凡得自肉渣培养基中及鞋油上者(昆字第22及56号)为最佳。就在我国科学家致力于分离菌种的同时，弥漫在战争硝烟之中的英国已无法继续进行青霉素的研制工作，弗洛里等人于1941年8月不得不携带菌种来美国访问、游说，终于获得了美国北部地区研究所的支持，得以继续开展青霉素研制工作。
美国陆军医院的一些患败血症、心内膜炎和心包炎等当时被认为是“绝症”的伤病员，试用青霉素后竟获痊愈。于是青霉素被喻为“神药”，轰动了医学界。最初生产青霉素是在2夸脱((1夸脱＝1.14升)的牛奶瓶中进行的，采用固体培养技术，产量极低，每毫升只有2个单位，因为青霉素的化学结构未明了，只知道含有碳氢氧三个元素，稍后又发现含有氮和硫。那时认为检验用的标准品纯度已达90，其实只有3。但由于青霉素疗效卓越，青霉素的生产也就成为美、英科学家、企业家和政府研究或关注的重点，经过选菌、改造发酵工艺等一系列技术改进，青霉素的产量和质量迅速提高，很快转变成了工厂化的大批量生产。尽管美国的青霉素研制工作日新月异，但这些消息很难传入我国。
一方面当时我国处于敌人的封锁之下，我国科学界与国外的联系中断，更主要的是,美、英两国的青霉素生产尚处于发韧期，严守机密，生产和使用均受控于军方。因而想获得有关情报。并非易事。就是在资料非常缺乏的情况下，我国科学家研制青霉素的工作一直没有停止。
1944年春，汤飞凡和黄有为利用应邀到印度调查公共卫生及生物制品情况的机会，携归谋自英美之青霉菌9种，与国内分离的菌种一并研究。此时，中防处获得英国红十字会捐赠的一批研究经费，研究工作步入正轨。菌种分离后，即进入培养程序。他们选定了液体培养基，但受条件所限，只能用玻璃瓶作培养皿,每瓶盛液体培养基200余公撮(1公撮=1毫升)，接种后，在室温24一25c培养2一3天，培养基表面即长满霉菌，4－5天霉菌颜色变青，有时会有金黄色滴状水珠，愈多愈佳，培养5一6天，即可将培养液取出冷藏，以待提炼，每次只能培养100一200瓶。用这种方法培养出来的青毒素效价并不高，最高时每公撮不过20－30牛津单位。后来他们找到一种在液体中也能生长的菌种，以期改进培养方法，昼夜用打气机轮流向大立瓶内打气，屡经试验，由于空气不足均未获成功。
接下来就是提炼，他们的方法是，首先将冷藏保存的培养液调节至ph2.0然后加入醋酸戊酯(当时称香蕉精)，不断轻摇，含有青霉素的醋酸戊酯即浮于表面，与下层菌液分离后，用ph7.0的蒸馏水提取数次，再经木炭脱色，氯仿再提炼，最后溶于水中，提炼即告完成。青霉素的提取工艺并不复杂，但昆明的中防处设备极其简陋，试剂和药品匮乏，遇到了不少困难。首先是缺乏提炼用的醋酸戊酯，无法进行提炼工作，幸承美军赠送了几磅，珍惜使用，才使提炼工作初步完成。提取液须检定效价后才能进行下一步的工作，但当时没有检定用的标准品，不得不用美军医院使用的pfelzzer药厂生产的十万单位青霉素一瓶作标准品。青霉素制品必须干燥保存才不致丧失效力。
由于青霉素对热极不稳定，须冷冻干燥。虽然冻干设备在欧美较大的实验室已普及，但在中国却极为匮缺。冷冻干燥分为化学和物理法两种，当时只能选择较为节省的化学干燥法，但干燥剂却成了问题，仅有从印度带回的几磅硫酸cas04)，不足时用石膏粉补充。至于干燥设备，全由他们自行设计。设计工作由黄有为承担，画出图纸后委托昆湖电厂机械厂制作，真空表由普通水银气压表代替。具体操作过程是将青霉素提取液分装若干安瓶，冰冻后，将安瓶与干燥器上的橡胶管连接，冰盐浴保持安瓶温度在一21c以下，抽气24小时后即得到干燥品。
1944年9月5日，我国自行研制青霉素成功，第一批出品仅5瓶，每瓶5000单位。其中两瓶送往重庆，两瓶分送英、美两国鉴定，均获好评。余下一瓶他们自己保存，据说至今仍珍藏于中国医学科学院抗生素研究所。关于第一批自产青霉素的效价问题，文献有2.5万单位/支和5万单位/支两种说法，但均没有说明根据。
汤飞凡本人对此有十分明确的记述:“即以单位而言，吾人检定为五千单位，而屈浦上(coltripp)在重庆歌乐山中央卫生实验院查验结果，则为四千九百五十单位，后更获英国牛津大学及美国wisconsin大学之报告，均予吾人甚善之鼓励，是又为吾人未敢
预料者也”由此判断，前两种提法均不准确。第二批青霉素即进行了临床试验，由惠滇医院姚汉平医生选出外科创伤后血中毒症，已治疗无望的病例数人，注射自制的青霉素后，均痊愈，以后又在昆华医院进行临床试验，效果甚佳，且无不良反应。
1944年，中国研制成功青霉素之时，美国又有20多家厂商加盟青霉素生产，产量已由1943年底的仅能治疗2万8千人，增加到能治疗200万人。即便如此，青霉素也还远远满足不了需要，如当时lancet杂志就介绍用含活青霉菌的纱布包扎化脓性感染的浅度创伤患者，并认为在青霉素尚未普及之前，不失为一种好方法。在我国尚未有使用青霉素治疗的临床观察报告。
1944年10月，由美国援助的500x100,000牛津单位的青霉素运抵我国，为了能合理使用这批药品，卫生署会商军医署成立了管理分配委员会。足见对这批为数不多的青霉素的重视，从委员会的组成看，这批药品可能主要供军方使用。这大概是首批由中国政府直接控制使用的青霉素。单就我国青霉素尚极其短缺这一情况而言，我国青霉素的试制成功，在当时是有非常重要意义的。
但由于中国的工业基础实在是落后，想工业化大规模的生产青霉素，实属困难。最后在美国人的帮助下于1948年1月才完成工业生产。
这样一个制药界的牛人怎么能让他不为我所用呢？李获之知道汤飞凡和他的团队，已经在昆明提取出青霉菌。只要有了青霉菌种，李获之就能完成设计一条超过当今世界几十年的生产线来。李获之决定马上动身去昆明，不但要说动飞凡和他的团队。更重要的是要去接民国的另一个牛人———贾小侯。他已经从西安坐飞机来昆明了
湖南醴陵人，又名瑞昭。是曾经最有希望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人。他生产了中国自己的狂犬疫苗，白喉疫苗，牛痘疫苗，和世界首支班疹伤寒疫苗，并将沙眼发病率从将近95%降至不到10%。抗战结束后，生产出中国自己的卡介苗和丙种球蛋白。
解放后，成功遏制1950年华北鼠疫大流行，研制出中国的黄热病疫苗。他领导选定的牛痘“天体毒种”和由他建立的乙醚杀灭杂菌的方法，能在简单条件下制造大量优质牛痘疫苗，为我国提前消灭天花奠定了基础。
1961年，采用其研究的方法，中国成功消灭天花病毒，比世界早了16年。我国最早的青霉素研制工作是由汤飞凡主持和领导的，参加这项工作的有黄有为(技士)、朱既明(技士)及中华血库的范静生。其中朱既明的工作尤为出色，汤飞凡称:“尤以朱君为个中翘楚，大部分工作类多朱君所为”。当时正在美国进修的童村博士也多方收集有关青霉素生产的资料，并与中防处“恒常互相通信”，使国内的研究人员“获益之处，亦复不少”。他们的工作筚路蓝缕，迈出了我国研制抗生素的第一步。
汤飞凡在1941年，已迁往昆明的中央防疫实验处，领导为抗战生产急需的血清和疫苗。在紧张的工作之余，汤飞凡和他的同事们坚持阅读世界各国的学术期刊、杂志和书籍，每周在汤飞凡家中举行一次读书会，交流世界微生物学的发展情况，正是通过这样的文献讨论会，拉开了我国研制青霉素的序幕。
汤飞凡先生在“吾国自制青霉素的回顾与前瞻”一文中写道:“民国三十年秋，昆明中央防疫处文献会之某次周会内，曾由魏曦技士报告:关于abraham,chain和florey诸氏在lancet杂志上，所发表对于青霉素或盘尼西林之研究一文，据称青霉素，既无毒质，且具充分杀菌效能，对于战争必有莫大贡献。因此引起吾人深切之注意，同时以青霉素既系霉菌所产之物，则其制造，自属生物学制品范围之内，是以吾人深欲一为试探。”
亚伯拉罕(abrahamep)等人的文章发表于1941年8月16日，而魏曦在同年秋季，即文章刚刚发表就作了介绍，这篇论文是当时国际上有关青霉素的最新研究成果，也是青霉素应用于临床的最早的报道，当时国际科学界对青霉素研究工作的反应并未见诸报刊杂志，我国科学家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及时捕捉到了医药科研领域这一最新信息，并立即着手开展这项工作。
制造青霉素的第一步，就是要找到能产生青霉素的青霉菌，中央防疫处的工作人员受云南霉豆腐制作方法的启发，考虑到霉菌在自然界分布极广，他们就利用闲暇时间从鞋靴、旧衣、水果、古钱及其它一切可能之处收集霉菌。无论在何处发现立即取来涂布到sabouraud或czapek－dox培养基上，如此继续一二次之后，通常即可得到纯种霉菌。分离菌种的工作从1941年冬一直进行到1944年春，经过上百次试验，共获得帚状霉菌40余株，能产抗生素的有11株，其中又以卢锦汉和汤飞凡得自肉渣培养基中及鞋油上者(昆字第22及56号)为最佳。就在我国科学家致力于分离菌种的同时，弥漫在战争硝烟之中的英国已无法继续进行青霉素的研制工作，弗洛里等人于1941年8月不得不携带菌种来美国访问、游说，终于获得了美国北部地区研究所的支持，得以继续开展青霉素研制工作。
美国陆军医院的一些患败血症、心内膜炎和心包炎等当时被认为是“绝症”的伤病员，试用青霉素后竟获痊愈。于是青霉素被喻为“神药”，轰动了医学界。最初生产青霉素是在2夸脱((1夸脱＝1.14升)的牛奶瓶中进行的，采用固体培养技术，产量极低，每毫升只有2个单位，因为青霉素的化学结构未明了，只知道含有碳氢氧三个元素，稍后又发现含有氮和硫。那时认为检验用的标准品纯度已达90，其实只有3。但由于青霉素疗效卓越，青霉素的生产也就成为美、英科学家、企业家和政府研究或关注的重点，经过选菌、改造发酵工艺等一系列技术改进，青霉素的产量和质量迅速提高，很快转变成了工厂化的大批量生产。尽管美国的青霉素研制工作日新月异，但这些消息很难传入我国。
一方面当时我国处于敌人的封锁之下，我国科学界与国外的联系中断，更主要的是,美、英两国的青霉素生产尚处于发韧期，严守机密，生产和使用均受控于军方。因而想获得有关情报。并非易事。就是在资料非常缺乏的情况下，我国科学家研制青霉素的工作一直没有停止。
1944年春，汤飞凡和黄有为利用应邀到印度调查公共卫生及生物制品情况的机会，携归谋自英美之青霉菌9种，与国内分离的菌种一并研究。此时，中防处获得英国红十字会捐赠的一批研究经费，研究工作步入正轨。菌种分离后，即进入培养程序。他们选定了液体培养基，但受条件所限，只能用玻璃瓶作培养皿,每瓶盛液体培养基200余公撮(1公撮=1毫升)，接种后，在室温24一25c培养2一3天，培养基表面即长满霉菌，4－5天霉菌颜色变青，有时会有金黄色滴状水珠，愈多愈佳，培养5一6天，即可将培养液取出冷藏，以待提炼，每次只能培养100一200瓶。用这种方法培养出来的青毒素效价并不高，最高时每公撮不过20－30牛津单位。后来他们找到一种在液体中也能生长的菌种，以期改进培养方法，昼夜用打气机轮流向大立瓶内打气，屡经试验，由于空气不足均未获成功。
接下来就是提炼，他们的方法是，首先将冷藏保存的培养液调节至ph2.0然后加入醋酸戊酯(当时称香蕉精)，不断轻摇，含有青霉素的醋酸戊酯即浮于表面，与下层菌液分离后，用ph7.0的蒸馏水提取数次，再经木炭脱色，氯仿再提炼，最后溶于水中，提炼即告完成。青霉素的提取工艺并不复杂，但昆明的中防处设备极其简陋，试剂和药品匮乏，遇到了不少困难。首先是缺乏提炼用的醋酸戊酯，无法进行提炼工作，幸承美军赠送了几磅，珍惜使用，才使提炼工作初步完成。提取液须检定效价后才能进行下一步的工作，但当时没有检定用的标准品，不得不用美军医院使用的pfelzzer药厂生产的十万单位青霉素一瓶作标准品。青霉素制品必须干燥保存才不致丧失效力。
由于青霉素对热极不稳定，须冷冻干燥。虽然冻干设备在欧美较大的实验室已普及，但在中国却极为匮缺。冷冻干燥分为化学和物理法两种，当时只能选择较为节省的化学干燥法，但干燥剂却成了问题，仅有从印度带回的几磅硫酸cas04)，不足时用石膏粉补充。至于干燥设备，全由他们自行设计。设计工作由黄有为承担，画出图纸后委托昆湖电厂机械厂制作，真空表由普通水银气压表代替。具体操作过程是将青霉素提取液分装若干安瓶，冰冻后，将安瓶与干燥器上的橡胶管连接，冰盐浴保持安瓶温度在一21c以下，抽气24小时后即得到干燥品。
1944年9月5日，我国自行研制青霉素成功，第一批出品仅5瓶，每瓶5000单位。其中两瓶送往重庆，两瓶分送英、美两国鉴定，均获好评。余下一瓶他们自己保存，据说至今仍珍藏于中国医学科学院抗生素研究所。关于第一批自产青霉素的效价问题，文献有2.5万单位/支和5万单位/支两种说法，但均没有说明根据。
汤飞凡本人对此有十分明确的记述:“即以单位而言，吾人检定为五千单位，而屈浦上(coltripp)在重庆歌乐山中央卫生实验院查验结果，则为四千九百五十单位，后更获英国牛津大学及美国wisconsin大学之报告，均予吾人甚善之鼓励，是又为吾人未敢
预料者也”由此判断，前两种提法均不准确。第二批青霉素即进行了临床试验，由惠滇医院姚汉平医生选出外科创伤后血中毒症，已治疗无望的病例数人，注射自制的青霉素后，均痊愈，以后又在昆华医院进行临床试验，效果甚佳，且无不良反应。
1944年，中国研制成功青霉素之时，美国又有20多家厂商加盟青霉素生产，产量已由1943年底的仅能治疗2万8千人，增加到能治疗200万人。即便如此，青霉素也还远远满足不了需要，如当时lancet杂志就介绍用含活青霉菌的纱布包扎化脓性感染的浅度创伤患者，并认为在青霉素尚未普及之前，不失为一种好方法。在我国尚未有使用青霉素治疗的临床观察报告。
1944年10月，由美国援助的500x100,000牛津单位的青霉素运抵我国，为了能合理使用这批药品，卫生署会商军医署成立了管理分配委员会。足见对这批为数不多的青霉素的重视，从委员会的组成看，这批药品可能主要供军方使用。这大概是首批由中国政府直接控制使用的青霉素。单就我国青霉素尚极其短缺这一情况而言，我国青霉素的试制成功，在当时是有非常重要意义的。
但由于中国的工业基础实在是落后，想工业化大规模的生产青霉素，实属困难。最后在美国人的帮助下于1948年1月才完成工业生产。
这样一个制药界的牛人怎么能让他不为我所用呢？李获之知道汤飞凡和他的团队，已经在昆明提取出青霉菌。只要有了青霉菌种，李获之就能完成设计一条超过当今世界几十年的生产线来。李获之决定马上动身去昆明，不但要说动飞凡和他的团队。更重要的是要去接民国的另一个牛人———贾小侯。他已经从西安坐飞机来昆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