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的缺乏使得作为大隋帝国的帝都长安一直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也使得大隋朝廷处于一种无奈的地步。缺粮尴尬的长安在那时已经不再适合作为日渐强大繁荣的大隋王朝帝都，因为这样尴尬的长安将严重制约着大隋的强大。在做太子的时候，杨广就清楚的看到了这个帝都的尴尬，但是年迈的父亲杨坚已经没有了那种魄力与决心去改变。作为一个追求圣王事业的杨广他是不会让一个小小的尴尬制约着他统治下的大隋未来的强大，所以在东宫的他就在谋划着解决帝都的问题，而迁都洛阳就是解决这个帝都长安尴尬的一种方法，因为洛阳能够比长安更好地解决作为帝都带来的人口压力。
洛阳地处伊、洛平原，那里土地肥沃，早有千金曷等水利工程的修建，农产品足以自给；何况还有河北的黎阳仓，粮食可以直运洛阳；杨坚时又修建了河阳仓，更储备了大量粮食；开皇七年(587)命梁睿修建之梁公堰，更有利这里的运输
还有洛阳的水路交通来说，东依黄河而达于海；北溯沁水而上可达怀州一带；东南方面，早在汉平帝永平年间，王景治河汴，曾开凿苌荡渠等，只要稍加修治，就可与泗、淮相连；洛阳周围，又有伊、洛、躔、涧诸水，像蜘蛛网般地交织于洛阳北、南、东、三面。因此，在杨广开通南北的大运河之前，洛阳的水路交通就已经很方便。至于陆路交通，由洛阳向北于孟津渡河，可以直通并州，东北达于燕蓟；由洛阳向南可以南下荆、襄；西南过武关而入汉中，东有陆路直达郑、汴，故而杨广才会说洛阳是一个“水陆通”的好地方。所以如果需要大规模的粮食的话，就可以从大隋帝国的任意一个地方比如盛产粮食的江南通过方便的交通路线大规模的运进去，这也是为什么杨坚一朝在长安苦于能运进的粮食不足而不得不频频就食富足洛阳的原因。
如果是仅仅考虑解决作为帝都的粮食问题，洛阳就不是迁都的最好选择。而杨广却选择了洛阳，这当然是还有出于其他的考虑，这在他的诏书中就有言明。
自北周灭北齐以后，对于长期以来在东魏、北齐政统治下的关东，河北地区、无疑有加强控制的必要。所以，在北周刚刚统一北中国之初，都于长安的北周，为了达到以僻处西隅的关中统治整个北部中国的目的，首先曾加强以关中为核心的军事力量，确立关中的军事优势，企图以“内重外轻”之势，驾临四方。其次是改变北齐的政治中心相州、邺城的地位，迁相州六府于洛阳，并改洛州为东京，用洛阳作为控制山东、河北地区的军事重镇。杨广在迁都诏书中的尚书令，其中的河南道行台省，“兼洛州刺使，领关东兵。”开皇三年（583），虽废河南道行台，仍“以洛州刺使领总监”。到了开皇六年（586）五月，杨坚又命太子杨勇亲自镇守洛阳；同年十月，又另设一个行台省于山南道的襄州，把秦王杨俊从洛阳调到这里为行台省尚书令。开皇八年（588）十月，为了做好伐南陈准备，又增设淮南道行台于寿春，以晋王杨广为行台省尚书令。平陈之后，寿春的行台省改为扬州总管，镇于广陵，先后以秦王、晋王主之，总领江淮“四十四州诸军事”。这一切措施，都反映出杨坚是何等希望加强对关东、河北、江淮地区的统治，以适应由长期分裂到统一政权的政治需要。
但是，杨坚的上述一系列政治措施，并未能全部解决问题。特别是江南地区，由于长期的南北分裂局面而造成的种种此疆彼域之分，使的江南与中原的政权有一种格格不入的感觉。因此，平陈之后不久，就爆发了大规模的江南叛乱，而后在杨广即位之始江南的一些心怀不轨的人怂恿汉王杨谅叛乱。虽然叛乱都在最后被扑灭，但说明统一的隋王朝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对江南地区的控制，这便是杨广在迁都诏令中所说的：“况复南服遐院”的政治形势。
还有一个情况，当初汉王扬谅在并州起兵，与杨广争夺帝位。而汉王谅据以反叛的地区，恰恰又是东魏，北齐政权长期统治的地区，各种矛盾，都可能同时诱发。叛乱发生时，由于长安“关河悬远”，等消息传到的时候，兵乱已经发生了近一个月，给山东地区造成了巨大的破坏。所以，杨广在迁都诏书中所说：“今者汉王谅悖逆，毒被山东，遂使州县或沦非所。此由关河悬远，兵不赴急”等语，就是指长安对山东等地鞭长莫及的无奈。
而迁都到处于南北结合点上的洛阳，就可以一举调整帝国的政治重心，极大地加强帝国对南方和山东潜在反叛势力的控制，大幅提升隋帝国的国家安全系数。因而有迁都洛阳，以加强对江南、山东地区统治的必要性。从这一角度着眼，可以知道杨广之迁都洛阳是出于政治、军事上的考虑。
最后，从洛阳整个地理形势来论，北枕黄河，隔河遥峙太行、王屋等山，紧临洛阳城北面，有蜿蜒的邙山为天然屏障；南有伊阙，石壁高峻，中流伊水，再南遥峙熊耳、少室诸山，形势天成；西有淆，函之险，东扼虎牢、黑石等雄关，这些天然的防御对于一个帝都来说有着很重要的军事作用。还有洛阳自古被称为“天下之中”，如果从黄河、长江两大流域来说，从这里出发，北通燕、并，西走关、陇，东达海、岱，南至江淮，距离大体相等。在交通不发达的古代，建都于地位适中的洛阳，确有各地向中央输送租赋时方便之处，杨广迁都诏令中所说的“贡赋等”，确非虚语。实则，凡是建都洛阳的统治者，都早已认识到洛阳“居天下之中央”，具有“职贡均等”的优点，并非杨广一人主观臆断。因此，杨广迁都洛阳，确是一个“控以三河，固以四塞”的形势要地，无怪乎他会发出”“古何因不都于此”的感叹！
综合所述，可知杨广在迁都诏书中所说关于洛阳的地理特征、经济状况及政治、军事形势等语，无一不符合当时实况。当然还有是杨广在诏书中没有提及的原因，例如杨广一朝他始终在改变“关中本位”的长期北方政权的治国理念，而长安是关中势力的根基之地，杨广通过把帝都迁出关陇势力强大的长安有消弱他们的势力的深层考虑。
因此，杨广的迁都洛阳，确是根据这些情况，经过深思熟虑后作出的决定，绝不是出于荒淫逸乐的私欲。所以，当他迁都之初，还有“今所营构，务从节俭”的打算。至于他后来在营建洛阳过程中的过分追求壮丽，和醉心于奢侈豪华，固然有他内在的主观因素，但也与宇文恺，阎毗，裴蕴，何稠之辈的曲意逢迎有关。
杨广的营建东都洛阳的诏书下达之后，大隋朝廷就开始为正式的开工做一系列必要的准备。而属于仁寿年号的604年的最后一点时间也在大家匆忙的脚步下悄然溜走，仁寿年的结束意味着一个新的纪元的诞生，这也意味着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
洛阳地处伊、洛平原，那里土地肥沃，早有千金曷等水利工程的修建，农产品足以自给；何况还有河北的黎阳仓，粮食可以直运洛阳；杨坚时又修建了河阳仓，更储备了大量粮食；开皇七年(587)命梁睿修建之梁公堰，更有利这里的运输
还有洛阳的水路交通来说，东依黄河而达于海；北溯沁水而上可达怀州一带；东南方面，早在汉平帝永平年间，王景治河汴，曾开凿苌荡渠等，只要稍加修治，就可与泗、淮相连；洛阳周围，又有伊、洛、躔、涧诸水，像蜘蛛网般地交织于洛阳北、南、东、三面。因此，在杨广开通南北的大运河之前，洛阳的水路交通就已经很方便。至于陆路交通，由洛阳向北于孟津渡河，可以直通并州，东北达于燕蓟；由洛阳向南可以南下荆、襄；西南过武关而入汉中，东有陆路直达郑、汴，故而杨广才会说洛阳是一个“水陆通”的好地方。所以如果需要大规模的粮食的话，就可以从大隋帝国的任意一个地方比如盛产粮食的江南通过方便的交通路线大规模的运进去，这也是为什么杨坚一朝在长安苦于能运进的粮食不足而不得不频频就食富足洛阳的原因。
如果是仅仅考虑解决作为帝都的粮食问题，洛阳就不是迁都的最好选择。而杨广却选择了洛阳，这当然是还有出于其他的考虑，这在他的诏书中就有言明。
自北周灭北齐以后，对于长期以来在东魏、北齐政统治下的关东，河北地区、无疑有加强控制的必要。所以，在北周刚刚统一北中国之初，都于长安的北周，为了达到以僻处西隅的关中统治整个北部中国的目的，首先曾加强以关中为核心的军事力量，确立关中的军事优势，企图以“内重外轻”之势，驾临四方。其次是改变北齐的政治中心相州、邺城的地位，迁相州六府于洛阳，并改洛州为东京，用洛阳作为控制山东、河北地区的军事重镇。杨广在迁都诏书中的尚书令，其中的河南道行台省，“兼洛州刺使，领关东兵。”开皇三年（583），虽废河南道行台，仍“以洛州刺使领总监”。到了开皇六年（586）五月，杨坚又命太子杨勇亲自镇守洛阳；同年十月，又另设一个行台省于山南道的襄州，把秦王杨俊从洛阳调到这里为行台省尚书令。开皇八年（588）十月，为了做好伐南陈准备，又增设淮南道行台于寿春，以晋王杨广为行台省尚书令。平陈之后，寿春的行台省改为扬州总管，镇于广陵，先后以秦王、晋王主之，总领江淮“四十四州诸军事”。这一切措施，都反映出杨坚是何等希望加强对关东、河北、江淮地区的统治，以适应由长期分裂到统一政权的政治需要。
但是，杨坚的上述一系列政治措施，并未能全部解决问题。特别是江南地区，由于长期的南北分裂局面而造成的种种此疆彼域之分，使的江南与中原的政权有一种格格不入的感觉。因此，平陈之后不久，就爆发了大规模的江南叛乱，而后在杨广即位之始江南的一些心怀不轨的人怂恿汉王杨谅叛乱。虽然叛乱都在最后被扑灭，但说明统一的隋王朝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对江南地区的控制，这便是杨广在迁都诏令中所说的：“况复南服遐院”的政治形势。
还有一个情况，当初汉王扬谅在并州起兵，与杨广争夺帝位。而汉王谅据以反叛的地区，恰恰又是东魏，北齐政权长期统治的地区，各种矛盾，都可能同时诱发。叛乱发生时，由于长安“关河悬远”，等消息传到的时候，兵乱已经发生了近一个月，给山东地区造成了巨大的破坏。所以，杨广在迁都诏书中所说：“今者汉王谅悖逆，毒被山东，遂使州县或沦非所。此由关河悬远，兵不赴急”等语，就是指长安对山东等地鞭长莫及的无奈。
而迁都到处于南北结合点上的洛阳，就可以一举调整帝国的政治重心，极大地加强帝国对南方和山东潜在反叛势力的控制，大幅提升隋帝国的国家安全系数。因而有迁都洛阳，以加强对江南、山东地区统治的必要性。从这一角度着眼，可以知道杨广之迁都洛阳是出于政治、军事上的考虑。
最后，从洛阳整个地理形势来论，北枕黄河，隔河遥峙太行、王屋等山，紧临洛阳城北面，有蜿蜒的邙山为天然屏障；南有伊阙，石壁高峻，中流伊水，再南遥峙熊耳、少室诸山，形势天成；西有淆，函之险，东扼虎牢、黑石等雄关，这些天然的防御对于一个帝都来说有着很重要的军事作用。还有洛阳自古被称为“天下之中”，如果从黄河、长江两大流域来说，从这里出发，北通燕、并，西走关、陇，东达海、岱，南至江淮，距离大体相等。在交通不发达的古代，建都于地位适中的洛阳，确有各地向中央输送租赋时方便之处，杨广迁都诏令中所说的“贡赋等”，确非虚语。实则，凡是建都洛阳的统治者，都早已认识到洛阳“居天下之中央”，具有“职贡均等”的优点，并非杨广一人主观臆断。因此，杨广迁都洛阳，确是一个“控以三河，固以四塞”的形势要地，无怪乎他会发出”“古何因不都于此”的感叹！
综合所述，可知杨广在迁都诏书中所说关于洛阳的地理特征、经济状况及政治、军事形势等语，无一不符合当时实况。当然还有是杨广在诏书中没有提及的原因，例如杨广一朝他始终在改变“关中本位”的长期北方政权的治国理念，而长安是关中势力的根基之地，杨广通过把帝都迁出关陇势力强大的长安有消弱他们的势力的深层考虑。
因此，杨广的迁都洛阳，确是根据这些情况，经过深思熟虑后作出的决定，绝不是出于荒淫逸乐的私欲。所以，当他迁都之初，还有“今所营构，务从节俭”的打算。至于他后来在营建洛阳过程中的过分追求壮丽，和醉心于奢侈豪华，固然有他内在的主观因素，但也与宇文恺，阎毗，裴蕴，何稠之辈的曲意逢迎有关。
杨广的营建东都洛阳的诏书下达之后，大隋朝廷就开始为正式的开工做一系列必要的准备。而属于仁寿年号的604年的最后一点时间也在大家匆忙的脚步下悄然溜走，仁寿年的结束意味着一个新的纪元的诞生，这也意味着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